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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立法会选举，这一届特别重要。共产党第一次把它自己在香港的人选出来作为特首，这就是梁正英。香港的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地下党。他是不是地下党 我们现在不能证明，不过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跟共产党走，那是有记录的，所以人人都知道的。另外一方面他当选以后，即刻到西环的共产党的新华社去表示谢意。 可以看出来他是共产党自己一手捧出来的。所以第三届的特首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不再是前面的商人像董建华，也不像是曾荫权旧殖民官。共产党当初用一个 商人做第一届特首，然后又改用英国时代的殖民官曾荫权做第二任特首，都是有用意的，都是过渡。这个过渡之所以非如此不可，是因为香港基本法上说明了要港人 治港。港人治港换句话说就是特首必须从香港本地产生。但从本地产生首先就离不开本地大的商人，企业界的人以及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人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 香港取得香港人信任，好像我们是真的遵守共产党50年不变的诺言让香港人自己治理。 这两个人因为是香港旧社会出身，对共产党的领悟并不很高，有些事情并不见得能想得到。所以对香港处理某些事情有时候不敢太强硬。这样就不合 共产党的意思。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香港有几十万人游行抗议23条，当时抗议是震动全世界的。这可以看出来，共产党觉得无论是董建华还是曾荫权这两个旧时代出身的商人跟殖 民官不能够满足北京共产党的要求。就是香港特首对共产党的一举一动事先就会心领神会，完全知道，然后就照着做。所以今年的选出共产党早就决定的梁振英做特 首。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这个原因，下一步立法会他们要完全控制。过去的毛病就是泛民主派在立法会的席位相当多，可以造成一种反对的声音。这个反对的声音 就阻止了香港政府不敢明目张胆地推行北京需要的一些政策，而且受到阻力，所以现在第二就是争取立法会。立法会今年有特别的改变，它增加了10名，就是从 60名议席增加到了70名议席。这70名议席中本来有30席是所谓功能界别的议席，所谓功能界别就是指所谓商会、出版界、各种专业。这些基本上是他们控制 的。不过今年加了5席，这5席是可以由老百姓直接投票选出来的，这个选出来的又叫做5个超级区议会的名额，这5个名额可以由大家来竞选。再加上原来民间可 以选的28到30左右，所以前后有30多名可以由老百姓投票决定。 但是香港党派可以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就是亲建制派，建制派就是听共产 党话的，或者以共产党为领袖的一些党派，换句话说是亲中的；另外就是泛民主派。泛民主派有很多党，不过基本上都是赞成香港民主自由，维持普世价值，继续多 党政治，这些想法跟香港原来的基本想法是相同的。香港在殖民地时代虽然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所以自由的生活香港人是最不肯放弃的，是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所以现在泛民主党就在这个方面努力。过去泛民主党在竞选中间早期占的人数很多，而后来建制党派在暗地里得到共产党的支持越来越厉害，而这次更不同了，这次 西环几乎直接出手了，用各种方式来争取选民。它争取选民的方式很多，比如说送三位太空人到香港；又送奥运得金牌的人到香港，都是想用民族主义来号召香港人 倾向中共。 另外他们又有各种的招待会，或者是娱乐会，招待老百姓，也都是为了建制党派拉票，所以形势非常紧急，香港人觉得选举过程是一片 红，非常危险的。泛民主党派可能拿不到几个议席。现在可以争取的议席有30几名，但是建制派相当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这次是有意想把立法会完全控制 住。但是同时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国民教育，共产党已经决定今年开始实施国民教育，但是基本上还是由各学校自己编课本。但是共产党已经引入很清楚的指 标，就是在这个国民教育中要告诉老百姓、告诉小孩子共产党是如何伟大、如何正确、如何伟光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也要告诉小孩子，西方的多党制 是很坏的，只有害老百姓没有别的好处。《国民教育教学手册》已经在香港露面了，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共产党推行国民教育大张旗鼓，说是三年以后就是强制性 的。现在是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以后教材要统一，都要由香港政府的教育局来决定。这引起家长和学生的极大地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9月3号几千 个学生穿着黑衬衫，包围政府，一定要取消课程；但是香港政府说可以谈判，我们可以组织委员会你们可以派人来一块讨论，但是抗议的人绝对不肯，这样就变成一 个僵局。在这个僵局之下，泛民主党得到鼓励，换句话说，这次选举照大家的估计，因为反对国民教育如此强烈，泛民主党可能就得到好处。就是投票的人可能愿意 把立法会议席投给泛民主党。但是我想强调一点，为什么国民教育不迟不早，今年出现？梁振英当了特首以后才出现？这跟直接干预立法选举是一样的，它是原来计 划的一部分。就是要把香港整个控制住。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地方看到各种不同的报道，不可能相信共产党片面的谎言，因为共产党的现代史尤其是牵涉到共产党统治 的历史，在中国全部是谎言。 在中国虽然它可以关起门做这样的洗脑工作，搞国民教育，搞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教育，可是效率还是有限，因为 现在网络媒体太厉害了，许多不同消息都进去了。所以共产党内部的年轻人在网上表示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的人还是非常多。从这一点看来它在香港 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是制造起来的麻烦，给年轻的学生带来一些思想上的干扰，是一时避免不了的。所以香港人为了争取在这次选举中一定会在投票上有所表 现。

