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先生是当今大陆学界最著名的思想者之一，他的著作《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仅热卖，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也成为观察传统和当代中国社会的有效工具。同时，作为《炎黄春秋》杂志的总编辑，他对舆论管制有深切感受。在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的研讨会上，吴思先生以房屋面积为比喻，通俗地形容了当今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的现状。
长久以来，中国大陆媒体究竟有没有言论自由？在官方和民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官方喉舌的宣传中，当今媒体享有真正的、充分的言论自由；而在反对者看来，官方宣传部门的控制像一块铁幕，极大程度地扼杀了舆论的生机。作为《炎黄春秋》的总编辑，吴思先生，经常要面对言论的管制。在他看来，中国的言论自由实际上至少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美好图景，其中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款被称为“六大自由”，没有做任何限制，看上去很美，如果用房屋面积来比喻，可以比作100平方米。但是实际上有没有100平方米呢？没有。
原因就在于第二层：法律。吴思先生详细解释了这一层级上的复杂运作。中国的《新闻法》经过多次波折仍然不能出台，所以第二层空缺，填补空缺的则是行政法规，它一方面直接规定什么人可以进入出版界，什么人有出版权，另一方面行政法规还规定你可以说什么。
最重要的两个行政法规，一是市场准入制度，但事实上是由“主管主办单位制度”来替代的。什么是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创办一个媒体，必须要由主管主办单位申请才能批准。一定是省部级单位才能作为主管单位，由省部级单位向新闻出版总署递交办刊办报申请，才能被受理并考虑批准。如果只是公民个人，而不是某个省部级单位的下属机构，就无权递交申请。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公民的出版自由事实上就消失了，变成了单位的权利。
另一方面，可以说什么。对于出版界来说，直接管理言论空间的法规，是“重大选题备案制度”？要说影响重大的话，必须上报备案。什么是重大选题？重大的党史问题、国史问题、军史问题、涉及到“四副两高”（副主席，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以上的历届领导人问题，注意是“历届”——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现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与苏联东欧和国际共运有关的问题、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对于办报办刊来说，如果不讨论风花雪月而讨论国事的话，那几乎每篇文章都属于重大选题，这样一来，在理论上都应该报备。
“报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名义上中国没有新闻审查制度，不允许审查，那怎么办呢？就是“报备”。“报备”的意思是打个招呼说要发稿了，就拉倒，不须经过批准。可中国的“报备”制度下，不经过批准是不能发表的，于是在“报备”的名义之下，实际上是审批制度。但执行得又不那么严格，所以是个比较模糊的地带。之所以模糊，是因为我们开头有个相当不错的宪法第35条。第35条说，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如果没有这一规定，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审批制度；但既然有这一条，就不能叫审批制度，称之为报备制度。所以，宪法那100平方米的言论空间不是空话，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个承诺，下面的东西会变得更加直截了当、不加遮掩。在执行中，宪法规定起到了抑制行政法规的作用，从审批制变成了报备制。
在第二层中，除了谈风花雪月可以谈到七八十平方米，如果要谈国事，实际的言论空间可能就从宪法的100平方米缩小到10平方米。
言论自由的第三层，则是“行政命令”，吴思先生解释说：办网络或报刊的会经常接到一些电话，“打招呼”，这就是行政命令。规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一般来说，如果上述“重大选题”范围中的问题，提到一下就要报备，事实上是没法操作的，实际上也没法管。所以你说了也就说了，碰了也就碰了。如果你说的与党和政府的方针口径一致，一般不会有人找麻烦；口径不一致，才会有人和你打招呼，下行政命令。如果大家都老老实实，心里知道言论边界在哪里，当一个听话的好总编、好编辑、好记者，双方相安无事。这种情况下，我们享受到的言论自由就不像第二层行政法规所规定的10平方米那么惨，大概能有20平方米。
另外两个层次，则要归功于敢言媒体人和广大公民的作用：
第四层，有些杂志和报纸比较“猛”，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撤了一个主编再换一个，前赴后继还那么“猛”，就拿他不好办。还有些杂志，比如《财经》，还不属于某一个行政体制之中的某一个部门来管，它的准入身份比较模糊，有公司性质，管起来也不那么顺畅。另外有些杂志可能后台还挺硬，而且前台也比较硬。前后都比较硬的话，就可能把言论空间从20平方米撑到30平方米，甚至有50平方米。这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主编时，可能享受到的言论空间。
第五层。本来作为准入制度，必须要有主管主办单位。但诸位开一个微博，谁是主管主办单位？我们开一个研讨会，谁是主管主办单位？饭桌上你“胡说八道”，谁又管的了你？于是就又产生一个言论空间。你办一个微博，不需要批准，当然，有可能“被跨省”等等，或者如浦志强律师关注的劳教，这些问题还是有的。但是总体来说，没有准入制度了，这就是一个大空间。几千万人发微博，管不胜管，于是又产生了第五层的自由，这种自由又比刚才四层都宽松一点。在刚才说的比较“猛”的杂志主编的30到50平方米基础上，诸位可能能冲到60到70平方米。
因此，在吴思先生看来，中国言论空间的结构是相对复杂的，言论自由既不是“全有”，也不是“全无”，而是至少包含这五种层次。言论自由从100平方米缩水到10平方米，再扩展到60、70平方米，并不是来自于书面规定或官方恩赐，而是媒体人和普通公民抗争的结果。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不久前在荷兰海牙的中国经济峰会上预测，由于中国的房产泡沫与隐性财政赤字，中国的经济危机几乎无法避免，于是茅于轼告诉荷兰在线，根本的解决出路在于要实施政改，而政改的首步应该是放开言论自由。但他认为，新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将使政改十分缓慢。
