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

明鏡新聞網 | 習近平反腐當從親戚先開刀

《 中 國密報》編譯 巫古森   2013年的1月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 表 示,他和新領導團隊將在新 的 一年追求一個穩定扎實的開始。 政治 局常委另外六人,包括即將擔 任 總理的 李克 強也在會上,另外,即將在2013年3月退休的官員們,包括國 家 主席胡錦濤以及總理溫家寶也出席了此次茶話會。會上雖然沒有提及 反 腐,但很明顯的,不論 是 對2013這新的一年或是習近平所領導的新團隊上任的第一年,貪腐問題 都 是中國必須正視的挑戰。除了反腐 工作 ,新 政府 團隊也在政治改革呼聲中面對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困境。   2013年新年茶話會上的胡錦濤與習近平。    穩中求進    成 為總書記後的第一次新年,習近平在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說201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中共 十八大 精神的開局之年”,並表示中國政府要“穩中求進,開拓創新,紮實開局,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根據《 南 華早報》,習近平同時也希望維持 香港 、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   習近平在會上講話的最後引用了 毛 澤東的詩來形容中國近幾十年的進步:“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南華早報》指出這個舉動很明顯地是在試圖拉攏前輩元老們以及黨內的保守分子。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現獨立政治事件分析家章立凡認為任何新領導人上台後的首要任務都是鞏固權力,而這件事需要政治上的穩定。但是習近平現在卻必須在追求政治穩定的同時,在緊迫的事件上採取更迅速的動作以達到政策上的突破。章說:“尋求穩定和達到突破兩件事其實是彼此矛盾的,習近平現在正在試圖找到兩者的平衡。”    習近平反腐宣言不具說服力   習近平雖然在新年茶話會上並未提及反腐,但他在成為總書記、也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時,他曾向外界宣言反腐將是他任內的首要任務之一。英國諾汀罕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中國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所長曾銳生認為習近平的公開宣示很值得鼓勵,但是不夠有說服力。   曾銳生在《南華早報》上的 文章 中寫道,習近平的反腐宣言不夠有說服力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習近平自 身 是貪腐的。即使彭博社2012年6月報道了習近平家族成員擁有巨額資產,但報道卻沒有具體指出習近平本人有貪腐的嫌疑。   同樣在2012年遭外媒揭露的還有溫家寶家族在溫家寶在職期間累積了高達27億 美 元的隱密財富。但《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同樣也沒有證據指向溫家寶本人有涉嫌貪汙。曾銳生表示他相信習近平和溫家寶兩人本身的清廉。但假使如此,為什麼習近平的反腐宣言仍不夠有說服力?   曾銳生提出兩個理由,這兩個理由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政治遺產或基因無關。香港的例子顯示就算不是民主的體制,中國人民也有可能成功地解決貪腐問題。香港經驗對中國具有相當高的啟發性。   第一個反腐宣言不夠力的理由是政治制度。權力使人貪腐,絕對的權力則會導致絕對的腐化。中國的列寧式政治制度雖然在鄧小平的改革後改變了許 多 ,但它仍是人類史上最具權力或最極權主義式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在權力的壟斷上沒有任何的制衡。   中國共產黨的幾近極權是中國的政治現實。共產黨派任到各省各區的黨委官員、以及這些黨委官員的傲慢獨斷,使得黨中央得以強迫實行任何它認為可延續黨的絕對領導的政策。但是這些政策之中,只有一項是例外,即根除貪腐的任務;根除貪腐這項任務很可能會對共產黨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脅。   