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燕山讲堂 , 学术史 , 抄袭争议 “党同伐异”的汪晖抄袭事件 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载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接下来，无论是支持王彬彬的“倒汪派”，还是支持汪晖的“挺汪派”；所发扬光大的都是鲁迅“党同伐异”的战斗精神。 我觉得王彬彬揭发汪晖的文章是公益性行为，正当的，做了一个好事。但是，他在文章中可以心平气和地把这个事说出来，用不着一棍子把人打死。 议论汪晖的一些人中，有些人没有资格，特别是易中天先生。易中天先生抄袭尹宣先生的《辩论——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出版书籍，尹宣先生费那么大的功夫从美国翻译过来，你一个招呼都不打，给人一改就出书了，那是更严重的抄袭。尹宣先生去世前，留下最后一句话就是：死也不原谅易中天。可想对人家的伤害有多大。易中天来说汪晖的事，首先应该说说自己的事。 在这个争论中，让人信服的是谢泳。谢泳在《当明引不当暗袭》一文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学术界共同遵守的学术规则。最重要的就是清代经学家陈澧在《东塾续集》中所说的“前人之书当明引，不当暗袭……明引而不暗袭，则足见其心术之笃实，又足征见闻之渊博”。这段话也就是陈源说的，拿人家的著作蓝本，只要说明，就没事了，没有说，就是抄袭。就是这样道理。古今中外都是这个道理。 按照这一标准，无论是马叙伦的《庄子札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还是唐弢的《晦庵书话》和汪晖的《反抗绝望》，都存在着一部分的“暗袭”而不“明引”的抄袭事实。 比王彬彬说得更确凿、更有说服力的是郑也夫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证据确凿地指出汪晖引用马克思的话，就加了引号和注解；引用本国学者李泽厚的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加注解。汪晖引用外国伽达默尔的话，加了引号和注解；引用本国学者张汝伦的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加注解。 这次的抄袭风波中，国内媒体要求采访，汪晖一概拒绝，最后却选择了海外的《联合早报》，且拉了许多读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替他签名说话。中文都不懂的人有什么资格签名？新左派的人一般都是爱国人士，中国人的学术著作，你不说明，不加引号和注解，外国人你怎么就注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你不光是抄袭，比抄袭的性质更严重，就是公然进行种族歧视和崇洋媚外。从道德上说，抄袭承认了，大家就会放你一马，承认一个错误，扣你一点工资。但你暴露了更严重的问题：本国学者抄袭本国学者的东西从来不加引号、注解，引用外国人的东西，就加注解、引号。你有没有公正心？有没有学术常识？到底爱不爱这个国家？本国的人都不爱，会爱国吗？这是什么新左派！ 汪晖抄袭事件原本不是大事，抄人家东西，别人指出来，承认，接受处理就是了。像朱学勤不承认，但把博士毕业证交给复旦大学去审，如果你们说是的，这个博士学位我就不要了。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汪晖没有这个态度。如果汪晖有这个态度，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的攻击他。抄袭又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鲁迅所说的“男盗女娼”，没有那么严重。但不承认，问题就严重了。做错了事，就要承认，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你还是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公共人物，整天到国外搞学术交流，还代表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容忍，公共人物必须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公共人物有错误，即使是胡XX、温XX错了，也得承认错误。何况你是一个学者。永远不承认错误，永远就有权利追究你。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牵涉到诸多教科上的人物，鲁迅、唐弢等，让我们有了另外的认识。董桥曾经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下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在未来，就历史的院士资料。个人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位置，每个人都在思量，这可能是选择认错和不认错的艰难所在。 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 提问：这个事件从三月份开始，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很多人说，清华大学应该成立一个学术调查委员会调查剽窃到底是否成立。