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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位崇拜,一个民族的噩梦

要概括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会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大量异见,但是把对官位的崇拜作为我们民族一个持久的精神特征,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分歧的。它贯穿于我们的历史中,也渗透于我们的现实中,我们太熟悉它了,它就在我们中间。它死死地纠缠着我们,控制着我们的头脑。      在人类情感中,崇拜与鄙夷、恐惧一样,是一种自然产生的心理现象,英雄崇拜更是一种健康向上的有益情感。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可能有自己推崇的英雄。人们之所以为自己的英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个神圣的位置,是因为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品质超出常人的境界,从内心里把他们供奉起来,以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从他们身上获取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伟大的英雄,能够成为万人景仰的英雄,除了他们才智和胆识出众外,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献身人类整体利益的情怀,目光远大,品质超凡,并因此站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上。人们本能地膜拜英雄,这并不是人类弱点和过失,相反,这是很大的优点和优势,它表明人们对高尚和非凡的向往,人们通过对伟大人物的学习来提升其精神水平准。      官位崇拜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它崇拜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具体的官位。任何人占住某个显要官位,不管是张三李四,都能赢得人们的崇敬。它之所以恶劣之极,可鄙之极,是因为它反映了人们潜藏于内心的贪欲和阴暗。官员凌驾于社会和民众的身份与地位,以及在获取财富方面的非法优势,才是人们神往不已的真正原因。与对英雄充满敬畏、净化心灵的崇拜大相径庭,官位崇拜始终散发出腐朽的气息。它是心灵腐败的表征。权力本身并不是坏事,它是社会的中枢神经,公共服务靠它维持。但在我们的现实中,权力的公共性质实际上已经不多。试问,那些在通向权力的崎岖小径上艰难沷涉的人们,有多少是为了实现自己服务公众的理想呢?谁会相信,那些不惜重金买官、不择手段谋官、不顾一切维护权力的人,为的只是取得服务人民的权力?      官权至上的地方,必然没有人权。当世人向这样的权力顶礼膜拜时,它意味着什么?它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毒瘤吗?它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腐蚀着我们民族的肌体吗?      “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灾难结束后不久,我们民族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精神世界。在此前的1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民众不但在空间上与外界隔绝了,而且在时间上也与过去隔绝开来。书籍被禁止阅读,人类既往无限丰富的知识宝藏已被逐出人们的生活,每一个人的大脑被反复清洗,直到只适合于接受简单的教条和命令。对知识的长期禁令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解除时,民众压抑了很久的对知识的渴求,变成全国上下涌动的崇拜知识和科学的热潮。这是古老的中国从未出现过的新气象。数学家陈景润成为亿万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的轶事。“五四”时期被引进的赛先生,第一次走进中国亿万个普通的家庭。大学校园成了最神圣的殿堂,步入其中必是天之骄子!“知识就是力量”的新信条,真实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全民崇尚科学的风气,使这个东方之国突然出现了勃勃生机和光芒万丈的前景。      对财富的热切期盼和追逐,成为随之而来的又一爆发性的社会现象。在人民公社、斗私批修的政治高压下,国人对财富的正常欲望,视为罪恶之源被压制了。但对于一种强烈的本能和天性,压制只能取得一时的成功,它终归要找到突破口,现在,它像野火一样四处燃烧。本来,这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非常令人欣喜的大好事,因为对财富的强烈欲望是推动财富创造的强烈动力。它是一种创造力。被财富所吸引的人们,为了节约成本,提高别效率,获取竞争优势,就会千方百计地利用新知识、新技术,并从事新发明。      但好景不长,新的国民精神尚在襁褓中就已夭折,刚刚起步就已颠覆。在追求财富的大潮中,一开始就裹挟着不祥的征兆,权力获取财富的能量,大大超过了劳动和智慧创造财财富的能量,少数人利用权力(时称“官倒”)一夜暴富。对科学、创造的崇尚之风昙花一现,官位崇拜重新回到社会主流意识中。更确切地说,官位崇拜从来没有从我们这社会中消失过,它只不过是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年光景中减少了一点强劲的势头。