中国国防部星期五在其官方网站上证实，1月10日，中国军方一架运-8飞机在温州以东、东海油气田西南空域进行例行巡逻时，发现日本航空自卫队2架F-15飞机对其进行近距离跟踪，同时日方还有1架侦察机也在这一空域活动。中方随后起飞2架歼-10战机进行了查证和监视。 日本媒体则报道说，中国军方当天派出了包括歼-7、歼-10等10多架战机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以北、日本防空识别区内。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后，双方并未发生冲突。 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日从双方民间人士登岛，中国渔政海监船外围巡航，到目前两国空军战机同时出现在争议区域，冲突形式正日渐升级。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小平教授认为，中日间小规模的摩擦有可能发生，但从整体国际形势看，两国不会发生武装冲突。而中国官方近期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更多是出于新一届领导人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回应。 “这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呼声很高，所以作为新政府-习、李政府要对中国民众有个表示。强硬的态度并不是对日本、对美国、对国际的，反而正是对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日的情绪。不会有发生战争或大规模冲突的情况。所以，有限制的、小规模冲突恐怕会发生，但是不会造成象中、越那时发生的海战。包括美国也好、周边国家也好，都对中日钓鱼岛问题都很敏感。而且作为新政府来讲，不希望在第一年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中国国防大学政治系教授马振坤周五在接受台湾中央社电话采访时也表示，中国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刻意制造军事冲突，而是试图通过所谓的“战略沟通”，最大限度测试日本的态度，以达到中日两国共管钓鱼岛的战略目的。 与此相反，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却令人对中日关系前景感到悲观。社评警告说，两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周四当天已上升到了“全新的级别”。 就此，香港时事评论人士何亮亮表示：“《环球时报》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想也就只能代表《环球时报》本身，不象在《南方周末》问题上它的社论是中宣部替他写的。也就是说，在《南方周末》问题上它代表的是中宣部，但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我想它不可能代表外交部、它也不可能代表中国军方。它只是做了一种比较高调的、民族主义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在中国有市场。但有一点比较明确，中国在战术上比过去显然是更激进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准备在钓鱼岛问题上跟日本发生战争，甚至是否会有擦枪走火？即使有的话，双方也会想办法防止这个擦枪走火成为一种真正的危机。” 针对中日两国空军的对峙事件，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夏季昌星期五表示，希望相关各方理性克制，不要采取使区域局势紧张和升级的片面作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1月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发布《国家健康报告》。这个“历时10年”的研究显示，中国在“国家责任指数”排名中位列全球第2，美国排名垫底。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是政府，我们来看看国际权威机构如何评定各国政府的表现。 自1996年以来，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利用不同渠道的数据，按照6个不同的指标对200多个政府的治理能力进行评估，并发布《全球治理指标报告》。结果显示，中国政府的治理水平在过去10年中原地踏步，基本没有出现进步。这6个指标分别为发言权与问责、政治稳定与非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以及腐败控制。 2002-2011年，中国有2个指标的得分和排名出现上升；有3个指标的得分和排名出现下跌；有1个指标的排名上升，但是得分下跌。对比5个金砖国家，俄罗斯在6个指标上包揽了4个倒数第1；中国和印度各1个。 相比其它4个金砖国家，中国在发言权与问责这个指标上的得分和排名相当低，差距明显。中国表现稍好的一个指标是政府效能——或许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治理特色，但是其它4个金砖国家在这个指标上的表现也比较强，很难说政府效能是中国的过人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24位世行执行董事中的9位致信世行行长，对世行在《全球治理指标报告》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这9位董事分别代表中国、俄罗斯、墨西哥等其它主要发展中国家。