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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个天涯网友的热帖《做了十八年的民营企业，今年撑不下去了》引发了讨论，这个企业的个例，可以折射出当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艰难处境。融资难，高通胀压力和招工难，无数个类似本文中的企业，不断承受着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挤压。在高速增长的黄金岁月里，他们曾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生力军，如今经济放缓，脆弱的中小民营企业却被推到了风险和压力的第一线。 看到有朋友说广州的企业在微利的情况下关厂，深有感触，这里我也说一下我们的情况。 工厂由我父母在94年创立，地处长三角一个经济水平极高的城市。主营业务是机械加工。 94年创办的时候固定资产约在两百万左右，没有自己的厂房，但这个行业的机械价值很高，200多万几乎都是机械价格。父亲以前就是国营企业副厂长，业务能力极强。从94年建厂到2006年，每年保持15%的增长率。2006年企业达到发展高峰期，规模为150人，年营业额2500万，毛利润在30%左右。 那个时候父亲有了产品线更新换代的意识，开始积攒资金准备更新生产线。 一条进口的自动线大约需要1000万左右。 我爸当时空余资金大约有500万左右，原本考虑在07或08年上自动线。 06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对工业园区重新规划，需要我们搬厂房。当时江浙各地都在争相新建工业园区，然而县镇财政缺乏足够的资金，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是十分无耻的策略：地方政府鼓励当地企业搬迁进入工业园区，然而工业园区里是毛坯厂房，既不符合工业厂房的标准，更无任何装修。地方政府当时承诺的是，各厂以租赁的形式搬 入新厂区，自己支付厂房改建和办公区装修的费用，地方政府将在第一个租赁期（5年）到期后以便宜的价格将地皮卖给各个企业。 而如果不搬迁的话，有什么麻烦自己看着办，传闻市政府要用原先的土地建立环湖景观工程。 说这话的是当地政府一把手，几十家企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迁入工业区。整个搬厂，厂房改建，厂房装修，耗去了大约500万资金。企业原先十几年的慢慢积累几乎化为乌有，更新生产线计划无限期搁置。 06年时通胀已经加剧，原材料价格大规模上涨，广东地区的民工荒首现长三角。 我的父亲当年为了留住工人，06年给工人平均加了10%工资。07年开春，我们直接雇了大巴到安徽和盐城接工人回来上班。 06年时较94年的工资涨幅就不说了， 只说06年的情况。  厂里一线工人平均工资为1200，2线为800. 一个月做满20个工作日之后的每天100加班工资。 厂里是免费吃住的。四人宿舍，一天三餐。07年钢材和工业用油价格上涨，毛利润下降了10个点。我父亲开始着急。他把剩余的资金投入了当时在疯长的股市，想从里面圈一部分钱，再贷款在08年更新生产线。 

问卷调查显示，中国虽然是亚洲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就业满意度方面却属于后进。 美国知名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日前公布一份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半数以上的中国雇员认为自己的工作不理想，在被调查的亚洲22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体中排在末尾。 这一问卷调查是2011年进行的，数据基于与大约1000名受访者（年龄在15岁以上）的面对面采访。在回答”您认为目前的工作对自己来说理想吗？”这个 问题时，来自中国的受访者只有49%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老挝的满意率则高达90%，在22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体中遥遥领先，其次是菲律宾，而饱受战乱 之苦的阿富汗也以75%的高比例排在第五名。除中国大陆外，香港地区的这一比例为61%，台湾为67%，也都属于后十名。   提供就业：数量不等于质量 在亚洲的横向比较中，中国虽然是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小于5%），但显然提供足够数量的就业岗位还不足以给就业者带来事业发展和生活福祉方面的满足。尽 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近来有所放缓，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于工作的期望还是很高的。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就业者不再仅仅满足于有一份工作就行，而 是希望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最好地发挥自己独有的才能。不过，根据盖洛普的调查，中国在这方面的满意程度也属于亚洲国家中的后进。 在实验室里工作比在车间劳作更有成就感？ 在回答”在工作中，您感觉自己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吗？”这一问题时，63%的中国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一比例在22个亚洲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 四。名列榜首的是泰国（95%），老挝次之（88%）。