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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另一面 | 冒充官员行动指南

另一面专题:冒充官员行动指南 导语:近几年,关于假冒官员频频见诸媒体。这些江湖骗子头顶各种头衔到处招摇撞骗的案例屡见不鲜,骗术并不高明,但上当者仍不乏其人。其根本原因乃是官员掌握了太大的权力,以至于只要靠近他们,便能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选择要扮演的“官位”也是一门学问 湖南隆回县人邹斌勇冒充国家发改委副司长 湖南隆回县人邹斌勇对外声称,自己2007年北京大学法律博士毕业后,进入到国家发改委,担任过某处处长,后任国家发改委某司副司长(2011年5月后,改口自称是副巡视员),与中央各大部委和地方省市领导关系匪浅。“据我所知,邹斌勇在2004年后,就一直冒充自己是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开始行骗了。”一位与邹斌勇相熟的受骗商人说。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透露,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邹斌勇这个发改委的身份很关键。很多工程项目没有发改委的审批是办不成的。如果一个发改委的副司长来了,就是一些领导也要卖几分面子给他,更何况那些急于拿到各种项目的商人了。” 对于冒充者来说,自己“官位”的选择十分重要:一定要实权部门的官员,才能被前簇后拥。并且尽量选副职——领导一般是一正多副,不好查证 虽然骗子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但行骗手段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冒充行动”中,骗子们往往选择“扮演”某重要单位的副职领导。这很好理解:一定要是重要的部门的官员,扮演起来才能被众星捧月,才能被前簇后拥。而选副职,则是出于安全性的考量。这是因为现在一般单位的领导配置多是一正多副,新闻没有报道很正常,普通人很难对全部副职官员都非常了解,而公共信息上对这些级别的领导也难以查证。 冒充之前,要先选好目标 江湖骗子冒充“安徽省委组织部干调处副处长”,瞄准希望仕途上“更进一步”者 2005年3月,一个名叫杨俊东江湖骗子自称“安徽省委组织部干调处副处长”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分九次从王明夫妇手中要走了二十多万元财物,而这个杨俊东事实上却是一个只有中专文化的无业人员。2004年底,王明哥哥侯巍在到北京出差的火车上认识了杨俊东,当时的杨俊东已经是“安徽省阜南县办公室主任”,并马上要调到“安徽省委组织部工作”。2005年3月,杨俊东刚好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侯巍马上将相关信息透露给了希望自己妻子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弟弟王明,并让其好好招待。 一般来说,最好骗的是希望用“打点”的方式求官者,只要敢吹嘘,求官心切者就愿意掏钱 2005年10月,得知某区一个区长工作调动的信息后,杨俊东急忙将这个消息透露给王明的爱人陈燕,告诉她这个区长人选要求是无党派人士,女性,大学学历,陈燕的条件都符合。陈燕对这个位置非常感兴趣,就拜托杨俊东帮忙运作这件事情。杨俊东从此更有了“狮子大开口”的理由。在之后的时间里,杨俊东接连以需要钱“打点”、办事非常辛苦、要用钱“摆平”纪委调查等名目,多次从王明夫妇处获得财物二十多万元。直到2006年7月,杨俊东被公安机关羁押,王明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2007年4月,杨俊东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懂得包装也很重要 曾经自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赵锡永在全国各地行骗 一个叫赵锡永的人自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司长”,从2010年开始,在湖南娄底,云南昆明、玉溪等地行骗。赵锡永所到之处,既有当地官员聘他为政府顾问,邀他作报告、参加挂牌仪式等活动,还有当地媒体跟踪报道。赵锡永在多地官场畅行无阻,与受骗官员合演了许多闹剧,以致惊动国务院研究室,专门发通知请云南省办公厅“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揭露赵锡永的诈骗行为”。 必要的时候,做一些有内容的讲演、拉一些会带来经济收益的项目,可以极大地增加冒牌者的可信度 但有报道称,赵锡永在东窗事发3年前为湖南娄底带去的项目,已是我国南方大型的特种汽车及底盘生产基地之一,已经研发并投入生产了防爆车等多种特种车辆。娄底市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官员王镭(化名)说:“赵锡永在这个项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觉得“像赵锡永这样懂学术的大官很少见”。得知赵锡永为假官员后,王镭不断感叹“这么有才的一个人,没走正道可惜了”。娄底市外宣办主任王卫光也说:“赵锡永对汽车行业确实颇有研究”,“他对我们开发区的汽车项目确确实实起到了帮助和促进作用。”“他没有在娄底骗多少钱。” 伪造履历档案是“摇身一变”的捷径 甘肃清水县人刘和平冒充干部,诈骗“有关部门和单位”90万元 1998年1月11日,因“涉及国家秘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不公开开庭宣判了一起招摇撞骗、诈骗案,被告刘和平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时年34岁的刘和平,甘肃省清水县人。