未分类

　　中国人最伟大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 　　 　　陈丹青：国学要热就热，可以“养”很多官员嘛。就像钱文忠说中国国学基础很差，开那么多孔子学院，他想不通老师从哪儿来，想的太天真，一成立孔子学院，院长、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就都有饭吃了？！中国最要紧就是混饭吃，大家都有口饭吃，管它什么文化。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现在商业突然开始利用文化？ 　　 　　陈丹青：人太多，该利用的都利用过了，忽然想起来把文化忘了，干脆来弄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机会主义文化。活着一天是一天，逮着一件事是一件事，中国人是不讲原则的。这是中国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最好的地方。 　　 　　凤凰网文化：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吗？ 　　 　　陈丹青：是没有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倒它，如果翻翻历史发现有用，又会再拿出来，中国人不讲原则，不像欧洲人按照一个哲学系统、思想系统来处理国家的事和私人的事，照胡兰成的说法叫“无故一本正经”，永远在问“我们从哪儿来、我是谁，我们往哪儿去，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中国人不管这些，一会儿很怂、一会儿很猖狂，但是他总能过自己那关。 　　 　　凤凰网文化：像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1942》，写河南大灾荒时，人们卖国求荣也要活下去？ 　　 　　陈丹青：对！我觉得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史，远的读不懂算了，近代史多读。虽然近代史以前被掩盖很多，但现在慢慢在拼凑、还原，很多史书已经出来了，像张鸣写辛亥革命的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里头还是有很多实情的，你们自己去判断这10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很有文化。 　　 　　城市乡村化PK乡村城市化：中国用60年毁掉5000年文化 　　 　　凤凰网文化：你之前说过，“人口流动已经让上海的气质改变了”，这种人口流动也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吗？ 　　 　　陈丹青：不仅上海改变了，到处都是一样。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到1979年，就是我们这些城市人都给送到农村去做农民，“城市乡村化”很成功的做到了，我做了8年的农民；1979年到现在，“乡村城市化”，农村人往城里跑，变得城不城、乡不乡，没有像先进国家那样的大都市，也没有先进国家那样纯粹的农村区域，就这样混在一起过。 　　 　　凤凰网文化：“城市乡村化”会不会破坏程度小一些？ 　　 　　陈丹青：都破坏得很大。那个时候农村被改变得很厉害，农村地主被枪毙掉或者管制起来，地主的孩子都找不到老婆。农村破坏是从土改就开始。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断了一段时间，然后人民公社后来弄不下去，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农村慢慢富裕，现在又开始盘剥农村、占用土地，农村跟官方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就这样，农村被掏空，完全被掏空了。现在的农村根本不是农村，只是暂时还没有变成城市的一片区域，有人在那活着，那也不叫农民。 　　 　　凤凰网文化：文革破坏和现在经济开发，哪一种对文化破坏更严重？ 　　 　　陈丹青：都很严重，没钱的破坏是一种严重，有钱的破坏也是一种严重。山西平遥的城墙之所以保护下来，是因为没有钱拆城墙，结果留下一道城墙，当时全国的城墙基本全拆了。比如北京，六七十年代的城市环境比现在有意思多了，那真是一座古城，现在哪叫什么古城啊？也不是现代都市也不是古城，隔开几块地方，有个紫禁城、有个故宫，其他地方全是高速公路、大楼–很奇怪的城市。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故乡、对于传统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恋和追溯欲，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兴起了“寻根文学”，而另一方面，又把传统破坏得相当厉害，比如文革或者拆迁？ 　　 　　陈丹青：说怀念是以前，现在已经不在乎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你去问问民工，民工还在乎什么家乡？哪儿能打工就行。现在家乡概念慢慢淡薄，拆迁拆得很多家乡都消逝了。中国人最伟大就在这里，寻什么根啊？活下去最要紧。 　　 　　这就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另一面，我从胡兰成和一些零碎的文人书中读到，中国人很大气，毁了就毁了，摔了就摔了，忘了就忘了，他承受得起。中国人永远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排斥新鲜事物，看看麦当劳和星巴克的生意，经常比中国人自己开的餐馆要好。这可能跟中国长期被异族统治有关系，唐、元、清，中国人跟异治文明相处时又跟其他民族不一样，会付出很大代价，会死很多人，但是高高兴兴继续吃继续喝，活着就好，保国保种就好。 　　 　　我们一直活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后果里 　　 　　凤凰网文化：中国人破坏传统文化的症结在哪儿？ 　　 　　陈丹青：症结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激进主义。国门打开，跟西方人一打，失败了；往外一看，落后了？就着急。我们的文明本来很稳定。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没有变，到19世纪末一看，不得了！赶紧抄！开始破坏传统。 　　 　　凤凰网文化：你反复提起五四时期的人物和精神，你很喜欢那个时代？ 　　 　　陈丹青：也不是喜欢。这一切是从五四闹起来的，他们也做了很多错的、过激的事，“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核心：着急走极端、浪漫主义。我们都活在后果里。 　　 　　凤凰网文化：今年恰逢鲁迅诞辰130周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我4月份在周海婴先生的追悼会上采访过萧红和萧军的女婿王建中，他说他们正在策划纪念，他们不怕“沉渣的泛起”。你也写《笑谈大先生》纪念鲁迅，你觉得当代需要召唤鲁迅精神吗？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需要现代人学习吗？ 　　 　　陈丹青：乖一点吧！鲁迅是很不听话的一个人，五四那一代精英：陈独秀、鲁迅、周氏兄弟都是山村地主的孩子，十九世纪的八零后。今天弄不起来“五·四”那样的运动了，今天的精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转移到城市来，根本上是因为一个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草根文化的文脉全部被切断，一个两三千年文化摇篮就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不要召唤，也召唤不起来，大家还要混饭吃呢。反抗的时代、革命的时代都已过去，现在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比较有文化就很好，穿的像样一点、讲话文明一点就很好，洗洗脚、按按摩、喝喝茶，多生活。你一回家就有传统文化嘛，爹妈管着你、三姑六婆管着你。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中国文化更多。 　　 　　教育需剔除党文化 世界应倾听年轻人 　　 　　凤凰网文化：你觉得在急促追赶经济发展潮流的文化激进主义下，当下的人们应该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来，尽量挽留一些纯粹的文化呢？ 　　 　　陈丹青：光开会没有用，光呼吁也没有用，我觉得就是别管文化这一摊，让老百姓自己办，自己玩。管好国防，管一些大的工业、航天就行了，但是60年来它从来没有停止过管制，什么事情都在抓，好事是它在抓，坏了也是它抓，这也是一种文化–党文化。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我们活了这么大年纪才明白这是一个党文化，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 　　 　　凤凰网文化：这也是你现在渐渐离开媒体的原因吗？ 　　 　　陈丹青：对呀，我不想说套话，就没什么话了。我巴望最好早日完全离开媒体。