“言论自由是呼声最强的，而且可以得到很多赞成和鼓励，让人觉得这个政府不错，所以它的影响很广。”茅于轼说，放开言论自由，其实对执政党没有多大害处，影响最大是贪污分子，“共产党也不喜欢贪污，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存在”；茅于轼介绍说，中国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一大政治问题。作为自由派经济大师，茅于轼也大方地承认，市场机制会造成贫富分化。但他指出，中国的状况并非如此；“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是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农民不能卖土地；但很多垄断行业（石油、银行、通讯、电力等国有企业）的工资特别高，利润大得吓死人，你进不去。民众的怨气很大。”
茅于轼告诉荷兰在线，解决中国贫富分化问题，首先是要“让机会平等”。“但这点很难，因为它涉及到特权。高干子弟要白手起家很容易，可以向银行借到钱，可以向土地规划局要到土地……只要有关系就行了，这就是一个机会不平等。”茅于轼同时指出，在中国GDP分配中，投资的比重过大，造成结构性扭曲。中国2011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GDP的49%。茅于轼指出，其中很多并不是为了促进未来的消费，而是为了拉动短期GDP指标。
投资比重过大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国的生产力过剩，但消费不足。2011年中国GDP收入分配的结构中，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为48%，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0-80%）。其中，家庭消费所占的比重仅为35%。另一个后果是市场上货币泛滥。李剑芒指出，货币泛滥也让许多富人感觉不安全，为了寻求对财产与未来的确定性，其中许多人有意向移民海外。他引用数据说，大约有300万中国人有移民海外的意向。茅于轼分析说，造成GDP结果扭曲的原因是，政府权力太大。他指出，在1996年-2008年间，在中国财富分配上，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缩减了12%。这12%分别被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所占有。要改变，就必须进行政改。
荷兰华人企业家、著名博主李剑芒对此表示赞同。他引用中国官方数据说，中国超过半数人口为农村人口，但他们的收入仅为城市人口的1/3。同时，在急速老年化的中国社会中，老年人的收入增长与社会其他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对称。他说：“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原因是垄断，尤其是政治垄断。经济调节几乎已经穷途末路、无能为力了，要解决就必须政改。”
但茅于轼指出，中国政改的步伐将十分缓慢。因为领导层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没有统一的观点，每人都有各自的动机和愿望；同时，任何政改也都将受到利益集团（铁路、通信、石油、银行等垄断行业）的抵制。
他说，新领导在接班后会进行“小改小革”，但“最根本的是中国要变成一个法制的、人权的、民主的社会，这点不可能”。
从中国历史来看，历次的朝代更替，都是以暴力革命为主的方式，用武力推翻一个旧政权，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兵争天下，王者治国，是人间常道。从世界历史来看，政权的更替也主要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但是，现代共产主义国家政权的解体，和目前中东等地的民主运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因民众的觉醒而迫使政权和平转型的。而中国大陆不仅仅是暴力，而更主要的是有其一整套理论体系，即党文化。暴力只能侵犯到人的肉身，可是强加的文化体系，却能侵入人的灵魂。这个体系，能将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正的说成邪的，邪的说成正的，并将它们的歪理通过它无所不在的权力，强加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去，现在的中国人基本上都被洗了脑。
现在的中国人，被洗了脑后认为，哪个朝代都坏，当官的全都只为自己得好处，谁当官都一样全都是贪，上级都欺负下级，当官的都欺负百姓，还不如不换。
暴力革命得有暴力革命的勇气，暴力革命得有暴力革命的环境，在当今中国，第一，没有暴力革命的勇气，第二，没有暴力革命的环境。被洗了脑的中国人，如果不是因为没吃、没喝，生存不下去了，是绝对不会为了什么事业而去暴力革命的，是绝对不会为了什么正义而去献身的。只有生存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才会为生存而暴力革命；只要还有一条活路，都不会团结起来用暴力推翻政权。
当今科技的发达，加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国出现全面饿死人的事情可能性很小，中国出现全面生存不下去的事情可能性也很小，局部地区饿死人，也不会造成全局性的暴力革命。由于现在交通与通讯的发达，任何一个地区出现大的群体事件，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平息，所以当今中国，用武力推翻政权的可能性是小之又小，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
这样，就只剩下通过唤醒中国民众走和平转型之路。通过已经觉醒的中国人，再去唤醒还没有觉醒的中国人，就这样以人传人的方式，不断的告诉中国民众，人正常的思维是什么，正常的人是什么样的，正常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正常做的是什么事情。一个个觉醒了的中国人，认清真相后，才能解开被党文化的欺骗和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就会将权贵孤立起来。
其实，现在的权贵们，也非常清楚中国是怎么回事。他们非常知道：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谁也不可能用武力来推翻中国权贵政权。权贵政权不缺少武力，不缺少金钱，不缺少舆论，只缺少道义，只缺少人心。在权贵政权里的人，是无官不贪，充满着大量的庸官，淫官，利用这样腐败的体系，是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出来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可是自己如何硬得起来呢？！
不换政权换脑子，这就是中国民众和平觉醒运动。
这也是当今中国唯一可行之路。
权贵们最怕的就是中国人的清醒。可是防又防不住，越封杀越有人去听，越抹黑越有人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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