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访谈实录]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核心提示 : 11月27日 13:00-14:00 (北京时间)1984talk、推特电台主持苏雨桐专访《零八宪章》的英文译者林培瑞教授,谈《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直播被反复干扰,但是仍然坚持完成,以下是本次访谈的MP3录音下载和文字稿。 以下文字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受访人确认。 访谈要点: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是属于全球的文件,它比《七七宪章》更有系统;他不是求共产党怎么样,不是求政府,不是一个申请书(petition),我们求你怎么样,是公民跟公民之间设计一个将来的理想蓝图。《零八宪章》的理想不会一下子变成事实,不可能。但是一步一步来,一个先来,一个后来,慢慢的可以有进步,而且我觉得肯定会往那个方向走,只是早晚的问题。 林培瑞谈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奖最大的对中国的贡献,它能够对中国的老百姓,不止是那些活跃分子、博主,全国的老百姓,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可以作为一个“我做中国人”的一个认同对象;中国跟共产党是不同的东西,中国能够有一个《《08宪章》》作为蓝图,这是一个不同的选择,你完全可以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而不跟着共产党走,这个我觉得时也许是它最大的意义;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将出现的两把空椅子会对全世界说明一个问题,很多西方人还没有看透中国的极权制度的那种恶劣的性质,但通过这两把椅子能够看得更清楚; 林培瑞谈中国的青年一代和网络信息: 要是回顾20世纪,甚至19世纪中国年轻人,一代一代,从晚清到五四、到抗日、到抗战的所谓“解放”的时候,一代一代一代的中国年轻人都是有理想的,而且都愿意说,摆在前面,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社会理想,都在那儿。这一代呢?看不到,我失望的是这个……我觉得在最近两、三年来,网络它控制不住。而且网络能够带来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些民众的意识,公民社会的兴起。我对中国的将来,现在比五年前、十年前还乐观一点; 本次访谈的录音下载MP3,点击 1984TALK 林培瑞谈《08宪章》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 收听,右键单击 这里(MP3 22.1MB) 下载 苏雨桐: 在我们这次交流之前,美国的另一位吴仁华老师告诉我,林先生的中文好到可以说北京的相声,虽在这里也欢迎中国的网友提出问题,来试试林先生的中文水平。另外吴先生也提醒我,林先生是89民运的女婿;在这里我还要向网友介绍林先生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他是《08宪章》的英文翻译者,林培瑞一直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持续地观察与思考,有很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次的访谈之前告诉我,说他博学、清醒、而坦诚,当我们今天交流的一个主题是请林先生来和大家谈《08宪章》和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这里还是再次欢迎大家能够在网上提出问题。 苏雨桐: 林先生,您好!我自己也是《08宪章》的一个签署者,所以我们想今天的话题从《08宪章》谈起。应当是在美国旧金山民主基金会评选《08宪章》作为当年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时候,曾经说过《08宪章》是属于全人类的,您曾这么说过对吗? 林培瑞: ……[此处语音断续]它的言词是从世界各地借来的,很多是从一九四八年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宣言》中的,可是也有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台湾党外派、南非曼德拉运动中来的,最重要的是捷克《77宪章》中的一些言辞,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文件。 苏雨桐: 所以说网友就发来一个问题,问您《08宪章》与77宪章的比较,有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 林培瑞: 那当然相当不同了。《77宪章》读起来和《08宪章》不一样,《77宪章》没有《08宪章》那么有系统;《08宪章》真是从各个方面—法律啊、民主啊、选举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环保、军事、包括经济问题等很多问题,非常有系统;《77宪章》主要是提出一些基本人权,在东欧的时候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当然我很佩服《77宪章》,但说客观的话,《08宪章》要比《77宪章》更有系统。 苏雨桐: 也就是说涉及到社会的一些实际层面的问题,说说您刚才提到的环保问题我记得是在第17条;那您以前也提到过《08宪章》,认为以往在中国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执政党为对话的目标,但是在《08宪章》转为了公民和公民的对话。对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的网友提问,这种看法的理由是什么? 林培瑞: 这个据我理解,本来起草《08宪章》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用这一精神去起草的,不是求共产党怎么样,不是求政府,不是一个申请书(petition),我们求你怎么样,是公民跟公民之间设计一个将来的理想蓝图。你说是一个比较远的理想,那当然是比较远的,不是一个切近的、能够马上做得到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长远的蓝图,而且是公民跟公民交流的层面上设计的蓝图,这个意义非常大;尤其是因为它的内容那么合理,你在里头找不到任何不合理的东西,就是非常有条有理,而且公正,我觉得作用很大。 苏雨桐: 非常感谢,那你也指出《08宪章》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抽象的理念和价值,但同时也指出它开启了公民对话,从《08宪章》到公民对话再到我们公民把它的理念践行的我们的生活当中,这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林培瑞: 这个很难说,我也很难预测将来。可能明年后年就有效果,可能20年以后、30年以后才见得到,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东西。《08宪章》的理想不会一下子变成事实,不可能。但是一步一步来,一个先来,一个后来,慢慢的可以有进步,而且我觉得肯定会往那个方向走,只是早晚的问题。 苏雨桐: 也很高兴您提到《08宪章》当中的这些价值和延伸,能够践行在我们公民生活层面的这种可能和未来,我记得您在这个英文译本发表以后,中国有一位自称为知识分子的司马南,您知道他吗? 林培瑞: 我稍微有印象。他是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苏雨桐: 要反对普世价值。而且他当时在您的英文译本翻译出来发表以后,他曾经跳出来又以“颜色革命”来攻击了你,另外还报出您的隐私,我不知道您怎么评价目前中国的象司马南、何祚庥这样的人? 林培瑞: 这些细节您告诉我第一次知道,所以你得告诉我他怎么写的,我才能够给一个反应;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或者是御用学者,或者是教育不够十足的受到了共产党太久的一些片面的教育的一个人,这两种可能都有我觉得。你再详细地告诉我他是怎么说的我再答复,好不好? 苏雨桐: 没问题。司马南当时说《08宪章》是颜色革命的宣言,而且是明显的策划好的响应,说道您知名的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第一时间将这个文本翻译成英文,配上导言,发表在《纽约书评》网站,他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策划好的一个颜色革命宣言。我觉得通过他这样的反应,我个人的判断是他是御用的,而非经过共产党洗脑后形成的他自己的认识。 林培瑞: 他提到颜色革命我觉得有点背景,因为香港的《开放》杂志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我觉得可以靠得住的文章,报道说2005年胡锦涛有一个报告说防止颜色革命是副题,正题好象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我记不太清了,反正这意思是用颜色革命提出来的,05年,而且说中国政府要反对颜色革命的出现。报告里面提了四个例子,一个是波兰的瓦文萨,一个是南非的曼德拉,一个是缅甸的昂山素季,第四个是俄国的叶利钦;这四个,它说无论如何我们要反对这个,我们要“枪打出头鸟”,在报告里用了这个成语,这已经提到了颜色革命的危险,所以这位司马南不约而同,好象是“有约而同”地提到了颜色革命,把《08宪章》说成是颜色革命,而且,据同样的《开放》杂志上的那篇文章里说,《08宪章》刚要出来的时候,大概是08年的11月,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把《08宪章》定性为“颜色革命”。所以这个本来都是官方的一些说法,所以我怀疑司马南可能是御用的,这是一点点证据;当然我不认识他,我不能说得很有把握,这种说法,我就从这种角度很怀疑他。 苏雨桐: 既然司马南您不是很熟悉,我想您可能比较熟悉的是《08宪章》事件出现之后,崔卫平发起了“午夜凶铃”这个活动,您知不知道这个活动呢? 林培瑞: 哪个活动? 苏雨桐: 她发起的一个打电话的活动…… 林培瑞: 对对对对,知道这个活动 苏雨桐: 我们把她打的这个电话称为“午夜凶铃” 林培瑞: 好极了,关于这个电话我写了一篇纽约书评的博客文章,呵呵,我听说过。 苏雨桐: 好多人把这个称为“照妖镜”,说一大批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现了形。我对你的文章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您怎么评价崔老师的这一行动,和其中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的反应? 林培瑞: 这个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我的文章主要是提到一些说得很好的一些人,崔卫平,纽约的李劼也有反映等等,只有一个,只有一位是比较负面的反应,是一位作家…… 苏雨桐: 莫言,对吗? 林培瑞: 莫言,对,莫言,因为据崔卫平的报道说他弃权了,他说不方便发表看法。我听到这个有一点失望,因为莫言的小说我开“当代中国文学”课,前几天跟学生还讲了莫言的一些短篇小说,这个作家在文学领域里我相当佩服,我觉得有才气,可是他在这一方面恐怕缺乏一些骨气。 苏雨桐: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审查,尤其是在作家这个层面,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位作家廖亦武,他来到了德国,我去作了采访,他其实也提到中国作家,他说没有什么专制能管住作家的笔,而更多的问题是出在自我审查,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自我审查? 