“官倒”不久式微,“倒官”开始盛行。同时权势者也开始向政坛输送自己的后代,“官二代”逐步崭露头角。运用权力不仅可以获取财富,而且可以获取其他一切社会稀缺资源。无权的人要依靠权力的恩赐和荫庇。权力睥睨一切。国家机器努力制造并保持大众对官员这一群体的尊崇。它会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达到目的。文人用他们妙笔生花的笔谱写颂歌,艺人用他们动听的歌喉为权力献歌。全民围绕着权力起舞。      从一个民族所尊崇的对象,可以分析出这个民族的精神特性,解释其文明发展的程度。过分关注物质的民族,对精神的关注就会太少。中国皇帝以及他的官僚很少有人具备超越物质的精神气质,因此,他们中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的领袖。即使那些开疆辟土、战功赫赫、改朝换代的一世之雄,在华盛顿面前也只是一个小仆从。后者不是靠他的战功,也不是靠他的开国之功永垂不朽的,而是靠他的伟大精神永垂不朽,他彻底地、永远地终结了帝王将相和一切统治者自我授权的合法性。他告诉后人在权势之外去追求伟大和崇高。他的精神之光照射人类的心灵。一个伟大的心灵所拥有的无形权力的影响,比世界上所有独裁权力的总和都要大得多。      在伟大的思想宝库中,自由的思想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耸立于其他伟大思想山峰上的灯塔。历史确有这样的时刻:时代期盼着伟大思想登场。伟大思想一定是奠基于自由思想之上的。对普遍自由的真诚追求,表现出对人类怀有的普遍挚爱。独裁思想并不是独裁者才有的思想,它有其民众的思想土壤,它就扎根在普通人的思想意识中,只要有了适当的时机,它就会从随便某个人的身上冒出来。当然,他不是不需要自由;他需要自由,但他需要的不是普遍自由,而只是自己的自由。他会以自由为武器,向对手要求自由,但如果有一天他处得支配地位,他的“自由”实现了,支配他人就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他梦寐以求的是获得支配他人的自由。这种人心里从来就没有过自由思想,他的自由观念是冒牌货,只不过是各种私心的大杂烩。      权力阶级一直不合理地居于社会的顶端,民众对它则表现出习惯性依顺。它没有向人民展示高尚的一面,它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存在物,仅为自己而存在。但是,权力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它不应该如此堕落,如此空虚,它应该有其理想形态。理想形态的权力追求公众利益,并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来向社会提供领导,它依靠精神力量而引领时代前进,而不是依靠物质力量迫使社会接受自己。      虽然理想与实现的差距是很明显的,理想主义总有超越现实的特点,但实现若不能向理想接近,它就不能向人类展示希望,它的明天也就暗淡无光。理想不但可以为人类的明天指明出路,而且还能矫正实现中的偏差和谬误。一个社会可能很难拥有超凡入圣的伟大人物,那种坚持用真理领导民众、创造历史的人物,但应该有追求伟大和卓越的人物,他志在追求永恒的精神和不朽的荣誉。没有这样的人物,而只有那些追逐实利和现时享受的官员甚嚣尘上,喧闹一时,社会就没有领导者,人们生活就失去有价值的目标。      以官为本的社会孕育和制造出来的官本位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成为物质利益的俘虏,而无法超越物质。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以及与之形影相随的物质欲望,压倒了对其他诸如精神、荣誉、责任的欲求。对自由之精神失去追求兴趣的民族,无论如何是它的最大悲哀。它失去了进步的原动力,没有了思想源泉,即使它还显露出某些看似强大的表象,它的强大是虚幻的,不堪一击。甲午战争前的中国,还拥有欺骗性的虚幻的强国外表,至少看似比日本强大。官场与科学领域遵循完全不同的行为规则。官场讲顺从,做机构的驯服工具,当要在真理与服从机构之间不得不做出取舍时,官场人会普遍选择对机构的服从而放弃真理。一般来说,诚实不是他们的品质,真理也不是他们的追求。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重要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官场。官本位文化培养的国民循规蹈矩,成功地把人们的思想控制在休眠状态,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千万不能闹出乱子来,历来,麻木不仁、浑浑噩噩、无所作为的国民最有益于稳定。      在科学领域中,精神反叛是常规状态,一切创新都来自于标新立异,每一次科学飞跃都是一次成功的精神起义。科学进步需要这样的国民,他们不亢不卑,做自己主人;他们并非无所畏惧,但绝不屈从不义;他们懂得自己的义务,但绝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只有这样,他们的精神才能现实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使他们始终保持活跃的智力活动。      制造愚民比造就公民要容易得多,制造愚民就是要让民众的心灵充斥对官帽的敬畏和对自由的排斥。衡量国民素质高低的真正标准,不是他们认字的能力,而是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程度。生活在18世纪的柏克谈到英国国民素质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油然感叹英国的幸运:“许多关于政府的伟大原则、许多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为人所理解了。”当中国精英们把文化水平不高的国民当作素质低下的证明时,他们不过是在强调自身在书本知识上的优越感。