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亞洲週刊 | 李敖香港旋風文化頑童VS共產黨 .江迅

李敖香港旋風文化頑童VS共產黨 .江迅 李敖第一次在香港舉行演講,颳起「李敖旋風」。他面對「不敢罵共產黨」的批評,說共產黨知道他在罵它。他指出,我們不想推翻共產黨,就要跟它和好,勸它、推它、捏它、掐它、咯吱它,希望它改善。他表示,香港原本可以成為中國民主的據點,但可惜香港現在的民主「離倫敦越來越遠,離台北越來越近」,是「惡搞的民主」,這要怪英國人當初只給香港自由和法治,但沒有訓練香港民主。 台灣猛龍過江,七月盛暑香港掀起一股「李敖旋風」。台灣作家李敖自稱「不是猛龍不過江」的「亞洲最猛男人」,二十二日下午步出香港機場閘口,紅色夾克、紅色領帶、大墨鏡的經典造型,襯衣口袋依然插著五枝筆,一枝紅的,一枝綠的,一枝金色的,還有兩枝是藍色的,市民和遊客邊驚呼邊擁前,有用相機和智能手機拍攝,有索取李敖簽名,有遊客要與李敖合影。 李敖夫人王志慧和女兒李湛隨他一起來香港。不過,她倆沒有與李敖同機,這是李敖刻意安排的,李敖怕坐飛機,總覺得飛機不安全,一旦出事,不是全家沒了?李敖由台灣攝影家賴岳忠陪同,長榮航空為李敖開啟貴賓通道,李敖不願扔下朋友而獨自走貴賓通道,而是與幾位朋友一起排了一個小時的長隊過海關。 這股「李敖旋風」的漩渦中心是二十三日下午四點,七十六歲的李敖在書展名作家講座上開講。一小時前,讀者聽眾蜂擁而至,有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入場,而場外尚有近二百人無法進入會場,一度鼓譟。 李敖的講題《中國知識分子的走向》,由坦誠「為了李敖而選擇台灣」的香港文化人馬家輝主持。李敖先拿出一本書,書裏有一篇他在二十八年前寫的文章,那是一九八三年。文章標題是《香港的機會,中國的機會》。文章最初發表在一本香港雜誌上。當年,他就大膽預言,說再過十多年,九七大限,九七後呢,香港就和英國脫離關係。香港要到哪裏去,香港不僅要成為有特色的經濟據點,更要成為一個民主據點。由香港推動英國式民主發展,給中國人作模範,李敖說:「現在我這個希望有點落空,香港並沒成功,香港今天的民主是有問題的民主。為什麼?因為它離倫敦越來越遠,離台北越來越近。」 對此,李敖闡述說:「英國式的民主很細膩,在英國議會裏,你不可以直接叫任何一個議員的名字。可現在,我們的民主變得非常粗野,什麼原因?跟台灣學的。跟台灣學的這種粗糙的民主,是假民主。我在台灣做所謂立法委員時,為什麼用瓦斯噴他們,為什麼有兩百二十五個立法委員,被我告到法院的有兩百二十四個,我不能告我自己。有人問,如何證明是假民主?我們都以為兩黨政治是民主政治,錯了。美國是不是兩黨政治?是。美國打伊拉克的時候,是非法的,是侵略的,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可是美國的眾議院參議院,除了眾議院的一位女議員外,全體通過。兩個黨,民主國家的政黨,用非法的、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方法去侵略伊拉克,就是他們幹的。」 李敖說,兩黨政治並不證明就是民主,一黨政治也不是絕對有問題。新加坡的一黨專政雖然現在有動搖,可是沒有人說新加坡的一黨專政造成官員貪污。李敖說:「在一般人眼裏,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黨專政,造成官員貪污,可是在歷史學家看起來,或者我們這種思想家看起來,一點關係都沒有。有人會問,你怎麼包庇貪污啊?沒有。中國歷史上,在清朝,有養廉費,就是怕你貪污,政府得給你多些錢,以保持你的清廉。許世英被西太后外放當縣官,不再在北京做官,許世英不肯去,西太后當眾笑他,說他傻瓜。為什麼說傻瓜呢,因為到外面做縣官,有錢可以貪污,在京城做官沒有錢,所以那時貪污是公開的。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貪污現象,你們覺得憂心嗎?我一點都不憂心。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的財產是兩千兆,貪污只是五千萬,相比是千分之三。千分之三算不了什麼。我們要看大的方向,這個國家在繁榮發展,在壯大。有千分之三的貪污不重要,可是對我們的人心有影響。」 共產黨做的好事要承認 李敖接著說:「從現實層面看,這樣的比例不重要。你李敖為什麼這樣講呢?我們知道事情真相後,我們的看法就會變得很均衡。罵共產黨誰不會?我也會。可是共產黨有沒有做好事啊?它的好事我們卻不敢承認,我們要反省。我們對共產黨失望,可是我們要想到,它做了很多好事,不要抹殺它。如果抹殺它,我們對自己不公道。因為我們變成一種懦弱的人,別人的壞話你敢講,別人的好話你不敢講,我認為這是一種膽怯。他們做的壞事我們敢罵,他們做的好事我們不敢承認,我覺得我們需要反省。我舉個例子,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三十五歲,到了七十年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六十五歲。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人餓死了一千萬、兩千萬、三千萬、四千萬、五千萬,可是他使六億人口平均多活了三十年,到今年又增加了十歲,達七十五歲。共產黨是做了好事的,他養活了十三億人口,並且使他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四十年,我舉這個例子是要告訴大家,我們在講它壞話的時候,要想到它做的好事。」 李敖說:「今天你們說我李敖不罵共產黨,很奇怪,共產黨卻知道我在罵它。六年前,我去北京,出了飛機場,是六車道,其他五車道全部封了起來,我的車一路單獨走,對面的車全部停下,司機都下車抽著煙,看著我的車走過,表示等我很久,拿我當國賓對待。可是他們防我,防什麼?拿我當賊來防。美國前總統小布希在北京大學講演,現場全程播出;俄國總理普京講演現場全程播出;台灣一個笨蛋叫連戰的講演,也是現場全程播出;你李敖講演,對不起,什麼也沒有。為什麼?防我。為什麼防我?它知道我對中國很友善,我並不對中國共產黨友善。」 李敖著作等身,最近七個月,他又寫了三本書:《陽痿美國》、《大江大海騙了你》、《第七十三烈士》。談到共產黨對他並不友善,他常常會以他的書在大陸的遭遇作證。早年,《李敖大全集》(四十冊)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推出,卻對敏感段落作了刪節,他等了十年,最近北京磨鐵公司推出新版大全集,刪節的幾乎全恢復了。台灣版《陽痿美國》,在大陸出版時遭遇官方審查諸多波折,年初,胡錦濤出訪美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看了這書稿,認為這書影響胡錦濤出訪美國的氛圍,不准開印出版,直到五個月後才將書名改為《審判美國》,在大陸出版,而新書《大江大海騙了你》和《第七十三烈士》的大陸版權,至今沒能簽約。 人們都說「李敖不是寬容社會的產物,而是不寬容社會的見證」。李敖說:「六年前我去北京,有個笨人寫文章罵我,說李敖這個人有兩個大缺點,他拼命地捧自己。這話說得很有道理,因為別人不捧我或者捧得不夠,所以我天天在捧自己。第二個缺點是李敖不肯罵共產黨,劉曉波真的不公道。我講過了,共產黨知道我在罵它,你怎麼不知道,因為你笨。我無法接受劉曉波這種看法,贊成台獨,贊成西藏獨立,贊成美國打伊拉克。我不覺得劉曉波是個頭腦清醒的人。搞了個零八憲章,我把它拿來跟中國憲法一對,他還趕不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麼笨的笨蛋還得獎,沒法講。他坐牢了我們就不要過分責備他。雖然他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認為這是外國人的不公道。諾貝爾和平獎很容易得,它不是瑞典審查,而是挪威審查,只要三個人通過,就得到了。不過我還得承認諾貝爾和平獎有進步,他們這一次和平獎給的是劉曉波,上一次給的是達賴喇嘛,我覺得有進步。」 演講時,李敖不時摸一摸耳邊的助聽器。據他說,這助聽器效果不好,帶了以後,雜音很重。這西門子品牌的助聽器不便宜,十五萬新台幣(約五千美元)買的,是為了來香港演講新買的。 李敖在演講時自問,為什麼自己對中國很友善?他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日本人佔領北京,那時他在北京,才三歲。兩個月後,日本兵騎著馬在北京城內走動,「我在北京長大,親眼看到了這個我痛恨的畫面,我覺得有一天,我的國家,如果有一個政權、一個黨能做到外國人、外國兵不再騎著馬到我眼前走過,我就很高興,我就擁護他。如果國民黨做到這一點,我就擁護蔣介石。可惜國民黨做不到,並且把中國的比台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丟掉了。毛澤東到蘇聯跟斯大林談判,想要回來,卻要不回來了。我為什麼要罵國民黨?我在台灣恨國民黨。原因就是你欺負我,你捉弄我,你連最起碼的自尊都不留給我。」 英國人沒在港培養民主 李敖說:「中國共產黨卻給了我人的尊嚴,它也會欺負人,它也會捉弄人,但是卻給了人尊嚴。怎麼證明?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到北京跟鄧小平談判。香港百分之九十八是中國人,也知道九七是大限,經歷了一百五十五年,要把香港、九龍要回來,可是卻希望能延長,不希望讓給中國共產黨統治。撒切爾夫人問鄧小平可不可以,鄧小平說不可能。撒切爾夫人說,你如果不可以的話,那我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中國接手香港後,香港會變成一座空城。鄧小平說,空城就空城,即使空城我們也要。就這樣很多香港人跑掉了,除了李嘉誠。」 李敖說,香港的今天,香港人滿不滿意?當然不滿意。最嚴重的情況,香港人議會現在看來鬧得這麼兇。可是鬧的方法不是英國式的,不是老牌民主國家那種斯文的鬧法。為什麼今天會變成這樣?英國人自私,沒有給香港人留下好的基底。帝國主義有很多種,最壞的是比利時式的。它統治非洲剛果七十年,沒有留下一個律師、沒有一個醫生,只留下了三個大學畢業生。比利時是不負責任的帝國主義者,而英國是負責任的。可是對香港,英國卻沒有負責任。英國一百五十五年來給香港人充分自由,建立法治的基礎,可是香港沒有民主。由於香港沒有民主,所以香港突然出現了民主形式的議會之後,變得很粗暴,跟台灣一樣。 李敖說:「在九七以後,英國的外交大臣後悔說,沒有給香港人民主。一百五十五年來,英國人沒有在香港培養出好的民主傳統。英國把錢花盡蓋了個新機場,最後把民主的構想留給了香港人,香港人糊裏糊塗地就立刻開始向共產黨要民主。共產黨不肯給,小氣巴拉,香港人卻要民主,搞得現在關係這麼緊張。這些是我在二十八年以前寫的書裏有描述的,我希望香港回歸以後有一個英國式的民主保留下來,但這是我的失望。香港朋友做不到,原因不是香港朋友不努力,而是上了英國人的當。英國人不給香港人訓練,香港人第一次搞民主就碰上了共產黨。」 李敖說,為什麼現在香港開始沒落?因為上海站起來了。他說:「所以香港真正的努力目標,是要從經濟上搶回龍頭地位,而不是什麼民主。我給香港朋友一個建議,不妨想想看,議會民主是有了,內部小的吵吵鬧鬧是有了。香港人多麼年輕、活潑、有活力,也很現實,過去的中國歷史、亞洲歷史裏,從來沒有香港人在政治上奮鬥的歷史。可是現在香港人卻關心政治了,我勸香港人,不要那麼笨。香港人真正的努力方向是搞經濟。經濟搞起來,你的國家就怕你,你就是老大,就這麼簡單。香港人可能聽我這麼說會不高興,因為一搞起政治人就會上癮,很爽。台灣就是政治掛帥,很爽。所以大家看到,我跟台灣搞著玩,今年還可能出來選總統。」 李敖說:「坦白說,香港人玩政治還太嫩,香港人搞政治玩不過共產黨、玩不過國民黨,我不贊同香港人過多從事政治活動。從長遠看,香港人要用自己的繁榮稱雄世界,壓倒上海,否則香港會慢慢墮落。」 李敖說:「最近共產黨慶祝建黨九十週年,胡錦濤講了一句話,我們國家再過四十年就是建國一百年,我們希望那個時候是一個富強民主的國家。這話表明從現在開始還要再等三十九年,中國才能民主。你們聽了就聽了,我聽了就不一樣,為什麼呢,我學問大。不是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嗎,憲法不是有序言嗎,後面還有四章嗎?序言裏有一句話,就是我們國家要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共產黨在六十年以前,在憲法裏面就答應給我們民主了。現在還要我們再等四十年?什麼意思嘛,我當然不信嘛。我拿你憲法來要求你,你怎麼講得通呢?所以他們騙不了我,我太精明了。我讀書讀得很細,你們會好好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嗎?你們不會。胡錦濤這麼說,我就不信。等了六十年,憲法給我們的還不兌現,你現在口頭承諾再等四十年,我們表示懷疑。我們不願意再等一百年。」 要好好的活過敵人 他說,作為一個知識份子,要有好的頭腦,可以使你不被騙,自己也不會這麼痛苦。為什麼屈原要跳河呢,他痛苦。李敖說:「我的一個老師叫殷海光,四十九歲時死的,得的是胃癌,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精神不高興、心理不愉快。他是學哲學的,哲學家得了胃癌,表示你學哲學沒有學通,等於神父得了梅毒。」 李敖說,殷海光是氣死的,吃飯吃一半,突然想到蔣介石,他筷子一丟,站起來,講打倒蔣介石。他生氣了,飯也吃不下去了,得了胃癌死掉了。結果蔣介石活到了八十九歲。你的敵人比你多活四十年,你輸了嘛。以前北大校長馬寅初說中國人口太多了,要有人口政策,毛主席反對說,人多好辦事,於是大家都罵馬寅初,貼大字報貼到馬寅初的床頭上罵他。馬寅初始終不屈服。最後什麼結果?毛澤東死了,馬寅初還沒死。馬寅初生的時候毛澤東還沒生,毛澤東死的時候馬寅初還沒死,活了一百歲,最後馬寅初還獲得平反,他成功了。所以,快快樂樂地活過你的敵人,是多麼的重要。 李敖指了指台下,說:「在座有一個五十年的老朋友,他從美國來,是有名的化學家,他常常跟我開玩笑,我們看誰先死,我們誰有本領在對方的墳上小便。他跟我同歲,我們互相比賽誰比誰長壽。」李敖指的這位老友是潘毓剛,世界量子化學界泰斗。 說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走向,李敖說:像那種屈原跳河的,或者像老舍那樣跳河的,或者像王國維那樣跳河的,都是錯誤的。要快快樂樂地活過你的敵人。 他說,胡錦濤和溫家寶是好官,規規矩矩做技術官僚。他們也爭權逐利,但沒有刀光劍影,不像以前那麼慘。他們這麼好的官,始終小心翼翼。中國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叫揹著包袱過河,雖然過了河,可是包袱還在,丟不掉它,革命沒有成功。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再革命。鄧小平說我們現在摸著石頭過河,已經不再揹著包袱了,摸著石頭過河。現在胡錦濤在幹什麼,是捧著卵子過河。過河的時候膽子很小,怕睾丸掉到水裏,就捧著睾丸走路。別以為是挖苦他們,中國方言大辭典裏面有這句話,捧著卵子過河,是蘇州土話。 李敖說:「在大方向上沒有必要與北京作對,否則太笨了。要不要推翻共產黨?不要吧,你打不過他。那麼怎麼辦呢,希望它改好。所以我用我的方法,我們跟它和好,勸它、推它、捏它、掐它、咯吱它,希望它改善,最後擁抱它。共產黨會不會擁抱你呢,不會,它忙得很,兩個手捧著兩個睾丸嘛。其實,我對共產黨也沒有太多辦法。我現在試探性地把我兒子派去北京。我兒子現在知名度很高,我要倚靠他。我的爸爸不是『李剛』,可我的兒子是李戡。」 他說,中國知識分子的走向,不要學屈原、不要學殷海光,不要學劉曉波。「我們要跟共產黨周旋,周旋時需要一個槓桿,一個支點,這是阿基米德講的。這個支點就是香港,香港最有資格做這個支點。台灣很可惜,台灣被人糟蹋掉了,所以香港是最後希望。」 李敖說,由人民選出人來治理人民,民主決不是人民治理自己。暴民政治決不是民主。民主就是精英政治,問題是你能不能選出精英。