除此之外，外界对这份报告也提出了不少批评——要具体量化一个宏观的指标总是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来源：网易数读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启蒙绝对没有完成，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对它进行批判和反思。 　　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 　　文 |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启蒙思想是现代文明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理性、公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跟启蒙有关系。但是，人类现在碰到了几个新的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保的挑战，还有女性主义、男女平权运动、社群伦理运动、文化多样性运动、宗教多元运动的挑战，启蒙思想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所以对启蒙也需要反思。 　　 　　首先要反思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或者叫工具理性，要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启蒙突出了自由，但是对正义照顾得不够。法国大革命有三大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博爱的观念后来没有突出。最后，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不够，我们应该探讨人心和天道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启蒙绝对没有完成，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对它进行批判和反思。我们既要尽量发挥启蒙精神，又要超越启蒙的视野。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但前提是儒学本身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转化的前提是要向西方学习。 　　 　　儒家有三个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一是超越而外在的宗教；二是崇尚理性的哲学；三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实践，包括市场经济。但我们不是要放弃一切向人家学习，而是要与西方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对话。经过对话，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突出儒家的宗教性，不能只讲道德，不讲制度和治理方案，不能只讲人性本善，还要看到人性的阴暗面。宪政民主很难学，但一定要学。有了法治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会形成有道德的社会，在法治的基础上要讲德治，但没有法治讲德治一定有问题，如果没有法治，德治一定是人治，一定堕落。 　　 　　“五四”那一代人整体上采用的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学习策略，为了鼓励大家向西方学习，就鼓吹我们百事不如人。鲁迅就是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来定义何为儒家。儒家是什么呢？就是阿Q、祥林嫂。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相比是不行的，要发掘中华传统中精华的精华，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之间进行对话。 　　 　　我现在要开展的一个项目是中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从我们的核心价值来看，西方非常注重理性，这是对的，我们也要突出理性，但是同情是不是也非常重要？慈悲是不是很重要？和谐是不是很重要？西方讲法治、权力，那还有礼貌、责任、义务的问题呢？普世价值我们必须要有，假如我们用一套包装起来的语言说我们不需要人权，主权比人权更重要，那绝对是荒谬的。但假如认为有了人权，我们就已经比较现代了，那就很糟糕了。为什么？因为在人权论中，我是亿万富豪，你无家可归，你尊重我的人权，我尊重你的人权，但我们中间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不帮你任何忙。 　　 　　有人认为，儒家应该为中国近代面对西方挑战遭致的失败负责任。的确，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家的影响太全面了，儒家思想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DNA，以前我们对自己的DNA的认识都是负面的。比如，儒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是主张等级制度、权威制度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所以它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亚洲四小龙”非常认同儒家文化，又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突出，而且台湾已经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反而是在中国大陆，对儒家的反感最强，儒家的好处没有发挥出来，它的阴暗面反而影响力非常大。