林培瑞: 对,我有一篇文章也是在《纽约书评》上,大约十年、八年前发表过的,叫《吊灯里的大蟒蛇》,我用这个比喻来描写自我审查,我觉得这个道理对外国人也起作用,对中国人也起作用,对作家也起作用,所以我觉得自我审查对作家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但是相配的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教育,我尤其担心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还有老百姓,包括受过教育的,因为90年代以来受的民族主义的教育等等,对许多问题认识不够,看法比较有片面性。有片面性很难怪他自己,因为是受教育受的,这是个因素。 林培瑞: 年长的一辈也有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我提王蒙做例子吧,王蒙本来他到美国来,住过我家,我很喜欢王蒙,也很喜欢他的一些小说,他很清楚,他当然脑子很清楚,中国的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等等,他很清楚,完全清楚,但是这一辈,包括张贤亮,也包括我敬佩的一个刘宾雁,前几年过世的,这一代有有一个问题,他们在40、50年代参加革命,是真正有他的理想,他真的为中国社会好,他真的希望能够为人民服务,然后57右派一来,什么大跃进、大饥荒一来、文化大革命一来,一直到64屠杀一来,他们这些一帮、一帮、一帮的受很大的打击,他不能坚持原来的那些理想,可是也很难放弃它,我觉得可以理解。我爸爸也是这种例子,我爸爸是一个美国老左派,嘿嘿,他30年代大学生带到苏联去看新世界,然后斯大林的消息一出来,毛泽东闯祸的消息出来,他一辈子,他知道这些事儿,我也告诉他,但是很难脱胎换骨,这是人性的问题。所以王蒙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我不能谴责他,我理解他,当然我不喜欢他的这种徘徊彷徨,但是我可以理解。所以这些自我审查,和受教育受得很糟糕,和这种一辈子的理想很难改,这都是一些影响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 苏雨桐: 对王蒙这一带的可以说是老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像您所说的还有这些价值观,还有他们最初坚持的这些理想的影子存在;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一代来说,比如说在崔卫平老师打的电话当中,其中有一位导演贾樟柯,当时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是“非常的分裂”。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导演,他其实对于社会问题有很清醒的判断与认识,但是他在表达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为新的说出另外一个答案,非常的分裂…… 林培瑞: 是,对,这个肯定是有意识地自我审查的因素最大,我提得的那三种理由,自我审查的因素是最大,这个没话说,我同意你的分析。 苏雨桐: 关于《《08宪章》》,有一位网友,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指出在英译本当中删除了有关打压法轮功的言论,加入了64敏感话题,请您给出一个解释? 林培瑞: 这不是我删的,本来我第一次看到《08宪章》大概是08年的十月底,然后我开始翻,翻得比较仔细、比较慢,而且越翻越跟国内的一些朋友有来往,他们说要加这个,删那个,改了许多地方,包括刘晓波,刘晓波告诉我们怎么改,他告诉我要删这儿或者加那儿,所以我的英文版本和在网上发表的中文版有不同,不同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换来换去,到最后我发表了我的那个之后他们又改了一些…… [出现回声] 苏雨桐: 这可能是有干扰,我觉得这个干扰我们等会儿还可以做为一个话题来谈谈。因为在我们谈话开始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就告诉我网站遭到了攻击,一种可能是技术故障,另一种可能就是当局有意为之的行为。 林培瑞: 我刚才说的《《08宪章》》的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的不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到最后刚要发表的时候改得比较多,甚至于我发表了我的之后又改了一些,所以比如“法轮功”的问题,我的版本里头没有,我记得中文的版本里头也没有,是删了,可是这不是我主动的,这是国内的起草者告诉我要删的,我岂敢自己去删人家的意思,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第二个原因英文的版本之所以和中文版本不同,因为有些说法,英文读者根本莫名其妙,你要是不解释的话,比如“六四”两个字,你得解释是什么意思,或者户口,户口这个词儿中国人当然很清楚,外国人你得加一两句话说明户口是什么东西,所以这儿、那儿几个地方我是加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加的东西,都是先让国内的朋友过目、批准,你要是问问国内的朋友的话,他们跟我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任何林培瑞站出来,改了他们的意思的问题,没有,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苏雨桐: 确实,《《08宪章》》原来发表这个文献,其后也是作了一些修改,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澄清,因为《《08宪章》》在我自己看来不仅仅是有文本的意义,大家如果就文本的细节反复提出问题,我觉得不如去思考里面的一些价值以及如何去做我们自己的行动,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接下来丛《《08宪章》》这个话题我们还是想转到诺贝尔奖话题,我记得刘晓波获奖的那天我是在办公室看大屏幕,一听到名字我就狂奔到外面的屋子里给崔卫平还有莫之许、徐友渔老师打电话,他们在电话那头全哭得唏哩哗啦,就是泣不成声的样子,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感觉,周围的朋友的是什么感受? 林培瑞: 我是早晨加州时间6点半知道的,我的儿子打电话来我把我叫醒,说爸爸,刘晓波得了奖,你知道吗?当然我很盼望他能够得到,所以我没有十分吃惊,当然高兴得不得了,而且那一天是个星期五,我有课,我上学要教课,可是一下子有很多方面的外国媒体要找我,因为媒体知道我是《《08宪章》》的译者,所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全国电台、电视台都劈哩啪啦的找我,要访问或者出些文字可以发表等,所以我一天忙得一塌糊涂,忙得不得了,可是也高兴,当然是很高兴的。 苏雨桐: 当时崔卫平说“坚守价值是有价值的”,她觉得这些“《08宪章》人”,包括刘晓波都在坚守一些价值,她的评论就是坚守价值是有价值的;然后莫之许的一个评论,我是非常赞同,而且在和建立以后中国当局的一系列反映中也证实了,他说获奖以后中国政府会收进,这个《《08宪章》》和中国异议人士的努力在短期内不会有一个呈现,但是经过发酵它长期会给中国带来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不知道您认同他的这个说法吗? 林培瑞: 对啊,我自己的分析,因为那天媒体也问我,都是问这个问题,刘晓波得奖的意义在哪儿?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意义在哪儿?我一般的回答是说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自己观察到过,崔卫平、徐友渔这些战士,还有很多全国许许多多的博主,有理想的激……[回音],对这些人的鼓舞是很大的,这个很容易判断,很容易预测;同时我说大概官方的压制肯定会来,这个也没话说,但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长远的影响,这个是我现在一直希望,也觉得可能是诺贝尔奖最大的对中国的贡献,它能够对中国的老百姓,不止是那些活跃分子、博主,全国的老百姓,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可以作为一个“我做中国人”的一个认同对象,因为共产党,尤其是20年来,它强调,“中国是我,我是中国”,奥运会、世博会,甚至于和日本闹问题,或者与西藏闹问题,中国人什么叫民族主义,“要通过我,我代表中国”,这个意识很强,而且相当成功。共产党的宣传做得相当成功,可是呢,有这么一回事儿的话,有一个诺贝尔奖,全球公认是一个可资敬佩的一个奖,而且他背后是《《08宪章》》,是刘晓波那种民主理念,这个从长远来看也许能够变成中国人认同中国的的另一个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苏雨桐: 我明白。 林培瑞: 中国跟共产党是不同的东西,中国能够有一个《《08宪章》》作为蓝图,这是一个不同的选择,你完全可以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而不跟着共产党走,这个我觉得时也许是它最大的意义。因为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过去的事情,不是一、两年之后就可以被忘记的事情…… 苏雨桐: 那是要写的历史当中的。 林培瑞: 而且20世纪的历史有多少伟大的和有对自己国家很有贡献的人,[此处不清,哈维尔?]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瓦文萨在波兰,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很多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你找不到一个完全可以否认的,都是有他的历史价值。所以共产党目前它想做的是把这个消息完全地消失掉,把这个事情否决掉,这个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苏雨桐: 我也认为真的做不到,因为刻在历史当中的怎么可能通过打压言论,限制媒体来抹煞掉,这是不可能的。我非常认同您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说诺贝尔奖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一个目标;在谈《《08宪章》》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来这是精英们谈论的,精英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在老百姓中可以看到的切实的点就在前面。当中国政府一直在说是刘晓波背道而驰的时候,突然看到,哦,原来,全世界都往一个方向驶,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一辆车子在背道而驰,那么觉得它的意义实在这方面非常明显。您刚才也提到审查和对中国媒体的打压的局面在国际上也是对其他国家的一个威胁,包括对华文报纸威胁不要发表等等,网友莉莉有一个问题,他说这样的现象说明中国有强硬的底气、强硬的理由、或者说强硬的资本吗? 林培瑞: 我不清楚我明白他的问题了没有。我觉得中国高层的领导不喜欢《《08宪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提到不可能一党专政,任何政党要自由竞争,等于是结束了它的一党专政的霸权的位置,它怕的是这个。