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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时任长沙大学党委书记的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 的确是这么回事。 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刘耘在正厅级的位置上，选择了辞职。与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再见。 　　 意气风发 　　按照正常的轨迹，教师将是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生刘耘毕业后的职业。1980年10月，正值毕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到学校招人，两位招聘人员以省教育厅干部的名义，组织毕业生座谈，逐一询问他们的分配意愿。多数同学都表示不愿离开南京，而刘耘却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 　　其实，刘耘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只当一名老师。 　　那些不愿到外地工作的同学最终都被淘汰了，而刘耘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国办信访局工作的通知。23岁的他对体制内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个模糊的预期：凭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 事业的。 　　初到信访局，刘耘的心凉了半截。办公条件简陋而陈旧，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与他的同事们在私下聊天时，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成为刘耘那段人生经历中更为重要的注脚。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感受到的主旋律。对现在的刘耘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参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至少在他所任职的国办系统是这样。他举了个例子。1984年到1986年这两年，他到国际关系学院读了硕士。毕业后，刘耘想回国务院，国务院也欢迎他回去，但国际关系学院也要他留下，于是主管部门不放人。国办人事局找主管部门交涉，无果。最后，国办信访局和人事局联合给国务院的领导写报告，一位国务委员出面协调，把刘耘要了回去。 　　刘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1987年，他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 　　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感触不深”。那时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刘耘的话说，“是非常辉煌的”。 　　意气风发的刘耘有着远大前程。1992年7月，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从中央到特区都有了，唯独缺了基层。“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再完整一些的话，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搞不好团结” 　　1993年，35岁的刘耘有了新身份：长沙县县委书记。 　　到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前任县委书记不愿离开原来的岗位，虽然被调到省里的乡镇企业局当副局长，却仍然暂时兼任县委第一书记。省委给刘耘的说法是，你不熟悉情况，过渡一两个月，他就走。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怎么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 　　一老板赌博被抓，按规定应拘留。有人出面干预，称拘留这位老板会影响企业发展。公安局颇感为难，向刘耘请示。刘耘答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可让这位老板在拘留期间处理业务。公安局照办。很快有人告状，说刘耘破坏当地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形象。 　　在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任期内，类似这样被告状的事情，刘耘经历了不止一次。 　　第二年，刘耘离开长沙县，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被告状的经历并没有从此画上句号。区政府有两辆进口轿车，一辆是区委书记坐的，一辆是区长坐的。有群众不断向纪委反映，最后告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层层转下来，到了长沙市纪委。市纪委要求刘耘做出处理，刘耘便把车封存了。 　　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到长沙考察时，长沙市委还将这件事情作为亮点作了汇报。 　　可这“亮点”成了刘耘仕途的“污点”。不久后，上级以不团结的名义，将刘耘的工作调整了，新的职务是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小了；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干部选拔的惯例，外经委主任这样的领导基本上意味着与更高一级的党政领导无缘。 　　后来，刘耘找了在中央的朋友反映此事，朋友回复说，他们说你搞不好团结，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刘耘事后分析，“封存车子”一是得罪了区长，他没法继续坐了；二是得罪了前任，“你否定他的工作啦”。 　　而“搞不好团结”，除了“封存车子”还有“不收钱”。 　　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别人就不敢拿了。” 　　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中国不一定是这样。 　　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团结”受到影响的，除了他自己，刘耘还见过许多。他的一位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1997任宁乡县县长。这位县长工作能力强，且廉洁自律，在乡镇领导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98年春节期间，他将几十万元礼金悉数上缴，还在大会上痛斥送礼行为。刘耘以亲身经历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他满不在乎。不久，他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关系即形同水火，组织部门便让他到别的县“交流”了。多年过去，不跑不送的他几乎“原地不动”，而当年的许多同僚甚至下级都成了他的领导。 　　“不团结”是可以明确拿出来作为理由的，还有一些影响仕途的因素则是更为隐晦的。曾任浏阳市委书记的欧代明思想解放，敢作敢为。他在任时，“口袋里装着大学毕业生名单，使用一个划掉一个”，一时浏阳人才汇集，事业兴旺。