但是,书本知识不能塑造出高素质的人,因为它不能使人走出精神愚昧状态。从今天的情况看,我们不如人意的国民素质,与其说是由于下层阶级缺乏知识,不如说是精英阶层缺乏现代观念,他们与现代文明的普遍疏离。      官员主导型社会,其价值取向只能是以权力为中心,它与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前一社会的官员几乎不可能成为改革的力量,除非现时体制已经损害他们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才会抛弃它,就像清末政府不明智的改革使汉族官员终止了对满清皇族的效忠。那次改革,政府为了加强已削弱了的满族集团的权力,选择了与其祖先背道而驰的策略,对汉族官员实行打压政策。从其建国之初,清朝统治者为了驾驭人数上有很大优势的汉族人民,一直采取邀请汉族精英入伙的笼络政策,与自己分享统治特权。收买政策大获成功,因为对汉族精英来说,只要自身利益有保证,服务于满清皇帝与服务于汉人皇帝毫无二致。      中华民族处在官位崇拜的桎梏中已经太久,它变得颓废,萎顿,缺乏创造的活力。有几次,它看起来似乎就要崛起,到头来却发现只不过是海市蜃楼。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好象实现了自强,甲午一战把它的虚弱本质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朝鲜战场上对美一战,以巨大的伤亡换来了平局,中国好象又强大起来,紧接着的大饥荒制造了一次空前的自我毁灭。      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在于一次彻底精神起义,挣脱权力的镣铐,把自己溶汇到世界中,与世界一同进步。现代世界是一个多元世界。人们多元的价值观念,指导他们追求多元的梦想。在一个多元世界中,政治权力不具备领导一切的资格,没有神圣的光环,从无特殊的地位。人民不用畏惧它,不用对它毕恭毕敬。只有当有一天,我们这个古老社会的掌权者降到公民的位置上,回到他们本该待的地方,把从人民手里篡夺的权力交还人民,我们民族才会从权力崇拜的梦魇中挣脱出来,才会获得解放–精神解放。真正的解放,只能是精神的解放。            摘自《共识网》作者:黄卧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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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湖女侠

  1907年7月15日 清末志士秋瑾英勇就义!      1907年7月15日凌晨,一位女英雄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她,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      年仅32岁。她,就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巾帼英雄秋瑾,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      秋瑾出生于绍兴的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她少年时热情而倔强,最钦佩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本已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更是危象丛生。秋瑾救国情切,愤然赋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不愿“与世浮沉,碌碌而终”,热望把裹在头上的妇女头巾换成战士的盔甲,像花木兰那样,效命疆场;她曾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难,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身其身乎?”1904年,她毅然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秋瑾积极地投入了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斗争。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她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秋瑾还联络当时留日的女同学,组织“共爱会”,自己任会长。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压迫留日学生,秋瑾愤然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6年,她由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她和一些同志在上海设立革命机关,并主持《中国女报》,第一个提出创建“妇人协会”的主张,为近代妇女解放吹响了第一声号角。1906年,秋瑾返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是光复会训练干部、组织群众的革命据点。在大通学堂,秋瑾为了进一步训练革命力量,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群众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操练,并积极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成“光复军”,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任协领,积极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907年5月,徐锡麟准备在安庆起义,秋瑾在浙江等地响应。