它生气的、反对的主要是这个。底气多大?我不完全明白他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苏雨桐: 我还记得您的一个好友黎安友(Andrew Nathan),他写的《威权体制的韧性》,他提到中共从意识形态到了现在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模式,你觉得这个模式是否有一定的稳定性? 林培瑞: 我和黎安友是很好的朋友,他这个理论我认为分析地对,不过我对这个制度的韧性的估计没有他那么高。你比如说苏联,92年就垮了,91年有多少人能预测呢?我觉得它比较脆弱,当然他是一个大利益集团,这是对的,它在各种方面、使用各种手段维持它的利益。共产党有共产主义理想吗?现在没有,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有它的组织,有它的各个方面……控制媒体啊等等,但是内心我觉得它心虚,我觉得比较脆弱。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丁子霖老太太,她现在74岁,她说每到六四前夕的时候,有几个陪她的便衣,陪她去上街买菜,74岁的一个老太太上街去买菜,便衣也必须陪她吗?这说明高层官方的什么样的一种心理?他没把握,他怕就怕到这个地步。我前不久发现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是我最佩服的也是我最老的一个朋友刘宾雁,05年在美国过世的,他过世的时候我都在,他的儿子和女儿也都来了,火葬之后,他女儿拿他的骨灰想带回中国去,人家愿意带他的骨灰回国埋葬,所以她就把骨灰秘密地带回去,连我都没告诉她是怎么带的,因为怕到边境的时候官方会没收,连人家的骨灰都怕。可是带回去了,也都埋葬了,在北京的一个墓地那里,然后要求那个刻墓碑的工人刻一个给他,文字本来也是刘宾雁先生自己定的,说“长眠于此是一个曾经说过一个人应该说的话,曾经做过一些一个人应该做的事的人”,大概是这样,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记得很准确,是这个意思。刻在他的墓碑上,刻墓的工人答应了,给刻,3天以后回来说抱歉,跟他家人说,抱歉我不能刻,因为上面不允许,那些话不允许,只能说刘宾雁三个字,哪年出生哪年过世而已,不能写别的。家人就考虑我们怎么办呢?先生要刻这些字,但是不能。他们暂时决定不刻字,就是一个白板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可是又说明官方的心理这么脆弱,死去的人,骨灰埋了以后,不能把一句话刻在上头,而且它管这个事儿。去年,不,是今年六月我看到上海社科院出来的一个报告说,维稳的费用已经达到51万…… 苏雨桐: 是5000亿,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林培瑞: 对,我对中文的数字是很……我看到这个报告也让我想到这些小细节。这些小细节在中国大地上大概哪儿都有,所以总的数字才这么贵。从这些来考虑,我的朋友黎安友的那种说法,他分析地对,可是我觉得中共的内心比他所估计的还脆弱得多。 苏雨桐: 我也是认同您的观点,他把这威权体制整个的架构分析得很透彻,包括现在中共形成了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任何一个节点上的闪失他们都不敢让它出现,比如说有的地方当公共事件出来,他们就疯狂地把言论封杀,把这个消息封杀,包括镇压,包括此次上海大火等等这样一些事件,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体现了他们的脆弱。我想把刚才您说过的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里的那句话再和我们的网友重复一下,刘宾雁老师的这个墓碑上的这句话,“刘宾雁长眠于此,说过一个人该说的话,做过一个人该做的事”。我也想拿这句话和我们的网友共勉吧! 那接下来还是继续进行我们的话题,这次刘晓波获奖以后,他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敌人”这个言论引起了一些争轮,在海外的一些异议人士也提出了对他的反对意见,一些人认为他和中共合作,特别是魏京生在他获奖以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或将有更合适的人,您怎么看他获奖以后引起的争议? 林培瑞: 我记得他那句话出来,我也吃了一小惊,不是吃了大惊,因为我觉得他,他很显然是有敌人嘛,呵呵,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可是我理解,我觉得我理解,他,80年代,他还是“黑马”的时代,他常常把话说得过火了一点,但是最近几年来,包括他对《《08宪章》》的改词儿的贡献,都是把它合理化,把它甚至于说软话,拿掉了一些比较刺激对方的一些话。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有那种和平主义在里头,这种话让我想到印度的甘地,甘地一方面是非常坚强,他在原则上非常坚强,可是在策略上是非常和平的,这种坚强的与和平相结合,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刘晓波那句话。至于是海外其他一些异议人士对于这句话有意见,甚至觉得有更合适的人呢,当时得奖的那天美国媒体也问我这个问题,我那天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哎呀,说穿了,听起来不好听,妒忌心理。可是我也可以理解,都是有很强的看法的人,很有理想的人,他看到一点小毛病,有点过分愤怒,我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不觉得他们最后的理想有什么不同,比如在波士顿那位郭罗基先生,他也参加反对“我没有敌人”这句话,他也赞成说他说胡杰,其他的一些坐监的人更适合得诺贝尔奖,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理想,你把郭罗基坐在这个椅子上,刘晓波坐在这个椅子上,对面谈谈对中国的将来、中国的蓝图,中国的《《08宪章》》的原理,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不同,这是他们的一些比较啊,看谁的言论最恰当啊…… 苏雨桐: 这也符合诺贝尔奖的一个理念,怎么选……也有人家的考量标准。 对,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无论是谁坐在这把椅子上,他使我们所有国人见到了一个可行的、一个全面的、一个不远处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种示范意义都在,为什么要去争呢?这是我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想还是把这个,他们的争议搁置吧。放在这里,大家也都看得到。我不知道您要去参加诺奖的颁奖典礼吗? 林培瑞: 我想去,我大概会去的。 苏雨桐: 那我们会见到,我也会参加诺奖的颁奖典礼。[林:好极了。]因为前段时间我和伦敦的……[此处不清]打过电话、做过联系,他就谈到中共施压了很多,但是诺贝尔颁奖典礼一定会如期地举行,而且据我所了解,参加的人呢,目前在国内很多人是被控制了,所以说参加大多的是海外的一些人士,[林:对。]而且在颁奖台上将会挂有大幅的刘晓波和刘霞的照片,并且摆上两把空椅子,[林:好。]那我想中共面对这两把空椅子的感受我们此时可以想象一下,聊一聊。 林培瑞: 我觉得这个是“塞翁失马”的事情,有好有坏,当然他们不能出来是很可惜的事情。我愿意他们出来,我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出来,但是呢,他们不出来,也有好处,因为那两把空椅子对全世界说明一个问题,很多西方人还没有看透中国的极权制度的那种恶劣的性质,他们还是,哎呀,中国经济发达了,中国现在变成大国,中国如何如何好了,看不到这个,看不到,但是有那样两把空椅子很说明问题。比如说前几天,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美国的《纽约时报》最大的报纸,有个社论是支持刘晓波的,这个社论写的,就说到点子上,而且说明那两把空椅子对美国的舆论,对国际的言论是上了一堂课,它怎么说?他说,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只有4次得奖者不能;而不能来的原因是因为坐监,一个是波兰的瓦文萨,一个是缅甸的昂山素季[苏:嗯,昂山素季91年得诺贝尔奖],一个是苏联的萨哈罗夫,第四个呢,是那纳粹化德国的时候,有一个叫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不是很有名的一个人。[苏:大概是1937年,36年,不确切了。] 他是个德国的记者、和平主义者。得了诺贝尔奖,所有有这四个前例,四个当中都有三个可以派家人出去——萨哈罗夫的太太,苏联允许她出去,昂山素季,她的儿子已经在英国,而瓦文萨的亲戚也可以去,波兰政府允许他的亲戚去,只有纳粹化德国,连亲戚都不允许。那现在中国跟纳粹化德国相提并论,这个《纽约时报》的社论就说,它最后一句话是“The desire for freedom transcends any political boundaries or system. China’s people should be proud of their Nobel laureate.[译文:对自由的渴望会超越任何政治疆界或体系。中国人民应当为他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感到自豪。全文中译]”,我现在正在读,还有一句话,他说“That historical comparison to Nazi Germany is chilling — and should shame Beijing.[译文:中国与纳粹化德国可以相提并论,这让人不寒而栗——而且北京应感羞愧。]”这个在《纽约时报》史上我没有看到过,这么,把话说到点子这么深刻的评论。为什么有了这么深刻的评论呢?也就是因为有那两把空椅子。所以呢,我说有好有坏。 苏雨桐: 对,两把空椅子,而且是完全的在获奖者连代表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想更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专制者在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满重要的,您刚才提到中国目前经济上的表面上的腾飞和发展,包括前段时间我在德国,遇到了一位华人,他也提到,我们中国发展得多快啊,如果没有专制,怎么可能呢?为什么要实行民主呢?那我想这两把空椅子可以解答很多的疑问。我看到您在Twitter上前段时间也发布了一条推文,是谈到苏联以前的一位异议分子沙兰斯基说的一句话是吗? 林培瑞: 我不记得。 苏雨桐: 他说35年前萨哈罗夫得到诺贝尔奖时,引起国内的一片批评声,一般专制政权运用的手法就是把外国威胁论和比如历史上自己的“国耻”来合法化地压抑国内的声音[林:对,对。],但是苏联没有办到,那我相信今天的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非常喜欢您那句话。一会儿访谈结束后我会把它转推给其他推友们。 林培瑞: 我不记得这个话,是推特上推出来的吗? 苏雨桐: 对,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林培瑞: 我没有推过,大概是我的朋友帮我推出去的,我不记得。 苏雨桐: 其实抛开刚才我们说的《《08宪章》》和诺贝尔奖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我还是想回到我们中国当前的社会运动当中,普通公众这个层面,您当时在接受“南都”的一个访谈当中,曾经说过对中国的年轻人比较失望,但是对韩寒比较喜欢,我要告诉您一个消息就是韩寒当了爸爸。 林培瑞: 呃,我不知道。好极了。 苏雨桐: 对,他生了一个女儿。非常好。