而且我们这些50后的年头不是很多了，总是被请来请去，而那些年轻人在想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他们在乎什么，其实我蛮想知道的，应该给机会让他们发出声音。 　　 　　但是我比较沮丧的还有教育，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权力教育”。因为之前在清华教书，多少还要跟80后、90后沟通，他们都非常可爱，外形上跟我在纽约见到的ABC孩子相差不大，那股单纯气息也很接近，可是一开口一交流，讲的全是“国务院语言”，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我想起来蛮沮丧的。 　　 　　凤凰网文化：你以后的规划是怎样的？ 　　 　　陈丹青：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攒几个小钱，在每年拍卖上买一些世界的老影集，说起来也挺难受的，买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影集。日本人打这场战争非常认真的，他一个阶段战事告一段落的时候，立刻会有精美影集出来给全国人民看。我在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了中国原来的城市，从日军的炮和军队的后面看到了完整的城墙。 　　 　　我很想跟人交流这个。其余的，到了我这个年龄，马上60岁，能活着、不生病就很高兴，还规划什么？我被人规划、被你们规划；我走了，又被另外的人规划。就是用来用去的。 　　 　　 　　 　　 　　 　　 —白衬衫 　　 　　 　　 　　

　　北京理工大学司法研究所 　　 　　 　　　　《大案》项目组 　　 　　　　组织知名学者及律师评选 　　 　　　　关注大案，推动法治 　　 　　　　@大案CASE http：//weibo.com/bigcases 　　 　　　　@大案 http：//t.qq.com/bigcases 　　 　　　　案情简介：汪婧 撰写 　　 　　　　推荐理由：徐昕 撰写 　　 　　　　1、任建宇案 　　 　　 　　　　【案情简介】 　　 　　　　任建宇，大学毕业后获重庆市选派担任大学生“村官”，后被录用为公务员。重庆市公安局以他在“QQ空间，腾讯微博上关注、浏览、复制、粘贴、转帖、发帖等方式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100多条”，处以劳教两年。2012年8月，任建宇在其父代理下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20日，法院公开宣判因任建宇起诉超过法定期间，裁定驳回其起诉。11月29日，任建宇上诉，要求法院认定劳教决定违法，12月28日，二审上诉开庭并当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新闻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gundong/detail_2012_10/13/18222241_0.shtml 　　 　　　　【推荐理由】 　　 　　　　任建宇案反映了废除劳教制度的迫切性，如同当年的孙志刚案，直接推动司法制度的改革。此案也反映了公民言论自由缺乏保障的现实，表明网络时代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一定程度有利于拓展公民言论自由的空间。 　　 　　　　2012年，以任建宇、彭洪、谢苏明、黄成城、戴月权、方洪为代表的重庆系列劳教案，以及“上访妈妈”唐慧案、80岁老兵刘春山案等案件的曝光，激发了新一轮更广泛彻底的废除劳教的呼声。不懈的努力终在2013年伊始初见成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积极推进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并要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前，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这意味着劳教制度即将成为历史。期待《违法行为矫治法》早日出台，这将正式标志着劳教制度的废除。 　　 　　　　【专家点评】 　　 　　　　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任建宇案是2012年继上访妈妈唐慧案之后又一个展示劳教制度之恶的案例，这些案例连同重庆的一坨屎案、茉莉花茶案等，把学界呼吁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终于推到了风口浪尖。确实，像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人治的自留地，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说到文字狱，似乎那早已是扫进历史垃圾堆中的封建糟粕了。但任建宇等案件表明，虽然在宪法上我们已经确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落实，至少不至于因行使宪法权利反而落得个被劳改、劳教的命运，依然需要各方面努力，否则，就会出现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尴尬：一方面在批判历史，另一方面历史却正在现实中发生！ 　　 　　　　2、王立军案 　　 　　 　　　　【案情简介】 　　 　　　　2012年2月6日至7日，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2月8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王立军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9月5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王立军提起公诉。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并受贿305万，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新闻链接】http：//news.sina.com.cn/z/wanglijun/ 　　 　　　　【推荐理由】 　　 　　　　王立军、薄熙来是重庆“大戏”的主角。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是2012年最具戏剧性和影响性的政治法律事件，牵扯出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薄熙来案等一系列后续事件，高潮不断，长时期内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成为终结“重庆模式”的导火索。 　　 　　　　王立军是重庆打黑的直接执行者。王立军案表明以破坏法治、大规模侵犯人权为手段的重庆“打黑”模式的终结，从而证明在法治的道路上没有回头路可走。反思王立军案，即反思法治，重申依法治国。 　　 　　　　【专家点评】 　　 　　　　林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 　　 　　　　2012年，凡是对于中国法律进步略有兴趣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讨论到王立军案件。这就像一刻耀眼的星星在转瞬之间就在高空中以一种令人目瞪口呆、无法想象的方式坠落，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戏剧感远远超过了缓慢演化所能给人们带来的思考。王立军案件本身的案情及其所指控的罪名，其实已经无关紧要，这一案件其实仅仅就是一个小小的石子，令人浮想联翩的是围绕这一案件而产生的涟漪。宽泛地讲，最近的任建宇案、官员视频免职案乃至即将开审的其他案件等等，都是这一石子所惊起的波澜。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试想，如果没有这颗小小的石子，这些案件有可能浮出水面吗？还有更多的案件隐藏在更深的水底吗？无论答案是肯定亦或否定，都值得我们深刻地思考这一案件。 　　 　　　　故事的这种眼花缭乱的发展，挑战了了普通百姓对政府官员基本政治素养的信任，挑战了普通民众对日常政治管理的信任，因此，对于未来的管理者而言，成为问题的并不仅仅在于处理王立军案乃止其他案件，根本上在于如何重建甚至强化普通民众对于一个地方政府的管理的信任和信心，如何直面人们的迷惑甚至无所适从。 　　 　　　　而在司法层面上，我所关心的是，一个地方的司法机构，在面对这样一种“强人政治”时，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他们究竟是如何面对、如何化解或者迎合甚至强化了这样一种压力，法的意识和理念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运作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司法系统及其工作人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们对法治所企盼的，对以个人好恶喜怒、个人的政治企图为导向的人治予以抵御，从而保护政府管理的正当顺畅，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的作用？司法的抗压性究竟有多强，法所代表的正义的力量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得到实现？