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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记者冒险拍下数万照片记录文革荒诞往事

   蒋少武,拍下数万照片记录文革时期荒诞往事(组图)      蒋少武   像蒋少武那样冒着危险拍下三四万张文革历史照片并历经40年保存至今的人,在全国屈指可数。他在1966-1967年间记录下的历史影像,是对那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而这批照片,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才越发体会到其巨大的价值。    1967年7月,35岁的《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来到沈阳市中山广场。此时的沈阳陷入一片灼热之中。工人不再生产、学生不再上课、干部不再上班,人们整日整夜地辩论、开会、贴大字报……整个城市变成大标语和大字报的海洋。    蒋少武就在那些纷乱躁动的人群里。但是他在此的目的,不是冲到前面贴大字报,也不是举着高音喇叭喊口号或挥动旗帜欢呼胜利,而是冷静地举起手里的“莱卡”相机,记录眼前的这一切。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当年拍的照片,今天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我们离那段疯狂的日子,才隔了40年。       开会时向毛主席像跳“忠字舞” 蒋少武       天安门前的年轻人 蒋少武摄       “文攻武卫”中的“装甲”宣传车 蒋少武摄      批斗宋任穷 蒋少武摄    历史的浓缩之地     今天再来到当年蒋少武拍摄的地点———沈阳中山广场,一片祥和安宁。广场的四周,林立着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风格鲜明的建筑群:当年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大和使馆”,即今天的辽宁宾馆;当年的关东军司令部,即今天的沈阳市总工会;当年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等日本人的银行,现在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办公场所,而蒋少武所拍摄照片的背景,当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今天还是沈阳市公安局———早年间,是日本人的“奉天警察署”。    在广场中心,早年曾建有日本人修的日俄战争纪念碑,1956年,广场中心建了喷水池,到1969年,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玻璃制毛泽东塑像及一大群“红旗语录拳头枪,迈步弓腰向前闯”的工农兵的塑像。据说,这是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雕塑群。    雕塑建立于1969年,当时蒋少武拍照片时,它还没有建起来。不过蒋少武回忆说,当时人们争吵辩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如何在“红旗广场”(当时的中山广场)建造毛主席塑像,各派都在说对方不是最先倡议者,自己才是,应该由自己来建。    今年6月8日,沈阳市中山广场及周围建筑群被宣布为辽宁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游客们———他们或许刚刚参观完300多年前满族人在自己的“龙兴之地”建立的皇家故宫,之后就会到这里来浏览、拍照,将近百年来的民族恩怨与数十年来的内部政治激荡一并收入到镜头中:毛泽东站在中心,高高地扬着手,俯瞰着四周的日式建筑群———历史就这样在这里凝结。而蒋少武的照片,是对其中一段不寻常岁月的极其珍贵的诠释。     大历史中的小生活     蒋少武并不是对文革那段历史惟一留下见证照片的人。许多人都拍过那时的照片,但是像蒋少武这样有意识地大量拍摄并能够保存至今的,在全国却屈指可数。现年已 75岁的蒋少武干摄影已经五十多年,一辈子积累下的照片有七八万张,而其中最宝贵的是拍摄于文革及文革前“四清”、大跃进年代的照片,有几万张。    比如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当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上常委们在跳“忠字舞”的场面。经历过的人,说起这段历史的人,简直不能相信中国还发生过这种事。但是,在蒋少武的照片中,当年的情景复原了:这些身穿朴素中山装、留着锅盖头的普通中国百姓们,就是那样堂而皇之地摆手、伸腿,仿佛集体瞬间没了智商。    长于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徐友渔,在见到这幅照片时感叹道:当年我在学校里读书,也有过被要求跳忠字舞的经历。那是我文革中惟一没办法服从的直接命令:我看到学校里那些老教师扭得实在太难看了,奇形怪状,这简直是对人的一种生理上的侮辱,无论老师怎么要求,我就是做不出来。    徐友渔说,对于历史的研究,历来有两种分野。一种是宏大叙事,比如,表现政治运动的惨烈血腥,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袖和风云人物上,以表现宫廷政变、重大事件为焦点;另一种,是把注意力聚焦于日常生活,亿万人在当时是怎么生活?怎么吃饭?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者的意义与前者同样重要。而蒋少武的照片,给今天人们带来的震撼,更大程度来自后者。   再比如另一张照片,是两个解放军女战士在街头边走边挥毛主席语录本的情形。蒋少武说,当时她们一路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当时,人们却已见怪不怪。而蒋少武当时就觉得这太不正常:“当时就肯定,这种状态不会太长久的。”所以,他要举起相机———这种场面值得记录下来。     介乎“正统”与“非正统”之间   以蒋少武的职业生涯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根红苗壮的“正统”之人。1947年,已当了三年儿童团长的他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在共产党办的《辽东日报》当“红小鬼”,时年15岁。后来,他干过报务员、司务长、人事科干部,直到1954年《辽东日报》成立,报社摄影科缺人,领导问他:你想干摄影记者吗?    