1981年,曾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该案所谓的“涉及国家秘密”,与一起骗官事件有关。据后来公开的法院判决书,1990年初,无业人员刘和平来到北京,先后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副局长等身份,骗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管理局刘姓领导的信任。最终因诈骗有关部门和单位90万元,刘和平获刑20年。 伪造档案以后,如能将假材料通过一个老眼昏花的领导转到一个实权部门,则是最好。这样,关系千丝万缕,便人人不知底细。而实权部门的权威,也会赋予冒充者一个光环 1994年,刘和平伪造了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管理局某部副局级干部及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全套档案材料。后来,刘和平以挂职锻炼为名,利用伪造的档案材料,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雷×,将伪造的个人档案转到电子工业部,经中央组织部门付××、薛××推荐,1995年5月25日,广西自治区党委任命刘和平为中共柳州市委副书记,其时,刘和平32岁。刘和平后来的败露,则属偶然。挂职期满后,刘和平不想离开,希望能继续在柳州任职。1996年5月,恰逢中央有关领导在柳州视察工作,柳州市委主要领导向其表示,中央特派干部刘和平在柳州工作期间,政绩突出,希望中央能够同意刘和平留任柳州。结果,这一请示反而致刘和平东窗事发。 结语:演技并不高明的骗子们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乃是因为权本位的意识已经深入到社会思维的骨髓。 出品: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席骁儒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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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王霖:中国宏观经济的近患与远忧(上)

   近年来,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似乎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特别是国内舆论的焦点。而我们常常以安全度过2008年次贷危机而自诩风景这边独好。但事实情况是这样吗?恐怕不尽然,中国式的经济危机爆发的隐患正在逐渐显现。   我们都知道,驱动中国经济前进动力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消费、投资。我在去年于共识网撰文,专门阐述了当前我对这“三驾马车”的认识。第一先说出口,中国的出口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人口红利,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二是自然环境资源低廉。三是出口产品价格低廉。这最终得以使我们在国际低端产品市场上占据了相当的份额。但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三个优势,似乎尽显式微。首先谈劳动力,我们现在劳动力主要年龄层将逐渐以80后、90后为主,而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80后或90后的权利意识,相比老一辈人有了极大的提升,这其中主要体现于对用工待遇的看重。这其中就包括,薪资,工作环境,以及休息时间。那么如果要满足这样的要求必然就会大幅的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成本。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到2016年人口红利将终结,而我认为现在人口红利就已经终结了。再说自然资源。我们国家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一向是力不从心的,这其中有很多利益因素。中国多年来自然资源的无序开采与廉价出售,一方面导致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另一方面就是给制造业的原料低成本提供了支撑。而如今自然环境的不断枯竭,以及国家进一步大力保护自然环境的大趋势下,制造业企业必然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享受低廉的产品原料,这就势必再再一次的增加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当然这里面还有高昂的物流成本与税负成本,总而言之这最后出口产品还可能继续维持低价格竞争吗?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还有一些外部情况值得注意,首先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反倾销措施的不断加大,而外部的经济环境情况也不容乐观,欧美市场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再者就是很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能在向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生产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或者高端一些的制造业产能直接就回归美国了。这其中那些之所以选择东南亚国家的外企,一方面是当地制造业成本低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假如这些国家产业链配套不完善,由于地理上接近中国的珠三角地区,中国的制造业还有一些可以弥补该问题的可利用之处。