前一段时间，学者联名给清华大学和社科院，他们为什么不启动这个调查，不管最后是证实抄袭，或者没有抄袭，清华大学为什么不做这个事？ 张耀杰：社科院、清华大学等任何大学和学术机构都有学术委员会，只要学术委员会承担起责任就可以。但他们就不负责任，拥有公共权力的人从来不负责任，我们这个国家从1949年以后就是这样。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承担责任，才导致这个事这么大。清华大学的校长和科学院的院长当时如果负责调查，这个就不会闹成这么大。 提问：有一个说法，如果清华大学不调查这个事，清华大学的校长就会下台？ 张耀杰：这是言论表达，不至于那么严重，但他们确实没有承担责任，在这方面有渎职的嫌疑。 提问：有没有其它的渠道去监督？ 张耀杰：没有其它渠道。这个事只能是我们学者不断地追究。 提问：张教授提到鲁迅在《不是信》文章里，涉嫌到说谎的问题，在攻击的话发表之前，就已经把原著买了？ 张耀杰：“重余”揭发抄袭的文章是8号发表的，鲁迅6号就买了两本画册。攻击的文章正在写、没有发表时，鲁迅是知道的，甚至参与了。那时孙伏园等人整天往鲁迅家里走，《Art of Beardsley》是在发表之前两天买的。鲁迅在文章中写的是这事出了以后才去买这本书，鲁迅显然是说谎了。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汪晖方面有很多被报道出的抄袭问题，是因为在图书编辑中，编辑擅自把一些注释、引用给去掉了，这个是不是有人在说谎，如果不是说谎的话，这样的一个责任怎么认定？第二的问题是，也是为汪晖做辩护，当时南方周末把这个事报道出来时，并没有充分地征求汪晖方面的判断，对类似这个事，在媒体报道方面，应该有一个什么样规范，或者责任，这个您怎么看？ 张耀杰：第二问题就像甲方告乙方，法院要立案时,不可能还会问一下乙方是否同意。没有这回事。抄袭就是抄袭，摆出来的东西，事实已经构成了，凭什么还要通知你，征求你的意见。揭发对方抄袭，难道还会问“要不要揭发？”，哪个贪官贪污了，举报人难道会说“我要举报你，你愿不愿被举报？”哪有这样的道理？ 主持人：其实编辑还是征求了汪晖的意见。但是汪晖不接受采访，且拒不回应。最近的回应在《联合早报》上。 徐东来：有人说王彬彬这次较劲汪晖，是朱学勤等人在后面做的一个策划，我不知道这个内幕到底是怎么的，有没有这回事？您怎么看。 张耀杰：我也不知道，因为六月份时，我见过南京大学的董健老师，南大对王彬彬揭发汪晖，非常不满，专门找王彬彬谈过话。董健老师他们签名声援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像王彬彬这样主持公道的事，政府当局出面阻止也是不可以的。王彬彬列了很多证据，这些证据不可能完全成立的，包括出版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也应该是存在的。但是证明抄袭，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的证据，郑也夫所说的两个证据就完全可以成立了。 审查委员会不用审查，就是一个下结论，怎么处理这个人和怎么处理这个抄袭事件。另外，抄袭了，并不等于说这本书没有一点价值了，也不是说汪晖没有一点学术水平了。不能用一点来否定其它的东西。但抄袭就是抄袭了，抄袭者本人应该承认错误，有关的学术机构应该给一个处理意见。 提问：我有一点异议，你刚才提到易中天先生的事，我个人认为他对一个事的评论有没有资格，跟他本人有没有抄袭行为是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即使他本人有抄袭行为，他仍然有资格评论人，不知道您怎么看？ 张耀杰：我的意思是他应该有资格，前提是易中天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说汪晖有这个抄袭现象。 如果一个小偷偷人家100块，另外一个小偷偷了1000块，偷100块的小偷就喊着要抓1000块的那个小偷，自己跑了，偷100块和1000块的小偷，是同一性质，同样被抓。我所说的资格其实就是一个公平态度的问题。 提问：挺汪派有一些批评，说这件事传统媒体不应该参与，不可以批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在一个小范围内解决。大家把这个事放在媒体上去报道，对汪晖是不是公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媒体应不应该参与到这个事来？ 张耀杰：学术刊物是媒体，出版界也是媒体，小范围可以谈论，大范围凭什么不可以谈论？教授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国库的钱，你的学问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袭还是没有抄袭，就是要让老百姓讲。应该让所有的老百姓来监督。如果没有做坏事，就不会怕人家讲你。 回应：我觉得学术圈本身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圈子，因为你做的学术，最终所指的或者影响是大众，这些学者教授获得的话语权也是面向大众的，如果教授出问题，大家不能往上批评的话，我觉得这是知识狭隘的精英化。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可以就这个事发表意见。 补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牵涉到学术的问题，每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讨论的。另外，针对汪晖学术问题，鲁迅研究的水平高不高，这方面是需要小范围讨论的。 