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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与虚拟界限的消弭，是Web2.0时代的重要特征。而Web2.0时代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每个现实世界的人都将在这个平台上完成一场身份和权力的解构。这将为互联网世界的新一轮身份和权力重构提供基因储备。这些被解构的碎片基因存储于互联网庞大的基因数据库中，每个基因都具备了构成数字人格的先天条件，经过一个适当的转换机制，即可形成不同的数字阶层，而随着互联网信息监控的纵深发展，不同的数字阶层又能够发生转换。 　　 公民基因到数字阶层的嬗变——身份与权力建构机制的作用 　　Web2.0时代的互联网早已经将现实世界的人格进行了虚拟化的采编。随着云存储的出现，信息存储不断得以扩容，公民基因的存储逐渐在越来越强大的数据存储能力下成为可能。互联网对公民基因的处理过程经历了采编和均化转换两个步骤。经过采集入库的过程，公民基因具备了嬗变成数字人格，最终形成数字阶层的能力。 　　身份与权力建构在网络公民的数字人格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互联网世界的信息生产方式的差异又决定了数字阶层的差异。根据信息生产方式的不同，我将数字阶层分为三个层次，数字佃农阶层，数字中产阶层，数字精英阶层。 　　美国作家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一书中指出，人们使用媒介具有三种目的：消费、创造与分享。这三种活动如今也构成了Web2.0时代互联网公民的基础性活动。数字阶层就是依据网络公民对于信息的消费、创造、分享的不同划分的。 　　数字佃农阶层的网络公民主要从事对“资讯”的创造、分享、消费。这里的“资讯”是指信息金字塔中最低端的内容。其主要特征为基于个人生活的琐碎话语、为了迎合大众心理所呈现的娱乐化、无价值信息。是克劳德·香农信息论中的噪音和冗余。过多的此类信息，会造成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泛滥，抵消知识与智慧的有效作用。数字佃农阶层的网络公民常常见诸于微博之中对私人生活做出无聊展示的个人，对于道听途说的网络谣言过多的关注与分享，参与无根据的网络打假行为，制造低层次，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的信息内容，无逻辑的堆砌信息。此阶层的网络公民、易受舆论风向标的影响，现阶段的网络水军，五毛党多由他们组成。 　　数字中产阶层的网络公民主要从事对“资讯”和“知识”的创造、分享和消费。“知识”是指信息金字塔中位于中端的信息。知识的功用在于让人产生批判性的思考，对社会的百态有一定的自省和思考的能力。知识对互联网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数字中产阶层的网络公民有时也会对私人生活进行混乱的马赛克式展示，对低涵养的资讯产生兴趣，但是他们区别于数字佃农阶层单纯的沉溺与不假思索，他们更多的能够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有较丰富的文化储备，但是仍然没有能力将感性认识转化成智慧的结晶。这类人群在网络公民社会之中占据绝大多数，他们大多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学生、教师、具备社会经验的白领、公司普通员工、高管等等。 　　数字精英阶层的网络公民不在资讯、知识方面做文章。他们所关注的是信息金字塔最顶端的“智慧”的生产。“智慧”作为信息金字塔最顶端的信息，具备了强烈的哲学意味，能够完成对各种事件的普遍规律的总结。智慧对于事件的解读是纲领性的，具备强烈指导意义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数字精英阶层在对世事的观察中，不仅用一双眼，也用一颗热心去对纷繁复杂的事件进行解剖。对真实的追索，对善念的坚持，对美感的执着是数字精英阶层的核心特征。