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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们是如何为选举布局，就让我告诉你：选举虽然是4年一度，这却是一台4年来从无间断，不停运转的选举机器。” 建制派区选大胜，泛民忽然发现「对手的动员能力很强」。到底民建联和工联会的选战是如何打的？笔者找来了一个据称是「建制派无间道」的议员助理，细说他们自从03年以来的选举部署。注意：以下声带经过特别处理，以保护被访者的真正身分。 访问及整理：费臣 我们这些做议员助理的，基本上就是一班关心社会，但同时又不喜欢走在最前线的人，所以才做这种幕后的角色。 今届区议会选举的部署，其实在2003年之后便立即开始了。那一届输得那么多，所以催使了一场很彻底的改革。大败之后，组织换了一次血，老一辈的被请走了，由一批新的来重新开始。 在04年便做了一次全港性的大调查，研究和分析每一个选区的情。我们有一班叫作「暗黑经理人」的去做这回事，每个选区都有。外人不会知道他们是谁的，他们也没有正式的职衔。如果你去查，你会发现他们的正职是某某支部或某某地区组织的干事，但那只是支薪的名义，他们可以整个星期也不在那正职的职事处出现，而是在不相关的选区之中。 暗黑经理人为选区势力普查 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摸清每一个选区里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无论是大楼互助委员会、商场的小商会，到太极班和健康舞班等，都一一仔细调查。他们会清楚掌握这些团体的背景，谁是话事人，在选区当中有多少的影响力等。简单来说，就是为选区做一次地方势力的普查。 掌握到每一个选区的基本情之后，组织的中央统战部就是研究如何去做渗透。统战的工作不只是靠钱的，有些选区的社区领袖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单靠钱是没用的，要慢慢去建立人脉网络。知道了选区的势力平衡，就可以作针对性的部署。例如对手在某些环节是比较弱的，就按该个议题去成立新的地方团体，从而建立势力。 如果你去调查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地方团体大约在两年前左右忽然成立，背后就是这个原因。要养一个地方团体并不困难，十多二十万就可以运作一年。这些钱不是由政党那儿来的，而是由一些爱国商人捐出来的。只不过是十数万的捐款，对这些商人来说不是大数目，一个立法会议员也有十多个这样的商人朋友。整笔钱是不会经过政党，而由捐款人的户口直接送到地方团体的户口。所以除非该区的统战蠢得去威吓地方团体支持自己，否则也没有犯上任何选举规则。 这儿最重要的还是核心的统筹，因为就算有钱也要懂得花。哪一个地区的网络比较弱就要多拨资源，如果是比较强就可以少拨资源。要做得到这点是需要很有纪律的，不可以按个人的喜恶行事。 洗楼问到底从选民关心议题出发 所以说区议会选举，其实两年前就已把整个舞台搭好，就只欠找人去演。 「拣卒」当然也是有针对性的，最好要有学位，没有的话，组织就给你钱去念一个回来。按照之前说到的全港性大调查，不同的选区会按当时形势的强弱来派人参选，总之后面是有计算有策略的。 例如一些旧区，噢，不对，我们通常说是「具有历史」的选区，如果对手是个已经当了十数年的议员，我们便会派个年轻人去寻找一些十数年来被忽视的议题，再推销自己可以为该区带来「新气象」。我也不知为何，但这个策略似乎十分管用。当然也有派错人的情，有个别的还因为得罪了地方团体，要组织出来摆平。 来到这个时候，「大佬」便要去「认仔女」，也就是把候选人分配到不同的明星议员处学师。师父会用自己的人脉网络去帮徒弟，而选战时会曝光的「牌面经理人」到这时才会出现。这班人一点也不弱，在社区往往有十多20年的经验，对社区的问题有一定理解。有些评论问到为何只不过出道半年的候选人也可以拿到几百甚至过千票，就是看不到背后的这一系列的配套。候选人可以是半年前才出现，但整个系统却早早就在选区当中启动运作。 有了潜在的候选人，下一步就要介绍给选区的居民认识。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是靠师父，说自己是某某立法会议员的同事。然后就是建立自己在当区的网络，例如举办各种的活动，背后就是要收集选民的名单和联络方法。 这儿得特别提一提「洗楼」这回事。 「洗楼」可不只是在大厦里面从上到下每人说一句「请你支持我」那么简单，而是要建立人际网络，要关心每一个人。例如每当认识到一位街坊，便要问他：「陈生你好，请问你做盛行呢？」如果那是夕阳工业的话，便要立即接说：「噢，那一行现在好像不太景气，你的工作还可以吗？我们的就业服务或者可以帮助你」。要一直问下去，寻找机会介绍办事处可以提供的服务。如果工作没有问题，可以改从子女入手，问道：「你的孩子多大了？