就是韩寒身上的哪些品质能让您喜欢,这些品质我们这些其他的年轻人如何从他身上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林培瑞: 韩寒说实在的,我没有读过那么多,只是那天跟石扉客作访问的时候,石扉客也很喜欢韩寒,他就问我,让我把韩寒和王朔、王小波这些作家做比较,在年轻一代我很喜欢韩寒是因为他……[此处不清],我读得比较多的是他的时事评论,他的时事评论能够用很妙的一种语言,非常简短可是又深刻的一些看法,但是想一个稍微绕弯,可是意思很清楚的法子把意思说出来,对文字也是很机智啊,我喜欢他的文字,也喜欢他的评论,可是《南都周刊》的那个标题啊,说“林培瑞对年轻一代都很失望,除了韩寒以外”,这个是过于简单,在访问里头我没有把话说得那么清楚,我对年轻一代的质疑只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教育问题,我觉得也许是因为我在美国遇见的这些中国过来的研究生跟80年代的很不一样,80年代的都很有理想,而且他到美国好像都是一种逃命的态度,现在是,嗯,就是我觉得,这种研究生现在他不愿意提这些,不愿意谈理想,甚至于不愿意说,中国国内的问题,避免这些东西,而且要说的话常常很容易就跟着官方的言语走,想打破他们的那种……想打破了,知道他们真正的想法不一定很容易,偶尔发现一个,能够跟他沟通,但是别的我觉得常常跟我说话都是玩一种语言游戏,不愿意说诚心的话,所以比较失望。 苏雨桐: 是,比较失望。其实有您提到的专制的这种教育的问题,还有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太功利了,我觉得是看到利益集团的这个巨大利益,人人都去抢,想分享。其实他本身,我觉得他内心也许有自己的理想,或者是愿望啊,我觉得是有这样,但是他要分享这些利益,这个底线就得破掉。他就得把那些思想扔掉。那我觉得做出这种选择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的。之所以刚才问您关于年轻人的想法,其实也没有逃脱开今天我们的话题,包括《《08宪章》》,包括诺贝尔奖,我作为我们中国出来的一个年轻人,我是特别希望我们这一代能把《《08宪章》》的精神,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它带来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贯彻到我生活当中,我们个体生命要成长,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我们无法成长,所有说我刚才问到您这个问题。 林培瑞: 我在研究所里头研究的是现代中国的历史,我的博士是历史,不是文学,我后来改文学,但是要是回顾20世纪,甚至19世纪中国年轻人,一代一代,从晚清到五四、到抗日、到抗战的所谓“解放”的时候,一代一代一代的中国年轻人都是有理想的,而且都愿意说,摆在前面,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社会理想,都在那儿。这一代呢?看不到,我失望的是这个。我觉得你说得对,潜在的很可能有,他为了个人的利益,包括也许一部分是因为专制教育,[苏:被洗脑。]洗脑的问题和利益的问题把他掩盖了。我不敢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理想,但是,不在上面,不再表层上,你看不到。但是20世纪,一代一代的其他的各代的中国年轻人,这是他的特色啊,呵呵,包括“文革”,“文革”时候很多年轻人被误导,但是他们自己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参加文革是根据理想,“我们有理想”。哎呀,现在理想看不到。 苏雨桐: 是,太模糊了,这一点是特别让人失望,不过非常高兴地告诉您,其实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现在在国内,包括现在推特上,您的跟随者朋友,其实他们是非常积极的行动者,所以说,还是应该对中国的年轻人看到一些希望。 林培瑞: [激动地]对啦,对啦,所以我说我对《南都周刊》的那个标题写在那儿我有意见,我本来的话不是那么简单。 苏雨桐: 我明白,我会转达给他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林培瑞: 他们知道。石扉客很清楚这个问题。 苏雨桐: 对,这个时间虽然很长了,我还是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最近艾未未正在做上海大火的调查,我想这是推特上一批公众,就是成长起来的公民他们不断地在发起一些公民的行动,您怎样评价这种公民行动对中国未来可能带来的改变? 林培瑞: 你是说推特这种技能? 苏雨桐: 不是说网络技能,是中国最先使用推特的这一批人,目前是比较清醒的,一批正在成长当中的公民,象艾未未,他在推特上是很有影响力,他现在正在发动一个对上海大火的公民调查,另外在推特还有很多其他公民发起的行动,包括围观行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公民行动对中国未来的改变? 林培瑞: 现在你的声音我听得不甚清楚,我想我明白了你的主要的问题,这么说吧,十年前在网络出现的时候,有人问我网络会不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我不敢说,我觉得向来的各种媒体,共产党都有法子控制,从无线电到电视到报纸到杂志,什么都有,然后呢网络一出现,他也有一套方法,有很多网络警察呀,很多方法来管理啦,可是呢,我觉得在最近两、三年来,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它控制不住,它没办法控制得住。而且这个能够带来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些民众的意识,公民社会的兴起,通过网络我觉得有希望。我对中国的将来,现在比五年前、十年前还乐观一点,是因为从底下往上,而不是从上往下的一些发展。我觉得控制不住。 苏雨桐: 是,这种社会公民的形成,而且是自下而上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我自身的感受是特别大的。对于您提到的这个网络上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有人也说过,“上帝送给中国互联网作为礼物”。我想在专制条件下这种礼物来的是特别、特别地及时,而且在推特这样的平台上,因为它需要翻墙,而那种有愿望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才愿意翻墙,才愿意到这里来和大家找到共同的同类、同道,一起来探讨公共事务,所以说我看到这里特别地有希望,也希望林先生能够经常和我们在推特上交流。 林培瑞: 呵呵,我的技术不是很强的,我的孩子都比我灵得多。包括Skype,我是靠家人安排的。 苏雨桐: 没问题,您到奥斯陆之后,我来和您交流关于推特的问题。[林:你的姓名我刚才没有听清楚。]我是苏雨桐,我是今年8月份来到德国,我现在在德国之声做记者。 林培瑞: OK,好,好,那我们在奥斯陆见。 苏雨桐: 对,对,那我们今天还是想和大家通报一下情况,我在和您交流的过程中,1984bbs.org这个网站已经被攻击,还有就是我们的直播一直在中断,我想共产党面对我们这样一个话题,依然采取的是强制打压的态度,想压制这种言论。所以说我最后还是想把您的那句话,就是苏联的前异议分子沙兰斯基35年前祝贺萨哈罗夫获得诺将的时候,他就说过,一直在打压言论,执政党用外国的威胁些和历史的耻辱来合法化地压制我们的言论,他们做不到,所以今天在中国也做不到。一起来鼓励我们的网友,也希望诺奖的空椅子昭示的意义以及背后的原因让更多的人能够清醒地看到,我们大家一起来通过向我今天和林教授的这样的交流,来慢慢的来寻找我们人性当中的温暖、审美、价值,看似很空洞的词汇后面的真正的生命力吧,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林教授,也期待在推特上和我们多交流,谢谢。 林培瑞: 谢谢。 相关阅读 [访谈预告] 林培瑞谈《零八宪章》与诺贝尔和平奖 纽约时报:中国不想得的诺贝尔奖 卫报 中国推友因支持刘晓波而被抓捕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魏京生谈习近平、刘晓波等 纽约时报 刘晓波和中国民主 经济学人 铁窗里的折桂者 纽约时报 方励之 刘晓波和中国幻象 外交政策 中国不能承受之耻 福布斯: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代表了什么? 德国时代在线 中国当局回应:“刘晓波是个罪犯” 安装适合你的浏览器的 红杏插件 一键翻墙 翻墙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email protected]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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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名伶

(宋石男 《看天下》专栏 11月8日上市)        1938年,苏州姑娘严曦逃至川南小城五通桥 , 在盐务总局开设的保育院谋得一份会计工作。保育院设在五龙山多宝寺,收养了700多名难民的孩子,都是女孩。寺庙不大,孩子们只能睡在垫着一层稻草的地上,横七竖八,重峦叠嶂。严曦 一有时间, 就给孩子们洗头、剪指甲,去山下挑水。      1939年,宋美龄到此视察。 第一夫人的绝代风华照亮了简陋庙宇,镁光灯照亮了第一夫人的绝代风华。 在照相机下,夫人为几个孩子 示范性地 剪起指甲。夫人拍完照就走了。这一天,孩子们仍然只喝到一碗稀粥。      闲时 , 严曦 常 为街坊 、 友人唱 京 戏。她唱女老生,嗓音清亮高亢,不论上板的、散的 、 大段儿的,或只有 三 两句,她都狮 子 搏兔,俱用全力 ; 做工风流倜傥 、俊秀 温文, 令人 有 “ 与君子交 , 怡怡如也 ” 的感觉。 平日她只是个青涩少女, 一旦开唱,人就变了个样,像运行到中天的太阳,又像无人能挡的飞将。      她的名气 很快 在当地传开,人们都知道,要听戏,找严曦。其时,在五通桥开办黄海化工社的国际顶尖化工专家侯德榜,常请她去永利川厂演上几段 。 她的拿手好戏为三打:《打棍出箱》、《打鼓骂曹》和《打渔家》,分饰范仲禹、祢衡、肖恩。在乐山搞嘉乐纸厂的著名作家李劼人,也非常喜欢听她唱戏, 还 亲自下厨做坛子肉请她吃。甚至路过并小住此地的大画家徐悲鸿,也爱听她的戏,还画过一匹马送她。她直接 糊 在窗户上,一 为 防风,二 作 装饰。后来有朋友喜欢,她就揭下送给他。     1941年,五通桥 再次 迎来大人物,时任盐务总局总办的缪秋杰。迎接他的堂会上,严曦登台唱了一折《打鼓骂曹》。那次演出真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曦扮演的祢衡,狷狂而不失儒雅,刚直中带点温润 。 进帐时唱二六板,慷慨有金石之声,至击鼓时,鼓声如沙崩钜鹿,瓦碎长平,而严曦之唱腔,如雁泪长空,猿啼巴峡。 一曲渔阳操, 座客目骇神迷,心向往之。    余音绕梁,严曦脱下长须,说:“今天给各位说个事。那人已经死了,我可以重新活了。我不叫严曦,我是 蒋叔岩 ”。“蒋叔岩”三字一出,下面先是一寂,跟着就是嘈嘈切切的喧哗:呼叫、欢喜,还有不可思议。      蒋叔岩,20世纪30年代在成都红极一时的女老生,春熙大舞台上的顶级明星。1928年,凤祥银楼的老板俞风岗在成都黄金口岸筹建专演京剧的春熙大舞台,可容2000余人看戏。1930年,蒋宝和 率享誉 江南的 “ 蒋家班 ” 应聘来蓉,迎来春熙大舞台第一个鼎盛期。蒋家班的镇班之宝,即是蒋叔岩, 她自小师从 与孟小冬齐名的一代名伶筱兰英 ,14岁即登台,不到20岁已大红大紫 。      由于太红,蒋叔岩一月包银能拿到700元大洋 ( 约当现在7万元 人民币),创下当时春熙大舞台记录 。戏迷中还有人专为其印刷出版《叔岩月刊》, 月刊之流行,不亚于 今日 的 李宇春百度吧。 然 人红是非多 , 1938年,成都一师长看上蒋叔岩,要纳她为妾。 焦虑怖 惧,叔岩遂大病一场,颜色枯槁 。 师长仍逼婚不已。在川大 女 学生张腾辉的帮助下 , 叔岩携简单行李, 星夜 逃到五通桥。张腾辉考 入 盐务总局当公务员,并为叔岩在保育院谋 得职位。