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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博文《太平洋的风》根据自身的台游经历，称赞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脉络不断，只是被台港继承了。对此，来自台湾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发表博文《看韩寒的台湾经验与惊艳》，表示不很认同。 　　罗文认为，今天台湾社会让韩寒惊艳的这一切，来自“职业社群应有的专业性”，它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改造的产物。该文指出：“中华文化是不是很重要？答案是肯定的，……但却很难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必然的产物，更难确定九零年代初社会改造开始时，台湾的中华文化就传承的多么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别忘了，台湾一方面在推动‘文化复兴运动’，逼着我们这一代人天天背四书五经，另一方面，现实却是白色恐怖中到处抓‘匪碟’，鼓励着学生告发老师，同事相互出卖，亲友彼此监视，对中华文化的伤害也绝对不少。” 　　以上罗文中的“社会改造”说到底就是制度改造。是制度改造方才让韩寒感受到今天台湾的整体社会风貌。当韩寒认为彼岸这一切都来自传统文化时，罗文以其亲历告知，比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非仅如此，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传统文化也是那个制度的受害。今天，传统文化在台湾以其正面的态势展现自己时，不要忘了，文化的后面是制度。 　　制度与文化，可谓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纠结。这个纠结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推诸历史，还是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出于对国民素质的否定，认为制度怎么变换都没有用。只有改革国民性才是那个时代的“第一要著”。鲁迅的观点对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依然有很大影响。经常有人从文化素质的角度批评国民如何如何，全不顾人的素质其实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当然，当下也存在着另一种偏差，过分看重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作用，认为只有回归传统即儒家道统，才能真正推进今天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 　　国民素质的表现，制度与文化，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传统文化是纵向汲取，但制度却是横向规约。一个恶劣的制度，完全可以打断正常的人性和正常的文化传统，从而导致与这种制度相吻合的人性扭曲。试想，威权体制的国民党，推行满足其制度需要的告密文化、揭发文化和监控文化，传统文化中或曰人性中人与人相处的温良恭俭让哪里还会有它的彰显。 　　传统文化是个筐，好坏都在里面装，儒家是传统，法家也是传统。至于国民素质更多是体现传统文化中优的一面，还是劣的一面，就在于该时代的制度环境如何。所谓制度，打比方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游戏规则。如果打扑克都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否则玩不下去；那么，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1937年胡适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就制度作过这样的描述：“民主宪政不过是建立一种规则来做政府与人民的政治活动的范围”。这种规则“就如同下棋的人必须遵守‘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走一步’的规矩一样；就如同打马将的人必须遵守马将规矩一样；就如同田径赛的人必须遵守田径赛规矩一样。”问题是，规矩如何制定，并非取决于人的素质；但它一旦制定尤其是如何制定，却可以左右包括素质在内的人性。在一个谎言成性、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制度环境下，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一面很难在国民素质中得到普遍的体现，因为它直接与每个人的利益甚至安全相冲突。换言之，只有在宪政这种人民权利得到正常保障的制度环境下，人性的表现才是正常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一面也才得以正常彰显。