读书考试还可以吗？」然后又去推介补习班的服务。说到底，就是要从选民所关心的开始，而不是由自己所关心的开始。 透过这种锲而不舍的地方工作，就会建立到一个选民资料库，既能知道每户的情和需要，也对整个区的大环境有更好的掌握。如果事前没有做好这些工作，到了选举那天你又如何知道谁是你的潜在支持者，该动员那一户人出来投票？ 我不是说泛民就没有做这些工作，有个别的选区甚至是连每一户的父母和子女会如何分开投票也先推算一次。但是今次区选竟然有政党在输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选区多了一班新移民，如果他们的地区工作真的做得全面，又怎会有可能不知道选区的人口正在改变？ 说到什么是地区工作，正常的就是接受市民投诉，处理个案等。但这不是一个斗多的游戏，不是勤力便行。候选人更需要看到整区的改变趋势，然后联系到政策的层面，看到选区将要变成怎么样，再针对这些改变和相关的政府政策来部署。这些是表面的地区工作，还有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些「暗黑经理人」的统战工作。这种事情泛民也有做，不过不知为何这几年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理由你要自己问他们了。 统战工作是很重要的，如果抢到一个互助委员会或者业主立案法团，就等于抢到一个桥头堡。在一个互委会「插旗」之后，泛民的候选人就不可以进入大厦范围拉票，之前说的那些人脉网络就很难建立。候选人如果有朋友是大厦的居民，也可以靠朋友的身分硬闯，我们叫作「爆楼」。不过成功率很低，而且如果被发现的话，事情可以弄得很僵。 推行统战工作要分新区和旧区。新发展的地区可以鼓励支持者去选业主立案法团，将军澳的屋苑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挣回来的。旧区因为既有的地方团体已经很有势力而且不易渗透，可以建立新的地方团体去竞争。 竞选部统战明星议员不按个人喜好行事 到了选举之前的半个到一个月，「牌面经理人」会组织好义工队，通常每个区有50至70人，另加20个疯狂摇旗的小朋友。这时候经已组织好选举当日的流程，例如估计人流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不同时段人流的人口组成，需要在什么时候有明星议员出现等。 到了选举的那一天，我们会在区内借用一个地方，例如小学的教室来做协调中心。这地方除了摆放物资，还有职员不断疯狂打电话叫选民投票。电话卡？当然是由组织提供。也会安排自己人做票站调查，然后向竞选总部更新该区形势，不然怎么知道要不要「告急」？ 街站我们通常只会放一两个人，因为只有极少的选民会因为见到街站才去投票。对于我们来说，所谓的游离票只是「没有那么『铁』的铁票」。之前说过的那个选民资料库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拉票的对象是以每个20人的太极班为一个单位。 选举天的「洗楼」最少要做两次。第一次是去提醒今天是投票日，第二次去 ​​则查问投了票没有，如果有的话则再问投了谁的一票，以「测试水位」确保掌握当时的形势。 到了下午4至5时左右，多数选区的职员已经知道大概的形势，并通知竞选总部作最后的协调。总部有明确的机制决定在什么的情可以告急，然后调动明星议员出场助选。他们到场后要做什么，可以逗留多久，全部有统一指示。有些明星议员可以一天走了十多个选区，全部要由总部安排，不准师父只为徒弟助选。 我听说泛民那边是完全没有协调，到了下午6时就所有区都一同喊告急，而某些明星议员更只为自己的徒弟助选。结果告急的选区赢了数百票，以为会胜出的选区却输掉了。这种低水平的选举工程，输掉了实在不该怪别人。 赢得少也要「照肺」大胜理由 噢，说远了。当一个选区被确定为「形势紧急」，助选团会立即从街站撤退，全军总动员去「洗楼」。街站真的是没有用处的，要赢就要「洗楼」。那天我看见「对家」竟然有二十多个义工在他们的街站处无所事事，没有人委派工作，怎可能不会输掉？ 这就是我们的选举工程了。它的动员能力，其无孔不入的程度，我自己也觉得吓人。 至于抹黑这回事，之前说的大调查也包括做敌营研究，如何进行就要看该区「暗黑经理人」的风格啦。如果对方是连任议员的话，便针对对方在任期间有没有终饱私囊，招数有很多的。这回事泛民也做，不只是我们，每逢选战都会互相抹黑，见怪不怪。 唉，虽然我不替泛民打工，但暗地里其实是个民主派，看见泛民输得这样彻底也很难过。但我更伤心的是泛民好像不会从错误中学习，现在只懂得互相推卸责任。我们这边就算是赢了，如果只是赢数十票的话，还是要回去「照肺」的！组织花了这么多心血去帮你，你还是只能够赢数十票，当然是有问题啦！赢了仍然会去做检讨，这就是大胜的理由。 你问我们是如何为选举布局，就让我告诉你：选举虽然是4年一度，这却是一台4年来从无间断，不停运转的选举机器。 答：陈永仁 一个在建制派工作的民主派。区选过后眼见各路人马争相解读各候选人战胜战败的理由，决定把他所认识的建制派选举工程公诸于世 问：费臣 一个在民主派打滚的建制派。区选过后在某个天台遇上了陈永仁，听他说尽那些无从查证的内部见闻之后，决定如实纪录让公众自行判断是非真假 （费臣，访问者；陈永仁，香港建制派议员助理。原文链接: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165/2/1/563511/1.html ）

