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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评网 洪盛（资料图片） 人物对话: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 盛洪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动力   新闻事件： 今年以来，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各项主要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和回落，这在向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甚。一方面，过度倚重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得到纠正；另一方面，在出口下滑、内销乏力交困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种种迹象显示，支撑中国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低成本、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正在为高成本、低增长的现状所取代。那么，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究竟在何方？   对话主角：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盛洪先生   入选理由： 盛洪先生对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于1993年与几位经济学界同仁创办了天则经济所。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 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他还注重介绍和翻 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他为普及经济学所做出的努力与其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难分伯仲，其文章字时行间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 情。   香港商报记者  李颖   城市化需与市场需求吻合   香港商报： 今年是中国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一方面，外需疲弱导致出口增速放滑，订单下滑； 另一方面，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各类固定资产投资亦在减少及放缓；与此同时，百姓收入增长有限情况下，国内消费增长依然乏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多年形成的依 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中国经济靠什么完成既定的增长目标？   盛洪： 中国进出口的顺差未来趋势就是要逐年减少，因为金融危机以后，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美国需求增长不太可能持续，正在逐步萎缩。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城市化率才50％左右，要达到80％的城市化率，还有很大空间。城市化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因为城市需要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盖房子等，可以说，没有任何产品的投资会有城市化投资这么大。所以中国其实是有很好的条件的。关键是现在要非常明确地看到，我们靠进出口顺差、靠外需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要转向国内市场。国内市场主要是消费，首先就是对城市的消费。转移到这个方面来，其实我们还有着非常强劲的投资需求和增长动力。   香港商报： 我们注意到，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由于缺少产业的支撑，一些城市仅有一个空架子，沦为空城、死城，如何避免出现这种状况？   盛洪：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大的缺陷，在于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不是为 了真正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有其内在的需求的，本身就能创造财富。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产生大量的需求，这就自动带来很多产业。这些产业主要不是工业产业， 而主要是服务业。但是不要轻视服务业，它也是提供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如果城市化进行得比较顺利的话，这样一个大市场的存在，就会对某些产品有巨大的需求， 就应该带来在附近建立制造产业的需求，如果是走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城市化的话，上述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在看到的问题实际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它不明白 城市发展的内在机理是什么。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是这样，但是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是因为这些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市场的需求是部分重合的。比如说在传统城 市的附近再建新城，是没有问题的。比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地进行城市扩张，因为这些地方本身就是好地方。鄂尔多斯的问题在于扩张得太超前，但也不能完全否 定鄂尔多斯扩张模式，也许再过很多年才能确定成功与否。因为这些地方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而且那些地方也逐渐变成人口稠密的地方。   