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张耀杰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谁打响 , 武昌首义 , 第一枪 文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12日 1918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周年,孙中山在为上海《晨报》双十节纪念专刊所写的发刊词中表示说:“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随后,他又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再一次强调“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在事实上,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并不是出自熊秉坤;参与武昌首义的熊秉坤,当时也不是孙中山的“革命同志”,而是还没有与同盟会建立联系的共进会会员。 熊秉坤实录武昌首义 中国自古就有政教合一、神道设教、文史合一、以史为鉴的史学传统,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没有完全割裂此项传统。1912年3月2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咨请参议院设立论功行赏的稽勋局。同年5月8日,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张国淦为铨叙局长、冯自由为稽勋局长,专门征集辛亥革命有功人员的档案材料。湖北方面的武昌首义元勋孙武、张振武等人,也倡言设立湖北史馆以编修革命实录。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于6月16日正式批准成立湖北革命实录馆,任命同盟会员、湖北随县人谢石钦为馆长。 该馆一成立就大造声势,宣传“编纂此次革命事实,意在表彰先烈,策励方来,扬希世之殊勋,演民族之进化,……以备将来中央国史馆取材之用”。除登报声明外,该馆还通知省内各军、政、商、会以及所属府、县,并派出专职、义务调查员,从事首义史实的收集整理工作。时任第三镇第五旅少将旅长的熊秉坤,就是列名于89个义务调查员中的一个。他呈交湖北革命实录馆的共有四篇文字:其一,《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其二,《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各员事略》。其三,《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其四,《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 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熊秉坤叙述说,1911年10月10日傍晚,该营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一同起事,却始终没有听到炮声信号。“将至日暮”,他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人布置“待举动”,忽然听得二排宿舍出现骚动,便“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 关于二排的暴动情况,熊秉坤介绍说:“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一、三排亦继起。……营主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振动。坤于是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 熊秉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北新军工兵八营后队一排正目即班长。他的秘密身份是共进会驻工兵八营总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在他落款时间为1913年3月24日的《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中,有一则《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同样记录了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扭打,程正瀛应声前来“以枪击之,而陶窜走,再击之,而头颅破碎”的情况。这则短文还特别介绍说,程正瀛在事发前已经从金兆龙那里接到枪杀陶启胜的任务:“龙遂与陈振武、程正瀛、钟士杰三君会议,各给子弹三颗……及收操后集合会议,令钟士杰刺本队队长,程正瀛刺二排排长,陈振武刺三排排长,龙与王忠威在后援助。” 在另一则《十团二营八连一排排长汤启发》中,还有这样的叙述:“本后队六棚正目金兆龙等组织革命,准备齐全,而本营二排排长陶启胜酷用压力以激之。晚八句钟陶被后队五棚兵士程正瀛枪毙。” 熊秉坤在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兵八营革军大队长”名义,向湖北革命实录馆“造送”的《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中,又有一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其中写道:“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起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 上述实录清楚表明,率先与清军营官、队官、司务长、排长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的,是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共进会员程正瀛在金兆龙号召下向排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从而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武昌首义的张冠李戴 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撰写的《武昌起义谈》中,依然明确表示,1911年10月10日夜,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同棚程定国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然而,随着孙中山公开声明“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熊秉坤自己的说法也开始发生改变。