英國選出精英治理香港,這是精英統治。給十三億人民主,中國一定會垮掉。所以,民主這種東西目前不是第一選項,民主帶來的是混亂。香港的法制好,台灣沒有法制,所以立法院通過的核四,又停建又復建,一折騰,四千億台幣不見了。這是胡鬧,是不尊重法制。所以希望香港人明白,台灣的民主是假的。如今,香港人開始跟共產黨要民主,其實,民主對香港人不那麼重要。香港人一百五十年的經驗,發現在自由和法制底下,雖然沒有民主,香港人一樣能在世界上站住。可是現在的香港人上了當,把民主變成第一需要,並且學台灣人這種惡搞的民主。 說到下一屆香港特首,李敖說:「我最欣賞陳方安生,她是那麼優秀的女士,以她的幹練,是我最欣賞的。很可惜她太英國式了,她的一個錯誤就是太英國人了。她對中國的這種認同顯然出了問題。我認為這是她的錯誤。九七年後,她不應用英國人的眼光看中國。陳方安生的祖父是當年安徽省長,是有名的將軍,被蔣介石殺害了。所以她祖父那個時代的人救國,要付出生命的代價。陳方安生這一代,要知道愛國家,愛香港人,應該用更聰明的方法。她無法清楚定位跟英國的關係,一開始就跟冥頑不化的共產黨幹上了,我認為是不智的。陳方安生不能角逐香港特首,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令人遺憾。」 與林青霞在書展相見歡 剛出版第一本書《窗裏窗外——林青霞的戲夢人生》的明星林青霞,當天也在會場舉行演講,李敖說:「今天林青霞的新書是好書,至少林青霞送來祝李敖大師演講成功的賀卡和一個花籃,所以林青霞的書要買。」他向讀者炫耀林青霞送給他的深紅色玫瑰花籃。 一張賀卡、一個花籃,就令一向咄咄逼人的李敖折服,英雄難過美人關依舊是至理名言。這一天是七天書展的高潮日,李敖的演講場地與林青霞的新書對話會的場地面對面。李敖演講會結束後才是林青霞新書對話會。這是書展期間最火爆的兩場演講,李敖那場,讀者多達二千一百多人,林青霞那場也有一千五百讀者入場。李敖演講結束,在貴賓休息室突然向工作人員提議,去對面會場後台見林青霞。林青霞魅力依舊,對話會尚未開始,會場前人山人海,主辦方立即用紅帶闢出專門通道,讓李敖通行。李敖帶著妻女,登上後台,見到林青霞。兩個看似毫不搭界的人,在書展氛圍中顯得饒有趣味。林青霞說:「你和十幾年前見到你時的模樣依然那樣。」李敖笑著說:「彼此彼此。」 這是李敖第三次到香港,前兩次只是路過,作短暫逗留,這次公開演講尚是首次。除了在書展的那場演講,翌日受亞太台商聯合總會邀請,作客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他笑說這是「國民黨的地盤」,他作了一場《李敖的驚世絕藝》的「總統競選演講」。 李敖這次競選總統和立委兩手抓,就算是「一定選,一定落選」,他也要讓世人記住,在「中華民國『亡國』六十二年以後,台灣島上出了個英雄叫李敖」。 李敖說,他的參選就是要告訴大家,他這樣的說真話的老人還活著,對於民主的實現,民進黨是假的、國民黨是假的,怎麼辦,只能靠自己。「我一定會出來選,但一定會落選,我只是想有人記下這麼一件事」,他說:「用我們台灣人的話說,就是『攪局』,就是你們太不像話了,我們忍不了,所以出來給你們搗亂。搗亂會成功嗎?搗亂本身就是它的報酬。所以說孔夫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是中國聖人的做法。」(實習生陳文裕、郭沛、王菡參與採訪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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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郭子云:回归常识,认识一个真实的民主

——我读杨恒均   当改革开放走到第 33 个年头,人们渐渐发现,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她将何去何从无人知晓,连上帝也不知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中国 GDP 排名世界第二,在海外大量购买资源,被外媒惊叹“中国买下世界”。这又是最坏的时代,在众多真相面前,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 在农村,以征地拆迁为导火索,每年超过 10 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真实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恰似一锅浓油,只待威权统治的权威减弱,报复的怒火会烧遍整个国家。在城市,城管与小贩每天上演猫与老鼠的对峙,武装到牙齿的城管以“影响市容”为名,每天对小贩围追堵截,夏俊峰杀死申凯的悲剧,仿佛是昨天上演……   在 30 年前,亦当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时,诗人舒婷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希望,并且为之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30 年是一个轮回,现在,中国再次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未来的中国,是公民失去自由、“老大哥”无处不在的“ 1984 ”,还是涌现无数个以炸药来维权的钱明奇,陷入类似今天利比亚的内战局面?答案无人知晓。但这两个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杨恒均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从事博客的写作。他倡导民主,坚持推广民主的常识,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精神导师,正如 80 年前的胡适。帝国尚未转型成为民主国家,人民的绝望情绪在蔓延,在执政党“完善信息网络服务管理”的指示下,互联网上充斥着诋毁民主的“柒香”和五毛,他们恰似东德和苏联解体前的那些“肉喇叭”,诱导着缺乏逻辑和常识的人,在当局的指引下操纵舆论。老杨头则在通过写博客,做“民主小贩”,帮助被洗脑的人了解世界,了解民主。正如那个一条一条把鱼扔回大海的孩子。   当杨恒均 45 岁时,他出了一本书,《家国天下》,取自《礼记 · 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两千多年来无数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但他却并不希望培养儒家所倡导的君子,而是希望读者成为现代意义的公民。他出书,游历整个中国,历尽磨难,甚至被“有关部门”绑架。其中波折,至今无人知晓。   我愿意把《家国天下》当做中国版的《论美国的民主》, 1831 年,年仅 25 岁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随友人远涉重洋到达美国,呆了九个月。九个月的时间里,托克维尔通过细致的考察,睿智的分析,他看到了这个新生民族的活力,他看到了民主自由理念在一片富饶土地上由一群基督徒徒践行产生的伟大成果。回国后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   民主是什么? 民主就是民主,就是希腊语中由两部分组成的 demos (公民)和 cracy (治理方式);两者联在一起,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没有什么东方民主或西方民主的分别。要刻意分别,仅仅是出于各自的既得利益考虑罢了。   在杨恒均看来,民主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价值观,同时是一种制约权力、利益分配机制,更是一种目前在地球上大多地方变得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   民主是国家共识重新凝结的制度基础   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都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吸引人们绝望地寻找答案: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支柱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在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找回传统道德和信仰?   不妨重温一下历史,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 1945 年,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及 “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 的皇朝更替周期规律。毛泽东答道, “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在一个现代国家,政治的基础原不在经济的繁荣,而在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假如一味地只是依赖经济发展,则任何经济的不景气甚至经济危机都足以导致政府权威的动摇。况且在一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下,经济的发展往往是畸形的,财富的分配经常是极度不公平的,尤其是官员化公为私的贪欲是无法遏制的。解决之道,也只有民主、宪政、法治之路。   当缺乏制衡的权力成了利维坦怪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该何去何从?没有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这样的事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发生,专制统治不得民心,正是因为政权不是授权自所有公民。但专制统治会崩溃,却是因为帝国内部力量的失衡。   回答黄炎培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能跳出历史怪圈的原因不在于对权力的监督不够,而在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的失衡。只有各个利益集团都参与到政治博弈中来,并达成一个大致的平衡,才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历史怪圈。这并不容易,即使在现代,仍然会有很多国家因政治失衡无序而陷入混乱。   所以我认为,实现民主,最主要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让各个利益集团都能有表达自己意见、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让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够参与政治博弈!在政治博弈中,各个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自然能够相互监督,并学会妥协,进而达成一种平衡。在野党监督执政党,从而迫使执政党采取更加讨好民众的政策,在他国的历史上,已屡见不鲜。   此外,“民主是让国民决定自己的事务”,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也容易产生误解和矛盾。民主其实并不是让民众决定公共事务,事实上,大部分民众由于知识、专业能力、信息等问题,无法胜任对公共事务的决策,而且全民表决在效率上确实低下,无法应付越来越多的紧急情况。民众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一部分人——比如议员,让他们代替自己行使政治权力,是民主国家的常态。民主更多、更准确的表现在: 1 、民众选择和授权给政府决定和处理公共事务; 2 、议会、宪政、制度、法治……,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3 、民众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私有财产等等。   回到老杨头,他虽毕业于复旦新闻系,但并不刻意显示自己的学术功底。当一些人妖魔化民主的时候,他做的不是去神圣化民主,而是尽可能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民主,一个有缺点更有优点的平易近人的民主。他认为,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民主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他们自己生活与家庭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民主离我们就不那么远了。   民主等于混乱?   CCTV 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展示各国议会和民间的逸闻趣事,比如台湾的议会打架,在以色列,议员拿出喷雾剂要“清洁这个肮脏的地方”,此外还有泰国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埃及百万民众聚集在广场示威,潜台词不言而喻,“民主等于混乱”。而在中国,混乱必然是打砸抢烧事件,于是喉舌们告诫民众,不要去听人说什么民主,民主就是打砸抢烧。   老杨头选择用常识来解专制喉舌的毒:那些民主国家的所谓混乱,只不过是在自由言论下被放大,只不过是民主政治的一种正常运作,只不过是一种有了充分自由的民众的一些过激表达方式而已,台湾“国会”互殴的镜头,全中国 13 亿人谁不知道?但发生在你身边的自焚,老百姓向官老爷下跪讨公正,你知道吗?泰国街头流血了,中国有多少专家学者跳出来论述亚洲文化不适合民主?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们以北朝鲜为例论证亚洲国家不适合专制?希腊民主出问题了,又有多少从来没有搞懂民主是什么东西的御用学者欣喜若狂,惊呼发端于希腊的希腊民主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特色的民主将会像便宜的运动鞋一样传遍全世界?   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已经确立:政府之正当权力,来之于选票箱,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产生的。于是,“公民同意”便成为解释国家权力来源政治正当性的基石。这就是人权的普世价值。因而,任何企图以民族性、文化性、特色性,拒绝“一人一票”、“每票等值”原则,要独家垄断权力的政府,都是注定难以持久的。而那样的政府被推翻,才是真正的混乱。而民主制度自从在地球上建立以来,经历了风风雨雨,鲜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更少有被民众推翻的例子,他们也没有必要整天紧张兮兮地维稳。   民主的标志   解放前的《新华日报》曾言:“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这正如路易斯 . 