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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喉舌《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刊文，捍卫国家在中国企业部门的角色，称国有企业具有全球竞争力，并向国家上缴大笔红利。 《人民日报》在其头版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新姿”的文章中表示，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比过去20年间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这篇文章凸显出目前就中国如何管理其企业展开的争论，含蓄地反击了中国官员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的呼吁，即实施市场化改革，弱化政府对能源、电信以及金融行业的控制。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对《人民日报》表示：“过去，我们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以为国有企业越多越好。后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方针，但国有经济仍是绝对的大头。”国资委是政府机构，负责管理最大型的国有企业。 去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和权力，迫使国有企业在更具竞争性的环境中经营。 这份报告由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下属智囊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联合撰写，并经李克强认可。李克强自今年3月起担任中国总理。 观察人士认为，李克强想要放松国家对企业部门的控制。在上周末发表的讲话中，李克强表示，政府必须推进市场化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中国还已开始试验在长期以来由国家主导的能源与金融领域引进私人投资。去年，页岩气勘探对私人企业解禁。去年中国政府还推出了试点改革，允许私有企业在中国东部的温州市组建类似银行的机构。 不过，《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表明，有保守势力反对改革。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下属的一家智囊机构的副院长刘胜军(Gary Liu)表示：“一方面，我们指望政府官员制定改革计划。另一方面，政府官员是最关键的障碍。” 译者/何黎

4月12日，第四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2年度表彰盛典在中国北京举行。冯小刚导演在典礼上发言，述说做导演之不易，指出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是中国导演步履维艰的最终缘由，发言中更哽咽落泪。(约于视频3分44秒处)   点此 观看视频 来源：腾讯视频 猜你喜欢 局长请你干一杯 都是风的错 他们的儿歌 缺的是感恩之心 每一个人的耻辱

近日在荷兰举行的一场有关日本及亚洲东北部安全形势变化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纷纷表示，中、日、台三方钓鱼岛主权的争端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景仍然十分渺茫。 荷兰的中国问题专家Frans-Paul van der Putten表示：“中日双方在岛屿主权上不能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不久的将来最可行的方案只将是，中日双方愿意接受和维持现状而不令冲突进一步升级。” 台 湾驻荷兰代表处代表李光章也认为钓鱼岛争端不会在近期内得到解决，他说：“台湾当然期望钓鱼岛问题能有个解决办法，为此各方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 通过对话的方式让大家走到一起，共同寻找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一争端不要继续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荷兰的日本问题 专家 Henny van der Veere则认为钓鱼岛事件只是中日台各方长期以来微妙紧张关系的一个表现罢了，她解释道：“事件的主角之间的关系并不好。他们之间的经济纠葛如此之大光 靠言辞是不管用的了。当事者只有在发现这一政治游戏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解决冲突。不过我想日本眼下更忙于对付来自朝鲜的核威胁，而不是与中国或台湾 的关系问题。” 主权问题 中国和日本一直为这五个位于中国东海的岛屿和三块小岛礁的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日本人管理着这些岛屿，而中国和台湾也声明这些岛屿在他们的领土范围之内。钓鱼岛的海域里据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去年九月当日本政府从一日本私人业主手中买下这些岛屿时中日双方的争吵开始升级，在中国境内还发生了反日示威，日本驻华使馆领馆和一些日本企业受到了攻击。此外，中国籍船舶也多次出现在岛屿附近的海域。 合法拥有者 参 加这次研讨会的日本前海军上将文雄大田的看法是：“1895年这些岛屿就归日本所有。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属于日本的。只是在1970年当联合国 宣布岛屿附近（可能）蕴藏了石油时中国和台湾才突然跑出来声明对岛屿拥有主权。现在日本要把这些岛屿国有化，而中国和台湾却借此抨击日本政府的行为触犯了 他们的领土主权。这样的思维逻辑很奇怪。” 中国和台湾方面也强力声明，拥有历史文献表明群岛历来就归属中国版图。中国驻荷使馆临时代办张晋雄不久前在 接受荷兰在线专访时 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是铁的事实。日方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争端，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功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 针对文雄大田所说，台湾驻荷兰代表处代表李光章表示：“1952年中日双方签署台北条约时日本就声明放弃钓鱼台群岛的主权，并将主权归还给合法拥有者。” 