在网络信息海洋中，他们是意见领袖，拥有一呼百应的话语权力，在“围观改变中国”的场景下，他们是最有力的号召者，他们的强大人格魅力是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数字阶层的相互转化：信息监控机制赋予的可能 　　公民基因根据信息生产内容的不同完成了阶层建构，那么已经形成的数字阶层能否转化？如果可以，转化的机制又是什么？互联网信息科技的发展已经给阶层转化提供了可能，那就是信息监控机制的成型。 　　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信息监控机制是一个强大的“圆形监狱”，它以最小的成本处理了最繁琐的监管。互联网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每时每刻不停运转的电子监视器。任何时候，任何网络公民的一个微小的行为和轨迹都会被记录在网络庞大的数据中心里。数字阶层的转化实际上就在于信息监控的密不透风。福柯有言：“人在圆形监狱中死去”，这给每一个互联网公民提供了强大的隐喻——每个人都在监视中生存，完成在互联网中的生存使命。 　　以粗浅的形式划分，信息监控机制靠两股气流混合形成。 　　第一股气流的作用来自于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这股气流对人们信息的记录和监控的方向是至下而上的，每一个社交工具的使用者都热衷于发声，他们在社交平台上没日没夜的展示与自我暴露，说出来的话，发出去的图，填写在表单中的姓名、生日、性别、爱好兴趣、家庭住址、个人电话等等信息被无休止的曝光于社交平台上，俨然主动向社交平台提交的一纸纸“个人简历”。因此，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平台获得了众多网络公民的“身份证”。社交工具对互联网公民的信息资源进行了汇总，形成自己的资源优势。 　　第二股气流的作用来自于以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这股气流是由上至下的，它是互联网公民无意识的暴露所形成的庞大数据库。搜索引擎所具备的特色武器是它独特的蜘蛛程序。蜘蛛对信息的聚合依靠节点进行广泛分布，每一个节点都是联系的而非孤立的。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蜘蛛的工作是不断地在网站中爬行，由上而下不间断抓取和索引。众多网站的信息、众多个人隐私的轨迹，都被收录其中。广泛结网与全景监测，是这股气流的特点。 　　由下至上和由上而下的两股气流的汇合形成了强大的漩涡现象，这个漩涡使所有的信息都杂糅在一起，完成对监控而来的信息的汇总和集中存储管理。Web2.0时代这种强大的信息监控机制促使了每个人都以一种最真实的面目示人，虚伪的网络面具即将逐渐的退出历史的舞台。又因为这种信息监控机制的存在，使网络公民之间能够相互的监督，以双重面目示人的公民将让自己的不忠诚暴露于公众的视线之下；以真学识展示自己的人也将得到人们崇拜的目光。以此方式进行汰选，最终实现阶层的轮转。 　　当然，互联网的信息监控机制是机器逻辑对生物逻辑的侵袭。造成的结果就是网络出现更多全民狂欢式的疯狂的对个人隐私进行揭露的图景。人们逐渐丧失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私域逐渐变成荒芜的存在，有些私人的美好已经落幕。 　　Web2.0时代数字阶层的形成与转换，对于每一个网络公民而言都具有指导意义。活在互联网这个“圆形监狱”中的我们，接受着监视也创造着信息。生产的信息的质量差异决定了每个人数字阶层的归属，因此，每一个网络公民都应当对自己生产的信息负责。慎用个人话语的权力。 　　来源：互联网营养餐厅newcy投稿， 原文链接 。 评论《Web2.0时代数字阶层的形成与转换》的内容… 相关文章: 从事产品设计应订阅的13个团队博客 从Flipboard谈创新和山寨 Web3.0从内容匮乏到信息收敛 Web3.0展望 企业在网络中如何面对负面言论 微博： 新浪微博 – 腾讯微博 – 论坛 月光博客投稿信箱：williamlong.info(at)gmail.com Created by William Long www.williamlong.info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對於這些大陸官方斥巨資辦的海外媒體能否成功，西方同行與中國國內媒體研究者均持懷疑態度。這種懷疑的焦點是，這些海外媒體必將受控於中宣部而缺乏公信力。 