叔岩从此 化名严曦,严 与 岩同音,曦则 寓意 曙光。      1941年 , 严曦 得知师长已死,遂在迎接盐务总办的堂会上 公开身份,回归蒋叔岩, 但 仍 在 保育院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叔岩卖掉一件 呢子 大衣,换 几个银元, 买来酒 菜 ,与张腾辉等好友通宵 庆祝 ,痛饮狂歌。她们 依偎 着唱,相拥着哭,唱得是那么用力,似乎要将苦难都唱出来,哭得也是那么用力,似乎要将灵魂都哭出来。      1949年后,蒋叔岩返回成都,担任前进文工团京剧团团长,1950年代后期又 任 成都京剧团副团长。1980年代退休 。她 现在90多岁,独住成都 一旧楼中, 老伴早已去世,无子息,仅有一养女,也不在身边。少时的知交好友, 亦 凋落殆尽。当年 助她逃至五通桥的 张腾辉, 在 建国初期因曾 任职于 国民政府 而 备受盘查,走投无路,跳楼自杀,年仅30多岁。    多年以后,说起1941年那次表演,老人眼中仍会放出灼人光芒。这光芒中刻着两个字:骄傲。 有过人才华者 必有过人之 骄傲 , 这骄傲 决非 傲慢,虽然 二 者常被混淆。傲慢是将心脏变成一颗子弹那么小,然后扣响扳机,射穿自己再射伤别人。 骄傲则是因为自己独一无二,并将这种动人的独一无二保持下去。少女 蒋叔岩的骄傲,让她 拒绝当 师长小妾, 决然 离开繁华名利场,逃亡去做一个 更名改姓的 保育员。 然而无 论何时何地,夺目的才华都无法被遮盖 ,1941年她的绝唱足以证明。 (此文得力于龚静染先生甚多,特此致谢。) 【相关阅读】 蓝线客(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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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梁

       李劼: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梁       有关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定位,难以确然。主将,骁将,健将,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个说法,总是明星人物。而且,鲁迅的出现,亦非孤峰突兀,而是偕胞弟周作人以双子星座式的夺目,升上新文化的星空。与陈独秀、胡适之边叱咤风云边自我充实不同,周氏兄弟可谓厚积薄发,底气充沛。兹有胡适之当年的日记为证:“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之据此,将鲁迅称作白话文学的健将。 ( http://www.tecn.cn )     相比之下,陈独秀更喜欢鲁迅的小说。读了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药》之后,陈氏感叹:“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但陈独秀后来连鲁迅的杂文也一起喜欢上了。鲁迅谢世后,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 http://www.tecn.cn )     在政治上激进得不无天真的陈独秀,在文化上却始终目光如炬,并且一点不计较他人的伤害。且不说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曾经毫无道理地伤害过陈独秀,即便鲁迅回忆旧友时谈及陈独秀和胡适之,也相当刻薄: ( http://www.tecn.cn )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 http://www.tecn.cn )     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于鲁迅,坦然认定其才华;相反,在鲁迅笔下的这两位领袖人物,却一个成了气势汹汹的莽汉,一个成了城府极深却又假装坦诚开明的伪君子,从而反衬出新文化运动中并不耀眼的刘半农,可以让人放心,足以令人亲近。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以小说笔法写杂文的凌厉,并且写得隐晦曲折。不要说让西方人很难读懂这样的文字,就是中国人读起来,也十分费劲。最后一句的亲近半农,意思明白;可是佩服陈胡,却不知道作者到底佩服他们什么。 ( http://www.tecn.cn )     鲁迅的小说,通常用的是散文笔法。第一篇《狂人日记》更是写得有如意识流。散文式的随意性,致使鲁迅小说的叙事构架总是相当模糊。正如读鲁迅的杂文,可以读出其小说家的功底;读鲁迅的小说,读出的却是思想家的努力。倘若说,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文章里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的话,那么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却充满枯籐老树昏鸦式的苍凉。须知,鲁迅的横空出世,乃是胡适之倡言、陈独秀发扬光大的白话文运动所造就的。假如没有白话文运动,鲁迅可能始终蜗居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抄写古碑贴。鲁迅的成名作《狂人日记》,实质上是相当趋时的写作,既趋白话文之时,又趋新文化新思潮之时。不过由于深湛的文字功底,显得很具独创性。其中的名言,诸如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踹了一脚,或者,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还有,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其思想之犀利,其文字之苍劲,远比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三大主义所向披靡。虽然其中有关吃人云云,乃是批判的时尚;鲁迅只不过把人们说的礼教吃人,放大到整个一部中国历史吃人罢了。至于这篇小说在语言上的老到,在气氛上的成功营造,在叙事上的天然浑成,更是让胡适的《一个问题》显得有如小学生作业。陈胡两位异口同声称赞鲁迅的文学天才,并非客套,更非敷衍。尤其胡适写在日记里的称赞,发自内心。 ( http://www.tecn.cn )     鲁迅小说和鲁迅文章,是白话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鲁迅小说提供了一种文学景深,鲁迅的思想展示出批判者的大家风采。鲁迅的贡献,与陈独秀的思想开拓,胡适之的学问成就,周作人的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构成新文化运动四大最具实质性的栋梁架构。四者缺了任何一者,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塌陷。 ( http://www.tecn.cn )     鲁迅当然也有鲁迅的局限。比起陈独秀和胡适之作为草创者在所难免的幼稚,鲁迅之长和鲁迅之短,都在于其罕见的世故。《红楼梦》那对著名微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恰好就是鲁迅的写照。与此相应,中国人之于鲁迅的崇拜,骨子里与其说是对深刻的敬佩,不如说是对世故的服膺。就此而言,毛泽东之于鲁迅的推崇,乃是无心插柳的成功媚俗。 ( http://www.tecn.cn )     鲁迅谈论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名篇,首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文充分体现了鲁迅不为他人目光左右、不受流俗影响的独立特行和独到见解。尤其论及对曹操的评价,根本不以《三国演义》为然。但也正是这篇演讲,足以看出鲁迅的特色:世故的深刻。破除文人学士编造的演义迷雾,世故的深刻具有常识的力量。但这样的深刻又通常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为世故不具备人文视野上的恢宏深邃。认为曹操有本事,是英雄,无疑眼光独到。但提及党锢背景,以清流论之,则有失短浅。党锢悲剧不在于清浊与否,而在于不可为而为之的惨痛,并且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与陈独秀的人生悲剧十分相像。鲁迅看不到这样的人文内涵。因为鲁迅从来不曾有过相类的经历,更因为鲁迅以世故论世、论人、论史,讲说得再深刻,也不脱其世俗气。陈蕃李膺敢为之的事情,陈独秀敢为之的事情,鲁迅却是绝对不敢的。江浙文化群里,英雄迭出,徐锡麟、秋瑾不用说了,即便是章太炎,也曾在苏报案中笑傲朝廷。鲁迅不具备这种超凡出俗的胆魄,只好退而求其次地选择文字,扮演话语英雄,并且将深刻诉诸老于世故。必须指出,世故的心理成因,乃是怯懦。 ( http://www.tecn.cn )     一个怯懦者谈论英雄人物,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且不说谈论嵇康时的吞吞吐吐,即便是论及曹操禁酒,明明知道曹操嗜酒,并举出“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作证;却看不出曹操的禁酒,其实源自刻意模仿周公的虚荣,也同样有诗为证,并且就是同一首《短歌行》的后面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是,鲁迅却只是以世故的常识论说曹操的禁酒和孔融的反对:“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这类评说出自毛泽东或者蒋介石之口,听上去明白事理。但出自鲁迅之口,却世俗得不像文化大家。但这就是鲁迅。鲁迅既茫然于周公的禁酒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做一把英雄人物的辉煌,不知道英雄人物常常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虚荣心。倘若说,没有经历不算是世故的局限,因为有时候仅凭着世故,也能看出他人的虚荣;那么茫然于周公禁酒,却实在是鲁迅在史识上的短缺。鲁迅的长于阅世,以短于史识为代价。 ( http://www.tecn.cn )     比较一下王国维,鲁迅的世故更加鲜明突出。被鲁迅讥讽为老实得像火腿的王国维,其脾性与鲁迅刚好相反,不通世故,却史识极深。王国维在日常生活中,可说是浑浑然,与贾宝玉相近,只是不像贾宝玉那么沉缅于儿女情长。王国维所醉心于的,是思想和学问。王国维的学术,既不受他人目光影响,也不受世故眼光的桎棝;王国维因此能够看出中国历史变迁之剧,莫过于商周之交;因此能够看出《红楼梦》乃国民的悲剧之悲剧。且不说鲁迅只知道朝历史踹上一脚,根本不知道商周之交发生了什么重大的转折;即便是论及《红楼梦》,鲁迅也只会说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者,独宝玉而已”,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之言。因为以鲁迅的世故,很难读懂林黛玉。最为呼吸领会悲凉之雾者,乃是林黛玉。贾宝玉是随着林黛玉的呼吸,领会悲凉之雾的。书呆子王国维的历史视野和审美品味,全都为世事洞明的鲁迅所难以企及。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王国维得了不掺世故的深刻,鲁迅的世故使之丧失了恢宏的视野,高远深邃的审美境界。至于彼此的人生结局,其得失则见仁见智。 ( http://www.tecn.cn )     必须指出的是,也正是这样的局限,致使以深刻见长以深刻著称的鲁迅,看不出十月革命的暴虐,看不出共产党师法苏联的造反背后,潜伏着什么样的历史沉淀。王国维从北伐军枪杀叶德辉的事件中,看出历史走向“先共和后共产”的灾变。蔡元培虽然经常有激进之举,但始终拒绝认同苏联顾问指导下的工农革命。鲁迅目睹了国共破裂之后,却断然转向与共产党合作,转向接受马列主义。