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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王开岭:是“国家”错了

  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孟德斯鸠      1      一百年前的法兰西。正义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曝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该举震撼了法兰西,也惊动了整个欧洲。许多年后,史家甚至视之为现代舆论和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      事件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荒谬登场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怂恿,军方无意纠错,理由是:国家尊严和军队荣誉高于一切,国家不能向一个“个人”低头。这个坚持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响应,结果,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如此不义,左拉怒不可遏,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披露军方的弥天大谎,痛斥司法机器滥用权力,称之“最黑暗的国家犯罪”,称法兰西的共和荣誉与人权精神正经历恶梦。尤其《我控诉》一文,如重磅炸弹令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都卷入了争论,左拉更被裹至旋涡中心:一面是良知人士的声援;一面是军方、民族主义者的谩骂,甚至有暗杀恐吓。      左拉没退缩,他坚信自己的立场:这绝非德雷福斯的一己遭遇,而是法兰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伤害;拯救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就是拯救法兰西的未来,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荣誉和正义精神。在左拉眼里,他这样做,完全是履践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同胞的义务,再正常再应该不过了。      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总是为他的国家所误解。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作家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结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这个英勇的“叛国者”形象,却像一颗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这毕竟是有着反强权传统、签署过《人权宣言》的民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粒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是啊,不正是“个人正义”守护着“国家正义”吗?不正是“个体尊严”组建了“国家尊严”吗?国家唯一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作出的承诺与保障吗?假如连这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权威与荣誉可言?还有什么拥戴它的理由?      愈来愈多的民意开始倒戈,向曾背弃的一方聚集。在舆论压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法兰西历史上,这是国家首次向一个“个人”低下了它高傲的头颅。      德雷福斯案画上了公正的句号。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曾高高预言的那样:法兰西将因自己的荣誉被拯救而感激那个人——那个率先控诉母邦的人。      作为一桩精神事件,德雷福斯案之所以影响至深、且像爱国课本一样传颂,并不因为它“蚍蜉撼大树”的奇迹,而在于它紧咬不舍的人权理念,在于它揭呈了现代文明的一个要义:生命正义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权威;任何蔑视、践踏个体尊严和利益的行为都是犯罪,都是对法之精神的背叛、对生命的背叛。      可以说,这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在对“人”的理解和维护上,它矗起了一座里程碑。      2      国家是有尊严的,但尊严不是趾高气扬的“面子”,它要建立在维护个体尊严和保障个体权益的承诺上,要通过为公众服务的决心、能力和付诸来兑现,它不能预支,更不能摊派。在价值观上,国家权威与公民权益不存在大小之分,个体永远不能沦为集体羽翼下的雏鸟或孵卵,否则,就会给权力滥用国家名义谋集团之私或迫害异己提供依据。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法国《人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及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都开宗明义地宣扬了该常识。      如果为了国家利益可任意贬低个体尊严,如果牺牲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做法得到了宣传机器的大肆鼓吹,那么,不管该国家利益被冠以怎样的“崇高”或“伟大”,其本质都是可疑的。任何政府和部门之“权威”,惟有在代表公意时才具合法性,才配得上民间的服从。在一个靠常识维护的国家里,每一个“个人”都是唯一性资源,都拥有平等的社会席位,每个人的福祉都是国家重要的责任目标……正是基于这些同构、互动和彼此确认的关系,个人才可能成为国家的支持者,才会滋生真正的爱国者和“人民”概念。      权力会出错,领袖会出错,政府会出错,躲闪抵赖本来就可耻,而将错就错、封杀质疑就更为人不齿了,也丢尽了权力的颜面。      有无忏悔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质量。      