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廖亦武：川菜厨子周半岛   见识过若干川菜厨子，却极少见识周半岛这种头脑特别的厨子。 2009年7月22号，举国看日食；在日食前两天，受我家妹妹邀约，在半夜两点多钟，跑到人民公园附近吃鬼饮食，也就是著名的“老妈蹄花”。这个标准的苍蝇馆子，据说有20多年历史，几经搬迁，依旧一烂摊子，却深受广大夜游神群众，特别是出租车司机的拥戴。真是超级火爆，大马路旁，折叠桌子从堂内延伸至堂外，终于挤满街沿，可还有不少夜不归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桌凳，就将清炖猪蹄及其蘸水搁地上，蹲着吃，一口蹄花一口酒，还不忘啧啧赞美：骨头都是酥的！太安逸罗！ 妹妹在吃喝间偶尔抬眼，见对面有张熟脸，就打招呼：“哦哟，老周，好久不见！自己有馆子，还在外头来混嗦？” 我也抬眼陪笑。成都人的习惯，言语几番往还，对头了，大家就借势拼凑一处。经介绍，此深度近视的瘦猴居然是个厨子，虽半路出家，但在川菜江湖上，也算一人物。 “我的馆子早关门了。上不去下不来，就认输认命，莫跟遍地大馆子竞争。” “你还可以开个这种猪蹄店嘛。”我说。 “最早，这儿一根猪蹄卖一元钱，现在，翻了10倍。人家也是几经沧桑，起码经手了数百万根猪蹄，才撑到今天。钱挣不完，我熬不起，就泡菜下酒嘛。中国人十几亿，也不缺我一个混日子的。你说呢？” 正 文 老威：听我家好吃嘴妹妹讲，老兄的厨艺了得？ 周半岛：已经好多年没下厨了。 老威：为啥子？ 周半岛：不为啥子，就是骨头懒。 老威：看你的状态，挺滋润嘛。 周半岛：油爆了大半辈子，就在寡淡中度过余生算了。 老威：有点高深哦。 周半岛：舌头伸缩大半个世纪了，都木了，无鲜可尝了。 老威：高深到极致，厌世情绪又涌上心头。 周半岛：莫嬉皮笑脸嘛。 老威：活跃气氛嘛。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大户人家开饭，都先上一碗开胃汤。传闻中的川式开胃汤，叫“青龙过江”，即一海碗热气腾腾的老醋汤面上，横两根肥葱，你一尝，就歪瓜裂枣，饥焰升腾…… 周半岛：醋能开胃，亦能解毒，可我没听说过“青龙过江”。 老威：嘿嘿，这个掌故，据说出自四川第一美食家、96岁的超级吃神车辐。他坐轮椅十几年了，大肚皮大脑壳，俨然弥勒佛再世。老人家为民国时期的名记者，曾经爱国家爱乡土，志气比天高，国中名流及川中名厨结识了多半，终成正果。而今，熬死所有同代英雄和狗熊、故交和仇敌，也差点熬死国共两党的车老化石，就剩一件事：吃。 周半岛：哦哟，我6年没见这祖宗！前几天，还买了他一本书。 老威：我模糊记得他的吃神座右铭：思想被改造，精神被整垮，只有吃吃吃，一身肥尕尕。 周半岛：我觉得这首诗，可与《红楼梦》的主题诗媲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世人笑我痴，谁解其中味？ 老威：这个味，放在川菜里，就是酸甜苦辣麻咸。 周半岛：就是麻婆豆腐。 老威：你的拿手。 周半岛：这个豆腐相当奇妙，上等黄豆，用磨子推了滤了，还得以苦涩交织的疸水（石膏）来点。豆腐本身，口感寡淡之极，却能做出几十、几百种佳肴。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老子，而老子在《道德经》中，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水，任何人，想叫水变啥形状，水就变啥形状，而水一旦铺天盖地，就能淹没任何人。就如豆腐，老一点是豆腐干，嫩一点是豆花，对于厨子，你想叫豆腐变啥，它就变啥，可说不定某次，你不把豆腐放心上，就砸在豆腐手里。 老威：太悬了。只要四川人，谁不会做几样豆腐菜？比如我，也会红烧豆腐、蘸水豆腐、青菜豆腐汤。麻婆豆腐嘛，虽然不咋个敢碰，但书中菜谱已烂熟于心：豆腐400克，牛肉75克，青蒜苗15克，郫县豆瓣10克，辣椒面5克，花椒面2克，酱油10克，精盐4克，味精1克，豆豉5克，淀粉15克，肉汤120毫升，熟菜油100克。 操作步骤如是：将豆腐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块，入沸水中，另加精盐约2 克，浸泡5 分钟后沥干水，牛肉剁成末，青蒜苗切成段，郫县豆瓣剁细、豆豉制成茸备用。沙锅置中火上，加熟菜油烧至六成热，入牛肉末炒至酥香，继之下细豆瓣，再放入豆豉茸炒匀，加红亮油色；掺肉汤烧沸，下豆腐烧约5 分钟，校正盐味，放酱油、味精；湿淀粉分两次勾芡，下青蒜苗至断生，起锅装盘，撒上花椒粉即成。 周半岛：有点像抓中药哦。 老威：对对。 周半岛：口感也像中药吧？ 老威：对对。我边翻书边搞，手忙脚乱，这也炒焦了，那也搅烂了。特别是这多少多少克，太可笑。最后起锅，就一盆怪味糊糊。 周半岛：据考证，这麻婆豆腐始于1862年，清朝同治皇帝时；原址成都北门外万福桥头，原名“陈兴盛饭铺”。比如今为民工服务的路边鸡毛店更差劲，它甚至连桌子板凳都没配齐，而锅灶就设在千疮百孔的茅草棚下。 老威：肯定没有政府颁发的《卫生许可证》。 周半岛：川菜中的主要名菜都出自社会底层，俗话说：吃得脏，不生疮；吃得臭，不长痘。所以这麻婆豆腐发明者——陈兴盛的老婆，蓬头垢面，虎背熊腰，更兼满脸麻坑，活脱脱就是《水浒传》中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而顾客呢，又是清一色的贩夫走卒。那时，上百家榨油坊集中在苏坡桥，众油贩推着鸡公车，嘎吱嘎吱运油篓子进城，必经万福桥，就歇脚打尖，顺便光顾丑得远近闻名的陈麻婆。酒饭之余，拿丑妇开开玩笑，也算苦中作乐。 老威：电还没发明前，苏坡桥榨油坊就是成都府万家灯火的源头。 周半岛：可“光明使者们”累折了腰。某个大热天，某个脚夫饿痨病犯了，就赤膊上阵，从油篓子舀一瓢新鲜菜籽油，估计有1斤半，进饭铺连声吆喝。麻婆笑脸迎客，脚夫却吩咐：老子人穷胃大，也给老子整一份味大的！麻婆问：味要整好大？脚夫答：凭感觉嘛，油大，麻辣，过瘾。太阳猛，老子偏要以毒攻毒，流汗流个爽快。麻婆叫声“要得”，立马奔隔壁，割来一砣牛杂碎，甩在砧板上，然后操起两把一尺二寸的片刀，乒乒乓乓一顿狂砍。哦哟，地动山摇，肉渣子横飞，顿时惹得20多个光膀子围观，并惊呼：快来看哦，麻婆子鬼上身了！ 老威：这么夸张？ 周半岛：厨子来感觉，就如诗人来灵感，锅碗瓢盆都在一种氛围当中。所以麻婆的确中邪了。但见她披头散发，口中念念有词，丢下片刀，又转身倒栽进半米深的锅底，稀里哗啦涮锅3遍。众人哗然，脏乱差的麻婆居然讲究了！日头西方出嘛。 然后烧火倒油，然后展开巴掌，将油瓢的剩余一滴不漏刮净。那种逐渐加热后阳春菜籽油的阵阵飘香，估计在一里外也能将人醉倒。然后才是炒料，郫县豆瓣，汉源花椒，还嫌不够狠，又加大捧辣子。油与调料的混合香缭绕，下烂肉；火候到了，下豆腐，勾芡。起锅时，一把蒜苗。最后是哐当一下，麻婆以锅铲击灶台，吆喝“端起走”。于是3大海碗川菜绝唱就上了油腻腻的桌面。 那号称“人穷胃大”的脚夫，凑近一闻，毛毛汗就出来了；再捞筷子一尝，竟半晌合不拢嘴，众脚夫死盯住他：咋个？中毒了？还是下巴掉了？却见那厮嗨哟嗨哟，到底叫出声来：陈麻婆豆腐！鲜死人罗！ 接着就如冲锋陷阵，他就着豆腐，连整3斗碗糙米干饭，才抬起脑壳。人湿透了，不不，人就像从河里捞起来。再接着，20多个脚夫都尝了几筷子，纷纷吆喝“照着做”。陈麻婆甩一把汗：累死老娘不偿命么？ 于是铜板哐当哐当朝桌上丢。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陈麻婆豆腐的威名刮风一般，直入成都府。最终街头巷尾，妇孺皆知。成都土著，个个都是好吃嘴，一时间，万福桥奔吃的，比在近旁乾隆御赐的万佛寺烧香的还多。 老威：与佛同光了？ 周半岛：至少是薪火相传。我这种曾经的川菜厨子，都算广义的陈麻婆传人。 老威：听你一番绘声绘色，我吞了不少清口水。可是，当今陈麻婆豆腐在西玉龙街的总店，两三层楼，搞得富丽堂皇，我却没在里头吃出多少味道。 周半岛：陈麻婆豆腐风雨百年，终于从城外到城里，从底层到高层，成为精品川菜的金字招牌。不容易嘛。 老威：可它的灵魂还是在那个路边鸡毛店。你觉得呢？ 周半岛：我老家就在万福桥一带，我是吃着麻婆豆腐长大的。**爆发前，我们几个还去西玉龙街吃过一回，一溜平房，上铺板的那种，店内10来张桌子。隔壁是卖山东烤馍的。排山倒海的人，卷进卷出，我们在门口掏钱扯了票，里面却坐不下。于是随大流，凭票在柜台端豆腐，然后一双手接一双手，从人脑壳顶朝外传。当时物资紧俏，只卖麻婆豆腐和白油豆腐，而且用土巴碗装。我们将来之不易的豆腐，搁在车水马龙的街沿上，每人端碗饭，就那么围成一圈，短跑运动员一般奔吃，香得要命。 老威：慢点嘛。品味道嘛。 周半岛：人家只卖中午，并只卖两个钟头，慢了就没了。接着是**，所有的老字号，都当作封资修砸碎。陈麻婆豆腐的招牌，还是我们这派的红卫兵摘下来、当柴火烧掉的。再接着上山下乡，我高中没毕业，就去几百里外的剑门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山沟底的知青，除了偷鸡摸狗，能做啥子？ 老威：我的印象中，做过知青的，都会弄菜。 周半岛：对，我的所谓厨艺就这么练成的。当地的豆腐比较有名，豆子的收获季节，家家都是石磨推豆腐。直至今日，“剑门豆腐”也是连锁品牌。 老威：你就练上豆腐了？ 周半岛：没肉哇。城里人凭票，才1人1月半斤肉，农民更是10天半月不见荤腥了。豆腐带碱性，越吃越痨，因此剑门关的人，都格外瘦，在坡地慢悠悠耕作，远看如飘起的竹竿。估计我们生产队几百人的平均体重，还不足50公斤。 老威：飘飘欲仙嘛。 周半岛：可我这个饿神仙，挖空心思搞吃。有一次，我意外在茅坑周围逮住一只大耗子，足足半斤。就不管它是不是粪鼠，立即剥皮，剁碎，再顺手卷了条麻袋，直奔队里的榨油坊。其时正收油菜籽，坊内几个正围着榨机忙碌。我心不在焉，没话找话，磨蹭两个多小时，终于获准，用自己带来的干麻袋替换榨油坊的油麻袋。接下来回家关门，呲牙咧嘴地拧麻袋，双臂酸疼，可滴进锅的，加反复摩擦热锅逼出来的油，竟然达3两！ 我照陈麻婆豆腐的搞法，隆重出炉了鼠肉麻婆豆腐，超级麻辣烫口味。我先狼吞虎咽，后细嚼慢咽，末了沦为一只猫，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我近乎虚脱地躺倒时，竟泪流满面了。 老威：这么感动？ 周半岛：不晓得。当时就这么想：这顿吃了，死而无憾了。 老威：理解理解。陈麻婆在天之灵也意料不到，有人用鼠肉做麻婆豆腐。 周半岛：此窍一开，我就有点走火入魔。好长一段，我都攥紧锋利的镰刀，死盯牛屁股，两眼冒火。 老威：干啥子？ 周半岛：想斩断活牛尾巴，熬汤或者红烧。 老威：疯了疯了。 周半岛：是有点疯。幸好生产队摔死了一头老黄牛，才惊醒梦中人。 老威：分牛肉了。 周半岛：一人才几两，够塞牙缝。可队长让我去供销社卖牛皮，我却在半路，寻个隐秘树丛，切割牛耳、牛头皮、牛蹄、牛尾巴。搞得牛皮差点卖不出去。回家关门，猛火狂煮一夜，连牛胶都炖出来了。 老威：这玩意儿能吃？ 周半岛：满满一洗脸盆。细细刮毛，细细切片，折腾至太阳再次偏西。加捣碎的香料（应该是五味老卤，手边没有，只好将就）、特制熟油辣子、花椒面、姜葱蒜、酱油醋、芹菜杆、大把芝麻花生沫沫，码10分钟，入味就开吃。太爽太飞太共产主义了。哎哟，我他妈的连嚼10来天“成都皇城坝夫妻肺片”，太奢侈太腐败太资本主义了。 老威：夫妻肺片是川菜中又一金字招牌哦。 周半岛：是回民菜。