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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26日报道了一起“德国农业史上最大的欺诈事件”：德国一些鸡蛋商涉嫌标签欺诈，以普通鸡蛋冒充有机鸡蛋，欺骗消费者，央视称此事件“加深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心”。 目前，德国主要农业中心、北部下萨克森州已经对大约150个涉嫌出售假有机鸡蛋的农场启动调查，这些农场的母鸡养殖环境过度拥挤，达不到有机鸡蛋生产标准，相比普通鸡蛋，每个有机鸡蛋售价贵大约10美分。德国有关专家在节目中表示：太令人发指了！对此事不能容忍！ 点此 观看视频   猜你喜欢 多感人的国际主义情怀 奶粉战争 被惯坏的央视 所有的缺与不缺都是一种妄想 尤里的复仇

北京，中国——2月22日北京工商局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些规范的征求意见稿，而《北京市业态分类食品流通许可管理规范》中规定，包含婴幼儿配方奶粉在内的乳制品极有可能将从网店的经营许可范围中剔除。这一规定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 北京工商局表示，新修订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即将于2013年4月1日施行，市工商局依据《条例》起草了《北京市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及配套的3个规范：《北京市业态分类食品流通许可管理规范》、《北京市流通环节食品现场制售许可管理规范》、《北京市食品流通许可证审核工作规范》及附件《北京市工商局食品流通许可现场核查标准》。并向社会征求意见，日期截止到3月1日。 而根据《北京市业态分类食品流通许可管理规范》，其中拟规定无店铺销售的许可经营项目核定为预包装食品。而根据《北京市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北京市工商局将经营项目按照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三种类别核定。媒体和业内对此分析称，一旦没有明确列出“乳制品”三个字，就意味着网店不可销售奶粉等乳制品。在乳制品类别中又包括含婴幼儿配方奶粉以及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两种。 南都的报道引用数据称，目前北京市销售的奶粉，有将近五分之二是通过电商渠道，报道还指出如果网店擅自销售奶粉的话，有可能会因为“超范围销售”被工商部门查处。同时，报道引述北京市工商局的有关人士的消息称，“网购奶粉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不利于监管，特别是一些‘海外代购’婴幼儿奶粉在可追溯性方面都较难控制。” 由于价格和便利性的原因，包括奶粉在内的各种产品通过电商进行销售将是今后的趋势，多家奶粉生产商也在天猫开设了认证商店，虽然这一规定仅在北京实施，但不排除向全国推广的可能，当然商家将来可通过变更注册地点来进行规避。 2011年，国家工商总局决定在《食品流通许可证》经营项目中，增设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或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此类商品的经营者因此需要在当年8月份前申请许可和变更，即为销售乳制品单独领证，当年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不少商家都为此办理了乳品经营许可证。但在网络领域，因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需要具备经营场所、设备、人员及制度等四个条件，而网络店铺不具备相应的经营场所，说明法律对网络购物的规定仍不全面，工商部门对网络销售乳制品的监管存在空白。 北京工商局此次发布的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虽然有例可依但仍被认为过于严厉，也有“懒政”的嫌疑。这一规定也引起了网店店主和消费者的关注，其中不乏批评的声音，目前该条例尚未正式实施，正式的条文以及今后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FMN

吴思先生是当今大陆学界最著名的思想者之一，他的著作《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仅热卖，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也成为观察传统和当代中国社会的有效工具。同时，作为《炎黄春秋》杂志的总编辑，他对舆论管制有深切感受。在纪念 1982 年宪法颁布 30 周年的研讨会上，吴思先生以房屋面积为比喻，通俗地形容了当今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的现状。 长久以来，中国大陆媒体究竟有没有言论自由？在官方和民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官方喉舌的宣传中，当今媒体享有真正的、充分的言论自由；而在反对者看来，官方宣传部门的控制像一块铁幕，极大程度地扼杀了舆论的生机。作为《炎黄春秋》的总编辑，吴思先生，经常要面对言论的管制。在他看来，中国的言论自由实际上至少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美好图景，其中第 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款被称为“六大自由”，没有做任何限制，看上去很美，如果用房屋面积来比喻，可以比作 100 平方米。但是实际上有没有 100 平方米呢？没有。 原因就在于第二层：法律。吴思先生详细解释了这一层级上的复杂运作。中国的《新闻法》经过多次波折仍然不能出台，所以第二层空缺，填补空缺的则是行政法规，它一方面直接规定什么人可以进入出版界，什么人有出版权，另一方面行政法规还规定你可以说什么。 最重要的两个行政法规，一是市场准入制度，但事实上是由“主管主办单位制度”来替代的。什么是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创办一个媒体，必须要由主管主办单位申请才能批准。