布兰代斯所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带来了民意的顺畅表达,为了生存,媒体必须去了解民意,并捍卫民意,而各大媒体之间的竞争使得民意可以最快抵达政府高层,并能按照程序正义解决相关问题,从而维护了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   老杨头提到,科学和技术比中国领先了二十年以上的美国,桥梁事故调查的进度却比中国慢了好多倍,这是为什么?原来,美国政府对任何灾难和事故的调查,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序摆在那里,当事人调查,目击者调查,沙盘推演,经由科学实验提取各种关键数据,每一步都省不掉,而且每一步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想快都快不了。在美国人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府的调查彻底而全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速战速决,那么不但是草率的,不负责任的,而且肯定是为了掩饰什么。民意和舆论的严密监督,最终成就了政府调查的客观和公正,从而确保了政府的公信力。   这让人想到一个鲜明的对比,当英美石油公司污染了墨西哥湾的时候,美国掀起舆论风暴,对这起漏油事件全方位报道,不放过一点细节,连在大洋彼岸的 CCTV 都在“围观”,而当中石油保税油库输油管线在油轮卸油作业时发生闪爆,引发管线内原油起火,致上万吨原油入海,这样的一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却不见 CCTV 有任何报道。据估计,受污染海域约 430 平方公里,其中重度污染海域约为 12 平方公里,一般污染海域约为 52 平方公里。石油泄漏对于大连湾的海水质量、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产生了很大的威胁。但是,很大是多大?在这起事件里,为什么只见中石油的庆功会,不见受损失的渔民的身影?这就是差距,制度的差距。   老杨头说,哪个民族能够独善其身?哪个国家没有天灾人祸?所不同的,只是对待灾难的态度。有些灾难可以避免,有些灾难却没有选择,然而政府如何处理灾难则是可以有选择的。我们看到,在信息公开、表达渠道畅通的美国,公众和媒体对灾难挖掘真相,榨取精华,锲而不舍,像变魔术一样,把一次次灾难变成一本本教科书,变成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这种对灾难的反思方式不但有助于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而且也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民意的重要   在民主社会里,政府和民众对于公共事务、自身利益、公共利益的判断和认识,其实也是在互动中曲折前进的,少数人的反对可能不被采纳,但当其成为多数人的利益和选择的时候,政府必然要随之改变,去符合这种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民主社会最终是以独立、自由、更多数的民意作为判断正确、错误的标准,民主必然永远符合更大多数人的利益。   哪怕国民选择错了,也应该、也要给国民选择和做主的权利。因为从根本上说:独立、自由、多数的民意就是最大的衡量对错的标准。专制社会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普选,不给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和机会;没有宪政法治,缺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民众缺少权利和自由。这一切导致了每一个人和民众的民意和权益,可以被参杂了不尽私利的政府和官员所忽视,被漠视,被压抑和被损害。专制社会缺少了民意的表达、传导渠道和最终的主宰作用,无法最终体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此,专制符合的永远都是少数人的利益。   老杨头说,西方为什么没有这般强大的“网络民意”?他们有没有其他不借助网络的“民意”?当然有,但确实没有中国如此这般的强烈,换句话说,西方的民意被驯服了。   如何驯服的?答案很简单:迄今为止,世界诸国能够成功驯服、控制民意的方法只有一种,而且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了,那就是借助强大的“民意”,轻轻迈出一步,把“民意”变成“民主”。   民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科学发明。这个制度把绝对权力关进了笼子里,让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公权力都受到制衡与监督。民众通过选票选出管理家园、依法治国的领导人,民意的集中体现就是“选票”,选票挑选出来的领导人,没有必要去听你的意见,也没有必要听杨恒均意见,更不会在诸如“网络民意”面前战战兢兢,但他得倾听大多数人的心声,否则,他就得下台。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民主。   民主的路径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并不是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欧洲思想家发现民主宪政是多么多么好,或劝说当权者、或唤醒大众,进而通过自觉的改良或革命,最终“建构”起一套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是:中世纪以后欧洲各自治城市中不断涌现和壮大的各类新兴利益团体通过不懈的博弈,经过点滴积累,最终“演进”出一套民主制度来的。而其中至为根本、也令人惊诧地总是让非西方知识精英视而不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利益阶层在复杂多变的博弈格局中所追求的,其实仅仅是一些斤斤计较的现实利益而已。   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行之有效的民主与法治,都是无意间“谈判”出来的,而绝不是有意识“设计”出来的。事实上从没有存在过什么一劳永逸的“一揽子”或“框架”协议,每一个具体谈判的指向,很可能都与民主理想本身毫无关系。   诚然,近代西方也横空出世了无数像孟德斯鸠、康德、洛克、穆勒这样光照千秋的启蒙思想家。但在我看来,他们对西方现代化的贡献,并不是描绘了多么完美的理想,更不是规划了多么完美的蓝图,进而呼唤民众去动手落实;他们只是敏锐地洞察了社会演进中出现的新趋势及其可能性,并加以梳理总结,以指导人们在现实中尽量少走弯路而已。   当然,民主宪政最终一定会体现为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文本,但那是“积跬步以致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河”的水到渠成之作,而不是“在白纸上勾画出来的最美图卷”。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个人几乎从不对自上而下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寄托过多的热情与期待。 100 多年来,中国怀有相似的满腔理想、甚至不惜为此献身的先驱难道不是太多了吗?他们的努力又换来了多少切实成果呢?这一贯穿一个多世纪的伟大悲剧的核心就在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狂热信奉者和追随者始终没有真正明白,要在一个公共空间逼仄、民间势力稀薄的集权社会里落实民主和法治,真正需要的远不仅是变革上层政治的意愿及知识,而恰恰是对政治施以有效制衡的博弈力量。   比如,台湾能实现民主,不只是蒋经国个人的伟大和觉悟,更在于他的“敌人们”的伟大。千万不要期待专制者的自我觉悟,这是最不靠谱的。在今日之中国,与其呼唤和期待蒋经国的诞生,不如大家先成为大大小小的殷海光雷震李敖和   “美丽岛”律师们。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以民主自由的权利为最高诉求目标,你顶多是让统治者发发善心,或者换一个皇帝……   我们不必一再地重复先辈们呼喊了无数遍的那些抽象的民主理念。我们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群——尤其是弱势的利益群体——争取权利的那种具体入微的身体力行,比方说在我自己看来最具价值的——为推动各级政府预算公开所作的种种艰辛但卓有成效的努力。   如果有一天,当每一个个人、每一个集团都有机会在一个透明的平台上基于一种可预见的共同规则为自身的各种利益(哪怕是许许多多卑微的蝇头小利)进行公开协商谈判的时候,我们会恍然发现,真实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这一天绝不会自动降临,依然需要前赴后继地奋斗,我本人对此也一点都不乐观。但可以肯定地说,经过 100 多年来的奋斗与挫折,今天的中国早就应该跨过了为争取“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口号获得承认而战斗的阶段。不然,我们实在是太没长进了!   据说,蔡定剑老师临终之时留下了一句近来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遗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确乎是感人至深且具有无穷激励的,但我还是要再一次指出,在实现使命的路途中,崇高的使命感并不能替代平庸乃至繁琐的务实操作,那就是:重建和培育有助于制约政治的各种社会博弈力量(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因赤裸裸的利益而非理想结成的),逐渐发展出公开透明的博弈平台及明晰可预期的游戏规则,取代目前普遍的暗箱操作和规则变幻莫测的状态。   [说明:此搏客由于删文章太犀利,所有各大博客都没有删除的,在这里却无法存活,老杨头决定“老杨读书会”同时管理词博客,今后大家会看到读书会里看法的各种网络上的文章,谢谢捧场!]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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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网 | 如果我消失了,那就说明我是真的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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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动车事故发布会近百记者扑空 酒店顺着门缝代发材料】昨日,温州市相关部门通知18点在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近百名记者在现场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仅拿到了由酒店工作人员代发的两份复印资料,而且是从门缝递出来的。整个分发过程,均不见政府、铁道部相关人士。多名记者在现场表示抗议。(新京报) @林卿颖 :原定今天上午9:00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记者云集,结果再度成为“发纸会”。跟昨晚不同,这次由门缝里“塞纸”改成发纸,内容只有短短一段话,也是昨天就已公布的赔偿问题。现场的铁道部相关负责人一问三不知,让人有想打人的冲动。 遇难者林骁家属:他们不给真相,一上来就谈钱。 http://t.cn/ajNNN4 @雾满拦江 :铁道部赔偿消息:赔偿标准以17.2万元为基数,固定不变;还加上其它费用及保险理赔,总计不超过45万元;在短时间签订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奖励。最后这个数万元奖励,不是铁道部出,而是遇难者户籍所在地政府出钱……就是你我这些纳税人,包括死难者本人,自己奖励自己,这是何等荒唐的事情啊。 @haitaode :领取赔偿金,须凭火化证明。 【韩寒:脱节的国度】以前从上海到北京要一天一夜,现在只要不被雷劈,5小时就到了,你为何不感激?偶然发生事故,中央最高领导都表示关心,原来赔17万现在赔50万,迅速处理尸体是我们的惯例,早签字多发奖金,晚签字少拿赔偿,甚至撤职了一个兄弟,你们思想怎么就不开放呢? http://t.cn/aji3Bi 做骚第一 @叶文添 :【寻人启事】此次事故最为核心的两个动车司机,一个已死亡,那是死无对证,而另一个司机则在事故后就消失了。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到过他,伤亡名单里也没有他,媒体也找不到他,在铁道部的记者会上,铁道部发言人也从没有提到他,他无名无姓,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D3115的司机,你,究竟人在何方? @冯鹿鹿 :晚上打车回来遇见一位愤怒的司机师傅:“船沉了捞不着人那叫失踪,地震了城都被埋了也是失踪,一把火人烧焦了分不出来也叫失踪,现在就两节破车厢掉桥下,顶多胳膊脑袋不在一个地方,找起来很费劲吗?这也能失踪?姑娘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下什么才叫失踪?!”啊,劳动人民讲话真是又朴素又智慧啊! @辣姜 :1、究竟死多少人?2、真是雷电惹的祸?3、谁下令破拆掩埋?4、如何给死者抚慰和赔偿?5、怎样面对小女孩伊伊?6、刑事追究到哪个级别?7、如何践诺"安全一流"的承诺?8、为何急于恢复通车?9、何谓"奇迹"?10、国人外藉是否同命同价?11、是否会把所有责任推到刘志军头上?12、谁在用生命换政绩? @HS偷偷 :CCTV大骂铁道部,百姓以为变天。其实,不管CCTV、人民日报还是乌有之乡都从来不乏大骂政府之举。他们中心只有一个,政府可以骂,但党绝不能骂。政府错,是党的精神没落实好,而永远正确的党,会领导政府慢慢改良的。在这点上,许多看似愤青的公知拿捏得很好。孩子们,别傻了,洗洗睡吧,没戏。 【2】一直用来顶雷的雷公真的怒了 @许文广 :电闪雷鸣,北京下起了冰雹!今天,上海冰雹、合肥冰雹、重庆冰雹、石家庄冰雹、湖北襄阳冰雹、广东梅州冰雹……难道,被一直用来顶雷的雷公真的怒了? 30多度的高温下冰雹。可见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的冤情啊。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 【3】贵州安顺一摊贩死亡引千人聚集 @安顺同城会 :城管事件中的老人家。刚到小商品市场卖水果,很多人都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 | 有网友以前拍了些这照片记录下来, 想不到这样的人都有人下得了手, 走好,老人家,天堂里没有城管,没有欺负底层生活的人。 恍然已是前世!!! #微博拍安顺# 中国日报报道:26日13时43分左右,贵州安顺市西秀区,一摊贩在当地商品市场外意外死亡。疑与城管执法有关,引发数千群众上街聚集。