盖洛普的调查报告分析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年来以其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著称的”世界工厂”来 说，这一相对较低的比例是令人担忧的。   告别”世界工厂”称号，改变就业模式是关键 此外，根据2010年和2011年的综合调查结果，从事生产加工领域工作的就业者，通俗点说就是车间里的工人，对于自己能否在工作中发挥特长的评价 （57%认为可以发挥特长）明显低于从事专业领域工作的人，比如工程师、律师、会计、科研人员和医务工作者（78%认为可以发挥特长）。 在工资薪酬方面，中国就业者的满意程度超过半数。6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拿到的薪水数额是合适的，3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资太低。 数钱数到手抽筋是多少人的梦想？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以低附加值的普通加工劳动资源作为竞争优势，从而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随着经济转型的需要，以及中国政府提出的从劳 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转为技术革新型增长的雄心计划，中国的企业主恐怕需要更多地根据就业者的特长来创造岗位，而不是让一个雇员改变自己来适应某个岗位。 盖洛普的调查报告最后总结道，如果中国就业者能够有机会在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才智，而且他们在工作中的贡献能够得到适当的肯定和报酬，那么中 国经济在面对未来的金融危机时，将会具有更好的自我防御能力。 综合报道：雨涵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

新一轮德中法治国家对话即将在慕尼黑拉开帷幕。回首这一对话机制走过的12年，以及中国目前的司法和人权现状，当年参与启动对话的德国前司法部长多伊布勒-格梅林作何评价？  多伊布勒 – 格梅林女士，您在 12 年前作为司法部长开启了德中法治国家对话，当时您抱有怎样的期望？ 多伊布勒-格梅林：我们当时设定的目标是，就人权问题交换信息，同时加强人权在欧洲以及中国的地位，当然其中也包括加强我们在全球层面上的人权政策。 到目前为止，法治国家对话已经进行了 11 轮。您当时的期望有多少已经得到实现了呢？ 我们需要有点耐心。在法律的制定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实际应用往往是相对滞后的。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一个普遍定期审查制度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Mechanism），这提供了很好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这些报告中看出，那些方面还需要改进，而那些方面已经有了进步，这很有帮助。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法治国家原则与人权是密不可分的。在 2000 年德中法治国家对话启动之时,双方缔结的协议中写道，两国都致力于”保证民众全面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尊重人权，并保证所有的国家行为符合法律”。可是中国目前的法律现状与之似乎相去甚远。您认为，人权议题是否在法治国家对话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您知道，我从2002年起就不再参与这一对话的内容讨论了。在我之后参与的公民社会层面的两国人权对话中，德中双方就国家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这方面是有很大进步的，当然也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我认为，欧洲和中国还应该促进人权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得到更高的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网络言论受控制之外，新闻报道在中国也受到严格审查 本次在慕尼黑召开的法治国家对话主题是网络：”数字时代的公民权利和国家立法”。 2003 年，两国已经就网络立法问题举办了讨论会。而提到网络和中国时，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根据”记者无疆界”组织的统计，在中国被关押的 68 名网络活动人士。在这种现状下，双方举行这类对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关这类话题的对话总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即使是友好伙伴，也应该就一些存在问题和案例以及网络审查制度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我希望这次在慕尼黑举行的对话也是如此。 有些人批评道，法治国家对话是一块遮羞布，它不过是把双边关系中一个棘手的话题转移到非公开的活动中去讨论而已。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我对于非公开的活动并不是很感兴趣。因此，我参与的两国公民社会层面上的人权对话也刻意地向公众开放。比如，我们在中国举办的对话活动会在警察学院举行，或者邀请记者们参加讨论会等。 采访对象简介：赫尔塔·多伊布勒 – 格梅林（社民党籍）从 1998 到 2002 年期间担任德国联邦司法部长。目前担任柏林自由大学名誉教授，以及亚琛工业大学客座教授。 采访记者：冯海音 编译：雨涵 责编：张筠青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