蒋少武的摄影,是边干边学的。他脑筋灵活,又勤奋好学肯吃苦,很快成为报社里深受重用的主力记者。1956年蒋少武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一批成员,1958年成为报社的摄影科科长。    此后蒋少武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比较顺利:1978年,蒋少武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1981年当选为全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1985年获全国首批高级记者的职称,1991年,他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今天的蒋少武,本应可以为自己的记者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轻轻松松安度晚年了。但是,他现在内心充满忐忑不安。    这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些东西在灼烤。他记得在文革前自己读过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印象很深:“有一个人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摄影记者的责任,是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我感觉这话说得太好了!摄影这个东西,记录历史再现历史,它比文字等其他手段都高明。”这些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悄悄发酵。    当文革来临的时候,整个中国陷入混乱,《辽宁日报》的日常工作实际也是停滞的。而这时的蒋少武,却背起相机开始四处拍照。他回忆道:“那时我嘴上不敢说,但心里总在想:这种非常态的历史瞬间不会长久。‘记录下这一切’,这句话总是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这时,驱使蒋少武每天拍照的,已是多年记者生涯和理论学习带给他的一种朴素直觉与历史责任感。当时蒋少武在当地已是有名的摄影记者,所以他在现场要拍照,一般人并不阻拦。但也不是每次都顺利:有次他要求进一个批斗会现场。负责把门的人问他:你什么出身?蒋说,我是中农。他们就问里头:中农行不行啊?里面的人回答:中农是团结对象,行!    一边,是现场狂热的人群,一边,是拿着相机的蒋少武,“这个时候,你会跟着现场的情绪走吗?你会跟着激动吗?”记者问。    “我不会。我只会有另一种,那是记者的激动:谢天谢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了!”蒋少武说,他只有三次没有拍,那是他的朋友和同事在文革中被蒙冤批斗时,“这三次,我都在现场,但不知为什么相机就是举不起来。”    蒋少武心里清楚,自己所拍的这一切,当时都是不可能发表的。以后什么时候能见天日,他也不知道。他只能背着人的耳目,偷偷把胶卷冲洗出来,匆忙标上一个时间,然后,卷成很小的卷,藏在各种各样的存药品的小桶里。有一次,他正在辽宁日报社的暗房里冲胶卷,红卫兵们开着大卡车高喊着口号像潮水一样冲进了报社, “那阵势和《列宁在十月》里进攻冬宫差不多”。蒋回忆说,他们曾闯进暗房,强行把底片资料柜撬开,将底片扔了一地,然后扬长而去。这或许是蒋少武的底片遭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    为了保证底片的安全,蒋少武也曾把底片拿回家。但是后来他又担心,“那些人要是来我家了可怎么整?”或许,蒋少武的一个朋友和同行的经历可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精神压力有多大。那位同行,也在文革中拍摄了大量照片,大约近千卷,并不比蒋少武拍得少。但最终,到文革快结束时一场“查三种人”的运动中,他把胶卷统统扔进了锅炉中。他后来说,胶卷刚一进炉子的一刹那,他就后悔了。    “历史不应该断层”     数十年时间里,蒋少武以他特有的谨慎,守护着这个巨大的秘密,甚至连他的孩子都不知道有这一千多卷胶卷在。他总是觉得还没到公开的时候。直到大约是1997 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打开封存的胶卷,利用业余时间在暗室里小规模地洗印了一些样片。报社里有年轻同事看到了,大为惊讶:这是什么啊?文革是这样的?也有人赶紧说,你可千万别叫别人看见了啊!    真正让蒋少武感到问题紧迫的是历史就要断层了,因为年轻一代对此并不了解。蒋少武说:“我不想让这些照片,只是光给那些研究人员去看,虽然那也很重要。这些照片,是我们全社会的共有财富,也应该让全体人民来共享。”    蒋少武面临的是一项浩大工程。这数万张底片,是在儿子们的帮助下,经过数年努力,现在刚刚洗印出了小样片,做了简略登记,就已经花去了数以十万计的个人储蓄和无法计算的个人精力。按道理,这些底片若想得到妥善保存,还应进行数字化扫描并刻录光盘,然后,将底片交专业的档案部门保存在温度和湿度都达标的库房里。而仅靠蒋少武一家人的力量很难办到。    蒋少武说:“我已经是奔80岁的人了,着急啊。实在不行,我就想在家里办个摄影博物馆,自己家里搞,还不行吗?”———而即使是办私人的博物馆,工作量都浩大得让人发愁。    但是有一点蒋少武心里是踏实的:“如果我没有记录下那10年的历史影像,我将是个失职的摄影记者。”他为他所做的事感到欣慰。而这一切工作的巨大价值,或是在将来的岁月中人们才能意识到。     《岁月·记忆》–蒋少武作品欣赏:      车厢里的“三忠于”右一为当时全国家喻户晓的学毛选女积极分子张XX. 1967年      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又被传给了沈阳的工人阶级——“送芒果” 事件轰动一时,芒果被群众当作圣物供奉. 1968年      革命群众庆祝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      革命群众在批斗现场学习毛泽东语录时让走资派面壁. 1967年      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盲人积极分子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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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张志新是怎样一个人?

