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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2010年度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的中国作家野夫,目前接受荷兰政府邀请,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故居写作，德国之声专访野夫，就自由写作、六四事件等进行交流。 德国之声：听说您此行是接受荷兰政府的一个作家项目的邀请,能否先请您介绍下参加这个项目的情况?包括在这期间您将要写的一些作品? 野夫： 荷兰国家文学基金会是通过荷兰文化部拔款，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当然主要是极权国家的作家提供写作资助，为作家提供写作环境和生活需要，供作家自由写作，又叫避难者写作计划，因为在世界很多国家的作家都处在不能自由写作的状态。他们给我提供的这套房子，是最有意义的，是《安妮日记》中安妮一家原来的旧居，里面的家俱还保持着上世纪40年代的模样，大家知道安妮一家是从德国逃到荷兰，再被纳粹带回德国处死的，《安妮日记》中文版是我协助和参与引进中国的，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缘份使我来到这个房间写作，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天数一样。 现在我第一还是保持一个散文的写作状态，我的散文的主人都是在过去受到迫害的父老乡亲。第二是我一直写在《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调查》，这是我经过几年的田野调查，已经写了大部分。还剩几万字，希望在这个期间能够完成。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其中的写作是观察中共基层政权的现状,目前很多公知和百姓都津津乐道的是高层动态,您为什么会去观察基层政权的情况，您觉得中共基层政权对执政整体有怎样的影响? 野夫： 也许这本书出来后，会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基层政权是怎样在运作，比如维稳也好、发展也好。我算是用了几年的时间解答清楚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然后我再把这些讲述出来给大家听。 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主要是贪官或基层政府坏了，因此”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在一定程度上想否定这一说法，中国基层政权当然贪腐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事实，但是中国的问题，压根不应该由基层政权为整个体制背书，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高层，站在极权政府的角度来看，多数基层政权是很”勤政”的，也会非常”辛苦和操心”，当然享受腐败是额外的、甚至是体制默许的一种奖励，他们费尽脑筋甚至披肝沥血的所作是在完成错误的事情，比如说维稳，上边要求不允许有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群访，上面拿这个来考虑基层领导的”帽子”问题，他们就必须不择手段。对他们来说这是政权要求他做到的，他们是用此效忠政权的。要做到这些必然要采取非正规手段，基层政权是高度紧张的群体。 德国之声：与基层对应的是中共高层，十八大在即，作为一名作家，您将从哪些角度去观察政治上的一些变化或是不变？ 野夫 ：我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对未来还持有乐观态度的人，十八大假设没有新的变局，在未来执政党有没有可能启动政改这个问题上，我持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可能，这点总是被朋友们嘲笑的，认为我总是寄希望于他们。我虽然认为启动政改是渺茫的，但这种可能性没有消失，是因为这个时代从各种因素都到了不启动政改这个政权就有危机的时代，政治是因势利导的事情，他也要盘算怎样做对他们自己最有利，这个时代就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时代。 德国之声：今天网络上又有传言，说中共当局将公布对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初步调查结果，这个事件在作家看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桥段？这个看起来象意外添加的桥段在整个中共故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野夫： 这种都是极权国家的典型事件，极权国家总会发生一些让你意料之外、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很少有这样的爆炸性的突发事件。具体这个事情上来说，我们有很多人早在一两年前就预见早晚”薄、王”都要出大事，只是不知道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我们一介布衣和普通文人为什么会预见到？是因为文人观察社会会从历史中找出规律来，象薄这种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天数都会让他在劫难逃。 