因此，从制度改造的意义上，胡适明确地说：“下棋的人犯了规矩，对方可以纠正他；打马将的人犯了规矩，同桌的人可以拒绝承认；田径赛的人犯了规矩，同赛的人可以请求评判员判处罚。这就是小规模的民主宪政。” 　　今天，不是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民主宪政，而是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民主宪政，就很难有传统文化的优良承传。毕竟复兴传统，回归人性，本身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国民性、传统文化和制度的论争中，胡适的论述始终着眼于制度，我认为他抓住了问题的肯綮。因此，以制度视角来看韩寒的博文以及罗教授的博文，方才触及问题的根本。 　　 　　 　　 　　

　　法国总统萨科齐4月30日表示，他将起诉一家叫作“媒体部分”(Mediapart) 的法国调查类新闻网站。该网站前此公布一份书面材料，该材料显示萨科奇2007年大选时涉嫌接受前利比亚总统卡扎菲5000万欧的助选金。萨科齐称这份材料系“虚构”“伪造”，并声称这家网站是这次总统竞争对手奥朗德的“传话筒”。他告诉法国电视二台：“那些撒谎的人理应受到司法系统定罪”。 　　萨科奇最后打不打官司我不知道，正如我也无从知道这份材料的真伪。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的兴趣在于，假如材料果然有问题，萨科奇是否能够赢得这场官司。由于我本人对法国的司法状况并不了解，我很愿意从我所了解的美国情形（尽管是粗浅的了解），对该起诉作一解读：此即假如起诉的原告不是法国总统而是美国总统，最后是否能给媒体定罪。 　　说谎也好，虚构也罢，该案的性质是诽谤，是媒体对一位在任总统的诽谤。此案如发生在1798年的美国，媒体注定败诉，因为该年美国两院在联邦党的策动下通过了一部《反煽动性诽谤法》。该法规定：发表或出版“任何针对联邦政府……国会……总统的恶意、虚假、诽谤性的言论均构成犯罪。”不过这部反言论自由的法律是短命的，仅仅三年，它实际上就被中止了；而且推出这部法律的联邦党人还输掉了这期间的总统大选。以后视角度回望这部法律，它的要害在于违反了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即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妨害言论自由。诽谤法对言论自由的侵害不是事前禁止，而是事后惩罚。设若媒体对权力的批评一旦发生过失而这种过失又极易发生，权力很容易把恶意虚假诽谤之类的帽子扣在它的头上。其结果，媒体在以后行使对政府批评的权利时便会噤若寒蝉。 　　事实上，直到1964年美国“沙利文v《纽约时报》案”在最高法院结案时，方才真正从宪法角度清除了一百多年前反煽动性诽谤法的阴影。身为警监的沙利文状告《纽约时报》诽谤，并且该报刊登的文章尽管基本要点真实，但也的确存在一些事实性的错误。所以，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作出了有利于沙利文的判决。但官司最后打到最高法，九位大法官却一致投票推翻了前面的判决。他们认为：“在自由辩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沙利文要想胜诉，他必须证明《纽约时报》刊登这样的文章对他具有“实际的恶意”。具而言，这恶意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知报道失实还是有意报道，二是故意漠视报道的真伪却一意推出。这实际上是给沙利文出难题，证据应该是事实形态即客观形态的；但包括“明知”“漠视”在内的“实际恶意”纯然属于主观形态。沙利文除非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否则他又如何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呢。 　　这样的判例基本上对沙利文们亦即政府权力者们以诽谤告媒体这一可能扼制言论自由的起诉关上了司法大门。总统也是“沙利文”，如果政治献金为不实，媒体是否可以像萨科奇所说的那样让司法系统来定罪（萨科奇的对手奥朗德也说：如果文件是伪造，网站应当受到定罪；如果不是，萨科齐需要作出解释），我至少觉得它如果发生在美国要比发生在法国难度要大得多。理由不仅如上，原告很难提出客观证据；而且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对言论权利的保护，事实上已经具体到让媒体形成了一种言论保障的“特权”。比如，法庭可以要求媒体提供该材料的来源，以调查真伪，但媒体却不妨以保护信息当事人而拒绝透露其来源——否则以后会妨碍深喉或线人之类向媒体透露它所需要的信息，此一情形则无疑会对言论自由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美国，媒体的这项权利可以称之为宪法赋予记者的证言特免权（但这项权利并非绝对的权利）。因此，这场官司如果在美国，原告既难以提出证据，被告又可以拥有拒绝提供证言的特权；定罪不易胜诉难，这大体就是它的前景。 　　法国情形不了解，听到萨科奇张口就是定罪，很不舒服。在美国，权力告权利诽谤很难成功，这是我个人对美国司法的大致看法，容或有偏差，欢迎行家指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宪法修正案尽最大可能保障民众和媒体批评政府的权利，体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可谓煞费苦心。无法不让人欣羡。 　　 　　 　　 　　 　　 　　 　　 　　 　　