  张志新:文革中批毛泽东 狱中遭强奸枪毙前被割喉      核心提示:1979年中国新版《辞海》当中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那一年张志新的名字频繁见诸报端,带给国人的是集体震惊和反思,时光荏苒,三十多年之后再一次提起张志新却经常听到有人追问谁是张志新?张志新在1969年写下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与十年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张志新是用生命作代价,提前十年道出了一个思想者的内心独白。      凤凰卫视8月1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79年5月的一个下午,《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向中宣部递交了一份稿件,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看过之后一字未改,同意报道,只是叮嘱删去过于残忍的一处情节,6月5日,《光明日报》刊出了这篇题为《一份血写的报告》的文章轰动全国,这篇报道的主人公叫张志新。      老鬼(作家):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记得她,不会忘,像40岁以上的人,因为她,她就真是一个闪电一样难忘。      刘慧珊(张志新同学):张志新穿了宽背带裙是洗得有点发白的裙子和白衬衣,一手抱着她的六弦琴,一手提着马扎,向我们飘然走来,我现在这个情景还记得非常清楚。      曾子墨:1979年中国新版《辞海》当中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那一年张志新的名字频繁见诸报端,带给国人的是集体震惊和反思,时光荏苒,三十多年之后再一次提起张志新却经常听到有人追问谁是张志新?张志新在1969年写下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与十年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张志新是用生命作代价,提前十年道出了一个思想者的内心独白。      解说: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今年八十六岁了,与张志新离婚后没有再娶,他们的一对儿女如今都在国外定居,年老多病的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养老院,张志新去世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曾真始终在媒体面前保持沉默,他坦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没有给予张志新足够的支持和关爱,时隔四十多年之后,2012年8月,曾真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首度开口讲述与张志新悲欢离合。      曾真(张志新丈夫) :我记得她,她的这个入党的迫切性,她批准入党以后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知道回来她讲,我一进屋的时候啊她靠在她那个床边上,斜靠着,她新织的红的那个围巾她摆在那个地方,她坐在那个地方拿着一本书,拿了书大概也心不在焉的,我一进门的时候她是一面就想着我什么时候回来了,一面在那儿拿着一本书,但是我回去以后她没有说别的,第一个要说的,第一个说的就是她已经批准入党了。      解说:1968年一个普通的星期天,曾真陪同张志新到同事家里借江青的讲话资料,谈到眼下的形势张志新说,她觉得文革好多问题不能理解,那年她38岁,面对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她向同事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老鬼:她那时候在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干部,他们那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叫安波,文革中,文革前就死了,但文革中还给就是好像是死了也要批判他,她就特别想不通,她觉得安波是一个老革命了,解放前创作了很多这个革命歌曲,怎么又批判人家呢?所以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张志新她不是说是一个墙头草,她有独立的思考,那时候打倒时传祥是一个淘粪工人,说他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给他整得家破人亡,后来可能也整死了,张志新就想不通,就这么一个工人那么整他干吗?张志新就是从这些老百姓、这些干部、老干部受迫害开始对文革、对江青、对中央这个政策开始怀疑的。      解说:当时的辽宁省委分为两派,这位同事希望张志新站到与自己一派这边来,张志新却说她考虑的不是这派和那派的问题,而是中国当前的路线问题。      陈禹山(原《光明日报》记者):她还讲江青同志我不了解,现在打倒那么多干部难道都是坏人吗?毛主席身边的人还有几个人呢?她就讲一些这个,她这个同事把这个打小报告了,去对立派打小报告揭发她。      解说:但是曾真认为这个女同事并非恶意揭发张志新。      曾真:那个女同事据她后来给我来一封信,据她讲她的丈夫正好在那时候是一个医院的院长,正被挨整的时候,整得死去活来,所以她这个人胆小、怕出事,一听张志新讲这么多好家伙,又讲江青怎么怎么样,毛主席怎么怎么样,她怕啊,她心里害怕,这张志新怎么发疯了还是怎么回事?她就跑去跟那个人讲了。      解说:本来只是私底下发表言论的张志新就这样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但是在此之前,在大家眼中张志新却是一个喜爱文艺、热情上进的好青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志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心想奔赴朝鲜战场的她却被保送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直到今天,好友忆起张志新仍然满是溢美之词。      刘慧珊:她长得很美,而她的心灵更美,温婉、娴静、多才多艺,她心灵手巧、充满爱心,总是飒爽英姿、很挺拔、很利索、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解说:张志新出生在一个大学音乐教师家庭,常与二妹志惠、三妹志勤随父演出,成为津门地区颇有名气的“张氏三妹”,张志勤说大姐是弹六弦琴的,但小提琴拉得也不比她差,时隔数十年,张志勤依然记得低沉忧婉的《叙事曲》是大姐张志新的最爱。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张志新的家人也先后遭遇变故大哥身体残疾,二哥被打成右派,三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此时曾真已经嗅到了不一般的政治气息,开始担心妻子的言论会惹来大祸。      曾真:但是表面上还没动她,也教什么忠字舞,她不是比较会跳舞,教忠字舞什么的让她出来讲,这些参加学习的人教忠字舞,实际上内心她对这个非常讽刺的,对这个忠字舞之类的,个人迷信的一些东西,后来她在她材料里面就已经写了,多少年以后有人看到这个场面的话都会当成笑话,据我知道的就在那个时候听说我也没看见,就有人给她贴大字报了。      解说:当时张志新已经跟随辽宁省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干部被送进了盘锦的五七干校,曾真记得张志新感觉到这次下放与以往不同,在她的提议下,一家人拍下了这张合影。      