在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产业发展更多依赖于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政府最重要的是要把软硬环境做好，吸引企业家进来。企业家对产业的选择比政府的选择要好，只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我相信，产业是不缺的。   产业发展要由市场主导   香港商报： 本报记者一路调研发现，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发展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意识强烈。并且各省及主要城市间新兴产业规划多有雷同，同质化竞争明显，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盛洪： 政府在制定产业规划时可能起到负面作用，很有可能由于政府对此不敏感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把潜在的有发展前途的产业给屏蔽掉了，淘汰掉了。比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规定必须引进世界500强企业，地方政府更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而不是雪中送炭。如果乔布斯来了，可能就被赶走了，因为他衣衫不整，身上还有异味。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前也曾到过深圳，但当时深圳却没人理会这个长着一幅娃娃面孔、身材瘦小的杭州人。   很多有创意的大企业都是从市场中产生，都是从小生意做起来的，政府很难判断哪些是未来会成功的企业。实际上谁都没有能力判断，只有市场才能判断。因此一个良好的市场制度至关重要。乔布斯不是政府扶持起来的，是风险投资在市场中进行判断然后投资支持的。   香港商报： 本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广东主张“小政府、大市场”，江浙等“强政府、强市场”两种模式的对比，优劣？前者主张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不过多干涉，后者政府的引导和服务意识比较强，即“政府”与“市场”两手都要抓。对此您有何评介？   盛洪： 政府只有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参与。比如市场常常缺少长远眼光，一些超前的公共设施因此缺乏规划，比较凌乱，这时政府要做些规划，来引导城市化过程。但这种规划是灵活的、有弹性的。要在大框架上引导，不能拘泥于设定的模型；适合发展什么产业，最后要由市场来决定。如美国华尔街当初并不是金融一条街，纽约证券交 易所原来是咖啡馆。政府的产业规划不是刚性的、绝对的，而是要根据实际产业来进行调整。还有一些大规模的超前投资，作为私人企业来说没有这么大实力，或者 相当长时间不能获得收益，如地铁，特别是在新兴城市中。这就需要政府来做。城市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也是需要一个门槛，这时政府可以 提供一些政策来聚集产业和人气。政府应该用一种辅助性手段，但切记不要去主导市场。还有一种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机构，叫做非营利性非政府机构，是行业协 会或提供技术标准等的产业联盟等。有些不必须由政府做的事情，大量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可以承担此类事务。即使是非营利性事情，由社会组织承担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   平抑房价须放开小产权房   香港商报： 本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楼市调控下，各地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均出现成交量大幅下降的情 况，成交价微跌。开发商资金链非常紧张，对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造成较大冲击。请问目前内地楼市的拐点是否到来？有开发商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的楼市调控政 策只盯着开发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如土地招拍挂制度，中央与地方分税制等。您如何评介现有的政府楼市调控政策？   盛洪： 楼市调控的背景就是不合理的。楼市调控的前提是楼价太高，上涨速度过快。为什么楼价上涨太快，是因为有一大批的房屋供给被政府排除在市场供给之外，就是城中村和小产权房。通过政策把小产权房排除在市场供给之外，目的是为了维持国有土地部门对土地的垄断，可以高价卖地。   据国土资源部估算，2007年全国的“小产权”房共约66亿平方米。如果按人均30平方米计算，能住下2.2亿人。相当于当年城市人口的37%；如果考虑到“小产权”房多是低收入的迁徙工人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居住，人均面积较低，比如20平方米，则可住下3.3亿人；相当于当年城市人口的56%。几乎可以完全解决全国城市的住房问题。如果废止对小产权房的错误政策，这些房子就会正常涌入房产市场，一方面会抬高“小产权”房的价格，但在另一方面则会显著抑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水平。   现在都采取把城中村拆掉、补偿、迁出的做法，这还是不承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使然。不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把土地收归国有，再以高价出售。这就抬高了地价，成为楼价高企的根源。   保障房也是一个错误的政策。政府认为楼价太贵，老百姓买不起，所以要盖保障房。但其实小产权房都比保障房便宜，根本就不需要盖保障房，只要放开小产权房就能解决问题了。结果是保障房大多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真正的中低收入阶层是买不到也买不起的。整个楼市政策出台的背景就是以前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如果保护小产权房的合法权益，楼价自然就得到平抑。   地方债相对安全，关键在理顺机制   香港商报： 您是否认同中国地方债务存在危机的说法？