　　这是《新京报》评论版的一则评论标题：“公安局长告网民诽谤，是法治进步吗？”以下是评论据以展开的内容：“据报道，因无法忍受访民胡连友、魏爱国多次发帖，控诉自己及其下属涉黑、暴力执法等，湖南东安县公安局局长郑航等分别向当地法院起诉胡、魏二人诽谤，并要求其道歉。经东安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胡连友诽谤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相较一些官员利用公权打击投诉者，这种“依法维权”的做法，是否算法治的进步，引发争议。” 　　在我评论这一事件前，不妨先评论一下媒体的评论拟题。在我看来，公安局长状告网民，与法治无关。笔者不止一次在过往的评论中强调，“法治”这一概念有其特殊的语境，它与“人治”相对，是指政府权力运作的依凭——即依人，还是依法。法治的“治”是指公共治理，它无法脱离权力。但权力本身在治理社会公共生活的同时，其自身如不加限制，也会对公共生活带来侵害，甚至是更大的侵害。因此，权力这一“必要的恶”必要给予法的限制，让它在法的框架内运作而不得越雷池一步，此之谓法治。我曾经引用过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对法治的表述，这里再度援引：“法治的意思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由此可见，公安局长状告网民，是哪一家的法治。此案压根不涉及法对公权的限制，因而无以用上法治这个词。如果我们不审慎运用法治概念，明白它治的就是权力，并用以保障权利；相反，把权力通过司法对权利的惩处也称为法治；那么，古老的专制时代你都可以说它是法治（即用法来治你而非治权力）。在此我不得不说，这样的拟题、这样的表述、这样的语词，本身就没有见出我们今天至少是在法治意识上的进步。 　　同样，报道中的“依法维权”也问题大在。请问，这里维权的“权”是什么权。网民发帖投诉，针对的是公安局长这一公职身份，而非是他作为公民的个人；亦即两位网民投诉的是权力而非权利。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维权的对象不是权力而是权利。是权利受到侵害而又无以告诉，方才出现维权这个词。毕竟在权利与权力的两造中，法治即使完善，权利也总是处于弱势，更何况目前的法治状况。因此，公安局长和网民，维权如果发生，其对象是且只能是后者。只有权利才需要维护，权力作为强势，需要的不是维护而是限制。如果该公安局长的做法可以叫维权（力），两位网民的下狱又可以叫法治，哪怕就是这些法律语词的颠倒，倒也真的勾勒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法治”情形。 　　这样的“法治”情形无法不让人质疑。公安局长当然可以向法院起诉网民，就像1960年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县警监（正相当于这里的县公安局长）沙利文状告《纽约时报》，起诉的缘由也是诽谤。初审法院判沙利文胜诉，但官司最后打到联邦最高法，九位大法官一致投票推翻前此判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v沙利文案”。此案的经典意义在于，权力如果告诉权利诽谤，必须举证对方具有“实际的恶意”。恶意是一种主观情态，除了诛心，无法举证。此案的里程牌性在于它实际上判决了权力告权利诽谤的“死刑”。然而，彼岸的“死刑”到了此岸却成了活刑。尽管媒体没有报道此案的具体经过，但，权利通过网络举报权力，容或有语词上包括事实上的不当——它可以转换性地解释为权利对权力的批评不当或监督不当，不宜也不能以诽谤判处。诽谤只是针对公民私人而言，美国法学会在其汇编的《民事侵权行为重述》中这样界定诽谤：“传播某种信息，这种传播倾向于毁损他人名誉，以至于降低社会对他的尊重度，或阻止第三人与他产生关系。”这里的“他”或“他人”，都是指具有公民权利的个人。至于权力，压根就不在诽谤的范畴之内。权利只能诽谤权利，正如权利无以诽谤权力。因为权力不是自然人，没有名誉可言，宪法在授权时也没给它任何名誉。以诽谤罪判处权利对权力的举报，只能解释为权力在司法名义下对权利举报的报复。 　　这是一个极为不良的判例，必须注意它所释放的信号，因为它很容易为以后权力面对此类情形时所援引。为了防止这样的判例成惯例，该案最好能够上诉，让它交由法律上层重审，看看是否能有转机。 　　 　　 　　