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首要并且也是最重要的是了解当时在这个城市所经历的真实司法运作。发生在这个城市的，也必定可能会发生在另一个城市，对于它的样本分析，会帮助我们在将来更加谨慎地面对这一挑战。 　　 　　　　3、吴英案 　　 　　 　　　　【案情简介】 　　 　　　　吴英，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3月16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依法逮捕。2009年12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其死刑。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发回浙江高院重审。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新闻链接】http：//news.cnfol.com/120522/101，1596，12421118，00.shtml 　　 　　　　【推荐理由】 　　 　　　　吴英判死，民意汹涌。但该案的意义不仅在于“刀下留人”，更涉及民间金融、死刑政策、民意与司法等制度问题。 　　 　　　　吴英借款实因民间企业融资困难，被逼高息举债。此案表明，应打破国有金融垄断，民间金融合法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世界近150个国家或地区废除或暂停适用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已属少数。财产犯罪不适用死刑，已成世界普遍的共识。长远而言，中国应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国情和民众的接受度。财产犯罪应首先废除死刑，贪腐领域可暂且保留。当下，应进一步减少死刑罪名，集资诈骗罪应尽快取消死刑，并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司法政策，可杀可不杀者一律不杀，严格限制死刑适用。 　　 　　　　有人担心，民意影响司法。民意通常无法直接影响司法。在当下中国，其影响逻辑通常为：民意影响领导，领导指示司法，司法改变结果。近年来，许多重大案件在舆论的影响下导向了公正的判决，也有案件受舆论的不当影响。但只要司法坚持独立、公正审判，完全可以免受不当的影响。而从实证角度来看，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有助于实现公正。因此，既需警惕民意暴力，更需透过民意制衡滥权。问题的根源在于司法公正、公信、独立和权威不足，而不应恐惧和批评民意。法治社会，司法当独立于民意。但在司法公正尚不能得以充分保障的今天，在诸如吴英被判死刑之类的紧迫情形中，法院回应民意，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专家点评】 　　 　　　　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治论坛》副主编） 　　 　　　　吴英案堪称“大案”，不仅因为此案关联司法与公正、司法与金融、司法与社会、司法与死刑、司法与传媒，也在于此事件还关联了个案与年轻女性、个案与舆论运作、个案与舆情应对等等。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何近年陆续发生的丽水杜益敏案（集资诈骗7亿元）、温州高秋荷、郑存芬案（集资诈骗1亿多元）、台州王菊凤案（非法集资4.7亿元）等等，都没有产生象吴英案这样的舆论热度。而上述案件中的主犯均被判处死刑。以此观察，“吴英”并不是一个人，吴英案只是压抑了太久的社会情绪的导火索。与其说媒体和学界的呼吁是在为吴英的“免死”而奔忙，倒不如说这是公共舆论在为推动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而努力。 　　 　　　　从大众心理上解释，一个美丽、年轻的小姑娘，从一掷千金的亿万富姐坠入死囚的深渊，比一个因同样罪名被判死刑的老太太（类似案件的主犯在吴英案之前多为中老年妇女），要更容易获得同情。当然，吴英本身有故事，其家属和律师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些都是推动吴英案从个案成为公共事件的内在因素。 　　 　　　　在最高法院发回重审后，吴英最终被浙江省高级法院改判死缓。此案看似尘埃落定，但关于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泾渭，其实仍不分明。吴英案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它加速了民间金融的改革步伐，并催生出了一个具体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种被动的改革虽然迟到，但对于平息“吴英案”的舆情风波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只是公众不希望改革总是被“捅一捅”，才“动一动”。不论是民间金融的破局，还是司法改革的深化，都应有持续性，并坚持明确和正确的方向。未来应该还会有更多的“吴英”，但没有人希望看到更多的“吴英案”。 　　 　　　　4、陕西安康冯建梅“大月份”引产行政处罚案，计划生育 　　 　　 　　　　【案情简介】 　　 　　　　陕西邓吉元与冯建梅夫妇于2007年1月生育第一个女儿。2012年3月，镇坪县曾家镇计生服务站发现冯建梅二次怀孕，要求她迁移户口、补办二孩生育证，但冯一直未办并准备外出生育。6月2日，冯建梅被强行送往县医院实施终止妊娠手术。6月4日，冯建梅亲属将死胎从产房拿到病房拍照，之后将照片上传网络，引发社会热议。6月26日，陕西省安康市通报对镇坪县妇女冯建梅大月份引产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认定其为一起强行实施大月份引产的违规责任事件，3名涉案官员被停职。 　　 　　　　【新闻链接】http：//news.sina.com.cn/s/2012-06-12/194024580248.shtml 　　 　　　　【推荐理由】 　　 　　　　“大月份”引产几乎相当于杀人，此案是自媒体时代以来首起获得最广泛关注的计划生育违法案例。罔顾公民人权，不仅令所谓的国策难堪，更让宪法和法律蒙羞。此案使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再次得到清晰地展示，并导致无数民众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已经到了彻底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了！ 　　 　　　　【专家点评】 　　 　　　　王四新（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冯建梅案是无视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而酿成的惨剧。生育权是生育者享有的基本人权，也是即将出生的婴儿享有的基本权利，地方政府及受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国家机关，应当以促进和保护公民更好地、更充分地行使和享有这些基本人权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成为政府工作的最高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 　　 　　　　但在冯建梅案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即个别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某个目标，或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忘记了政府的最高责任是促进和保护基本人权，反而用肆意侵害和剥夺公民基本人权的方式，来追求其他不可告人的目标。 　　 　　　　冯建梅案也再次提请大家注意，如果所谓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追求政绩的需要能够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能够凌驾于宪法性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上，无论任何政策，都可能在实施的过程中，走向它的反而，即不是用来促进和保障基本人权，而可能变成践踏基本人权的工具。 　　 　　　　5、吴春霞“被精神病”案 　　 　　 　　　　【案情简介】 　　 　　　　河南农妇吴春霞因“家务和村务纠纷”上访，2008年7月在周口市小桥办事处以及嫂子王霞陪同下，被强行送入位于新乡市建设路中段的河南省精神病院，“治疗”132天后获准出院。2009年12月，吴春霞提起侵权之诉，2010年3月一审胜诉。2012年6月，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小桥办事处及河南省精神病医院侵犯吴春霞人格权和身体健康权，共同赔偿超过14万元。 　　 　　　　【新闻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830/022712994011.shtml 　　 　　　　【推荐理由】 　　 　　　　因为“维稳”，公民“被精神病”的案件屡见不鲜，公权力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本案被称为遏制“被精神病”的第一案。