比如说走后门的问题、贪污腐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政治文化很多都跟儒家有关系，儒家不能辞其罪，但是，这个关系是不是必然如此？这值得我们反思。如果你说儒家就是小农经济的，只有小农经济的社会才能够推行儒家，只有大家庭才能推行儒家，儒家阻碍民主，那就错了。 　　 　　儒家是一个活的传统，儒家是没有教条的，一方面包容性很强，一方面它的自我批判能力也很强。“五四”知识精英是批判儒学最严厉的人，但他们都是儒家文化中最好的传统的受益者，胡适、陈独秀、鲁迅，都是吃着儒家的奶水长大的，他们的道德情操都跟儒家有关系。 　　 　　儒家文明是个学习文明，《论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学”。因为提倡学习，第一期的儒学，从曲阜到中原，吸收了中国内部很多其它思想的优点；第二期的儒学吸收了佛教的优点；第三期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优点。儒家的特点，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包容，它一直在对话中发展。所以，在儒家的文化圈里面有“三教合一”说，有一种关于天下的宏观视野，有天地一体的情怀。 　　 　　儒学经过历代创新，并非没有发展出权力制衡思想，只是它跟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叫咸载凤，韩国人，他的博士论文是《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他认为，宪法就是一个调控系统，儒家的“礼”就是个最完备的调控系统。以前黑格尔说中国人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他说，中国最不自由的人就是皇帝，因为他一切言行都要受礼的控制，包括他的性生活都是在大家关照之下，只有皇帝没有私事、私心。这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所以西方出了英主，也出了暴君，中国大半皇帝都是比较正常的，或者循规蹈矩的。三权分立思想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中国未来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应该和儒家礼的传统密切配合。 　　 　　熊彼特给民主规定了两个量化条件：一是定期投票，二是多党制。现代民主不可能没有透明度，没有竞选。另外，民主还有一个侧面叫公共理性，有公共理性才能发展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中国传统中最了不起的价值就是强调公论，皇帝常常将最重要的问题拿到社会上一起讨论，汉代的《盐铁论》是公论，唐代关于儒家、道家、佛教的优劣的讨论也是公开的。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制是不行的，没有一个机制让大家表达意见，那你能算民主吗？不可能。现在糟糕的是，只有在网上的炒作，这不是公论，公论是负责任的讨论，需要有知识背景的或了解情况的人参与，然后根据各种不同的观点，再做出一些结论，政府必须将这些结论列入政策。 　　 　　“权力优先于善”是现代西方政治最重要的理念。一般来说，在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在政治领域里不能谈价值的问题，但现在来看，这太不现实了，现在宗教问题不进入美国政治领域讨论是不可能的。政治不是个独立领域，不可能把宗教、道德驱除出政治，你必须要面对价值的问题。 　　 　　儒家政治具有深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贤人政治是儒家基本的精神。贤人政治强调的是，越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越应该对社会负责任。儒家的道德说教都是面对精英的，它要培养出一批关切政治、注重文化，对宗教、对价值敏感，能够参与社会建设的“士君子”。“士君子”在现代社会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和各种场合提出对政治和社会重建的批评或改进意见，这是真正的协商政治。 　　 　　儒家一定是入世的，儒家能够存活下去的根本就是它的抗议精神，它永远在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使社会越来越好。我们以前把儒家和专制的关系放大了，实际上儒家的抗议精神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有人说，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神学来为汉代的皇帝服务。荒唐！他设计的那一套理论，用今天话讲，如果有天灾人祸，政府就要负责任，宰相就要辞职，皇帝要下诏罪己，因为你触犯了天怒，你要仔细看看你政治上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所以抗议精神太重要了，没有抗议精神就没有儒家。儒家在明代出现了三个观念：一个是官、一个是公、一个是私，潜台词是，官已经不能代表公，朝廷变成了私欲集团，所以知识分子要以天下的公论来批评朝廷，要以德抗位，也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道德也罢，哲学也罢，神学也罢的高度批评现实政治，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就完了，那就不叫儒家了。 　　 　　儒家有三个层面：道、学、政。道就是基础理论，学就是学术传统，政就是经济，这三个必须配合。蒋庆有个盲点，他认为应该讲政治儒学，不要讲心性儒学，他对儒家整体上的人文精神重视得不够。 　　 　　 　　本文摘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