曾真:后来公布那个相片就是那时候照的,她可能也是想带着吧,到那儿她知道是要挨整的,她心里知道是要挨整的,是要上战场去的,带一些什么毛选啊,什么这些东西带一些书去了,那时很少人到那儿去很少人,都是带个小本本,那时候不是带一个缩印的这个《毛泽东语录》吧,都带那个,没人说是带一包书去的,她可能都是有所准备的就是。      《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解说:这次离家注定不是一次短暂的分别,那时的张志新就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妥协,1969年初,在五七干校一次小型批斗会上,张志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说我就是怀疑江青,觉得江青在中央文革是她个人说了算,打倒这么多人是否都是路线斗争,是否打击面过宽,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      陈禹山:她讲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主要是讲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错的,对毛主席她怎么评价呢?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不能抹杀的、不能否定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犯了错误,最主要的错误就体现了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什么三面红旗,就是说他文化大革命推行这个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不是突然来的,从1958年那个时候开始就展过来,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是登峰造极了。      解说:一次批斗之后工作人员拿来发言记录给她看,张志新看过之后说这都是我讲的话,但你们记得不全,我给你们一份更详细的,在她看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按照原则向党组织提出看法是没有错的,她甚至写了一篇名为《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的文章,出言为刘少奇辩护。      老鬼:她相信党,她相信组织所以她才把自己心里想什么都说出来,她就是人说的就是跟党,就是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党,她一点不隐瞒,因为当时那些思想很多都是很危险的,不能说的,一说要杀头的那些思想,你像她对毛泽东的看法,她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她替彭德怀说话、替刘少奇说话这都是可以定死罪的。      解说:张志新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接受批斗,交代她对毛泽东、对江青、对文革的看法,1969年夏天,曾真到干校看望张志新,当时他并不知道妻子被批斗的遭遇。      曾真:她就领着我回她的宿舍,就问我为什么来?我说是我也没什么事了,我想问她什么东西她不说,她没说,什么也没说,就把东西,我把我买的东西给她了,就坐了几分钟她就起来了,她说我要吃饭去了,没吃饭,那我走了,我后来回想就那时候她已经挨整了,排那小队,就是这几个挨整的人排着队上食堂吃饭,而且她为什么马上就赶我走,可能有她的想法的,就她一个人挨整她不愿意让我沾包儿就是这样,如果我那样时间谈长了人家肯定得追问她,你们俩搞什么名堂啊?那肯定得追问,是不是又通风报信呐,搞什么,转移什么黑材料之类的,就得追问我了,她几分钟就走了,他就没法追问我了。      解说:从那之后,曾真多次提出探望张志新,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张志新已经有问题了,到了秋天有人找到曾真调查情况,让他揭发张志新的反革命面目。      曾真:我的脑袋里面还是迷信毛泽东的,还是迷信毛泽东,他们说是她反对毛泽东了,我也觉得这个不对了,你起码是有错误吧,他就问我够不够反革命,我的意思就是说她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是她不够反革命,你问我够不够,根据我的了解直到这么长时间的了解,你说她是反革命还是不行的嘛,她干嘛反革命,她是共产党员她干嘛反革命呢?      解说:随后曾真被带回盘锦五七干校参加批斗大会到了现场他才发现批斗的对象竟然是妻子张志新。      曾真:坐的那个吉普车开过来,下了吉普车就把她押着,两个手就那么样,一只手摁着,一只手把手这么反上来,一只手摁着,哈着头,把她弄到那个广场前面,那些人又是喊口号,什么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志新之类的,一个人我不认识上来宣布张志新罪状,就说这个有的人认为张志新不够反革命,那就听听她说什么东西吧,我当时也没听清他说什么,就一条我记住了,说她这个珍宝岛那时候,珍宝岛那时候不是原苏联的吗?说是苏修,好像有点军事冲突吧跟中国,说她为这个苏修辩解,在批斗会上由于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罪名,张志新被捕入狱,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严禁家人和亲属探视,曾真眼睁睁看着张志新被押上吉普车带走了,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妻子,曾真最看中的记录着张志新思想的日记也被没收了。      曾真:被捕以后啊曾经把她押回到家里面搜查,我那时候在盘锦就两个孩子在家,这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来了,就告诉让保姆把两个孩子带走,把门开着,把两个孩子带着藏起来,因为他要押着,押着张志新来,要进行搜查,就搜啊,翻箱倒柜,所有的她写的东西全搜走了,如果能找到她的那个那就好说了,那她后来她的思想轨迹可能就比较好了,她写日记写得比较多,虽然不是每天写,但是她有什么想法就都写下来,都被搜走了,平反以后我就想找她的日记,没有了,早就毁了。      解说:1969年10月,入狱一个多月的张志新写出了一份万言书,称之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她回忆了党对自己的培养,保送她上大学,送她去参军,将重要工作委任,而如今,为了寻求真理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抛开,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      刘慧珊:她说扪心自问确实不是为了什么个人,如果出自个人难道家庭、父母、子女不值得牵挂?远离双亲子女一年、二年,若坚持立场观点不变,也许就永远不能相见,世界上母亲千万个,哪一个没有慈母心,难道说只有我张志新的心最狠毒?不,凡是了解我的人都不难得出评论,但为了寻求真理,这一切都可抛开。      陈禹山:她还讲我思想斗争很激烈,我一个家庭,家人和亲属有21口,难道不重要吗?一个人出事他们是很悲惨的,但是考虑到党和人民的利益,21口人都不要了,也算不了什么,我是个共产党员。      解说:为了改造张志新监狱方甚至动员孩子给她写信。      老鬼:她最后他们的孩子给她写信求她,希望她改变观点,就说你不要坚持了,你替我们想一想,你快认个错吧,她说不,她说我就,好像她的意思就说革命我就认准了,我不会改变的。      