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收录有熊秉坤30年代的一篇旧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其中干脆把“首义第一声”的桂冠,从程正瀛头上张冠李戴地转移到自己头上: “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熊曰:‘我辈应如何?’熊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熊行至本队笫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熊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林振邦、饶春堂、陈连魁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楼梯门为代理营长阮荣发,楼下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诸逆所堵塞,若辈一面放枪,一面大呼……” 1913年1月23日,袁世凯论功行赏,颁发给熊秉坤勋五位证书及徽章,并且在亲笔书写的授勋证书中“推崇”道:“盖闻时逢逐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义。”同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被应夔丞、洪述祖、武士英、吴乃文、陈玉生等人所暗杀,国民党方面一致认定中央政府方面的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主凶。在上海方面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遥控指挥下,因为被剥夺军权而脱离共进会加入国民党的熊秉坤,与田桐、蒋翊武、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杨王鹏、王文锦、王华国、钟仲衡、温楚珩、章裕昆等人一起,在国民党武汉交通部的基础上秘密组织“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的“改进团”,积极筹备6月25日的武装暴动。因为暴动失败而遭受通缉的熊秉坤等人,只好辗转逃亡日本东京,加入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与熊秉坤一起发动武昌首义的共进会会员孙武、金兆龙、程正瀛等人,由于没有加入国民党以及中华革命党,从而成为拥护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敌对阵营的成员。1916年,程正瀛在党派之争中,被贾正魁等人秘密处死后沉入长江。金兆龙也在国民党北伐胜利后远离政治以至于抑郁而死。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台湾方面曾经两度担任孙中山秘书的岑伟生,在《回忆辛亥革命二三事》中介绍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与熊秉坤住在东京九段坂下辰实馆的同一房间里达四个月之久。两个人穷困潦倒,一支香烟要截成两半各吸半支。当谈到武昌首义的开枪问题时,“熊君谓听闻外面嘈吼有枪声,就即开枪,亦顾不得谁是第一枪。谈话间从未有第一枪自认。斯时亡命日本之革命人鄂省军籍颇多,亦都认为熊君起义趁先开枪,不一定是首先放第一枪,……”孙中山当时并不重视熊秉坤,反而是已经与孙中山决裂的黄兴,考虑到熊秉坤是首义军人,专门送来50日元生活费,熊秉坤为此“喜形于色”。直到湖北同乡田桐介绍熊秉坤、岑伟生同去孙中山寓所填写中华革命党誓约之后,“尚不能直接见孙先生,及至1916年广东成立大元帅府,仍是待熊冷淡”。等到孙中山从广东来到上海,在《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之一》中公开声明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是自己的党员熊秉坤之后,熊秉坤才开始“坦然自承而不避”。究其原因,是孙中山与黄兴分裂之后,“有人指责武昌起义不是孙先生所策动,甚至说孙先生播越海外,根本未过问湖北省。孙先生为杜悠悠之口,而以熊君填了中华革命党誓约,依附在身边,所以作革命自叙就认定熊君于武昌首义开第一枪,他人遂莫敢訾议,只有背后奚落。” 据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介绍,熊秉坤面对当年的历史当事人及知情人的据实质疑,曾经有过“我不是为自己争,而是为孙先生争!”的自我辩护。但是,基于现代社会所普遍遵守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文明价值观返观历史,像熊秉坤这样不顾历史事实而张冠李戴,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美好的主观愿望,都不能算是实事求是的正当表现。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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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1)  | 标签: 应星 , 于建嵘 , 抗争政治 张耀杰,删节稿刊于社会科学报 [#书生报国 提问应星之一:连阴阳二气都没有加以区别的气与气场,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气与气场吗?这样的气,能够解释和化解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问题吗?请参与周日7月31日下午二时的搜狐读书会。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之论争:维稳为何常常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政治怪圈。