据考证，它的原创情景与我蹂躏牛皮的情景相似，也是在回民宰牛后，剥下的牛皮被蜂拥而上的乞丐二度肢解，变废为宝。弄夫妻肺片的关键是刀功，顶级厨子能够将牛头皮旋成巴掌大，张张薄如纸，筷子挑起看，可透出对面人影；放回盘子内，前后如飞檐一般翘起。所以夫妻肺片最早的浑名，叫“两头望”或“盆盆肉”。 老威：盆盆肉？ 周半岛：大约晚清时候，成都府皇城坝的小贩从乞丐那儿得到灵感，用烘笼一般的土盆竹篮，装满浸透麻辣红油的牛头皮，沿街叫卖，却不料转眼风行，成为改朝换代、人心惶惶中大伙追捧的时尚小吃。 老威：一份多少钱？ 周半岛：应该是一片多少钱，用竹签子穿着，或夹着买。 老威：不是肺片，为啥又叫“肺片”呢？ 周半岛：估计是“废片”，废肺同音，小贩们喊着喊着，久而久之，“废片”就成“肺片”了。 老威：对对，本来是回民不要的东西。 周半岛：也许是某个读书人改的，一字之变，就掩耳盗铃，大嚼“废片”。 老威：夫妻肺片又是谁改的？ 周半岛：从“两头望”演化而来。牛郎织女是远古夫妻，隔着条银河，两头遥望，却只有在阴历七月七才能通过鹊桥相会。“肺片”弹性强，除非人为，两头碰不到一块，这和牛郎织女的处境差不多。 老威：嘿嘿，四川人真能“望菜生义”。 周半岛：成都府皇城坝的原址，在如今的市中心**。明清两朝是贡院，也就是录取举人的考场。因为外观类似北京**，有门楼和门洞，所以被老百姓叫做“皇城坝”。民国时期，这儿沦为贫民窟和著名的底层集贸市场，各色人等齐全，各种买卖都做。不过流传至今的，还是这儿的成都小吃，赖汤圆、龙抄手、糖油果子、三大炮、小笼牛肉、川北凉粉、担担面……应有尽有，根本数不过来。解放后，政府取缔了这个旧中国的缩影，若干传统名小吃，包括皇城坝肺片，在**建设中，几乎绝迹。再度恢复时，夫妻肺片就混杂了其它牛内脏，由街头走进饭铺，成为川菜的又一领军人物。 老威：皇城坝在**中炸毁，铲平原址，建立“**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那尊老毛塑像还在，据说至今都算全国最高的毛像。 周半岛：我却在毛像建成后5年，招工回城，在厂子里当炊事员。80年代，我手痒痒，就在大慈寺背后，撑开一家苍蝇馆子。我拿手的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蒜苗回锅肉，很快卖出了品牌。 老威：1980年代我在《星星诗刊》工作过。印象中满城平房，背街背巷太多，树影太密，夏蝉太聒噪。五楼以上算老成都的高层建筑。所以那时的馆子，门脸窄窄，却烧卤蒸炖炒，荤素半荤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半岛：对对。那是川菜的黄金岁月。普通人，花不了几个钱，可以吃得很满足。我也懒洋洋的，很满足。我的苍蝇馆子，虽然被屋前的大树遮挡，里面比较阴暗，下雨天还常常进水，但打扫得非常干净。七八张旧桌子，桌底全是3尺高的大肚皮酒缸。馆子的器皿都是泥巴烧，面子涂一层土釉，郊区万年场的农民，家家都用这种。 老威：兄台好雅致哦。 周半岛：某一天，你们文联那边过来一个锅巴老汉，点了回锅肉、萝卜汤和干饭，吃到中途，却突然停下，反复端详盘子和碗。嘀咕说：老板，你也太不讲究了，这么好吃的回锅肉，却用这种不伦不类的盘子装，影响食欲嘛。我连忙陪笑请教。老汉又说：建议你看看李劼人的书《大波》和《死水微澜》，里面写饮食，甚为精妙，包括喝酒该用啥子，装菜该用啥子。你弄的地道川菜，不配套咋行呢？我恍然大悟，所谓“地道”就是个土嘛。于是专门跑了一趟万年场。 老威：极土极雅。高人高人。 周半岛：你晓得来客为谁？193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艾芜！他的《南行记》，我起码读过十几遍，堪称茫茫人生旅途中的灯塔。 老威：他也是我的灯塔。可惜90年代去世了，活够90岁。 周半岛：冷不防就碰见做梦都碰不见的文化名流，人家影响了几辈百姓，却缩在旮旯，不显山露水，跟川菜的本色一样。那时，馆子里许多小碟小盏，装卤牛肉、卤花生、卤豆干、酥蚕蛹、酥黄豆、酥胡豆、各色泡菜，随便咂点小酒，摆点龙门阵，褒贬点时弊，真有点壮志未酬就算逑的末代感觉。 老威：接下来？ 周半岛：接下来应和川戏围鼓，吼两句高腔。大慈寺茶馆里，有几拨退休铁杆票友，喝完茶，肠子洗白了，就到我的馆子吃喝。酒饭整兴奋了，就继续亮出锣鼓响板，叮哐叮哐叮哐，把场子扯到半夜。街坊邻里都嘻嘻哈哈围观、帮腔、评论。啥子“天上乌云撵白云，地下婆娘撵男人”；啥子“只怪我婆娘性情犟，有事不和我商量，隔壁杀鸡又炖膀，我两口这边唱《卧龙岗》……” 老威：川菜川戏水乳交融，市民乌托邦嘛。 周半岛：可惜啊，1990年代以后，城市拆迁改造，老街老巷，和好多历史老人一起，从地球上消失，如雁过不留痕。楼越来越高，川菜馆子越来越大，川菜越来越精，越来越玄。电视里的厨子吹起龙门阵，比科学家口气还狂。有一次，我请老友吃“精品川菜”，礼仪小姐引我们通过红地毯，在金壁辉煌的大堂落座。我想都不想，就点了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和回锅肉。居然一样没有！我气炸了！ 老威：这可是3张名头最响的川菜招牌啊。 周半岛：大堂经理说，他们不卖低档东西，川菜的品质早就提升了，下一步还要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和澳洲开分店。 老威：不得了嘛。 周半岛：我们跑了七八家馆子，都吃不着正宗的川菜招牌，累惨了。 老威：要吃回锅肉，还不如我给你炒，何必费这劲儿？从小到大，我妈至少为我炒过上千份回锅肉，再配萝卜汤，安逸得很。 周半岛：你指教我么？ 老威：不敢不敢。 周半岛：况且如今的饲料猪这么难吃，能炒回锅肉么？ 老威：是哦是哦。 周半岛：川菜和贪官一样，“与时俱进”堕落。啥子“公馆菜”、“私房菜”、“精品菜”、“宫廷菜”、“祖传秘方菜”，统统“公款菜”、“勾兑菜”、“腐败菜”。他妈的饮食文化就是腐败文化。 老威：川菜被连根拔起了。成都在唱《空城计》。成都没得川菜。 周半岛：是么？ 老威：我顺竿子往下骂。 周半岛：嘿嘿，你脑壳缺水嗦？叫陈麻婆豆腐给烫瓜了

――《中国文化冷风景》跋   写完此著，如释重负。在几千年的黑暗里，点亮一支蜡烛，真是很不容易。但又仿佛意犹未尽，尚有许多话和许多意思，还没讲完，并且还不知道从何说起。更有些依依不舍，仿佛与一群好朋友就此别过。其中既有以前相识的老聃、庄周，又有这次相逢的杨朱、墨翟、公孙龙。都是性情中人。   坐在哈德逊河畔的公园草地上，仰望着湛蓝的天空，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卑躬屈膝地活在一个个谎言之中，感到不可思议。   最初开始绪论和第一章时，发现中国历史原来是由孔丘的《春秋》和司马迁的《史记》有如圈地运动似的，圈出来的。其真相蛰伏在周公建制和孔丘立说的背后。于是有了第二章，有关周公建制。第三章本来是论说老子《道德经》。从老子的政治思想之中，意识到了商周之交是其历史语境。写完老子，本当说说庄子，却被对《周易》的思考所打断。   二十年前写作论《红楼梦》一著时，曾经说过，《易经》是天书，此生可能与之无缘。不料，无意间闯进这本天书，猛然意识到，这里暗藏着华夏文化演变的奥秘。于是，追溯河图洛书，发现竟然是一个高维的全息方程式。与之对称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闵可夫斯的四维时空座标。那个座标是旋转的，而河图洛书呈现出来的图式，也是旋转的。   从河图洛书再反观易经八卦，明白了姬昌演易究竟推演出了什么东西。姬昌推演出了一个封闭结构，一片阴暗的权术心机。前者是周公建制的根据所在，也是孔丘立言的努力方向。后者经由一番争霸政治的反复操练之后，最终由韩非制作成了帝王术和权谋术。   从河图洛书到姬昌演易，足足化了两个章节，才大致上阐述清楚。这两章分别是第三、第四章。此前完成的老子《道德经》一章，改作第五章。既是遵循历史，也合乎逻辑。   第六章聚焦于孔孟汉儒。中国自孔孟以降的传统文化，有如一个封闭的怪圈。这个怪圈分别由叫做儒家和法家的两个半球合成。儒家学说向坐定江山的帝王提供如何将民众驯服成顺民的伦理道德，法家的帝王术和奴役术，则向逐鹿天下的枭雄提供如何集权、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利用暴民从而如何夺取天下的权谋攻略。孔丘的《论语》起自春秋，游说君王克己复礼。韩非权谋盛于战国，力助嬴政一统天下。顺便说一句，助纣为虐的成语，理当改作助嬴为虐才对。枭雄逐鹿之际，孔儒学说在诸侯听来，犹如梦呓，于是有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及至天下坐定，驯服民众成了专制帝王的必修课程，致使孔孟伦理死灰复燃。汉儒崛起，独尊儒术，制造以儒治国的神话。虽然汉末党锢诸子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以儒治国的神话却并没有随之破灭。儒生们照样心醉于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样的牛皮哄哄。尤其到了宋儒，更是将汉儒的天人合一，上升到了集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于一体的宇宙大法。   第七章是最后一章。随着对荀、韩、杨、墨、公孙龙的论述，终于发现，先秦的人文图景，并非以儒法两家为主流。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是由“尊王攘夷”拉开序幕的，在文化上却是诸子并列，百家争鸣。其中，以齐国的稷下学宫，最为人多势壮。而以老、庄一派，最受人景仰，以致稷下诸子之中会生发出黄老学派。事实上，黄老学派的思路真正承继的，乃是管仲的政治思想。而与管仲政治相对称的，恰好是杨朱的贵己。正如管仲政治风靡天下，杨朱贵己乃时人共识。孟轲之于杨、墨的嫉恨，无意间道出了当时的人心所向。   墨翟和墨家，有如基督与基督教一般，其势甚众，弟子门徒，遍布天下。不说其他，连后来如庄子一般超脱的形而上思想家公孙龙，都深受墨翟兼爱的影响。也许正因如此，公孙龙才会与杨朱、墨翟一起，遭到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刻意排斥。《史记》言及先秦诸子，以儒法两家为主体。其他宗师，全都边缘化。老子被司马迁与韩非强行并列，庄、杨、墨以及惠施、公孙龙，通通靠边。还不算关尹、列子，不算稷下学宫的邹衍、田骈、淳于髡、慎到等等一众响当当的人物。对照一下《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书单和名单，足以发现，司马迁为了突出孔儒，剔除了多少个性独具、著述卓然的先秦英才。   很难说本著的努力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一如笔者曾私底下对人说过的：当年需要一群文化人、一个文化运动成就的事业，如今却让人不得不独自担当和完成。难怪钱钟书会说，荒江野老屋，二、三素心人。这么说，并非是贬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等五四新文化诸君，抬高独孤治学的王国维、陈寅恪一脉学人，而只是想说，真正的文化创造，最终不是靠运动完成的，而是由独孤求败的学子担当的。   