解说:张志新的凛然大义换来了对她的第一次审判,据当年办案人员回忆说,张志新被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她始终固执己见,已经“无可救药”,1970年5月14日张志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陈禹山:我采访那个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的那些法官告诉我,第一次判决死刑,到陈锡联那个地方不要杀留下来当反面教材,就留下来了,判无期徒刑。      解说:1972年张志新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曾真向法院申请离婚,法院下达的离婚判决书送到监狱,张志新说离不离婚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晚她写道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四十多年过去了,因为离婚这件事张家人始终耿耿于怀,直到现在张志勤还保留着当时曾真写给她们的一封信。      张志勤(张志新妹妹):信上说你们的姐姐由于长期不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终于堕落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已经征得她和组织上的同意办了离婚手续,以后要了解有关她的情况可以直接找她的组织单位,我考虑她已判了无期徒刑,即使以后表现得好,有可能减刑出狱的话,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了,因此经济上也没有条件再添置衣物我问她要什么东西,但她表示什么都不要,最好你们来个人把她的东西拿走,如果来不了,我只好将她的东西送到监狱了。      解说:提起当年的这个决定,四十多年来曾真很少出言辩解,直到这次坐在镜头前面,他才娓娓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曾真:我不想不行啊,对我来讲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是不是就是为了孩子,我说我当时还真没想到为我自己,我想什么,我自己有什么可想的呢?我还想飞黄腾达啊,不可能了,我就想活着孩子养大,当时孩子精神压力也挺大的,干点事上学也好,那时候红小兵之类的也好,那都得做检讨,都得批判,批判张志新,精神压力,小孩子那大十多岁,孩子下乡的时候老二才四岁半,下乡的时候,什么也不懂。   在监狱为了免遭凌辱 把粪便涂在身上   解说:张志新曾给曾真写过一封诀别信。信中细数离情别绪,将年迈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托付给他,并要他“彻底”把自己“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是这封信被监狱方扣下了,后被装入张志新的档案里。直到十年以后,曾真和两个孩子才看到这封信,彼时声泪俱下,悲痛欲绝。离婚之后,曾真藉口送还衣物,想到监狱探望张志新,被拒之门外。当时张志新已经被转移关押到本溪监狱。      曾真:到本溪的劳改,那里壁垒森严啊,墙高高的墙,到那儿,那个门根本就不开的,到那儿问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想见见张志新,他就开一个小窗子,里面那个穿的这个解放军衣服的,告诉我不能见,我说为什么不能见,他说她这个不肯改造,还坚持错误就不能见。      陈禹山:这都是当年采访张志新案件的那个采访本。      解说:陈禹山在撰写《一份血写的报告》过程中采访得知张志新因为拒绝认罪,在狱中背着18斤背铐,拖着沉重的脚镣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数次对她实施强奸。张志勤:在监狱里面,他们还唆使流氓所谓以毒攻毒地殴打体罚、拔头发,前面和上面的这一块头发都已经拔光了,还用铁丝勒住姐姐的这个舌头、嘴,拿拖布往嘴里塞,为了不叫姐姐说话,给姐姐铐上18斤重的双脚镣,双手铐叫她在露天的地里10圈10圈地跑,还给她带背铐,就是两只手、两只手的,这个大指一上一下的朝后边铐起来。解说:为了惩罚张志新,狱方将她单独关在一个只有一米见方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阴暗囚室里,除了放风以外,不准出来,揭开地板就是便池,扣上地板再坐上去反省,犯人们称之为“蹲小号”。      张志勤:一般蹲小号的时间就是一两个星期,否则精神就失常了,人也废了。张志新竟然蹲了一年零七个月,为了不再受强奸犯强暴的这种,难以启齿极其低级的侮辱,姐姐竟然把粪便抹在自己的身上,脸上,就这样姐姐在精神、身心、肉体上受到了灭绝人性地摧残,后来终于患了精神分裂症,一连几天彻夜不眠、两眼发呆,蹲坐一天一动也不动,时笑时哭,自言自语,吃牙膏、把窝窝头蘸月经血吃。      陈禹山(原《光明日报》记者):那监狱有些人已经向上反映,她这是精神出了问题,出了问题,那个原来用那个拿的馒头蘸着月经吃,喝洗脸水,那已经就后期了,那个坐小号,就这个过程中一个离婚,离婚曾真提出离婚,到监狱那个时候,那个她讲这个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了,她一点不想,这是所有人生很多的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折磨那是太大太多了,很坚强到最后还是疯了。      解说:据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证明,张志新在小号里面脱光了衣服,狱方找了几个女犯人进去才给她穿上衣服,狱警据实上报,上级却说张志新是在“装疯卖傻”,文革后查阅过张志新案卷的陈禹山说,她也有过懦弱的时刻,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陈禹山:她是从38岁到45岁就是她牺牲,是枪毙那一年,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打击很难讲的,这是人世间所有的经历最悲惨的她都经历过了,最后精神崩溃了,最后疯了,疯了还说她装疯卖傻。          解说:在张志新案件的卷宗中有一份特殊的笔录,沈阳法院的人找到曾真和孩子问道,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曾真:要孩子表态,她因为她还继续反革命呢,有可能要加刑,要被判死刑,你们什么态度,她的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你要不要,孩子说不要,不要我们什么都不要,就这么个谈法。      解说:在卷宗中这样记录,张志新的女儿曾林林答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由政府处理,那年曾林林18岁。4月3日下午,办案人员到监狱对张志新宣判时问,你犯了什么罪,张志新仍然坚持自己无罪,她要求看判决书被拒绝,几十年后,我们在档案馆里找到这份判决书的复印件,上面写着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现行犯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为了防止行刑时张志新呼喊口号,临行前她被按在地上割开喉管,张志新呼喊挣扎、痛苦至极,以至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张志勤:凌晨姐姐被带到管教课一间办公室,先上来四个大汉强行将姐姐按倒在水泥地上,头垫一块砖,将她的头、手脚死死地压住,开始动刀,切割中由于疼痛之极,姐姐竟然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奋力抗争,呼叫,但是由于气管被切开,气不能通过声带就喊不出声音来了。      