“台湾地方政治的腐败並非民主体制带来的结果，因为在一个封闭的体制中，这些黑暗暴力的细胞更可能存活。只要能维持体制的开放性，公民就有机会逐步介改变政治领域，让改革的力量战胜黑暗的力量。” 去年年底台湾五都选举前夜的一声枪响，让台湾选举蒙上阴影。 不少人都很失望，台湾选举似乎总与暴力不可分？ 然而，这个说法既高估了这次枪击案的政治意义；但也无庸否认，这个子弹確实飞出台湾政治的阴暗面。 首先，台湾从七零年代以来的政治转型过程是相对平和的，几乎没有大规模暴力出现，不论是民间或是政府。2004年三一九的那神秘的一枪当然震惊所有人，但那只能被视为一个特殊事件。同样的，五都选前连胜文脸上的那一枪，也不能代表台湾民主的混乱。因为这两次事件都不是系统性的病徵，不能说是台湾民主不成熟的表徵。 然而，另一方面，说台湾政治运作中没有暴力，却也是低估台湾政治的复杂性。事实上，连胜文枪击案的確透露出台湾政治的阴暗面──但不是一般认为的政治阴谋，而是地方利益政治的暴力纠葛。这个案件目前虽然真相不明，但一般认为牵扯到连胜文所助选的该名政治人物的土地利益；尤其该名政治人物曾任台北县副议长，个人也拥有巨大的土地利益，不难想像他和黑道之间的复杂关係。 台湾的基层政治一直都与黑道和金钱分不开关係，这是所谓黑金政治。但这不是民主化的產物。从威权时期开始，国民党为了强化岛內政治统治，就和掌握地方人际关係的地方派系紧密合作，给予他们特殊的经济利益以交换他们的政治支持，这些经济利益包括政府特许下的区域性独占经济活动、地方政府的公共工程包揽、或是都市开发以及土地投机炒作。 八０年代中期后，台湾虽然经歷经济的现代化与政治的民主化，但是地方派系的影响力並未消失。因为经济起飞使得都市开发的土地利益更为巨大，在台北县和其他县市，都出现以房地產为基础的地方政治势力。另方面，隨著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竞爭的激烈化，国民党必须更加倚赖地方派系作为选举动员的机器，甚至拔擢地方派系人士担任中央级的政治职位，来巩固他们的支持。虽然国民党曾想要摆脱地方派系，提名更多「清新」人士参与选举，但最后都不得不与政治现实妥协。 其结果是，台湾的民主化並没有改变地方政治结构，基层政治仍然在国民党的纵容下大部分为地方派系把持，充斥腐化与黑暗。地方黑金势力依然如以前一样操控地方农会、介入公共工程绑標、土地买卖或炒作，乃至经营不法事业，只是规模更大。正是因为这些庞大利益，所以黑道往往会介入。例如在1994年当选的858名县市议员，其中有63名曾被提警方单位提报为流氓，另有237名有违反票据法等一般刑事前科，总共佔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1995年到1999年之间，民意代表被枪击事件多达廿七件。 因此，某个角度说，连胜文这一枪在台湾政治中並不太特別，特別的只是这个原本属於地方利益政治的子弹打到一个高知名度的人脸上。 这確实是台湾民主的严重阴暗面。但是，別搞错因果关係，台湾地方政治的腐败並非民主体制带来的结果，因为在一个封闭的体制中，这些黑暗暴力的细胞更可能存活。我们也无须对台湾民主的前景失望，因为美国早期的地方政治也都是被地方大老和黑道控制，但现在也改善许多。只要能维持体制的开放性，公民就有机会逐步介改变政治领域，让改革的力量战胜黑暗的力量。 （张铁志，台湾文化与政治评论人。）

“民主政治之可贵，乃是政党及政治人物以其承诺和表现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表现不好的就被换掉。因此民主的前提乃是必须懂得背叛的选民。当有了这种懂得背叛的选民，政党或政治人物才会尽心尽责地去替人民造福祉，如果选民都成了「含泪投票」的投票部队，他们和古代的家臣、家奴又有何异？” 民主政治成功的基础是懂得适时背叛的选民，当执政党效率无法满足民心，就是该利用投票让他们下台的时候。 近年来，台湾有个最反智的口号，那就是「含泪投票」。以前Ａ党在危急时，他们旗下的党工、媒体及学者专家都在高喊这个口号。现在轮到Ｂ党危急了，也开始如法炮制起这个口号。 「含泪投票」这个口号乃是极端反智的政治行为：「含泪投票」真正在说的是，他或他们很差。但请看在台湾蓝绿对立的这种立场上，虽然差，但票还是要投给他或他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平常讲话都会说些什么超越蓝绿的漂亮空话，但实质上却是在利用及剥削人们的这种蓝绿情绪。