但不论怎么说,上述的几个事实,对于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可谓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不夸张的说,这几种因素,即使只出现一个,就能把企业拖入泥潭,更何况这些因素是接踵而至都一一出现,那么这必然把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推向垂死的边缘。   我这里面想举这样几个例子,温州、义乌、东莞是中国制造业最为密集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两种情况共存,一种是要么成片的企业关门倒闭,要么急需用工的企业,又招不来工,出现用工荒。这种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撑不下去的直接倒闭、关门破产。还可以做的,却又招不来人,开不了工。同时大一些的制造业企业,典型比如富士康,富士康中国大陆地区的工厂,就在今年就突然宣布暂停招工了,他的解释非常冠冕堂皇,说是什么春节因素云云。然后制造业回流的的代表就是,苹果公司宣布新IMAC电脑一体机的生产车间撤回美国。有分析说是中国制造的样品不达标,也有说,虽然美国的工人成本高,但是美国有更廉价的能源成本和物流成本。这些分析我觉得都有道理。当然外资撤离还有更多的例子了,麦德龙此前已经正式宣布结束万得城在中国的业务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曾经设下“百店计划”的万得城在今年的3月11日起正式关闭中国市场门店,全面撤出中国。相比此前折戟中国的百思买,这家经营电子的连锁卖场在中国生存的时间更短,不到三年。最有力的证据就是FDI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速已经连续8个月负增长。   但我的一些认识,网上有很多网友不以为然,他们就反对我,说中国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期,我们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你要看到我们中央政府的宏观视角和高瞻远瞩。我就跟他辩论: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体现于政府逐渐地解除管制,和从市场退出。如果继续高瞻远瞩和宏观视角,那国家计委干嘛撤销?国家经委干嘛撤销?还有最近国家干嘛要撤铁道部啊?政府从哪退出,哪就繁荣了,农村联产承包是政府发明的吗?那是农民冒着政治风险做出来的,所以政府解除管制从农村退出,农村就繁荣了。还有深圳,深圳为什么称为特区,它特在哪儿?它就还是特在政府解除管制,允许一切所有制企业的存在,不再让那些政治主义干扰经济,最后深圳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所以政府从城市退出城市又繁荣了。因此实践证明,当初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恰就是国退民进的成功,市场永远比你政府更聪明。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和资源配置能力是绝对比政府强的。再说新兴产业,我说无锡的新兴产业园,我也去参观过,特别是当地人把无锡尚德引以为豪,虽然跟他本人没一毛钱关系,但是谈起无锡尚德,那兴奋劲而跟自己家的企业一样。结果现在呢?倒闭了吧!而且何止无锡尚德一家光伏企业倒闭啊,当年光伏企业在全国各地可谓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啊。各个地方一哄而上,抢班赶点,纷纷上马光伏企业。没出两年产能过剩!而且被誉为绿色能源的光伏企业的原材料–多晶硅,其生产项目也是纷纷大干快上,这里面主要也是因为多晶硅曾经每公斤都能有几百美元的暴利,我曾经都买过一支多晶硅企业的股票不出一个月都挣了十万,结果我是见钱眼开,没多久清仓跑了,我要坚持拿到2007年10月份,也就是十七大召开的时候,这一只股票我都能挣一百多万,绝对的财产性收入。言归正传,多晶硅纷纷的项目上马也是导致产能过剩,但还不仅是这个问题,制造多晶硅本身,居然就是臭名昭著的“两高一资”项目,就是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一个在全世界的朝阳行业,在中国没出两年给折腾成了地方政府避之不及的事情。再说我那股票,若是拿到现在,你还挣多少多少万?一夜回到解放前,本都得亏。这是被誉为第一新兴产业的境况。我再说个被誉为第二新兴产业的境况。这个所谓第二新兴产业,就是风电。风电当年一经问世,那又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沿海地区,那绝对的万千宠爱。有一家上市公司华锐风电,曾经每股股价高达一百多元,市值六百多亿,光环无数的企业,现在也是濒临退市。风电在问世的时候,各种与之相关的产业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开花,连可观风向,测量风力资源的气象部门,都没少沾光。同样的局面又出现了,一哄而上,谁那会儿敢提反对意见,不是被嘲讽,就是被排挤。最后呢,风电就不仅仅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了,还有严重的技术问题。所谓的风电企业,根本就是皮包公司,几乎没有自主研发的能力,都是去欧洲买的图纸,回来黄土高坡建。黄土高坡大家都知道,那不仅有风,它还有沙。欧洲,地中海那风是清新的,我们那黄土高坡的风是浑厚的。那大风车它到底发多少电,我不知道。电线具体架过去没,我也没打听,反正我看了央视财经记者的调查,知道那里一阵漫天黄沙后,风机齿轮卡了,还不知道发电照亮俩灯泡没有呢,高昂的维修费就来了。所以最后风电企业肯定比光伏企业死的更惨。至于其他的那些什么生物医药、物联网、云计算。所谓这些新兴产业都不要迷恋,那都是传说。   刚才说完了出口,下面我们开始谈消费。