一方面，此案有助于改变精神医学界长期以来对监护人制度的错误理解，对今后法院处理类似案件具有指导性意义。此案胜诉使许多“被精神病者”大受鼓舞，2012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4位精神病非自愿收治幸存者将本案判决书寄给全国500家法院和精神病院，呼吁他们借鉴此案。2012年《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更是从法律层面严格限制对公民精神病诊断的条件。公民的精神是否正常，应由医疗专业机构及时做出评判，而不能由公权力随心所欲地“被精神病”。另一方面，此案揭露了“维稳”政策之恶，有助于汇聚合力，促使该政策的最终取消。 　　 　　　　【专家点评】 　　 　　　　李刚（北京资略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 　　 　　　　对健康公民强制进行精神病收治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伤害身体，是侵权也是犯罪，类似案件是“维稳”中国的特色。本案两级法院驳回申请追加送治当事人的公安机关，让为虎作伥的医院承担民事责任，刑罚又缺席，实为遗憾。司法第一次宣告医院的法律责任具有警示效应，金钱代价也足以让医院肉疼，有限的正义给了公民不被精神病的希望。 　　 　　　　6、陈平福案 　　 　　 　　　　【案情简介】 　　 　　　　2007年7月至2012年3月，兰州失业人员陈平福在多家网站，用博客或微博发表、转载34篇文章，诉说其为了偿还患病欠下重债和给读大学的儿子筹集生活费，在街头拉小提琴卖艺乞讨时受到行政人员欺凌的经历。2012年6月27日，陈平福被皋兰县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监视居住，9月4日被提起公诉。律师作无罪辩护，主张其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12月13日，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提交撤回起诉决定书。12月14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准许检察机关撤回对陈平福的起诉。 　　 　　　　【新闻链接】http：//news.qq.com/a/20121218/000050.htm 　　 　　　　【推荐理由】 　　 　　　　“因言获罪”的案件比比皆是，陈平福案及重庆系列“因言获罪”劳教案皆相当典型。但陈平福案的特点是当地正式追诉陈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律师及广大网民的努力下，检察机关最终撤诉。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陈平福案通过司法程序，从某种程度上确认了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公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故而本案具有一定的“宪法”意义。 　　 　　　　【专家点评】 　　 　　　　毛立新（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博士） 　　 　　　　陈平福在博客或微博上发表和转载的内容，主要是基于其自身经历和个人思考，表达对社会不公、人生际遇的不满，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向往，以及对一些不公平、不公正问题和腐败问题的批评。总体而言，他行使的是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利，虽有激愤之辞，但并未逾越法律的界限。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必须是主观上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而陈平福在网上发表文章的目的，仅是为了表达“对现状不满，发泄心中的不快”，客观上没有“造谣、诽谤”，因而并不构成犯罪。 　　 　　　　一个失业教师，因为在网上发表不满和批评意见，就差点被追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确实值得深思。此前的重庆“村官”任建宇，也是因为转发了一些所谓负面消息，先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检方认为任不构成犯罪，转被警方施以劳教。虽然重庆法院最终驳回了任建宇对其劳教违法的起诉，但法院亦指出：“即使面对公民的过激不当言论，公权机关也应给予合理宽容。” 　　 　　　　类似案件频发，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和执法、司法机关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缺乏必要认识，对公民的批评或过激言论缺乏宽容，也混淆了合法与违法的界限。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这些宪法性权利，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也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利器。希望通过陈平福、任建宇等案件，能够普及一个宪法常识：政府不是凌驾于公民之上的组织机构，而是接受公民监督并且为公民提供服务的国家组织。接受并容忍公民的监督批评，是政府及官员的的法定义务，即使这些批评未必完全准确。 　　 　　　　7、黎庆洪案 　　 　　 　　　　【案情简介】 　　 　　　　黎庆洪，原贵州腾龙宏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贵阳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贵州省第十届政协委员。2008年9月10日，黎庆洪被贵阳市公安局以涉嫌赌博罪刑事拘留。10月10日被逮捕。2010年3月25 日，贵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黎庆洪案，认定其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五项罪名成立，判处黎庆洪有期徒刑19年，并处罚金30万元。7月12 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在公诉人不断增加涉案被告人数及控告罪名的情况下，此案却降格至由贵阳市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理。2012年1月9日，案件在区法院开庭审理。经过长达半年的休庭后，分别于2012年7月23日、9月19日，法院作出一审、二审判决，黎庆洪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新闻链接】http：//news.qq.com/a/20120111/001622.htm 　　 　　　　【推荐理由】 　　 　　　　以该案为代表的贵阳小河系列案件，因律师界组团参与、坚韧不拔的辩护努力而备受关注。一年半前，李庄案第二季引发了正义的触底反弹，许许多多的法律人自发地发声，日益分裂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特别是律师群体开始凝聚。随后的北海律师案，“律师团”开始形成，贵阳小河系列案件中“律师团”得以充分体现。但问题随之出现，司法机关认为“律师团”是麻烦制造者，是在“闹庭”，从而“合力”对付，甚至影响到最高法院出台的法庭纪律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对未经许可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的，审判长可以决定暂扣存储介质或者相关设备；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被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拘留的，法院应当通报司法行政机关，并可建议依法给予相应处罚。出于维护法庭尊严与秩序的考虑，该禁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实践中难以得到完全遵守。一方面，在司法公正公开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尤其在某些很可能产生冤屈的案件中，律师仍会在庭审前后发布信息，以期引起关注。另一方面，从目前看来，禁令可以限制庭审期间通过微博等方式直播，却很难限制庭审前后的信息传播；直播的禁令可约束律师，却难以约束旁听者，甚至也不太容易限制当事人传递庭审信息。“打铁还要自身硬”，法庭要真正获得尊重，根本在于实现司法公正。 　　 　　　　进而，此案再次提出律师权保障的问题。法治中国，需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合力，分崩离析只能带来法之不昌。保障律师权即保障公民权。无数事实表明，在律师权利无法获得保障的社会，公民权利往往被恣意侵犯，人人自危。