老鬼:后来就是当时一个犯人后来出来了,他写过一个当时目击这个那天枪毙了四个,枪毙的情况,当时说是张志新就一个女的,就是张志新,后来他知道那个就是张志新。当时他们都切了喉了,这四个,都没法说话,都是颤颤巍巍的,疼得就不能自己了已经。      解说:“我的观点不变”是张志新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之后她被割开喉管,拉到大会上接受最后一次批斗。当年陈禹山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曾写下这个情节,但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认为割喉的细节过于残忍希望删除后再发表。      文革结束之后,张志勤和家人开始为张志新申冤,全国各地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重申也逐渐开展。1978年春天时任边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着手为张志新平反。      刘慧珊:任仲夷同志看了张志新的案卷以后,非常地愤怒,他批示要公安法院部门立即着手就是清查此案,二月间又指示要尽快为张志新平反,《中国青年报》曾经有过一篇采访李锐的报道,在那里也有详细地记载就是说任仲夷同志非常佩服胡耀邦同志,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这样的精神。任仲夷同志呢是鼓起很大的勇气,就是说也顶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就敢上刀山是这样子的一种政治风险面前作出的决断。      解说:1979年1月中旬,辽宁省成立公检法联合复查组开始对张志新案件进行审查,审查人员首先要看张志新在狱中写下的材料,总共十多万字,因为大多数是写在手纸上的,字很小,大家不得不用放大镜看。任仲夷对复查组工作抓得很紧,3月9日,复查组向省委汇报,任仲夷亲自主持汇报会。      陈禹山:任仲夷是对她的评价就是这是一个奇冤大案,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她的精神,现在我们不是讲有解放思想,她的思想早就解放了,我们要学习她这种精神,学习她那个五不怕,不怕打击、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这是任仲夷最后在辽宁省委的常委会上讨论张志新的这个案件的时候,他就讲这个话。      解说: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为张志新平反还做不到承认她言论的正确性,只能从其他方向寻找突破口。      曾真:当时审查组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鉴定张志新是不是确实疯了,找这个精神病院、法医这些人监狱里面这种(情况)。当时认为她确定了肯定是疯了,而且是从这个看守所的后期,那就折磨了多少次,不知道检讨了多少次,批判了多少次,就已经有点时而好,时而坏,在盘锦看守所已经开始有一点了叫做什么妄想型什么精神错乱。      解说:1978年10月,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张志新案撤销原判,平反无罪。1979年3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判决书,其中写道原加处死刑认定的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这是一份今天看起来不彻底,但在当时却是无奈的判决书。平反昭雪之后,任仲夷指示追认张志新为烈士,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决定宣传张志新的事迹。      刘慧珊(张志新同学):《辽宁日报》上发表的长篇通讯《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写张志新烈士的英雄事迹的,这篇文章在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辑看了以后都非常感动,就是上报呢要转载,就送到胡乔木手里去审查,胡乔木就压了一个月,经过《人民日报》编辑部一再追问,胡乔木才回答说太惨了,后来这篇《为真理而斗争》之所以能在《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加以转载是因为经过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耀邦同志说张志新就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应该刊登。      解说: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中心的许多党报、党刊,将张志新的宣传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引发无数群众热血沸腾,有诗人写道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但陈禹山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当时他查看了张志新相关的全部资料,唯独没有看到她行刑时的那张照片。      陈禹山:那个照片是怎么样,就行程记录,几点到几点开始执行,就是弹中头部一枪击毙,我就想看,我想要的但这个看不到,是没有办法看,那个就一定很残忍,可能脸和头都已经炸掉了,那么他不给看,看了也不能用,《一份血写的报告》出来之后就有不断的来了,来了以后,那个报纸就连续报道了,有一些读者来信,还继续有采访什么之类的搞了以后出版、画漫画的部门基本上全国上下都谈这个事。      刘慧珊:省内在任仲夷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推动下进行了五个月的宣传,就是新闻媒体,但是北京的情况倒反而不及辽宁,可能有比任仲夷更位高权重的人发话了吧,不要眼睛老看到过去,这个大概也就是三四个月,宣传活动嘎然而止。      解说:1980年5月某天晚上,有人来敲张志勤的家门,她看到一位很瘦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说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母亲王光美让他来给张志新的母亲送刘少奇追悼会的入场证,在那之前,王光美曾亲自到张家看望了张志新的母亲,感谢张志新曾用生命为刘少奇喊冤。近年来,一个名为“乌有之乡”的网站刊登出多篇文章,将张志新描述成为一个生性风流的女人,说她在被捕前曾有过婚外情,甚至诞下私生子,针对这个情况,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做出了反驳。      曾真:他造那个谣的私生子和我这女儿出生就半年时间,而且在那之前,我们没见着她肚子大啊,没见她那段时间没见她跟别人恋爱,肚子也没大,难道它这个乌有之乡拿这开玩笑,乌有之乡认为妇女能够半年之内肚子不大就能生出孩子来吗?      解说:陈禹山也曾在国外接受采访时称,他当年在采访张志新案件时,曾亲眼看到张志新的档案中,有她亲笔所写的供词承认婚外情的事实,但是曾真辗转多年寻找当年的档案资料都没有找到这份记录。      曾真:我曾经问过,我说档案里有没有她写的东西,我问过一些人,但是我问的人家都说没看见。      解说:又有人说张志新的丈夫曾真,曾在张志新的一件军大衣中发现了她写给第三者的信件,曾真彻底否认了这一说法。      曾真:把这个军大衣,军大衣让人,让监狱交给我,说交给她的丈夫,要我从这个衣服缝里面撕开,缝里面拿出来她跟第三者写的信还什么东西,根本不存在这个事。