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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雷人语录！ 　　 　　 　　1.1959.1.28：“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麽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2.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儘先出口，多馀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3.关于农民交粮——1959.8.19，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4.同上：“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5.1958年4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6.1958，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7.1958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8.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9.1958年12月9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10.1958年11月21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1.1959年6月24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白衬衫 　　 　　

 　　1987年七月解除戒严令，台湾跨过开放政治的门槛。时光流逝，人们似乎淡忘，解严前几年，这岛屿仍威权笼罩，是民间力量拨开乌云，撑持美丽岛事件受挫的民主运动，终而推倒专政的墙围。1980年代“自力救济抗争”逐日升高，挑战日益老迈的“国王”和他统辖下松脱败坏的党国机器，“警总”等军情系统失去控制。几年间一系列案件（林宅血案、陈文成陈尸台大、王迎先坠河死亡、江南被暗杀于洛杉矶）提醒人们，这还是一个让人寒颤的国家。 　　解严前政治氛围是“危险勿近”。政治高压使人避谈政治，但远离政治的计程车司机王迎先却死于警察刑求逼供之后“跳河自杀”。白色恐怖底下，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分是无意义的。白色恐怖在民间产生一种处事文化。陈映真的小说〈夜行货车〉和〈山路〉，精确描写这种文化：因国民党移入台湾而受害的一代，满腹怨怒，但无法公开表露，只能苟且委屈求生存。热情化为“冷藏的火把”。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但这种寄托，并非鼓舞他们改革社会，而是一种结合哀怨、虚与委蛇、与认真上进的“生存之道”。 　　1980年代，自力救济运动中受委屈与受侮辱的人们被迫走上街头。之后，才有街头政治抗争、民进党与解严。恐惧摆脱了，这个年代成长的“野百合世代”，是被寄托希望的“下一代”。1990年三月，当万年国代要挟总统选举，学生们群聚中正纪念堂，野百合运动的意义是新的青年文化，突破了威权安定心态。 　　野百合受自力救济启蒙。他们唱国际歌、Blowing in the Wind、亚细亚的孤儿，也唱一只鸟仔吼啾啾。他们读马克思、列宁、韦伯、欧威尔，也读杨逵、七等生、矢内原忠雄、史明。他们在影卢、太阳系看教父、感官世界、单车失窃记、革命前夕。他们拒审稿、发行地下刊物、搞校园串联、下乡支援社区运动。有人被民进党吸引，有人参加统左读书会，有人摸黑到彭孟缉住宅围墙上喷漆。那个年代，每天都是美好的当下。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创作出引领时代前进的思想，也没有走出自己的政治道路。 　　二十五年后的“野草莓世代”呢？野草莓诞生于中国使者访台引发的抗争。1980年代，传统型公共知识分子展露身手，野百合继承了这个传统。如今，公共领域已经部分转化为分散、去中心的云端沟通模式。野百合成长于威权末期，对专制统治如何箝制社会与个体，记忆清晰。而野草莓成长于族群政治遗绪、金权弊案猖獗的氛围，如何形塑他们的身分认同？如何获得他们的“政治教育”？ 　　最近和一位编辑通信，她说：陈映真笔下的“生存之道”影响真的很深，至少1980年代出生的人，家庭教育中还是有蛮大一部份“别碰政治”的概念。但原因并不是像更早之前长辈曾经说的那样，“因为政治很危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逃避政治，因为它很肮脏。更晚一点， 到了也许2000年左右，我们说“关心政治的人都很狂热、很偏激”。带着这份对政治的冷感和嫌恶，我们慢慢变成“大人”。 　　两个世代同样与政治疏离，但野百合穿透了“政治危险”，野草莓则感觉“政治肮脏”。尽管对政治冷感，野草莓成长于安适的自由空气中。世代对照，寻觅每个人的启蒙原点，戒严时期曾提笔悼念陈文成与王迎先的商禽写下： 　　“在地上/找不到头/我们用脚思想/垃圾/是纷乱的命题/陷阱/是预设的结论” 　　“左脚/右脚/右手/左手/在茫茫的空中茫然的探索” 　　在禁锢的王国，头脚颠倒，是非暧昧，而陷阱竟是预设的结论，只能左右寻索，这是那个年代领悟政治教育的起点。有人说，台湾民主化后陷入锁国，何等谬论。他们老是遗忘锁国原始。一九八七渺远了，但它的时代意义刚才浮现。 　　作者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核心提示：中国的出口蓬勃发展，是因为卖给外商的交易成本低。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 【图：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 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原因很多：谈得最多的有欧洲金融动荡、美国复苏萎靡、国内投资增长不振等等。出口和投资分别贡献了中国GDP增长的30%和40%，因此中国经济极易受到外需不振和固定资产开支过度和浪费导致的不良贷款积累的冲击。 但中国对这些因素如此脆弱只不过是深层次制度问题的表征。除非其基础性约束得到修正，否则关于基于消费的增长模式的说法–见于中国政府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就只能是空谈。 毕竟，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IMF）以及中国高级官员本身早就知道投资过度和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了结构性脆弱性。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迫切地采取改革矫正其经济模式，而这拖累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福利，也束缚了全球贸易体系。 在中国的宏观失衡中，最著名的便是对出口提振增长的严重依赖，而这通常被归因于内需萎靡：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少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的购买力。中国基本上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外需并提升其GDP增长潜力，这正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做法。