一个官方视律师为敌的国家决非法治国家，一个律师地位低下的社会决非法治社会。律师是法治之友，而非法治的敌人。律师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中国法治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尺，律师权利保障应上升到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来理解。保障律师权即保卫法治。 　　 　　　　【专家点评】 　　 　　　　徐灿（北京德勤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律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该案因律师团集体参与的形式而与前年的北海案一样倍受社会关注，不惟如此，律师团身后据说还有专家团，因此，辩方群体的高素质促使最高院关于刑事案件证据的两个规定以及此前的关于量刑的指导意见因辩护律师的坚持而在本案再次一丝不苟得到了操演。然而，程序的正当难挽实体的颓败，纵有许多全国刑辩名律的集体参与，本案结果却无奈何花落去。再次证明律师在司法机关已“桃园三结义”的格局下确实难有大的作为。亦再次证明没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的引领，正当程序在相关机构认认真真地走过场的应对下亦无济于公正之事。相反，众辩护人因为坚持对自己权利和职业荣誉的守望，反而被冠以“闹庭律师”的“美名”，差一点被大理寺拟定“店规”动用“家法”予以停业的处理。 　　 　　　　另外，本案在高院发回重审后，管辖级别不升反降，直至享受降到最基层法院的待遇，则说明越是影响性诉讼，有司越是要矮化之，以示对法律人和媒体人的拔高其社会意义和价值的轻蔑！这在各地法院似乎已成为一种审判实务经验，其副产品或作用在于：还可以确保相关案件二审乃到申诉皆不出省界，一切皆可在俺这一亩三分地搞定。 　　 　　　　同时，本案据传大理寺及抚台提刑衙门对本案之庭审过程有派员垂帘听政之动作，如此则带来学界对两审终审审级监督之制度损坏之忧虑，司法独立之呼声不绝入耳。 　　 　　　　综上，如此多的戏剧冲突，导致本案无疑应当列入当年的影响性诉讼个案。 　　 　　　　然而，本案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无可讳言，最大的影响当是不懂法的老百姓因本案在当下中国司法环境下毫无悬念的结果，得出“全国（京城）名律’小河’翻船，斗不过边远地区基层法官”的简单结论，他们并将与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一起完成“律师无用论”的合唱。如是，则惟愿在当地司法机关因此结果额手相庆之时，高层有识之士明了这其中的危机，因为，唱衰中国律师业本质上仍是唱衰中国宪政法治，唱衰中国强国梦！历史可以为证，此言绝非危言耸听！ 　　 　　　　退一万步说，律师纵无大用，即将在黎案尘埃落地的贵州鸣锣开堂的薄王爷大案中，当事人仍然高薪聘请了京城律师，想必薄府对自己所聘请的律师，心中并不期望是无用的。事实上，任何人一旦成为当事人，都会对律师寄予厚望，包括你我他，可见，人同此心！关键是，很多人没有远见；或者，他期望自己的律师是有用的，但是律师整体最好不要让它有用，因为，这是一个给有司心里添堵的群体。如此，此公则非眼光远近，而是是否保有起码的政治智慧的问题。 　　 　　　　8、邓明建弑母案 　　 　　 　　　　【案情简介】 　　 　　　　四川籍农民工邓明建悉心照料瘫痪的母亲长达20多年。其母长期遭受病痛煎熬，在她的苦苦央求下，邓明建买来农药帮助母亲服毒自杀。因助母“安乐死”，邓明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番禺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12年1月，番禺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最终判决邓明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新闻链接】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anlesi/detail_2012_05/31/14957441_0.shtml 　　 　　　　【推荐理由】 　　 　　　　孝子弑母，人间悲剧。该案涉及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多年来，安乐死在世界各国皆倍受争议。活着与病痛，法律与道德，生存与死亡……激烈冲突，不仅是法官面临的艰难决断，而且是人性与哲学的难题，因而不太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而即使确认特定情形下安乐死的正当性，又当如何防范以此名义的“谋杀”？ 　　 　　　　【专家点评】 　　 　　　　魏汝久（北京魏汝久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律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四籍农民工邓明建因弑母一案，被判构成故意杀人罪，判三缓四。在中国主流的伦理、法律等理念尚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下，该判决结果的确体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该案也体现出了一些涉及基本人权的法律问题。 　　 　　　　一、本案不是典型的安乐死案件。“安乐死”一词语出希腊文，意为幸福的死亡。在安乐死视为合法的荷兰、日本和美国的一些州，安乐死的实施有严格的技术规范和程序限制，可让患者在数秒钟内无痛苦地迅速死亡。而在本案中，农民工邓明建让其母亲喝下有机磷农药，这一协助自杀的死亡过程仓促而且痛苦。这是中国农民工版本的“安乐死”。 　　 　　　　二、安乐死与社会保障制度本来无关。在荷兰、日本和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不治之症的患者可以得到较好的治疗和临终关怀，本人及其家人的经济支出和精神痛苦也大大减轻。在这样的国家许多人仍然寻求安乐死，可以说明安乐死与社会保障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有句俗语叫“贫贱夫妻百事哀。”邓明建及其母亲都属四川的农村户籍，但在广东番禺生活，人户分离；邓母因中风长期卧病在床，邓明建作为农民工收入也很微薄。他们一家人的外地户籍、微薄收入、几乎缺失的社会保障，很容易地让他们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窘境。说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了该案发生，可能有些草率；但假设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与现行国力相适应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的执政能力又完全可以忽略户籍歧视，那么该案悲剧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则是不争的事实。“好死不如赖活”，那些普通民众怎能不知道？！ 　　 　　　　三、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权利”。 　　 　　　　安乐死的合法性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不同认识和探索。从否定安乐死的合法性，到承认安乐死合法且进行严格的限制，人类对安乐死的认识走过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人可以选择死亡，可以选择在不违背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采取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是人对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再认识，是权利内容的扩张。在这一意义上，我主张中国法律应明确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 　　 　　　　死讨论亡，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因为权利的不平等，中国社会才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才发生农村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之间人为制造的鸿沟；才发生死都死不起的世间乱象。而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我们唯有为平权运动而奋斗！ 　　 　　　　9、“博警”孙健诉新浪微博监管不力案 　　 　　 　　　　【案情简介】 　　 　　　　2012年3月28日，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公共关系室“博警”孙健（@孙警官说事）就“滕州狼”事件发布系列微博，遭到部分网友带有侮辱、诽谤性的评论攻击，并进一步升级到对其家人的言词攻击。孙健在对证据进行公证并要求微博运营公司删除这些言论未得到解决后，以新浪微博“监管不力”为由提起诉讼。