及至担当之际，方才发现，原来是一次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二十年前，也是金秋十月，在南京与人提及重建人文精神。当时能够想到的重建可能，乃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陈寅恪的文化守灵，绝对没有想到竟然会是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会是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假如当时就想到如此艰辛，不要说坐在身旁的朋友、同事会觉得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堪重荷。   哈德逊河对岸依然郁郁葱葱，河面上早已雾气散尽。蓝天白云。相比之下，历史显得多么的灰暗。尤其是中国历史。曾经在论述《红楼梦》的绪论里，讲过汉唐之气，宋明之情。现在看来，过于笼统了。西汉的独尊儒术，东汉的以儒治国；前者霸道，后者悲壮。以儒治国的失败，那是必然的。当年晏婴就曾经告诫过齐王，绝对不可听信孔丘言政。一场党锢血案，足以让后世儒生谈虎色变，更是让假装修身养性的宋儒，讳莫如深。以宋儒的世故精明，没有一个愿意赴汤蹈火。有宋士林，最时髦的，是爱国主义啦啦队，写诗作文，鼓励他人忠君报国。文天祥不小心把自己写了进去，于是只好叹零丁，说惶恐，希望能有个身后名，叫做“留取丹心照汗青”。   东汉儒生之中，刘向和郑玄，可谓异军突起。刘向的古文经学，对峙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意味深长。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在学问上直承刘向。章氏说及孔丘，不过古之良史。章太炎的风骨，有如嵇康，毫无董仲舒的张狂，亦无宋儒如朱熹者的僵硬冷酷；更与承继董仲舒今文经学的康有为那样的夸张和卑怯，形成鲜明对照。   汉末群雄并起，最杰出如曹操者，心仪党锢英雄，却断然鄙弃儒术而效法管仲乐毅，一面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比划周公吐哺，要天下归心。曹操最终确实成了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而多多少少刷新了管仲乐毅的业绩。其时，即便以儒臣自居的诸葛亮，治国用兵，也了无儒学痕迹。更不用说东吴的士林人杰，颇有稷下诸子之风。魏晋时代，无论人文风貌还是政治格局，都是对先秦的一个追忆。尽管稍嫌短暂，但也前有建安七子，后有竹林七贤，更不用说，尚有无数才俊高士。简要勾勒，自陈蕃李膺之后，经嵇康阮籍，最后以陶渊明作结。这一片士林景致，成为《世说新语》津津乐道的话题。陈寿的《三国志》，也因为如实记载了精彩纷呈的人文景观，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卓然不群。   应该是自东汉开始，印度，当时叫做天竺，有佛陀之学传入中国，时称浮屠。在一场场轰轰烈烈的中原逐鹿和江山易手背后，佛学悄悄地在朝野传播开来，润物细无声。及至南北朝，才显出其佛法无边的恢宏气派。梁武帝的信佛，并非偶然，而是启开了大唐王朝奉佛教为国教的先声。佛法的柔软在于，可以随着世俗人群的相异而变出不同的法门。唯识，天台，华严，三论，净土，律、密、禅，不一而足。诸多法门之中，遍布民间的无疑是净土宗，对士林影响最巨者，当推足以勾起有关老、庄、关尹、列子的回忆的禅宗。比起老、关、庄、列，禅宗还更加逍遥，更加齐物，并且更为简易，有如方便法门。   禅宗之于中国士林，是打开了士子的心灵；禅宗之于中国文化，是激发出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发生在唐宋士子的心灵深处，没有纲领，不成运动，却不声不响地洋溢在诸如王维的诗歌、苏轼的文章、严羽的《沧浪诗话》里。相比《沧浪诗话》，不要说当年曹丕的《典论·论文》，即便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显得老气横秋。   毋庸置疑，这场悄悄的复兴，遭到了儒生的横眉冷对。唐朝有韩愈的文以载道，被诉诸一场古文运动；有宋以降，便是宋明理学。理学的出现，于历代专制王朝历史，标志着其意识形态的最终形成。宋明理学因此成为朝廷的文化鹰犬，以三纲五常绑架包括为官、处世、做人、婚姻、家庭在内的所有世俗人生，从而囚禁民众的心灵和情感。宋明理学又经由科举制度，以功名为诱惑，制伏士林。   宋明理学，其实亦可分作两端；一端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成为专制王朝的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一端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多多少少影响了明末的性灵文学和性情文人。   由叫化子建立的明朝，是历朝历代之中，最无能最昏庸的朝代。宋朝皇帝虽然无能，但还出过个把艺术家皇帝。明朝的皇帝除了宫廷政变，房中术丑闻，加上特务统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摆得上台面的正大光明业绩。崇祯在煤山的自缢，几乎就是对应于朱元璋开国的象征。从江湖窃国，在煤山自行了结。王朝终结之际，方见人材辈出。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一个个风骨清朗，一洗宋明理学的蓬头垢面。更有傲视清兵入关的江南士子，宁死不屈。正是这样的豪气，激发出戴震之于理学的大声质疑。因为相比之下，理学实在委琐卑劣得不行。   戴震之于理学的批判，赢得了章太炎和胡适的高度认同。章太炎在《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里说：“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更是敬戴震为先贤，赞其思想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可见，五四新文化的打倒孔家店之举，并非几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早已在士林里酝酿许久，蓄势待发。这除了上述文艺复兴激发的心灵自由之外，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两次历史巨变，让中国士子深深地意识到了，理学于治国无方，于救亡无效。即便是理学出身的曾国藩，建功立业之际，也不得不掺杂黄老之术。更不用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之，再温良恭俭让，也不愿臣服于孔孟之道、认同朱熹之流。   自清末民初以降的历史演变，已在拙著《枭雄与士林》（台湾版本《百年风雨》）中，分析论说。此著的绪论是《商周之交和百年激变》。百年激变写在《枭雄与士林》里，商周之交是本著《中国文化冷风景》的主要论题。经此两著，大致上达成了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对中国历史的重新书写。二十年前的重建人文精神一说，总算如愿以偿。虽然这不过是个开端，以后尚有许多课题，需要细究。或者，留待后人续说。   树叶婆娑，清风拂面。草地上，有遛狗的走过，有健身的跑过。历时六年的努力。初到美国，心里没底。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于是有过读博的世俗念头。曾经给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历史学教授乔纳森·斯宾塞（ Jonathan D. Spence ） 写过信，投石问路，准备考他的博士生。他的中文姓名应该叫史景迁，缘自对司马迁的崇拜。斯宾塞先生看了我的履历，回信说：不要到我这儿来，你应该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因为是电子邮件来往，所以通信已失，只记得大意如此。后来，在耶鲁教中文的一位同胞，更是直言相告：你来读什么博士呀。那些导师写的东西，还比不上你呢。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意思却相当恳切。   此后读了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发现构思巧妙。但读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毛泽东》一类的著述，却无所收获。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位来自英国的美国学者怀有敬意。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的诚实。十多年过去，回首自己在美国的人生，对他当年的回执，心存感激。   其实当时也收到热情洋溢的回复，邀请我去读博。但事后想想，真有些后怕。假如按照读博的程序一路下去，翻阅无数不想翻阅的书籍，撰写一篇又一篇无聊透顶的论文，看着人家的脸色过日子，煎熬到最后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时，差不多已经疯掉了。   写到这里，下意识地想起了那位 Oracle CEO （即甲骨文公司总裁）拉里·埃里森（ Larry Ellison ），在耶鲁大学给 2000 屆毕业生所作的演讲。这里援引其中一段，与众分享：   说实话，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一千个行业的一千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埃里森，一个辍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散布异说？   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埃里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辍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就目前而言――是个辍学生，而你不是。因为艾伦，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他的排位还在不断上升，也是个辍学生。而你，不是。   埃里森所例举的辍学生当中，还不包括不久前逝世的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还不包括哈佛那个发明了脸书（ Facebook ）的哥们。他们都是辍学生。