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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在四川省雅安地区发生的7.0级大地震撕裂了中国的网络世界。在新闻发布后数小时之内，中国的社交网络如微博，门户网站的论坛及其他网络空间中即出现争议和争吵。灾难如同一个集结信号，将虚拟空间的中国人汇集成一个狂热的群体，在表达诉求和意见的同时，也出现了更多派系争斗与人身攻击，很多议题无法达成具有倾向性的一致。这些撕裂式的争论既暴露了中国政府在灾难发生时缺乏有序、专业的应对机制，也是中国网络世界由来已久的阶层割裂、语言暴力乃至官方舆论控制的一次集中爆发，最终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乱局。 争论议题主要集中在对公权力及相关机构应对灾难的质疑，对“公知”公共言行的挑战，以及“不添堵”背后掩藏的关于商业化媒体和志愿者等民间组织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重大事件的不同意见。 按图放大 Wu Ho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清源乡，战士们帮助村民清理震后废墟。 按图放大 Mark Ralst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周一，一位长者在龙门乡他被毁的房屋外举牌呼救。 按图放大 Jason Lee/Reuters 地震袭击宝兴县灵关镇之后，周一，一位幸存的妇女背着沉睡的女儿走过山边的废墟。 按图放大 Courtesy of Zhang Juyan 芦山中学校内的食堂，底层天花板被震脱落。芦山中学据说是5·12地震后新修的。 地震发生初期，针对中国政府及相关公权力机构的批评比较集中。根据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讲师张效羽整理的震后微博反应时间表，“事件发生后120分钟以内就会有知名公知批判”。批评主要包括：官方媒体的报道速度，通往灾区的高速公路收费问题，救灾速度与秩序等。这种批评起到了实际效果。比如至4月23日，交通运输部已下发通知，要求北京、河北、辽宁、河南、山西、四川、天津辖区内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对住建部向四川雅安芦山、宝兴等灾区派遣城镇供水应急抢险分队车辆免收通行费 。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的记者陈鸣则在新浪微博发表《悲情是最差的选项》一文，提出目前核心问题是科学救灾、精细救灾，“行政成本要小，物质消耗要小，动员人力、动员社会幅度要小，并不是所有地震都适用举国体制。” 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批评持续数日。地震当日，中国红十字会筹款约14万元人民币，与之对比的，是民间公益组织“壹基金”一天筹集善款约1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落败持续至今，23日，广州的一家邮局甚至挂起了“邮局没有郭美美，赈灾捐款免邮费”的标语。同时曾获得潘石屹，任志强等企业家信任的“壹基金”也开始遭遇责问：与中国红十字会是否有隶属关系，是否具有救灾能力，牛根生——毒牛奶丑闻主角之一“蒙牛乳业”的创始人——担任“壹基金”理事，这是否降低了它的公信力。 信奉“围观改变中国”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起到了监督公权力的作用，但是对威权统治的普遍不信任和不满，以及信息不对等，导致这种监督逐步演化为愤懑之情的宣泄。 4月23日晚间8点左右，北京民政局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号召全国人民捐款，评论和转发中出现了20多万条“捐你妹”，14万多条“滚”，两小时后这条号召被“加密”。这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境遇如出一辙。4月20日地震发生当日，中国红十字会也使用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发布赈灾和募捐信息，收获的也是数以十几万计的“滚”。 在普遍的责备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4月22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发表《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有时更有力量》一文：“批评更需要节制和慎重，特别想对那些充满讨伐激情的网友说一句：这个时候抹黑壹基金，是很不好的；这个时候痛批红十字会，是极不合时宜的；这时候去逼问企业捐多少，也是极不合适的。放下成见和偏见，丢掉平时那种‘找一个敌人去讨伐’的习惯性对抗思维。灾难之下每个人都非常渺小，灾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要做伤害救灾凝聚力的事情。” 北京学者、作家崔卫平曾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今天，我们如何爱国》中提出“权力性反对”的概念，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另外一种‘以官方为中心’：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作出自己相反的反应”。 