http://t.cn/ap6DdH ] 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是中国大陆继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之后,第二部以抗争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关于抗争政治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大陆既是一门可以争取到来自国内国外的项目经费的显学;同时又是一门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和风险度的险学。既没有把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阴阳气场研读明白,也没有把底层社会的草根民众的抗争政治解释到位的应星,一再针对于建嵘的挑战论争,既有同行竞争的显学心理在膨胀;更有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的避险心理在发酵。 于建嵘在《抗争性政治》一书的导论和第一章中介绍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各种利益诉求日趋复杂多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断显现。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农村社会日益增长的土地抗争和工人阶级的维权行动,还是近几年社会泄愤事件的频繁发生,大都是出于利益博弈,涉及到不同阶层和民众的具体利益,民众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体制的政治诉求。但是,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家大多将其视为学术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足。因为缺乏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主流的话语体系往往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病态”,并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性政治活动掩盖起来,或者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表现。 应星在《“气”与抗争政治》一书正文之前的“鸣谢”中,另有这样一段夫子自道:“由于所选取的角度的敏感性,我从收集材料到研究写作再到出版发行,都困难重重。应该说,直面如此严峻而棘手的问题,是需要勇气的。然而,仅仅具有勇气是不够的。有的时候,这种勇气也可能沦落为伪神的煽动、韦伯所谓‘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甚或另一种政治投机。”从全书的行文中可以看出,被应星指认为“伪神的煽动”和“另一种政治投机”的主要目标对象,是比他更加著名的学术同行于建嵘。 在该书导言中,应星自称“本书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目的是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两种时弊。其一是“不加反思地把从研究西方社会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和方法直接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的“移植派”;其二是“不带任何理论地去做田野调查,而后根据自己随性的灵感和对中西方理论的凌乱读解来匆匆炮制自己的新概念”的“经验派”。但是,细读该书之后,笔者并没有体验到具体可感并且一气呵成的学术气场;反而在针对于建嵘的一再挑战中,明显感受到作者在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中疲软畏缩的气场迷失。也就是于建嵘所说的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表现”。应星所谓“经验派”的主要目标对象,依然是“炮制”出“以法抗争”、“刚性稳定”之类“新概念”的于建嵘。 被应星称之为中国人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的“气”,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本体论的原初概念。在老子《道德经》的创世学说中,是道产生了一,也就是原始混沌之气。一产生了二,也就是以天为阳、以地为阴的阴阳二气。由二产生的三,指的是天地阴阳的交配和合之气。“三生万物”,指的是由天地阴阳孕育出的以男主阳、以女主阴、以人为大的万事万物。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明儒学,继老子、孔子、孟子、董仲舒之后,进一步抽象概括出了充分吸纳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天地君亲师”的身份等级和社会秩序的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或者说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 在该书第二章中,应星先是承认“气在中国社会的指涉极其繁杂,我在此无法详加辨析”;接下来,他通过引经据典的旁征博引,仅仅“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就作为学术灵丹匆匆得出连最为基本的阴阳二气都没有加以区别的“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的气场“续谱”,显然是比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文化的阴阳气场更加抽象空洞、自我矮化的气场迷失。 2004年,于建嵘在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第2期的《当代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中,第一次提出“以法抗争”的解释性框架。