政治的说一套做一套、不诚实由此可见。这也是吃定选民、绑架选民的一种技俩。台湾的不长进就在这个口号中。 选民有着错综复杂的认同，从最大的集体认同，到其他较小的政党认同、阶级族群认同、地域认同，这都是次级认同，而「含泪投票」这种说法即是企图用次级认同来凌驾于集体利益的认同。若一个政治人物或政党不管怎么表现，都会得到「含泪投票」的支持，他或他们怎么可能进步？ 「含泪投票」之可恶，乃是这个口号完全违背了现代民主的基本前提。 民主政治之可贵，乃是政党及政治人物以其承诺和表现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表现不好的就被换掉。因此民主的前提乃是必须懂得背叛的选民。选民不是政党或政治人物的家臣家奴。当有了这种懂得背叛的选民，政党或政治人物才会尽心尽责地去替人民造福祉，如果选民都成了「含泪投票」的投票部队，他们和古代的家臣、家奴又有何异？这也是我只要一听到有人在讲「含泪投票」的歪理时就恶心的原因。因为「含泪投票」的话里，暗藏了对选民的最大蔑视。 也正因此，新加坡最近大选，执政党在象征层次上大败，其实很值得台湾参考。近代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以能力、效率取胜，政党及强人认同已取代了国家认同。但到了今天，时代已变，新加坡的资金及人力开放，已影响到人民的利益。国家未来的认同开始恢复，政党及对强人的认同已逐渐萎缩，新加坡年成长率十四．五％已无法落实到民心上。 用台湾的标准而言，这次选举可说是新加坡选民忘恩负义的大反弹。而我相信，新加坡选民没有含泪投票，反而是忘恩负义，必将改变新加坡的未来方向。一个社会的发展，就是需要选民懂得忘恩负义。如此始能扭转统治者所强加到人民头上的选择。 新加坡有十四．五％的成长率，而选民并不接受。新加坡人真的很忘恩负义，但这反而可能为新加坡开创出新的契机。但我们台湾没有人家的效率与能力，却只是在玩着「含泪投票」这种反智的游戏。这是严重的倒退。台湾现在需要的是懂得忘恩负义的选民，最不需要的就是「含泪投票」！ （南方朔，作家、诗人、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拆迁户徐香玉，在北京市2011年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中，由百余名选民联名推荐参选，最终成为自行参选并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的惟一一人 徐香玉参选 　　 2011年9月，北京市区县选举启幕。村民们的机会来了。徐香玉很自然地被推到前台。 “我们要选一个能为大家说话的、不唯唯诺诺的候选人。”一位村民说。 按照中国法律，公民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并不复杂。 区县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有两种方式：其一，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其二，由选民或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即可推荐候选人。 不过，要真正走到成为正式候选人参选的环节，要经过多道程序。第一步，便是选民登记。 徐香玉的户籍地是饮马井村，但作为一个有“单位”的人，她在选民登记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要求她回单位登记。向上请示的结果仍然是“不同意”。 徐香玉坚持：“在户籍地登记选举是我的权利。你们不给我登记，选举委员会就是我这次选举的第一个被告。” 最终，选举委员会同意了她的要求。10月13日，徐香玉正式进入饮马井选区的选民名单。 第二步，是要成为初步候选人。饮马井选区对初步候选人的推荐，在10月17日进行，要求选民们前往村委会填表推荐。徐香玉特地准备了参选宣言。 投票那天，当徐香玉来到村委会时，发现在写有自己名字的推荐表上，已经有100多人在上面签了名。 这一天的推选，加上徐香玉，共产生三位初步候选人。另外两名，一位是党支部委员，另一位是普通村民。徐香玉的推荐人数，是三个人中最多的。 要成为初步候选人并不难，关键是如何成为正式候选人。饮马井选区最终要选出一名人大代表，按照相关规定，正式候选人有两名。 如何在初步候选人中确定正式候选人，《选举法》规定，“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讨论、协商”。2004年修法后，“酝酿”二字被去掉。 绝大多数由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参选人，均在此环节出局。