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Co-China周刊 | 朱大可: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而制片者则赢取最大票房。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现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起,张艺谋开始将其电影逐步转型为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庸俗、低俗和恶俗)的华丽飞跃。 国产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由此诞生了。张艺谋公式=情色 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中国电影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名妓,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而在280多年后的1937年末,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有30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残酷的史实和严厉的指控,本是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 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和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本土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作为一个冒牌的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但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却完成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但却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成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而制片方则赢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这部号称投资额达6亿元人民币的豪华制作,正在打破中国大片的投资纪录。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莱坞一线明星给中国打工的舆论,旨在平息民族主义愤青的抵制情绪,并掩饰其讨好美国观众口味的基本动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10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做暴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大地震故事到大屠杀故事,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爱情,也不反对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贞操,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12月15日,将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欢。距离南京大屠杀很远,而距离圣诞节和票房利润很近。在15日午夜,钟声将敲响十三点。这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报时,它要越过十三个女人的故事,向我们说出十三种痛苦和抗议。在十三点时分观看“十三钗”,的确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一边是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   (朱大可,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评家。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2e25m.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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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中国“公知”是一个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

  凤凰网文化:您个人理解的“公知”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公知?   朱大可:狭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通常具有这样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但广义的“公知”概念,仅指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专业知识分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所有问题都是广义概念惹出来的麻烦。对后一种“公知”,按不同的标准,还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比如可以按是否有良知、是否独立、是否具有批判精神等等,否则,就会出现不必要的认知混乱。    凤凰网文化:“公知”为什么现在成了骂人的词?在相对变得贬义的过程中,媒体、政府、群众等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朱大可:公知挨骂的原因有点复杂,其中既有公知本身的原因,也有公众对公知的误解。跟西方不同,中国社会是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约数的,因此“公知”就成了一个无比复杂、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由于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共语法”,各人的准则、策略和言行就会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民众对公知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在许多人看来,“公知”进了报馆,就成了“媒体”,当上了官员,自然就是“政府”,而跟粉丝一道起哄,也就变成了群众。    “公知”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 焦虑不该成为常态    凤凰网文化: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你认为,中国当代的“公知”在所谓“启蒙”的道路上为何充满暴戾之气?   朱大可:在“一切都在变坏”的时代,面对生存环境的“总体性危机”,公知和民众都失去了耐心,为存在的焦虑所困,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心情,但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常态。   凤凰网文化:公知所谓被“污名化”,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时代,公知的地位受损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第一,公知和伪公知彼此混杂,令人雌雄难辨;第二,即便是真公知,也很容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丧失独立立场,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第三,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公知的群体往往会成为被批评和鄙夷的对象;第四,公知是寻常人,而并非圣贤,公知也会犯错,有时甚至犯低级错误,这种错误在互联网上被放大之后,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将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凤凰网文化:国内公知和国外的区别在哪里?这里是否有中国特色?   朱大可: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源于“知识分子”一词,而这个语词天生就包含“公共”的意思。中国人加上“公共”二字,原本是想跟“知道分子”划清界限,谁料现在还得再加上“真正”二字,实在是件很滑稽的事情。   1894年,犹太裔的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受人诬陷,为了伸张正义,以作家左拉为首的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抗议宣言,要求当局平反这起冤案。这份文献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是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重大标志,也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源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源头,则应当追溯到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还有,批判政府外交政策的“五四运动”。但从理论上说,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遵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设定的国际标准,使用相同的“公共语汇”,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中国标准”和“中国特色”。    凤凰网文化:有人说这个群体离专业知识越来越远,公共的部分全成了一种“姿势”,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这也是我的忧虑所在。微博拓展了公知和民众发言的空间,但知识分子发言的专业性却变得越来越弱,许多人除了发布140字的短句,没有找到运用专业知识去从事文化建构的道路。于是这种声音就很容易沦为“姿态”。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必然会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凤凰网文化: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年龄层,多出生于五、六十年代,这个说法准确吗?如果准确的话,那怎么看70和80年代的那群人?   朱大可:大致如此,也不排除有不少例外。像我熟悉的王晓渔、羽戈和魏英杰等,都是公知的“第二梯队”,他们的出现,正在改变你说的这种状况。公共知识分子年轻化是一种趋势,只是来的稍慢一点。基于年龄的关系,五、六十年代生人很快就会退出历史,中国的未来,必然取决于更有活力的一代。   公知失势源自自身退化“士”的精神已不多    凤凰网文化: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也流行跨界,学数学的去点评政治、学物理的去点评文化等等。如此,公知的可信性在哪儿?   朱大可:跨行是知识分子“公共化”的必然后果,对此无须大惊小怪。对于其中出现一些知识性偏差,发言者无疑应当学会更加审慎,但只要不是蓄意误导,公众就应该给予宽容,否则,公知就没有生长空间,而中国的公共言论平台,也会变得更加寂寥。    凤凰网文化:公知群体在大陆出现仅仅数年,为何崛起如此迅速?现在的瓶颈在?   朱大可:中国公知的迅速崛起,跟这几年“中国问题”大爆炸有关。我们突然面对来自体制和环境的危机,变得不知所措起来。在这样的价值迷津中,公知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现在的瓶颈是,人们对公知的信任度正在下降,而原因不仅在于公知自身的退化,也在于“粉丝群”的反叛。任何人一旦有了主体发言权,就不再需要“代言人”了。这是“知识分子终结论”的基本逻辑。这种状况也会构成公知发育的瓶颈。    凤凰网文化: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的精神,在当代已经消失了吗?如何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朱大可:我看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果然已为数不多。在我看来,当代知识分子使命同时负有两种使命:第一是用批判的声音来推动现实改造,第二是利用专业知识和才华,去重构新的公共文化体系,这两种使命看起来是互相纠缠的,但终究有一些微妙的分别。   “公知”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我要向这个名词致敬    凤凰网文化:“公知”如果真正赢得大众信任,短期内需要做什么,长期内需要做什么?   朱大可:说这些恐怕没啥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诉求,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名单上,我偶尔被列为“公知”,但绝大部分时候又被排除其外。我是游离者和身份不明者。我自己笨想,假如我是一个公知,那么我短期内会保持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关注,同时也会尝试在文化建构上做一些专业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我要向这个名词致敬。   (采访:于一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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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朱大可:民族失忆与新记忆运动

“基于‘国家记忆’的严重障碍,‘私人记忆’近来开始盛行起来。从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杨绛《我们仨》、胡兰成《今生今世》,到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张元勋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等等,这些‘私人记忆’突然从历史性昏睡中苏醒,变得生气勃勃,成为图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它们要取代‘国家记忆’的权威地位,向我们诉说已经蒸发了的近现代史真相。”       “国家失忆”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中国一方面是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者,拥有最发达的记忆载体,但另一方面却丧失了对重要历史真相的记忆。文革终结仅仅30年,大量血腥事实已被时间抹除,甚至发生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也悄然淡出了历史。政治性遗忘像SARS一样四处传染,疏离着我们与历史的密切关系。而在记忆溃烂了之后,一些新左知识分子,却利用了这种文化失忆效应,他们以文革话语制造革命幻象,尽情诱发着“愤青”的话语暴力。这个事例从反面证实了“国家失忆”的重大效用。 “国家失忆”是意识形态管理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就在官方史学家们修史的同时,档案遭到了彻底的尘封。迄今为止,各级档案馆仍然以所谓“国家机密”的理由拒绝对个人开放。查阅者必须出示“介绍信”和确认政治身份后才能阅读少部分资料。绝大多数旧报刊和旧卷宗都被封存起来,仿佛是一些不可告人的阴谋。令人庆幸的是,对它们的解密正在缓慢起步,向我们呈示了一种修复失忆的希望,尽管它还远远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 基于“国家记忆”的严重障碍,“私人记忆”近来开始盛行起来。从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杨绛《我们仨》、胡兰成《今生今世》,到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张元勋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等等,这些“私人记忆”突然从历史性昏睡中苏醒,变得生气勃勃,成为图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它们要取代“国家记忆”的权威地位,向我们诉说已经蒸发了的近现代史真相。 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私人记忆”:邱吉尔式的历史记忆和普鲁斯特式的文学记忆。前者是一种纯粹理性回顾,而后者总是洋溢着感伤而忧郁的怀旧气质,令记忆获得一种美学的品质。七十年代风靡中国文坛的“伤痕文学”,就是私人记忆美学化的一个文学范例,它在“创伤记忆”中从事有关恋母情结的叙事,最终在张贤亮“知识分子原罪”的忏悔和自虐中达到高潮。 尽管章诒和、杨绛和胡兰成的记忆属于非虚构性文本,但它们都具备了“作家记忆”的基本属性。他们奋力书写着在个人情感经验中扭曲变形的真相,企图影响他人对历史的基本判断。维特根斯坦早已断言,话语中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就其本质而言,记忆就是流传在本人内心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在权力社会中书写往事,就是利用“回忆”来获得对历史的阐释权。回忆者从私人角度辛勤地改造着历史,令其散发出化妆品般的杳远香气。 而历史记忆还有另一种功能,它与司马迁的悲痛事迹相关。近2000年前,汉武帝对史官的阉割反而激发出一种卓越的记忆力,并且点燃了前所未有的书写激情。这是一种罕见的精神剧变:宫刑竟然成了冲锋的信号,它逼迫人起身,用书写历史去反抗专制者的王国。但这种反抗并非要在行文中直接谴责当朝君主的暴政,而是要充分展示记忆的魔法力量:他在竹简上奋笔疾书,不倦地讴歌皇帝的功绩,判处皇帝和历史一起永生。而汉武帝并未意识到这点。他到处寻找丹药,谋求永生,却对史官所赋予的不朽生命置若罔闻。 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知识分子书写记忆的极端事例。它同时显示了官方知识分子记忆的弊端:修史者即使严重受辱,其灵魂也必须统一在君主的意志之中。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民间口述历史的运动开始悄然掀起,它要从另一个更加质朴和纯粹的角度招回历史真相。在影像记忆方面,吴文光和蒋樾等人的个人纪录片开拓了数码空间,但它们随后就被大批电视台的“讲述”栏目所仿效,后者不过是纪录片的廉价代用品。 而在纸媒记忆方面,中国青年出版社《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无疑是社会学研究的范例,但这种口述历史随即被官方史学所接管,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口述史学”中心,大批口述史学著作呼之欲出,试图据此由“伪史”向“信史”飞跃。这场“新记忆运动”提供了重构记忆的重大契机,但以上的大量事例也表明,“国家记忆”正在征用“私人记忆”和“民间记忆”,来改变其“失忆”容貌,并最终达成支配“人民记忆”的宏大目标。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新世纪》周刊、财新网专栏作家。原文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43期。原文链接: http://zhudake.blog.caixin.com/archives/29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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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王小波:我喜欢的一个理科生