上千名武警、特警、警察组成的人墙排在马路两侧。数千名群众聚集在400米长的道路两边,22时还未散。 “贵州安顺主干道已经瘫痪,大批特警和武警出动,并动用了高压水枪。原因好像是城管打死一摆摊的残疾老人,民众把城管的车推翻,砸了好多车.当局已派出大批武警.公安在现场收缴拍摄的群众的DV和手机” 【4】坐牢也要到香港? “我一辈子都想不到香港坐牢这么好,有地方睡,定时有食物,在家乡吃不到这些东西,坐牢也要到香港,比在家乡好”。 ——在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焚烧国旗而被控上法庭的74岁老农夫朱荣昌。7月23日香港决定将其送往精神病院。 【5】涪江污染 绵阳抢水 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境内一电解锰厂尾矿渣暴雨后流入涪江,造成200多公里水体指标超标。政府发公告呼吁市民勿饮用自来水。绵阳超市饮用水因此抢购一空。涪江污染影响沿岸过百万居民正常饮食用水。 @Goth小军哥 :你大爷的 #松潘县电解锰厂# ,老子也要买水去,水流了几天,应该也到了 @F1rst :日妈21号就泄漏 现在才通知,搞锤子。 【6】北京东城区部分咖啡馆停止提供wifi服务 @炳叔 :北京东城区已被绿坝了,海淀暂时安全,车库咖啡、beta咖啡什么的,还可以继续Wifi ( 北京东城警方通知店家架WiFi须先买,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招标的,上海雨人软件公司的,浏览日志将存60天的,3万元的,安全监控软件) 【7】我只能说,它就是发生了 一民女状告遭强奸。领导:“他戴套了,不算强奸!” 女:“他没戴,他撒谎!” 领导:“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女:“我都怀孕了!”领导:“这是一个奇迹!” 女:“那现在怎么办?”领导:“我只能说,它就是发生了。” 在兲朝,能活着,每天都是奇迹 @魔法學院-腐班长 :“悟空,坐这车真的很快到西天吗”“是的,师傅,很快的”…… 上海西南某高校闵行校区著名涂鸦墙的新作 【8】伊伊家属不接受铁道部道歉 保留追责权利 伊伊的叔叔说:不能接受铁道部的道歉,将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利,我一定要为哥哥一家讨公道,这么多的家庭支离破碎,铁道部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通车重要?他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9】坐在飞机上骂铁道部 @饭局副局长 :因飞机断电无空调,机舱犹如闷罐啊,乘客有要求下机的,退票的,转签的,有要打110,让警察来主持公道的,还有坐在飞机上骂铁道部的。不过,绝大部分乘客已湿身。 。 【10】近乡情更怯是否只是不知即将所见之景是否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朱平生命中最后一条人人状态) D301上传媒大学女生朱平遇难前拨通家里电话。做好一桌菜的朱妈妈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那是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 今日中青报“冰点”《永不抵达的列车》: http://t.cn/ajaIsw?u=1652811601 【11】Assunta @意大利文化处 :22岁的Assunta Liguori在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丧生,在意大利驻沪领馆的协助下,其家人已来华确认。热爱旅行的Assunta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的一名优秀学生,来华游学,同伴Pan Giovanni在事故中受伤,目前在温州当地医院治疗。事发当日上午她还曾给父母发短信保平安。愿逝者安息 【12】日本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调查动车追尾事故 视频: http://tv.sohu.com/20110727/n314658182.shtml 【13】铁道部最新发稿,连用11个词表扬自己! @惊魂动车组 :【我拍我拍我拍拍拍】铁道部最新发稿,连用11个词表扬自己! 及时迅速全力。我不得不骂一句,草尼玛。 大图: http://pic.yupoo.com/dapenti/Bfpi5G2M/103JB1.gif 【14】李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张铁志 :李敖大師在香港的演講中說,”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貪污現象,你們覺得憂心嗎?我一點都不憂心。為什麼呢?兩千兆中國人民共和國的財產,用美元來換算是兩千兆,貪污是五千萬,整個比起來是千分之三,千分之三算得了什麼?”果然大師認知的事實很獨到。 【15】多么有力的手啊。。。松开你们的魔爪 !!!她只是失去了亲人 【16】埋一次,又被挖出来一次 @电影人程青松 :给大家介绍一部影片叫《悔悟》,1987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这是一部前苏联的电影。一位在公众面前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演唱威尔第歌剧,慈祥可亲的前统治者,在他去世之后,不断有人把他从坟墓中挖出来挂在树上。埋一次,又被挖出来一次。他的孙子百思不得其解。 1: http://www.56.com/u29/v_NTk2MTU0NDI.html 2: http://www.56.com/u97/v_NTk2MTU1OTg.html 【17】明天,你好——献给伊伊和她的父母,以及在7.23劫难中逝去的同胞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wJun0bgbtQ/ 读小学的时候,做过这样一道数学题,大意是:“有A、B两列速度不等的火车先后从某地同向开出,求A火车在什么时候追上B火车?” 那时候,我就想火车追火车做什么啊?困惑很多年后我知道了:多年以来教育部跟铁道部关系不好,教育部一直没告诉铁道部答案 :A火车在7月23日20:34终于追上了B火车!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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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自焚之后是爆炸,爆炸之后是垮桥

逗大家玩的,“自焚之后是爆炸,爆炸之后是垮桥”,是说不通的。应该是:三鹿奶、苏丹红、瘦肉精、掉白块、毒大米、地沟油、转基因、人造蛋……之后是垮桥,垮桥之后是动车追尾。而另一组,则是:自焚之后是爆炸,爆炸之后是遇袭。 也许,有人会说:食品安全,与垮桥、追尾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把人都不当人了,那垮桥、追尾……还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其实“爆炸之后是遇袭”,也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该是:爆炸之后是攻派出所。 “攻派出所”可不是我造谣,有黨媒报道为证:“新疆和田派出所遇袭事件”、“新疆和田派出所遇袭事件:枪战照片曝光”、“当事人讲述新疆和田袭击事件:协警被砍20多刀”…… 咋样?是“攻派出所”吧?新疆的事可不算,照5毛的话“反对分裂”。可黨媒说了:“湖南常德近百名的士司机打砸派出所”,这该算“攻派出所”了吧? 至此,“自焚之后是爆炸,爆炸之后‘攻派出所’”成立。可还有更严重的,黨媒说:广东佛山发生袭警事件 警车被掀3名民警被绑。 为啥说“广东佛山发生袭警事件 警车被掀3名民警被绑”比“湖南常德近百名的士司机打砸派出所”更严重呢?一、在网易,前者的评论关了,而后者的评论暂时还是开着的。说明:前者性质严重。二、我不说,大家自己想,不能养成坏习惯。 据外媒的说法:这3名是便衣,混在人群中,被发现后,就被逮住、绑了起来。 便衣,确实比警察坏。为什么呢?若警察坏,是明坏;而便衣,是暗坏。这如同网络上的伪民主派,把我老顾等封杀,由他们来启蒙民主。民主,是一种制度,你给就给,需要啥启蒙呢? 伪民主,还说“期许中共下一个30年”。天呐,当还要领导30年?还不给民主?那启蒙个啥?黨是怕老百姓不会投票是不是?派个特务来教大家投票是不是? 黨,就是这么操蛋!那李敖,明明不用电脑、不会打字(几年前,在开骂李敖之初,我去台湾网站遍访过),可,黨就能弄个“哈罗李敖”出来,替黨说话(参见我的《西方那套并不好,安心黨的好领导》,批李敖微博文字;我回博客中國的第一炮,火了,跟贴100多条)。 昨,我发表《大势所趋,中國社会向民主转》,网友“四十年来故国”道:“顾大师才真正是这个黨的导师,就看这个黨听不听了。”嗨,听个屁呵?黨,分明是在照死作;玩完,拉倒。 黨不听,老百姓愿意听。请看网友心声:“我好久没看博客中國了,今晚过来溜溜,终于看到了你的博客,我看博客中國终于解禁了,我天天在关注你的博客,是你让我知道历史,让我明辨社会黑恶,是你代表了我的思想,说出了我的心声。” 嗨,啥“解禁”?是我自己变通。当然,不能全怪博客中國,要怪就怪黨。 其实警察与特务们的做法,都是:掏黨的口袋,摸黨的卵子……黨,似乎很快活,其实死得早。黨,就这么傻,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黨是天下第一大傻碧!非得:自焚之后是爆炸,爆炸之后“攻派出所”……“攻派出所”后是啥?谁知道? (欢迎发表、转载、引用本文与观点) 顾晓军 2011-7-24 于南京 作者: 顾晓军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24.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自焚之后是爆炸,爆炸之后是垮桥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透视中国:稳定与动荡 (0) 花钱买不来稳定 (0) 经济增长未必社会稳定 (0) 稳定是个色情狂 (29) 稳定压倒一切,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违法拆迁 (0) 稳定了谁?压倒了什么? (3) 稳“腚”的牺牲品 (0) 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0) 如此维稳不如启动政治对话 (1) 变态维稳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0) 变态维稳和民众维权的拉锯博弈 (0) 压力维稳已走到尽头了 (1) 化“边缘人群”为稳定因素 (0)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稳定问题 (2) “秘密树洞”惊动了党 (0) “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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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风窗:细读台湾

台湾,你读懂了吗? 今年6月28日,北京、上海、厦门三地开通了赴台自由行。这是继2008年7月台湾地区向大陆居民开放旅游、两岸实现首次直航以来,两岸民众交流的 又一里程碑式的节点。和以往“团进团出”、浮光掠影式的旅游相比,自由行的开通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了解对岸同胞的生活。 政治风云的因缘际会,导致了2300万台湾人民和13亿大陆人,在过往的60多年里的疏离和误解。对大陆人而言,因为长期受制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 过往的政治宣传,台湾只是意味着阿里山、日月潭的旖旎风光,台湾“立法院”里的混战,蒋介石的独裁和陈水扁的贪腐。这是我们知道的台湾。 而身临其境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之前不知道的台湾:秀美的山川和干净的环境,慈济的巨大影响和各种神和谐共处于一堂的奇观,电视里“名嘴”的口若悬 河和对政治领导人的无情嘲弄,台湾人民的平和与友善。而隐藏在这些美丽和谐的外观和体验之后的,是台湾60多年来特别是“解严”以来水滴石穿的制度创新和 价值演变:环保运动的勃兴,使得台湾的环境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解严”带来的自由民主化,开放和重塑了政府和宗教、媒体的关系;民众的亲切友善, 背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和有冤有处诉的心情舒畅。 至于台湾的民主化,长期以来摇摆于赞誉和质疑之间。显然,台湾民主是有缺陷的,但老百姓已经学会了用选票选择和惩罚政治人物,“立法院”里的“全武 行”,毋宁说是表演给选民看的做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民众,已经是一个常识。老百姓相信他们的制度,相信人民可以得到正义,这是台湾和谐美丽的保障。 时至今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彼此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发展着。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同是中国人,同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社会当然不完美,但台湾及台湾人的作为演绎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对今天的大陆社会是弥足珍贵的借鉴。 台湾:印象与思考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 发自台湾 对大陆人而言,台湾是个遥远却又令人向往的地方。记忆中小学语文课本的那一篇《日月潭》,是宝岛台湾第一次闯入印象。属于中国的风光旖旎的宝岛,和 大陆只隔着浅浅的海峡,却很长时间以来“我在这头你在那头”,相见不如怀念。因此,心中遐想的台湾,像远观一幅油画,生疏而神秘。 其后,台湾的书籍和流行歌曲扑面而来,我们知道了,那里是李敖,柏杨,三毛,罗大佑的故乡,那里有忠孝东路,淡水和基隆。 再往后,台湾变成了电视转播中陈水扁声嘶力竭的呐喊和立法院不时上演的“全武行”,看到选民如痴如醉的沉迷,飞舞的旗帜,激昂的音乐,还有新闻里说的兄弟、夫妻因为选举而反目成仇,台湾给我们的印象是好乱,好狂热。 但显然,这种片段式的记忆,并不是真正的台湾。6月28日,北京、上海和厦门开通了居民赴台自由行。和以往“团进团出”、浮光掠影式的旅游相比,自由行的开通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了解那个我们所不真正了解的台湾。 不断给予经济上的优惠来增加认同,相信越交流越会有好感,这是包括自由行在内的一系列惠台措施的潜台词。而之前笔者的台湾行,也许能为此提供另类的思考和观察。 细节之美 6月中旬,笔者到台湾采访。