第二個習近平反腐宣言不具說服力的理由是,中國高層領導的家族不斷地利用他們的特權進行非法或不當得利。即使高層領導們自己高調提倡反腐,這種作為依然在中國官場頻繁出現。這也就是為什麼彭博社和《紐約時報》的報道非常重要且引人深思。      1970年代香港從葛伯案開始積極反腐。    以香港為例   現今大陸的情況可與香港在1970年代的敗壞情況作比較。集團性的貪腐在1970年代的香港非常嚴重、深入根底,那時即使是公共服務如救命的消防隊很可能都需要先賄賂或付錢才能讓他們出動。   一件惡名昭彰的案例是香港警隊總警司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這件貪汙案引起港人的憤怒,當時的香港政府因此開始對貪汙事件展開肅清行動。在短短10年內,香港的打腐工作不只結束了集團性的貪腐,也替香港社會注入了新的反腐公共意識。   從那時開始,即使個人的貪腐還是持續地在暗中進行,港人整體已經視貪腐為一種不可取的行為。   但是,曾銳生認為香港經驗其實並不能 被 大陸複制,因為現在中國有兩個基本問題是當初殖民政府下的香港並沒有的。   首先,殖民政府並沒有像中國共產黨政府現在擁有的絕對權力。相反地,英國人知道殖民統治只能在與其他政權相比更不令人反感的情況下維持其統治的穩定,而在當時,這個可拿來作比較的政權就是香港即將回歸其統治的中國政府。另外,貪腐在香港殖民時期晚期或許具有高度的組織性,但是它並不是制度上的貪污。雖然貪污當時在香港是集團性的,但是貪污從沒有侵蝕到達最高官員或是他們的家屬。   當香港總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意識到殖民政府的可信度受到質疑並採取行動時,他並沒有受到來自殖民政府高層的阻礙。他也不需要擔心他有可能需要在這波反腐行動中將自己的親戚送入監獄。   在不用將自己親戚帶上 手 銬這一環節上,習近平沒有麥理浩來的兩袖清風;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也不像是習近平可能或能夠做到的事,畢竟政治局常委會全員大概都沒有要如此做的準備。但是,曾銳生認為,習近平仍然可以在不民主化的情形下有所影響,他可以從他的親戚先開 刀 。   假使習近平無法作出類似程度的大動作,他的反腐宣言不會被當真。    今日中國的現實   曾銳生寫道,現今的中國現實是,即使習近平的親戚沒有要求賄賂,他們還是會不斷地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昂貴禮物。除非他們自己積極堅定地拒絕這些禮品、並向習近平報告所有的賄賂案件,使得這些企圖賄賂的人得到懲罰,否則賄賂、送禮習慣不會自己中斷、更無法完全根除。   除非習近平有破釜沉舟的決心、有意願將自己貪腐的親戚送入監獄、或是要求親戚們向上提報任何試圖賄賂他們的朋友並將這些賄賂人士繩之以法,否則他的反腐運動就只是一種對其他官員的好意提醒:貪腐的官員不應該高調炫耀自己的非法得利,太高調的一些人會被犧牲以換取黨“反腐”的成功。   曾銳生表示,假使習近平希望自己的反腐更具有可信度,他必須作出更戲劇性、更劇烈的行動,讓黨員和一般民眾看到政府真正的決心、形成當初港人建立起的反貪風氣。否則的話,好聽的話說再多也是白說。   新的一年初始,除了討論中國嚴重的貪腐問題,關心環境議題的雙語網站《中外對話》主編伊莎貝爾•希爾頓(Isabel Hilton)也在《衛報》上撰文討論中國領導人在接下來的2013年將面對的挑戰。   希爾頓文中開頭表示中國共產黨所經歷的2012年,大概是自鄧小平和其盟友在毛澤東死後短短幾個禮拜內打倒四人幫的1976年後,最精彩的一年。希爾頓指出,就在四人幫被逮捕後,有他們身影存在的毛澤東追悼大會的照片馬上就重新發行,在新的照片中,他們的身影被抹去留下四個空白;而薄熙來在2012年遭到的待遇也相差不遠。   已遭雙規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也在他曾經支配五年的城市中被消影消音。在他統治下的受害者現在公開地控訴他們遭受到的虐待,薄熙來在任時所提倡的毛澤東風格的集會現在也已經不再流行。薄熙來自己還未以貪汙罪名受審。雖然四人幫在1980年代早期的審判極其冗長,但薄熙來的審判很可能會是短暫的。希爾頓表示,這是因為審判的目的是將薄熙來的政治生涯徹底封死,而非讓人民好好地溫習他所犯下的罪行,因為對一般中國民眾而言,共產黨為薄定下的罪名,在共產黨內部很可能稀鬆平常。   薄熙來貪腐?民眾可能會聳聳肩。他的家族誇張地富有?中國最富有的一些人是黨元老或領導的兒 女 或孫兒輩。中國共產黨只是希望任何可能成為領導人的人記住,沒有人可以比組織還大、還更有權力。希爾頓說,這可說是中國共產黨與黑道共有的特質之一。共產黨想經由對薄熙來的審判向大眾傳達的訊息很明顯也非常簡單:薄熙來徹底地輸了。   但是薄熙來的倒台發生在中國發展的一個轉捩點上,一如當初四人幫倒台事件的1976年那樣重要。