不成熟 荷 兰前经济大臣 Laurens Jan Brinkhorst认为钓鱼岛争端表现了中国、日本和台湾在政治角色上的不成熟的一面。曾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长驻日本东京的他表示：“我们正处在一个权 力平衡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认识到这一岛屿冲突将造成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和岛屿本身所能带来的利益并不成比例。” 荷 兰中国问题专家Van der Putten还提醒人们关注东亚地区的变化，他说：“近年来中日两国的势力有着显著的变化。中国作为新的经济和军事大国令 日本在亚洲越来越难维持其地位。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日本问题专家Van der Veere对此持相同的看法：“这当然也是两国争取控制东亚地区的政治游戏的一部分。” 国际社会 接下来人们不禁要问国际社会又是如何看待钓鱼岛冲突的。李光章承认台湾希望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对岛屿主权作出裁决，不过他也指出：“可是问题在于台湾并不被国际社会承认是独立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都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我们才能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请求。” Van der Putten也看到了症结的所在：“台湾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隔离了。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他们和中国一致。可是同时台湾又是美国的非正式的盟友，间接的也是日本的盟友。因此台湾处于两面夹击的地位，难以伸展拳脚。” 渔业 尽管如此，台湾还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和中国以及日本进行双边磋商。磋商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渔业，台湾政府强调台湾渔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钓鱼岛周围的海域捕鱼。对此日本前海军上将文雄大田表示：“日本政府从来不反对台湾渔民在那里捕鱼。” 李光章对此表示欣慰，他说：“很多台湾人靠捕鱼为生。无论如何日本政府在钓鱼岛海域捕鱼的问题上表露出了良好意愿。可是没有岛屿主权我们的渔民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我们必须继续谈判直到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整个得到解决为止。”

香港——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银香港)4月12日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将委任朱燕来为该公司副总裁，任命自4月15日起生效。 朱燕来现为中银香港助理总裁，负责发展规划部。履新后，朱燕来除了负责发展规划部，还将负责管理总裁办公室及人民币业务。 中银香港称，“相信朱燕来的专业知识及管理经验将会促进包含人民币业务在内的集团全面业务发展。” 根据中银香港提供的资料，朱燕来，1997年加入中国银行，历任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业务发展主管、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助理总经理。2001年起担任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2010年5月，朱燕来升任助理总裁。目前朱燕来还是中银香港旗下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在加入中国银行前，朱燕来曾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外资银行工作。 朱燕来曾出任加拿大约克大学访问学者及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朱燕来拥有加拿大萨斯克其万省雷吉那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士及硕士学位。FMN

市场的围墙 纽约时报中文网财经评论员王强 2013年04月15日 4月5日下午，河北省东南部的沧县，县委常委们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会议上，这些沧县的最高党务官员们最终决定免去该县环保局长邓连军的党组书记职务，同时建议免去他的局长职务。 几天前，邓针对该县一村庄地下水被附近的化工厂污染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有的红色的水，是因为物质是红色的，比如说放上一把红小豆，那里边也可能出红色，煮出来的饭也可能是红色的。” 他的话随即引起互联网上如潮水般的批评，并被冠以“红小豆局长”的称号。 虽然邓连军已被免职，但原因显然并非是当地环境生态恶化中断了他的仕途，也并非当地严格执行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环境一票否决制”。原因只是他在媒体上说错了话。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当地的那家化工厂在过去20年中一直在污染着当地的河流与地下水，农民们不断患上癌症并死亡，最近几年来，村民们求助于环保部门，但该县环保局一直置若罔闻。如果不是在媒体上不慎发言，他很可能不会丢官，甚至可能升迁。 过去30多年中，中国各地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部分时间在牺牲着生态环境利益，土地、河流、地下水被严重污染，虽然中国官方不愿意公布具体的数字，但不断爆发的恶性生态环境事件以及鲜有被追究责任的地方官员们越来越令公众不满。 今年2月份，中国的微博上曝光出山东省潍坊市的化工厂、造纸厂将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至1000多米以下的水层，致使地下水污染的消息，举世哗然，人们担心地下水的污染将直接影响健康。虽然官方一直没有对此明确表态，但无数的民间渠道不断提供着证明。 但直到目前， 一直未有明确的官方调查结果，也未有官员为此被问责。