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

【 陽光時務 】4月22日，《南華早報》的新任總編輯王向偉通知我，《南華早報》與我的工作合約在今年5月21日期滿後將不再續約。說實話，對此我一點也不吃驚。 那是在4月的某天，天氣炎熱，王與我在香港一間酒店的餐廳裏談話。他開口時眼睛望著桌子，看起來根本不想與我有眼神接觸。隨便聊了幾分鐘後，我單刀直入地問他我的合約問題。 他有些坐立難安，說，因為財務上的問題，他沒法給我續約了。 在我看來，這明明白白是個包含政治考量的決定。在過去的七個月裏，他幾乎不讓我給《南華早報》寫任何跟中國有關的文章。在這段時間裏，我只有兩篇刊載在《南華早報》中國版塊上的報道，一篇是關於熊貓的，另一篇是關於愛滋病感染受害者賠償的。我給報社的中國新聞編輯組發了二、三十封提出選題建議的郵件，沒得到任何回覆——其中有個選題倒是通過了，但版面編輯告訴我，王把它否決了。我給王發了六、七封郵件，表明我想為《南華早報》多寫些文章，他也從不回覆。 這當然跟錢沒關係。我一離職，王就招聘了好幾個年輕的新人記者，其中很多人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就算真有財務問題，為什麼是我被解聘？顯而易見，報社裏好多人沒有我資深。兩年前我成為《南華早報》合約僱員，但第一次給《南早》寫文章已經是1990年，22年以前了。我為《南早》贏得了10個新聞獎，比報社其他任何記者都多。 我提出我可以給《南早》做自由撰稿，而且我不計較每個字能拿多少稿費。他聞言只是支支吾吾。我請求報社至少讓我保留《南早》的記者資格證，這樣我還能繼續給報社貢獻各類文章。他聽了咕噥著說他要考慮一下。我後來發了好幾封郵件向他求肯，他還是不肯點頭同意。其實在這方面支持我根本不花報社一分錢。 去年，當我得知王向偉晉升為總編輯時，我非常驚訝。不說別的，不管外界說他是個多麼資深的記者，他其實都沒多少做新聞的一線經驗，遠遠比他的很多員工要少。王在《中國日報》工作過，拿過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去過倫敦參加一個相關的訓練項目，在那時短暫地給BBC工作過。據我所知，他從來就沒「在外頭跑過」——就是我們美國記者說的花多年時間踏遍大江南北做採訪。 在很多事件裏，王已經顯露出他新聞判斷不準確，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有個「審查新聞」的名聲——也許《南華早報》的大老闆、馬來西亞富豪郭鶴年和他輪流經營此報的兒女就是看上了他這點。 隨便跟《南華早報》中國報道組的任何一個人聊聊，他都會告訴你王是怎麼斃掉他的報道，或者怎麼要求他寫中國喜歡看到的無聊文章的。 去年11月，我利用假期去了趟美國，坐火車去看望了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此前，她帶著年幼的兒女溜出了被中國國保人員嚴密看守的北京的家，一路逃到了泰國，最終到達美國獲得政治庇護。 我在高速公路旁的Burger King餐廳裏採訪耿女士，訪談持續了三個小時。她告訴了我很多她和兒女在東南亞雨林中連夜逃亡的細節，其中許多事實從未被報道過。說到國保人員如何折磨她丈夫的時候她哭了，但當她歷數她丈夫是如何以律師的身份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時候，她又微笑起來。講到她帶著孩子在美國所遇到的困難時，她還是忍不住流淚。她丈夫仍然在北京被殘酷折磨和長期「被失蹤」，她的兩個孩子為此承受了巨大的衝擊。 一位編輯表示對這篇報道頗感興趣。但一天還沒過他就告訴我，說王向偉（編者注：時任南華早報主管中國報道的副總編輯）駁回了這篇文章。王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在高短暫脫離「被失蹤」狀態期間，我是第二個見到他的外國記者。當時，總編輯Reg Chua和副總編David Lague為了這個選題跟王激烈地爭論了一番——王對這個故事表現冷淡。總編和副總編希望這篇報道能上頭版，王卻認為它該被夾在內頁裏。他們最後相互妥協了：在被輕微刪改之後，這篇報道被放入了內頁。高智晟顯然是王不希望報道的對象之一。 自去年中國政府出手迫害人權律師和其他異見人士開始，許多人都被套上黑頭套、塞進車裏然後被押到某個不為人知的地方遭受酷刑。我親眼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嚇和由此帶來的痛楚，我覺得這標識了一種新的使人恐懼的社會趨勢，於是向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進言，建議做一篇專門的報道。當時副總編David Lague在度假。這個想法立刻被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駁回了，理由是《南華早報》已經做過受迫害的人權律師的相關選題了。我寫了便條，解釋說這次是一種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會趨勢，但我知道我是得不到回覆的。 David Lague幾周後回來了。我馬上把報道提交給他，他迅速回覆說：去做啊！於是我完成了整篇報道。但是稿子在中國新聞組壓了三個月沒有發出——後來我發現這是王想讓一篇報道的時效性縮水時常用的手法。我寫郵件向David Lague詢問，他無奈辯解道，他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的職權了。《異見人士的沉默》（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三個月後發表了。我憑藉這篇中國新聞編輯組想斃掉的稿子拿了兩個獎。 在前總編輯和前副總編還在報社任職的時候，這兩位資深記者總是為了新聞跟王向偉先生和來自馬來西亞的報社老闆郭鶴年的女兒爭執。而老闆總是站在王的那邊。有內部人士說，郭一直以來「寵愛」王，因為相信他在大陸有影響力。 我不是第一個被踢出報社的外國記者。在我之前，一長串經驗豐富的外國記者被王不予續聘。他就用這個辦法來扮無辜：你可不是被炒了哦，只是不被續約而已。現在已經沒有外國記者在《南華早報》中國新聞版供職了——很長時間不曾有這樣的狀況了。 駐廣州站的記者，馬來西亞人Leu Siew Ying就是個其中的絕佳一例。2006年，她因報道年前的太石村罷免事件得過歐盟委員會的洛倫佐納塔利大獎。2007年她與王先生就是否跟進報道太石村事件發生激烈爭執，又受到來自廣州政府的壓力，最終離開了報社。 王向偉在《南華早報》供職期間，好幾位外國編輯都曾被任命為總編輯，但他們都在與這位前《中國日報》記者兼吉林省政協委員鬥爭失敗後離職了。郭鶴年家族總是清楚地表明他們支持誰。 不過，不僅僅是外國記者受到了打擊。跟隨便哪個負責中國方面新聞的優秀的中國或者香港記者聊聊，要他們還願意說，他們都會悄悄告訴你王是怎麼斃掉優秀的新聞稿件，卻告訴他們多寫些「正面」報道。 有趣的是，竟是一篇好不容易才獲刊載的披露李旺陽之死的報道，最終把王暴露在公眾審視之下。 當一位編輯詢問《南華早報》對此事的報道篇幅相對於其他港媒是不是太短，王直接讓他閉嘴。「我不需要向你解釋任何事情。