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高等学府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创造历史的科技精英的相继辍学经历，应该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标记，标记着学府，不再是创造历史的地方。美国的学府如此，极权国家的学府，其尴尬更是可想而知。不管怎么说，美国学府毕竟是个思想言论自由之地，学术成就公平竞争之地；尽管其学院政治，也相当恶俗。   回首当年离开执教了十多年的校园，既悲凉，又庆幸。悲凉的是，人文精神竟然也随我一起离开了那个学府。庆幸的则是，幸亏远离那样的喧嚣。回首往事，没有像埃里森那么开心得手舞足蹈，但也会读着埃里森的演讲，忍俊不禁。我离开了，而别人，却没有。虽然不会把人家看作失败者。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到美国来求败，而不是求成的。   比起埃里森的腰缠万贯，区区可是一贫如洗。从求败的意义上说，算是成功了。此著完成之际，倘若有人问，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回答应该是：   好吧，西绪弗斯也该在山顶上休息片刻了。   二 0 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中国文化冷风景》自序 华夏民族的始源形象，是刻画在《山海经》故事里的。或者英雄无畏，或者坚忍不拔，阳刚之气，极其充沛。或许是这样的初民形象感动了上苍，冥冥之中，将河图洛书赐给了这个民族。   遗憾的是，这个民族的先祖没能真正读懂河图洛书。解读那两个图式，需要很深的数学根底，很好的逻辑头脑，很高的悟性，再加上非同寻常的生命修为。这个民族的先祖，或许颇有悟性，修为也不低。但从结绳记事的记载上来，数学根底显然不行；再加上使用象形文字的缘故，逻辑头脑也是先天不足。他们只能似懂非懂地揣摸着，以依样画葫芦式的稚拙，同时又不无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地弄出了一个八卦图式。结果，一个由深奥的数理逻辑构成的、同时蕴含着宇宙信息和生命奥义的高维全息方程式，被简化成了低维的世俗的用以偷窥命运变幻的八卦排列。   最初的那个八卦排列图式，相传由伏羲所画，号称伏羲八卦。经过夏、商两朝一千年左右的演变，西歧的西伯侯姬昌，将伏羲八卦做了重新推演，并且还从中衍化出六十四卦。姬昌排列的八卦图式，史称文王八卦。姬昌于推演之际写下的那些卦辞爻辞，后来被编纂成了一部《周易》。   《周礼·春官·大卜》有言：“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贾疏解释：“夏曰《连山》，殷曰《归藏》”。《连山》、《归藏》早已失传，以致有人甚至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过。后世能够读到的，惟有《周易》。   《周易》被儒生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事实上，《周易》影响所致，仅儒、法两家。老聃、庄周、杨朱、墨翟、公孙龙等等诸子的思想学说，皆与《周易》迥然有别。至于齐国稷下学宫所云集的各家诸子，也并非《周易》承传者。《周易》其实是在西汉的时候，随着独尊儒术而水涨船高，被奉为群经之首，再附加上诸子百家之源的夸张。但这么说，又并非意味着，《周易》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无多影响。恰恰相反，姬昌演易几乎圈定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走向；尽管这样的事实，是多么的可悲。   倘若撇开姬昌演易的卦辞爻辞附加给八卦的诸多内容，八卦之易也不过就是一门巫术与命理参半的学问。后来宋朝学者邵雍的研究，便是这样的努力。应该说，八卦图式从河图洛书那里所承继的全息性，确实可以推算国运人运之类的命运变幻。但八卦之易也仅止于卜卦算命之类的巫术或准巫术，并不曾给这个民族的文明，带来什么进展。几千年的卜卦算命算下来，混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民族依然一穷二白。后来总算开始富了起来，但也不过是出卖廉价劳动力而已。高科技的文明成就，并不发韧于华夏民族，当然也没有掌握在这个民族的手里。所谓八卦，最后变成了搞笑的同义词。   但姬昌演易却绝对不是搞笑的。非常认真。姬昌演易演出了两大结果，一者是丧失了时间维度的功利主义必然性结构，一者是聚焦于人事权变的心机权术（参见本著第四章《姬昌演易的心术独白和周易卦爻的必然性结构》）。从前者之中，生发出周公建制所确立的中央集权专制与等级制度等级观念；从后者之中，演变成后来的帝王术和权谋术。姬昌演易，乃是后世儒家和法家的源起。所谓儒法互补，儒法一家，其根源全都缘自姬昌演易。至于韩非在其著述中援引姬昌当年如何运用权术的史例，不过是证实了姬昌确实是个权术大家而已（参见本著第七章第二节《韩非帝王术》）。   姬昌演易所演出的那个封闭结构，后来具化为儒法两家的共生和互补。自先秦以降，华夏民族在儒法两家构成的文化心理牢笼里苟活了数千年，至今未见解脱。这个民族的奴性，这个民族的喜欢玩弄权术，这个民族的崇拜用阴谋诡计加血腥暴力以窃得国家、抢得江山的历代枭雄，这个民族有非常享受做稳了奴隶的嗜好，如此等等的诸多国民性弊病，皆源自儒法两家给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造成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而姬昌，则是这种封闭的制度结构和同样封闭的阴暗心理的始作俑者。姬昌演易，画地为牢。当年被囚的姬昌，在所囚之地羑里，反过来为整个民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既是制度的又是心理的无形牢房。此后，经由姬发伐纣，姬旦建制，孔丘立说，荀况搭桥，韩非献术，最后嬴政一统，历时八百年的历史演变，华夏民族终于被请君入瓮，关进姬昌当年设置的无形牢房里，迄今长达数千年。   历史的真相，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读明白了这段历史，那么姬旦建制之前的历史，姬昌演易之前的文化，都有了还原的可能。更不用说，令人怀念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还原，也成为可能。从箕子所说的《洪范九畴》，可以得知姬昌演易之前的文化，是什么模样。而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则揭示了姬旦建制之前的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参见本著第二章《周公建制的历史意味和人文影响》）。更不用说，当年春秋战国时代的辉煌文化，绝非以儒法两家为主流。   八百年周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的中央集权制王朝，等级分明，尊卑赫然。不过，诸侯各国，依然留有些许殷商诸侯联盟时代的残迹。比如吕尚的封地齐国，可以推行与姬旦的封地鲁国不一样的政治主张。齐国的治国方略是尚贤，亦即看重治国能力，迥异于鲁国的尊尊亲亲。有周时代，言论自由也还没有被剥夺。“召公谏弥谤”，周室天子以及各国诸侯，就此全都打消了防民之口的侵犯言论自由念头。再从《诗经》诸多国风篇什里，又可以发现，民风依然淳朴，男女恋爱自由，没有受到后来孔儒主张的伦理观念和封建礼教的束缚。   春秋战国时代的辉煌，最早是由齐国君臣，桓公田午与齐相管仲，共同开创的。后世只知这对君臣“尊王攘夷”的称霸业绩，鲜知田午创立的稷下学宫，对于繁荣诸子百家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孔丘讲学。至于管仲政治之于周公建制的无言颠覆，更是无人领略，绝无研究。   当年吕尚与姬旦之间在治国方略上的分歧，至桓公、管仲登上历史舞台，显示出了实质性的变革。“尊王攘夷”，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政治方略；在给足周室面子的前提之下，大刀阔斧地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尊王攘夷”以一个“尊”字，略去了姬旦确立的尊尊亲亲；从而在“攘夷”的名义下，实施管仲的人本政治。管仲的人本政治，完全打破了姬旦的政治模式。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并非立国之本，更不是必须遵行的伦理规范。当管仲以“三归”和“反坫”的身体力行，要求桓公打破等级框框，柦公的反应是心领神会。君臣之间，配合默契。举国上下，无人非议。只不过让声称经常梦见周公的鲁国破落户孔丘，看得很不顺眼罢了。   管仲的人本政治，后继有人。晏婴为相，管规晏随。管仲的政治思想，更是绵绵不绝（参见本著第七章第三节《杨朱贵己》中有关管仲政治的论说）。邹衍、田骈、淳于髡、慎到等等，稷下诸子，大都深受管氏影响。由此，还发展出一个黄老学派，成为后世西汉数帝所遵奉的政治圭臬。相比之下，孟轲的民本政治，不仅肤浅，流于空想，而且还深深地刻有君君臣臣的孔儒观念印记。   管仲的人本政治，不啻在齐国，对其它的诸侯各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倘若说，春秋战国不仅是一个文化的春天，也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历史空间，那么这样的空间，是由管仲的人本政治所开拓的。管仲政治，在那个时代、于诸侯各国政治，具有主导的地位。只是由于《春秋》由孔丘所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又从孔丘的《春秋》中衍生，所以那样的历史事实，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掉了。孔丘著史，再微言大义，也跳不出周公建制确立的等级观念。而维护等级观念以及相应的周礼，可说是一部《春秋》的根本宗旨。后世儒学煞费苦心地研究来研究去的，无非是哪个君王言行出轨、哪个君王有违礼仪之类的孔儒要领。相反，于管仲政治的内容、意义和影响不置一词。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被歪曲的。   在管仲政治所开拓的春秋战国历史空间里，天下是自由的天下，社会是活跃的社会。与管仲政治主导的庙堂相应，有庄子式的士林，有极具杨朱贵己品质的民众；有墨翟那样的民间领袖和墨家那样的民间组织，有公孙龙那么纯粹的形而上思想家。但是，正如孔丘的《春秋》刻意将管仲政治边缘化，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也同样刻意地淡化、甚至抹掉老、庄、杨、墨、公孙龙诸子诸家。管仲的政绩，司马迁无法回避；但管仲的政治思想以及深受影响的稷下学宫，却被司马迁清除得只剩些许蛛丝马迹可寻。   