連接2012年的2013年對中國而言是個試煉,它將測試中國是否擁有實行幾項關鍵轉型的能力:朝向少汙染少浪費、更具創新力的經濟、朝向或是背對更法治的制度、朝向一個更公平的社會或是回到專制主義並將權力和特權集中在少數的精英手中。    “充滿智慧的一黨專政”   希爾頓寫道,新領導者會繼承許多已發生和即將發生的危機,其中最戲劇化的就是 西藏 ,自2009年開始,藏人的自焚人數就不斷攀升,至今已將近百人。希爾頓認為假使新領導人能對西藏採取新的政策,會是他們領導能力的展現。   在貪腐問題上,如曾銳生表示的,希爾頓也認為習近平將要有更多的作為才能說服大眾他的承諾不只空談。他的前任們皆無法實現這個承諾,胡錦濤在任期間就高唱反腐,但至今未見成效,溫家寶曾經要求官員們緊盯自己的家屬,不要有自肥的行為出現,但是他自己卻在2012年10月被《紐約時報》揭露自己的家族累積高達27億美元的財富。   2011年,溫家寶曾向倫敦的聽眾表示:“真正的民主離不開自由。真正的自由離不開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保障。”但是溫家寶任職總理的10年間,法治方面沒有什麼進步、經濟和政治權利在紙上被高舉、實際上卻少被尊重。   即將退休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和諧社會”試圖平衡已變得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秩序,但是這個口號只落得被民眾用來諷刺政府高壓手段的下場。中國政府非但沒有平衡中國的貧富差距,它甚至在11年前起就放棄公佈評量國家貧富差距的指數的基尼系數,中國政府不公佈的理由是它所擁有的針對富人的調查資料還不完整。   希爾頓問,習近平有可能做得比他的前任者都好嗎?初期的徵兆對那些希望中國更加自由的人(如2012年12月71位聯署發表《改革共識倡議書》要求權力分立以及終結國家對法律的干涉的學者)而言不甚樂觀。事實是,這份被一些異議人士視為過於溫和的倡議書,在網路上也迅速地遭到屏蔽。網絡審查變本加厲、官媒甚至以愛國為名倡導中國民眾遵守從網絡到文化面上的各種官方規定。   習近平的演說至今為止強調了民族主義的夢想:一個強大的中國,維持一黨專政也會是他的首要任務。當他提及改革時,希爾頓問,他是否意味著採取更多必要的手段以讓共產黨統治制度完整無缺?   也許共產黨希望它自己能變得更強大,成為“後民主秩序”的第一個典範,如 上海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董、成為資本創始人李世默(Eric X. Li)在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那樣。李世默在這篇希爾頓認為極其諂媚的文章中寫道,共產黨將會克服這些短期的困難、展現出中國充滿智慧的、任人唯才的、以服務人民為取向的一黨制度的優勢,於此同時,西方民主的缺點也將顯露無遺。    交易破裂   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對人民而言,似乎並不如李世默說的那樣以服務人民為取向,但是或許這在李世默形容的“後民主”制度中,並不太重要。希爾頓指出,事實是,即便中國近20年的生活 水 準已提高許多,中國人民卻也漸漸地開始展現自己不滿的情緒:他們以每年18萬件群眾事件、以網絡上和社群媒體上的發文、以不斷地諷刺共產黨的手法來表現不滿。   在中國第一階段發展和現代化到了尾聲的時候,新的領導團隊也許會開始思考,已有諸多不滿的中國人民將會對一個放緩的經濟有什麼樣的反應。希爾頓表示,經濟放緩表示過去20年中國政府與人民所作的交易將遭到毀損。在過去,中國政府以經濟成長的承諾換取人民對政治專制的接受。      曾經繁榮一時的溫州,自2010年起 房 地產價格已經跌了70%。   中國的新領導人也許很快就會知道結 果 。中國過熱的房地產市場是少數崛起的中產階級分子可投資的市場,也是占了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約10%的“灰色收入”的投資市場,更不用說對地方政府而言,房地產的銷售更是它們主要的收入來源。2012年在中國內部已經有愈來愈多聲音警告房地產這個泡泡即將爆破:曾經繁榮一時的溫州,自2010年起房地產價格已經跌了70%、上海的開發商已經開始減價以求售出過多的庫存、2012年12月中國著名商業雜誌《財新》發出警告,表示投機的房地產占了全國住宅的20%到40%。   房地產市場問題對已經搖搖欲墜的 金 融機構產生的累積效應、以及對儲蓄者和投資者將產生的後果是極端嚴重的。中國的新領導層面對這些經濟挑戰所採取的方法和手段,將是測試李世默所稱的賢明的精英制度的時機。希爾頓說,我們將可以看到,中國的共產黨制度是否能比中國領導人十幾年來不斷宣稱的反腐決心更具有實質的內容。(《中國密報》第六期)