直到4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山东省财政将筹资1100万元，支持环保部门开展化工企业聚集区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和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早在2002年6月，时任山东省代省长的张高丽就在该省第七次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要把本辖区环境质量是否得到改善，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观念是否牢固、政绩是否突出的重要标准 。四年后，该省第八次环境保护大会公布了《山东省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规划”中重点强调干部晋升实行环保“一票否决”。 但“一票否决制”在实施中主要针对的是环境官员，一旦出现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少有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被问责。此次沧县的事件中，也只有环保局长被免职，没有一个地方主要官员承担相应责任。 虽然中国在胡温执政期间就开始推行所谓“绿色GDP”，要求地方官员们重视环境和民生，并要求把环境因素纳入官员升迁的政绩考核指标，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转变地方官员过分追求经济增速的想法，也并未改变中共传统的政绩考核体系。 一项最新的研究证明，长期以来，中国官员的升迁考核一直以该官员在地方的GDP增速为主要指标。 这项研究报告的主导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他在上个月月底对中国媒体介绍说，他们搜集了中国283个地级市的 市委书记和 市长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来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分析结果显示重视环境的官员升迁难。该报告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显示，如果这些地级市的党政一把手任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他们升职的概率会提高8%；如果用在改善环境上的钱越多，那么反而越不利于他们的升迁。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数据统计上证明了投资交通基建和GDP增长，以及官员升迁几率和GDP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 报告作者指出，在中国拉动GDP的主要途径是进行道路等交通基建和开展大型基建项目，而不是环境设施的建设。这可能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有关系，但是也和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方式、财政税收制度和对官员政绩的评估方法有关。官员愿意进行更多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因为这既能更大程度上拉动GDP，也会提高卖地价格，进一步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其升迁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加大。而投资于环境设施建设，显然无法帮助官员们实现上述这些短期目标，因此不是他们议事日程中的要务。 美国能源基金会(The Energy Foundation)北京代表处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说：“我们与中国各地有很多合作。我们也发现，环境指标并未普遍排在地方发展的清单前列。” 2004年，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宣布，绿色GDP指数将取代原有的中国GDP指数，未来，绿色GDP将成为考核各级党政官员的一个重要绩效指标。 随后，中国开始尝试进行“绿色GDP核算体系”的设计和尝试。2006年，中国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份被公布的绿色GDP核算报告。该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成本达到512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年GDP的3.05%。 但2007年，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突然宣布，中国不再公布绿色GDP的数据，原因是缺乏国际公认的绿色GDP计算标准。 当时有分析认为，深层次原因在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他们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能力，所以很多地方官员对推行绿色GDP持抵制态度。虽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意识到了环境衰退对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但在现有体制下真正让各级官员对生态环境负起责任来，仍困难重重。 所以，一旦当真实的环境损害数据不符合现实需要时，政府就会收回最初的政策承诺，并压下了本该在2007年3月发布的绿色GDP报告。 这导致今天的官员升迁中仍然表现为逆淘汰机制，大部分地方官员没有动力致力于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今年“两会”期间，糟糕的雾霾天气笼罩了中国很多地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的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建议，应该把环境污染治理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特别在重度污染城市要将环境治理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邓永恒也建议，中国应该改变干部考核机制。 但改革干部考核机制意味着中国必须再次重启绿色GDP试验，而过去的尝试表明，绿色GDP试验触动的是个整个官僚系统以及传统的中国发展模式，这对于新一届中国党政领导者来说，挑战仍旧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