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了“异端”罪名。连素以“万能”著称的上帝代言人都承认“寡人有疾”,更何况凡夫俗子?同时也说明,这不失为一位胸襟辽阔、值得信赖的“上帝”。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事隔半个世纪,美国政府终于良知醒来,并向亡魂道歉。      曾炒得沸沸扬扬的《抓间谍者》禁书案,经过3年审理,于1988年10月,由英国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政府起诉。这部被视为泄露国家机密的书,拥有自由印刷、发行和报刊转载的权利。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上,让政府向个体认错、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大国向小国认错……确属不易,关键能否有一种良好的理性制度、一套健正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周严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的民心资源和舆论环境。要坚信:错了的人只有说“我错了”时——才不会在精神上惨败,才不会在道德和尊严上输光。今天,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私人图书馆里,最常听到的便是他的录音资料:“犯下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谁也没过多责备这位自责的老人,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美国仍发行了印有其头像的纪念邮票。      3      德雷福斯案,至少有两点让一百年后的我尤为感慨,也是让我吃惊和敬羡的地方。      首先,舆论的“讨论空间”如此之大。      它包含“此类政事竟允许舆论参与”(即民众的知情范围和讨论范围)和“舆情的规模、幅度、持续性竟如此强劲”(民众对公共事件的积极性)两层意思。一个世纪前,一个冒犯国家威严、对政府不恭的声音竟能顺利出笼,竟有报刊敢“别有用心”地发表——且不受指控,确乎不可思议。而在一场对手是国家机器的较量中,竟有那么多的民间力量汹涌而入,不仅不避嫌、不为尊者讳,反而敢于大声对政府说“不”,就更令人惊叹了。试想,在另一些国度,即使有左拉般的斗士站出来,谁又保证会有《震旦报》那样不惧烧身的媒体呢?《我控诉》能公开问世并迅速传播,至少说明一点:在当时法国,此类政治问题的讨论空间是存在的,或者说,言论自由有较可靠的社会根基和法律依据,连政府都没想要去背叛它——这确令人鼓舞。否则,若话题一开始就被封杀,“德雷福斯”连成为街头巷议的机会都没了。而在别的地方和时代,让这类事胎死腹中、秘密流产后偷偷埋掉,是最容易想到和做到的。      其次,事件的理性结局。      表面上,迎合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公式:邪不压正!真理必胜!但实际生活中,要维持此公式的有效却极难。“正义”“真理”,从主观的精神优势到客观的力量优势,中间有很长的崎岖和险势。个人挑战权威的例子不罕见,但能迅速赢得社会同情、升至一场全民性精神运动并获胜,即不简单了。其中,既有先驱者的孤独付出和后援力量的锲而不舍,又有来自权力的某种程度的精神合作与妥协,否则,法兰西又徒添几条为真理殉葬的嗓子或烈士而已。该案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它不仅实现了左拉的控诉企图,且让“真理”用短短8年就显示了它神圣的逻辑力量。      政府最终选择了真相,选择了理性,即使它是被迫的“不得不”,这个让步也值得嘉许和为后世所纪念。它需要勇气,需要文化和理性的支持,或许还受到了某种古老榜样的注视与鼓励……这与法兰西深入人心的自由传统和民主渊源有关,与制度自身的空间和弹性有关。左拉的胜利,乃欧洲现代民主精神的胜利。在无数人组成的“个人”面前,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是渺小的;知耻近乎勇,承认过失乃维护荣誉的唯一方法……想到并做到这些,对一个诞生过狄得罗、伏尔泰、卢梭的民族来说,固然在信仰资源和精神背景上不是难事,但它所费周折和成本也令人反思,比如曾将左拉逼入绝境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德雷福斯案距法国大革命已有一个世纪,在由拉斐德起草的号称“旧制度死亡书”的《人权宣言》里,早就宣告了社会对“人”的种种义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之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可言。”“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可最初的德雷福斯和左拉,不仅没享受到以上保护,反而遭及同部宣言中其它条款的迫害:“意见的发表不得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法律有权禁止有害社会的行为”……可见,再伟大的法律和政治文书,都难免给权力留出“利己性司法解释”和“选择性依法”的机会。而这类舞弊,在今天的很多国家仍司空见惯。      英国学者戴雪说过一句寓意深远的话:“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是啊,真正的法不是刻在大理石或纪念碑上,而是栖息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细节中。唯一让制度和政府具有“合法”性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福祉,是来自个体的信任和满意。      2000年      (本文收入苏教版高中语文读本必修三)      (摘自《精神明亮的人》,王开岭著,书海出版社,2009年版)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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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如果毛泽东出生在毛泽东时代