我们喊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喊了十几年了,各种花样百出的刺激政策推陈出新,诸如什么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反正什么能下乡的都下乡了。结果是这么多的措施,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是逐年下降。其实这个问题各领域也都给出了很多解释,最气人的是央视的五毛评论员说是中国人有钱存着不花。但是这里面我认为比较有说服力的是便是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这里面主要就是垄断和腐败两大原因。垄断大家都清楚,那些国有企业的收入状况,我们这种被视为铁饭碗的都没法比的,更何况普通的工人农民呢。再一个就是腐败,这个我们更了解,表叔、表哥,房姐、房妹。而普通老百姓,就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除了糊口和日常的生活开销,咱们算算每年自己能存下多少钱。其他的额外支出还可能再有吗?这怎么促进消费?再说我们这其中肯定还有有房贷的,另外还有那些既有房贷,还有车贷的呢?我有一个朋友是咱们区的副科级干部,按咱们现在的工资加上车补,文明奖等差不多每月五千多块,另外还有油补,这在郑州我认为应是中上等能算的收入了,他也这么认为,但问题就是他既有房贷,还有车贷,房子也不大七八十平米,车子也不是什么高档车,十多万的车,节衣缩食每月五千多一分不剩。那我就说他你不能先不买车,或者先不买房,但他是外地人,他说我体会不到他的境况,有车了回老家还是方便,另外房子这是结婚的硬条件,今年三十了还是单身,确实是没办法。但有人会说,那没房没车的还是多数,我说是,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我是想说我这个朋友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缩影。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中产阶级首先就是一个国家消费的中坚力量,很多现象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不是消费的中坚力量,甚至还拖消费增长的后腿。   今年的国务院6号文是《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我大致上浏览了一遍,这个意见肯定与社会的预期有差距,这我认为也是源于难产了近十年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难以推出有关。正如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同志在今年两会分团讨论上提到的,改革就是拿刀割自己身上的肉。那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必然就是大刀阔斧地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这种改革必然招来极大的阻力,甚至可能是拼死抵抗的阻力。我也相信中央肯定有极大的决心去推动这个改革,但是改革的难度很可能是超预期的。但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深层次问题不得到解决,刺激消费根本无从谈起,而收入倍增的落实,可能要以物价倍倍增作为前提。   接下来我接着说投资。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投资,刚才说的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那么什么逐年上升呢?就是投资,投资现在已经占到GDP的40%左右。该怎样看待这个数据呢?我们通常称这2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那么日本当年在出现经济危机前,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就是30%多,也就是这个比例经济界就称为严重失调了,那么我们现在呢?那是肯定不能再说失调了,应该称之为畸形了。   当然在出口和消费两个引擎都即将熄火的形势下,继续维持GDP的增长的确只能依靠投资了。而投资也主要是以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投资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央政府也是在通过不断地调控力图再改变投资比重过高这一局面,但是房地产的调控是房价越调控越高。而大力整顿地方债务平台,地方债务却是越摊越大,但对于地方债务也的确不敢猛然收紧,因为一旦收缩过猛,GDP增速就会直线下滑。可当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据官方数据显示已经高达15万亿了,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中,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已开始放缓,同时支出却仍然在继续增加。   地方政府的大头支出主要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负担不断上马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一个就是要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员和不断臃肿的机构,因此地方政府只能依靠不断地扩大债务来维持运转,这无异于寅吃牟粮。当然这里面还在于地方政府的收入,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经济学家许小年在达沃斯论坛上接受专访时就指出,地方政府对于卖地收入的依赖,已经到了像依赖毒品的地步了。如果把土地财政拿掉,很多地方政府立即就过不下去了。