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推荐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再曝水源污染事件。瓶装水厂家农夫山泉被曝水源地“垃圾围城”，水质堪忧。农夫山泉回应说，其产品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中国“21世纪网”报道，农夫山泉被曝出其在湖北丹江口水源地陷入“垃圾围城”，取水口附近遍布各式生活垃圾，其中不乏大量疑似废弃药瓶。 农夫山泉3月25号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丹江口岸边杂物的说明》，称不整洁区域距离其取水口下游约1.4公里，不影响取水质量。 民间环保专家霍岱珊周二晚间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农夫山泉公布的结果没有受到第三方认证，很难平息网友的质疑： “一个就是专业权威的机构，另外一个 就是公益组织，对它进行第三方认证，第三方审核。第三方审核很重要，突出公众监督参与，也增加企业透明度，环境信息公开等等。” 据报道，今年3月以来，农夫山泉除了被曝光“水源地垃圾围城”外，还先后曝出“喝出黑色不明物”、“棕色漂浮物”， 厂方以焚烧方式处理垃圾等。霍岱珊认为，即使农夫山泉的水质经检验没问题，民众还是应该改变喝瓶装、桶装水的习惯，因为这些水在臭氧消毒的过程中，会产生有害健康的溴酸盐。他说： “我们现在在沿河村庄推广直饮水，效果很好。我们用的是表层地下水，抽上来以后通过一个净化装置，经过几级过滤，这个水就非常好，可以达到直饮水的标准。” 深圳作家朱建国表示，今年3月8日以来，上海的黄浦江里发现上万头死猪，当局表示，水质没有受到影响。这次农夫山泉也回应说，他们的水质没有受到影响。朱先生说，今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习近平接任国家主席，但没有释放出要从严治理食品、水质、环境等问题的信号，目前从地方政府到知名企业也都对这些关乎民生的大事毫不在乎。朱建国说： “有个院士当面对习近平背了一首沁园春的词，讽刺北京阴霾的，习近平就说没什么，说我们小时候北京风沙还要大。他们不是要改变这种状态，而是要民众去接受，要大家淡定，不把它当回事。所以在这种总指导思想下，监管不力是表象，关键是中央领导对此不重视。” 朱建国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环境水源污染，以及食品不安全等问题，并不难，可用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高额奖金奖励举报人，但当局没有勇气这样做。朱建国说： “举报者冒着身家性命去举报，最后得到一点点奖金，大多数人就不愿意举报了。你要让举报能够致富，监督可以致富才行。你肯吗？你不肯。对他们（这些领导人）有没有什么危害，反而可以给他们增加DGP，增加政绩，他们当然不管你老百姓死活了。” 最近中国大陆饮水受污染事件不断。最新的报道是广东惠州一小区近日疑因蓄水池受污染，造成近300人上吐下泻；山东枣庄发生污水倒灌水源地事件，但供水公司却回应说，饮用水没有受到污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Tyrone Siu/Reuters 周一，香港终审法院外，一家劳工维权组织发言人埃曼·维兰纽瓦在接受采访。 香港——周一，香港最高法院一致裁定，一名在港居住并工作了近27年的菲律宾女佣不能获得香港的永久居留权，由此结束了一场关于外籍工人移民权利的激烈法律斗争。 舆论调查显示，绝大部分香港公民反对向该城市的外籍家庭佣工授予永久居留权，永久居留权能准许他们在港度过余生，并有权享受该城市几乎免费的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和其他社会福利。香港政府和很多香港居民担心，授予外佣永久居留权会造成社会福利支出增加。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周一，当地工会联会成员思颖（音）在香港终审法院外。 但是，一些支持外佣的活动人士以及支持外佣提起法律诉讼的律师帝理迈(Mark Daly)称，拒授永久居留权会加深香港在性别和种族方面长期存在的分裂。据估计，香港的700万人口中大约有30万外佣，他们几乎都是女性，而且不是中国大陆人，后者在香港的小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Basic Law)下受制于不同的永久居留权规定和护照规定。 周一的裁决由香港终审法院(Court of Final Appeal)做出。帝理迈称该裁决“是令人遗憾的决定，这基本上确立了他们作为二等公民的地位”。 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对法庭的裁决表示欢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会依据裁决来处理最近激增的外佣永久居留权申请。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数据，从2011年9月（自那时起，为外佣争取权利的法律行动开始受到关注）到上周末，他们总共收到了1067份此类申请。 香港法院做出此次裁决之时，欧盟和美国也在讨论授予法律权利的问题，对象则是非法移民，而不是这起纠纷中的合约工人。 这起标志性案例凸显了司法独立问题，因为香港政府曾向法院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法院拒绝向外佣授予永久居留权。 