互联网公知质疑公权力的同时，也遭遇了对自身言行的挑战。“公知”这个词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十分微妙，它既被泛化——具有话语权的互联网用户被笼统称为公知，也面临污名化的危险——公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负面词汇。公知的代表人物，作家李承鹏在地震当日前往灾区救灾，过程中不断遭遇“作秀”的质疑之声。而另外一位公知、作家韩寒则结合2008年汶川地震参与救灾经验发表《地震思考录》，呼吁冷静与理性，“在救援最重要的72小时内，明星名人不要前往”。这使针对公知的讨论分裂为两个阵营：积极参与与冷静以对，双方互相讥讽。《都市周报》的编辑耿清华在微博上提出用“职业政治家”的眼光看待行动派公知：“对他的言论和文章尽可嘲讽，政治理念有分歧更可争论。他开工干活，推动社会向好，那就该支持。至于‘出名’，那是职业收益，跟卖东西收钱是一个道理。” 4月21日晚间，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单位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进灾区”，随即“不添堵”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头版，网络针对这一词汇的争议持续发酵。这既是对救援车辆在通往雅安的高速公路上堵车这一新闻的反应，也指向涌进雅安的媒体记者，志愿团体和个人。响应“不添堵”者认为此次对于地震的反应过度；而反对者则猜测这种居高临下的口吻来自官方对商业化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打压。 前往地震现场的媒体数量是否合理，始终没有一致的看法。《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负责人卢斌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地震当天报社派出了21名记者前往灾区采访。他承认“媒体的到来肯定有挤占灾区资源的影响在”，“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媒体报道对信息公开，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上。”对此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疑问 ：“很多媒体派记者去一线采访，但有多少是独家报道呢？我们不要为了去雅安而去雅安，不要为了表示而表示。” 各色媒体都涌向前线，一些消费灾难的报道引发反感。新浪微博的意见领袖、账号“作业本”发布一条消息称：“四川卫视戴眼镜的女记者多次打断医生抢救病人过程，耽误时间，采访灾民时竟然还问他们今天喝到粥开不开心。”该条微博被转发超过5万次。普利策奖得主、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在灾难报道中，记者必须要遵守几个原则：要始终考虑受访人的感受，在报道中要剥离自己的情绪去遵守专业的新闻操作规范，最重要的是快速准确地报道灾情。” 在公众层面，由“围观改变中国”演变为信息过载，不知所措和情绪激奋。韩寒创办的电子杂志《One一个》在新浪微博的账号“亭林镇工作室”针对围观网民的困惑发表评论：“捐款是作秀，不捐是冷漠，捐早是求名，捐晚是被迫，捐多是炒作，捐少是抠门，公开是显摆，不说是装逼，解释是掩饰，沉默是心虚，无图无真相，有图说伪造。”互联网用户面对灾难选择性摇摆的同时，针对灾情的反应相左者，也互相指责和倾轧，一言不和即出现人身攻击和诅咒性言论。 崔卫平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呼吁中国人“善待他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5.5亿人，自网民集结并参与公共事务以来，对互联网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养成方面积极意义的探讨，与对网络暴行的反思，一直并肩齐行。 2012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一文，认为网络围观是一种见证的力量，“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而杭州市委下属的市情研究所研究员姜方炳则于2011年在《浙江学刊》发表文章批评“网络暴力”：“‘网络暴力’作如下界定：一定规模的有组织或者临时组合的网民，在‘道德’、‘正义’等‘正当性’的支撑下，利用网络平台向特定对象发起的群体性的、非理性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舆论攻击，以造成对被攻击对象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损害的行为。” 如同硬币的两面，中国互联网兼具积极意义和负面效应，而在此之上又有一种潜藏但却极为巨大的力量介入——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舆论的控制。2013年4月，英国媒体《经济学人》发表特别报道《中国互联网：巨大的笼子》(China’s Internet: A Giant Cage)，该文认为，互联网本来该帮助中国民主化，但是中国政府通过雇用网络警察，网络专家和网络宣传人员过滤，监控和引导中国网民，最终让这个专制国家加强了控制。 网络信息分散的特性，中国网民的愤懑性行为习惯，以及中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导致了互联网生态的乱象，雅安地震将这一持续已久的乱象在短期内放大。