但徐锡麟起义计划泄露。7月6日,徐锡麟仓促刺杀安徽巡抚恩铭,      在安庆发动起义,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也被捕牺牲了。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      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同志们劝她暂避一时,她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坚决留在大通学堂与前来包围的清军作殊死战斗。因寡不敌众,秋瑾不幸被捕,于1907年7月15日英勇就义。            秋瑾女扮男装像      附:秋瑾绝命词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拜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这是共产国际女领导人卢森堡的名言。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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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父亲

  九岁的沈阳小屁孩夏健强,后来就不爱说话了。也不跟认识的小盆友玩。走在沈阳熙熙攘攘的大街,倘看到有一家三口走来,他会低下头。倘有记者给他拍照,他会转过脸去,说不想让小盆友知道他有个杀人犯的爸爸。      他现在也许对爸爸有些失望。长大后,他却一定要对这个国家失望。因那时他已知道真相。他该知道,5月16日那天,他家讨生活的炉子被缴,他爸被人推打,他妈跪地求饶。他还知道,那群人把他爸拽上车带到城管屋里继续打,用拳头打,用铁杯打,踢下身。然后他爸挥起水果刀……他轻易就可得出结论,他爸只是自卫,不是杀人。而自卫,是这个国家自有皇帝以来就被允许的。我想告诉他,汉朝的皇帝跟人民约定了:伤人及盗,其时杀之,无罪。唐朝的皇帝也跟人民说好了的:窃及无故入户,笞四十,家主登时杀者,勿论。      可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些。皇帝没有了,我们却分不清杀人和自卫。晴天朗朗,让人多哀伤。      九岁的夏健强在哀伤中长到了十岁。这个沈阳非法烧烤摊主的儿子,每天只闷头画画。我看过他的一些画,很有才华,但已从当初阳光纯真的《感恩的心》到后来崇尚武力的《大闹天宫》,画面也开始暗淡。对不起,我肯定多疑了,可法官大人,想必你也有孩子,想必希望孩子们尽量地画出这个国家的美好,而不是残暴。十岁的夏健强一定知道他爸为什么上街摆摊,一定知道他爸正是希望他画得更好,要多挣钱,才非法卖烧烤,才铤而挥刀……可想像只有一米六五的夏俊峰向两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城管挥刀而去,那情景,越决绝,越悲伤。所以法官大人,你不作为法官,我不作为写字者,我们同时作为一个父亲来担心,每当那孩子拿起画笔时,会不会想起那把刀。      就是父亲的社会问题,水果刀却成杀人刀。我看过死刑犯夏俊峰的简历,技校毕业第二年才找到工作,工作第四年就下岗,下岗八年发现卖烤串这个不错的生计,全家为月收入终于超过三千兴奋不已……多易满足的东北工人家庭。三千元,你我每逢堂会喝顿大酒,不止于此。可大街之上,却把他们杀到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我们都是看过城管追杀小贩的场景,城管大哥好似幻觉自己天兵附体,自南天门而下,那通掩杀,那份神武,那种先天而来的政治正确性,让他们忘了人性,忘了自己也是父亲,或迟早成为父亲。      所以我忍不住,就把这个标题取为“杀人者,父亲”。即使你们认为我这很没逻辑。      这一个违章摆摊的父亲,却是要努力养活自己儿子的父亲。这一个杀了人的父亲,却是为保住最后尊严才杀人的父亲。这个前技校生,后二级车工,再后的流窜摊贩,一切只是为了当好一个父亲,让儿子去画漂亮的画。而不是戴五道杠,看新闻联播、学习人民日报,摆出第六代核心领袖的架势去拍照。他从未想过让孩子当官,所做一切不过想让孩子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辗转最后,竟至杀人。试想,一个小贩格杀当世两大城管之际,内心该多激愤。此时,可有专家为他辩护激情杀人?此时,羞愧的到底该是这名父亲,还是未能让他有条件成为一个好父亲的这条街、这座城、这国家。      我不把夏俊峰当成一个违章的小贩,我管他叫,一个父亲。这里对父亲是有歧义的,违法转移资产数亿,被称为父亲;少交规费五六百,叫不法小贩。将子女弄到国外名校读书的,被称为父亲;东躲西藏摆摊挣学费的,叫窝囊废。      法官大人,我们这些父亲,只是比更多数的那些父亲多读了些书,多学了一些蝇营狗苟,把上流和精英演得更像而已。我们发声勇猛,做事鸡贼,没一个敢像夏俊峰那样为保护家产和孩子挥刀杀人。可是得记住,这里有父亲手执燃烧瓶保卫孩子的婚房,有父亲为没医疗费的孩子去偷盗。我早年有一个邻居,姓兰,厂子里查夜时被小偷砍断手腕,医生告诉他这辈子就残了,他痛苦之余,却忽然高兴,说:啊,反正再过几年就得退休,这算工伤一次性就可以赔我五万,以后儿子可做个小生意,退休后还是全工资,因祸得福啊……更多的年青男人都不敢去当父亲,他们是职场的全职儿子,银行的终生龟孙子,慢慢地爬啊爬,运气好的假以时日可坐在客厅里用水果刀削苹果,混得差的只得用水果刀削城管的身体。      我们的父亲,都那么不堪。出品了这么多不堪父亲的地方,有多少二百五条款。大家一直不明白为何有那么多的“管”,城管、交管、宿管、网管,你为什么总想着要管,而不是服务,你从城管变态到管城,你把人民当敌人,人民果真就会变成敌人。我还不明白的是,我们的长官总有股塑料味儿的审美情趣,他们喜欢整洁却肃杀的城市,而不是有趣而温暖的街区。