     如果毛泽东出生在毛泽东时代会怎么样呢?      1、因为父亲是地主,从而划入“四类分子”行列成为“政治贱民”;      2、因为“出身不好”,从而丧失进入师范学校读书的机会,只能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3、因为没有“介绍信”去长沙、北京沦为“盲流”,从而被劳动教养;      4、因为“出身不好”,从而失去当兵机会;      5、因为与他人组成新民学会被定性为“非法结社”从而打成“反革命”;      6、因为阅读外国书刊(译文)而被列为“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      7、因为批评时政“指点江山”而被视为“煽动颠覆政府”而被判刑;      8、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被视为“反党反人民反政府”的“三反分子”被阶级专政;      9、因为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而被视为“偷逃出境”的汉奸卖国贼被镇压;      10、因为与杨开慧未婚同居而被作为“流氓罪”被处罚。      幸亏,毛泽东出生在晚清民国时代,如果出生在新中国,那么从出娘胎开始他就要背负着政治贱民的身份屈辱生活。而以毛泽东强烈的个性,只能是被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砸得粉身碎骨!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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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中纪委查封的“无主”房地产仅广州一地就高达1800多套

  中纪委查封的“无主”(已经潜逃)的房地产仅仅广州一地就高达1800多套!         1、安徽黄山市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38套。      2、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军37套。      2、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35套。      3、前上海房产局副局长殷国元案发后,有的报道说是有50套,有的报道说是有10多套。但趋向一致的报道是,他所拥有的房产至少有30套总值在一亿元以上。      4、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张万青,据传其名下房产达30多套。      5、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陶校兴29套,其中27套记在他母亲的名下。      6、山西阳泉黑巡警关建军在北京等地拥有价值超过1亿元的27套房产。      7、辽宁抚顺市顺城分局国土局长罗亚平2007年便拥有多达22套的房产。      8、茂名市原市委常委、常委副市长杨光亮利用情妇大肆炒房,在茂名、广州、珠海,拥有数十套房产。      9、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在昆明、个旧、弥勒、建水、大理有房产17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有房产6套。      10、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除了价值3000万元的豪华别墅外,他投资购买或兴建的房产多达16套。      11、安徽涡阳县高炉酒厂厂长刘俊卿有13处房产,大部分用来提供给情妇居住,仅在合肥便有3处房产。      12、原贵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金阳新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主任的樊中黔利用职权受贿,涉嫌违纪违法。专案组价值300余万元的房产13套。      13、原河南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则拥有9套住房,1300平方米。      14、江苏省财政厅前副厅长张美芳坐拥7套房产,其中3套在其女儿名下,4套在其本人名下。      15、原衡阳市副市长兼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刘兴德仅与房地产商相互勾结利用,全家共有8处房产。      16、原深圳南山区原区委书记虞德海资产数千万元,在房子上除拥有一套房改福利房外,尚有以妻儿及亲戚名字做房主的7套大屋。      17、重庆沙坪坝区国土局科员刘勇拥有多处房产,包括一套市价过300万元的别墅。      18、陈绍基案件后,广东因害怕被牵连的党政军官员不计其数,在风声鹤唳之下,迄今为止,外逃高官已经多达150个家庭。其中退休的省级干部6人,厅级干部多达70人,这些人潜逃带走了高达上百亿的资产。但由于事发突然,他们在国内囤积的房产几乎都没有来得及变卖,截至五月底计算,中纪委查封的“无主”(已经潜逃)的房地产仅仅广州一地就高达1800多套。      人均十套住房,中国的大多数劳动者却无房可住!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贵,中国的劳动者为什么无房可住?原因是富者抢占了太多住房资源。“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可以拥有几十套、甚至几百套住房,穷者没有能够放下一张床的位置,它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多么大的挑战啊?      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取得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此后,世界许多国家借鉴这种做法反腐倡廉。上世纪80年代,我国提议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开,历经20多年,虽在不断探索,但总体进展缓慢。公布官员财产究竟难在何处?      公示财产的真实性难以核实。有的干部提拔时“冰清玉洁”,一旦东窗事发,却能查出大量不明财产。从现有的制度设计看,干部每年都要申报财产,为何贪腐者能瞒报收入来源而不被发现?回到淮安的方案,看似把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债务五类财产情况“一网打尽”,但要厘清这些财产谈何容易?