阅读更多

【立此存照】李世默:中共的生命力

西方遭遇的这些困境都是自找的。由于过分自负自满地相信选举制度是绝对可靠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经缺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选举被看作是最终目的,而不是形成良政的手段。在选举政治下,选出出类拔萃的领导人已经困难重重,有能力的领导人若想在现有体制内有所作为,更是难于登天。即使偶尔有少数出色的领导人上台,还是免不了要面对被政治、法律桎梏牢牢捆住手脚的局面,实际上是寸步难行。 居然有人能说出这种话,自己不恶心,看客不恶心吗?说话之前先用钢尺量一下脸皮好不?

阅读更多

中国已成晚清格局: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足鼎立

不带任何偏见的说,今天的中国类似当年满清,是一个外来殖民文化意识形态的政权——马列主义和民族文化不相容。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本身就具备先天致命缺陷,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但要面对同样来自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的挑战,而且要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挑战。 而今,乱局已成。乌坎到什邡的民众抗争就是滥觞——这依稀让我们想起晚清和民国时代,粤人和川人的那些表现。而薄熙来事件,也表明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四分五裂。更难以成为社会的自觉的指导思想。 我们知道,晚清时代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曾有的“大变局”。当今,中共恐怕仍旧如此入局。中共内部也俨然出现了意识形态三足鼎立的局面。 一方面,是类似清流派的那些意识形态卫道士的存在,他们动辄言必称马列,思想腐朽保守。比如CCTV给大卫雕塑打马赛克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反三俗”,大抵都是出自这些人的手笔。 另一个派别,是类似洋务派的改革派。比如温家宝等人。但和当年洋务派改革一样,到后期,洋务运动被权贵利益集团绑架。今天依旧如此。因此,改革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和批判,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再一个,就是维新派,这部分人,比如陈元、刘源、薄熙来这些太子党红二代。他们也坚持所谓的马列毛思想意识形态,试图重塑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但他们会分化,如同当年的维新派,会分化为洋务派和保皇派一样。现在,胡德平等人,就相对倾向于变革。 现在,晚清的三种势力导致的鼎立局面业已出现。中共会不会重蹈满清覆辙呢? 按照历史的规律,习近平上台,大概又要如同慈禧太后那样,颁布变法新政了。因为洋务派也好(邓式改革也被质疑了),维新派也好(薄熙来已经被否定了),剩下的危局,恐怕还是重新“变法”了。 但是,现在搅局的不只是体制内的这三家。还存在体制外的刘晓波等人,以及可能出现的更激进的“革命党”派。甚至还潜伏着更重量级的人物——袁世凯或叶利钦式的角色。因此,基本上是三家六派。 中共如果按照满清的变革逻辑,在一党体制内做道场,这样是毕竟要下台的。但不是绝对会如此。比如台湾蒋经国改革,就跳出了体制内的僵局,而开创了变革的新局面。 当然,即使中共下台,但会出现一个类似当今俄罗斯的政体。但无论是苏共的结局,还是主动的蒋经国式改革,走向民主体制,实现更公平、公正、平等,建立普遍保障人的尊严、自由的体制和社会形态,这是历史的趋势和必然。 中共要么下台,被动的结束一党专政。要么主动的变革,重新在公平、平等、理性的民主政体下执政。如果继续大权独揽,剥夺人民的参政议政的政治权益以及机会平等的经济权益,那么乌坎和什邡只是引子。大戏将在后面拉开帷幕。 参照满清的发展轨迹,中共十八大后会重新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新一波的变法新政。但如同温家宝提出的,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理解和参与,中共这台变法独角戏就会成为历史绝唱——如同当年皇族内阁出台,而武昌城头炮声响起一样。 大方向摆在面前,历史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历历在目,关键是中共愿不愿意去做、能不能做到、有没有人去做。当然,那些裸官是不会顾及太多的,但中共集团还是要为历史承担责任的。 其实,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中共自己也很清楚,但没有魄力走下去,更没有走远走好。文化体制改革成了类似教育产业化的玩意儿,坑民愚民。 公民社会建设和公民自治等社会建设,也是干打雷不下雨。事实上,这两个领域的建设,大方向是对的,这是保障中共和中国转型的最基本的层面。但当局首鼠两端,左顾右盼,专制无胆,民主无能,误人误己也。希望中共不要临渴掘井,到时候悔之晚矣。 相关日志 2012/07/15 — 裴敏欣:为什么中国无法调整 2012/07/15 —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当年的市场化改革 2012/07/14 — 胡释之:许小年进中南海说明经济到了很紧要关头 2012/06/16 — 长治久安:扩大公权还是还权于民——中国基层治理现状与改革路径选择调查 2012/06/01 — 陶短房:朝鲜的改革之路 2012/05/23 — 透过银行“暴利”看金融改革 2012/05/09 — 金融时报:中国进步中的西方因素 2012/04/12 — 李世默:左派、右派、重庆和中国的未来 2012/04/08 — 08年经济危机后的国内路线斗争 2012/04/05 — 金融人民战争:中国民间金融将是一个新热点