他们常去巴黎旅游,却忘记香榭里舍大街两边都是露天酒吧。他们的子女都在美国,却不知纽约自由女神下面就有一长排卖热狗的餐车。我们都喜欢美丽,可如果这美丽牺牲了普通人的生活,这美丽,该多邪恶。      写到这里,另一个父亲,辽阳市宏伟区的周晓明被城管围殴致死,老人倒在儿子怀里时,尿了一裤子。此时城管还低头问:你服不服?再叫就弄死你。这样让父亲到死都没有尊严的故事俯拾皆是。律师夏霖说这是地方团练,很神准。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人民是容易冲动的,出动警察是不太方便的,派出军队显得没人权的……所以城管就战无不胜地诞生。说到这里有一个故事:我认识一散打队员,姓于,身高一米八三,手掌有常人两个那么厚。一夜跟队友在成都海鲜烧烤一条街正吃着,就来了城管踹摊。这些散打队员傲然说等会,没见正吃着吗……一黑瘦城管径直从面包车下来,一把又长又细的刀捅透其中一散打队员的胸……余者也瞬间被击溃。      散打队员们去报案,可遍查纪录不见有过城管出勤。他们找到我,我笑了:你们都干不过城管,丢中国功夫的脸,更别起诉,中国不是中东,中国城管不是突尼斯城管。      这么战无不胜的城管,却被夏俊峰秒杀,我心中有一丝诡异的快感。我并不确定这是否冤案,我也注意到有人质问,为什么不想想死去两名城管也有父亲,也为人子……是的,这说得很对,我同样为他俩的逝去感到无限悲伤,可正因如此,大家就得想想,如果一个制度总让父杀人子,子戗人父,父父子子杀来杀去,它就是一个很滥的制度,断子绝孙的制度。      百度上搜了一下社会新闻:山西运城有个青年,不过卖些大枣为生,却遭到有钱人盘剥和数十保镖围打,青年忍无可忍,怒杀之。他的名字叫,关羽。湖南有个青年不过卖些盐,被百般欺压,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拎了两把刀去杀了税务官员,抢了十几条枪。这个青年,叫贺龙。看到@胡适日记转发了更全的微博——大约同时代,一名男孩子因当地大户打死了他的伙伴,提着大刀抢了粮仓,他叫彭德怀。今年,一名小贩因不满城管的殴打,杀死了两名城管,而被判死刑,他叫夏俊峰。结论是,如果你早生了70年,说不定也能当个元帅。      天下之事,油盐柴米。你让他们过不去,他们就不让你过得去。所以今天不跟法官谈法律,我跟你谈父亲,跟所有的父亲谈谈在中国当父亲的艰辛——不要让父亲,成为杀人者夏俊峰、崔英杰;不要让父亲成为匹夫一怒、血溅五步的武士刀客杨东明。我不知最高法院最后将在纸上进行怎样的判决,只想说,真正的判决并非纸上判决,而是内心,当棰落下,那声音,其实是内心在跳。      须知大街之上,多少杀人者。                              摘自《新浪博客》作者:李承鹏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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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雷人语录!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雷人语录!         1.1959.1.28:“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麽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2.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儘先出口,多馀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3.关于农民交粮——1959.8.19,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4.同上:“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5.1958年4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6.1958,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7.1958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8.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9.1958年12月9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10.1958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1.1959年6月24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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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主席亚戈达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

  斯大林时期的克格勃主席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      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假装相信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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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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