单就房产来说,由于城市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外地房产无法查询。      公布财产还遭到官员或明或暗的抵制。纵使是合法收入,一些干部也怕“广而告之”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担心个人和家庭隐私曝光。而那些“心中有鬼”的官员,当然要想方设法隐匿、转移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      在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民众对官员财产公开抱有很高期待。正如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的,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落实,是防止干部贪污腐败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淮安的改革刚起步,但其勇气仍值得鼓掌。相对于一些地方“噤若寒蝉”、“雷声大雨点小”,淮安在制度设计上向前迈了一步。      公职人员申报并公布家庭财产的法律,被认为是“阳光法案”。“阳光法案”本身也需要阳光,需要决策者对公示内容真实性、公开范围、保障信息安全等进行制度设计,健全个人所得税申报监管、金融实名审查等信息统计体系,当然,更需要群众共同参与监督。               摘自《凯迪网络》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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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怎么办会--APEC篇(五)

无以言表地痛苦。清晨4:00起床,相当于北京的1:00。好在我在北京时间0:00时,起来看了表,错想着还有四小时,所以,最后一小时睡得很实。提行李下楼,上shuttle,奔赴机场。 我们乘的是韩航的包机。海参崴的空中交通还是不大方便。北京直飞其实只要两个半小时,但不是天天有飞机。我们想周日回,就必须在俄国国内转机,中间还停十多个小时。幸好我是会议的发言嘉宾,受到会议组织方的特别优待,安排我上了韩航为APEC专开的包机。此后,要在仁川机场呆五个小时,再回北京。 包机8:30起飞。从罗斯岛到机场,大约要走一小时。事前我想过,是不是头天住在机场,次晨方便一些呢?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新建的机场附近一无商业设施。今晨到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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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一个最最伟大的社会制度就这样GAME OVER了

         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为立国69年的苏联划上句号。       69年!!       一个自人类文明产生起,最最高级的最最科学的最最理想社会制度,就这样Game Over了!       现在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忆苦思甜,我们再回忆一下,看看苏联解体前的几年,苏联发生了什么。 一、举办莫斯科奥运会,获得金牌总数第一 图01 图02       第二十二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80年7月19日至8月3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这是奥运会首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行。其主会场是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       苏联以80金,69银,46铜,合计195的成绩名列首位。 二、发射和平号空间站 图03 图04       1986年2月20日发射和平号空间站 三、流血事件每年近二十万起 图05 四、维稳经费和国防经费持平 图06 五、出兵阿富汗 图07 图08       1979年12月27日深夜,前苏联特种部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向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发起突然袭击,靠谋杀前总统夺权上台的阿明在苏军夜袭行动中丧生,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六、发生重大事故,不追究 图09 图10 七、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造成史无前例的生态灾难 图11 八、贪腐盛行 图12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 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 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九、高通货膨胀 图13       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导致轻工业和粮食方面发展不足,致使百姓的消费和购买力不能紧密配合。通货膨胀就开始了,由于以后苏联都是采用斯大林政策,通货便不断积累,加之70年代后权力机器严重缺损戈尔巴乔夫的“资本主义性民主”改革不灵,恶性通货膨胀加剧。       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下列图片仅为排版美观考虑,与本帖主题无关,如有雷同,纯属操他妈的蛋!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图18 图19 图20 图21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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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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