我做了這個決定而且我堅持。如果你不喜歡，你知道該怎麼做。」 當這條新聞獲得了世界性的關注，王的記者們聯名簽署了一封質詢信求一個說法。焦慮的王回應道，他之所以在事件發生後第一天只用很小的篇幅報道此事，是因為他覺得《南華早報》還沒有充足的事實來支撐一篇大的報道。 但王沒有說出來的是，本來報社是準備了一篇更長、更充實的稿件來報道李旺陽之死的，但王卻臨時抽掉了稿件，把它換成了一篇小小的概要，而在空出來的版面上，放上關於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與大學生交流的報道——這是兩天前已報導過的「舊聞」了。 幾乎沒人注意到，自我審查並不是報社唯一的問題。可能更令人擔心的，是《南華早報》在王的領導下出現的新傾向——開始刊載反映中國政府觀點的曖昧報道。 今年年初，在一篇關於十一世班禪喇嘛的報道中，副總編輯譚衛兒像個高中女生一樣滔滔不絕地說廢話，只問了這位從來沒在西方媒體報道中出現過的人物一個嚴肅的問題。李世默（編者注：上海風險投資家）是中國政府著名的辯護人之一，他在《南早》寫定期的專欄。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不輕不重地批評了香港市民，指責他們不讓大陸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還對這樣的人民是否有資格進行民主投票表示懷疑。上週，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強世功（編者注：強世功曾在中聯辦研究部掛職5年，著有《中國香港》一書，並引發香港作家陳冠中撰長文《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批判）在《南早》刊登評論，稱「香港人服從北京的領導」。 在王自己發表的每週社論裏，他預測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會擺脫麻煩，並且因此出了大糗。「第一，薄的政治生涯現在還很安穩，而且他也顯然扛住了黨內各路對手給他帶來的壓力。」王在薄熙來栽了大跟頭之前，這樣寫道。 還有一篇報道描述了拉薩的藏人是如何歡慶藏曆新年的，還引用了一位不具名的「中年藏人」的話。同時，其他媒體卻頻頻報道藏人自焚的種種慘狀。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早》的那篇文章看起來《中國時報》刊載的那些東西差不多。 雖然《南華早報》依然持續刊載優秀的中國新聞報道，但這份報紙再也不可能回到其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狀態了，甚至回不到這三年來不斷進步的勁頭上了。 在王的管理下，這份報紙已經失去了香港乃至於國際讀者的信任。它現在幾乎淪落為中國本地媒體中的一個笑話了。 可悲的是，《南華早報》這份歷史超過百年的老牌報紙，可能等不到轉捩點了。失去了公信力和士氣，它一步步走向衰落，而報社內的保守主義卻日益興盛。有競爭力的記者不會願意加入這樣的報社。而《南華早報》也將因此在平庸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香港英文報刊的整體前景堪憂，這真是可悲。 作者提交的原文： Self-censorship in SCMP Paul Mooney On April 22, Wang Xiangwei, the new editor-in-chief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nformed me that my contract with the newspaper would not be renewed when it expired on May 21. I can’t say I was surprised. Sitting in a hotel restaurant in Hong Kong on a hot April day, Wang stared down at the table as the conversation began, seemingly unwilling to make eye contact. After a few minutes of chit chat, I asked him directly about my contract. He fidgeted and said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renew it due to budget problems.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 进入专题 ： 中国道路    ● 陈平        一、引言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2008;Fukuyama，1993，2011; Rodrik ，2011;陈平，1979， 2004，2010b;吴敬琏，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已走出了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 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 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 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陈平，2010a) ?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2006;韩毓海，2009;李世默，2012;潘维、尚英，2012;Morris，2010;Zakaria，2011)。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曾经常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与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又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型经济。在应对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起源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 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2011;陈平，1979，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2009;Zakaria，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