阅读更多

香港雜評 | 被解約記者Paul Mooney自述:我為什麼被踢出《南華早報》?

【 陽光時務 】4月22日,《南華早報》的新任總編輯王向偉通知我,《南華早報》與我的工作合約在今年5月21日期滿後將不再續約。說實話,對此我一點也不吃驚。 那是在4月的某天,天氣炎熱,王與我在香港一間酒店的餐廳裏談話。他開口時眼睛望著桌子,看起來根本不想與我有眼神接觸。隨便聊了幾分鐘後,我單刀直入地問他我的合約問題。 他有些坐立難安,說,因為財務上的問題,他沒法給我續約了。 在我看來,這明明白白是個包含政治考量的決定。在過去的七個月裏,他幾乎不讓我給《南華早報》寫任何跟中國有關的文章。在這段時間裏,我只有兩篇刊載在《南華早報》中國版塊上的報道,一篇是關於熊貓的,另一篇是關於愛滋病感染受害者賠償的。我給報社的中國新聞編輯組發了二、三十封提出選題建議的郵件,沒得到任何回覆——其中有個選題倒是通過了,但版面編輯告訴我,王把它否決了。我給王發了六、七封郵件,表明我想為《南華早報》多寫些文章,他也從不回覆。 這當然跟錢沒關係。我一離職,王就招聘了好幾個年輕的新人記者,其中很多人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就算真有財務問題,為什麼是我被解聘?顯而易見,報社裏好多人沒有我資深。兩年前我成為《南華早報》合約僱員,但第一次給《南早》寫文章已經是1990年,22年以前了。我為《南早》贏得了10個新聞獎,比報社其他任何記者都多。 我提出我可以給《南早》做自由撰稿,而且我不計較每個字能拿多少稿費。他聞言只是支支吾吾。我請求報社至少讓我保留《南早》的記者資格證,這樣我還能繼續給報社貢獻各類文章。他聽了咕噥著說他要考慮一下。我後來發了好幾封郵件向他求肯,他還是不肯點頭同意。其實在這方面支持我根本不花報社一分錢。 去年,當我得知王向偉晉升為總編輯時,我非常驚訝。不說別的,不管外界說他是個多麼資深的記者,他其實都沒多少做新聞的一線經驗,遠遠比他的很多員工要少。王在《中國日報》工作過,拿過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去過倫敦參加一個相關的訓練項目,在那時短暫地給BBC工作過。據我所知,他從來就沒「在外頭跑過」——就是我們美國記者說的花多年時間踏遍大江南北做採訪。 在很多事件裏,王已經顯露出他新聞判斷不準確,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有個「審查新聞」的名聲——也許《南華早報》的大老闆、馬來西亞富豪郭鶴年和他輪流經營此報的兒女就是看上了他這點。 隨便跟《南華早報》中國報道組的任何一個人聊聊,他都會告訴你王是怎麼斃掉他的報道,或者怎麼要求他寫中國喜歡看到的無聊文章的。 去年11月,我利用假期去了趟美國,坐火車去看望了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此前,她帶著年幼的兒女溜出了被中國國保人員嚴密看守的北京的家,一路逃到了泰國,最終到達美國獲得政治庇護。 我在高速公路旁的Burger King餐廳裏採訪耿女士,訪談持續了三個小時。她告訴了我很多她和兒女在東南亞雨林中連夜逃亡的細節,其中許多事實從未被報道過。說到國保人員如何折磨她丈夫的時候她哭了,但當她歷數她丈夫是如何以律師的身份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時候,她又微笑起來。講到她帶著孩子在美國所遇到的困難時,她還是忍不住流淚。她丈夫仍然在北京被殘酷折磨和長期「被失蹤」,她的兩個孩子為此承受了巨大的衝擊。 一位編輯表示對這篇報道頗感興趣。但一天還沒過他就告訴我,說王向偉(編者注:時任南華早報主管中國報道的副總編輯)駁回了這篇文章。王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在高短暫脫離「被失蹤」狀態期間,我是第二個見到他的外國記者。當時,總編輯Reg Chua和副總編David Lague為了這個選題跟王激烈地爭論了一番——王對這個故事表現冷淡。總編和副總編希望這篇報道能上頭版,王卻認為它該被夾在內頁裏。他們最後相互妥協了:在被輕微刪改之後,這篇報道被放入了內頁。高智晟顯然是王不希望報道的對象之一。 自去年中國政府出手迫害人權律師和其他異見人士開始,許多人都被套上黑頭套、塞進車裏然後被押到某個不為人知的地方遭受酷刑。我親眼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嚇和由此帶來的痛楚,我覺得這標識了一種新的使人恐懼的社會趨勢,於是向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進言,建議做一篇專門的報道。當時副總編David Lague在度假。這個想法立刻被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駁回了,理由是《南華早報》已經做過受迫害的人權律師的相關選題了。