我跟她一起去买的棉大衣,蓝布棉大衣一直到这个,在盘锦,到监狱一直到她死,在平反之后从监狱拿出来的还是这件蓝大衣,那是有记号的,有个地方破损的,就穿着,一直是穿着那个蓝布棉大衣,哪有什么军大衣。      解说:“乌有之乡”的网站还发表文章称无论从任何角度论证,张志新的死都算不上迫害,用张志新的个案否定文革毫无说服力,张志新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非常荒谬,看到这些文章沉默了几十年的曾真感到非常气愤。      曾真:它是千方百计把张志新说成是自己好像在坚持错误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好像作死那个意思吧,为了强迫政府要杀她,它根本就否认张志新写了那么多真知灼见的批评毛泽东错误,批评文革的那么一些东西。      解说:张志新平反之后,曾真向法院提起申诉,法院很快给出判决,指出文革中批准他们离婚是无效的,是特殊情况下的错判,再次承认他们的夫妻关系。      曾子墨:从1969年因言获罪,到1979年平反昭雪,十年一梦,终归盼来了梦醒之时,张志新已经去世37年,她众多美丽的黑白影像及悲惨遭遇曾令世人喟叹,如今却渐归沉寂。张家7兄妹有的已经去世,在世的都已老迈,巧合的是张志勤如今的住离志新桥很近,妹妹张志玲的家则位于志新西路,北京这么大,岁月那么长,他们却绕不开“志新”二字。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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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新青年》

     前段时间为自己所写的《新青年》文字作了一个题记:以 1915 年《新青年》(开始叫《青年杂志》)为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已靠近百年。近百年来,新文化或主导新文化的《新青年》几乎成了百年中国的文化圣经。治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化史、现代思想史和现代文学史的学人,对五四新文化持整体肯定之态度,且语辞颂赞有加。故五四新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获得超过其自身成就的盛誉,与此同时,它的致命坎陷至今隐而不彰,或觉而未察。多年来,海峡两岸不是没有它的反思者,但这一面的工作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毕竟由《新青年》或新文化所造成的历史灾难性后果,我们还缺乏起码的体认。如果可以对其作一整体性的评估,笔者以为,《新青年》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负面性大于它的正面性…… 批评《新青年》,手中得有《新青年》。然而,这本九十多年前的杂志,很长时间以来并不容易获得。我现在手上有两个版本的《新青年》,一个是上海书店 1988 年 6 月的影印本,蓝皮封面,精装, 32 开,共 12 册,当时只影印了 500 套。另一套《新青年》是新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出版,也是 12 册。但它不是影印,而是重排。它把原来竖排繁体的《新青年》变成了横排简体的新版本。也就是说,新版《新青年》是以上海书店影印版为原型,一本一本、一篇一篇、一行一行、一字一字,由人工输入电脑,把《新青年》的所有文字变成电子文档,然后编辑、校对、出版。这过程说来简单亦复杂,成如容易却艰辛。然而, 12 册《新青年》的总文字量为 700 万,完成这一海量输入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一个人,他就是现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读现代文学博士的席云舒。 云舒是年轻的朋友,我的两套《新青年》都与他有关。前一套是他帮我买的,后一套是他送我的。若干年前他来我家时,发现了我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新青年》影印本,回去后即与上海书店的朋友联系,好在库房里还有存货,他购买了一套,我又请他代买了一套。于是,就听他发愿要出一个《新青年》的新版本,要横排简体的那种,便于今人阅读。我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没当真,更不会去鼓励。这么浩大的工程,一个人谈何容易。板凳要坐十年冷,但那是做学问,谁愿意去做冷冰冰的文字输入呢,那么单调,体量又那么大,纯粹为他人作嫁衣的苦差。但云舒不声不响,一个人便做了起来。从 2003 到 2008 ,六年过去,他陪上了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硬是把全套 63 期《新青年》输入自己的电脑。这其中的苦辛,云舒这么说:“ 那几年时间,除了出差或某些特殊情况外,每天晚上陪伴我的总是在键盘上打字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声音,虽然单调,却倒也十分充实。”完稿后的 《新青年》到了宁夏社手里,又花了三年多时间打磨,前后相加近十年。所以,今年夏天,这十年磨一剑的十二册杂志合订本厚厚地摞在我的书桌上时,不禁感喟:这几乎就是一个人的《新青年》啊。 新版《新青年》的问世,给研究它的人带来了便利。它不太可能成为大众阅读的对象,但却注定成为知识界久远的研究对象,因着它那久远的历史影响。九十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的思维、语用乃至诉求,其实并没有脱离当年《新青年》的范式。由它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形成了一个百年历史的小传统,我们今天仍在延续着它。比如,民主与科学,是《新青年》的两面旗帜,近一百年过去,它依然是我们今天的诉求。我们今天的白话文学,依然要从五四谈起。新文化运动依然是我们百年思想史的正脉。《新青年》问世以前,我们的历史俱属于传统,直到由它所表征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历史的脚步方才迈进现代。《新青年》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它虽然发生在 1910 年代, 20 世纪在它面前还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我们却把那一段历史(甚至更前至 1840 )不叫现代叫近代,这是为了把现代的桂冠留给《新青年》、留给新文化。 还是暑假中,云舒在 msn 上要给我寄书,就便聊起了《新青年》,我劝他把《新青年》当作自己的博士论文,但他开玩笑说:自己做的只是一个打字员的工作。我说正因为你全部都打过了,所以没有人会像你这样熟悉文本啊,假如一个人抄过一遍论语……。我的意思是,《新青年》至今,研究者除了颂赞性的肯定,还缺乏对它的整体性的反思。人们对《新青年》的了解长期以来只是一个面相:启蒙,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但它的另一面却长久地隐而未彰,这一面又如此强劲地影响了自它以后的中国历史。我甚至用过这样一句话表述:通往 1949 的历史大门是从 1919 开启的。鉴于对云舒的了解,我很希望他能做一做这方面的事。但他反问我,你不是在研究这个问题吗。是的,这几年我是比较关注它,也写了若干文章,开头的题记如果表明了我对《新青年》的态度,它就是建筑在我写的那一批文章之上。我把这批稿子题为“《新青年》批判”。但,这些文字篇幅短小,是为报刊专栏写的,属于随笔,不是研究形态的专论。我很希望能看到系统性的反思论文,甚至专著,同时也更希望有年轻人介入。但,云舒还是选择了胡适作为自己的博论对象。 在那次的 msn 聊天中,我谈及自己对《新青年》的看法:总的来说,它做了两件事,前期反传统,后期引苏俄,这两件事造成的历史影响和后果,于今历历可见。