当地政府采取了极具争议性的非常举动，事先要求法院就案件的中心问题提请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可想而知，后者会支持香港政府的立场。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政府的裁决，并且表示，其裁决意味着不需要向北京寻求有约束力的法律解释。 但裁决也明确指出，未来可能会出现法庭提请北京释法的情况。 做出这样的裁决，法官“一方面维持了终审法院的权威，一方面也是在尝试不以强势对待全国人大”，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政治学教授宋立(James Sung)在法庭外接受采访时说。法庭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座砖砌大楼。 该裁决已被亚洲各国视为一个标志，可以反映华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香港是否会拥抱一个民族成分更为多元化的未来。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香港“定会努力维持一个国际化社会”。 公布裁决之时，中国的新一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到了熔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于一炉的“中国梦”，呼吁建设一个和中共领导的经济复兴相结合的强大军事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驻香港领事馆没有立即回应此裁决，这两个国家为香港提供了大多数外佣，并且正在警惕地关注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愈发强硬的主权主张，岛屿纠纷尤其影响到了文莱、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 《基本法》规定，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人有资格成为永久性居民。但根据香港的《入境条例》，合约工人不管在香港工作了多少年，工作期间都不能算是“通常居住”。 帝理迈和客户伊万杰琳·B·巴列霍斯(Evangeline B. Vallejos)及丹尼尔·L·多明戈(Daniel L. Domingo)提起诉讼，称《入境条例》与《基本法》抵触，属于违宪法规。一家低级法院曾判其胜诉，而上诉法庭则判其败诉。 终审法院判两人均败诉。但是，由于多明戈一案的案情复杂罕见，处于这场大争议中心的还是以巴列霍斯名义提起的另一案。巴列霍斯自1986年起一直在香港工作，今年将满61岁。 诉讼的重要议题在于《基本法》条文的“自然通常语义”是否应高于其他语义，尤其是在诠释“通常居住”这一词汇的时候，如其不然，是否应当考虑法律的广义语境。终审法院判决应使用广义语境。 在冗长的判决书中，终审法院称，外佣来到香港的签证要求他们必须在抵港两年之后返回原居地，然后才能再次开始履行两年合同。法院还指出，外佣“一开始就被告知，入境的目的不是定居，也不能携带亲属来港居住”。 反对授予外佣永久居留权的政坛人士辩称，这可能导致香港的外佣亲属人满为患，而这些人目前不能获得来港许可。香港立法会议员钟树根对法院裁决表示欢迎，他隶属亲北京的民主建港协进联盟。他称，“来香港的时候，这些外国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当家庭佣工。” 终审法院决定不向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求关于居民身份的司法解释，致使香港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悬而未决，即大陆人士在香港出生的子女是否应继续享有完整的香港身份。香港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优越的医疗保障，持香港护照还可以免签证前往146个国家和地区，这导致来此生产的大陆女性人数激增。 香港政府已自1月初起禁止丈夫非港籍的大陆母亲到香港医院产子，并于周一晚间表示，将继续权衡相关法律措施，以使大陆夫妇在香港生下的孩子更难获得居民身份。香港大律师公会(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发布了一则声明，敦促香港政府不要让全国人大干预这一问题，理由是这可能会破坏香港的法治。

（民国二十二年世界书局公民教材） 文/章诗依 李慎之先生生前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他最大的志愿就是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还说，如果自己能编一套公民课本，将是二十一世纪里给祖国、给人民的最好的礼物。遗憾的是，李慎之先生没来得及编写一套公民教材便赍志以殁。不过，他对公民教育、公民教材的重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近，偶然发现，李慎之先生没能实现的愿望，八十年前却已有人圆满达成。 此人是徐逸樵。他不但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六册公民教材的编写，且教材本身即冠以《徐氏公民》的名称，这在民国公民教育大潮中也是罕见的现象。 《徐氏公民》于1931年由著名民营出版机构世界书局出版，当时的徐逸樵，任国民党中央总部训练部总干事，并兼任国民党军需学院教授，以这样的身份编写的公民教材，自然值得今人关注。