在他看来,“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 他所依据的一部分的实证案例,是笔者于2004年10月在香港出版的《俞梅荪与中国新民权运动》一书中,翔实叙述的四川省自贡市白果村七组失地农民刘正有,代表村民依法维权反受其害的政治觉醒与持续抗争;河北唐山、秦皇岛二市两万多名桃林口水库移民,分别签名要求罢免市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政治诉求;福建省福州市和宁德市的失地农民,分别发起万人签名罢免党政一把手职务的政治动议。该书第312页引用有于建嵘在唐山市移民代表张友仁与曾任中南海秘书的法律学者俞梅荪四处逃亡的关键时刻,发给笔者的声援邮件:“来信收到了,我完全站在民主和民众一边。你们的信我已转给了有关人士,也许有可能有所作用。” 对于这些并不罕见的抗争案例漠不关心、避而不谈的应星,直到七年之后还在书中依据自己在田野考察中深入研究过的少数案例,削足适履、以偏概全地坚持认为,于建嵘“过分夸大了1990年代以后的这些变化”。在他看来,“草根动员尽管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化,但这种组织性是名实分离的,它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去政治性的——它在进行有限动员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控制着群体行动的限度特别是政治的敏感性和法律的界限。” 从中国传统的阴阳气场的角度来看,于建嵘所说的“以法抗争”,其实就是底层社会的草根民众政治正确或者说是政治挂帅的“存天理,灭人欲”、“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负气抗争。2010年12月25日上午9时,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大卡车活活碾死,从而激发唤醒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大规模的气势磅礴的公民维权和政治抗争。钱云会案连同笔者的前述案例,足以证明应星极力强调农民维权抗争的“去政治性”,其实是他自己因为缺乏足够勇气,而对于长期积淀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既二元对立又一元绝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非法治、泛政治的斗争哲学和政治抗争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的气场迷失。应星针对于建嵘一再发起的挑战论争,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不能够成立的。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 2011-07-25 22: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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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1)  | 标签: 李劼 , 孔丘 , 等级观念 , 仁义政治 作者授权惠寄 孔丘从周信念与基督救世的根本差别,除了缘自生存需要的世俗性的有无之外,还在于基督的悲悯全然聚焦于人的救赎,而孔丘的克己复礼所关注的,却是君权的威严和等级秩序的维护。孔丘从周信念的核心在于“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第十二》 可见,仁的核心乃是克己复礼。那么礼的涵义是什么?孔丘在回答齐景公的时候,一语道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第十二》 孔子此处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源自周公姬旦的“尊尊亲亲”(语出《淮南子•齐俗训》)。尊卑、等级,乃是礼的涵义所在。及至汉儒董仲舒,又将周公、孔丘所言之礼,上升为礼教。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进一步发挥为“三纲五常”,亦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以及相应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倘若说孔儒学说后来形成了什么体系的话,那么其基本框架就是这三纲五常。 从周公的尊尊亲亲,到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到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这个不断僵化的伦理体系所基于一个根本原则,则是一以贯之的等级观念。尊尊的涵义在于,上下之间的尊卑秩序;亲亲的要点在于,血缘关系的远近有别。由尊尊自然发展出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所谓阳尊阴卑关系,其中包括源自周室的男尊女卑。从亲亲的远近和亲疏,则演化出后来的贵己贱夷的民族主义。而所有这些等级观念的要义,则在于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生来就得遵守既定的等级秩序;用孔丘的话来说,克己复礼。亦即克服掉自己的个体价值,恢复从而遵守周公制定的等级秩序。这与《圣经》里的原罪说,可谓大相径庭。 原罪说的要义在于,人是生而有罪的。原罪说也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卑微,但不是面对世俗的君权皇权,而是站在上帝面前。上帝是惟一的至尊,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但这同时又意味着,所有这些罪人,在上帝面前又是人人平等的。因为大家都有罪,所以也就彼此彼此。从这个潜在的平等观念之中,生发出近代欧美社会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乃是顺理成章的历史趋势和逻辑结果。 相反,源自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给人设置的却不啻是一个尊者,而是重重叠叠的尊者。对一个臣子来说,君主是尊者;对一个儿子来说,父亲是尊者;对一个妻子来说,丈夫是尊者;对一个女人来说,男人是尊者。