另外它所标举的民主与科学,也并非没有问题。比如它的民主是极权主义民主,它的科学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这些都是我读《新青年》获致的感觉,越感觉其中的问题就觉得越大。我们长期以往是把这份杂志当作自由主义来看待的,同时把《新青年》群体也视为自由主义群体,甚至把容纳这份杂志和这个群体的北大看做自由主义的大本营。 1997 年北大校庆 100 周年时,有学者做纪念文章,分析北大传统和 20 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与此同时,有学者表示要弘扬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这里存在着太大的价值误区,无论《新青年》,还是《新青年》群体,抑或当时的北大,非但整体上不是自由主义,而且由它们所显示出来的对传统的极端否定以及讨论问题时的绝对主义态度和排他性,只能表明它们和自由主义恰恰属于价值上的对立。 约两三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作“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周是 1920 年代考进北大的一名学生, 1930 年代留学英伦,成了哈耶克的弟子。他是在当时新文化的潮流中拒绝阅读《新青年》的(其实不是不读,而是不喜欢),同时也和北大那些新青年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今天看来,这是一位年轻的反潮流者。但,他只能做到不为潮流所裹挟,却无能逆挽潮流。正是那些能搅起时代狂澜的新青年们搅得周天寒彻,历史便草蛇灰线到如今。今天,如果我们有意对 20 世纪的历史作一长时段的反思,我想无论如何,无法绕开长期被我们视为现代起点的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尽管不同的价值视角,可以读到《新青年》的不同面相;但,重要的首先是阅读。所有的审视、判断与解释,抑或所有的肯定与否定,都得从每一个人他自己的阅读开始。新版《新青年》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不小的方便,这里要感谢云舒的劳作和宁夏社的出版大手笔。但,看着书案上高高摞起的《新青年》,我不免怅想,除了馆藏,今天有几人会去碰它呢,特别是年轻的学子;毕竟它也是年轻的故纸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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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民包办幸福的政府是极权政府

   “‘幸福’应是政府工作的唯一目标”是近日南方网上的一篇署名评论,它认为“为人民服务,使人民群众获得最大的幸福,当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归宿。除此之外,好像真的没有其它可以言说的目标。”因此,政府工作如果可以具体化,“一句话,但凡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当然形而上的与之配套的非物质方面的追求,比如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等等,也应当包括在内。”应该说,这样一种政府观,它肯定不是一个有限政府,政府的全能势必使它走向全权主义亦即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 。 幸福是多元的,很难定于一,它更多是一种差异性很大的心理感受。一个别人看起来什么都不缺的富豪,他可能没有什么幸福感。同样,被孔子称赞“贤哉回也”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但,“回也不改其乐”。这未必不就是颜回的幸福。幸福是每一个人的事,每个人都可以自求多福,但却不可以委之政府。如果人们问政府要幸福,无疑是找错了地方。 过去有一首歌:“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当然它也不会从政府那里掉下来。如果我们问政府要幸福,并要求它把民众幸福当作工作的唯一目标,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人类社会,权责合一。如果你要求政府对你的幸福负责,而且是从物质方面和非物质方面负全责,那么你必得给政府相应地能负全责的权力。它可以为你定义幸福,也可以帮你规划幸福,还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幸福,甚至不准你做什么的时候,它也是以为了大家幸福的名义。这样的权力太大,因为你既然要它让你“获得最大的幸福”,它就必须拥有能够让你获得这最大幸福的最大权力。不用说,这同时也是支配你的权力,而且可以从各个方面支配你。因此,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全权面前,你我付出的代价是自由。 现代政治文明框架下的政府无不是有限政府而非无限政府。有限与无限,首先是指政府手中的权力,同时也是指它是否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无限的权力,不但指权力延伸的范围没有必要的限制,所谓无远弗届,同时也是指宪法和法律根本无法制约它。这样的权力需要一个很好的名头,让人民获得幸福即为其名头之一。但,还是在 19 世纪初,德国行政法全书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它被哈耶克引用在《自由秩序原理》第十三章的开头:“如果一种并不明确的一般性幸福须由最高权力来判断并成为其目的,那么对于这种最高权力又当如何施以明确的限制呢?人们是否应当视君主及皇亲国戚为人民的家长,而不论他们可能变成暴君这样的危险有多大。”传统社会的权力是家长式的权力,君主视民众为子民,子民视统治者为父母。但,现代社会,同样充斥着这样的危险。如果说家长对未成熟子女的幸福是负有全部责任的,那么这种家长式的全权,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时把它称为“父权”:它 “愿意为公民造福,但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它可以使公民安全……,为公民的娱乐提供方便,指挥公民的主要活动,领导公民的工商业,规定公民的遗产继承,分配公民的遗产。”但这样的政府同时也成为支配民众的“牧人”,它自身不受任何对象的监督,而且“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托克维尔很不安地把这样的政府视为一种“民主的专制”,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 公民幸福无关政府。正如恶政府可以破坏人们的幸福,但好政府却无以给予所有的人所有的幸福。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仆论,政府不过是民众的公仆。主人既不会向公仆要幸福,公仆更无以让主人获得幸福。那么政府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这里不妨介绍康德的一个说法,他认为政府或国家的首要目的是保证个人自由而不是获得所谓的公共幸福。因为一个像父权那样的政府,依据对其人民实施仁爱的原则而确立起来,它也只是代表了所能设想的最大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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