德国之声：您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度”自由写作奖”，您也曾经说过文字的属性就是自由，而获得这个奖其实是中国作家的悲哀，中国作家到底身处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 野夫： 中国当代作家要分成两个群体，一是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内作家，一是完全不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外作家，中国体制内作家集中了一大批就写作技巧来说并不差的文人，这些文人也有很多好的作品，我就不一一点评了。但他们对体制的依附习惯使得他们并不能真正放开来写，不敢去真正的触碰这个社会的问题，不敢真正去挑战这个时代的黑暗，我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甚至可以做出一些我称之为无意识的、养成习惯的荒诞的事来，他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另一阵营的作家贝岭在台上，他们会集体随着领队退席，这是很荒诞的事情，他们这些名气、成就这么大的作家，他们会象幼儿园大班的一样，阿姨站起来走了就跟着退席，这是明显的没有独立人格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去说体制外的自由作家这个群落，里面也会有一批很优秀的人，但是这些人在中国的写作一方面是有风险的，就象我们看到每年都会有”文字狱”的发生，每年都会有人被判刑，他们的罪证是他们写的文章，这在现代国家、在21世纪的世界面前，这是可耻的现状。真正能写出来又被大家知道的是很少的，真正能被世界、被本国人民关注到的自由作家其实是少数。我曾经做过一个”中国民间写作现状”，中国民间写作的人有大量的人在，默默无闻，但是我认为终有一天，他们写作的东西会象井喷一样爆发。中国会真正进入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 德国之声：最近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代表的百名作家抄写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您怎么看这件事？ 野夫： 这个事情本身并不算一个严重的事情，甚至大家在炫耀书法，他们听到某某也在参与愿意加入某个阵列使自己”增光”的事情，他们没有去细想作为中国作家、中国文人被迫害的命运被整肃的命运、被约束自由创作的命运都是从延安讲座讲话开始的，这样一个可耻的文本，你怎么好意思在这个年代还去抄写？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惯性”我拿了你们的钱和俸禄，我享受了你们给我的待遇、职称，你们让我抄这个讲话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们潜意识里就没有往深里去想，当然这件事出来以后，也有的作家自己反省了，无形之中对自己也造成了伤害。 德国之声：与这些作家相对应的，应该是另外一些作家，比如象德国的廖亦武、目前还在国内的余世存、冉云飞、慕容雪村等人，这些人也是您的朋友，今天在这里也想和您探讨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独立性写作这样的话题，独立对作家意味着什么？ 野夫： 我认为独立就是一个作家的灵魂，是脊柱，一个没有独立精神、人格、意识甚至没有独立文风的作家，本质上都不算一个好作家，能识文码字的文人而已。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和不自由的时代，这种独立性更显得非常重要。 德国之声：除了独立性，我看过您的作品《革命时期的爱情》、《尘世挽歌》等，觉得和主旋律及流行网络文学有很大不同，现在关于土地、母亲、爱、真相、救赎及死亡的文字越来越少了，所以想请您谈谈作家如何在作品中投射人性温度以及对时代真诚纪录？ 野夫：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并不缺乏象我及我的家族的这些悲剧，这样的悲剧遍地皆是，有的人有这样的故事但自己认为没有写作能力，他们不想说了；另一方面有的人觉得要把遥远的东西放下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觉得现在写出来还有危险，会给自己增加麻烦。我熟知很多家族惨烈的故事，中国的国史总有一个年代要重写，现在的基本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而要重写国史依靠什么？我认为要依靠无数个家族史来重新填充。只有这些家族史才能佐证我们国家是如何走过来的？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些和主旋律的宏大叙事下是根本看不见的，个体生命的声音被糟践了，这是我们现在的缺失。也有很多作家认为写这些又不卖钱，他何不写畅销书呢！ 德国之声：我相信将来对”六四事件”的记录也将重写，当年您还是一名警察，因为同情和支持学生并参与保护被通缉的人被捕入狱，二十三年过去了，您怎样评论当局对六四的态度，以及民众对这个事件选择记忆或遗忘？ 