微博地址：http://weibo.com/1191258123/ye5WN034I 十年前，我在北京租了一个夏利开，人虽不面，无奈车慢，所以很知趣的开在机场高速慢行道上。车里坐着朋友，我俩当时都是愤青，正激烈批判着腐败和权贵，突然后面一辆奥迪贴近晃灯，并用警报呼哧了一下。我一看旁边车道是空的，也没让，继续自顾自开着。没过十秒，那台奥迪突然满血，全身能闪的地方都闪了起来，随即，我被后车用扩音器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坐在边上的朋友抢了一把方向盘，说，咱让让吧。奥迪很快从我边上超了过去，骂声一直缭绕了好几百米。我对朋友说，妈的，这帮孙子走路像王八，必须横着走到底，开车像火车，必须一条道开到黑。朋友说，算了，你看人家的牌照，京AG6X打头，这个很厉害，一般来说是给XXX的，还有那些京A8开头的，以后你得看着点，都是给XXX的。作为一个只知道沪A牌照100位以内惹不起的上海司机，我听得云里雾里。最后朋友对着远去只会开直线的奥迪牌火车，恶狠狠撂下一句，操，以后宽裕了，还是得买黑色奥迪。 后来朋友真买了黑色奥迪，却一直没有上牌。我说，这不挂牌照没问题么，朋友说，没事，我有这个。他指了指前窗下的一块铁皮，上面写了两个字，警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增添了“京安”“人民大会堂XXX”“政协XXX”，一直码到了副驾驶，堵车的时候都能用来打牌比大小了。我非常担心随着牌子的越来越多会挡住他的视线。好在朋友喜欢激烈驾驶，每次一劈弯，那些牌子就因为惯性，全摞成一堆了。于是朋友就得停车重新洗牌。我问他，这在路上开管用么？朋友说，太管用了，你看我，没牌照，但装了警灯警报，有这么多证，更加神秘，警察绝对不敢拦，哪知道你什么来路的。来，我给你违规掉个头看看。 当时我们正开在长安街上。长安街很难调头。记得我初到北京时，有次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一直调头不能，突然看见一个大门，门口还算宽敞，定睛一看，新华门，以为是新华书店系统的，想好歹和自己的职业沾点边，就直接往里扎，打算在门口揉几把，假装自己是出门左拐。。。。。。在差点被击毙之后，我对长安街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我对朋友说，算了，别试验了。 朋友不语，遇见一个红灯，他爆闪一开，直接顶到交警跟前。交警假装没看见，转身给了我们一个屁股。我说，他真不管你诶。朋友嘴角一撇，道，丫不上路，按照常规情况，丫应该把直行的车流给我拦断了，方便我掉头。 过往的车没有一台避让我们。朋友拉了一声警笛，交警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准确的说是看了那些牌子一眼，无奈拦停了对向的来车。朋友从容的掉了个头。我承认，对于刚刚二十上下的我，在那一刹，特权为我带来了虚荣和愉悦，纵然这特权还是山寨的。有那么十秒钟我异常膨胀，觉得自己都快从车窗里溢出来了。但很快我发现，那些停在对面车道里等候的车辆看我们的眼神中并无景仰，甚至充满愤慨。我不由自主往下缩了缩。 朋友不屑道，没事，别理那帮傻X，你看那捷达了没，你看丫挂的那个警备牌，我一看颜色就知道是假的，四元桥汽配城买的。我这块可是那XXX的关系。但说是警备牌以后不能用了，统一只能挂京安了。那我——前面那傻X怎么开那么慢，来，你呼几句，拿着这个，按边上说话就行，不用多说，十个字，前面车靠边，前面车靠边，丫就乖乖闪了。。。。。。 到今天，我已经不能描述当年坐在这台奥迪里复杂的心情了。午夜的平安大道，我们坐在路边吃羊蝎子。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依然有车拉着莫名的警报呼啸而过。朋友说，丫那个分贝数不对，也是四元桥汽配城买的。 是的，面对特权，我们厌恶，但享用到一点假特权，心中又有窃喜，面对吃特供的人，我们批判，但自己用到了那些特供，又会得意。很多人恨特权，因为特权没有在自己手中。我有朋友觉得如果他掌权，必然从善如流。其实未必这样。我相信没有人会不沉迷其中，除非他的特权大到无需彰显，只用表演一些低调的姿态。朋友的人生也有起落，现在他早就不开那台奥迪，换成了一台很普通的七人座家用车。说起从前，他摇头笑道，太虚妄了，以前老骂那帮家伙，自己居然也在模仿他们。但他又会觉得，黑色新款的奥迪A8很不错。 人总是很矛盾，纵然我以后再不好意思坐进各种真真假假的特权车里耀武扬威，但每次要误机时，我心中最阴暗的部分也会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有急事要办，而要去的地方一天只有一个航班，我明显赶不上了，恰好我又有特权，我会让这架飞机连同几百个乘客等我半个小时么？抛去一切伪善，我觉得答案八成是——我会的，而且会让机长把责任推卸到航空管制上。 没有人能控制自己不会凌驾在他人和法律之上，哪怕他再好再温厚。体制赋予特殊个体的特权是无法靠自我修行来美化和消解的。就算你知道，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正在对你唾骂和鄙视，不存丝毫的敬意，你也无法停止享用这些。就像苏联的特供制度再受平民的诟病，面对经济衰败，民怨沸腾，有可能同归于尽，那些身在其中的人也不愿意放弃它。没人愿意主动把各种车证扔在风中。答案不会在风中飘。 苏联的特供体系一度幻想能够延伸到工人，以为这样可以巩固政权。但是它没等到那一天。就算那天来临，苏联依然不会有好下场。当特权想惠及到越多人时，只是特权阶级感到威胁以后的自保罢了。承诺他人将能得到什么，最终他人什么都得不到，只有限制那些承诺者自己的权力，他人才能得到他本该得到的一切。 写这些没什么意义，纯粹是想起以前在北京的日子，又看到眼前新闻，乱涂几笔。我们所见的社会进步或者退步，常常只是特权与特权之间的争斗结果。人有善恶，权无美丑，所以去向何方，全凭运气。多少个权倾一方的人说倒就倒。这次倒一个，也许国家向前走了，那万一下次倒错一个呢。如果一个地方充满着的不被限制的权力，那么谁都不会安全，包括掌权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