春秋之际，稷下学宫的创立，可说是桓公田午不下于“尊王攘夷”的历史文化大手笔。司马迁偶尔提及，都忍不住会惊叹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宏伟气派。名列建安七子的徐干描述道：“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中论·亡国》）。之前，东汉的庆劭有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风俗通义·穷通》）。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倒是也能得到些许印证：“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 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稷下学宫，百家荟萃，名流如云，齐集了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兵家等各大流派。其中的每一位大家，都有不下于孔丘的门生弟子。《战国策》记载，田骈有“徒百人”；另据《太平环宇记》所说，稷下的前辈学者淳于髡，“弟子三千人”。稷下诸子之中，大都撰写专著。邹衍有《邹子》、田骈有《田子》、慎到有《慎子》，可惜，全部失传，就像当年著名政治家李俚的《李子》和申不害的《申子》一样。即便是管仲的《管子》，也是失传之后由汉代学人重新编写的。从《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那张长长的书单上，可以得知，有多少先秦思想家的珍贵著述，湮灭于历史的长河。反过来说，要不是这样的湮灭，又何来孔孟的坐大？   稷下学宫诸子，才学人品俱佳。同样的面对齐宣王，孟轲不过直言相告而已，哪里比得上王斗，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逼得宣王不得不认错，并且以实际行动改过，最后，以“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原文如下：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与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于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正谏。”宣王忿然作色，不说。   有间，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惟恐失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无骐麟耳，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逡、庐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也。”   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   倘若能从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从管仲的人本政治及其政治思想连同于诸侯各国的影响，从桓公田午所创立的稷下学宫以及后来稷下学派的发展壮大连同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意味，重新审视春秋战国的历史，那么，还原华夏民族真实的人文景观，便成为可能。与这种可能相应，便是重新研究商周之交的历史演变，重新研究从河图洛书到姬昌演易的文化转型，重新理解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奥义，重新评价杨朱的贵己，重新探讨墨翟的兼爱，重新解读公孙龙的白马非白。当整个人文图景及其历史真相得以还原之际，人们自然而然会发现，后来儒法互补的历史及其文化，原来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为当时诸子不齿、对华夏民族最为凶险、最无裨益的选择。且不说其它，仅以王斗逼齐宣王改过与韩非奴性十足地拜倒在嬴政脚下献计献术的鲜明对照，就可以得知，这个民族是怎样退化的。先前的华夏民族精英，大都是王斗这样的；而后来的知识精英却一个比一个更韩非。今日之华夏，众精英大都以能够成为韩非为荣，而以做不成韩非为羞耻。   遥想当年，即便醉心于纯粹思辨如公孙龙者，在王公贵族面前，都有王斗那样的气度和见识（参见本著第七章第五节《公孙龙白马非马》）；可叹如今，公孙龙那样的纯思辨，在这个民族基本上消失殆尽；而王斗式的气度和见识，也因为思想与言论自由的长年缺如而依然相当鲜见。要华夏民族一下子回到河图洛书的高维智慧，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管仲式的人物，稷下学宫那样的人文天地，也不会重新再现了么？西方绘画史上有一幅著名的巨作：雅典学派。这在中国的先秦时代，也曾有过，叫做稷下学宫。不知华夏民族什么时候，才能够从“荒江野老屋里的二、三素心人”，扩展到稷下学宫那样的宏伟景观？在这样的人文景观面前，孔丘、韩非之流，实在微不足道。司马迁的《史记》，应该重新写过。   二 0 一一年十月三十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流传中国千年不衰、至今尤盛的帝王术创始者，韩非，虽然并非一个净身阉宦，但此人向君王进言的口气，却与清朝慈禧太后膝下的李莲英相差无几。谓予不信，翻开《韩非子》第一卷第一篇《初见秦》，其开篇第一段，便可了然：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韩非子·初见秦》   为了突出自己的忠心，韩非甫一开口便将“不知而言”、“知而不言”定为死罪。至于如何算作“不知而言”或“知而不言”，当是很难划分和认定的。只是如此定罪，必然造成臣子在君王面前不知言什么为智、说什么为忠的恐惧。还不啻臣子在君王面前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自由被限制到最低限度，即便君王集思广益的可能性也被相应地缩小到几近于无的范围。而韩非之所以要把臣子的言论限制到如此严厉的程度，则无非是为了强调他自己所言的既智又忠。喜欢做人家的奴才并不稀奇，但把奴才做到如此份上，却实在罕见。   若说智商，韩非似乎高于孟轲；但孟轲再弱智，与君王说话却从来不像韩非这般低声下气。孟轲语君，不说耳提面命，至少也是中气十足；而且总是居高临下，从不示弱。倘若孟轲看到韩非这付十足的奴才腔调，定然蔑视。儒法两家，儒家虽然讲究君君臣臣，但在君王面前倒还不无骨鲠传统。先秦有孟轲，西汉有辕固生，东汉更有陈蕃、杜密等一干不要命的儒臣。与此相反，主张刑名的所谓法家，虽然有商鞅的雷厉风行，有韩非的阴狠老辣，有李斯毫不留情的杀伐决断，但在主子面前却一个比一个奴颜婢膝。这些法家代表人物的结局又非常反讽，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李斯用计害死，李斯父子双双被主子就地正法。若说誓死效忠，倒也算全都如愿以偿。   追根寻源，被后人认作法家先驱的管子，当年绝非如此低声下气侍奉君王。享有“春秋第一相”美誉的政治家管仲，不仅政绩蜚然，而且个性独具，风采照人。有关管仲的政绩，连司马迁都称道：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史记·管晏列传》   有关管仲的个性，司马迁记载如斯：   管仲頉在青州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说苑云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巿租，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史记·管晏列传》   今世所说牛人者，其时诸子之中，无疑管仲也。这就好比一个才干出众的雇员，为老板打工之际，毫不客气地先向老板提条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老板要雇员贡献才干如是，君王要臣子做出政绩亦如是。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本事的人，需要满足自己的利益，或显示自己的个性，不如说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首先要让雇主懂得尊重雇员或者让君王懂得尊重臣子。以管仲的心胸，如此一再开价，并非仅仅是意在财富、地位，而更是在向君王标明，你我虽然君臣有别，但我管仲的尊严，不可轻视，更不容冒犯。   管仲如此心高气傲，当今商明文明社会的高级白领看在眼里必定心领神会。但当时的一些迂腐士子，恐怕很难理解。比如孔丘，就读不懂管氏三归。提及管仲的尊王攘夷功绩，孔丘盛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是人问：“然则管仲知礼乎？”孔丘马上回答：“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又有问：“管仲俭乎？”孔丘断然回答：“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不知孔丘倘若能读到韩非的“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会发出什么样的议论。可以肯定的是，纠缠于等级观念的孔丘，不会懂得管氏三归，别有一番尊严在其中。管仲之所以敢向齐桓公步步进逼，是因为在管仲的心目中，君王和臣子之间，彼此是完全平等的：要我管仲效力可以，但你必须给我管仲应有的待遇。这在商业文明无疑是常识，却绝对不符合孔丘所遵奉的君尊臣尊君贵臣贱的等级观念，以致会作出“不知礼”和“焉得俭”的道德判断。殊不知，这样的道德判断，全然有违于齐国的民意民心。有关管仲所获得的特殊待遇以及管仲的功绩，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写道：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当然了，管仲的自尊，并非商业文明孕育，而是缘自华夏初民与生俱来的平等观念。在周室标榜尊尊亲亲之类的森严等级之前，臣子与君主说话，并没有仰视神明般的战战兢兢。《尚书·西伯戡黎》记载的殷臣祖伊，与商纣说话的口气，就算比不得管仲那么豪放，至少也有孟轲那样的义正词严。人的尊严，并非书本熏陶出来的教养，而是发乎生命底蕴的人文品质。倘若没有周、孔等级观念日深月久的侵蚀，华夏民族天然具有的平等观念以及人之为人的尊严，绝对不会丧失殆尽到在君王的权杖面前诚惶诚恐的地步。   春秋伊始，虽然周室周制已然数百年，但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并没有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样统摄天下众人之心。