一周的台湾之行,来去匆匆,有两件事让笔者印象深刻: 某天在宾馆的房间里,笔者因为电视遥控的问题致电房务中心,他们答应尽快派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房间电话响起,有采访对象致电商议访问的具体安 排,此时,门铃也响了,但因为电话里谈的事情很重要,对方又是第一次打交道,不好挂电话。5分多钟后打开房门,发现服务员还站在门外,笑容可掬。 某日坐公共汽车,司机在停车时停得离正常位置稍微远了一点,车下的乘客不得不再走一小段路才能上车,按说这种事也算正常,但是司机打开车门之后就立刻向上车的乘客不住道歉,而有一位女士依然不依不饶,而司机依然恭恭敬敬。 这两件事使我有些疑惑:我早就是个成年人了,在地铁里随着人流奋力争抢一个有利位置,在公共汽车上听听司机的大喊大叫,在银行或餐馆里遭遇一些冷遇,早已司空见惯,不是会引起负面情绪的事情,而在台湾,却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从市容上看,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台北,也少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淡的几层楼,没有什么色彩和形状来冲击人的视觉,也没有多少特殊的景物来令你震撼,显然 比不上北京、上海的繁华。很多大陆人因此会看低台湾。在这个问题上,社科院于建嵘先生的“台湾之问”是最好的注解。他问碰到的台湾老百姓:假如政府官员把 你们家房子拆了怎么办?老百姓说,房子是我的,官员怎么会拆我的房子?于先生坚持问:假如拆了怎么办?老百姓答:我到法院告他。那政府官员的麻烦就大了。 于先生再坚持问:假如法院腐败了,官官相护怎么办?老百姓答:那我到议会那里去告他。于先生继续问:如果议员也腐败了呢?老百姓说:不可能,他腐败了,下 次我不投他的票,他就当不了了。 台湾的街头满是摩托车,但很少看到闯红灯,路面秩序井然;公共扶梯的左急行右站立得到了很好的遵守;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小巷里,没有看到保洁员拿着 扫帚提着簸箕来来往往忙碌的身影,但到处都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小巷也基本和主街道一样干净整洁。在7/11吃便当的人,会自觉把剩饭和饭盒分开,再 把筷子捆在一起回收。台湾人说话很柔软和长长的拖音,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也会变得怒气全无。 以上都是笔者的切身见闻,没有豪华和气派的炫耀,只觉舒适和熨帖。显然,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是取决于建筑和外表,现代化是一个内化的过程,从很多社会的细节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民众素质和人性化。一个社会令人神往之处往往在于那些细节。 台湾山水自然风光旖旎,但与大陆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但台湾厕所多、摩托车多、庙宇多、民俗活动多;警署和警察少、城市管理人员少、集会上访人员少、闲散人员少。所到之处,社会管理井井有条,和风细雨,这己涉及深层次问题,许多东西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自由行的成效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认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40多年,对台湾民众灌输了40 多年的反共教育,祖国大陆几乎完全被污名化了;而李登辉主政12年加上陈水扁主政5年,将反共教育变成反中教育,疯狂地“去中国化”,又将台湾作为一个 “新的国家与民族”加以塑造,使两岸关系跌宕起伏,形成了“400年的疏离,100 年的隔绝,50年的对抗”。基于此,在两岸关系中,争取台湾民心、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对台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作为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经济在20多年前的经济危机中已经滑入了低谷,风光不再。能否顺利走出这个低谷,仍旧是个未知数。这些年来,北 京不断对台湾释放经济上的善意,具体措施包括农产品免关税,台湾学生在大陆就学减收学费,签署ECFA,进一步简化台湾民众赴大陆签证手续等。最新开放的 三地自由行,是和这些措施一脉相承的,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经济上的让利,让台湾民众得到实惠,增加他们对大陆的向心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两岸存在一些摩擦,但是贸易、投资及民间交流都迅速发展。2007年,台湾就对大陆享有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经济上对大陆的依存程度也越来越高。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的上台和对统独话语权的劫持。 我们大陆人常常不能理解,“一国两制”给予了台湾人的优惠那么多,甚至比香港还多,为什么他们还要选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 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政治原因,但经济上的施惠之所以不那么成功,部分原因是对于台湾人民来讲,这些政策的效果却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比如开放大陆游 客来台,声称每天最高可达3000人,结果每天都不到300人。相反去大陆观光和旅游的台湾客大增。这项措施不仅没有拉动台湾经济,反而形成反向输血的效 果。再比如,国民党提高了赴大陆投资门槛,结果一时间造成台湾部分企业关闭转向大陆,对台湾的就业产生新的压力。 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岸的分离已有60多年,各自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双方已在日常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等领域产生极大的差异。由于发展阶段的不 同,大陆的现代化仍处于量的积累、追求GDP、解决温饱、炫耀财富的阶段,而台湾的经济起飞比我们早,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其现代化已经发展到追求精 致和细节,对权利、尊严和观感分外敏感和较真的阶段。这样两种观念的对撞,甚至可能产生某些学者所担心的“越交流越疏远”的状况。 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喊要“告别GDP崇拜”,但实际上,GDP崇拜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大多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影响了我们的对外交往方式,体现在对台关系上,就成了“给你好处你就应该爱我,否则就是不知好歹和忘恩负义”式的自大。而这对台湾人而言,往往很难接受。 在台湾几天,最经常被人问的问题是:大陆人是不是都那么有钱?暗指的是大陆人到台湾买了多少LV的报道,再加上不久前大陆游客在阿里山为抢小火车坐而互殴的新闻,其效果可想而知。 有朋友讲过一个故事:“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得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 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啊。’”这从侧面反应了两岸隔膜与两岸交流所带来的台湾同胞对大陆认知的提升。 但早在2009年,据《联合报》报道,台湾“行政院”研考会在4月29至30日以电话抽样访问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样本862人。调查显 示,33.3%民众回答对大陆观光客的印象不好,有好印象的24.9%,另无明确反应的22.7%、不好也不坏的19.1%。显然,要获得台湾民众的好 感,仅仅靠经济政策上的恩惠和自由行的购买力是远远不够的,培植文化和制度上的吸引力,让民众养成文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更加根本的方向。 政治框架下的统一在目前情况下仍然比较遥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才能进一步增强双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一个大课题。而自由行能否对破解这个大课题有所帮助,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8年台湾大选结束以后,马英九在庆祝大选胜利的会上自诩台湾民主是亚洲民主的灯塔。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讲,他们所了解的台湾民主却有 不同的表象,这些包括“立法院”里“全武行”的打斗、严重的权钱交易式的贿选,以及用开枪的方式改变选举结果的“传统”等。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人的眼里, 所谓的台湾民主就是台独。该怎样看待台湾民主的变化以及它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呢?笔者从2001年起曾经多次到台湾访问,也看了多次台湾不同类型的选举。所 看所思,深有感触。 民主之路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为了稳固统治,台湾一直实行“军事戒严”,国民党在台湾施行的是专制统治。前有“二·二八事件”,后有“美丽岛事 件”,这个期间无数的台湾人受到迫害,以致失去生命。这些都是血腥的记录。台湾民主化之后,各地建立了许多纪念馆,将这些事件都陈列出来,让后人了解。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军事戒严,开启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台湾民主化的发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台湾社会面对的内外变化,二是台湾领导人的决断。 首先是台湾社会的发展,给了国民党政府很大的压力。当台湾的经济在70年代取得大发展的同时,台湾的中产阶级也成长起来,同时台湾也逐渐开始对外开 放,大量的人走出台湾,了解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社会内部要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要求民主的呼声在不断加大。社会要求开放公众政治参与之路,让公民 进行政治参与,而不是国民党垄断权力。社会各界办的各种各样的媒体不断涌现,随封随开,政府无法禁止;非政府组织也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台湾退出联合国,引起台湾内部巨大的震动;中国大陆从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国际大格局的转变,对台湾带来更 为巨大的外来压力。 这些内外压力,形成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巨大挑战,迫使台湾地区领导人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在1987年果断地宣布解除戒严,顺应民意,开放媒体和社会空间,并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访问。 解除戒严、开放媒体,导致台湾开始走向民主化道路。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台湾社会并没有因此产生更激烈的政治动荡,对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 影响,而是用一个比较平稳的方式,打开了民主转型的大门。台湾由反对势力组成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很快就建立了起来。反对党成立后原以为要面临的政府大逮捕 根本就没有发生,蒋经国默认了反对党的成立,主导了这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化。 台湾开放民主的道路也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变化。蒋经国去世以后,对于台湾民主的走向,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委任直选和公民直选两大派的争论,导致 第一次国民党的分裂,新党出走,并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反对党。台湾的民主化最终导致领导人的全民直接选举。1996年,台湾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大 选。如果从理解民主最主要的内容是选举来看的话,这就是台湾民主的真正开始。在1996年的选举中,虽然面对各路人马的竞争,国民党还是轻易取得了胜利, 继续执政。但是在2000年的大选中,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当时,宋楚瑜和国民党领导人闹翻,结果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宋楚瑜的参选再次分裂了国 民党,分散了国民党的支持票,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陈水扁的得票率只有39.3%。在2004年的选举中,国民党和其它泛蓝力量 进行整合,由连战和宋楚瑜联袂出马竞选,本来大有希望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是或许是由于选举中出现的“两颗子弹”事件,使得民进党以微弱多数再次赢得选举胜 利。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和萧万长再次统合泛蓝力量,才夺回了丢失8年之久的台湾政权。 台湾民主的成就 在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主是一步一步艰难实现的,在“解严”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渐建立: 建立了公平的选举制度。台湾政治的合法性已经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候的强权统治逐步转变成由选举而来。在国民党到台湾的早期,也存在一些基层选举, 例如县乡长的选举和基层民意代表的选举,但国民党操纵选举,控制选举,以及用钱贿选是普遍现象。