及至革命推翻了三纲五常之后,又演化成另一种等级关系: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更有工、农、兵、学、商之类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翁,以及被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那样的黑五类,诸如此类重重叠叠的等级划分。人际间的关系结构在形式上是不同了,但在实质上依然是不平等的尊尊亲亲构架,只是血缘之亲改作了家庭成份、再从阶级出身里派生出团伙之亲、帮派之亲之类。除此之外,还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等级区分。甚至就在同一个城市里,还会有住在市区还是住在市郊、住在上只角还是住在下只角的贵贱。只要整个社会被划分成多少重等级,人与人之间就有多少重不平等。西方人可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中国人却无法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因为皇帝或曰天子,虽然只有一个,就像上帝一样,但从皇帝到庶民之间,却隔着无数重的等级。此乃周公、孔丘的等级观念与《圣经》原罪说的根本区别,以及演化到后世的世俗现象。 基于以君权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等级观念,孔丘会把民众之于君主的服从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以此确立民众对皇权的绝对崇拜。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 此处的“民无信而不立”,翻译成白话文,应该是:假如没有民众对皇权的绝对信服,国将不国。从逻辑上说,这种以皇权崇拜为核心的仁义政治,几近荒谬:因为假如国君把民众折腾到了既因为“去兵”而没有安全感,又由于“去食”而食不果腹,还怎么能够取信于民?因此,孔丘此段论说的真正涵义在于:哪怕军队保护不了民众,哪怕民众饥肠膔膔,民众也要服从国君。因为国君没有民众的绝对服从,国家就会崩溃,无以成立。相比于西方世界因为原罪而生发的凡夫俗子们之于上帝的匍伏,孔丘的仁义政治所倡言的,是民众之于皇权的无条件信服。换句话说也就是,民众听话不听话,比他们有没有饭吃还重要。 孔丘的这种皇权崇拜,有时会夸张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三》 从表面上看,孔丘回答得冠冕堂皇,充分体现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则。但仔细一想,却发现荒唐可笑:君王只消对臣下彬彬有礼,臣下就会报效尽忠了?即便在一个君子国里,君王要获得臣下的效忠,也得首先满足臣下应得的利益要求。这不是君子小人的形象问题,而是君臣之间的现实关系问题。君臣之间没有利益上的互相需要,哪来的以礼以忠? 更可笑的是: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国,如礼何?”——《论语•里仁第四》 国家的源起是因为利益关系。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是基于利益关系而诞生。专制国家要民众无条件的服从统治者的利益,民主国家的政府则因为是由民众选举而产生,必须履行服务于民众的职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礼让而产生的。即便是尧舜时代的禅让,也不是为了表示对礼的尊重,而是基于担负起对民众的责任。正如在周公、孔丘的等级观念里,人是毫无地位、毫无尊严、毫无价值可言的一样,孔丘的国家概念毫无利益需求的常识,从而把国家看作了礼的衍生物,或者道德如何高尚的标榜。用孔丘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 由此,孔丘通常不是从政治成就或者说政绩的角度去评判一个政治家,而总是将对政治家的褒贬,诉诸道德的高尚与否。比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五》 从孔丘对子产的评价里,根本看不出子产有何政绩可言,全然一个道德楷模。但可悲的是,孔丘的这种评判方式竟然会成为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后世的中国民众,热爱风度翩翩的作秀高手,尤其是相貌堂堂者,更佳;但他们不会以政治成就的有无或大小,作为评判一个政治家的基本标准。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后世的中国民众,极其听话,极其崇拜真命天子。哪怕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皇帝依然伟大。按照孔丘的说法,即是“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饿死事小,无信为大。饿死几千万老百姓,没关系,饿死人的事情,自古皆有之,只是个死了多少的区别而已,但皇帝不能不伟大,民众不能不听话。因为伟大的皇帝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这种评判可以诉诸非常完满的循环论证:凡是伟大的皇帝,都是道德楷模;凡是在道德上被歌颂的皇帝,都是伟大的。可见,那个饿死了几千万庶民的皇帝,真该感谢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为他培育了如此信服皇帝如此听话的顺民愚民。 朱学渊评:人类社会要追求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秩序”,秦始皇、毛泽东和希特勒、斯大林都曾经建立起空前的秩序,但都以动乱、战争和农民起义为结束,因此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秩序”。所以,歌颂秩序,不如解析秩序,并判定其结局。海外学者李劼解析了中国传统的“尊卑秩序”,它确是优于秦毛的“暴力秩序”;但与“宪政秩序”比起来,孔孟之道犹如刀耕火种……这就是李劼的本意。