财政状况已经非常紧张了,现在财政的情况是,中央政府还有一些余力,地方政府则是非常非常紧张。地处首都经济圈的河北省滦平县,为了给招商来的企业“三通一平”可谓是债台高筑,要么是争取城投债配额,配额争不来,就向银行借,银行借不来,就向机关干部职工借。当地官员在接受调查记者采访的时候,对于那些招商来的企业,也很不避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就说,有很多诸如,滑雪场、度假村、旅游地产等项目,都只有个意向协议,有很多企业就是来这吃吃喝喝玩玩,转一圈就走了。地处首都经济圈的县都是这种情况,全国还能有多少地方政府比他那里更具备区位优势呢?   再说房地产投资。前两天在网上看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60分的一期专门报道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节目。节目的第一个场景就是选在郑州的郑东新区。节目主持人与来自香港的金融分析师,在早高峰时段漫步在郑东新区的CBD商务内环,只能零星看到几辆车驰过。接着他们又到了郑东新区的一个城市综合体。那是一个已经建成很久的商场,但却就像是一个废弃的地方,没有照明,没有电梯,没有一家门店营业。节目接着又相继报道了鄂尔多斯鬼城,上海人迹罕至的英伦小镇。无数外观华丽,却无人使用的建筑,最终沦为了婚庆业婚纱拍照的地方。同时节目组也采访了一个天津的在建项目,据当地官员向他们介绍,那里将成为中国的曼哈顿。但是正在施工的工人则表示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活干了,据说是项目资金出现了问题,有些工友已经回老家了。万科集团的董事局主席王石也接受了节目的采访,作为房地产商人,他也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达到了失控的地步。当然这个节目可能只是一面之词,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渠道上获取资讯,想必几乎没有人不认为中国房地产业是有严重问题的。美国的投资大师查诺斯最近也指出中国人将会因房子丧失一生的积蓄,他说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越来越大了。投资者应该不要再碰房地产行业,以及包括一切与之有关联的行业,包括钢铁、铁矿石等。还记得98由冯小刚指导的电影《大腕》结尾部分俩神经病的谈话吗?其中一个说到,北京将来的房价4000美金起,你还别嫌贵还不打折。现在北京房价何止4000美金啊,现在的房价比那俩神经病都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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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中國:利用“惠民”活動監控藏人

中國:利用“惠民”活動監控藏人 干部工作隊進駐鄉村收集政治情報、監查民間言論 2013年06月18日 人權觀察組織 http://www.hrw.org/zh-hans/news/2013/06/18-0 (紐約)-人權觀察今天說,中國政府借口改善農村生活水平,已派遣逾2萬名黨政干部進駐藏區鄉村,負責對人民進行侵入性的監控、普及政治再教育、並建立黨的安全單位。這些手段是對藏人的歧視,認為他們可能不忠誠於國家,並且限制了他們的宗教和言論自由。 超過5,000個黨政干部工作隊已在政府“強基惠民”活 動的名義下,進駐西藏鄉村。這項活動於2011年10月10日由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布啟動,預計以三年完成,現已進入中期。根據官方媒體報導,其目的是改善 西藏自治區農村的生活水平,為民眾帶來富裕。但人權觀察的研究發現,這些工作隊同時也按照宗教和政治觀點對藏人進行分類,並建立一套監視藏人言行的機構。 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說,“很難看出數千場的政治教育活動、基於政黨立場的准治安勤務和政治觀點審查,對人民有何‘惠’可言。在一個人民早已受到嚴密監視的地區,這項針對鄉村的活動,加上在城鎮和寺院中推行的類似措施,實際上是要將藏族人民置於無法避免的國家監控之下。” 這項活動是西藏自治區自2011年開始推行創新社會管理的三大體制之一。自2012年起在西藏城鎮地區實施的網格化管理體制,是一種高度強化監控與監視功能的行政網絡。2011年11月在藏區寺院開展的“六個一”活動,則是一種新的情報蒐集系統。 這三種體制據官方表述都是為了加強“維護穩定”,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曾在2013年3月指出,這是西藏自治區“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惠民”活動的目標即是要做到“三個不出”(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小事也不出),也就是要防止一切示威或表達異議的舉動。 在藏族地區,尤其在2008年春天開始的騷亂風潮以后,中國政府將所有異議一概視為“受到西方敵對勢力和達賴分裂集團的煽動”。在2013年2月14日的一次重要政策講話中,中國主管少數民族和宗教事務的最高官員俞正聲揚言要“堅決粉碎”支持達賴喇嘛的各種勢力。因此,藏區自2008年以來,已有數以百計被懷疑支持達賴喇嘛的藏人遭到逮捕、判刑和各種懲戒。 “北京著魔於所謂的‘維穩’,導致這些迫害,”理查森說。“它在刻意壓制藏族公民的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並灌輸恐懼感。” 雖然干部工作隊的確改善了某些鄉村的公共設施,但“惠民”隻是這項活動五大任務的最后一條。工作隊收到的指示說,他們的優先任務首先是在藏區鄉村拓展基層黨組織的角色和規模,其次是通過“舉辦揭批達賴集團的活動”以“維護穩定”。這些措施,據報導也在西藏自治區以外的某些藏區推行,已導致言論自由和宗教活動遭受限制。 