国民党政府曾经将这些有问题的选举称之为“台湾的民主”而 加以炫耀,但是遭到了台湾社会的唾弃和反对。随着台湾公民社会发展,当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之后,发现对于中产阶级的参政来讲,最好的路径就是参加这些基层的 选举。80年代以后,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台湾的选举制度逐渐完善起来,建立了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建立了公平和公开的选举程序。 现在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类型虽然有很多,例如“立法委员”的选举、村里长的选举、县市长的选举和县市议员的选举等等,但这些选举都有非常规范的操 作程序。在投、开票的过程中,几乎看不到违规操作和操纵选举。当然,台湾选举中的问题还是相当多的,例如屡禁不止的贿选问题、地下钱庄和赌头操纵选举的可 能性问题,以及让人抨击的选举中屡次出现的枪击事件是否影响和操纵选举结果的问题等。当局也用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持选举的公正性,例如为了打击贿选而加大了 举报的奖励等。因此,就选举制度本身而言,台湾的选举基本上是一个制度化的和法治化的选举,可以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平。国际社会也认可台湾选举的制度和程 序是公平和公正的。可以讲,选举在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 建立了两党政治制度。国民党到台湾以后,经过“二·二八事件”,压住了台湾的本土力量。之后国民党一党独裁,垄断台湾政治进程。曾经有些知识分子想 组建反对党,但没有成功。一直到80年代后期,反对党在台湾才正式出现。就台湾当时的政治力量而言,反对党力量不大,但是却在2000年第一次取得了政 权。在连续8年民进党执政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力量在不断削弱。2008年大选,马英九领导下的泛蓝联盟取得了大胜,而民进党士气大落,内部出现分裂,以致 当时有人估计,可能就此民进党翻不了身。但是在经历了2009年县市长选举和2010年的五都选举之后,民进党又很快恢复起来,形成和国民党两党鼎立的局 面。 这样来看,台湾政治中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固的两党制政党制度。双方从实力上已经势均力敌,国民党要彻底打败民进党,或者相反,都已经不可能。在两党之 外,虽然还有一些其他政党,但是也就只能提倡些自己的看法,都无法对这两党形成挑战。这样台湾就已经从民主化初期的国民党、新党、亲民党和民进党的多党政 党体制转变成一个比较巩固的两党政体。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力量,也逐渐分明。国民党比较多代表外省籍和城市有产阶层,而民进党则多代表本省籍和社会下层人 士;在地域上,也逐步形成了北蓝南绿的基本格局。 巩固了民主政体制度。按照国际上的民主政体巩固理论,一个新兴民主政体,只有在经过两轮政党轮替之后,才能形成巩固的民主体制。这就是说,新兴民主 政体虽然可能有比较好的选举制度,但当选举结果表明执政党选举失败,可是执政者不承认选举的结果,拒绝交出政权,或者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制造混乱,这就表 明民主失败。而如果经过两轮的政党轮替都出现权力转移过程是顺利的,就表明这个民主的游戏规则已经被人民和政治精英所接受,民主就在这个新兴民主政体中巩 固下来。从这个理论来看,基本可以符合台湾的情况。2000年,民进党上台,实行第一轮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台湾执政55年后,和平交出政权。2008年, 民进党执政两届8年以后,又和平交出政权;国民党再次上台。这样就实行了两次政党轮替。这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权转移都和平地顺利完成,各政党都承认选举所带 来的政治合法性,政权和平转移的民主游戏规则为台湾社会所接受。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两次政党轮替使得选举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的观 念,成了台湾政治文化的主流。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虽然没有剧烈的动荡,但是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影响了民主发展过程。这些问题包括两类,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是发展的阶段性问 题。历史遗留问题中的最大问题是族群问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就是统独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变成了民进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诉求,利用统独 之争来动员本省人支持民进党。而国民党主张两岸发展关系,缓解紧张关系,被民进党批为卖台。族群问题和统独问题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发展,成为划分两党的一个 重要依据,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难于解决。 而诸如“立法院”的武打场面等,以及没有妥协和对话的党争等这些,都属于台湾民主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很多“立委”在镜头面前打得不可开交,那是给选民看的“做秀”,镜头一移开,马上就偃旗息鼓。随后在同一家饭店遇见,还会客气打招呼。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掌握政权之后,都被社会批判为行政无能,只会党争恶斗搞选举,不能很好地执政;台湾“立法院”委 员被批评为无心议政,只是一心跑基层拉选票等。这些都说明台湾的民主虽然经过两轮政党轮替之后,从形式上已经巩固,但是民主的内容,以及民主的质量,也包 括制度建设等,都有待提高和完善。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已经有200多年,尚且存在权钱交易、腐败等严重问题,一个20多年的新兴民主政体的发展存在很多问 题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问题在欧美等老牌民主国家发展的早期也都存在,随着民主品质的提高都逐渐得到了解决。 民主带来了什么? 台湾民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带来了许多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但是对于台湾的普通人民来讲,台湾民主发展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这是需要值得关 注的。这也是理解台湾民主发展结果的重要观测点。其实就政治发展来看,民主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对于人民来讲,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民更自由、更有尊 严地生活。 从台湾的民主发展来看,依我个人的经验,台湾的民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上述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而是实际上对台湾公民权利带来的变化。 2001年,也就是在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我曾经到台湾做访问学者一个多月。当时第一次政党轮替刚刚结束,我的一些国民党的朋友和同学担心民进党上台 会对国民党进行迫害,都心有余悸。我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很小心翼翼,担心隔墙有耳,怕被人打了小报告;即使在公开场合谈话,也要求我小声,不要让 旁人听见。2008年,国民党夺回政权之后,民进党有人也曾经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2010年“五都”选举的时候,我在台湾,已经感觉 到台湾有了空前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再担心会因言获罪了。 所以根据我的理解,台湾民主的结果,尤其是两轮政党轮替的结果是台湾社会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权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举例来说,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开始的时 候,社会需要更多的自由,因此需要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因此台湾出版法的恢复就成了保证出版自由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台湾民主发展的今天,这个曾经是无数社 会人士希望得到的出版法已经被取消,这个取消不是说出版自由被取消,而是台湾现在的言论自由程度已经不再需要出版法来加以规范了。台湾任何公民如果有财力 的话都可以办杂志报纸,办出版社,办媒体就像登记注册一个公司这么简单。 这表明,台湾民主所带来的重大变化,是台湾人民已经有了空前的自由,也就是空前的人权,任何人在台湾都可以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尊严。因此从民主 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民主推动了人权的提高,而反过来人权的发展又推动了民主的前进。而保证这个民主——人权发展正常秩序的就是法治。所以以前只有在欧美国 家(亚洲是日本)才存在的法治,现在台湾也可以看到了。而这个法治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华文化的地区曾被认为是难于建立的。 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中国大陆是个内在同构性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几年前,日本人才结束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本人统治 下,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小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台语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 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大部分人虽然受日本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 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 “清乡运动”,逮捕大批台籍精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 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义的50年记忆。 当时,国民党带领了超过100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100多万来自不同省分的人,一下子要融入600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主张国民党仍然 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是最纯粹的 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 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 “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蒋介石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 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20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 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50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民主化的影响 19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就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 言。