海内“新保守主义”学者萧功秦则认同“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变革的现代化思潮”,但中国的“现存秩序”也不是由“连续性”而来的,而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只有六十年“合法性”的……而萧先生举起左手反对“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极左’思潮”,举起右手反对“激进自由派思潮”,而且不讳言拥护战争决定论的“刘源主义”的“渐进地推进变革的现代化思潮”的“温和性”;就很值得质疑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 2011-07-25 22: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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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贾焱 , 我的老师 , 梁晓声 [本文录自张耀杰编选《私人记忆》一书,青岛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欢迎围观8月21日(周日)杨继绳VS梁晓声分析当代社会阶层:中国社会为何是现在这样子?地址:搜狐大厦12层大演播室,主讲嘉宾:杨继绳,对谈嘉宾:梁晓声(著名作家)、@张耀杰2012(文史学者)、@张弘 (资深记者)、:@苏小和 (书评人、财经作家)。//http://t.cn/a8B5Oc] 在多数人眼中,梁晓声是闻名遐迩的大作家。然而对我来说,他更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一位与众不同的大学教授。 初来北京语言大学时,常听学姐们提到梁晓声老师。每次谈起他,她们都是满脸的兴奋与崇敬。当时,我对梁老师还没有多少了解,只知道他是当代著名作家。他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雨》、《雪城》等只是依稀从父辈那里听到过。后来听说大三有他的选修课,于是满心欢喜地盼望着,能早日一睹大师的风采。 这期间又经历了一番曲折。先是听说梁老师的身体不好,不能保证给我们代课。后来又听说他教完我们前一届就要离开北语。总之一句话:我们无缘聆听他的教诲。于是,见他的愿望便与日俱增。然而这一切终究是道听途说。大三新学期的第三天,梁老师如期出现在教室门口。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一个名人,兴奋,紧张,更多的是好奇。梁老师出现的一刹那,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审视着眼前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身上带着一种威严,抑或是一种作家身上独有的气质。一件玄色毛衣、一个印有八卦图案的白色帆布包,更使他变得神秘莫测。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杀伤力的。视线扫过之处,鸦雀无声,大家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了。而老师的声音很有磁性,属于低沉的男中音,对于听讲的人而言是一种享受。我暗暗地想:大作家的课堂要求定是与众不同的吧。 果然,刚上课,梁老师就训练我们起立。在同学们的惊讶声中,梁老师将课前起立定为他的第一项课堂要求。课堂进行的过程中,老师又要求我们坐直,不能趴在桌子上。最要命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他点起来回答问题,而回答不上来的情景更是十分尴尬的。这一切都使本应活跃的课堂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我对这门课的兴趣也随之消减。 “老师今天有一点发烧。”这是梁老师课前常说的一句话。因为说得多了,我也就不是很在意。直到有一次,老师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微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每讲一句话,他都要停顿片刻,再接着讲下一句。我这才意识到老师的身体是真的很不好。后来读他的杂文,才知道老师喜欢熬夜写作,颈椎腰背都不好,而老师却从来不曾因为生病请过一天假。于是再上课的时候,我就格外用心了。我不想让老师的辛勤劳动白白浪费掉。 原本以为大作家讲课随口就来,应该是不需要备课的吧。然而,梁老师在课堂上,手中却拿着一份讲义。我这才知道老师每节课都要认真准备,亲手写讲稿。每节课,都要精心选择一个主题,“人文主义”、“情调与情怀”、“情节与细节”等等。他极力想让我们明白,写作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情怀。直到那时,我才领悟到老师上课时的良苦用心。 梁老师的课是周一下午第一节,恰逢周末刚过。每次上课,我都带着周末综合症遗留的疲倦,踩着铃声进教室。有一次,因为中午有事没有回寝室,就提前到教室趴在桌上小憩。一点四十刚过,教室的门开了。我很纳闷,谁会来得这么早?朦胧中抬了抬眼皮,恍惚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招牌式的白色帆布包。猛然抬起头来,竟是梁老师。后来才知道,梁老师每节课都会提前十五分钟到教室。有时闭目养神,而更多时候是为了和早来的同学聊天。谈文学,谈人生,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梁老师总是给予青年学生以最热心的帮助,最诚挚的忠告。 大学老师一般是按时来,按时走,平时难得见面,与他们聊天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想到这些,我对梁老师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从此,上课铃打响之前,我必然也已经坐在教室里了。 一次课前,我找梁老师询问作业的问题。由于是第一次和他面对面地讲话,加上老师身上素有的威严,心里不免有一点紧张。我低着头,支支吾吾的,一句话反复说了许久,不知所云。而梁老师一开口就将我所有的不安化解掉了:“亲爱的同学,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抬起头,正遇到老师亲切、和蔼的目光。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老师始终是轻声细语的,像是和自己的孩子谈心。问过之后,转身要走,梁老师把我叫住了。“最近有什么作品需要老师帮忙修改的吗?”“最近……没有。”“以前的习作也可以呀,拿来老师帮你看看。”“嗯。”我嘴上答应着,心里想:老师大概是随口说的吧。他要上课,带研究生,又要写文章,作讲座,哪里会有闲暇为我修改文章?恰逢当时临近期末,事务繁多,习作一事早就被我抛在脑后。 再一次上课时,梁老师是主动走来与我聊天的,这让我很是意外。老师与我谈起毕业后的打算。 “考研吧。”我说。 