对于地方债务您有何看法？   盛洪： 地方债从现行制度上来说是不合法的，中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是不可以举债的，但是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需要更多的钱，所 以各地采取变通办法，成立城市投资发展公司，城投公司成为地方政府一个融资平台。正是因为城投拐了一个弯，所以地方债就变得非常模糊。严格来讲，地方债要 经过当地人大批准，但通过城投，地方债就从当地人大和民众视野中消失了，缺乏监督。从制度上来说，地方债要理顺机制，从法律上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借债，透明 公开，能够被监督到，这样其实更安全。   当下地方债总体上都与城市发展有关，而且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抵押品，就是土地。总体来讲，中国是一个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的价值是逐渐升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地方债相当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相对安全的，因为它们背后是土地。中国地方债的问题主要是制度上的问题。当城市化完成了，假如土地没了，再有地方债时，管理不善，不能从制度上去有效监督，就可能导致地方债问题。   政府宜改征地为收税   香港商报： 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是否让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十分依赖的一个根源？   盛洪： 可以这么讲，也可以不这么讲。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让农村集体与开发商达成一个价格去卖地，政府可以对土地交易征税，土地增值税税率在30％~60％，总体上比政府直接卖地收入高多了。而且，政府直接卖地有一个很不好的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村集体与地方政府间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很自然地就会用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去压低土地价格。这导致了对农村利益的侵夺，由强拆导致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群众不满情绪高涨。   政府征税是天经地义的，改由征收土地增值税来获得的收益，比政府征地卖地还要多，而且合法合理，避免很多负面影响。   当下最重要两大改革：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   香港商报： 我们在温州调研发现，当地部分人士认为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没有多少突破性的改革，对此您怎么看待？   盛洪： 政府在推进金融改革上“口惠而实不至”，显示最高决策层改革的决心和执行力很不够，更多表现为政治作秀。   香港商报： 您认为目前中国最值得期待的改革是什么？   盛洪： 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改革实际上就是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国企要不断地从营利性领域退出。你不从营 利性领域退出，就意味着国企要与民企竞争，这种竞争不可能是公平的竞争，凡是营利性的事情就应该由市场和民营企业来做；有些公共性质的领域，市场失灵的领 域，可以由国企来做。凡营利性领域，国企都该退出。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变成商人的话，市场上就很难有公正可言。政府要是进入市场当商人，本来是法官，如何公 正裁决与他人的纠纷？土地改革的要点，也是政府要退出市场，政府不要进入土地市场，政府只能就土地交易征税。否则如何保证公平交易？不可能平等谈判。这两个改革都是一个逻辑，就是政府不能当商人，不能同时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但现在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无论在国企还是土地问题上都是如此。 2012-7-18 分享到： QQ空间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更多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盛洪：政府不能当商人 文章链接： http://www.ccglim.com/19413.html 分类： 多向思维 , 时事评论 . 标签： 商人 , 政府 , 洪盛 相关文章： 2012 年 7 月 8 日 — 张维迎：自由的安全 (1) 2012 年 6 月 1 日 — 政府改文风未必就要卖萌耍酷 (0) 2012 年 4 月 25 日 — 知识精英的溃败 (0) 2012 年 3 月 1 日 — 中国继续改革需要有魄力 (0) 2012 年 1 月 25 日 — 白宫依然在使用Windows XP (0) 2011 年 12 月 6 日 — 【纽约时报】那些没有政府的城市 (0) 2011 年 11 月 5 日 — “北京精神”不是靠政府发布的 (0) 2011 年 10 月 20 日 — 缅甸样本：一个专制政府的急转身 (0) 2011 年 5 月 23 日 — 爱国是需要智商的 (0)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 2011 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整治文強，社會效果好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到重慶一年多後，就開始為“打黑”物色典型人物，選擇人民群眾特別痛恨的人，其中，有兩個人的舉報材料特別多，一個是前重慶市市長王鴻舉，一個是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 渝定江回憶，有次和北京信訪局的朋友喝茶時，對方告訴他：“你們重慶有兩個人恐怕要出問題。一個姓王、一個姓文。”渝定江立刻猜出是王鴻舉和文強。沒過多久，文強被逮捕。 2009 年 9 月 26 日，文強和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因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涉嫌受賄等職務犯罪被警方執行逮捕。