出局者只能号召选民在选票中“另选他人”一栏投自己一票。但是，要让选区的选民知道这个参选者的存在，需要大量的宣传工作。 不过，在“讨论、协商”过程中，确定正式候选人也需考虑多数选民意见。或许正是因为徐香玉压倒性的推荐人数，她进入了“正式候选人”环节——名字与另一位党支部委员，共同出现在了选票和候选人介绍的宣传单上。 村民们感到颇有胜算。一些村民还进行了民意调查，在饮马井村初步登记的577个选民中，有249人私下表达了对徐香玉的支持。同时，竞选对手也在积极行动。不少村民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他们收到村委会相关人员送来的烟酒“礼物”。 在11月6日村里召开的党员大会上，村委反复向党员及家属提要求，不再投徐香玉的票。 这些信息很快传递到村民们耳中，并产生了担心。 他们紧急推选出自己信得过的监票人和计票人，并在11月7日，向镇、区两级人大递交了更换监票人和计票人的请求。 11月8日下午4点，由村民们推荐的两名监票人走进村委办公室。 三个小时后，他们向焦急等待的选民们告知了此次选举的结果：最终登记的593名选民中，有23人弃选，20张废票。徐香玉以190票对375票，败给了党支部委员。 这让在场的不少选民感到失望。“有些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应该怎么去争取，不知道这张选票有多重的分量。”一位长期支持徐香玉的选民连连摇头，心情沮丧。 徐香玉却不这么看：“结果并不重要。”在她看来，这次参选，将他们的维权队伍更好地凝聚在了一起。大家还通过行动，落实了对选举的监督权，“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我已经十分满足。” 一个村的选举就此落幕。他们的维权之路还将继续。 徐香玉 59岁，北京市大兴区饮马井村村民，曾在镇政府工作。因自家房屋被强拆，多次上访并提起行政诉讼。2011年9月，在北京市区县选举中，先由选民联名推荐参选，最终成为自行参选并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的惟一一人。 （蓝方，财信《新世纪》记者，王箐丰，财信《新世纪》实习记者。）

“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 中国如果实行自由选举了，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选举制度？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而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原因在于选举制度决定选举的“代表性程度”，从而决定选举的公平性。选举制度还决定—-至少传统的看法是—-政党制度，由此塑造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 对于这后一点，最好的说明就是美国。稍微了解美国政治史的人都知道，美国成立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民主党是到1830年代才初具雏形，而共和党是到1850年代才形成轮廓—-事实上，在一个自由国家，政党制度不是任何立宪者“设计”出来的，而是从选举制度中“生长出来”的。 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关系，最早由法国的Maurice Duverger老师提出，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英文叫“single-member district plurality voting system”，“单一成员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复杂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所以我简称其为“赢者通吃”制）有利于“两党制”甚至一党独大制产生，而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产生。这个“规律”被称为“涂尔干法则”。当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个法则只是大体正确，经不起case-by-case的细节推敲。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比如1万个民众，其中民主党人4000个，共和党人4000个，绿党2000个，那么在一个100人的议会里，民主党、共和党、绿党的席位应该各占40，40，20。