野夫： 国家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明显看得出来是要尽量抹杀和淡化这件事情，从官方语言上，早已经从”反革命暴乱、暴动”改成”事件”，到后来改成”风波”，从官方发言实质上是平反了，既然不是”暴乱”而是”风波”就不存是非，没有正恶，事实上他们已经给出了”这个事情是无罪的”，但是他不愿从法律上纠这个错，他们认为纠错的时间没有到，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伤痕，把这个伤痕先用胶布贴上，不许任何人看见这个伤痕，也不让大家提这个伤痕，那么这个伤痕到底里面发炎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会自然痊愈历史仿佛就不存在这样一场灾难、这样一个伤口？还是继续发炎最后溃烂到伤痕里的骨髓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他们眼前不想管的事情。 我也知道民间六四这一代人，这代人是广义的，不仅是”六四事件”的学生，卷进”六四事件”的远远不止学生，因”八九民运”而改变命运的官员大批，现在的生意人有大批，工人也有大批，卷进少的是农民，虽然农民也有代表，当然学生是主力，广义的六四这代人我接触得很多，有的现在非常成功，有的甚至在体制内也混得很成功，更多的是在这个社会生存得不好的，被继续打压甚至判刑，所有这些人他们心中并没有淡忘这段记忆，这是耿耿萦怀于心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说并不等于遗忘，最终我们这个民族必须要面对这个坎儿，要想迈过，必须得有一次面对，官民将一起面对。不解决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谁也别想用个胶布就把这段历史贴上它就自然痊愈了，就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作者:吴雨 责编:馨月

　　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贺国强曾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台湾媒体报导称，从贺国强下令将薄家之家臣王益“双规”、判处死刑；以至薄熙来藉由“打黑”，将贺国强昔日干将文强送进大牢，判处死刑，其中暗藏不为人知的核心内幕。包括薄熙来与妻子谷开来涉及毒杀英商伍海德及多条命案，贺国强指挥中共中纪委侦办案件等等。 　　贺国强曾于1999年至2002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而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高调开展打黑，并将贺国强过去在重庆倚重的人马，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列为“黑社会头号保护伞”。 　　台湾中国时报近日报导认为，薄熙来打黑具有强烈的斗争针对性，同时，薄熙来真正目的，则是为反制中纪委在2008年侦办“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贪腐案件”所采取的报复行动。 　　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王益，曾任职中顾委办公厅，担任薄一波的秘书，被视为薄家“家臣”。后来王益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10月，王益被调至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之后王益开始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发行、基金等重要业务，1999年之后并出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政商网络，傲视北京。 　　王益在扩张政商版图之后，不断传闻涉及受贿、内线交易等违法事证，其核心成员“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还惊爆跳楼自杀事件。2008年6月，刚接掌中纪委的贺国强立即下令将王益“双规”；2010年4月，北京中级法院以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百度百科介绍，王益从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七年间，因工作关系，得以与闻政要。一位接近王益的人士称：“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秘书，王益很多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中国时报报导，王立军事件爆发以来，中共中纪委调查组，兵分多路，并已控制涉及杀人案件的相关人士；主导侦办行动的指挥官是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据《动向》杂志报导，4月9日下午2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何勇、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随行4名中央警卫局特警乘坐两辆中办专车押送薄熙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当日下午，由贺国强、李源潮及中央办公厅令计划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对薄熙来作出宣布，即时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即双规），并通知已就英国商人海伍德死亡案依法复查结果，将犯罪嫌疑人谷开来逮捕法办。 　　