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文強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他“三位一體”：既是大警察，又是大富豪、大官， 官、警、富都有了。 “ 為什麼不選王鴻舉？因為他只佔兩條，只有大官、大富，但不是警察。”渝定江說，其實在收拾文強前，另一個人已經被收拾了：原重慶高院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只是烏小青案並未達到預期的社會效果。 烏小青出事前，渝定江曾在烏小青涉嫌侵吞一名企業家財產的事件中出過力，最後，事主找上谷開來的事務所，渝定江說，就是這個企業家的案子讓把烏小青弄翻的。 2009 年 6 月 9 日，烏小青因涉嫌收受賄賂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 11 月 1 日，此案進入審查起訴程序。根據官方公佈的情況， 11 月 28 日，被羈押在重慶市第二看守所的烏小青留下遺書後，趁監友午睡時，避開監控錄像，用棉毛褲腰繩上吊自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烏小青在牢房中自殺，讓案子走到半路就終止了，使得烏小青並未被實際壓上刑場，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公共效應，只是在重慶官場造成的影響較大。 因此，渝定江表示，薄熙來抓了文強並判其死刑，也是想看社會效果如何，結果效果非常好，超乎原本的預期，但官場因為前頭死了一個烏小青，後頭又殺了一個文強，因此氣氛特別緊張，加上王立軍在重慶官場中幾乎全天候地監聽，更弄得人人自危。 渝定江說：“幾乎所有當官的手機都是被監聽的，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們都要把手機電池拿掉。” 渝定江對《明鏡》指出，王立軍之所以要監聽，就是想找到抓“新三種人”的證據，雖然“打黑”可以什麼都往筐裡裝，但還要有點蛛絲馬跡，通過監聽，王立軍能發現某人跟社會上哪些人物有所聯繫，再順藤摸瓜找證據。 但這樣大規模的監聽，只是弄得重慶官場噤若寒蟬，渝定江表示，這三年來，重慶是冰火兩重天，老百姓歡欣鼓舞，官場、富人整天膽戰心驚。 原預計十八大後推展重慶模式 2010 年 7 月 7 日，被以受賄等罪判處死刑的文強，在重慶歌樂山一刑場被執行死刑，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殺文強只是開個頭，一旦社會反響好，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勢力就會把工作推展開來， 按照他們的計畫，推展工作會在中共十八大後進行，重慶只是個試驗地，十八大後，薄熙來接周永康職位，王立軍接任孟建柱，下一步就是把重慶模式推向全國，只要“新三種人”有任何一個民眾的舉報材料，就立刻抓人。 渝定江表示，這意味著，這是一場比文化大革命要深刻得多、範圍要廣得多、影響程度要大得多、性質要殘忍得多的歷史性大清洗。“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多的貪官、壞人，六四後，官場菁英幾乎沒有幾個好人，就算沒有什麼證據就將這些人殺害，好像也不太冤枉，這就是溫家寶感到岌岌可危、說話打顫的原因，因為刀就架在他們的脖子上。” 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與王立軍“打黑”，肯定有“黑打”的成分，但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剷除政敵，而是造勢，並且觀察滅掉“新三種人”後的老百姓反應，如果老百姓歡呼，他們就會繼續做，所以一開始還不是殺政敵的時候，殺政敵，是十八大後才要做的事。 一般對中共政治派系的劃分，不外乎是太子黨、團派、上海幫等，渝定江認為，不能簡單以這些類別區分，而是應該分成江派和倒江派，因為一部分太子黨和上海幫實際上也參與到倒江派中。 對江派勢力來說，渝定江對《明鏡》表示，所謂的政敵，就是以溫家寶為首的一幫人。溫家寶為什麼近年來一直講改革，並非是他在作秀，而是他想保命。或許溫家寶談改革，有真正想為人民做事的心態在，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保，如果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如何談為國家、為人民做事？ 倒江派體認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岌岌可危，引發了薄熙來落馬的政壇震盪。渝定江說，除了監聽外，重慶在王立軍出事前，已經開始進行一項大工程：在所有大街小巷安裝攝像頭，在全重慶市建立起全天候、大統一、無所不包無所不控的監控系統，據悉總共是幾百億的預算，並且已經安裝到一半。“王立軍被抓時，我剛好在重慶，我那些官場的朋友都非常高興，喝酒慶祝，說終於可以打手機了。” 重慶模式有積極進步的作用 在免去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前，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的記者會強調“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事件 是一次重大黨內政治分歧的鬥爭；對於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延續共產黨的政權，江澤民、薄熙來一系認為，該用清除“新三種人”的手段，這種方法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有些類似，因此溫家寶在 任內最後一次 記者招待會上，才會不斷提及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問題，並且警告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渝定江指出，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剷除政敵，也就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幫政敵，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收取民心。共產黨執政多年來，老百姓從對共產黨極端擁護和擁有熱情，逐漸開始變成對共產黨有了意見，特別是餓死了幾千萬人後。 1957 年已經發生過一場反右運動，運動平息之後，民間的情緒又逐漸積累起來，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毛澤東是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收攏民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發起文化大革命、鬥走資派，就是讓老百姓發洩不滿，等到老百姓氣消了，回頭又把一些表現好的老幹部解放出來，完成了這一個過程，也達到了鞏固政權的目的。 