2012年04月13日 17:10:13     (刊于《东方早报》)   在追看一部政治肥皂剧,麦克白,夫人,门客,管家,谋杀,权力,王位,各种谣言大爆炸,让人不亦乐乎,彻夜沉浸其中,不知今夕何夕,直到看到有人开始纪念,才想起4月11日,是王小波去世15周年了。       我这一代小村、小镇、小城出身的70后,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不好,没怎么读过书,高中刚开始有点醒悟,大学才想起读点好书,但英语普遍不好,根本不敢翻原著,读到本李敖就欣喜若狂了。我,还有和菜头、老罗这些会写字的,都曾奉李敖为偶像,更多的是读王朔。能受这二位的教诲,什么都不再相信,第一反应就是骂人,这已经算不错了,勉强算得上独立思想吧。然后到了1997年,王小波去世,那前后顾准被“出土”,这两位建设者为我们补上了关键的一课。     反正就我个人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这四位,王朔调侃,李敖泼皮,顾准深刻,王小波有趣,他们的书我是一本不落地看完的,从王朔的“单立人”,到顾准的真假日记,到李银河整理的小波的各种杂碎文章,还有李敖越来越垃圾的各种“有话说”,尽到了一个忠实读者的责任,以酬谢他们曾给我的指导,虽然这营养本身也是营养不良。在我心目中,这几个人的排名不分先后,但受“二王”恩惠最多,所以常常找机会念叨。但令人我羞愧的是,从十年到十五年,仿佛一眨眼的功夫,我不知在忙些什么,把王小波给忘记了。     王小波的书,记得最早读的是《黄金时代》,然后是《我的精神家园》,后来该书扩充到《沉默的大多数》,他以小说和杂文(也可以叫评论)两条路,同时在两个领域达到了同行的最高水准,而且这两块又互相帮忙,评论写的像小说一样好看,小说写得和评论一样有情怀。对于小说我不太懂,我只是直觉上认为王是早逝的大师,如果假以时日,他可以写得更出色。也有冯唐那样的观点,说王小波的小说写的差,这个我绝不同意,王小波显然要比冯唐的小说好。     但在评论这一块,我可以笃定地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在我的评论编辑生涯里,朱大可长平熊培云韩寒是很拔尖的评论作者,有的影响力还超过王小波,但就个人阅读体验,他们都还没到达王小波站的那个地方。     看来我足够晚熟,在我25左右的高龄,才开始正式接受王小波的精神启蒙,比如神圣是虚假的、极权是反人类、洗脑很可恶、罗素的“幸福的本源”、有趣的价值、愚蠢是最大的罪孽、重视逻辑、最重要的是明辨是非等等。看似卑之无甚高论,多是一些理念的普及,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有醍醐灌顶的效果。王小波还使我对理科生敬仰有加,从他开始,我认定文科生讲道理不靠谱,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把自己和别人都搞糊涂了,而理科生尤其是在国外训练过的理科生,就有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有一种深入浅出的方法,能把道理向读者讲清楚。这个看似简单,但在各种愚昧和蒙昧的环境下,能帮读者的头脑“解套”,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在这一方面,王小波是完成的最好的。     25岁之后,30岁之前,在王小波的帮助下,把价值观这一块搞定型了,虽然还很粗浅,但看问题能基本靠谱,有思辨的能力,有不偏激的心态,脑壳没有坏掉,不再受人蒙骗,在这个世道,已经是值得庆幸的成绩,有多少人在青春的关键期遇人不淑,注定了悲剧的一生啊。这是我每每想起王小波,就有一种温暖的感激的原因,如果在古代,见了面是要叫一声“恩公”的。     这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不信你观察一下,那些口头和文字里经常跳出“有趣”“趣味”“好玩”“逻辑”“特立独行的猪”“理性”的,都是王小波的门下走狗,或是走狗的狐朋狗友。     从王小波去世以后,每年都会有大规模的怀念,尤以十年声势为盛,但那之后,随着世道艰辛,人心哀哀,王小波提倡的那些理念,在现实困境中往往派不上用场,你跟他们讲是非他们拆你的房子,你跟他们讲程序他们拆你的房子,你跟他们讲理性他们还是拆你的房子。显然,王小波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是他过气了?还是我们已经配不上拥有王小波?在离开王小波的这些年,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好。     但是不管你乐观悲观,有力无力,他都懒洋洋地站那里,抄着兜皱着眉头看着我们,仿佛对我们的颓挺不满意。当我们灰心丧气,甚至感觉无以为继的时候,重读王小波是有必要的,因为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局面,其实都在他的经验之内,还有比他的青年时代更糟糕的年头吗?           潘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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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海子之死——从悲剧到闹剧