舉例而言,根據人權觀察訪談一位村民得知,拉薩市達孜縣的一個駐村工作隊曾約談他們村子裡的所有居民,包括小孩子,將他們分為三類:希望發財致富而 支持現有體制的﹔偷偷崇拜並支持達賴喇嘛但不會公開抗議的﹔和“拒絕接受再教育,對祖國和黨沒有信仰的”。完成分類以后,屬於第三類的大約135人於 2013年3月被“帶到縣民活動中心,接受45天的再教育”,據這位受訪者說,同一期間還有來自那曲縣的大約500名村民也遭到拘留再教育。另一位受訪者 則說,墨竹工卡縣也有73名村民在同一時間被送去再教育。 昌都地區(西藏自治區的七個行政區之一)某個駐村工作隊的工作報告,足以証實上述受訪者所說的,工作隊負有摸清村民社會關系網絡的任務。該工作隊還接到要求,將村子裡的“重點人員”編造名冊,隨時“密切警戒他們的舉動”。“重點人員”通常是指被認為可能引發政治騷亂的人。 根據相關官方文件指出,這項活動的首要任務是在西藏自治區的鄉村地區增強和擴建共黨組織。每個干部工作隊必須通過在村中成立黨支部,鼓勵“致富能手”入黨和擔任村領導,使每個村子都變成反分裂的“戰斗堡壘”。 活動的第二大任務,據官方報告說,包含三部分:加強“維護社會穩定”﹔對達賴喇嘛的追隨者“深化斗爭”﹔“強化僧尼管理及再教育”。人權觀察所做的訪談顯示,為執行這些指令,干部工作隊比以前更加積極蒐集村民支持達賴喇嘛的情報,並且建立各種情蒐和監控機制,企圖消除對達賴喇嘛的支持。 2013年2月28日,西藏自治區維穩總指揮郝鵬要求武警部隊“切實做到沒有盲區、沒有縫隙、沒有空白點,不給敵對勢力任何可乘之機”,而且要“加大明察暗訪力度”。 這項活動的范圍、規模和成本都是前所未見的。已經有大約2萬1千名干部──據一份官方報告指出,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省級干部被派往鄉村比例最高的一次──以至少4人一組進駐到西藏自治區的全部5,451個村級單位,做為這項3年計劃的一部 分。活動每年耗費14.8億元(將近2.27億美元),佔自治區年度預算的25%,外加100億元(將近15億美元)用於鄉村基礎建設。 干部駐村工作隊還有責任要為村民“解決困難”,促進經濟發展,媒體報導描述這些工作隊幫助村民清理積雪、開鑿水源、造橋鋪路、引太陽能、開識字班、 添購娛樂或通訊設施、乃至其他形式的實質經濟支持。每個駐村工作隊每年可分配到至少十萬元(約合1.6萬美元)的經費,用於村中工作。 “如果政府和黨真心要改善藏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必須先解決持續性的人權侵犯,包括對於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獲取信息的限制,”理查森說。“這才是更能有效‘強基’的途徑”。 “惠民活動”背景說明 駐村隊負責蒐集情報 根據官方媒體報導,駐村工作隊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在西藏自治區全境蒐集維穩信息,對鄉村家戶與個人進行登記建檔。為了解“每一個村的情況”,駐村隊奉命挨家挨戶走訪調研,登記村民的姓名、年齡、住址、家庭成員經濟收入及其他個人詳細信息。每名駐村工作隊員必須“重點聯系3-5戶群眾”。駐村隊蒐集信息的這些方法,涉及侵犯村民的隱私權利,帶有強迫性質。 通過對一些村民的訪談可知,駐村隊所蒐集的信息主要是村民的政治觀點和社會關系。昌都地區的一些村民被問到他們的社會網絡,另一區域的一位村民告訴人權觀察,她被問到是否有親戚朋友在西藏境外、她對達賴喇嘛的看法、她的親朋好友中有沒有任何人參與過2008年的抗議行動、以及她有沒有違反禁令收聽美國的藏語電台廣播。 達孜縣一位村民說,工作隊首先問村民對2008年的一次示威活動有何意見,然后查問家中每個成員的行蹤和政治記錄,然后又問他們對達賴喇嘛的看法。據這位村民表示,有些駐村干部會問所有10歲以上的孩子知不知道達賴喇嘛,然后“他們會繼續挖下去…追問他們是在哪裡聽說達賴喇嘛的、是誰告訴他們有關他的事情等等。”因此,這位村民說,“村裡的人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必須隨時隨地小心翼翼,大家互不信任。” 一位原駐村干部在2012年1月接受人權觀察訪談時,証實他所在的工作隊曾被要求逐一查問村民的個人信息。他說他當時必須詳細記錄所有曾參加“分裂”活動者的動態,而且每周都要將這些信息向上級匯報。官方報導明確提到,駐村工作隊還要負責對進出村中的僧人進行登記備案,分析他們的背景並監視其行動。 一位村民說,地方官員告訴她,如果她不接待四名駐村干部暫住她家,她“會有麻煩”。她說,村子裡的工作隊輪流到每一戶人家去暫住,每次住兩三個星期。她們全家“在干部暫住期間,不准把家裡任何一個房門上鎖”,干部還在每戶人家的裡裡外外拍照,搜查他們的房間,顯然是要看他們有沒有私藏政治性的文件或達賴喇嘛的相片。另一位受訪者告訴人權觀察,他認為駐村工作隊的監控方式是刻意讓村民“感到刺眼”,以便“提醒他們背后隨時有人在盯著。” 村級安全單位 官方媒體關於“惠民”活動的報導說明,駐村工作隊負責在村子裡建立新的安全系統和“維穩合力”,做到“人人是哨兵、村村是堡壘”。這是在形容新成立的由村民組成的治安系統,如聯防隊、護村隊等。這些組織的成員必須由黨員中挑選,並且要宣誓反對達賴喇嘛、愛黨愛國,由此可見,其進行監 控、搜索或拘押的標准不是違法與否,而是政治立場。況且,將駐村干部的職權擴大到維持治安,將大大提高其侵犯人民隱私、或因標准含糊籠統而剝奪村民自由的 風險。 舉例而言,在西藏自治區的阿裡(Ngari)地區,活動開始一年之內就組建了140支“維穩巡邏隊”,共執行9,720次巡邏巡查,“排查”外來人員4,640人次。同一期間,山南(Lhokha)地區組建了1,080支“護村隊”,那曲(Nagchu)地區則動員了3.68萬人加入各種村級巡守單位。 在昌都地區的八宿(Pakshoe)縣,建立了208支護村隊,由1,717名“年輕精干的黨員”及其他“愛黨、愛國、反對分裂”的人員組成。據媒體報導,這些“護村隊員”配備著公安作訓服、紅袖章、以及手電筒、鋼管、木棍、帽子等工具,平時要參加巡邏值班。 一些關於駐村工作的官方報導指出,各地工作隊要求家戶和社區領導簽訂名為《維穩責任書》的文件。該文件的第一條就提到要“反對分裂”和“維護團結”,第二條則要求簽名人“尊重黨的民族與宗教政策,自覺地避免傷害國家安全或破壞民族統一。” 