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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埃及“勋章释兵权”之后

(预发下周一财新《新世纪》观察) 惟宪政能保护埃及民主的命运,并使其成为阿拉伯世界真正的民主灯塔 埃及的民主进程终于踏入一个正向的拐点。 8月12日,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一纸令下,解除了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一批军方将领的职务。军队在埃及政治中有特殊地位。穆巴拉克时代,军方是埃及事实上的第四权力;解放广场革命推翻穆巴拉克政权时,军方选择了放弃穆巴拉克,保住自己的权力;如今,军方则是总统权力的最大制约,却已被许多示威者斥为“革命的叛徒”。 在采取这一行动前,国际观察家对于61岁的穆尔西本人能否有所作为、如何作为,多在观望之中。即使有着“阿拉伯之春”国家中首位伊斯兰主义总统的背景,6月24日上台的穆尔西还是受到“先天不足”“后天受限”的阻碍。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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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评论]谁在践踏法律尊严

虽然没有机会尽获其详,但只要读过新华社记者上周五晚发表的《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案庭审纪实》(下称《纪实》),还是可以初步获知尼尔•伍德命案之来龙去脉。 记得4月10日新华社在播发“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的消息时,曾引用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表示做出强调,“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 读到《纪实》,人们才能充分意识到,这里的“践踏”二字用得相当准确。 试想薄谷开来预谋、行动直至通过重庆警方高层瞒天过海的全过程,其中没有顾虑、没有恐慌,甚至也没有真正意义的风险。一个并不高明的杀手从容作案,顺利过关,如果不是事后因特别原因东窗事发,可能直到现在,她还是一名受人尊重的法律专业人士,是高贵的首长夫人。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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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放弃金牌政治 淡出举国体制

不能再把举国体制当做一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而沾沾自喜;体育体制须跟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步伐 伦敦奥运会刚落下帷幕,中国健儿争金夺银的激情场面仍然令人回味,“飞人”刘翔折翼“伦敦碗”的悲剧一幕同样使人难忘。 五味杂陈的伦敦奥运会促使人们反思。即使在比赛期间, “举国体制是与非”已成国内舆论热点。这表明,重新审视这一机制的利弊,及早启动竞技体育领域的改革,已成公众明确期待。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借助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以配置全国竞技体育资源。其目标就是在各类国际重大比赛,特别是奥运会上获得更多奖牌,主要是金牌。这种体制原本是计划体制的产物,但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并没有受到实质性触动,反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大大强化。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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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权力易使人败坏

2004年哈佛大学“公共领导中心”的研究主任凯勒曼教授(Barbard Kellerman)出了一本《坏领导》(Bad Leadership),我在读了该书后,才知道赤色高棉的某个领导人,从前是个很斯文敏感,很爱好法国诗,很受学生喜爱的教师;当年被国际法庭以违反人道罪判决的塞尔维亚领袖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从前原来是个心理治疗师,还是个程度不错的诗人,还发起绿党,显示他很关心生态环境问题;至于伊拉克的萨达姆,则是个对人很豪爽友善,很有人缘的热心人物。      在知道了这些人物的过去后,我对人的善良邪恶已觉得愈来愈难判断,那些后来十恶不赦的坏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原来也有过一段真好人的日子,他们的人生一定在某个重要的阶段出现了分岔,然后就在岔路上越走越偏,那么,改变他们人生的岔路是什么?      权力的确是个坏东西。任何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有一群攀龙附凤的追随者,他做了对的事,这群人就吹捧造神,他做了不对的事,这群人就曲意庇护,最后整群人就会成为一个只知有敌我,不再有是非的帮派。当这种帮派意识一旦形成,败坏就会往绝对化、极端化的方向走去。因为权力有着这种败坏的本质,所以任何人只要涉及权力,都要格外警惕,权力欲和吗啡上瘾相同。当一个人未发迹之前,他的善良本性尚存,他还知道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能做,但权力却一步步侵蚀掉这种可做与不可做的边界线,他已无法分清可做与不可做的事,于是绝对的败坏遂告形成。      许多人都一定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所写的《苍蝇王》,一群出身好家庭、上好学校的学生因飞机失事而流落荒岛,这群学生为了集体管理的事,最先是分派,而后是斗争,最后是无法无天地杀人。原本纯洁的少年,当他们的世界有了权力关系,人性也跟着全都改变了,权力之可怕由此可见。前几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监狱模拟实验,学生分成囚犯和狱卒等,当狱卒的果然逐渐凶性大发,这个实验紧急喊卡,不能再做下去。狱卒的权力真的会改变人性!      权力容易改变人性,使人败坏,但败坏的程度却在各种社会不同。有的社会,有权力的败坏人物顶多像克林顿那样乱搞男女性关系,或者像尼克松一样,搞个滥权的水门案,像罗德岛州一个市长希安西(Vacent Cianci.Jr)利用市长权力向人勒索钱财,就已是不得了的大罪过。有权力者虽然都会败坏,各国对败坏的容许程度却不相同,进步的国家由于制度及文化良好,有权力的人即使想做大坏事也不可能,官僚机构不会给他机会,他做了坏事,法律及社会也会把他抓出来。权力使人败坏的程度,乃是对一个国家及社会最大的考验。      因此,我对高层官员腐败大案的判断和许多人不一样,我不会和别人一样用打落水狗的态度来谈此类大案,我关心的是:      —高层官员都曾经是好人,他们在有了权力后为什么愈变愈坏?他们变坏的过程才是我想知道的。他们愈变愈坏,要有很多人参与,有群众和帮派,那是个共犯结构。      —中国为什么到了今天,整个体制还会有空间容得下这种败坏的人物?为什么官僚系统本身没有免疫力?为什么司法系统也没有预防力?高层官员腐败大案的发生,其实是整个政府及社会共同的耻辱。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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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美国个税制度:没有选举权就不纳税