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在采访中对我们说，这种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没有公共辩论的训练和习惯，中国网民在享有较之以往更大进步的公共言论自由时，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公知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在今天的中国，威权统治遭受质疑，意见领袖随着公知污名化而失去尊重，宗教信仰也缺少做出建设性努力的基础和力量，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特约撰稿人王鑫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在受到中国中央媒体持续半个多月的围攻后，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终于屈服。上周一（4月1日），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在一封亲笔签名的公开信中对中国消费者表示了“诚挚的歉意”，并强调苹果对中国怀有“无比的敬意”。 这则新闻大概会让《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及其忠实粉丝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们心头升腾起不少满足感，但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其实并没有觉得这家公司哪里对不起自己。相反，它给他们带来并给整个中国市场引入了前所未有的客户体验。至于央媒咬住不放的它在售后服务方面对中国消费者的“歧视”，恐怕更多地也只是入乡随俗罢了。 对苹果公司的批评始于中央电视台今年的3•15晚会，但那场名义上为消费者维权的晚会因为一条“大约八点二十发”的蹊跷微博而变得更像一个黑色幽默。颐指气使惯了的央媒也许是被苹果最初的冷淡回应所激怒，旋即对苹果发起了新一轮尖锐抨击，而且看起来很有些协同作战的味道。这一回，央视和《人民日报》将重点放在了针对苹果“傲慢”——一种主管感受而非客观现实——的指责上，想必这就是库克在那封发表在苹果公司官方中文网站上的致消费者信中所提到的“对外沟通不足而导致”的所谓“误会”。 不出一些分析人士的预料，在官媒口诛笔伐了两周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这两个市场监管部门也加入了批判苹果的大合唱。他们宣称，将加强对苹果等电子产品企业的监管，甚至“采取法律手段”。 在这种巨大压力下，苹果最终还是如同《环球时报》期待和中国外交部赞许的那样，“低下了它傲慢的头颅”。但谁都明白，它的道歉并不是因为它敬重中国媒体或害怕中国政府，而是因为它极其依赖和在乎中国庞大的市场，它也深知政府之手在中国市场上的魔力。中国目前是苹果公司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也是增长最快的市场。库克去年在访华时曾对媒体说，他预计中国最终将成为苹果的第一大市场。按照花旗集团一位分析师分析师的说法，如果事态僵持下去甚至与中国政府闹僵，苹果公司有可能丧失其在中国市场的一半份额，相当于损失13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 这一事件折射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每天都在重复上演的经典故事：政府被一部分利益集团——通常是被称为国有企业的那部分——绑架，随后又去绑架消费者和市场，打着后者旗号去盘剥另一部分利益集团——主要由外企和私企构成。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本来应该充当中立仲裁者角色的政府与所谓国企从来就是一家人，它们正日益紧密地携起手来，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战场上奋力压制来自私企和外企的挑战。 另一个新鲜出炉的例子是政府主管部门关于微信收费的试探性放话，这个问题的实质原本是中国移动等几大国有移动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之间的博弈。使用过腾讯微信的人都知道，它的强大而丰富的功能正在迅速蚕食移动运营商的短信乃至电话业务。更令这几家运营商有苦说不出的是，神奇的微信软件所赖以运转的移动互联网信号正是它们自己投入巨资兴建的硬件网络提供的，它们肯定有被腾讯占了大便宜的委屈感。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抢先跳将到前台的竟然是国务院主管通信行业的监管部门——工业与信息化部，几大国有移动运营公司反而极少就此事公开明确地表过态。 一周多前，有媒体援引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话说，工信部正在“协调”有关事宜。他认为，未来有可能对微信进行小幅收费。从这位负责人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来看，工信部显然是主张对微信收费的。在我个人有限的经济史视野中，政府命令、鼓励或暗示企业对原来免费的产品收费，恐怕这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我们以前只见到过政府禁止企业向消费者乱收费的情况。 