政治教育 駐村隊也負責在村裡實施政治教育,鼓勵藏人“感恩黨、聽黨話、跟黨走”,“筑牢反分裂斗爭的群眾基礎”,並且“深入揭批達賴集團”。這些會議,尤其是在一旦缺席就可能遭到地方當局的迫害的情況下,侵犯了表達、言論、隱私和宗教自由等權利。 拉薩附近堆龍德慶(Toelungdechen)一個駐村工作隊在年終報告中說,在村中舉辦了六次“揭批達賴集團陰謀”活動,並進入寺院舉辦九次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這些活動主要在批判達賴喇嘛“政治上的反動性、宗教上的虛偽性、手法上的欺騙性”。山南地區在活動第一年舉辦了近4,000場批判達賴喇嘛的會議﹔昌都地區在同期間舉辦了7,017場。這些活動包含宣揚法制意識和共黨恩德的演講與展覽,據官方媒體說法,光在拉薩全市各村就有37萬人參加,包括27,000名“青少年及學生”。公開活動之外,干部還進行數萬次的“家訪談心”,借以“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 一位曾在以往類似活動中擔任工作的拉薩居民告訴人權觀察,官方媒體總是說村民自動自發參加這些政治教育集會,但實際上,任何一戶人家如果一個人都不出席,可能會碰到“嚴重問題”。一位前工作隊成員接受人權觀察訪談表示,在這些活動中分發給村民的讀物全是在說“黨的政策好”和“達賴集團壞”。 “活動通常進行很順利,”他說,但是當干部開始批評達賴喇嘛,“大部分村民會覺得難受,常常全場頓時安靜下來。他們甚至不願和我們〔台上干部〕四目相接,”而且村民對政治教育活動的反應都會被記錄下來,任何一個村民如果“沒有認真學習”,就要另外“補課”。那曲縣黨委2012年5月發出的一份關於鄉村思想教育的通知說,各個駐村隊裡面的“輔導員(befrienders)”必須“給那些沒有認真學習的村民特別額外上課…做到不漏一戶、不漏一人。” 干部在這項活動第一年度所做的工作,還包括組織活動促進愛國主義和對黨的忠誠。工作隊分送中國國旗、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裱框照片,以及標語橫幅等等,供每個家庭、學校、寺院和其他場所懸挂。在活動的前七個月,僅僅拉薩市就裝裱了9萬多幅毛澤東等領袖像,購買近7萬面國旗,統一發放到全市所有民家、辦公場所和學校、寺院。在“農奴解放日”等重要節日,會放映“教育影片”、組織照片展、舉辦黨員茶話會。干部還必須組織集體唱“紅歌”、播映愛國題材電影、以及在居民家中懸挂領導人畫像等活動。官方媒體的英文新聞報導說,群眾自動自發懸挂這些畫像,但一位村民告訴人權觀察,是干部要求她在家裡挂上毛像。 據報導,在西藏自治區之外的各個藏區,也有類似“惠民”的較小型活動。四川省藏區爐霍(Dranggo)縣2012年發生示威后不久,政府官員就到 各村落進行家訪。2012年3月,四川省阿壩(Ngawa)自治州派遣工作隊進駐51個被歸類為“矛盾最集中”的村落,每個工作隊由10名干部組成,負責 在村中實施政治教育。根據一則官方媒體報導,這51個工作隊“走訪群眾11.4萬人次…召開群眾大會862場”。 這個為期三年的活動,和另外兩項農牧區行政與安全措施的重大變革有關:干部常駐寺院政策,2011年末開始在藏區實施﹔以及首度在村級派駐全職政府官員,這是一項全國性的方案。自從2008年以來,這些“村官”已經進駐西藏自治區大約四分之一的村子。和西藏自治區在城鎮中建立的“網格”系統一 樣,村官系統也將使政府行政機關較過去更深入社會基層。雖然西藏自治區“惠民”活動預計隻進行三年,但有些當地人認為,其目的是做好准備,以便將來在每個 村子派駐村官和常設的政府機構。如同一位接受人權觀察訪談的村民注意到的,“工作隊在村裡成立辦公室以后,他們常說以后會永遠留在村子裡。” 更多人權觀察關於中國的報導,請瀏覽:http://www.hrw.org/zh-hans/asi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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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文化符号:市长

日前,山西官方正评选“十大文化符号”,截至6月23日,得票数第一的竟然是太原市长耿彦波,票数高达1540236票;其次是太原晋祠,有468116票。此外,山西大院、晋商、黄河、关公、老陈醋等皆上榜。   以下为官方媒体报道: “山西省十大文化符号”网络评选火热进行 6月23日,记者从该活动组委会了解到,截至当日下午5时整,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太原市长耿彦波,他的票数达到了1540236票。排在第二位的则是由太原市晋祠博物馆报送的晋祠。这个我们曾经在中学课本里熟识且永生铭记的景点,票数已经达到468116票。此外,还有山西大院、晋商、黄河、关公、老陈醋等。 据介绍,大众网民都希望给自己内心中的山西符号投上一票,所以官网上展现的票数是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每个小时都有令人侧目的变化。同时,各式热心的建议和想法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大家都希望从数不胜数的山西文化家珍中报上自己心仪的“符号”。组委会安排的24小时热线经常被抱怨打不进来,为此组委会及时作了调整,专门增加了几部手机电话。“山西省十大文化符号”评选活动由山西省文化厅主办,山西晋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评选,让三晋文化被人们所熟知并传播开来,让真正能代表山西、代表大众心声、代表五千年文明的山西符号展现于世人面前。 来源: 新民晚报 猜你喜欢 国盲再奔 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力 打车软件被打 首涨之都 神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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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公务员已成高危职业?