“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则是指在一个选区里，赢得那个最多选票的政党获得本选区的全部席位。比如，假设那一万个民众“均匀”（注意，这是一个关键条件）分布在100个选区里，每个选区只选一个代表，那么，在每一个选区里，被选出来的都要么是民主党人，要么是共和党人，那么到最后，在一个100个人的议会里，一个绿党人士都不会有。由此可以看出，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存活，而赢者通吃容易导致政党合并，最后形成两党独大，甚至一党独大，这大约是解释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之区别的最简单方式。 当然比例代表制和“赢者通吃制”只是一个最粗糙的划分。“赢者通吃”内部也有不同的体系，比如是以“绝对多数”（应选票最多而且必须得票超过50%）还是“相对多数”(得票最多但未必超过50%)为赢的标准？法国总统选举是前者，既，在法国如果总统选举在第一轮中没有产生一个绝对多数（50%以上的选票），那么在前两名之前还要进行第二轮选举，产生了拥有绝对多数选票的总统才算数。而美国则是以“相对多数”为标准，很多人对此强烈不满，因为如果美国象法国那样采用“两轮选举直至产生绝对多数”的选举制度，布什00年就不会当选，因为如果有第二轮选举（第一轮选举中，各自得票48%左右，所以按法国的法律应该举行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给绿党投票的人大多会转向民主党。（绿党从中起到了一个“spoiler effect”）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的“两轮制”更加民主。 同理“比例代表制”里面也有不同的种类，比如list system（绝大多数PR选举制国家）和single transferable vote（比如爱尔兰）之分，前者由各个政党提供一个候选人list让选民说yes or no，而后者则给予选民更多自由：他不但可以跨党“组合”自己的偏好候选人，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给他们排名；他的选票可能在他的不同偏好人之间“转赠”，但绝不会“落到”他不喜欢的候选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STV更“民主”、“自由”一些，但也更可能造就候选人“绕开政党”施展更“民粹主义”的政策纲领）。此外，list system里面也有open-party-list 的选举（比如芬兰瑞士）和closed-list（比如德国意大利）之分，前者可以说更民主，因为选民被赋予一定的权力来决定一个政党内部不同候选人的排名，而后者选民更主要的是“选党”而不是“选人”，“人”由“党”内部决定。在政党分配名额方面还有很多更细的划分，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在那些国家亲身经历过选举，很难真正理解这些选举在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更不要说比较它们的优劣，反正我看这方面的书是不看则已，越看越糊涂。 比较严格实行比例代表制的例子有大多北欧国家和大多东欧国家、新西兰、以色列等，比较严格实行“赢者通吃”制的例子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下院）、马来西亚等。有人可能会说，貌似比例代表制比赢者通吃制公平很多呀，为什么竟然还会有很多国家选择“赢者通吃制”呢？这里当然有很多原因，一个就是传统（英美体系及其殖民地倾向于“赢者通吃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构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互换。比例代表制固然有利于小党、无党人士，而且促进政党内部团结—-同一政党的人都坐一条船上，先打赢了仗再“分配果实”；其坏处则是小党林立，总是需要众多政党联盟才能执政，政党联盟又容易彼此翻脸，小党可以“要挟”联盟，所以导致政治不稳定，决策没效率。另外一个不大被提到的原因，由于“赢者通吃”制更依赖于选区划分（相比比例代表制更依赖于“政党分赃”），所以有些人认为赢者通吃制更有助于培养政治家对其选民的直接负责关系，而比例代表制中候选人取悦“政党大佬”有可能比取悦选民更重要。 