因此，即使是最不愿意恶意揣度的人也看得出来，工信部是受到了上述几家国有运营商的压力，力图动用行政权力，以“规范市场秩序”之名对“搅局者”腾讯公司巧取豪夺，进而去填补因技术创新而被“动了奶酪”的国有移动运营商的垄断利益。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它还怂恿腾讯将这笔“买路财”转嫁给消费者。只是工信部这次可能自觉实在不好意思宣称自己是在维护消费者利益（像央视和国家工商总局对待苹果那样），因为要让超过3亿的微信用户相信收费比免费是一件对自己更好的事情，也许只有先把他们统统教育成网络上所说的“自干五”才有可能。 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说过，要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拿掉。作为他的直接下属，工信部的所作所为，为他近来一直呼吁的以削减行政审批和向社会放权为核心的政府改革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反面例子。这也许正好印证了李克强在首度记者见面会上的感叹：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 平心而论，除了极少数铁杆“果粉”外，中国消费者不会天真到认为苹果公司洁白无瑕。至少就我自己的身边感受，多年以来，钟爱苹果产品的大多数消费者都对它的高价位和系统非开放性颇有怨言。但是，相比于国内市场上那些央企巨无霸们的劣质服务和蛮横态度，这类问题大概只能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瑕疵了。再说苹果又没有依靠政府红头文件强迫手机用户支付那么贵的价格，就像那些“国”字头公司经常所为。苹果也好，腾讯也好，它们再傲慢也不敢得罪消费者。正因为这个道理，腾讯公司才摆出一付宁愿顶撞工信部也不想对微信收费的姿态。然而那些“中”字头公司，它们那“高贵的头颅”是永远都不屑于在消费者这个口口声声的“上帝”面前低下的。因为它们的生财之道并不是市场竞争，而恰恰是压制竞争，而它们所赖以维系的行政垄断地位也不是消费者赋予的。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卖那么贵却仍然有那么多忠实粉丝，而中国的铁道部和国家电网无论被《人民日报》和央视表扬多少遍也很少拥有粉丝的原因。 有一段时间，这些巨无霸们经常自称为“共和国长子”，言下之意，大大小小的地方国企自然是“共和国次子”了。这种大言不惭倒确实恰如其分地反衬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共和国私生子”和“共和国养子”地位。只是“长子”和“次子”们应该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活得那么滋润，不正是因为那些“私生子”和“养子”辛苦劳作并冒了巨大风险打造出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吗？若真的任由无节制的过度贪欲彻底压垮了“养子”和“私生子”，“长子”和“次子”们的金饭碗也就随之砸掉了。用一句医学用语来说：寄生虫是离不开宿主的。 多年来，中国的各级政府都在不余遗力地鼓励创新，从中央到地方还为此安排了许多金融财税方面的扶持政策。把这说成是叶公好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冤枉了政府，虽说我们其实也明白，政府非常希望将社会上的“创新”活动严格地限制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但微信有可能迫于政府和垄断国企压力向消费者收费的新近例子告诉我们，当垄断利益肆意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就连政治上几乎没什么风险的技术和经营模式的创新也是很难不被扼杀的。《南方都市报》的一项非正式网络民调显示，在2000多名受访者中，有86%的人表示如果微信要交费，他们将不再使用它。在原产自中国本土的极少数凤毛麟角的创新成果中，微信可能是最大和最有价值的一个。 如同思想文化领域的创新总是大幅度改写人们的观念世界一样（这总是令有些人无比恐惧），科技经济创新也必然会引发社会利益格局的大幅度调整，从而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弹。当前这幅“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浮世绘，异常讽刺地应验了列宁在100年前对“垄断的、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的预言。 苹果CEO蒂姆•库克在他的致歉信中还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也意识到，关于在华运营……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 是的！他终于应该醒悟，想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海洋中如鱼得水，仅仅拥有创新天赋和懂得如何服务好消费者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消费者”这个词更多时候只是一面旗帜，而且通常会魔术般地变成一面反对自我利益的旗帜，就像“人民”这面更大的旗帜一样。 写于2013年4月4日， 2013年4月10日发表于“FT中文网”；见网标题：苹果道歉、微信收费与“中国特色”；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