一定是省部级单位才能作为主管单位，由省部级单位向新闻出版总署递交办刊办报申请，才能被受理并考虑批准。如果只是公民个人，而不是某个省部级单位的下属机构，就无权递交申请。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公民的出版自由事实上就消失了，变成了单位的权利。 另一方面，可以说什么。对于出版界来说，直接管理言论空间的法规，是“重大选题备案制度”？要说影响重大的话，必须上报备案。什么是重大选题？重大的党史问题、国史问题、军史问题、涉及到“四副两高”（副主席，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以上的历届领导人问题，注意是“历届”——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现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与苏联东欧和国际共运有关的问题、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对于办报办刊来说，如果不讨论风花雪月而讨论国事的话，那几乎每篇文章都属于重大选题，这样一来，在理论上都应该报备。 “报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名义上中国没有新闻审查制度，不允许审查，那怎么办呢？就是“报备”。“报备”的意思是打个招呼说要发稿了，就拉倒，不须经过批准。可中国的“报备”制度下，不经过批准是不能发表的，于是在“报备”的名义之下，实际上是审批制度。但执行得又不那么严格，所以是个比较模糊的地带。之所以模糊，是因为我们开头有个相当不错的宪法第 35 条。第 35 条说，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如果没有这一规定，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审批制度；但既然有这一条，就不能叫审批制度，称之为报备制度。所以，宪法那 100 平方米的言论空间不是空话，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个承诺，下面的东西会变得更加直截了当、不加遮掩。在执行中，宪法规定起到了抑制行政法规的作用，从审批制变成了报备制。 在第二层中，除了谈风花雪月可以谈到七八十平方米，如果要谈国事，实际的言论空间可能就从宪法的 100 平方米缩小到 10 平方米。 言论自由的第三层，则是“行政命令”，吴思先生解释说：办网络或报刊的会经常接到一些电话，“打招呼”，这就是行政命令。规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一般来说，如果上述“重大选题”范围中的问题，提到一下就要报备，事实上是没法操作的，实际上也没法管。所以你说了也就说了，碰了也就碰了。如果你说的与党和政府的方针口径一致，一般不会有人找麻烦；口径不一致，才会有人和你打招呼，下行政命令。如果大家都老老实实，心里知道言论边界在哪里，当一个听话的好总编、好编辑、好记者，双方相安无事。这种情况下，我们享受到的言论自由就不像第二层行政法规所规定的 10 平方米那么惨，大概能有 20 平方米。 另外两个层次，则要归功于敢言媒体人和广大公民的作用： 第四层，有些杂志和报纸比较“猛”，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撤了一个主编再换一个，前赴后继还那么“猛”，就拿他不好办。还有些杂志，比如《财经》，还不属于某一个行政体制之中的某一个部门来管，它的准入身份比较模糊，有公司性质，管起来也不那么顺畅。另外有些杂志可能后台还挺硬，而且前台也比较硬。前后都比较硬的话，就可能把言论空间从 20 平方米撑到 30 平方米，甚至有 50 平方米。这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主编时，可能享受到的言论空间。 第五层。本来作为准入制度，必须要有主管主办单位。但诸位开一个微博，谁是主管主办单位？我们开一个研讨会，谁是主管主办单位？饭桌上你“胡说八道”，谁又管的了你？于是就又产生一个言论空间。你办一个微博，不需要批准，当然，有可能“被跨省”等等，或者如浦志强律师关注的劳教，这些问题还是有的。但是总体来说，没有准入制度了，这就是一个大空间。几千万人发微博，管不胜管，于是又产生了第五层的自由，这种自由又比刚才四层都宽松一点。在刚才说的比较“猛”的杂志主编的 30 到 50 平方米基础上，诸位可能能冲到 60 到 70 平方米。 因此，在吴思先生看来，中国言论空间的结构是相对复杂的，言论自由既不是“全有”，也不是“全无”，而是至少包含这五种层次。言论自由从 100 平方米缩水到 10 平方米，再扩展到 60 、 70 平方米，并不是来自于书面规定或官方恩赐，而是媒体人和普通公民抗争的结果。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不久前在荷兰海牙的中国经济峰会上预测，由于中国的房产泡沫与隐性财政赤字，中国的经济危机几乎无法避免，于是茅于轼告诉荷兰在线，根本的解决出路在于要实施政改，而政改的首步应该是放开言论自由。但他认为，新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将使政改十分缓慢。 “言论自由是呼声最强的，而且可以得到很多赞成和鼓励，让人觉得这个政府不错，所以它的影响很广。”茅于轼说，放开言论自由，其实对执政党没有多大害处，影响最大是贪污分子，“共产党也不喜欢贪污，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存在”；茅于轼介绍说，中国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一大政治问题。作为自由派经济大师，茅于轼也大方地承认，市场机制会造成贫富分化。但他指出，中国的状况并非如此；“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农民不能卖土地；但很多垄断行业（石油、银行、通讯、电力等国有企业）的工资特别高，利润大得吓死人，你进不去。民众的怨气很大。” 茅于轼告诉荷兰在线，解决中国贫富分化问题，首先是要“让机会平等”。“但这点很难，因为它涉及到特权。高干子弟要白手起家很容易，可以向银行借到钱，可以向土地规划局要到土地……只要有关系就行了，这就是一个机会不平等。”茅于轼同时指出，在中国 GDP 分配中，投资的比重过大，造成结构性扭曲。