笔者手头有一册《徐氏初中公民》，是1934年9月第10版，而初版日期是1933年7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已出到10版，足见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然而，这样骄人的成绩，放在民国澎湃汹涌的公民教育运动中考察，其实还不算耀目。学界近年的研究揭示，1917年到1929年，是民国公民教育的黄金时代。191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1922年12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1924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1926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形成现代历史上公民教育的黄金时代，公民教材的编写、出版也蔚为大观，“养成健全的公民”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 “新学制教科书”由1924年5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由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商务印书馆是公民教材出版的主力军，其编写的公民教材印量更大，多在几百版以上。几十年后，李慎之先生回忆自己上初中时的公民课，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材。公民课上教授的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给他打下了终生的思想烙印，以至于晚年时自嘲地说，自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当过五年委员，也算是参加国家立法工作了，可是所依凭的法律知识居然不过是六十年前从初中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 《徐氏公民》出版的1931年，公民教育运动已经走过黄金时代。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党化教育开始向学校渗透，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经没有公民课，而代之以“党义科”，因教育界的抵制，三年后“党义科”取消，公民教育回归，但是，此后的公民教材中，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开始渗入。这一点，在徐逸樵编写的教材中也有突出反应。不过，以今日的需求与眼光来看，《徐氏公民》中的内容仍然可圈可点，即便是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也自有其诚恳之处。 以笔者手头的这本《徐氏初中公民》第一册为例。此册内容共分“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两编，其中后者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社会生活”介绍社会、家庭、学校、政党、民众团体的概念、起源及功用。“政治生活”编分七章，分别为：国家、民权和法权、三权分立制的政府、民权的运用、吾国中央政府的组织和职权、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对于民权、司法独立、选举及地方自治，编写者最为用心。 关于“民众团体”的功用，《徐氏公民》的看法是：民众团体通过组织民众运动，来“实现某种特殊的利益，解除某种特殊的苦痛”，所以“社会上民众团体愈多，组织愈健全，运动愈发达，则民众的利益也愈增进，地位也愈提高”。作为执政党中的一员，对于民众团体及民众运动的价值与意义，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民权是贯穿“政治生活”编的主线，其它都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展开。书中分别介绍了英、法、美三国争民权的历史，对于民权伸张过程中的关键事件、重要思想及法典，都有提纲挈领的介绍，如介绍英国时突出介绍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典》中规定的国王不得停止或违背国家的大法，非经国会允许不得征税及增设常备军，不得干涉国会中之言论自由，不得废止陪审官制度，不得有逾分之罚金或刑罚，不得阻止人民之请愿这样的内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则是法国部分的主要内容。 民权与治权（政府权力）如何平衡？《徐氏公民》对此完全采用孙中山的设计，即用人民的四权，也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也即立法、行政、司法以及考试、监察五权。 对于三权分立制的政府，《徐氏公民》着墨颇多，其中对议院职责，介绍其在立法、财政的预决算、募债、增税及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介绍了“议会政治就是预算政治”这一说法。同时，特别强调了司法独立及违宪审查的意义。