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有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那么鲁迅的走向共产党则有如孔子“吾从周”式的追随周公姬旦专制理念。 ( http://www.tecn.cn )     倘若再将鲁迅小说和文章放到既恢宏又细腻的《红楼梦》跟前,那么鲁迅的苍白就更加明显。鲁迅既不恢宏,也无细腻。恢宏是视野的深邃和胸襟的开阔;细腻是怜花惜玉,也是慈悲和关爱。从鲁迅小说和文章里,读者只看见一个仇恨的化身,并且以嫉妒为仇恨的内在动因,很少能读到爱的温馨,情感的亮丽,更难读到悲悯的胸怀。鲁迅的深刻,只能在世俗世界里游刃有余,一旦进入精神境界,马上相形见拙。从《山海经》起笔的《红楼梦》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本真的灵魂,鲁迅的文字,实录下的、折射出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痼疾,或者说,集体无意识创伤。《阿Q正传》里的种种丑陋,既是民族的,也是鲁迅自己的。阿Q尚且敢向吴妈求爱,鲁迅连直面自己爱情的勇气都没有。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在爱情面前的失态,在婚姻面前的进退失据。假如当初鲁迅敢抗母命,跟自己所喜欢的日本房东女儿结婚,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是非。就算母命难违,但鲁迅假如能够像胡适那样,找到自我平衡的方式,也不会有什么不得体的变态。好在周作人是祥和的,慈悲的,虽然表示断绝来往,却不与兄长计较。 ( http://www.tecn.cn )     刘半农曾经赠送鲁迅一幅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看了这幅对联,方知鲁迅为何在文章中以贬损陈独秀和胡适之来表示亲近。因为刘半农实在懵懂得可以。倘若说,魏晋时代的人文风貌,可以分别以曹操和嵇康为象征,那么先是驰骋天下的英雄气概,后是民不畏死的自由人格。这两者都是怯懦的鲁迅所望尘莫及的,鲁迅怎么可能做出与之般配的魏晋文章?从审美上说,曹操和嵇康,乃是同质异形的阳刚,有类于、或者说承继了汉末党锢英豪的胆气和风骨。而鲁迅却是因为怯懦因为自卑因为嫉妒因为难以愈治的心理创伤而导致的极度阴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托尼学说,鲁迅性喜尼采是众所周知的,但于托尔斯泰却是风马牛不相及。 ( http://www.tecn.cn )     俄国两位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其文化底蕴都具有深邃的宗教内涵。他们对灵魂的关注和拷问,远远超过对世俗社会的热衷。比起托尔斯泰在灵魂救赎意义上的忏悔,鲁迅标榜的自我解剖,不得要领。托氏《复活》中的男主角聂赫留道夫在玛丝洛娃面前的自惭形秽以及真诚忏悔,是鲁迅面对当年热恋过、后来又不得不舍弃的日本房东女儿,始终跨不过的门槛。鲁迅由此造成的变态,下意识地流露在后期杂文里。比如伤害曾经挺身救国的赛金花,不仅嘲讽她“早已被奉为九天护国娘娘”,还恶声恶气地讥笑她与“德国统帅瓦德西睡过一些时候。”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鲁迅不需要关切灵魂;作为一个中国男人,鲁迅没觉得在妓女面前有什么自惭形秽之处;作为一个与《红楼梦》作者截然不同的中国作家,鲁迅堂而皇之地以“贾府上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表示对贵族少女的轻蔑。如此语气,如此论断,与其说鲁迅是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影响,不如说是鲁迅籍此发泄对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贵女性的嫉恨。 ( http://www.tecn.cn )     从古纸堆里爬出来的鲁迅,对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其实相当陌生。除了尼采,几乎没有真正接触过其他有经典意味的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早年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一类文章,仅仅是趋时之作。鲁迅既没有曹雪芹之于女性的谦卑,也没有托尔斯泰之于女性的悲悯。鲁迅会为死去的女学生写声情并茂的悼文,但也会在日记里把夫妻间的房事说成是洗脚。相比之下,托尔斯泰从娜塔莎写到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写到玛丝洛娃;从爱慕写到怜悯,从怜悯写到忏悔;越写越谦恭,越写越自惭形秽。但鲁迅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没有这样的灵魂拷问,没有这样的从世俗社会批判,走向内心自我反省。托尔斯泰的早年,曾经放浪形骸;托尔斯泰的晚年,却随着灵魂的追问,走向了悟,走向空灵,最后像贾宝玉一样的离家出走。 ( http://www.tecn.cn )     与此相反,鲁迅一生都不得解脱。与许许多多深受专制传统和专制道德压抑的中国男人一样,鲁迅骨子里乃是一个问题男人。所谓问题男人,是意指无法以健康的心态、面对女性的男人。其特征在于,要么压抑到变态,要么放纵到荒淫无度。用小说人物作象征则是,要么像《红楼梦》里那个可怜兮兮的贾瑞,要么像《金瓶梅》里那个横行霸道的西门庆。贾瑞是大观园里的阿Q,阿Q是末庄的贾瑞。彼此同样的压抑,彼此同样的极具革命性。阿Q闹革命是要成为赵太爷,贾瑞假如造反则是要成为西门庆。同样两个中国最著名的问题男人,毛泽东是做成了西门庆的鲁迅,而鲁迅则是始终处在贾瑞状态里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鲁迅最为相通之处:都不把女人当回事。只是彼此跟女人在一起的感觉略异,一个叫做洗脚,一个干脆叫做洗阳物。     就中国男人而言,鲁迅和毛泽东,其阴柔不相上下,其怯懦、其心态也彼此伯仲。鲁迅不敢成为徐锡麟,毛泽东的被捕表现,与张国焘相类。这是两个全都不敢成为陈蕃、不敢做一下嵇康、没有陈独秀那么无畏的懦夫,而一旦权力在手,无论是政权的,还是话语的,都会一样的凶狠。这也是两个全都无法面对林黛玉那样的高贵女子、也很难得到这类女子垂爱的问题男人,因此形成了他们的心理问题。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情,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在鲁迅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良辰美景。除了家世门弟上的差异,更有性情上的障碍。由此产生阿Q之于假洋鬼子式的嫉恨,也算顺理成章。须知,毛泽东以九五之尊,在女人堆里尚且都得不到徐志摩的风流,邵洵美的倜傥。毛泽东通常只能在女服务员那里如鱼得水。曾几何时,延安发生过有才情有心气的女子,遭到毛泽东的调戏、拂袖而去的故事。这可能是问题男人难以直面的最大尴尬。由此造成的自卑情结,反过来成为这类男人的革命动力。中国的问题男人,往往会成为造反有理的主力,叱咤江湖的枭雄。而且,这类人物的蛮横和专制,是相当彻底的。相对于绅士风度十足的“费厄泼赖”,鲁迅要“痛打落水狗”。古人有言,穷寇匆迫,毛泽东却说,宜将剩勇追穷寇。 ( http://www.tecn.cn )     世故有碍视野的开阔,卑怯带来的心理问题,使鲁迅丧失应有的慈悲。作为一个颇具民族人文经典意味的伟大作家,鲁迅始终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可能是许多研究者都感到困惑的课题。殊不知,这恰好就是鲁迅的深刻特征。鲁迅的深刻,有点无面;或者说,是一种滑动在平面上的语言历险,没有立体感。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好比摆地摊。地摊的含义,在于零碎。而零碎,正是鲁迅文章和鲁迅思想的主要特征。 ( http://www.tecn.cn )     零碎的另一层涵义,在于构架性的缺失。经典的长篇小说写作,架构能力必不可少。除了叙事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宏观视野,灵魂的深度追寻。所有这些为曹雪芹、托尔斯泰所具有的才华和秉赋,全都被鲁迅的世故拒之门外。灵魂的追问,在鲁迅眼里,就像祥林嫂的捐门槛一般可怜可笑;或者像闺土的信仰一样,微不足道。鲁迅在小说中居高临下地俯视芸芸众生,与佛祖称赞一位捐灯油的乞丐老太太最可能成佛,大相庭径。说唯物主义者鲁迅无知无畏,或许有失恭敬;但说鲁迅的写作没有宗教深度,缺乏灵魂力量,所以导致架构能力的缺失,导致终其一生都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接近事实。 ( http://www.tecn.cn )     鲁迅作品中最具审美价值的,乃是散文集《野草》。世故的深刻由于被诉诸内心的独白,世俗的成份无形之中被融化于情绪的躁动。只是欲望依然在挣扎,英雄和懦夫依然在搏斗。生与死的界线,像衣食住行一般的实在;尽管会在《秋夜》里寻觅寒冷的清冽,搜索生命的温馨,但更多的篇什,却与《复仇》和死亡纠缠。墓地的荒凉,黑夜的浓重,构成一种为鲁迅所特有的暗色调。伦勃朗画面上的暗色,昭示着精神的景深。鲁迅《野草》里的暗色,虽然也具有与伦勃朗画面相近的丰富,却过于躁动不安。灵魂的飞翔是宁静的,欲望的勃起才是焦灼的。同样是蓬勃,荷尔德林的呓语有如林中的晨曦,清澈透明。鲁迅的独白,过于混浊。同样的自言自语,梭罗《瓦尔登湖》展示了自然的气韵,佩索阿《惶然录》有着诗哲的深邃,即便是归有光极为家常的《项脊轩志》,也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而鲁迅的《野草》,却有如荒凉的坟地。乱草在风中摇曳,天色晦暗不明,时空晨暮难辨。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扮演英雄,在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假装牺牲。物象杂乱,意绪纷芜。偌说哲理深奥,其实是一片喧嚣的涂鸦。要说是胡塗乱抹,却又始终煞有介事,至少是正襟危坐写下的文字。病患的心态,腐烂的历史,就这样互相交织着,凝聚成一团粘糊糊的色块。远远看去,倒也颇有一付故弄玄虚的现代派艺术功架。这样的文字,理当写给自己看看算了。公之于众,让虚荣的无知青年读了,一不小心就会以装扮精神错乱,表示自己深不可测。唯有让一些同样怯懦的中国问题男人读了,才可能发现,自己终于找到知音。 ( http://www.tecn.cn ) 《野草》是鲁迅准确生动的自我写照。荒坟般的意像,在审美上不无苍凉,但让一班革命的文学青年眼里,却难以忍受。正如《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诸如《创造社》、《太阳社》之类的文学社团,则是文学青年的集结地。这类社团主要出产愤青式的追随革命潮流者,难得有个把像样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头脑简单,思想左倾,情绪容易随着革命的成败而起伏不定,就像赌场里汗流满面地跟庄的小赌徒,随着赌局的变幻,一会儿捶胸顿足,一会儿高声尖叫。造反,革命,抢劫,赌博,骨子里都是相通的;都算人生冒险,都要祈求好运护佑。而鲁迅的文章,尤其是像《野草》这么老气横秋的荒凉,之于对革命前景抱有阳光明媚憧憬的文学青年,就像挂在一群小赌徒头上的霉运象征。革命的文学青年,理所当然地看不顺眼鲁迅文章,仿佛挡了他们的远大前程。他们向鲁迅发动的那场围攻,虽然喜剧性十足,但也未必全然胡搅蛮缠。至少,封建余孽一说,歪打正着。 ( http://www.tecn.cn )     好在鲁迅拥有毛泽东之类领袖级人物的激赏。在庞大的革命队伍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小伙计,不过一群跟班而已。且不说到了延安的毛泽东已然一言九鼎,即便当年在上海亭子间里与鲁迅交好的瞿秋白,也曾出任过共产党的总书记。