中国 2011 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 GDP 的 49% 。茅于轼指出，其中很多并不是为了促进未来的消费，而是为了拉动短期 GDP 指标。 投资比重过大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的生产力过剩，但消费不足。 2011 年中国 GDP 收入分配的结构中，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为 48% ，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70-80% ）。其中，家庭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为 35% 。另一个后果是市场上货币泛滥。李剑芒指出，货币泛滥也让许多富人感觉不安全，为了寻求对财产与未来的确定性，其中许多人有意向移民海外。他引用数据说，大约有 300 万中国人有移民海外的意向。茅于轼分析说，造成 GDP 结果扭曲的原因是，政府权力太大。他指出，在 1996 年 -2008 年间，在中国财富分配上，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缩减了 12% 。这 12% 分别被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所占有。要改变，就必须进行政改。 荷兰华人企业家、著名博主李剑芒对此表示赞同。他引用中国官方数据说，中国超过半数人口为农村人口，但他们的收入仅为城市人口的 1/3 。同时，在急速老年化的中国社会中，老年人的收入增长与社会其他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对称。他说：“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原因是垄断，尤其是政治垄断。经济调节几乎已经穷途末路、无能为力了，要解决就必须政改。” 但茅于轼指出，中国政改的步伐将十分缓慢。因为领导层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没有统一的观点，每人都有各自的动机和愿望；同时，任何政改也都将受到利益集团（铁路、通信、石油、银行等垄断行业）的抵制。 他说，新领导在接班后会进行“小改小革”，但“最根本的是中国要变成一个法制的、人权的、民主的社会，这点不可能”。 从中国历史来看，历次的朝代更替，都是以暴力革命为主的方式，用武力推翻一个旧政权，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兵争天下，王者治国，是人间常道。从世界历史来看，政权的更替也主要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但是，现代共产主义国家政权的解体，和目前中东等地的民主运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因民众的觉醒而迫使政权和平转型的。而中国大陆不仅仅是暴力，而更主要的是有其一整套理论体系，即党文化。暴力只能侵犯到人的肉身，可是强加的文化体系，却能侵入人的灵魂。这个体系，能将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正的说成邪的，邪的说成正的，并将它们的歪理通过它无所不在的权力，强加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去，现在的中国人基本上都被洗了脑。 现在的中国人，被洗了脑后认为，哪个朝代都坏，当官的全都只为自己得好处，谁当官都一样全都是贪，上级都欺负下级，当官的都欺负百姓，还不如不换。 暴力革命得有暴力革命的勇气，暴力革命得有暴力革命的环境，在当今中国，第一，没有暴力革命的勇气，第二，没有暴力革命的环境。被洗了脑的中国人，如果不是因为没吃、没喝，生存不下去了，是绝对不会为了什么事业而去暴力革命的，是绝对不会为了什么正义而去献身的。只有生存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才会为生存而暴力革命；只要还有一条活路，都不会团结起来用暴力推翻政权。 当今科技的发达，加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国出现全面饿死人的事情可能性很小，中国出现全面生存不下去的事情可能性也很小，局部地区饿死人，也不会造成全局性的暴力革命。由于现在交通与通讯的发达，任何一个地区出现大的群体事件，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平息，所以当今中国，用武力推翻政权的可能性是小之又小，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 这样，就只剩下通过唤醒中国民众走和平转型之路。通过已经觉醒的中国人，再去唤醒还没有觉醒的中国人，就这样以人传人的方式，不断的告诉中国民众，人正常的思维是什么，正常的人是什么样的，正常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正常做的是什么事情。一个个觉醒了的中国人，认清真相后，才能解开被党文化的欺骗和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就会将权贵孤立起来。 其实，现在的权贵们，也非常清楚中国是怎么回事。他们非常知道：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谁也不可能用武力来推翻中国权贵政权。权贵政权不缺少武力，不缺少金钱，不缺少舆论，只缺少道义，只缺少人心。在权贵政权里的人，是无官不贪，充满着大量的庸官，淫官，利用这样腐败的体系，是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出来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可是自己如何硬得起来呢？！ 不换政权换脑子，这就是中国民众和平觉醒运动。 这也是当今中国唯一可行之路。 权贵们最怕的就是中国人的清醒。可是防又防不住，越封杀越有人去听，越抹黑越有人去了解。…… 阅读推荐（点击 标题）：1） 所有罪恶参与者都将为恶行付出相应代价 2） 开启民智需要什么样的警世恒言？ 3） 悬在中国经济头顶的两把屠刀 4） 中国精英的美国“船票”价格飚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