而且“赢者通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公平上的损失，比如，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操控选区边界线（gerrymandering），也就是通过有技巧的选区划分方式，打破我前面提到的民众“均匀”分布情况，比如，把黑人集中的地方划分为一个选区，这样黑人代表就（比黑人均匀分散在不同选区中中）更容易当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三党”虽然未必能够获得选举中的胜利，但是通过加入竞争，掀起对其关注议题的讨论，它往往能够迫使“大党”吸纳其部分主张到其议程当中。 当然反过来说比例代表制也不是没有应对“政党碎片化”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比例代表”的门槛，比如德国一个政党必须得全国选票5%以上才能分享席位，相比丹麦的2%，荷兰的0.7%，德国的制度显然更遏制政党碎片化。另一个可以调控“政党碎片化”的因素是选区大小，一些研究表明将选区范围缩小，有削弱严格比例代表性的效果，比如，西班牙采用相对小的选区，其政党选票和议会席位的对应程度几乎和“赢者通吃”的英国几乎一样，而采用大选区制的国家，比如奥地利，丹麦，荷兰，则代表的比例性比较严格。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周边几个新兴民主国家（韩、日、台湾）都实行“各个选区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和“不分选区比例代表制”的混合，通常都是立法机构规定一定的席位为前者产生的代表保留，另外一定数量的席位为后者产生的代表保留，但前者（赢者通吃产生的代表）占多数。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一方面，通过将“赢者通吃”的选区代表设为立法机构的主要代表，保证“大党胜出”甚至“夸大”大党的实力，从而保证立法机构的稳定性，而不用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小党之间不断的重组、分裂、再重组（以形成“执政多数”）上。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还是给了某些小党、无党派人士一线希望，给那些“极端的”或者“微弱的”声音一点政治地位，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制度的公平性，而且可以防止他们以反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可以说，这种“混合选举制度”是在政治效率和政治公平之间以求均衡的一种努力。 比如，日本国会众议院有480个席位，其中300个通过赢者通吃方式在各个选区产生，180个通过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二者比例为146：96。再拿韩国来说，韩国299个议员中，只有56个由比例代表产生，其他都是单一选区产生。台湾的情况是，113个立委当中，73个赢者通吃制度下选出，34个比例代表选出，6个是原住民席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是，跟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比，东亚新兴民主国家明显更倾向于“赢者通吃制”—- 波兰和捷克基本全盘采用“比例代表制”，匈牙利比例代表（210个）多于选区代表（176个）。不知道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亚洲国家更倾向于拒绝多元化、极端化和碎片化的政治体系和文化。 事实上，绝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苏东、东亚、南非、伊拉克、阿富汗）都要么采用“混合制”，要么采取比例代表制，几乎没有全盘采用“赢者通吃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显而易见的“不公正性”。就是主要的几个“赢者通吃”选举制度国家，也都面对改革的压力，加拿大就此举行过两次公投（就从“赢者通吃”方向向“比例代表制”方向过渡问题），不过都没有达到60%的选举要求。连赢者通吃的大本营英国，改革的呼声也很大，一些地方选举（比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现在已经采用更接近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唯一一个我知道的“反向改革”的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93年选举制度改革是从“比例代表制”向“赢者通吃”方向改，目前3/4的国会议员是以“赢者通吃”制的方式产生。