我寫了便條,解釋說這次是一種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會趨勢,但我知道我是得不到回覆的。 David Lague幾周後回來了。我馬上把報道提交給他,他迅速回覆說:去做啊!於是我完成了整篇報道。但是稿子在中國新聞組壓了三個月沒有發出——後來我發現這是王想讓一篇報道的時效性縮水時常用的手法。我寫郵件向David Lague詢問,他無奈辯解道,他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的職權了。《異見人士的沉默》(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三個月後發表了。我憑藉這篇中國新聞編輯組想斃掉的稿子拿了兩個獎。 在前總編輯和前副總編還在報社任職的時候,這兩位資深記者總是為了新聞跟王向偉先生和來自馬來西亞的報社老闆郭鶴年的女兒爭執。而老闆總是站在王的那邊。有內部人士說,郭一直以來「寵愛」王,因為相信他在大陸有影響力。 我不是第一個被踢出報社的外國記者。在我之前,一長串經驗豐富的外國記者被王不予續聘。他就用這個辦法來扮無辜:你可不是被炒了哦,只是不被續約而已。現在已經沒有外國記者在《南華早報》中國新聞版供職了——很長時間不曾有這樣的狀況了。 駐廣州站的記者,馬來西亞人Leu Siew Ying就是個其中的絕佳一例。2006年,她因報道年前的太石村罷免事件得過歐盟委員會的洛倫佐納塔利大獎。2007年她與王先生就是否跟進報道太石村事件發生激烈爭執,又受到來自廣州政府的壓力,最終離開了報社。 王向偉在《南華早報》供職期間,好幾位外國編輯都曾被任命為總編輯,但他們都在與這位前《中國日報》記者兼吉林省政協委員鬥爭失敗後離職了。郭鶴年家族總是清楚地表明他們支持誰。 不過,不僅僅是外國記者受到了打擊。跟隨便哪個負責中國方面新聞的優秀的中國或者香港記者聊聊,要他們還願意說,他們都會悄悄告訴你王是怎麼斃掉優秀的新聞稿件,卻告訴他們多寫些「正面」報道。 有趣的是,竟是一篇好不容易才獲刊載的披露李旺陽之死的報道,最終把王暴露在公眾審視之下。 當一位編輯詢問《南華早報》對此事的報道篇幅相對於其他港媒是不是太短,王直接讓他閉嘴。「我不需要向你解釋任何事情。我做了這個決定而且我堅持。如果你不喜歡,你知道該怎麼做。」 當這條新聞獲得了世界性的關注,王的記者們聯名簽署了一封質詢信求一個說法。焦慮的王回應道,他之所以在事件發生後第一天只用很小的篇幅報道此事,是因為他覺得《南華早報》還沒有充足的事實來支撐一篇大的報道。 但王沒有說出來的是,本來報社是準備了一篇更長、更充實的稿件來報道李旺陽之死的,但王卻臨時抽掉了稿件,把它換成了一篇小小的概要,而在空出來的版面上,放上關於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與大學生交流的報道——這是兩天前已報導過的「舊聞」了。 幾乎沒人注意到,自我審查並不是報社唯一的問題。可能更令人擔心的,是《南華早報》在王的領導下出現的新傾向——開始刊載反映中國政府觀點的曖昧報道。 今年年初,在一篇關於十一世班禪喇嘛的報道中,副總編輯譚衛兒像個高中女生一樣滔滔不絕地說廢話,只問了這位從來沒在西方媒體報道中出現過的人物一個嚴肅的問題。李世默(編者注:上海風險投資家)是中國政府著名的辯護人之一,他在《南早》寫定期的專欄。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不輕不重地批評了香港市民,指責他們不讓大陸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還對這樣的人民是否有資格進行民主投票表示懷疑。上週,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強世功(編者注:強世功曾在中聯辦研究部掛職5年,著有《中國香港》一書,並引發香港作家陳冠中撰長文《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批判)在《南早》刊登評論,稱「香港人服從北京的領導」。 在王自己發表的每週社論裏,他預測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會擺脫麻煩,並且因此出了大糗。「第一,薄的政治生涯現在還很安穩,而且他也顯然扛住了黨內各路對手給他帶來的壓力。」王在薄熙來栽了大跟頭之前,這樣寫道。 還有一篇報道描述了拉薩的藏人是如何歡慶藏曆新年的,還引用了一位不具名的「中年藏人」的話。同時,其他媒體卻頻頻報道藏人自焚的種種慘狀。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早》的那篇文章看起來《中國時報》刊載的那些東西差不多。 雖然《南華早報》依然持續刊載優秀的中國新聞報道,但這份報紙再也不可能回到其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狀態了,甚至回不到這三年來不斷進步的勁頭上了。 