有學者指出，儘管“大外宣”運用了資本的力量，打造中國的良好國際形象，但商業邏輯是無法取代文化邏輯的，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是由其國內政治社會狀況來決定，就像美國的國際形象不是依靠美國新聞總署和白宮發言人塑造的，缺乏公信力的外宣媒體辦得再多，也不可能憑藉它來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 新華社租用美國時代廣場上的廣告位。 中國內地傳媒學者畢研韜說，如果中國的新聞制度和新聞理念不能與時俱進，中國450億元的外宣投資（也是高額學費）除了浪費國家巨額資金、肥了某些國營媒體外，可能成為貽笑大方的歷史笑料。 他指出，中國媒體的內傷是公信力太低，其主要原因是混淆了新聞與宣傳，必須給予新聞媒體更大的獨立性，這才是中國媒體的唯一出路。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表示，“我想，（畢研韜的）這個擔心有它的依據，如果嚴格按照過去的方式來做對外傳播，它的實際效果應該是不很樂觀的。” 喻國明認為，實際投入可能超過450億。 中國問題觀察人士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自從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以來，西方對中國已形成某種固定的模式，很難改變，除非中國在西方關注的話題上，例如在人權和西藏、新疆政策等問題上做出改變。 他說，“在西方世界，靠這個方法恐怕很難擴大中國的軟實力，因為西方國家對一些問題批評很久，比如對中國的人權紀錄，在西藏和新疆方面的政策等，一般西方讀者對這些問題比較有興趣，可是這些問題目前北京恐怕解決不了。所以目前他們對外宣傳的方法和投入很難在西方世界獲得很大的作用。” 他說，另外從新聞管制角度來說，北京也不太願意改變媒體“報喜不報憂”的傳統，因此從這一點來說，也很難取得西方世界的認同。 動向雜誌主編張偉國説，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努力的一個目標，就是儘可能的包裝自己，把自己打扮成跟西方媒體好像是同樣性質的傳媒，把自己作為“黨的宣傳工具”這個本質，給包裝掩蓋起來。“西方對這種東西，總體來講瞭解不多。因為西方人對共產黨意識形態輿論的控制，都缺少切身的體驗。尤其是中國，在共產黨極權專制國家裡面，對媒體控制是最精緻的。許多手法恐怕是西方人想都想不到的。” 說回央視，每個分台200人的編制就想和CNN，FOX這種做大坐穩的當地電視台競爭，更是不靠譜。更不要說，中國人像是發政治指令一樣告訴當地聘用的新聞人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報道，勢必會有矛盾和衝突。勞資雙方這個磨合過程勢必是漫長而又荒唐可笑的。當地的法律、社會規範和政治制度更是對央視這種野心構成極大的挑戰。比如說，在美國，50人以上的公司就可以組建工會，那勞資之間的矛盾馬上就會凸顯，員工對薪金不滿了，對新聞審查不滿了，都很容易譲矛盾昇級。怎麼解決，沒人知道。“搞不好最後釀出內部人揭醜的好戲來，”知情人說。 具體拿利比亞戰亂來說，當地的央視報道站在哪邊的立場？站在卡扎菲一邊，那不是找駡找打嗎？要是站在推翻現政府的反對派一邊，那在中宣部看來豈不是政治上不正確？ 另外一個北京不願意接受的現實是，因爲是中宣部管轄的官方媒體、黨的喉舌，西方一些有影響力的名流學者和領導人並不願多上央視露面，他們有所顧忌也算是人之常情。一些有見識、有智慧的西方人士也不願接受央視9台的采訪，更是不想自己的話被“掐頭去尾”，無辜被利用成為共產黨的外宣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秘書曾提議，央視一分爲二，一個還叫中央電視台，負責宣傳“光榮偉大正確”，由中央撥款扶持，另外一個叫國家電視台，市場化運作。有高層認爲，這個方案不錯，是個方向。 但衹是個方向，具體怎麼搞要研究出不知道猴年馬月了，大外宣等不及就“開拔”了。 “現在的大外宣就是大虛假，大躍進，大花錢，大忽悠，花著中國納稅人的血汗錢，解決一些人的級別問題，譲一些人方便陞格陞官，方便在國際上旅遊，方便在海外置業爲自己未來移民鋪路，如此而已。”知情人説。（《明鏡月刊》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