但欧代明个性突出，“领导不好驾驭”，后来“被打发到省直部门担任偏将去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逐渐形成了他的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陷阱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最初，组织上的意思是，“先过渡一下，解决级别，然后就到市里面当副市长”。刘耘到了学校，两个月后就下定决心不去当副市长了。 　　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曾经不甘于做老师的刘耘现在发现，自己“也比较喜欢教育工作”。 　　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即便不按德国标准，以中纪委的规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构成了职务犯罪。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在刘耘看来，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在权力的使用上，刘耘坦诚表示，“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一把手做久了，习惯了以后，“确实也会对不同意见产生本能的抵触反感情绪”。 　　今年1月，刘耘离开工作了12年的长沙学院，到长沙市人大担任党组副书记。七个月后，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现在，他在海口一家民办本科院校担任院长。 　　在刘耘看来，在人大所任职务的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干什么实事呢”？到人大之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官场小说，像《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之类。他发现，现在的与小说里的几乎毫无改变，“一个模子出来的”;社会生态亦是如此。 　　五十岁之后，刘耘意识到，不必对自己的仕途抱太大的希望了。如今，他已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在决定辞职时，已经没有留恋了。 　　但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体制“心死”。 　　一个例证是自去年年底开通微博后，他频繁就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发声。198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务院，写文章谈论政改，提出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 　　法治的社会是刘耘的理想。他曾转发一条微博，内容是哈耶克谈论法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附文：长沙学院原院长刘耘的严正声明 　　我，刘耘，曾经的国务院办公厅干部，深圳特区最辉煌时期的市委书记秘书，全国唯一有博士学位的县委书记，现任长沙学院院长，在网络上被诽谤为中国高校第一贪已达两年之久。今天在此正式向全国的网民声明如下： 　　1，我于1993年从深圳调湖南担任长沙县委书记至今近二十年曾经担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长沙市外经贸委主任及长沙大学党委书记，在我所任职的所有地方及单位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及家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湖南省和长沙市纪委去年对我所做的五十天的调查也已排除了我个人有经济问题。欢迎全国网民对我任职期间的任何可能的违规行为实事求是地举报。我也随时准备再次接受组织的调查。 　　2，长沙学院极个别人因为对我在2010年未推荐其为校级后备干部不满，策划并发起了长达两年的网络匿名诽谤，使用“liuyunshisb”等马甲用文革手法及最下流的语言对我及祖孙三代极尽造谣诽谤及人身侮辱，并利用假新闻或无限放大学校工作失误在学生中煽动不满，以达到制造公共事件把我赶走的目的。不仅对我个人，也给学校的形象及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3，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自由也绝不能没有边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网络完全放任不管。希望并欢迎负责任的媒体及法律工作者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进行全面负责的调查，厘清真相，总结和发现法律法规的漏洞从而提请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并完善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 　　4，中纪委关于加强和规范纪检监察网络举报工作的意见第十条明文规定“网络举报人应对举报的真实性负责。对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诬告陷害他人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对网络上对我的造谣诽谤调查核实并即使公布结论，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刘耘 　　2012年12月24日 　　联系电话：13873150808 　　附录：长沙学院网新闻（1月11日）：省委宣布我校党政主要领导任免决定 　　1月9日下午，受省委委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宗文，省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成员夏智伦，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程水泉来校宣布中共湖南省委关于长沙学院党政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詹小平同志任长沙学院党委书记，韦成龙同志任长沙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黄中瑞同志不再担任长沙学院党委书记，刘耘同志不再担任长沙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相关日志 2013/10/15 — 中国万亿科研投入成唐僧肉 据称仅4成用于科研 2013/10/15 — 梅新育：反对科技部长与新华社联手扼杀中国科研 2013/10/11 — 北京依然值得你留下 2013/10/10 — 日本财团如何全球化运作-浅谈小松，丸红，三井住友，丰田打交道 2013/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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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观察员 张跃然   宗教的社会意义并不局限于提供精神寄托，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资源。