常有青年来信说他们很纠结,不知该不该考公务 员,请我提点意见。我说,如果是想为人民服务,如果想进入后让这个体制的纯洁度高一些,那就去吧,公务员职位虽说清贫一些,毕竟比较安稳,福利也还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被公务员的灰色收入、贪腐便利与利用脏钱和手中权力包二奶、过奢靡生活,那就要三思了。打开报纸尤其是互联网,“每日一星”几乎都是与小 三、二奶合影的公务员,贪官污吏落马比神舟十号上天还令人振奋。“公务员”都快要沦为“犯罪团伙”的代名词了,你还往里面挤? 从我那时大学毕业后比较优秀的才分配进“国家机 关”,到现在每年公考的人依然挤破头,不得不说公务员队伍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才。可这批人才,怎么就把自己弄成了众矢之的?上面对他们喊打——民心 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语),党对他们会手下留情?下面对他们喊杀——他们的贪污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死存亡,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几乎颠覆了现代文明国家对公务 员的定义,中国的公务员不再是一种公职,而是一种商业职位,当公务员就是为了发财。过去三十年,中国发财最快的群体确实是公务员。一个拿纳税人的钱,管理 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却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这不但让他们自己,也让执政党与国家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 公务员中那部分掌握权力的人贪污腐败堕落到什么 程度,恐怕最高层的领导人与普通民众都不那么清楚,现在的媒体能查出的也只不过是皮毛,更不用说允许报道出来的。以我对体制的了解,恐怕只有两种办法可以 解决中国公务员队伍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奢靡堕落,一个是实行赋予民众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第二个就是采用毛泽东的办法,发动群众,上下结合,用 “文革”的方式把官僚层与利益集团彻底摧毁。第一种方式中国追求百年而不得,第二种方式证明对付官僚集团“行之有效”,但却给整个国家与民族带来更大的灾 难。(见拙文《反腐不靠“文革”靠什么》) 其他的办法我都不看好,历史也这么证明了。两种 “终极”解决办法实行之前,中国的公务员里掌握一定权力的,还会像世界末日要到来似的疯狂敛财,弄得天怒人怨而死不罢休。他们会继续扫掉绊脚石,靠权力打 压媒体与普通人对他们的监督,就像过去一直靠“维稳”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一样。但民心的向背既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中共高层也会想一切办法对付贪污腐败, 可如目前的办法主要还是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效果不可能太大。如果走向极端,那就是效仿毛泽东的办法,同群众结合起来。如果是这样,公务员队伍中落马的还会 越来越多,民众自发对他们的监督与揭露也会越来越深入与无所顾忌。 制度与道德资源消耗殆尽的公务员渐渐沦为“弱势 群体”。现在一个普通人受刑受冤枉,大家都蜂拥而上帮他讨公道,可一位官员在双轨时莫名其妙死亡,基本上都会有八成以上民众拍手称快。这次出国,一位外国 人同我开玩笑,说现在在海外打中国人甚至把他们杀掉,不会引起大陆中国人的愤怒了。我不解地问为啥,他说,只要说那是官员的子女就行了。你看,连外国人都 知道了,中国人仇官超过了仇外,甚至超过了对犯罪份子的愤怒。 也许你觉得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高,紧跟党中央, 不站错队,又绝不贪污,靠个人才能与努力最终捞到一官半职,反贪腐与你关系不大,可你也要记住,你这辈子最好不要戴名牌手表,不开豪车,别人外遇被曝光顶 多家庭破裂,你则有可能家破人亡。而且,你的孩子已被打上了“官印”:他有经商的才能所以去做生意,但一定会被说成官商勾结;他立志像父亲一样去当官为人 民服务,但一定会被指责为裙带关系;算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把孩子送出国?问题更严重了,因为“裸官”和贪官一样受到民众鄙视与追骂! 别以为我在耸人听闻,事实上,如果你上网或者走进民间,同大家敞开心谈谈,你会发现我这还是保守的描述。如何对付贪污腐败?如何拯救我们的公务员队伍?除了不痛不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血流成河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当然有,但那得从制度上入手,从限制权力,民主监督与公民参政议政入手。可现在抵制向这个方向走的,恰恰是自认为还有机会贪污与享受绝对权力的公务员队伍与一些习惯了奢靡生活的党政官员。 走出困境,走出恶性循环,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讳疾忌医,把这种贪腐当成小疾小病,能压就压,能拖就拖,恐怕有一天,中国民众对中国特色的公务员体制的失望会从政治、社会向文化、经济与银行金融领 域蔓延,中国会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出一个你根本解决不了的危机,历史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但愿你那时安好。 杨恒均 201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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