鲁僖公九年（公元前六五一年），齐桓公在葵丘之盟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后世所谓尊王攘夷，由此而起。这是对周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相当温馨的解构，温馨到了把孔丘小可怜感动得如醉如痴的地步。然而，尊王攘夷再温馨，骨子里却不再把当初周公建制时的等级尊卑当回事了。于是，就有了齐桓公向管仲步步进逼的三归一再表示敬意的非常之举，根本不管会有个叫做孔丘的破落子弟说三道四。因为齐恒公内心深处也像管仲一样，毫无等级尊卑观念。齐恒公有过作为公子小白的流亡经历，再加上齐国当初乃吕尚之封地，不以“尊尊亲亲”为然，而以“举贤而上功”治国（参见《淮南子·齐俗训》）；因此，齐恒公身上既无公子哥儿养尊处优的纨绔习气，也没有姬氏家族等级森严的尊卑观念。尽管在鲍叔牙推荐管夷吾时，齐恒公有过犹豫：毕竟当年与公子纠争夺王位时，曾被管仲射过一箭，几乎丧命。但齐恒公听了鲍叔牙之于管仲才干的一番盛赞后，旧日恩怨顿时消解于一片赤诚的爱才之心。及至获得管仲辅佐，更是乐不可支，管仲要什么都答应。如此的求贤如渴，后世的君王之中，也就曹操可相比拟。   齐恒公和管夷吾的相知相善，与其说是君臣间的佳话，不如说是高山流水一类的美谈。对于管仲来说，从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而对于齐恒公来说，因为有了管仲的辅佐，得以成为春秋首霸（借用当今的天下首富之说）。可以说，生机勃勃的春秋时代，就是这对君臣以尊王攘夷的名义共同开创的。   历史的诡异在于，当初尊王攘夷之夷，乃一再北侵的南夷楚国。而后来对中原诸侯真正构成威胁的，却是最终吞并天下的西夷秦国。春秋时代的秦国，才刚刚崛起，除了野蛮，别无所长。及至秦穆公上台，才开始学习中原文明，不惜代价，网罗人才。诸如特地到楚国以五张羊皮换得虞国大夫百里奚，重用晋国亡臣丕豹，请出隐居的䞿叔，与百里奚一起，拜封为相当于丞相的左、右庶长。秦穆公由此大展身手，开疆扩土，跻身春秋五霸。秦穆公的成功与其说是野蛮之于文明的胜利，不如说是蛮力获得了文明的导引。或者说，中原人杰的加盟，使蛮秦摇身一变，成为强秦。   毋庸置疑，秦穆公时代的君臣关系，不说完全平等，至少毫无主奴意味。秦穆公虽然身为君主，但同时又是百里奚、蹇叔等臣子的学生。搏战有赖于野蛮，政治却需要智慧。这就好比西安以西的乡镇企业老板，请了上海的公司主管，绝对摆不出颐指气使的架子。而百里奚、蹇叔他们，也不可能像后来的韩非之于嬴政那样，在秦穆公面前诚惶诚恐。   秦国历史上君臣关系演变的一个重大转折，见诸商鞅进谏秦孝公，以献称霸之道。   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韂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史记·商君列传》   与当年秦穆公的求贤若渴截然相反，秦孝公只消身子朝王座上随意一歪，自然就会有商鞅这样的中原士子进宫巴结，而且还要私走宠臣的门路，才能得见。此刻的商鞅，无疑比不得当年的百里奚、蹇叔，让秦穆公感觉如获至宝；更难望春秋名相管仲之项背。像管仲那样理直气壮地向齐桓公一再提要求，在商鞅可是想都不敢想。商鞅能够做的只是，向秦孝公点头哈腰地献计献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从帝道说到王道，从王道说到霸道，一直说到秦孝公大悦，方才感觉大功告成。商鞅未必不知道自己是在取悦君王，内心深处更是明知，秦孝公的喜欢霸术，“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但商鞅就是一味的奉迎，一味地寻求秦孝公所需所喜。   秦国从偏偶一方的蛮夷，壮大到一统天下的王朝，依次走过由微而显、由荒蛮到暴虐的生长阶段。经由秦穆公，蛮秦变成强秦；经由秦孝公，强秦变成霸秦；其后秦昭公企图帝秦，被赵相平原君等中原士子挫败。所谓帝秦，实质上乃是暴秦，其标记性的历史事件，便是秦昭公手下的白起在长平之战得胜之后，坑杀四十五万赵国降卒。可叹的是，中原士子的义不帝秦，并没有能够阻止秦国的最终称帝。秦昭公受挫的帝秦或曰暴秦之业，最后在秦始皇嬴政手里，如愿以偿。   倘若说强秦的标记是秦穆公利用了中原文化和中原士子，那么霸秦的标志则是中原文化经由诸如卫国人商鞅这类士子的臣服，完全匍伏于霸秦的军国主义。秦孝公要的是军国主义，而商鞅向秦孝公提供的，正是叫做霸道或者霸术的军国主义，如斯：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   用商鞅本人的原话来说，则是：   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四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於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商君书·来民》   因此，在国与民之间：   民弱国彊，民彊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换句话说，国家必须凌驾于国民之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此乃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二十世纪中叶的德国、意大利、日本诸法西斯国家，无不如此。商鞅巧舌如簧地把这种军国主义说成是：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的厚今薄古，表面上是相对于孔儒的厚古薄今，实质上却是以所谓的“不法古”为名，为军国主义铺平道路，从而推动秦国更上一个台阶：由霸秦走向暴秦。可以说，二千多年之后，东瀛之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早在商鞅的政治主张里，就已现端倪。当年秦国向中原诸国发动的吞并战争，与日本法西斯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的入侵中国，大同小异；骨子里都以野蛮强暴文明，以暴虐作践柔弱。商鞅变法，无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对中国历史来说，都毫无光荣可言，而是耻辱的标志。至于商鞅的结局，在秦孝公驾崩之后旋即遭到车裂，只不过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报应罢了。   当时向强秦献计献策献媚献丑的中原士子，并非商鞅一个。商鞅只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当野蛮向文明步步施虐之时，最为耻辱的还不是文明的柔弱，而是文化人的臣服。这种臣服不仅给当时天下的政治格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给整个民族文化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与卫国士子商鞅将自己绑上秦国的战车相对称、并且给后世的民族文化带来极大伤害的另一个中原名士，便是赵国人荀况。   商鞅在公元前三三八年被杀，荀况于公元前三一三年出生，卒于公元前二三八年，比商鞅之死正好晚了一百年。荀况在世之时，恰逢秦昭襄王嬴则当道。秦昭王做下的几件震动天下的大事，不可能不对荀况的思想和著述产生影响。一件是公元前二六 0 年的秦赵长平之战，一件是得胜的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五万赵国降卒，一件是随后发生的秦昭王企图称帝，还有一件是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昭王灭东周。春秋时代的“尊王攘夷”，到了战国时代，以秦昭王野蛮的夷王灭尊，黯然落幕。   在秦昭王不可一世的铁蹄面前，同为赵国人的相国平原君，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向暴秦以帝秦俯首就范；魏国的信陵君盗窃兵符以救赵，楚国的春申君毅然发兵以助赵，更有齐国一介布衣鲁仲连，傲然蔑视暴秦而义不帝秦。惟有学问家思想家荀况，以截然相反的姿态，又是入秦考察，又是在《强国》篇中盛赞暴秦：   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强国》   荀况虽然像商鞅一样心知肚明，秦国“粹而王，驳而霸”，从而认定“其殆无儒邪”，用商鞅的话来说则是“难以比德于殷周”；却偏偏要恭维经过商鞅军国主义调教的秦国，民是“古之民也”，吏是“古之吏也”，士大夫是“古之士大夫也”，朝廷更是“古之朝也”；从而得出了如此貌似很真理很公允的结论：“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这样的结论，足以让平原君、信陵君以及春申君乃至鲁仲连，全体瞠目结舌。   说荀况弱智，也许会伤害华夏民族的感情。但说荀况的平庸与其自身的怯懦互为因果，即因为平庸而怯懦，由于怯懦而平庸，恐怕并非失实。试问，倘若没有秦国的咄咄逼人和一再得逞，荀况会那么煞有介事地援法入儒么？商鞅跑到人家宫廷里献媚取悦是为做官，荀况如此礼赞暴秦为哪般？倘若不知其写作背景，还以为荀况是在发展孔儒学说；但仔细观察一下其著书背景，才明白荀况其实是受了秦国威逼天下帝秦的霸道气势的震摄，才不得不在君王的“仁眇天下，义眇天下”之外，加上一个“威眇天下”，不得不在自己的学说里掺入些许商鞅的主张。这与其说是荀况有思想，不如说是荀况没胆识。这就好比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歌颂日本人是“古之民也”，日本官员是“古之吏也”，日本天皇是“古之朝也”；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威眇天下”。真不知荀况这番颂秦，发生在秦军坑卒之前，还是之后。但不管是之前之后，作为深受暴秦荼毒的赵国子民，说出这番谀词，都是极其丢人现眼的。尤其是比之于赵相平原君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荀况的谀秦很难让人不鄙视。   有其师，必有其徒。有荀况的谀秦在前，此后他那两个学生楚人李斯、韩人韩非的相继仕秦，也就顺理成章。或者说，荀况强调君权威严的君本主义学说，为李斯、韩非放弃自己尊严向秦王嬴政下跪嗑头，扫除了可能会有的心理障碍。于是乎，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韩非写给秦王嬴政的那番叩首之言：“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有关韩非其人，司马迁如此写道：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韩非与李斯的同门相残之中，韩非假若没有口吃，李斯恐怕不是其对手。