更不用说,当年陈独秀之于鲁迅的赞赏和支持。无论红色苏维埃时期还是在延安立足的共产党,不仅严厉禁止攻击鲁迅,而且派出专职人员,把鲁迅牢牢地绑定在革命的战车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叫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同时反击国民党的围剿。鲁迅因此被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并且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高耸入云的唱赞,制造出令人晕眩的幻觉。于是,唱赞者与被赞者一起,在绚丽的幻觉里得以升华,不仅一扫彼此的卑怯,而且占尽了鸟瞰芸芸众生的优越。读了毛泽东如此不顾一切的溢美文字,也足以得知,后来林彪狂捧毛泽东的那些个句式,出自何处。 ( http://www.tecn.cn )     与共产党携手共进的鲁迅,文章越来越霸气。早先的阴柔逐渐变成了阴暗,阴狠,阴毒。比较一下鲁迅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的“党同伐异”(鲁迅自谓)文章,与一九三六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同样的老辣,先前不过扮演帮衬角色,后来的那个答信却下意识地掺有居高临下的训斥派头。 ( http://www.tecn.cn )     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帮架文字,起先曲里拐弯,虚实相间,既不点名,也不道破;比如《忽然想到(七)》中的一段:“我还记得中国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即便恼怒,也不过是《碰壁“之后”》的大惊小怪:“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这是鲁迅帮爱慕他的女学生大造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女士之反的文字。这场造反的结果:杨校长被逐,鲁迅丢失教育部的佥事职务,又意外引出一场文坛上的“闲话”风波;似乎作为某种补偿,鲁迅到手一场婚外情,不久便与闹事女生同居。由于撰文相助之际,掺带了儿女私情,再义正词严也不免有些支支吾吾。及至后来真正到了党同伐异的关头,鲁迅全然正义在手,仇恨在胸,就像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一般,火力凶猛,杀气森然: ( http://www.tecn.cn )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 http://www.tecn.cn )     无端的指责还要加上倘若有人造谣,好像是在为自己造谣作辩,又像是在煽动他人如此造谣。事实上,延安方面确实乘机跟进,大肆造谣,诬蔑被鲁迅痛骂的托派连同被无辜牵涉的陈独秀,是拿了日本人津贴的汉奸。饶有意味的是,鲁迅此刻的口气,跟毛泽东相当接近:不仅“敬告你们”,而且自说自话地代表中国人,以中国大众自居。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的这番名言: ( http://www.tecn.cn )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 ( http://www.tecn.cn )     相比之下,毛泽东当然更加跋扈:把自己的独裁说成是中国人民叫他实行的。而鲁迅则在擅自代表中国大众宣布对方不受欢迎的同时,又擅自代表了一下“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至于被鲁迅指斥的来信者陈其昌,不过是个天真烂漫的共产主义青年,并且还是鲁迅的崇拜者。以鲁迅的地位,如此凶猛地对付一个年轻人,颇有牛刀杀鸡之嫌。更何况人家对鲁迅只有敬意,毫无敌意。陈其昌在信中如此写道: ( http://www.tecn.cn )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 ( http://www.tecn.cn )     仿佛是上苍有意要让鲁迅难堪,杨荫榆和陈其昌二位的人生结局,竟然殊途同归:全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一个在老家苏州向日军抗议奸淫掠杀暴行,被日本士兵骗到桥上残暴枪杀,漂尸河面。一个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日军抓获,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被装入麻袋乱刀刺死,扔进大海。 ( http://www.tecn.cn )     更令人唏嘘的是,杨荫榆女士乃民国时代先留日后留美、人品端庄、持重敬业的优秀教育家,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据女师大风潮的现场见证者、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忆,当时的情形与不在场的鲁迅写出的,截然不同。李四光在讲说了现场亲眼目睹之后,发出如此感慨: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风潮使杨荫榆女士,在教育界就此丧失应有的前途。此案的悲剧意味,可以对照文革当中死于红卫兵施虐的北京师范女中女校长卞仲耘一案。红卫兵的疯狂,不仅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还可以追溯到那场女师大风潮。 ( http://www.tecn.cn )     至于给鲁迅认真写信的陈其昌,因为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和他的同伴一起,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这与鲁迅拿着国民政府供奉的高薪,傍着红色的山大王,烧着斯大林苏联的高香,骂着看不顺眼的同行,无疑是不可等量齐观。也许鲁迅对此未必不明白,所以不敢把陈其昌后来反驳他的回信公之于众,而是悄悄压入箱底。再联系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联系到斯大林指示延安的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把日本军队拖进中国战场任其肆虐的险恶,深刻的鲁迅,顿时变得肤浅透顶,并且不免有助苏为虐之嫌。而天真的陈其昌,却无意中成了斯大林意图的障碍。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人家不想查证住在日租界里的鲁迅跟内山完造、日本军医须藤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鲁迅反倒诬陷起了别人拿日本人的钱。要说汉奸,得有实据。然而要说亲日,周氏两兄弟全都当仁不让。 ( http://www.tecn.cn )     中国式的问题男人,难免患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毛病。毛泽东如此,鲁迅也同样如此。很难说是毛泽东学了鲁迅,还是这类人物天然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毛泽东跟梁漱冥吵架的腔调,与鲁迅谩骂梁实秋的口气,十分相像。毛泽东把梁漱冥叫做“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鲁迅把梁实秋称为“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坐定江山后的信口开河,与鲁迅晚年文章的随心所欲,可谓遥相呼应。 ( http://www.tecn.cn )     历数被鲁迅指斥的文化人,将会是一张长长的名单。仅举几例有名的骂案,便可发现,其中有前辈师长章太炎,有同辈同行林语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晚一辈的文学家里,有邵洵美,施蛰存;无名晚辈当中,则有陈其昌,徐懋庸。其中,当数他投向章太炎的讥嘲和扔向邵洵美的轻蔑,最为失态。 ( http://www.tecn.cn )     在章太炎众多的浙籍弟子当中,鲁迅虽然名满天下,但并非是在学问上最有成就者。于是,鲁迅就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如此解释自己当年何以去听章太炎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言下之意,只认同章太炎的闹革命,并没有从章太炎那里习得什么学问。鲁迅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早年文言文章中的章氏风格影响,忘记了他的魏晋研究、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所受章氏学术熏陶的恩泽。就算是只认革命不认学问,鲁迅也并没有真正读懂章太炎。鲁迅虽然承认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鲁迅同时又以章太炎身后备受冷落,高尔基在中国却很受欢迎的对比,匆忙认定:“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鲁迅因此不知不觉地以居高临下的口吻给章太炎盖棺论定道:“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这番论定,比起鲁迅在《趋时与复古》中的冷嘲热讽,还算留了“白圭之玷”的余地。鲁迅把革命党人章太炎和保皇党人康有为一古脑地煮到一起,才叫出手凌厉: ( http://www.tecn.cn )     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 http://www.tecn.cn )     鲁迅在文章中一再提及的投壶一事,纯属谣传。史实乃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主持投壶,但章太炎却拒绝出席。鲁迅将一件不成立的传言,当作既成事实作为他讥嘲章太炎复古的口实,其手法与暗示他人造谣托派是汉奸一举,倒是异曲同工。至于章太炎晚年的归于宁静,也并非是鲁迅所说的制造与时代隔绝之墙。章太炎从革命的舞台上回到安静的书斋里,根本原因在于,支持联省自治,不认同孙中山联俄联共以求十月革命那种一统天下的列宁主义革命,从而断然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同样的不认同,王国维的方式是自沉昆明湖,而章太炎的方式是苏州讲学。且不说章太炎的这种方式,有没有隋末王通的河汾之志,至少表明了他不愿淌入国共两党的革命混水。古人有言,宁静以致远。真正的革命家,有如江湖豪侠:仗义行侠时,动如脱兔;退隐江湖后,静如处子(一如老子所言,回归婴儿)。这根本不是鲁迅理解的朝前拉车朝后拉车,而是一种人生的境界,生命的修为。倘若毛泽东具有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品质,能够在1949年以后退入书斋,那就成了中国的华盛顿。当然,不能指望一个想做秦始皇的山大王能够具有如此修为。就此而言,鲁迅确实与毛泽东是一路人。鲁迅既没有听懂学问家章太炎的讲课,也没有读懂革命家章太炎的人生境界。 ( http://www.tecn.cn )     倘若说,鲁迅对章太炎革命生涯的奚落,基于以革命者自居的无知,那么他之于享有海上孟尝君之誉的新月派文人邵洵美的诋毁,完全是罔顾事实,有恃无恐,并且一再造谣:“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由此生发出子虚乌有的登龙术,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讥笑道:“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许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但一登文坛,即身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更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恶语相向:“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邵洵美的家产,既不是骗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更不是做女婿换来的。因为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不仅是姑表亲家,邵家也同样名门望族,家财万贯。施蛰存对邵氏曾有中肯评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鲁迅一再朝着邵洵美恶声恶气,也许是心有嫉妒,也许是那位海上孟尝君为人过于厚道,被视作可欺。而邵洵美后来的遭遇,又像是上苍对鲁迅的不以为然。活到毛泽东时代的邵洵美,被加以子虚乌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关进大牢,最后在穷愁潦倒之中郁郁而终。据同室难友贾植芳回忆,邵氏在狱中曾经托付他澄清两件事情: ( http://www.tecn.cn )     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 http://www.tecn.cn )     邵洵美要贾植芳澄清的两件事情,都跟鲁迅有关。至于是在“功德林”设宴,还是将“功德林”的素菜叫到宋府摆席,贾氏回忆可能有误。但邵氏所言之事,应该属实。这里再加上后人忆及的一个细节,鲁迅之于邵洵美的攻讦,就更加令人感慨。那次会面,是邵洵美第一次见到鲁迅。“会后,正遇下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冻得发青。便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车,一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 http://www.tecn.cn )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不善辩战的邵洵美,被鲁迅在文章里打得鼻青眼肿。鲁迅果然是战士,鲁文果然是匕首投枪。在阿Q眼里,周围的人不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就是王胡、小D。鲁迅后期杂文的特点在于:以阿Q的眼光打量世人,以鲁迅的刻毒四面出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在毛泽东总结为造反有理,在鲁迅则变成:贫穷就是真理,富贵必定有罪。就连出汗,都有香汗臭汗之分,阶级界线划分得清清楚楚。按照这样的标准,鲁迅不再着意西方的人文经典,而是专门挑选苏联或者东欧各国的阶级斗争文学阅读。鲁迅的个性难以与人合作,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左联太上皇的居高临下。鲁迅在左联中的说一不二,与陈独秀做共产党领袖时的大家长作风,也是一种异曲同工。这种霸道,充分体现在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里。 ( http://www.tecn.cn )     那篇文章,也是源自一封年轻人的私信。姑且不论徐懋庸比之于陈其昌,文字过多纠缠于私见与人际关系,即便写得不堪入目,也不等于可以没有征得写信者同意就自说自话地公之于众,并且还理直气壮地大言不惭:“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凭什么说人家希望他发表此信?又凭什么断定人家是恶劣青年?鲁迅的强词夺理,跟毛泽东的羞辱梁漱冥倒是有一比: ( http://www.tecn.cn )     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 http://www.tecn.cn )     同样的轻蔑口吻,同样的信口开河;同样的把自己的胡乱想像,硬说成是人家的想法;同样喜欢毫无根据地做诛心之论。 ( http://www.tecn.cn )     至于鲁迅要跟人家争论的话题,无非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骨子里都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旨意,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把日本军队吸引到中国来,不让他们进犯苏联。区别仅在于:是站在国民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延安的共产党一边。话题是可疑的,背后的党派纷争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有国共之争,而且有共产党内部的王明和毛泽东之争。鲁迅如此的气势汹汹,无非是要向延安表明心迹,同时提醒山大王,不要听信他人主张。跟毛泽东站在一起,跟斯大林站在一起,这是鲁迅晚年热衷于向世人传达的文字信息。鲁迅早年的文章,自称是听了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将令;晚年的文章,则全然是标明其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站队。答徐懋庸文,要说寓意深刻,实乃无聊之极;要说毫无内容,却实实在在地倾诉了自己的衷肠。文中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如何重要,但字里行间却在时时处处地提醒读者,文章作者鲁迅,是如何的高大伟岸,如何的不可侵犯,如何的不容忽视。其中最有趣的文字,当数这一段: ( http://www.tecn.cn )     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 ( http://www.tecn.cn )     如此的堂皇,真不知鲁迅是在指斥他人,还是在自我反省。也许鲁迅如此落笔时,忘记了自己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过什么。就像毛泽东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听者仔细琢磨一下,也会发现,弄不清是在说别人还是在说自己。这可能是又一种鲁迅文章与毛泽东话语的相通之处,指斥他人的文字往往成为自我写照。鲁迅诸如此类的文字有很多,姑嫂斗法,泼妇骂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等等。诸多痛诋,皆可自照。至于一些不谙世事,不熟悉这一套的厚道之人,确实被鲁迅吓得不轻。试想,邵洵美身系牢狱,生死之际,最难以释怀的,竟然是遭受鲁迅的冷落,是被鲁迅无端的辱骂。 ( http://www.tecn.cn )     鲁迅的后期杂文,大都经不起推敲。倘若说,鲁迅的前期杂文聚焦于人际纷争,那么其后期主旨是党同伐异。有了党争的立场,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觉所笼罩,感觉在代表大众发言。早先那种两间余一卒、荷?独徬徨的孤独,此刻全然被大众发言人的光环所取代,就像毛泽东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化身出现。实质上,此乃朕即天下的别一种说法。以前的皇帝是天子,代表天。鲁迅和毛泽东,则扮演大众或者人民的化身,也一样的君临天下。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 http://www.tecn.cn )     毛泽东把鲁迅比作孔子,既对,又错。就专制文化的同构性而言,鲁迅确实和孔子一样,都是专制话语的始作俑者。只是就话语形式而言,孔子是伦理秩序的建构者,鲁迅是造反有理的破坏者。孔子是以等级制度和奴化心理网罗一切,鲁迅是披着大众的战袍、戴着真理的桂冠打倒一切。只不过,那样的打倒所建立起来的,依然是一种等级秩序。只是把原先的秩序颠倒了一下。这倒是跟马克思的哲学异曲同工,是颠倒过来的黑格尔体系。 ( http://www.tecn.cn )     五四新文化何以演变成君临天下的毛泽东话语?鲁迅文章、尤其是后期杂文,是个关键的过渡。按理说,从倡扬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是联接不到毛泽东时代的,假如没有鲁迅作中介的话。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四根顶梁柱当中,唯有鲁迅,是通向毛泽东专制话语的桥梁,并且是一座独木桥。因为无论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周作人的人文主义,还是陈独秀经由亲历共产主义革命后的自由主义反思,都跟毛泽东话语绝缘。也许人们会对一生反孔的毛泽东为什么把鲁迅比作孔子,感到大惑不解。其实,毛泽东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鲁迅话语和孔孟伦理其实是互补的。专制,既需要秩序,又需要力量。在建立专制的过程中,力量是主要的。专制一旦建立,才轮到秩序上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四处奔波、无人理睬的原因。那个时代需要力量,用韩非子的话来说,“当世争于力气”,还没有轮到秩序出场。于是,最后韩非子学说脱颖而出;因为韩非子的权术,给秦始皇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力量。及至天下平定,轮到秩序的建立,上升到首要地位,孔孟之道便开始盛行。这就是为什么汉朝会有儒家大面积复兴的历史原因。历史有时确实惊人的相像。鲁迅之于毛泽东的一统天下,扮演了韩非子的角色。韩非子提供的是权术,鲁迅贡献的是话语。秦始皇激赏韩非子,毛泽东独尊鲁迅,并非历史的巧合。 ( http://www.tecn.cn )     鲁迅的这种历史角色,同时代的陈独秀也罢,胡适也罢,周作人也罢,都难以看清。因为他们站在同样的历史平面上。历史需要旁观才能澄明,维度需要变换才能获得不同的景致。比起韩非子,鲁迅死得其时。假如鲁迅不是死在1936年,而是活到1976年,那么不仅会让毛泽东尴尬,鲁迅自己也会很尴尬。秦始皇杀韩非子没有杀错,因为死人才能供起来。供奉活人是很困难的,但供奉死人就容易多了。这也是鲁迅死后,毛泽东为什么谀词如潮的原因所在。 ( http://www.tecn.cn )     读鲁迅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他的后期读到前期,会越读越同情鲁迅,可怜鲁迅。卿本佳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个出类拔萃的文学天才。一种则是从前期读到后期,会越读越觉得厌恶。文人堕落,原来并非只是消沉颓唐,真理在手的夸张,也是通向丧失自由的道路。比起鲁迅的死不反悔,尤其是宣称死后一个都不宽恕的专横,陈独秀的晚年,应该说是相当幸运的。虽然比起章太炎最后的宁静,陈独秀乃是不得不归于寂寞;但陈独秀毕竟在寂寞中悟出人生真谛,回到了早先的自由主义立场。而鲁迅,最后完全迷失;迷失在真理化身的幻觉里,迷失在君临天下的夸张里。从鲁迅的迷失,可以看出鲁迅的意味在于:预告了毛泽东的横空出世,预告了毛泽东专制话语和独裁时代的到来。鲁迅随着毛泽东的崛起而蒸蒸日上,也将随着毛泽东时代的式微而逐渐褪色。当一个文人随着专制君王的起伏而消长,那么即便再幸运,也已经毫无自由的意味可言了。 ( http://www.tecn.cn )     2009年6月12日星期五写于纽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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