当贺国强、李源潮及中办令计划向其宣布处理决定的时候，薄熙来接受不了从“薄泽东”到“日薄西山”的落差，而情绪失控对前来调查的人员大喊大叫，大骂调查人员，要求见江泽民、胡锦涛、周永康，但是无人理会他，随后，薄被送往北京卫戍区招待所监管。 　　薄熙来在重庆打黑，从一开始就运用大量现代传媒技术造势，不讲法律程序公正。因此，运动之初，就含有薄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为竞争下一届中央核心领导做准备。薄熙来为了夺权做了大量部署，包括借“唱红打黑”大量抢夺民营企业钱财；用金钱美女收买毛左文人为其歌功颂德、鸣锣开道；监控窃听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电话及建立私人武装等等。 　　薄熙来的打黑运动，有几个特点：从来不在自己的势力地盘，如辽宁、大连打黑；只在他人的政治地盘——重庆打黑；薄熙来打黑彻底砸烂重庆原有公、检、法人事系统；将打黑形成运动，在重庆官场搞人人过关，形成红色恐怖。 　　南方人物周刊曾报导，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下面的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徐强……一个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因为涉黑，纷纷落马。 　　前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司法局长文强，是重庆公检法的实力派人物，被薄熙来列为“打黑”头号目标，随后被重庆高院以涉嫌受贿、强奸等罪名，判处死刑。文强曾在贺国强麾下担任重庆公安局副局长，被视为贺在重庆公检法系统的重要人马。 　　薄熙来打黑火已经烧到贺国强，看到薄熙来就要支架不住，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门作出批示，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 　　据英国媒体报导，薄熙来拥有一支46人的私人卫队，年龄在23到27岁之间，身高都有一米八以上。这些人从技术上来讲属于重庆市国内安全保卫局，但实际上只服从于薄熙来的命令。 　　而香港《亚洲周刊》报导说，由于追查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王立军的五名心腹和司机被薄熙来秘密抓捕，其中三人遭刑讯逼供后死亡，王立军感觉到自己命在旦夕而仓惶出逃美领馆。薄熙来如果被证实是这些命案的主谋，可能会被判死刑。 相关日志 2012/05/29 — 旁观者昏－－为什么薄熙来要危险得多？ 2012/05/29 — 薄熙来重庆打黑- 抹黑律师李庄会议实录 2012/05/28 — 传今晚新闻联播将公布中纪委对王、薄、谷的处理 2012/05/28 — 明镜:江泽民：薄熙来案突破了底线 2012/05/27 — 中共定性薄熙来下台是因“孤立刑案” 2012/05/26 — 德国之声:中共高层欲淡化薄熙来事件 2012/05/25 — 路透社独家：消息人士称薄案被定性为刑事犯罪，无大清洗 2012/05/25 — 路透社独家：三名消息人士称，近200名中共官员本月早些时候在京西宾馆开会，胡锦涛说要将薄案控制为“孤立”案件和刑事案件，避免大规模清洗，减少对18大的冲击。 2012/05/25 — 薄瓜瓜毕业留美暂不返国 2012/05/25 — 薄瓜瓜从哈佛大学毕业

来自中国统治下的西藏的报导说，在两名男子星期天下午自焚之后，中国军队对拉萨的社会生活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这是在戒备森严的拉萨首次发生这类事件。 报导说，一名19岁的男性抗议者在大昭寺外当场死亡，另一人目前仍在医院里。 消息人士星期一告诉美国之音藏语组，自从发生自焚事件以来，数目不详的一些人遭到逮捕。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寻求控制反政府自焚抗议不会蔓延。在过去14个月里，这些抗议震动了中国西南部的藏区和相邻的西藏自治区，佛教僧侣、尼姑和他们的支持者要求自由并呼吁允许流亡海外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目击者说，星期天的自焚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消防设备就抵达了现场。这凸显了拉萨居民所形容的拉萨的紧张气氛。纽约时报也报导了拉萨的“一触即发的局势”。 西藏的消息来源还告诉美国之音，现场目击者为最近这次抗议拍摄了照片。但是他们说，这些照片传不出来，因为中国当局立即切断了与外界联系的信息渠道。 自从2011年3月以来，至少有37名藏人自焚。 中国表示，自焚煽起分裂主义情绪，得到国外的指导。然而，达赖喇嘛的代表说，进行自焚的藏人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活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而决意这样做的。他们还指责中国用分裂主义作借口，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进行更严厉的镇压。 星期天的抗议是自从2008年的起义以来，在拉萨发生的反抗当局的最激烈的行动。中国安全部队把整个城市长期封锁起来。 在此之前，中国当局采取了新措施，禁止藏传佛教徒，包括在职的和前政府官员、学生和党员在从5月21日开始的释迦圣月期间从事宗教活动，释迦圣月纪念佛陀的出生、觉悟和圆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