（有意思的是，这个选举制度的变化并没有明显减少“有效政党”的数量，是政治学者现在常常引用的一个“反涂尔干法则”的案例）。 所以如果给“宪政中国”设计选举制度，从合法性和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几乎没有选择地选择“混合选举制”。在“混合方式”上，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说，中国大约应该象其它东亚国家一样，侧重“赢者通吃制”而相对淡化“比例代表制”色彩。“赢者通吃制”本身来说，我认为法国式的“两轮选举制”应该比英美的“一轮选举制”更合理，而在“比例代表制”里面，我个人认为list system比single tranferable vote更适应中国社会特色，但是open list system应该比closed list system更民主一些。至于更具体的“怎么混和、二者比例如何”、“选区怎么划”、 “小党当选门槛多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太细了，我也没有多少兴趣讨论。 现在说几句“结语”：写这个“系列”（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想写什么“系列”，以为一篇文章就完了，后来发现写太少根本解释不清楚想法），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训练，是“写着玩”，真正到中国需要“民主制宪”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但是“他山之石”，以及人们对“正义”理念的理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利益之争”和“理念之争”之间的平衡，最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制宪历程当中。至今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美国宪法的出台不过是“一群奴隶主和商贸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产物”（比如一个叫Howard Zinn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这样认为），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美国宪法是启蒙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宪法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制度”。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部，甚至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制度的技术差异到底可以造成多大的现实后果，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在阿富汗那样经济凋敝、原教旨宗教影响深厚、军阀混战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无论哪一种民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make a difference，很难讲。“政治制度主义”放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面前有多大威力，我不愿高估。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哼哼着鼻子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啊”。那种“想什么都白想”的结论，看似聪明，其实懒惰，中国最不缺大约就是这种“什么都看透了的”精神懒虫。没有任何真诚的思考是浪费，哪怕它不能“改变世界”，也许能稍稍改变你自己，而改变你自己并非一件无意义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的乐趣并非“有用性”所能衡量，这一点王小波老师早就揭示给了我们。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