雖然重慶模式與文化大革命近似，但 渝定江說，中國 不會再重複一場文化大革命，因為手段不一樣；文化大革命是發動群眾，但現在無法發動群眾，一發動可能要出大事，共產黨可能反而把自己弄垮，因此，與其讓人民革命來殺“新三種人”，倒不如自己通過所謂的法律程序來解決這三種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確實在中國歷史上有積極進步的作用，它把現在鐵桶一樣的共產黨統治，分裂成了兩塊；重慶模式為埋葬集權統治奠定了基礎，給另外的政治力量提供了進入政權的契機，也為中國社會下一步的大變革提供契機，如果江澤民、胡錦濤、薄熙來、溫家寶都一心一意維護共產黨鐵桶一般的統治，則人民永遠沒有希望。 重慶模式得民心，因為它不僅是“打黑”，也同時進行民生工程。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個人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注重形象，一個是注重個人形象：他露面時總是外表光鮮，絕不會衣衫藍縷；一個是注重政績形象：他走到哪裡，都把當地建設得很漂亮。 渝定江對《明鏡》強調，他並 不贊同重慶模式，只是給與客觀分析，不贊同的原因，是重慶模式只是在重複中國幾千年來政治制度運行的規律： 亂、治、 亂、治，成王敗寇，不斷循環往覆。 “ 今天你把我打下去，我又再起，把你打下去，結果你又上來，這樣的形式始終在現代文明之外，國家非旦永遠沒有進步，還會離文明越來越遠，不管經濟發展得再好，都是虛的，因為政治一直沒有進步，人心始終險惡。”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的民生工程也只是表面東西，目的是籠絡民心，只是一個政治家，如果能透過正常的、現代化的方式籠絡民心，就是對的，國家就會健康方展，但如果是通過傳統政治手段籠絡民心，則政績也只是暫時的。 “ 他今天殺這三種人，清除政敵了，老百姓很開心，歸心了，接下來他又慢慢收拾老百姓了，等老百姓受苦到一定程度，上頭又來一場這樣的政治運動，始終反覆。” 渝定江說。   渝定江 認為 ，重慶模式不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它代表的是中共內部的一股政治勢力

南海纷争使得作为东道主的柬埔寨无联合声明可读。 “欢迎光临奇迹王国”，金边机场的招牌如是说。 而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以尴尬的混乱告终后，来自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各国的高层代表们想必都挠着头离开。 作为轮值主席国，柬埔寨的官方横幅还有一句标语说“共同体，共同命运”。现在这听来及其空洞。 来自10个成员国的外长们，45年来首次无法发表闭幕声明。 经历过那些高规格保安，十足排场与典礼仪式后，这名字让人困惑的会议（“第45届东盟外长会议／外长扩大会议／第19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第二届东亚峰会外长会”系列会议）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究其原因：中国。 东盟中有四个成员国跟中国有领土争端，其中，菲律宾与越南跟中国的摩擦尤其剧烈。 然而，最近几年，联盟中最贫困的国家都接受了中国上百亿美元的援助与投资。 ” 我们很熟悉游戏规则——我们有必要居中斡旋，我们要充当各种势力博弈的支点。 ” 再者——公道与否——在出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这段时间里，柬埔寨被指责偏袒中国利益，而不是支持盟友。 柬埔寨尽了一切努力，让南中国海问题远离东盟各大会议议程。 在上周的会议中，柬埔寨拒绝写入菲律宾与中国争端的决定，使得发表闭幕声明受阻。 这似乎证实了外交家们最担心的事情：东盟对中国在区内的影响力无法招架。 随着美国也在寻求扩大参与亚洲事务，东盟正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境地。 日本驻东盟大使石兼公博说：“世界的这一边正在上演着一场精彩的博弈。” “东盟要想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固守其独立自主的思维。” 这种事情说来容易做来难。一些人把东盟之间的分歧与欧盟相提并论，尤其在欧盟寻求走向经济一体化方面。 但举例说，希腊与德国之间的分歧，跟老挝和新加坡之间的分歧难以类比——一个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穷国，一个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国。 寻求共识殊不容易——像柬埔寨这样的国家也许觉得中国比它的邻国更有能力援助其发展。 马蒂说东盟各国必须恢复团结，重拾正轨。 因此，东盟正处于严峻局面。经济影响力崛起引来世界各地的日益重视，而自四年前采纳《东盟宪章》，使其决议具约束力后，国际社会更认真地对待东盟。 这种引人注目足以瓦解这个组织。然而，东盟秘书长素林对BBC说，东盟现在有足够能力应付一切。 素林说：“这个地区对于整个世界越来越重要——它们不希望搞砸，不希望任何争端阻碍增长步伐。我们对世界的重要性比五年前强多了。” “我们很熟悉游戏规则——我们有必要居中斡旋，我们要充当各种势力博弈的支点。我们不可能把任何人拒诸门外，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有合理关切。” 不过，要是这真是居中斡旋的游戏，那上周东盟就栽了跟头，而这为其未来划上很大的问号。 印尼作为最大的成员国，已经密锣紧鼓地设法修补伤疤。 印尼外长马蒂开展了他所说的“穿梭外交”，尝试给争吵不休的成员国修补关系。 在走访马尼拉与河内过后，马蒂来到了金边，试图为南中国海问题寻求一致立场。 马蒂对BBC说：“上周的经验绝不好受——这很不东盟，毫无共识。” “但是印尼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就能发挥更大力量。我们要尽快让大家重回正轨。” 马蒂说，他有信心各成员国能保持团结，问题在于个别事件的细节被写进一份声明，而不是更深层次的思想分歧。 “让我们别在单一事件上大费周章，而是把东盟建设成有能力应付这些单一事件的个体。” 首先，马蒂希望上周在金边发生的事情只是一次“反常”，而非组织的新常态。 他指出，东盟为柬泰边境冲突降温的角色说明了它有多大能力凝聚共识。 然而，东盟要想成为地缘政治的主要玩家，当前的主要挑战可谓毫无悬念。 “精彩的博弈”才刚开始，这个社群将要经历考验，命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