在王的管理下,這份報紙已經失去了香港乃至於國際讀者的信任。它現在幾乎淪落為中國本地媒體中的一個笑話了。 可悲的是,《南華早報》這份歷史超過百年的老牌報紙,可能等不到轉捩點了。失去了公信力和士氣,它一步步走向衰落,而報社內的保守主義卻日益興盛。有競爭力的記者不會願意加入這樣的報社。而《南華早報》也將因此在平庸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香港英文報刊的整體前景堪憂,這真是可悲。 作者提交的原文: Self-censorship in SCMP Paul Mooney On April 22, Wang Xiangwei, the new editor-in-chief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nformed me that my contract with the newspaper would not be renewed when it expired on May 21. I can’t say I was surprised. Sitting in a hotel restaurant in Hong Kong on a hot April day, Wang stared down at the table as the conversation began, seemingly unwilling to make eye contact. After a few minutes of chit chat, I asked him directly about my contract. He fidgeted and said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renew it due to budget problems.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 进入专题 : 中国道路    ● 陈平        一、引言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2008;Fukuyama,1993,2011; Rodrik ,2011;陈平,1979, 2004,2010b;吴敬琏,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已走出了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 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 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 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陈平,2010a) ?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2006;韩毓海,2009;李世默,2012;潘维、尚英,2012;Morris,2010;Zakaria,2011)。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曾经常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与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又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型经济。在应对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起源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 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2011;陈平,1979,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2009;Zakaria,2011)。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敏感词库】冬奥通敏感词库

【图说天朝】“现在这位”

【CDT周报】脖子疼

【404档案馆】“我们中国真的太厉害啦!” 爱中洋网红与利润丰厚的五毛生意

CDT 电子报

CDT推荐

独立游戏:隔离之名

推特话题:西安封城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