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于是 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 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 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 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 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8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8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8年的对立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 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 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 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10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 和谐正在成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再加上这10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台湾人纷纷去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 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博物馆亲 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 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 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 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 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 8000美元,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1/5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示来提倡 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下流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 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 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 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台湾民众, 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 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许多人喜欢到台湾旅游,不过,游玩的景点除了著名的日月潭、阿里山、故宫和诚品书店外,最常呆的地方恐怕就是饭店了。并不是因为台湾饭店的豪华设施 或体贴服务,而是在饭店里可以看到近百家的电视频道,手里不断按着遥控器,享受着频道转换、光影和声音急速变化的快感,实在好不热闹。 “说话”,其实是台湾社会一直以来的特色,即使过去曾经受到政治的压抑,许多言论无法在公开场合发表,但在庙口、在店铺,总有许多人聚集喝茶、嗑牙,说人长短或批评时局,不过,能在电视上如此大鸣大放,也不过是近10多年的事。 20年前,台湾广电媒体仍受政府控制,不但无法自由经营,意见也不能自由表达,主持节目、评论时政的权力掌握在少数经过官方认可的媒体人的手中,绝 大多数民众像是个没有嘴巴的人,对公共事务无法置喙。直到1990年初地下电台的出现,改变了禁锢的媒体生态,为言论自由闯开了另一扇门。当时著名的地下 电台主持人许荣棋带起了call in的风潮,一句“一块钱让你当自己的主人”,鼓舞着观众只要花一块钱打电话到电台里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就能让自己的声音与意见透过大气电波和更多人分 享,享有近用媒体的权利。 当时的地下电台可不是只批评政府,还介绍了大量的地下音乐,也关注弱势者的声音,呈现了边缘与非主流色彩,包括不受社会重视的原住民、劳工、妇女、同性恋、小区组织、地方文史、儿童等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节目。言论的空间因此撑大了起来,也造就了日后的“名嘴”文化。 “无所不知”的名嘴 跟着广播电台开放的脚步,电视频道也随之开放,原本只有3家无线电视台的台湾,几年暴增超过200个频道,其中有8家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新闻频 道,高居世界之冠。然而,这些频道无法每个小时提供全新的新闻内容,许多“新闻”一再回放,观众也逐渐失去兴趣,新闻频道开始提供谈话性节目表达对公共事 务的立场与观点,同时试图满足阅听者澎湃的情绪。于是,谈话性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开播,从下午到晚上,从黄昏到夜里,有真实的政治人物对决,也有虚拟的模仿 秀。 这些政论节目大多以地下电台的节目型态为原型,和过去不同的是,地下电台是听众的call in为主体,但电视的政论节目则是重视名嘴的意见与表演,民众能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机会并没有增加多少,特别是和媒体中的新兴名嘴比较起来,普罗大众的意见显得卑微许多。 虽然这些节目强调“公共讨论”、“全民参与”,让观众可以在电视上做自己的主人,但即使民众好不容易打电话进去,往往只有30秒的发言时间,根本无 法畅所欲言,就算有再高明、伟大的见解,最后也多沦为发泄情绪、骂骂脏话,观众充其量只是跑龙套的角色。相反的,名嘴是节目中的主角,享尽发言的权利,甚 至累积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许多电视名嘴或节目主持人放弃媒体人应有的中立立场,帮政党候选人主持竞选活动、助讲、站台,甚至参选市议员与立法委员,形成 “媒政两栖”的有趣现象。 台湾的名嘴大致可分为政治人物与媒体工作者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政党发言人、国会党鞭,以及派系代表等,主要工作在于为自己的政党、政策辩护;而后 者则大多是在线记者、报社主笔,以及媒体主管,他们往往以评论者的角色出现,透过时庄时谐的口吻与专业对时政品头论足。有趣的是许多在线的媒体工作者成了 名嘴后,逐渐放弃原有的工作,专心做个专职的名嘴,靠着接通告、上电视、主持节目维生。 虽然这两者有其不同的角色与功能,但也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是伴随着政治性谈话节目而起的新兴意见领袖,并且透过“专业”的正当性来取得台湾言论 空间的发言权。他们不仅有滔滔不绝的口才,更有无所不谈的天赋异禀,每个事件、每个议题,不论是政治、经济、影视、命理,甚至是外星人都能侃侃而谈,也不 管是天文、地理,或真实、虚幻,尽都在这些新兴名嘴的掌握之中。 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就像幽灵一样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各样的媒体、不同的时段中随时出现,让人们难以逃脱其建构的意见天罗地网,除了关机与转台外,大多只有在这些人提供的有限意见中,认识时政的多元面向。 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名嘴对台湾政治意见有多大的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生产大量政治言论的同时,也排除了其它意见的表达。少数的 “专家”不但成了不同政党、年龄、性取向、阶级、职业的代言人,也让意见局限在个人利益以及“专业”见解的狭隘胡同,而广大、多元的阅听众,只能透过想象 的替代性参与,让出评价公共事务的公民权利。这种现象对强调媒体应自由化经营的台湾而言,实在是一大讽刺,因为台湾的言论天空始终只有几张嘴。 从这样的角度看到政论节目与名嘴或许太过严苛,也期望太高,毕竟这些节目越来越难吸引观众,收视率早已不若以往,至多只能吸引同类型的基本教义派,以及自己在节目中培养出来的电视红卫兵,许多观众早已抱着看综艺节目的心态来欣赏名嘴们的精彩演出。 事实上,台湾的政论节目也越来越综艺化,许多电视名嘴宛若明星,可以严肃论政,也可以插科打诨,有着夸张的表情与肢体,表演味十足,有趣的是,名嘴 们也经常在节目爆料,却经常缺乏实际证据,只能“乱打一通”。这种亦庄亦谐,虚虚实实的后现代意象,有时和曾经引领风骚的“政治模仿秀”没什么两样。 “政治模仿秀”的嬉笑怒骂 “政治模仿秀”一直是台湾很受欢迎的节目类型,艺人在节目中模仿政治人物,透过丑化,甚至丑化的夸张表演方式,结合当日时事,每天上演。不但让严肃 政治新闻进入欢乐的家庭客厅,更是许多民众了解当下新闻事件的主要管道,甚至参与成为其日生活政治论述的来源,而模仿者嬉笑怒骂的演出方式,也成了人民发 泄情绪,讽刺政客的出口。 虽然,包括《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在内的政治模仿秀十分敢言,也大受欢迎,不过,“政治模仿秀”可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畅所欲言。 艺人最早的政治模仿表演来自于20多年前在台湾红极一时的“餐厅秀”,在这个传统歌厅或餐厅的表演场合中,包括李立群、邓志鸿等实力派艺人就经常在 表演中模仿李登辉、林洋港、俞国华等政治人物,相当受欢迎,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氛围,表演的内容大多只是在口音上模仿,对政治议题也仅点到为止,没有 嘲弄,更没有批判。 知名制作人王伟忠20多年前制作的《连环泡》节目中有个“7点新闻”单元,模仿《华视晚间新闻》的播报现场,透过主播之口讽刺时事,后来则以皮偶扮 演政治人物,讲述和自己有关的一些事件或新闻自嘲,包括当时的“行政院长”李焕、台北市长吴伯雄、“财政部长”郭婉容都是被模仿的对象,不过,由于内容太 过辛辣、对时政诸多批评,最后被华视以“丑化长官”的理由禁播,而当时的华视是由官方所经营的电视台。 到了1997年,由王伟忠制作、邓志鸿主演的政治模仿秀节目《纯属虚构》在民视开播,是台湾第一个政治戏仿节目。随后《主席有约》、《2100全民乱讲》、《老邓搞新闻》、《纯属巧合》等政治模仿秀节目陆续播出,一时之间蔚为风潮。 有趣的是,这些模仿秀的演员不仅身价水涨船高,还从虚拟的模仿戏剧走入真实的政治现实,不论是模仿“李祖惜(李登辉)”的侯冠群、“陈水扁”的唐从 圣,或者是模仿“马英九”的李志希或“苏贞昌”的郭子干,都成了蓝绿政治人物争相邀约为选举站台、助选的当红炸子鸡,甚至候冠群还因为模仿政治人物声名大 噪,因而成为第一位参加模仿秀当选民意代表的艺人。 局限 不论是政治模仿秀或电视名嘴都让曾经受到禁锢的台湾社会获得了新的解放,也展现台湾独特的政治动能与特殊文化现象。这样的节目,横跨时空、穿越真 伪,混杂着严肃与娱乐。让政治看起来不仅只存在庙堂之中,不再距离人们的生活那么遥远,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观看政治大秀的观众,对于政治现实理解却是十分 有限。 换句话说,这些节目的出现是可喜,也是可叹的,可喜的是,台湾政论节目的确发挥一定程度的监督力量,同时也是言论自由,甚至百无禁忌的新天堂乐园, 即使看起来有点乱,但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价值;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节目也使得严肃的政治越来越趋向表演与综艺,成为日常生活琐碎的装饰,肤浅的愉悦,越来 越难以引发人们的政治关怀与行动,甚至造成人们对政治产生轻蔑与反感,而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警讯。 慈济45岁了。证严法师从无到有,做出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同胞飞越海峡,到花莲探访慈济精舍,寻找一个答案:一个文弱的女子,是怎么样支撑起一个慈济世界? 花莲位于台湾东中部,从台北坐火车沿海岸线南下,快到花莲,绿野中凸显出一座灰白色小殿,这便是慈济精舍。起初,它只不过是一个小白点,如今已是一 大片灰白建筑,目前又在扩建一座新殿。慈济精舍坐西朝东,面朝太平洋,背靠台湾中央山脉,精致典雅,迎着东升的太阳。慈济精舍既没有一般宗教场所那种香火 缭绕的场面,也没有功德箱,记者看到的是证严法师的徒弟们在菜地收菜,或在有机肥作坊、瓷器作坊、蜡烛作坊等岗位上忙碌。 慈济精舍一直践行证严法师“不受供养,自力更生”的信条,不拿一分善款,还为在精舍办公的慈济志业中心支付水电费。证严法师带领慈济人做慈善,有一 点令捐款人很佩服,即不从捐款中拿管理费,慈济志工做慈善,交通食宿费必须自理,不能花一分捐款。正是这样清清白白做慈善,使慈济成为全球慈善界的一朵奇 葩,不仅令捐款人折服,也避免了“尤努斯式质疑”,它的募款能力全台第一,它的志工人数全球第一,已经是遍布全球的“千万大军”。 行动优先 慈济精舍一日的作息,从清晨3点多开始,于晨钟中礼佛、做早课,在宁静、精进中开启每一天序幕。证严法师会在7点到8点的早会时间“勉众”,早会向一般公众开放,同时通过网络直播,受众以千万计。证严法师孜孜以求的是净化人心,构建一个祥和社会。 这一天,早会结束后,证严法师听慈济医疗志策会同仁报告,忆起当初创建花莲慈济医院开创慈济慈善事业的源头。早年证严法师到山区访贫时,曾见到一独 居老先生遭毒蛇咬伤手,由于未能及时治疗,整双手肿胀溃烂,老先生只能将手放在蒸笼上,借由蒸气让脓水滴下——这个场景,让证严法师“不忍”,使她决定要 建一所医院。而后,让证严最终下定决心的是“一滩血”。1966年间,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凤林镇一家私人医院探望信徒,见地上一滩血迹,听人告知,为一名原 住民妇女小产,却因缴不起8000元保证金而被医院拒收。 证严法师说,“我只是起于一念‘不忍之心’而创立慈济。”她带30位信众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经过4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团体——佛教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早期慈济的创立主要目的,是去帮助那些付不出生活费与医药费的贫苦的人。不过,随着台湾社会急剧变迁和慈济本身的成长,慈济关怀的范 围很快的就扩大了,包括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志业;另外还有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四项。 今天,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台湾医院纷纷向慈济看齐。记者参观花莲静思堂慈济四大志业博览会,陪同人介绍,慈济开始拥有社会影响力,始于盖花莲慈济 医院。当初,当证严法师发愿建医院时,信众中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因为没钱。当时建一所医院至少需要6亿台币,可慈济只有不到3000万台币。一位记者听到 后,吓一跳,但他决定帮助证严法师,写了一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大众被感动,善款源源不断涌来。参观展览时,记者注意到一张相片,年轻的证严法师 和蒋经国站在一起,时间显示为1980年10月19日,蒋经国到慈济精舍拜访证严法师,亲自为花莲慈济医院用地问题排忧解难。 证严法师是用理想用行动去感动整个社会。起初那几百万,并非大富豪一掷千金,而是证严法师号召家庭妇女以不影响生活为前提,从每天的买菜钱中省下五 毛钱,再放到竹筒中。慈济宗教处主任谢景贵对记者说:“如果跟证严法师的是30个博士,不会有慈济,他们会做评估,最后结论是,证严法师没有能力,所以医 院不能盖。”证严法师和她的信徒靠的是一股傻气,证严法师一直说:“做,就对了。”这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慈济的核心价值观。