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解决办法相当简单：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人民收入（通过减税、增加工资和社会支出实现）纠正失衡，从而增加消费，从而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给中国开出了这一药方。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还有另一个解释，即这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缺陷有关。具体来说，出口依赖部分反映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高难度。官员腐败、产权保护不力、令人窒息的监管约束、疲软的付款纪律、薄弱的物流和分配、遍地开花的假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所有这些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令企业家很难在国内市场上立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中国民营企业把东西卖给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家得宝（HomeDepot）这样的西方跨国公司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回货款。他们可以避免在国内做生意时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因为出口市场所具备的成熟经济制度和商业行为保护了他们的利益，显著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的制度缺陷反映于国际调查数据中。世界银行出版有关于”商业活动容易度”的年度报告，报告覆盖了183个国家和地区单元。在2011年6月的调查中，中国排名第91位，次于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在中国，开办企业（排名第151）、纳税（派排名第122）、获得建筑许可（排名第179）、获得电力（排名第115）尤其困难。 面临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进行”制度套利”–利用高校的西方经济制度扩张业务（大部分出口导向企业为民营企业家和外国公司所有）。 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货物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2004年为10.4%），同时西方经济停滞又束缚着外部需求，出口导向战略难再奏效。但把业务导向转向中国国内市场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让消费者的腰包鼓起来。 为了享受到与出口业务相同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好的商业环境：高效的法律制度、有效的监管框架、通过消灭产权侵权保护品牌的政府、可靠的物流和分销网络以及清廉的官僚体系。 中国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这样的环境。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需要从掠夺者转型为哺育者，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财富创造者而不是榨取对象。几乎在所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转型都伴随着建立法治精神或由独裁转向民主。 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令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保持着执政权，但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繁荣已不可再持续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泡沫——学术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泡沫——已经破灭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暴露了其结构性脆弱性和政策缺陷，如日中天的”中国例外”论——中国可以在不追求法治精神和其他作为市场经济先决条件的关键制度的情况下继续增长——正在露出幻象本质。 相关日志 2012/07/14 — 胡释之:许小年进中南海说明经济到了很紧要关头 2012/07/15 —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当年的市场化改革 2012/07/15 — 温州下属的县级市乐清1-5月工业经济情况 2012/07/15 — 中国已成晚清格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足鼎立 2012/07/14 — 你们80后的小孩见过萧条是什么样吗 2012/07/14 — 韩志国: 中国经济已走投无路 2012/07/14 — 华尔街日报:中国将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 2012/07/14 — BBC:中国面临经济长期下滑趋势 2012/07/12 — 7省市立军令状 王岐山中国经济再“救火” 2012/07/12 — 通缩来兮

福建，中国——福建省仙游县村民吴良杰怀孕8个月的妻子潘春烟，在今年4月6日被当地计生部门强制引产，此后他赴京寻求援助。7月14日上午11时，张凯律师在微博上表示，“吴良杰己回福建，称该案己和解”。 吴良杰14日还在微博上发言称，“我昨天独自平安回家了。村里也送来了1万5千元的营养费。钱多钱少无所谓。我想过平静的生活，请大家不要打扰我，谢谢网友。”他还表示了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 不过对于他如何回到福建， 对华援助协会 14日的消息似乎显示了其它可能，文章中说，吴良杰的老婆14日凌晨给律师打电话，哭诉说吴良杰被抓起来了。文中还说“吴良杰接受过几家媒体采访，并跟当地政府进行了电话谈判。据说当地政府已经打了35万元到吴良杰一个亲戚的账号上，责令户主不得转移，要求吴良杰回去签协议后才能转给吴良杰夫妻。但因为出逃前后当地政府曾多次以未履行结扎保证或发微博扰乱社会秩序的名目试图抓捕他，吴良杰不敢回去签协议。吴良杰要求在北京签订赔偿协议并交付赔偿款，甚至要求刑事立案，才肯和解。昨日吴良杰可能是在北京中关村附近一个亲戚家被抓的。” 这也是继陕西安康孕妇冯建梅被强制引产引发社会关注后，再一起受到关注强制引产事件。不过两起事件最后都以当事人同政府签订协议而告一段落。张凯律师在微博上总结到两起案件的共性时说，“吴良杰与邓吉元案之共性：网上公开、寻找律师、到北京、地方政府到京维稳、当事人消失、回到当地、告之社会己和解、拿到高额赔偿对外公开较低。结论：1只有勇敢维权，才是出路，2社会底层追求的永远是实惠而不是价值”。 F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