  没有人喜欢纳税。美国人也不例外。200多年以前,就是从抗拒缴税开始,北美人发动了一场独立战争,建立了如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美国人那样为纳税而自豪。”纳税人”是美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是纳税人花的钱!””纳税人有权知道真相!””我是纳税人!”等等,都是普通人前往政府机构提出要求时理直气壮的说法。政府是纳税人供养、为纳税人服务,同时纳税人享有各种公民权利的观念,是美国建国的基础理念之一。      美国人的税纳得的确不少。仅以个人收入直接缴纳的税种来说,就有联邦、州、县、市区4个级别。收入33.65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达到35%,就连不到1万美元的低收入者也要缴10%的所得税。      纳税义务与选举权利      美国政治人物最爱挂在口头上的有两个名词:纳税人和选民。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紧密的权利义务相互关系。      自1215年《大宪章》签署以来,英国就逐渐形成了国王不经过民选的下议院(而不是世袭的贵族院)的认可不得征税的传统。虽然18世纪后期英国的投票权仍然由财产权所决定,因而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能够投票选举议会,但是财产所有权和纳税义务之间的天然关系也将投票与纳税联系起来。      英国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的居民有向英国国王纳税的义务,但是在议会里却没有代表。也就是说,殖民地的纳税人对于要缴多少税、税收如何支出没有一点发言权。是以,北美的纳税人日益不满,”没有选举权就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通常译作”没有代表不纳税”)这种煽动性的说法在独立战争前20年也越来越流行。最后在1765年,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遭到了普遍的反抗,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的独立。      美国宪法在征税方面沿用了英国的制度。尽管参众两院都由选民直接选出,但只有众议院能够提出有关征税的法案,参议院限于提出建议或者表示同意。按照当时的法律,个人收入税主要以不动产特别是土地税的形式来由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征收,联邦政府的税源则多数依赖关税等间接税。虽然宪法规定了公民有选举权,但是事实上只有那些缴纳了不动产税的人才真正能够享受到投票的权利,因为各地以纳税记录为条件来限制选举权。从1792年开始,各州陆续立法,在内战前不久才普遍给予白人男性以投票的权利。      美国的黑人长期没有投票权。在林肯解放黑奴之前,黑奴是他人的财产,因此他们的主人要就他们缴纳财产或人丁税。而北方的自由黑人尽管能够置产,但却仍然不得参加选举。1779年,还在独立战争进行期间,马萨诸塞州的7名自由黑人接过了”没有选举权就不纳税”的口号,宣布3年拒绝缴税。发起这次行动的保罗•卡菲是一名黑奴的儿子,通过贸易发了大财,成为当时美国的首富之一。州政府用逃税的罪名将抗议者投入监狱。可是,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结果州议会几年后通过法律,给予规矩纳税的男性黑人以投票权。南北战争之后,黑人通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获得了财产保障权、纳税义务、以及投票权利。      妇女虽然一直到1920年才获得投票权,但是从来都要为拥有不动产而缴税。19世纪后期,妇女在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中,重新提出了”没有选举权就不纳税”的口号,得到妇女运动的广泛响应。      累进个人所得税的建立      在建国后80多年中,联邦一直没有对个人征收所得税。联邦政府的收入来自关税等间接税收。如今占个人税务最大一部分的联邦税,是从1862年开始征收的。      那正是南北战争初期。与如今一年开支2.8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比较,当时的华盛顿只有近乎微不足道的收入。在1861年战争开始的时候,联邦政府拿到的税收大概是7500万,第二年的政府开支达到了5亿,税收只够15%左右,绝大部分开支依靠发行政府公债来维持。林肯政府明白,如果不增加税收,政府必定面临破产的局面。因此,国会在这一年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案。      这个新的税法采取了累进所得税制度。年收入600美元以下的人免税,600至1万的部分收税3%,超过1万的部分5%。到战争后期,联邦每天的军事费用上升到200万美元。国会只好再次增加税收,将5000美元以下的税率提高到5%,5000至1万收取7.5%,1万以上10%。必须指出的是,按照当时美国的收入水平,这一税收针对的是富裕的上层。只有10%的家庭须缴纳所得税,而这些人控制了总财富的70%。      内战之后,联邦政府的支出大大降低。在这个宗教保守势力强大的国家里,政府将税收的主要来源再次集中于对酒类和烟草这些被认为是”罪过享受”的商品上。到1872年,联邦取消了个人所得税。      将税收集中于间接税特别是消费税是不利于低收入阶层的政策。富裕阶层固然比贫穷者消费多,但是从税收的角度看,富裕阶层的税额与收入的比例会远远低于贫穷阶层。而累进所得税的效果则正好相反。因此,到19世纪后期,平民主义运动积极推动了收税改革运动,主张政府降低消费税,重新采用累进所得税制度。国会也曾经在1894年试图重新征收所得税。然而,反对这一制度的人将官司打上最高法院,控告联邦政府任何征收直接税的做法违宪。结果最高法院作出了不利于政府的裁决。1913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将征收所得税的权力赋予国会,最终确立了今天的联邦个人所得税制度。               摘自《中财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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