2012年12月20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判决孙健一审胜诉，要求微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管理方停止侵权，删除含有侮辱等相关内容的微博。 　　 　　　　【新闻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1/04/c_114233231.htm 　　 　　　　【推荐理由】 　　 　　　　微博时代，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言论自由的空间有所扩大，但随之而来出现了网友之间随意谩骂、网络服务提供者随意删帖禁言销号等问题。这些问题急需法律的规制，特别是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裁判纠纷和确立规则。前一类案件，“博警”孙健诉新浪微博监管不力案是第一例，法院裁判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删除侮辱性内容的义务。后一类案件，法院基于“维稳”政策、尊重宣传部门言论管制权等因素，不予受理，但从法理而言，法院必须受理用户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销号禁言删帖的案件，特别是销号，相当于虚拟世界的“杀人”。前一类案件的胜诉，将激励更多相关案件的出现；而倘若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案件越来越多，或有可能激发后一类案件的受理。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决定》第5条设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言论自由的裁判者，并鼓励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既然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权裁判言论是否合法、正当，就应当规定其义务、责任和救济机制，被销号禁言删帖的用户当然享受神圣不可侵犯的诉权。 　　 　　　　【专家点评】 　　 　　　　巢志雄（中山大学法学院） 　　 　　　　无诉权即无权利。法律赋予公民权利，如果缺乏程序保障，一切都是空谈。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内部传达《关于涉及互联网管理案件立案审查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各级法院对删帖、删号、关博等与互联网管理有关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并且不出具法律文书。该内部通知认为，法院的立案工作要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同时要求各级法院“接到涉及互联网管理的起诉，要立即层报报告本院，同时向当地党委、政法委报告情况”。这一规定完全逆转了《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条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将互联网管理案件一律排除在法院之外的做法令人震惊。从2009年开始，一些网民抱着堂吉诃德式的心态试图挑战最高院的专横，所有尝试均以“不予受理、不出具法律文书”收场。互联网管理公司越来越频繁地采取删帖、删号、关博等措施，而且不会被处以任何法律责任。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背后是最高人民法院，以及隐藏在幕后的“有关机关”、“有关规定”。 　　 　　　　2012年，作为官方网民的“博警”孙健诉新浪微博监管不力案却顺利得到法院救济。这一案件的顺利受理、及时判决，与网民被删帖、被删号、被关博而无从获得救济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网民们切身体悟了法律面前并不人人平等的含义。 　　 　　　　10、爱国游行伤人案 　　 　　 　　　　【案情简介】 　　 　　　　2012年9月15日，西安市爆发反日游行，日系车主李建利遭游行群众围堵，犯罪嫌疑人蔡某趁乱砸毁李建利的私家车并用利器多次重击李，致其颅骨被击穿，构成重伤。10月2日，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10月11日，李建利因西安市公安局未尽到维持游行秩序、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义务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随后，双方通过协商，李建利最终撤回起诉。 　　 　　　　【新闻链接】http：//news.qq.com/a/20120916/000012.htm 　　 　　　　【推荐理由】 　　 　　　　《宪法》虽然规定公民享受游行、示威的基本权利，但建国以来，几乎没有一起经过“合法”批准的游行、示威。此案因其重大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民游行、示威的宪法权利未得以保障的现实。同时，透过此案，我们也能看到行动背后若隐若现的“组织者”，进而理解何种情形下公民的游行、示威可能被“默许”，警察应担负何种职责。 　　 　　　　【专家点评】 　　 　　　　李轩（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秘书长） 　　 　　　　毫无疑问，去年九月因中日钓鱼岛之争引发的全国各地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得到了政府的默许甚至纵容，在这一问题上官民行动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似乎不给与“小日本“沾点边的人和物点颜色看看就不配“爱国”二字。既然披着“爱国”的外衣，一些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好像就多了一层道义上的合理性，事后的责任追究也就多了一些宽容色彩。然而，“反日” 游行示威中暴露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并不能证明我们有多么爱国；恰恰相反，它折射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反规则意识和非理性传统，甚至有点貌似文革期间“造反有理”口号下极端无政府主义的回光返照。令人十分纠结的是，全民普法虽然搞了三十多年，但一旦遇到可能法不责众的机会，很多中国百姓的表现仍然都是彻头彻尾的法盲，他人财产权甚至基本人权都成为可以肆意践踏的对象——要么做惯了“顺民”，要么突变为“暴民”，就是难以成为能够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并善于理性表达的守法公民。 　　 　　　　另一方面，一旦政府垄断了国家权力，也就有了左右民众意愿表达方式的资本。“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在游行示威方面尤其成了不二的铁律。也许某些政府官员对蔓延于全国范围的“反日”形势还沾沾自喜，但他们恰恰可能忽视了，很多“打砸抢烧”之举未必与“爱国”或者“抗日”有关，而仅仅是底层民众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而已。不把政府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而是把公民权利关在“权力的笼子里”，最终受到损害的也许不仅仅只是民众，权力体系本身的崩溃也是迟早的事。 　　 　　　　合并观察，笔者从中看到了民粹主义在异化的公权力的庇荫下茁壮成长，而非理性、反规则是两者共有的行动标志。有什么样的官，就会有什么样的民。可以想见，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中国社会永远冲不破人治的藩篱，哪怕它全身上下已经涂满了法治的釉彩。所以当务之急，不仅需要建设法治社会，更需要建设公民社会。我们不仅需要规则的外衣，更需要习惯遵守规则的内里；逐步改变思维方式，以理性判断抑制非理性冲动，变恶意规避规则为自觉践行规则，于官于民，都是法治社会的必修课，也是公民社会的奠基石。 　　 　　 　　 　　 　　 　　 —-白衬衫 　　 　　 　　