编写者引用蒲莱尔的话说：“司法部的功效如何，是善良政府最好的试金石”，并引入了违宪审查的理念与实践：“在欧美各国，司法部的职权，不但在解释和应用普通的法律，以为民众伸正义，并且有许多国家，对于违背宪法的法律或命令，允许司法部有裁判之权，而这种权力，也可以说是司法部最重要的职权。”而正因为司法部身负如此重大的职责，就必须保持其独立尊严的地位。编写者接下来介绍了各国维持司法独立的三个原则：一）除了大赦特赦外，任何机关不得过问法院的判决，更无权推翻；二）法官的任期，或终身制，或任期制，除非受惩戒处分，中途不能免职；三）给予法官优厚薪给以养廉。笔者读到这部分内容时，感慨陡生。这些理念与思想，自己即使在大学阶段，也未曾被教育者所施予，但八十多年前的初中生却已经能如此完备地接触到，不能不令人一叹。 对于选举权，《徐氏公民》如是告诫：“选举时所投的一票，足以决定被选者的称职不称职。万一投得不得当，就无异自己雇佣恶吏来加害自己”，可谓苦口婆心。 地方自治与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本册的最后两章。编写者认为，地方自治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健全，地方自治是否健全是判断的标准，而县级自治，是地方自治的关键，也是宪政的起点。对此，编写者采用了《建国大纲》为中国实现宪政所设计的递进路径，从县级自治起步，逐步上延，实现省级、国家一级领导人的选举和宪法的制定，从而缔造中国的宪政大业。尽管历史没有给那一代中国人实现这一梦想的机会，但彼时能将宪政梦想普及到初中生幼小的心灵中，就值得我们向那一代的教育者们致敬。 在个人权利与义务中的人身自由权一条中，编写者引用了《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以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二十四小内提审。”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则表述如下：言论是思想和信仰的表示，这种表示，无论出诸口头，或笔诸文字，或印刷为刊物，在法治国应视为个人神圣的权利，不得妄加干涉。对于言论自由的意义，编写者进一步写道：“政府如果不准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但个人的思想受到束缚，就是学术也不会因讨论而进步，政治也不能有所借鉴而利改进。”这些内容，不由得让笔者联想到一个事实：即使在专制、蒙昧大行其道的半个多世纪，仍然有人顽强地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甚至不惜以身相殉，其原因，或许与当年如此深入的公民教育不无关系吧。 徐逸樵早年留学日本，学养深厚，其政治生涯也不可谓不成功。《徐氏公民》出版后，他先后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第二十集团军秘书长、政治部主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特派员，陕西省立政治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顾问等职。三十年代他还与雷震一起创办过《中国新论》杂志，并任总编辑。1978年他从日本回大陆定居。 1980年10月，徐逸樵游泰山，途中遇见汗流不止、面色土黄的背砖人，回来后赋诗一首，题为“悲泰山负砖人”，中有“负砖人！负砖人！昔日‘爬山虎’，哪有你们苦！闻道已无苦役制，何以自甘如此苦？”“爬山虎”为解放前给有钱者抬轿达顶岭之人力夫。徐逸樵回国后，曾先后受到过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接见，可谓座上宾，但他并不因此而一味美言，这或许就是公民精神的闪光吧。   来源： 章诗依 链接： http://dajia.qq.com/blog/247652065038368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5052 喷嚏图卦微信：penti_tugua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广东，中国——3月22日，南都报道称珠海金湾一小向午休学生按天收取一元午休费，校方对媒体表示，所收费用是经广东省教育厅、省政府纠风办批准的，并全部上缴财政，学校没有截留。 媒体引述校方负责人的解释称，学校向一年级午休学生提供床位，按每天2元的标准收午休管理费，二年级及以上的学生因床位有限，在教室利用课桌午休，每天收取1元，上述收费是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和珠海市物价局、珠海市教育局的文件执行的，并向金湾区物价局申请了收费许可证，不存在违规之处。 校方解释，该校共有1800多名学生，其中大部分学生家距学校较远，1200多名学生中午需留在学校午休，需要使用水电以及更换床板等，所以才收少量费用。该负责人表示，所收费用全上缴了财政。 南都报道称，该许可证白纸黑字，确实存在。而且广东省内佛山、广州不少提供午休的小学也都在收取午休费。 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尽管校方的做法经过上级部门批准，人们还是对孩子午休也要缴费的情况感到不满，并用中国高额的“三公”经费和教育系统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做对比。一些 电视媒体 也引用网友的评论，认为校方的支出并不算多，对学校收取午休费的做法表示了批评。F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