证严法师说:“假如当初我只 有理想,没有行动,慈济没有今天。” 证严法师讲过一个“拔杂草的故事”,说小时候下地拔草,体会到,如果抬头看,无边无际的杂草,手脚都软了。但如果专心于当下,埋头一棵草一棵草地 拔,一段时间回头一望,一大片杂草已经被拔掉。证严法师正是用“拔杂草”的精神做慈济。从社会反响来看,花莲慈济医院的建设,影响巨大,尤其是“一个出家 的弱女子,却可以盖出一个现代化的大医院来救助他人”的这种非一般常人的成就,感动了台湾社会大众,也带给慈济人具体的成功经验。慈济“行善行孝不能等” 的行动哲学便是这样发展出来。 “慈济的行事风格跟证严法师性格有关,着急,行动优先,做了再说,有多大愿就有多大的力。这样,慈济的效率就出来了,把其他慈善团体和NGO组织的 效率比下去了,慈济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王浩威在花莲慈济医院当过4年医生,他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慈济的组织文化,一是视慈济为一 个大家庭,二是一种“做,就对了”的社会实践观,少说是非,勿分人我,放下身段,身体力行,社会实践至上。正是这种不折腾的组织文化,让慈济内部少争论和 摩擦,虽然一路筚路蓝缕,却已枝繁叶茂。 回应现实社会 慈济志业是台湾社会几股力量合力的结果。 基本组成,第一股力量是证严法师的领导,第二股力量是朴实而修苦行的比丘尼们的无私奉献,第三股力量是任劳任怨的妇女们的积极社会参与,第四股力量 是事业有基础的中年男性们的热心支持,第五股力量是专业人士的参与。其中第四股社会力中年男性的投入慈济,带给慈济丰沛的社会资源,他们有的是中小企业 主,也有郭台铭这类大企业家。 慈济的崛起与成长,要由台湾的政治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中来了解。1966~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约10万左右的会员,而在1987年台 湾解严以后,慈济开始有了戏剧性的成长,短短3年内,会员几乎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万左右,现在全台有400多万会员。慈济的中坚力量叫 “委员”,1986年只有190位,1987年一年,就吸收了700位,现在委员人数已好几万。解严以前,因为政治管道的阻塞和结社的不自由,台湾很少有 机会真正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市民社会”。慈济不仅成为台湾“市民社会”的建构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湾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变迁所带来的传统社区与价值的瓦解所进一步造成的。因此,慈济的主要工作是双重的:济贫与教富,证严法师 总结出8个字,“教富济贫,济贫教富”,即教富有的人济贫,资助贫困的同时要教贫困者富有的心。证严法师对症下药制定了“慈济十戒”:1、不杀生;2、不 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7、不赌博不投机取巧;8、孝顺父母调和声色;9、遵守交通规则;10、不参与政 治活动示威游行。很多人读到后五戒,都会心一笑。 慈济的“委员”大部分是中年妇女,在台湾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那么大规模的中年妇女,由原来局限的“私领域”步入了“公领域”的活动,找到了家庭以 外的舞台。关键是,证严法师凭什么吸引她们做慈济?记者在慈济史料馆中翻出证严法师的自述: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文化,因西风东进,很多人被西方的风气扰乱了 固有东方的精神文化。现在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演变成亲情的脱离。接着是家庭破碎边缘,社会形态秩序混乱,有些轨迹脱轨了。妇女在精神上需 要一种出路,再加上少子化和家务工作简单化的演进,妇女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和精力,于是台湾这一代的中年妇女们构成了社会上一股相当大的可资动员的社会 力。证严法师诠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并以此产生有效的社会行动,符合了社会变迁中价值混淆民众渴求道德的心理,她的言行提供了追随者心理上的满足, 使她们愿意跟随她的脚步。不仅如此,她们还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慈济,其中包括自己的丈夫——“慈诚队”因而崛起。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慈济新进委员受访,在叙述其参与慈济的原因时,注意到证严法师个人的事绩者,比注意到佛教慈悲助人的理念者,来得还要多出很 多,48位受访者中,47位选择前者。在上述专著中,作者丁仁杰进一步分析指出,证严法师的重社会实践的务实性格,以及因“悲情”与“无常感”所引发出来 的慈悲的力量,深刻地触动台湾男性心灵的基础。证严法师的个人权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其个人能力——包括社会实践与对成员心理纾解的能力——的被肯定。 在慈济找到身份认同 在慈济的成长历程里,1996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一场大台风重创台湾,而慈济的资源分散各处,整合困难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证严法师更 看到这背后的人际冷漠疏离,她提出“社区志工”观念,以社区为主,重新整编“委员”分组,带动社区居民“敦亲睦邻,守望相助”。 “我们的社会需要‘复古’——恢复传统社区的温情。谈‘情’,不一定是血缘之情,而是清净的‘觉有情’;若能在社区里提敦亲睦邻,让周遭孤苦无依的 人得到细心的照顾,在急难来临时互相帮助,社会就会处处充满温暖。”证严法师说。社区编组,让慈济的组织行动力得以迸发,“社区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 离”,慈济人平时就地耕耘志业,一旦灾难发生,能就近取得资讯,及时救助苦难。 比如3月日本海啸发生后,慈济日本分会赈灾团在当天就启动,当天就为几千位民众提供了热食。而且,台湾的物资最早送到日本的,也是慈济的环保毛毯和香积饭。做完这些,慈济还没有正式开始对外募款。 慈济大爱电视台导演萧菊贞分享了这样一次经历。台湾“行政院长”拜访证严法师,问:“为什么当有灾难的时候,经常我们到的时候,你们志工已经在那里 了,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快?”证严法师答:我们不是天灾来才赶快组一个团队,不是啊!这些人平常就在操兵演练啊!平时就在社区做关怀做访视啊! 慈济卓有成效的“社区建设”是环保站,目前全台共有7.2万多位环保志工,5400个环保点,台湾319个乡镇,每一个地方都有慈济的环保点。环保 收入归为慈济大爱电视台的营运所需。回收的塑料瓶则制作出45万条环保毛毯,送达20多个国家救助苦难人民。5月下旬,四川省长蒋巨峰到花莲静思堂拜会证 严法师,她还亲自向蒋巨峰展示慈济的环保毛毯。记者在花莲静思堂目睹了这些环保毛毯,也在台北参访了慈济八德环保站,慈济环保社工冒着高温、在没有空调的 简易工棚里做垃圾分类工作。 慈济环保站向社区开放,经营得像个家,免费提供饮食点心,成为许多志工生活寄托和身份认同的所在。慈济的环保观念具有生活化、大众化、道德化的性 格,人人可做,可推广到每个家庭。台湾研究者陈玉峯观察慈济环保实践的特征,指其提供广大基层人员生命价值的切入口,有灵性关怀的一面,提供生命价值观的 救济,使许多人找到新的身份认同。 “从社会面分析,传统社区瓦解,很多人需要归宿,慈济志工互称师兄师姐,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环保站提供了新的社会联结。慈济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比政府还有效能的集体主义。”王浩威分析。 “社区人利用这个时间,常常见面,聊聊天,培养感情,塑造了一个敦亲睦邻的平台。环保点最重要的价值是把邻里的感情串联起来,让大家同一个时间,同 一个地点,做好事结好缘,有形做环保,无形做邻里,编织新的社会网络。”慈济北区环保站总干事陈金海对记者说,慈济环保站跟社区没有距离,是社区人做好事 最低的门槛,想做就可以来做,慈济环保站有很多“钟点工”,不少人是利用下班时间前来做义工。 “证严很像曼德拉” 7月6日,记者在台北大爱电视台一楼的静思书轩采访慈济发言人何日生。年初,何日生被邀请到哈佛商学院李纳德(Herman B. Leonard)教授的课堂分享慈济经验。哈佛大学商学院首度将慈济列入个案研究。李纳德对前来采访的台湾记者说:“我接触过不少世界领袖,曾在1990 年代见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几次,我感觉证严与曼德拉有相同的领袖特质,他们都有一种宁静、坚毅的力量,而他们最大的力量,是提供追随者生命的意义。” 李纳德研究发现,慈济没有所谓“战略计划程序”,不预设长程策略目标,而是遇事立即决策,快速因应;它不是传统组织的“先计划,再执行”,慈济将执 行放在计划之先,但非常有效率,这些都使慈济与众不同。这一点,何日生给予证实,他说慈济会继续这样运作下去,一切看“因缘”。这便是慈济管理哲学核心, 来自佛学“因缘观”,因果互依,灾祸发生不可预期,每一个灾祸都有它独特因素与境遇,慈济并不像其它组织机构,设定“成长指标”或“长期规划”,而是遇事 (救济灾难)随即因应,迅赴时机。 慈济以“价值”及“信念”作为管理与领导核心,与西方管理讲求策略、诱因、速效等大异其趣,提供了一个新启示与新途径。譬如慈济志工在捐助灾民时, 还向对方鞠躬致谢,这是很有力量的利他助人精神。慈济另一特点是“非中央集权式”领导,证严法师有特殊领袖魅力,亲身带领,身教言教,但慈济慈善事业的协 调与执行靠的是志工的主动性,“志工嘛,其实不想干就可以不干了,我们专职人员从来不敢命令志工”。 记者发现,慈济成员对组织有着高度的服从性,他们的言行流露出与组织对外出版品内容的高度一致性。证严法师的领导方式中,流露出一种母性关怀体贴式 的家长式领导,领导者与成员间产生一种很强的人情纽带的连接,没有强制性。每年,会有很多慈济志工选择回到慈济精舍过年,现在年夜饭要摆到200桌以上。 慈济内部保持一团和气,但外部质疑却不少。尤其是2009年台湾8·8水灾后,在灾后重建中,慈济面临过一次强烈社会质疑,在王浩威看来,这是台湾 NGO界对慈济意见的总爆发,因为慈济做大做强了,每次募款它都吸走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其他慈善团体募款变困难了。而且,慈济还引起台湾宗教竞争,大家都 要跟慈济比。另外,慈济“向上管理”的做法也饱受社会争议,2009年8·8水灾,慈济跟政府协调后,立即展开永久屋建设,被质疑“有特权”,不和受灾民 众协商。而慈济在台北内湖地区用地建医院,也被环保组织质疑不尊重生态。 一个团体大了,社会对它就有了微妙的心理变化。王浩威便指出,慈济人“我们的”意识太强,穿上慈济衣服的很骄傲,其他人则感觉被慈济排挤了。 “存在越明显,反弹越大。”王浩威说,“慈济需要转型。” 文|卢思骋 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全球各地都有民间团体举办各式活动,呼吁民众关爱地球。最值得庆祝的,应是台湾的环境保护团体。今年地球日,12个环保团 体与马英九会谈,提出民间环保运动的多项绿色建议,其中最受注目的,是要求政府撤销“国光石化”案。马英九会后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的开发,为台 湾民间环保运动的重大胜利。 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 台湾国光石化公司于2005 年提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兴建石化工业区,计划庞大,包括多间炼油厂、烯烃厂、芳香烃厂及中下游工厂。因为未能通过环评,2008年提出转移到彰化县。原定投资新台币9336 亿元,后来修正为新台币6325亿元。 这项台湾近年少见的大型石化投资开发案,过去几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环保组织认为,国光石化不单可能带来污染,而且选址不当,建成后将会严重破坏生 态。首先,预定开发地彰化大成位于浊水溪口,是国际级湿地,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价值高,在此地兴建污染性的石化工厂,实属不智。 其次,彰化县地表水缺乏,居民生活和农业用水长期仰赖地下水源,全县自来用水量98%都取自地下水,而国光石化一天的用水量,预计将超过整个彰化县,有环保专家一针见血地提出“请问水要从哪里来”? 其三,科研人员在2004年于台湾海峡东岸发现了一个中华白海豚族群,但估计数量少于100头,相当脆弱,2008年国际保育联盟(IUCN)将其 划为“极危”,若然不加保护,短期内有全部灭绝之虞。国光石化的预定兴建位置,正处于这群中华白海豚之栖息范围,若然建成,恐怕会使其加速绝种。 最重要的是,台湾石化工业产能过剩,政府竟还补贴支持设厂,非但浪费公共财政,更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伤害。多年来,环绕国光石化案的讨论,事实上已 上升到台湾的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以及人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台湾环境运动在反国光石化案中提出的口号:“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直接扣连上可持 续发展,以及台湾之未来。如此设定讨论的框架,朝野两党自然难以拒斥。 从保护家园到社区营造 事实上,“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这个口号,正好总结了台湾民间环境运动过去30年来的发展轨迹。 台湾本为欠缺天然资源的地方,70年代经济起飞,端赖蒋经国的发展主义管治,在冷战体系下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东亚四小龙。70年代末,台湾的 党外政治运动抬头,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提高。从1982年开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不断,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民众对自身权益日渐醒觉,自发组织起来反 对公害,奋起为生存而战。 这些草根反污染运动,基于污染受害意识,本质上是环境维权行动,因而地方色彩浓厚,外人甚少介入,抗争对象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基本的诉求为停止污染、迁厂和争取赔偿。 1986年彰化县的鹿港反杜邦运动,将自力救济运动推向高潮。化工巨头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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