当然，汉儒司马迁毕竟没有先秦诸子那样的学养，会把韩非的“喜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反过来说，司马迁假如没有如此这般的糊涂，也不会将韩非与老子并列为传。因为事实上，韩非虽然在著述中劫持过老子学说，但韩非的帝王术在骨子里却是既承继了商鞅的军国主义的霸术理论，又师承了荀况的君本主义的威君学说。否则，韩非的著述，不会得到嬴政的如此赏识。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这之前：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冑之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王的不能用韩非之说，既可说是韩王胸无一统天下之大志，也可说是韩非的学说实在太可怕。说儒者“用文乱法”，说侠者“以武犯禁”，还有“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在在处处，韩非都是在替君王着想。儒者侠客，名士武士，全都像是君王脚下的蚂蚁一般，韩非教君王想怎么踩就怎么踩。这确实很合乎想称霸天下的秦国君主口胃，但未必会让中原诸侯如韩王者愿意采纳。   毋庸置疑，韩非把自己也定位于可怜的蚁群，否则，不会向嬴政说出那么卑躬屈膝的话来：先给自己定妥死罪，再向主子表示忠心。这个帝王术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奴才哲学的奠基者。比起商鞅的军国主义主张，韩非的君主专制论，走得更远。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   此番论说，几乎是韩非帝王术的总纲。韩非既把商鞅的厚今薄古推到极端：“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又把商鞅没有说明白的“有功者显荣”划分得更加清晰：“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商鞅还担心其霸术“难以比德于殷周”，韩非却断言：“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借用一句韩非之师荀况的话来形容，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韩非之青，不仅胜于商鞅之蓝，也胜于其师荀况之蓝。脱胎于孔儒的荀况学说，虽然演变成了君本主义，但骨子里依然兼具儒、法两家的双重性。但韩非的帝王术却是一元的、极端的、毫无折衷可言的，从而是冷酷无情的，所向披靡的。这在战国时代，其形象当是嬴政的战车；这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大地上，则应该化身为希特勒军队的坦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的纳粹，比德国早了两千多年。德国的纳粹效忠的是其元首希特勒，中国先秦时代的纳粹效忠的则是后来号称秦始皇的嬴政。比起德国纳粹，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帝王术，更为阴暗，又更加奴颜婢膝。   真要说起来，商鞅虽然也跟韩非一样的效忠于秦国君王，但开口闭口，却总是国家当先。诸如：“治国贵民壹”（《商君书·民壹》），“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君书·修权》），等等。韩非却不同，每每下笔，总是君主为上。在商鞅的霸术里，国家已然凌驾于国民之上；而在韩非的帝王术中，君主更是高踞国家之上。有道是：   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韩非子·八说》   韩非因此告诉君主：   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韩非子·五蠹》   韩非根本不相信什么民爱国、君爱民之类的仁义说教，而坚信人君的威严，人君的至高无上，既高于民，也高于国。韩非心目中的圣明人君要的是，国民为之效力卖命，根本不必听他们说些什么。国民赞美也罢，抱怨也罢，人君不必当回事。立功的有赏，不听话的杀头。非常简单。诸如个人权利，思想自由或者言论自由之类，对韩非的帝王术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措于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 －－《韩非子·诡使》   所有的个人权利，无论是家室财富，还是思想言论，通通都得被剥夺干净，否则，人君就会有“道私者乱”的危险。尤其是“圣智成群”，亦即是知识分子成堆，假如“上不禁塞”，那么等于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这即是说，所有具有思想言论能力的人们都不能享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一如拥有武器的国民不能有“私剑之捍”。这样的韩非学说，嬴政能不喜欢么？更不用说以秦始皇自比的现代枭雄，能不喜欢么？倘若说，韩非学说像一枚硬币似的具有两面形象，那么翻过来是帝王术，翻过去则是奴役术。韩非奴役术的宗旨，在于彻底消灭国民的自由，彻底剥夺国民的权利。所有想要享有个人权利或者个人自由的人们，都被韩非列为去除对象，叫做“五蠹”，就像两千年后被称作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一样。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韩非子·五蠹》   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还有商工之民，活跃于天下的士子市民，几乎被一网打尽。后世暴君希特勒想要清除的，也不过是犹太人而已。韩非设置的清除对象，竟然比希特勒想要消灭的还要众多。这与残酷镇压阶级敌人的红色革命倒是有一比。难怪枭雄有言：秦始皇算什么？   比起两千多年后的镇压反革命，秦始皇当然不算什么。但秦始皇毕竟有焚书坑儒，可算作嬴政在韩非光辉思想指引下、在李斯英明果断的建议下所做的清除异己之壮举。从列出五蠹到焚书坑儒，然后再比较后世的消灭犹太人和镇压反革命，横看竖看，翻过来看，倒过去看，都可以发现，韩非确实非常了不起。相比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清除五蠹，韩非的思想要超前两千多年。可见，韩非、商鞅等法家人物，在毛时代的文革当中空前走红，绝非无心插柳，而是历史和逻辑的双重必然。   倘若要将韩非的帝王术和奴役术作个比方，那么颇类于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言及的《葵花宝典》。那部武功秘笈造就的是东方不败，韩非帝王术炼成的则是叫做嬴政的秦始皇。有趣的是，东方不败习练《葵花宝典》先得自宫，而韩非低声下气地请求嬴政采纳所献帝王术的结果，却是自杀。说起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倒也是自杀的，只是相比之下，韩非自杀得更为窝囊。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从韩非《初见秦》里的“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到“韩非欲自陈，不得见”，只得自裁了结，此情此景，真可谓怎一句报应得了？司马迁有评如是：“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没说报应两字，但报应之意，已在其中。正如杀人者，要偿命；以言怂恿人君剥夺臣民自由和权利者，岂能有什么好下场？但这也正好就是韩非帝王术和奴役术的特征所在：先将自己完全奴才化，并且誓死效忠，然后再教人君如何强迫全体臣民当奴才。或许，这也能算是一种以身作则。   理当承认，商鞅的霸术确实能让秦国称霸，韩非的帝王术也确实能让嬴政称皇称帝，但代价不菲。除了无数将士的生命，黎民百姓难免生灵涂炭，尚有国民的权利和臣民的自由。因为这是越过底线的暴力扫荡，这是毫无人性的征服行径。如此的血腥，如此的残暴，如此的野蛮，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良知之人，都无法漠视。若说这是大一统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请问，这样的大一统要来干什么？即便书同文、量同衡、车同轨确实不无文明的进步意味，也抵不上这样的人文代价。试想，以诸国和平协商的方式，难道不能抵达这样的进步？难道一统天下非得诉诸杀人无算摧残文化的野蛮？假如硬要说，暴秦的大一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就同样可以成立了。彼此都是由夷入主，籍暴力称霸，以杀人立国。历史的人文立场虽然是柔弱的，却是不可动摇的，绝不妥协的。因为历史是属人的历史，而不是杀人的历史；历史是人文的历史，而不是被帝王主宰的历史，更不是向威权和暴力屈服甚至顶礼膜拜的历史。任何诸如此类的野蛮，无论来自暴秦，还是出自日本法西斯，都是不能认同的。历代帝王，各色枭雄，或许会醉心于如此野蛮的一统天下，但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人文学者，更不用说什么思想家，假如这个民族还存在思想家的话，都没有理由为嬴政及其暴秦的如此统一天下，喝彩；同样没有理由向商鞅的霸术和韩非的帝王术，致敬。孔儒的君君臣臣等级观念尚且不能认同，更何况商鞅、韩非先后以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向秦国君主的称臣效忠？   比起商鞅的军国主义，韩非的专制主义更奴才，更无耻。商鞅的军国主义着眼于国家利益，着眼于国与国之间的逐鹿；韩非的专制主义却完全聚焦于君主的权威，聚焦于如何剥夺国民的权利和臣民的自由。倘若说，商鞅旨在称霸的军国主义，与马基雅弗里的《君主论》多少有些不谋而合，那么韩非意在教唆人君实施专制独裁的帝王术和奴役术，毫无政治上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可言。当一个国家面临灾难或者面临强敌入侵之际，商鞅的学说，还有圈点之处；国家确实需要用非常的手段，凝聚国民力量，共同赴难。然而，无论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韩非的主张，都是绝对不能采纳的。因为商鞅的学说，含有国家利益成份；韩非的主张，却惟人君是从，既剥夺国民的权利，也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倘若国民权利可称作私，国家利益可称作公，那么商鞅的学说，尚有公心可论。