作者: 关不羽  |  评论(0)  | 标签: 文学 , 反文学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舸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 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4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海子   89.3.24 另外,我还提请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的幻听到心声中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   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89.3.24 夜5点 校领导:   从上个星期4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舸又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这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负责.常远: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孙舸:现在武汉.其他有关人员的一切精神伤害或死亡都必须也由常远和孙舸负责.   海子   89.3.25 爸爸、妈妈、弟弟:   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海子   89.3.25 一禾兄:   我是被害而死.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远.他把我逼到了精神边缘的边缘。我只有一死。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十月》2期的稿费可还一平兄,欠他的钱永远不能还清了。遗憾。   海子   89.3.25 如果上述“不是遗言的遗言”出于杀猪汉张麻子、扫地工李麻子的手笔,量也无甚神奇——不过是一个精神病人的普通悲剧。慎终追远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是情理之中的,至于二十年后余悲或者也散尽了吧。好在,这是出于一个北大诗人之手,遂有了神奇的消费空间。 随手摘录几句高深的悲悯,我是要忍笑的: “海子完全是洞穿了生与死的奥秘,用几乎是神似的语言来讲话了,他在精神上已经完全超越生与死了。”——何止是“生与死的奥秘”,连天眼通、天耳通的奥秘也洞穿了,神则神矣,超越是谈不上的,分明是确切地死掉了。 “海子的价值在于对于个体生命的反省与认同,在他的诗歌中看到的更多是对于生命的肯定和赞美,但是他却选择了放弃生命这一极端的方式诠释了他对于生命的理解。”——什么是“对于个体生命的反省与认同”,以我之驽钝是不知道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也未必知道。如果说“报仇必须先练好气功”算是对“对于生命的理解”,恐怕有些滑稽。 “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这是朱大可先生最近的惊人之语,我素来是敬重朱大可先生的,却不知道“凶手是邪恶奸险的道教败类常远”算是什么伟大诗篇?“精心的天才策划”却也没法给倒霉的孙舸、常远定罪,显然是破产了。 海子之死,死于精神病,是确切无疑的。既没有什么可耻,也没什么光荣。为尊者讳是大可不必的,而非要把狂疾自戮的悲剧讲成什么成仁取义的伟大事迹,硬生生把普通悲剧变成了文艺悲剧,文艺悲剧升华为二逼悲剧,是消费死者的残忍——死者已矣,大概受用不了许多光环与高明,唯微言大义、私淑自诩的生者分润些祭肉的馨香。文人无聊,于此为甚。 钱钟书曰: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 可是,他后面讲的“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却是过时了。在这个二奶时代,又是最“浪漫”的文坛诗界,死掉太太的题材实在不合时宜了。况且,古之文人悼亡,主要还是秀秀个人的情怀,不敢搞得太宏大,也就假不到哪里去。比如说,宠爱偏房闻名者忽然沉痛悼念久不上堂的糟糠妻,虽然真挚可疑,还是脱不出宣示“俺还是爱老婆的”人情之常,实在不方便作“对于个体生命的反省与认同”之类的大文章。 加之,今天离婚率偏高、死亡率偏低,死老婆或死丈夫是稀罕的,多情的文人只好羡希下古人的幸运了。所幸者天不绝人,老婆不死名人死,聊补各路文曲星把剑茫然的遗憾吧。何况,死者是海子,算是抓住了诗歌繁荣的尾巴,颇能慰疗一下今日中国文学的荒芜。 去年茅盾文学奖出炉,新课状元立刻发了个微博,自称正在踌躇是吃茄子打卤面还是番茄打卤面时,正好喜获得奖佳讯,毅然决定番茄了。所谓文学,时下也就是个番茄打卤面的份量吧。至于诗歌,大概要好些。国家一级诗人赵丽华的名作“我的馅饼是最好吃的”,也算名噪一时,可与凤姐比肩。馅饼总比打卤面郑重其事,为此还召开了什么专题研讨会。镜头上一票诗人囚首垢面、摇头晃脑,一定是诗坛盛事无疑了。而馅饼之前,他们正在下半身写作——大概是简称下作的。馅饼之后,又有一位山东王诗人——似乎也是国家一级的,大唱“纵做鬼,也幸福”,顿时惊起一堆群众。诗之现状,不过如此。三五年折腾一次,倒人胃口。痴愚狂颠是不缺的,然而并不死,或者死了也没人知道吧。故悼文的走俏、翻新还须从海子、顾城那一辈人处置喙。于是,海子必须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必须死得形而上,必须死得不明不白。海子的悲剧是斯人斯疾也,而海子的荒诞剧则是身后的喧哗热闹。 心态越猥琐、生态越萎缩、状态越畏缩,对殉道者的幻想依赖便越严重,空洞的叫唤就越高亢。眼冒绿光,鼻喘粗气,分尸而食,正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腐肉之外的食物了。明白的、不明白的、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一齐努力,遂把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悲惨结局说得玄而又玄。一个嘲笑屈原、方孝孺的时代,硬要这般矫情制造殉道者,是病态之外的病态了。他们的前辈,曾经在勾栏欢歌、在宫阙醉歌、在沙场悲歌,是生命的放肆、才情的挥霍。而到了他们,只堪在逼沓的华丽小猪圈里领取饲料、抱团取暖。因此,海子这样,还有些野生品种的血性、在旷野中赴死的疯子,是让他们羞惭的。所以,他们要很清醒、很理智地把他不疯。因为真实的疯,对他们的理智世故而言是珍贵到不可正视之物,所以他们年复一年地给死者的肖像上镀些洋金,直到光亮得印得出他们自己的面孔。 文字中人的内心多少有些明白的,历经文脉断绝蔑弃经典的一百年、人文荒疏的大半世纪之后,谈何文学?文学需要天才的心血浇灌,也需要厚实的积淀来滋养。虽然海子那一代有热血、有执着、甚至也有天分,亦不过长夜里的一根火柴,燃尽了复归沉寂。如果他们之后是辛劳的耕耘者、决绝的求道者,那么中国的文学还有一阳来复的希望。然而,有吗?巍峨作协,秩序井然;作盛世的颂声,作恭顺的喉舌;在茄子和番茄间踌躇,为一个馅饼而口水上脑。如此文坛,早死早好。 海子们的诗未必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却打动了几代人的心。久旱之后的第一滴甘霖,会在文学史上,会留下浓厚的一笔,而今天吃他冷猪肉的诸君呢? 一个名垂青史的疯子,被一群注定要被遗忘的聪明人捧上神坛。这是由悲剧而来的荒诞剧。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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