又问我研究生毕业后的打算,我无语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老师看着我,良久,语重心长地说:“无论考研还是日后工作,现在都要多学点知识才行啊!” 我重重地点点头。 末了,老师竟再一次提出帮我修改习作。我惊诧万分,心里充满不安和感动。没想到老师竟是认真的。我窘了,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最近在准备英语考试,还要写论文,所以……很忙。” 我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到。老师虽然难以掩饰内心的失望,但对我仍旧是鼓励的话语:“那么,以后有作品,老师还是可以帮你改的。” 我早已无地自容。直到课程结束,我也没能交给老师一篇像样的习作。现在想来,真是愧对老师的一片苦心啊。 最后一次课是新年后的第一节,下了雪,天很阴。直到结课的最后一分钟,老师都在讲评同学们的作业。这作业是老师挨个用彩笔悉心批改的,每一篇都有他针对性的评语。 下课铃声打响了,有人上前与他合影留念。我只是呆呆地站着,莫名地惆怅,脑中极力回忆着老师讲课时的一言一行。 我忽然记起老师曾不止一次在课堂上感叹当老师的不易,他常说要为人师表,要对学生负责。我想,梁老师早已做得很好了。 现在没有他的课,平时更是难得见他一面。每当看到许多人为了听一场他的讲座,从很远地方赶来,我总觉得自己是那么幸运,可又是那么不知道珍惜。现在,我只想再听听他语重心长的教诲,再听他轻声地问道:“亲爱的同学,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录自《山西文学》,2006年第8期。贾焱,女,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 2011-07-25 22: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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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化解 , 权力市场经济 , 路径选择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张耀杰,文载《中国新闻周刊》528期,2011年8月15日 [欢迎围观8月21日(周日)杨继绳VS梁晓声分析当代社会阶层:中国社会为何是现在这样子?地址:搜狐大厦12层大演播室,主讲嘉宾:杨继绳,对谈嘉宾:梁晓声(著名作家)、@张耀杰2012(文史学者)、@张弘 (资深记者)、:@苏小和 (书评人、财经作家)。//http://t.cn/a8B5Oc]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的作者杨继绳,1940年出生于湖北浠水的农家,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从1968年起一直在新华社从事新闻工作。他在《记者这个职业》一文中曾经写道:“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正是基于那一代人引以自豪的社会良心和人文关怀,杨继绳在该书“前言”中写道:“这本书是从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阶层分析不是激化阶层矛盾和挑起阶级斗争,而是寻求各阶层和谐相处、保证社会稳定的途径。” 杨继绳在书中依次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表,进而得出这样的学术判断: 其一,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8%)和社会下层(14%)。 其二,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其三,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其四,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错位现象。 在杨继绳看来,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并且又出现了新一轮的不公正现象。当今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贪婪与资本的贪婪的恶性结合,就形成了导致中国社会所有严重问题的制度症结,也就是他所谓的“权力市场经济”。 相对而言,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首先根源于不服从于法律权威和法律制度的绝对权力。关于这一点,杨继绳在第十二章谈到“中国官员数量:世界之最”时介绍说:“每次改革后,政府机构和人员能够很快回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为了化解“权力市场经济”,尤其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制度症结,杨继绳给出的最为重要的路径选择是这样的:“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自己是不能制衡自己的。中国现在也有权力监督体系,但都是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监督力量都是内力。外力制衡就需要民主政治。也就是破除政治垄断,开展政治竞争。这正是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 年逾古稀的杨继绳,为了充分证明自己忧国忧民的社会良心和人文关怀,还专门在“前言”中引用温家宝的话表白说:“追求社会公正是人类千百年不渝的理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杨继绳著《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贾焱:我的老师梁晓声 / 2011-08-24 21:29 / 评论数( 0 ) 李劼:孔丘的等级观念和仁义政治 / 2011-07-30 00:56 / 评论数( 1 ) 应星与于建嵘的抗争政治 / 2011-07-27 23:34 / 评论数( 1 ) 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 2011-07-25 22: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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