俄勒冈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Karrie Koesel 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证明，在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系统依然保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其隐秘的运作方式依赖于兼顾灵活性和凝聚力的特殊组织形态。家庭教会的组织经验揭示了中国社会自组织的巨大潜能，为我们重新思考“教会”、“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这一发现来自于研究者对某一家庭教会系统的案例研究。在2006-2007、2010年，研究者分别对这一教会系统的若干不同层级的领导人进行了访谈。研究者的分析基于这些第一手的访谈资料。 家庭基督教会，是指不隶属于中国官方基督教组织（中国三自教会、中国基督教协会）、未经官方登记的宗教组织。2010年，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曾连续发表几篇正面报道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文章。文中提到：家庭教会话题已经脱敏，成为学术界和媒体可以介入的公共话题。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教授的话说，“政府对于有关家庭教会的讨论与争论，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 Koesel研究的教会发展蓬勃，保守估计其徒众已经达到一百万人。该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并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不断壮大，核心原因之一是其特殊的内部组织结构。 该组织结构具有两大主要特点。其一是垂直和水平层面的半自主性。垂直地看，整个教会系统被划分为如下层级：总部（全国）、教区（每省一个或几个）、地方教会（每个教区含三到五个）、家庭教会（宗教仪式活动单位）、细胞小组（徒众的日常活动单位）。与通常意义上的科层制组织不同，教会每个层级之间不存在具有很强约束性的命令、监督关系，只有较为松弛的事务协调、信息传递关系。每一层级的组织单位自主安排其负责的宗教活动，并自主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各个组织单位也不掌握其上一层级、下一层级的具体情况。水平地看，同级组织单位之间完全独立而且甚少联络。 其二，基层组织单位能有效凝聚徒众。在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细胞小组中，徒众们定期聚会。这些聚会不仅能交流感情、增强大家精神信仰的强度，而且成为成员们互相排忧解难的平台。这样一来，教会及附着在其上的社会关系，将徒众生活的各个维度包裹起来，大大强化了成员内部的凝聚力。每个细胞小组的规模被严格控制，一旦超过某一上限（一般是30人），便被拆分为两个小组，这一做法不仅保证了小组对成员的凝聚力，而且防止活动规模过大引人注意。 这种结构一方面保证了教会系统的核心领导人物可以一直居于幕后，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当某一层级的某一组织单位遭遇危机（如被取缔），整个系统可以安然无恙。此外，它还保证了整个系统拥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弹性，可以对外在环境做出灵敏反应（比如不断变更集会地点）。基层组织单位对徒众的有效凝聚，使得教会的群众基础十分牢固，并能稳步壮大。 有意思的是，教会的某些领导者承认：教会在创建阶段有意借鉴、模仿了早期共产党的组织模式。 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讨论中国社会自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缺乏自组织基础。但家庭教会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这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和能量远大于传统认知，完全有可能生产出能动的公民社会。另外，在吸取上世纪末某些组织的教训之后，现今的家庭教会尽量避免与政府正面接触，并表现出对政府的拥护态度以换取一定的“政治安全”。这一观察背后隐含的依然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命题。蓬勃发展的自组织社会，既有可能与国家产生冲突，也有可能与国家和谐共存。哪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取决于多种社会历史条件。 【参考文献】 Koesel, K. J.(2013). The Rise of a Chinese House Church: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北京——很难说究竟是哪种不当行为促使颇有成就的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夏业良，从固执己见的异见分子变成了执政的共产党的眼中钉。他曾于2009年发公开信，嘲笑中宣部部长的中专学历，而且去年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的采访时，还称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 夏业良在小时候曾是”红小兵”，后来则变成了自由市场倡导者，他说他很可能是因为去年在网上发长文，呼吁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在公共场合进行政治改革辩论，从而触犯了底线。他近期说，”这好像让校方很失望。”也好像触怒了一些有权有势的党内人物。 夏业良说，未来几周内，他很可能会被免去在北京大学的教职。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他和其他人都表示，这种举动反映了政府控制中国一流教育机构里的学术讨论内容的决心。 管理者告诉他，他的命运将由他的同事所组成的小组来决定。他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打掩护，免得有人批评，他受罚是出于政治原因。53岁的夏业良说，”我对我的前途并不是非常乐观。”夏业良很活跃，在自己的宏观经济学课堂上，他经常在授课内容里加上各种针对共产党的指责。 不让夏业良说话的举动明确展示了北京大学等精英大学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大学一方面要应对国内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又渴求获得作为伟大学术中心的国际声誉。近年来，北京大学通过合作以及与世界顶尖高校开展交换项目，在大量资金的支持下强势展开工作，以提升国际知名度。 去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个造价为700万美元（约合4273万元人民币）的研究中心，而康奈尔大学(Cornell)、耶鲁(Yale)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等其他越来越多的大学也开设了双学位项目或加强了学术合作。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说，惩罚夏业良的做法很可能会损害北大提高国际地位的工作。他说，”它将发出一个这样的信息，即北大无法抵制政治影响，也不能使政治和学术分离，而这对那些希望能从事具有一定水平的学术工作的人来说，是个基本要求。” 让夏业良收声的举动也在海外受到了关注。关注科学家协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对他表示了声援。