但韩非的主张，却除了向人君献媚，既不利于私也无益于公。作为一个中原士子，商鞅低头哈腰地向野蛮的秦国献策献身，无疑是可耻的；但相比之下，韩非诚惶诚恐地向嬴政进言，如何剥夺国民权利，如何取消臣民自由，比商鞅更奴才更阴暗。   司马迁在《史记》里有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但说到韩非，司马迁却只是连连感叹一个说难者的最后被难。殊不知，要说报应，韩非远比商鞅轻得多。因为韩非学说的罪孽所在，远不啻得罪秦国的权贵，更是伤害到了普天之下的工商士子，黎民百姓，乃至后世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司马迁竟然将这样一个策士，与老子并列而传，实在是糊涂到了荒唐的地步。司马迁能从商鞅身上读出刻薄，怎么从韩非著述里就读不出阴暗呢？   倘若从商鞅、韩非再回首早先的管仲、晏婴，真可谓，判若云泥。管仲的风采毋须赘言，连司马迁都佩服不已。即便后来的晏婴，也别有一番风貌：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   有道，无道；有行者，无行者；司马迁的《史记》，总算还能够有所区分，没有将管仲、晏婴与商鞅、韩非混为一谈。只是《史记》中有关韩非的这段文字，读来令人发噱：   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诸如“悲廉直”、“作孤愤”之类的词语，用在韩非身上，相当滑稽。虽然韩非确实有篇什叫做《孤愤》，以示怀才不遇。但这不过是尚未遇到嬴政罢了。看看韩非在《初见秦》里那种激动不已的模样，哪像个怀有“孤愤”的中原士子？孤愤之孤，在于独立不羁。在人君面前像韩非那么的低声下气，何来独立之有？而无独立，又从何说起孤愤之孤？至于“悲廉直”的廉直一词，更是与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的韩非无缘。而了无廉直可言，又从哪里悲起？这就好比韩非在《五蠹》中一面教唆君王清除士子市民，一面请求君王提拔“耿介之士”。说这太过阴毒，却似乎一派天真模样；说这太过残忍，却又像是为君王打扫清洁卫生一般的纯洁无邪。其实，韩非骨子里就是这样一具怪胎，阴暗到了不知什么叫做阴暗的地步，残忍到了不知什么算是残忍的程度。可叹的只是，自称承继孔丘理念的司马迁，不知为何如此情有独钟似地怜惜韩非。难道说，司马迁是看在韩非乃荀况弟子的份上，特意买荀况一个面子？抑或是韩非被同门陷害的缘故，所以深表同情？实在不明白。也许只能说，汉儒确实读不懂先秦诸子。   在李斯与韩非的这场同门相残之中，嬴政的角色既可憎又可笑。正如李斯、韩非与管仲、晏婴相比，判如云泥，嬴政与齐恒公，也是一抔黄土之于一壁高山。不要说齐恒公的心胸、智慧，嬴政遥不可及，即便是比之于秦穆公的气度，嬴政也显得委琐得不行。秦穆公当年为了网罗人才，不惜到楚国的俘虏群里赎得百里奚。得到百里奚之后，又通过百里奚网罗到了蹇叔，并且委以同样的重任。相比之下，嬴政为了得到韩非，先是以开战威逼韩王拱手相送。到手之后，却听信谗言将韩非扔进牢房。及至醒悟，赶紧命令放人，韩非已经被李斯成功除却。于是，嬴政惟剩后悔不已。   当初，嬴政逼韩王送人，无疑是行事霸道；听信谗言，当然是心胸狭窄；出尔反尔，是因为智力低下；后悔莫及，标明了赢政其实是个既不懂用权又不会用人的蠢货。倘若嬴政还有点智商，那么应该意识到，也正是像他这般野蛮而愚蠢的人主，才与韩非阴暗透顶的帝王术相般配。被这么一个浊物一统天下，既是天下的不幸，也是历史的喜剧。赢政王朝，二世而亡都算是长命的。嬴政的这场一统天下，非但不是什么伟业，还更像一出闹剧。剧中的所有角色，全都机关算尽，反误自己性命。对嬴政来说，则是因为其低智商的暴虐，断送了妄想永世长存的嬴姓王朝。倘若说，当年姬氏兄弟在以周室取代殷商之际的同室操戈，尚有几分悲凉在其中；那么嬴政王朝的兴亡，全然一出喜剧。后世感叹的只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嬴政其人就像其喜爱其热衷的韩非学说一样，除了权谋的阴暗和权力的暴虐，乏味之极；无论是文化品质，还是人格魅力，全都了无意趣，更无内涵。韩非的学说有多么的尊严丧尽，嬴政的统一就有多么的粗俗野蛮。堂堂荀况弟子如韩非者，竟然向这么一个粗坯战战兢兢地表示誓死效忠，实在是喜剧得可以。这幕喜剧的最后一笔，当是司马迁将如此诡异而滑稽的韩非，与智者老子比肩而立。这段历史与其说是满纸写着吃人，不如说是处处透着荒唐。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选自《中国文化冷风景》第七章  

——评李劼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   博主按语：吴剑文乃当今学界的后起之秀。广博的阅读，深邃的思考，已然卓立不群。在有关那部拙著的诸多评说之中，数剑文的“所南心史”，最为贴切。   李劼先生去年五月来信，言写一篇纪念“从五四到六四”的文章，本以为只是应景之作，不料越写越长，竟成一部大书。书分上下，上篇政治史，描出从袁世凯、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百年中国政治演变，将政治真相趋上历史前台，露出狰狞；下篇文化史，展现从五四运动前到四九建政后的文化沧桑，将文化从狰狞的历史淤泥中打捞上岸，显其斑斓。当其时也，有不为政治变幻转移者，有随政治之波而逐流者，有被政治所利用者，有因政治而毁灭者。   上下篇之间颇有“双向同构”意味。上篇“民国人文先秦风貌”连接了文化史，下篇“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又应和了政治史，整体结构宛如太极二鱼，前后呼应。对比政治演变背景，更显文化浮沉沧桑。   笔者言：上篇乃是一部“怒书”，下篇实是一部“哀书”。所怒者何？怒此“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之际，枭匪数名，因一己一家一党之夺权谋利，置社会维新变革大局于不顾，以至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画地为牢，正是阮籍“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愤。所哀者何？先秦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此文化资源汉魏两代耗尽，于时佛教传入中国，遂有禅宗影响下的文艺复兴。百年前，西学东渐，当此文化“重新洗牌”之际，正是文艺复兴的最佳良机，无奈王国维、陈寅恪重建人文精神的一脉香火，前遇浅人“主义之宣传”，遂退居历史幕后；后遭枭匪政治之荼毒，几濒临“文化神州丧一身”的边缘，以至中国文化的传承，竟需以沉潜民间或流亡海外为代价。“古来传法，薄如悬丝”，谁曰不然？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精神光谱”的渐暗，反观文化舞台上幺麽小丑的“八股文章”、“宗朱颂圣”，思想界的每况愈下，怎不使人起嵇康“《广陵散》于今绝矣”之悲？或许这正是李劼先生在写作此书过程中对笔者屡屡提及“悲愤”之所在。   李劼先生有“愤时悲世”之心，然在行诸笔端、披荆斩棘之际，并无“骂时恨世”之文，而是饱含“理解的同情”，如其所言：“还历史一个公正”。所以未将一函“所南心史”写成一部“谤书”。如对钱钟书的评价：“钱氏籍此告诉世人，《管锥编》里的钱钟书，才是真正的钱钟书；一如喜儿告诉大春：身子遭污，灵魂犹在。中国文人和中国妇女，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至今不变的现实中，都属于被污辱被损害的同类。”实是诛心之论。对于弱者的理解与同情使李劼先生不步鲁迅“一个都不宽恕”之后尘，而对罪魁祸首，则横眉冷对，“直面惨淡”。聂绀弩的诗句“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正是此书的精神写照。   李劼先生治学著书迄今三十年，恰可分为“三种之阶级”。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执当代文学批评之牛耳的文坛涛头退回文化评判的荒山野老屋，此是一变；八九年身陷囹圄，之后从事思想文化研究，重建人文精神，出版思想文化文集五卷，此是二变；九八年旅美，从此“去作夷齐各自天”，灯火阑珊之处，延续一脉人文香火，此是三变。李劼先生在国内时著有《中国文学史论》、《西方文化风景》、《论红楼梦》、《论晚近历史》，出国后陆续写出《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一个中国学者的美国行旅》、《中国文化冷风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这四本书，恰是出国前四书的续写与重写。然境界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深，眼光更远。中国现代文学，西方文化风景，中国文化经典，中国近现代史，构成了李劼先生著述之“四窗”（另从《论毛泽东现象》到出国后的《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可称为一扇“气窗”），代表其在文史哲各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与达到的境界。后出转精，皆是全息结构，有回环流动之美。既可目为史论，更是文学创作。与施蛰存老先生相同，李劼先生的著述从不神神叨叨以炫博学，而是兼具清朗通达与汪洋恣肆。对文化芬芳的领悟，上承王国维；对历史的洞若观火，继踵陈寅恪；其文字才华，往往使人想起梁启超，而这本“不料越写越长”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正可与百年前梁启超一气呵成的《清代学术概论》，共成佳话。   对海外读者而言，此书有填补历史直观之空白的作用；对大陆读者而言，此著更具参照真伪与寻找自由的意味。这部对大陆读者价值更大的书在大陆的无法出版，见证着横遭历史掩埋的时代荒谬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缺失的悲哀。幸而有海外一块自由净土，使此书得以问世。百年后，当此书所言成为世人共识之时，人们或会知道：正是这些沉潜民间、流亡海外的独行者为后人留下的“心史”实录，延续了中国一脉人文香火。   还记得《水浒传》中有一回，杨志言道：“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太师府奶公大骂：“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百年中国，宛如先秦一段历史重演：民国“百家争鸣”后，法家一统天下；文革“焚书坑儒”后，儒家遂又抬头，实无一日太平。正不知当今太师府的“奶公”，见此一部真话，当作何言？   2010 年 5 月 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