　　 　　龙应台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出席文创精品颁奖典礼 　　 　　“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用“立”把“破”做出来 　　 　　人物周刊：听说此次出任部长，挣扎得很厉害。 　　 　　龙应台：几乎所有台湾人都知道，现在所谓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这次出来，所有的朋友都很惊讶。但我现在不能去想这个问题，否则就没法进办公室了。 　　 　　人物周刊：听说在香港跟安德烈吃告别餐，眼泪滴在牛排上。 　　 　　龙应台：人生有些决定就在一霎那，本来一咬牙一闭眼，心想，“妈的，就去做吧。”这次完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儿子听到时，都呆了。我原以为他是担心我，担心我受折磨被伤害，没想到完全不是。这家伙的反应是：“你把整个房子留给我来善后啊？所有的活都得我来干？”我笑坏了。紧接着又想，母子俩在一个屋顶下的共同生活就要中止──在沙湾径25号，我们共度了7年的光阴，他已经26岁，这种缘分恐怕不会再有了。这一想不得了，眼泪就下来了。这两个儿子一冷一热，安德烈是表面冷的那一个，虽然平时他也不理我，各忙各的，但有时晚上在阳台上看海，端杯酒，会说说话。这方面，我不是很放得下。 　　 　　人物周刊：不少人在问：龙应台真的那么想当官吗？ 　　 　　龙应台：在台湾，当官几乎是受难的同义词了。那一刹那的念头其实也很简单：今年刚好60岁，如果再晚4年来找我，我肯定干不了。也就是说，如果人生还要再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儒家那种士或君子的观念？ 　　 　　龙应台：台湾70年代的大学生都有吧，包括马英九。不管价值怎么颠倒，士的那种气质和信仰是磨不掉的。不然，过这样的日子，怎么撑得下去？ 　　 　　人物周刊：你说换了位子就需要换脑袋，不怕被人抓小辫子么？ 　　 　　龙应台：如果要少惹点麻烦，我确实不该说，但这就是事实。难道现在我还能以作家的风格来处理政务么？ 　　 　　人物周刊：我理解，这个换脑袋是指思维方式要变，价值理念是不变的，对吗？ 　　 　　龙应台：对，中心价值不该变，但是你的一言一行都不能和从前一样了。换了位子，表示责任不同，责任不同，表示做事的风格、处人的态度，都必须符合那份责任之重。 　　 　　人物周刊：你认领的那套价值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份自信你有吗？ 　　 　　龙应台：80年代在写《野火集》时，整部党政机器都在告诉我，你错了。我不言语，但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尊严、庶民的权利等等，我相信不论在哪种形态的社会里都是适用的核心价值，只是落实这些价值的路线图或许不同而已。 　　 　　人物周刊：在野批评，在朝做官，破和立之间，怎样统一？ 　　 　　龙应台：最大的考验在于，当初你在野时大力喊“破”，现在你要在权力的构架里头用“立”的方式把当初的“破”给做出来。你得实践，证明你的信仰是真诚的，证明你的理想并非空头支票，证明你有实践的能力。光有“破”的理念绝对不够。官僚体制有它特定的逻辑，你得顺着那个逻辑走，才能做事。把握权力的分际是另一个挑战，很多堕落都从无法把握这一分际开始。做官的人要慎权，对手上的权力必须有如履薄冰、如芒在背的自觉。 　　 　　人物周刊：怎样处理个人性情的部分？比方讲，文人常有的那种灵感和兴之所致？ 　　 　　龙应台：个人不得不缩小，性情不得不收敛，这又回到“不同的位子需要不同的脑袋”。当文化局长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视察一个剧院工程，刚好看到黄昏的阳光透过横七竖八的鹰架，斜斜洒在一面颓墙上，那是一排被拆一半的楼房的一部分，正要上油漆。那投影美极了，我都看呆了，回过神来马上说，不要上油漆了，快请艺术家把阳光下鹰架的影子画在墙上。我的高阶部属官员说，马上办。过了4个星期，我发现还没办，于是把承办人找来，板着脸问“为什么”。那是个大学刚毕业、十分腼腆、讲话娇滴滴的科员，她轻声说：“局长，不是您自己教我们的吗？‘公共艺术’的‘公共’，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面墙，尽管只是画上一点影子，也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个创作和互动的过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什么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她说得那么好，我的“文人的灵感和兴之所致”马上停。现在我也时时提醒自己，把握好权力的分际。 　　 　　人物周刊：这对个人来说要求蛮高的，会不会很痛苦？ 　　 　　龙应台：蛮简单的，因为背后那个价值、原则是一致的。只是检验原先你说的、写的，和现在你做的。 　　 　　 　　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 　　 　　人物周刊：从文化局到文化部，人员从一百多到两千多，这部机器你拖得动吗？还有政党轮替带来的弊端。我留意到你说“要知道地雷在哪里”，这摸雷排雷，是不是很难？ 　　 　　龙应台：难度不在于机器的大跟小，而在于它的新跟旧。13年前草创台北文化局时，我是从零开始，它很新。第一天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我自己扫地。然后我找第一个人进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慢慢才有136人。但现在创建的文化部，是把4个早就存在多年的老部会拼起来。这些部会的人有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和理念，很可能跟一个新的文化部的核心理念有蛮大差距，所以我们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内部的共识建立──这是件不容易的工程。目前的文化部，像个庞大的博士班，每天在研读、讨论、辩论、磋切。 　　 　　至于“地雷”，是个蛮大的压力，我也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政治思维、筹谋算计，本不是我擅长的。但政治里有许多是属于沟通、平衡的艺术，是不得不去做的。你必须完成那些协调、算计，才能争取到一点做事的空间。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因为要穿过满地荆棘，在地雷阵中跳芭蕾舞，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耐心和甘心吧。 　　 　　人物周刊：以我对官场有限的了解，一个人的上下常会带动一批人的上下，每位官员背后都有一队他的人。你现在有用旧部吗？ 　　 　　龙应台：官场自有一套规则，它有一个节节上升的谱系。跟对了一个人，也许一群人就腾达了。我当然是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来升官的，说好当一任，就是一任。我没有仕途，所以愿意跟我的人，大概不是为了升官而来。这回有4位当年文化局的老同志归队，跟我进了文化部。他们是跟我同进退的机要，如果明天我不干了，他们明天也就打包回家。 　　 　　人物周刊：他们为什么愿意追随你？ 　　 　　龙应台：除了理念，没有别的东西。 　　 　　人物周刊：而且在文化部工作薪水也不高。听说你的收入是在大学教书的五分之一？ 　　 　　龙应台：四分之一。原来除了在大学教书，还有版税、稿费之类。 　　 　　人物周刊：现在你处于封笔状态，是特意为之么？ 　　 　　龙应台：是。因为我觉得球员不宜兼裁判。 　　 　　人物周刊：从政和写文章，哪个更能推动社会进步？ 　　 　　龙应台：写书是细水长流，从政是剑及履及。香港的社会运动家来告诉我：他之所以会参与社会运动，是因为读了我的书。也有人告诉我：他当了港府的官，在努力推动古迹保存，是因为读了我的书。小小文章，可以带出两个实践者，力量不能说不大。但从政的效果是直接的。如果我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写一百篇文章呼吁台湾成立一个艺术银行以开拓年轻艺术家的国际市场，可能无人理睬。身为部长，只要批一个“可”字，艺术银行就成真的了。 　　 　　人物周刊：写字的人都体会过那种苦中有乐。推动一件事做成，或者令社会向前走了小小一步，有相似的快乐吗？ 　　 　　龙应台：不一样。文字写成之后，像《目送》像《大江大海》，它们永远是我的。但从政就要做好准备被彻底遗忘。13年前我在台北做的事情，譬如将很多废弃颓倒的古迹修复成原状，然后转化成美术馆、画廊、音乐厅、艺术电影院──有谁会记得？那些大小成绩，不属于我，最后总是Gone with the wind。 　　 　　人物周刊：这4年你到底能做什么，心里有谱吗？ 　　 　　龙应台：有啊，我很清楚。但现在还不能说。许多事，可做，不可说。 　　 　　不是民主错了，是知识分子的想象太浪漫 　　 　　人物周刊：我们看台湾的民主，基本上是习自西方，它真的适用于台湾吗？ 　　 　　龙应台：民主本来就不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西方的民主之间，差距也非常大。在对伊拉克、对中东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嘴里说出的话，在欧洲的知识分子听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 　　 　　人物周刊：南橘北枳。 　　 　　龙应台：对。所以，那个“民主本来应该怎样，这一个怎么跟那一个不同”的假设，我觉得是错的。台湾的泥土跟大陆相近，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它做得好的，或者还比较糟糕的部分，对大陆而言，都比欧美的民主更有关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民主政治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鼓励参与，而不是相反。比方城市中心有一块很大的废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那么长官说派什么用场它就派什么用场。在民主政治里头，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由城市里的人、草根，经过讨论辩论来决定这块地的用途，那会比较符合人的情感和共同记忆。