上个月，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130多名教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向学校管理者呼吁，倘若夏业良被解雇，就请重新考虑与北大的合作关系。 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和经济学院都没有回应记者的采访请求。 夏业良是一位多产的写作者，曾作为评论员活跃在中国的新闻节目中。他首次惹恼学校管理者是在2008年，当时有一些人在一份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声明上签字，夏业良就是首批签名者之一。这份请愿书叫做《零八宪章》，签名者共有300人，它让共产党高层领导大为光火。其主要作者、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还因此受到迫害，并因颠覆罪被判刑11年，目前正在服刑。一年后，夏业良在致中宣部部长的公开信中把宣传部的工作比作了纳粹党的宣传工作。 夏业良说，从那以后，他曾经历过数次软禁，有时还发现有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在跟踪自己。但是他说，大部分时间，他的生活都没有受到影响。近年来，北大管理者允许他长时间在海外担任访问学者。今年9月之前，他就在斯坦福大学。 但是，自从他去年在网上号召，要求对政治改革进行公开讨论后，北大管理者就要求他回国，之后还警告他不要再高调宣扬自己的反政府言论。 在那之后，他通过自己的微博，继续批评共产党，并宣扬西式民主，但是相关的微博帖子往往刚刚甫一发出，就遭删除。（他目前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名为”夏业良九世”，原因是之前的八个账号都已被删。）”我从没有提倡过革命，”他说，”我提倡的是和平演变。” 如果遭受惩罚，他将成为又一位陷入异见打压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这场活动日益扩大，已导致数十位律师、活动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被拘捕。今年3月，在十年来的首次领导换届中，习近平成为新任国家主席。自那以后，打压行动进一步升级，同时还伴随着一场铲除中共领导层眼中社会逆流的运动。不久前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将社会逆流定义为倡导选举民主、新闻自由，以及人权等”普世价值”。 中国的高等院校本已由中共委任的行政人员来严格管理，如今又被迫卷入了改造思想的行动之中。学生们被要求参与以”中国梦”为题的征文比赛。”中国梦”是习近平发起的一项核心运动，旨在围绕民族复兴的主题团结中国民众。一些教授已经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在教学场所讨论七个话题的禁令表示不满，这些话题包括公民权利、司法独立和毛泽东的错误。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忠今年夏天被停课，此前，他撰写了一篇倡导更大程度地坚持宪政的文章。而中国的宪法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张雪忠在接受采访时说，针对他的惩罚，以及打压学者的其他行动反映出，中共担心，其对中国学生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互联网。 “很多年轻人会通过一些具体的现象来的出结论，所有的危机和不公正的事件，它的根源可能是一个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张教授说，”官方不再有以往单向的、灌输式的电视或者报纸这种媒体的单方面的声音，我想当权者应该是感受到了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危机。” 张雪忠仍然乐观地认为，尽管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打击，但大学生仍然能够保持独立的思考方式。夏业良则没这么乐观。他说，与10年前不同，现在几乎没有学生对民主观念感兴趣，对于讨论敏感政治话题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小，感到不满的学生似乎就更少了。夏业良和其他一些人说，由党任命的班长越来越多地向意见非常强烈的同学提供”指导”，大学的电子邮件服务器也受到严密审查。 夏业良和其他一些学者说，如今，学生们大多数把工作置于理想之上。他说，”他们被父母教导，要避谈政治，努力成为公务员。他们的目标是，好好找个工作，赚钱买房。” 北京大学的几名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不知道夏业良的遭遇，仅有的几名了解情况的学生十分漠然，他们说，他反复向共产党挑衅，这种行为越了线。物理系研究生楚一琪（音译）说，”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发展，牺牲一些民主或者正义。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许多在最近一个晚上聆听了夏业良的制度经济学课的学生说，他们很欣赏夏教授不受拘束的讲话风格，即使他的一些言论让他们觉得说教性太强。（夏业良在课上曾说，”当共产主义的价值取代了传统价值，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良心，就像过去的阶级斗争，让儿子杀死老子。”） 随着教室里的人渐渐散去，经济学研究生格蕾丝·张(Grace Zhang)说，她在得知夏教授因为公开言论可能被解雇的消息之后感到震惊。她说，”学校竟然会扼杀这种声音，真令人难以置信。大学教育的根本要义，就是应该包容这样的声音。” 相关日志 2013/10/15 — 舌尖上的薛蛮子 2013/10/15 — 媒体札记：理中客 2013/10/12 — 《南华早报》党媒刊文“十问李开复” 质疑患病事实 2013/10/07 — 薛药渣–传薛蛮子已经被放出来了 2013/10/05 — 李牧:公知体 2013/10/04 — 钳制网络言论，何患无罪之有？ 2013/10/04 — 美国百名教授：开除夏业良就停止与北大合作 2013/10/03 — 王瑛：松开你们的手 2013/10/02 — 左林右狸：我所知道的王功权 2013/09/26 — 王功权刑拘延长至30天

浙江，中国—— 浙江省卫生厅 10月15日通报称，浙江省新增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患者刘某某，男，35岁，某公司职工，现居绍兴县。10月8日在绍兴县某乡镇卫生院首诊，现在绍兴某医院治疗。 通报称，经省疾控中心复测，该患者标本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卫生厅组织专家对患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资料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讨论，诊断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目前，该患者病重，医院正在积极救治中。这是浙江省自4月底以来发现的又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今年春季爆发的H7N9禽流感疫情，导致131人患病，37人死亡。病例分布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福建等地。7月18日河北廊坊一名女患者被确诊感染H7N9，8月11日不治身亡，10月9日，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表示，近期该市未发现H7N9感染者。F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