在参与型的政治体制里，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也不是长官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会定于一尊；想把“二二八”从民众记忆里抹去，这不行。我们付了这么多代价，就是因为民主制度有这些好处。 　　 　　人物周刊：如果大陆人总在电视里看到台湾“立法院”里上演的闹剧，漫骂、丢鞋子、打架，还有大选前的子弹，也许会说：请用文明说服我，民主真的是可以陪我们走一段的“最不坏的制度”。 　　 　　龙应台：台湾现在是有一个危险，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在降低。2000年政党轮替，人民是抱有较高的期待，以为民主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台湾，然后陈水扁让大家失望。到了2008年，民众又有一个期待。到现在，大家对政治好像淡漠了、心灰意冷了。回想台湾自80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而且民主确实有用，比如说“立法院”的存在。虽然它给了我们行政部门极大的压力，我常常觉得虚耗的时间太多──花7分的时间去耗，只为赚到3分的时间安静处理政务。但我仍要说：如果没有“立法院”的监督，行政部门的滥权或怠惰是一定的。今天公务员对编写预算都战战兢兢，每一分钱的去处都要交待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立法院”这个“找碴部队”在虎视眈眈。（附记：我也亲见一位市民手执家用摄像机，在车站广场拦下交通部长，站在他的对面讲述自己被造路拆房的遭遇，同时对着部长拍摄。交通部长站着听了5分钟，大致听完，交待秘书处理。） 　　 　　美国现在对它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非常多的检讨。我们常常会搞混，检讨跟否定它、不要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所遭遇的挫折，是这个制度不好，还是人没做好或者做得不够好？ 　　 　　人物周刊：最近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专访，你讲到美国民主做得比台湾好，好在哪里？ 　　 　　龙应台：他们毕竟有两百年的经验。他们的选民比我们的成熟，尤其是他们的媒体比我们的稳重。 　　 　　人物周刊：你有一段“剥洋葱”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一开始，以为集权体制就是问题核心所在，把这最外层剥掉以后，看到里头还有一层：行政体系的颟顸、贪腐、无效；把这一层剥掉，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辞严的反对党、抗议政府的英雄们，都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敌人”，马上就出现一个新的“敌人”。到最后，如果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就是洋葱的一部分。我猜，你是想说，身在其中，个人其实无能为力。 　　 　　龙应台：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想，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但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那还有什么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专制，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一做15年、20年，能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这看起来很理想，可是万一这个决策者做了坏的计划，如何收拾？没办法，退而求其次。 　　 　　人物周刊：你怎么处理长线和短线的问题？ 　　 　　龙应台：长线的，多半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许多大工程──表演厅、大剧院、音乐厅等等，有建到一半的，也有地方政府正在极力申请的。这些是看得见的。但我比较关切的是：建一个5000席位的剧院，请问欣赏人口的培养怎么做？小学的基础艺术教育做到什么程度？将来的营运是什么模式，什么队伍？表演团队的深耕培养有什么具体计划？这些看不见的长期耕耘，才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但专业的、长期的考虑跟县市地方势力的诉求、政绩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我面临的压力之一。我尽量维持专业的、长期的思维，虽然在民主体制里，这极不容易。 　　 　　人物周刊：这样吧，做一些长期的、播种子的工作，做一些形象工程。 　　 　　龙应台：避免我过早“阵亡”是吧？在政治里头，是需要适当放些烟花，以便换取到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做下水道的工程。烟花后面也一定要有深谋远虑，它不是昙花一现。 　　 　　人物周刊：说说身在官场的苦恼。 　　 　　龙应台：常常需要面对琐碎的对个人的误解、诋毁和诬蔑。一方面，重大问题等着你每时每刻去思考、去谨慎决策；另一方面，“立委会”指责你穿球鞋进“立法院”，报上会登你吃盒饭、坐电梯之类的事情，很多还是假的。这有点荒诞。 　　 　　人物周刊：你会留恋它吗？ 　　 　　龙应台：应该说，我经过一次测验了。13年前我交出官印、离开文化局以后，再也没有进过台北市政府。记得最后一天清晨，司机照常来接我上班，我请他把一辆折叠脚踏车放在后备厢里带去。移交完官印，告别完同事，我已不是官，所以不用座车和司机，骑着脚踏车离开市政府，没想到十几位同仁也骑着脚踏车来送我，一路送我到宿舍。3个月之后，交出官舍。好朋友南方朔曾经很温情地警告我说，应台，通常握有权力的人从位子上下来都会不适应，许多人还会大病一场，你要小心。我哈哈大笑，心想这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后来证明，辞官对我而言，是人生大快之事。 　　 　　我还在这里，表明我还在努力 　　 　　人物周刊：但人们也好奇，80年代龙应台批评国民党，90年代批评李登辉，新千年批评陈水扁，独独没有批评过马英九。这里面是否有诸葛亮对刘备的一份人情在？ 　　 　　龙应台：应该不是人情。主要是，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过，如果我利用曾经跟他同一个团队所得到特别多的别人没有的知识和资讯来扮演批评家，我觉得有失公平，甚至不很道德。当然这也不是一个铁的原则，如果有一天他的作为超过了某个度，跟我另一个更高的原则相抵触，那我可能会放下犹豫。 　　 　　人物周刊：大陆有位很棒的作家查建英，为《纽约客》写过中国前文化部长王蒙，写他身在体制中的矛盾和纠结，题目是《国家公仆》。你会从文化出发，最后却被政治绑架吗？ 　　 　　龙应台：台湾的体制和大陆的体制有根本的差别。在台湾，社会、文化界，以及我自己，给文化部的基本定义就是，它是最高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它不为政治服务，而对全民负责。如果你有留意，马英九在今年5月21日为文化部揭牌致词时，亲口说，“文化不为政治服务，让政治为文化服务。”在那个时刻由他亲口说出那句话，是经过深思的，是一个一锤定音的基础。 　　 　　人物周刊：套用您书里的一段话：人应该去看、去观察自己身处的那个大的集体的走向，是不是你要的方向。想一想自己是否变成这个大集体之中一个盲目的东西（牺牲品），进而思考个人的位置。你对你现在所处的这个集体怎么看？ 　　 　　龙应台：我还在这里，表明我还在努力。我身体里有儒家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位子上一天就会尽一天的职分，扮演一个“肝脑涂地”的苦工。可我骨子里还是文人，我身体里同时存在虚无和怀疑。舞台上，镁光灯下，我再怎样微笑、活跃、进退，我心里有个东西是冷到极点、空到极点的。 　　 　　人物周刊：在安德烈那本书里，你写道：只有经受了权力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当权力在手，腐蚀你的机会多不多？ 　　 　　龙应台：呵，不多吧。腐蚀我的机会很少，催我走的机会比较多。你如果熟悉我的作品，就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我绝对不会腐败，因为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空”。 　　 　　人物周刊：卸任之后会做什么？在北大演讲，被问梦想，你说找个情人去旅行。 　　 　　龙应台：会去旅行，只是还没找到旅行的伴。 　　 　　人物周刊：两个儿子长得那么英俊，跟他们走在一起什么感觉？ 　　 　　龙应台：就觉得上天待你很厚。他们爱你，虽然爱的方式很不一样。生下菲利普的时候我38岁，是高龄妈妈，有一天在医院里被召集去开体重超过4000克新生儿的会，到那里一看，天哪，我像祖母一样！那里都是二十多岁的妈妈。我哺乳整整两年。我觉得，和民主一样，爱也在于实践，在于生活的细节。因为曾经做过蓬头垢面、把屎把尿的妈妈，所以现在说爱，爱母亲也好，爱孩子、爱朋友、爱台湾也好，我是有底气的，扎实的。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