其实汪晖研究的水平也并不怎么高。我现在有一些文章开始反驳汪晖的观点，他的很多观点都有漏洞可批判。 张耀杰：汪晖对鲁迅研究这个东西，我有很深的感触。十年前我专门到书店买了汪晖的《反抗绝望》和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回去翻了几十页，觉得这两个人研究的鲁迅研究得太差。汪晖故意把明白的话说得让人不明白；林贤治有很多加引号的文章，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引的。我这种将鲁迅的日记、书本看过的人都不知道他引的是不是鲁迅的话，一般的读者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做学问不能这样做，做学问引用那么多话，总要说一个出处，从哪儿引的，不加注也可以的。但几乎全部的引文，从来不说出处，我纳闷，这样的书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写了书让了大家看，整本书到处都是引号，一般的大学生、高中生怎么读，诚信度在哪里？从学术上来说，一定要标清引用的原话。 “倒汪派”和“挺汪派”，不是简单的就这两派人，没有那么简单。我就不是倒汪派的人。我不是还还写文章批评过王彬彬吗？我觉得谢泳的态度也是很公正的。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事情上，事实真相可能是唯一的标准，“党同伐异”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比如最近的郭德纲事件，也会发生这种事。新闻界的权威、声誉、尊严应该体现在事实真相的呈现和探寻，而不在于对郭德纲的一致声讨。 在汪晖事件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期待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有一些真实东西呈现。没有部门的权威结论，但新闻记录了，历史记录了，可能结论也就出来了，并不一定需要清华大学或者社科院、中科院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结论在普通人的判断之中，在历史的记载之中，现在在现实中，以后就会沉淀在历史的记载之中。 今天燕山大讲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http://view.news.qq.com/a/20100817/000049.htm#p=2 http://view.news.qq.com/a/20100817/000043_3.ht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三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二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燕山讲堂77期实录：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之一 / 2010-08-17 22:20 / 评论数( 0 ) 最低碳也最低俗的特色文化 / 2010-08-14 12:47 / 评论数( 3 ) 被删节的“胡适的声音” / 2010-08-10 22:45 / 评论数( 5 )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2010-2-6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作者：张宏杰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 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博士生们都在读什么书？我一直都在好奇这一问题，是因为我发现至少在我接触的博士生里面，无论是理科博士，亦或是从事社会科学的，会主动读书者，似乎凤毛麟角。 常理而言，学问做到博士阶段，这一路的书自然读得不少，对于挑灯夜读的读书之苦也肯定都有着切肤之痛的记忆，但倘若撇去所有因课程要求而布置的读本，因论文写作而参考的书目之外，仔细想想，又有多少杂书、闲书、枕边之书、无关痛痒之书、不务正业之书、信手拈来之书，会是我们这些博士生们因兴趣而发，主动去阅读的呢？ 前几日和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生聊天，当谈及他所攻读的管理学领域时，他可以就某一篇论文所阐述的观点侃侃而谈，但当话题移到某一社会议题时，他炯炯的眼神就会黯淡下来，不自觉缩在角落里，而难以将对谈继续。 在专业学科领域，我相信我这位朋友定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我总感到有小小的遗憾，遗憾他在人文底蕴和人文识见上的缺乏，而这根源所在，就是年少正好读杂书的黄金时期，阅读的时间都交给了专业的学科读物。其结果，专业知识突飞猛进之余，学养气质却无法跟上，那种对于文化的敏感、对于政治的关怀，以及对于忧患的反思，都会于潜移默化间欠缺下一份自省的批判意识。 所谓术业有专攻，系统而专业的学科训练自然是必须，但过分专注于某一单一学科的专业强化，特别是对那些需要自由思想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过分强调技术和职业化的训练而忽略人文内涵的拓展，其结果，就是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过的“学问家出现，思想家退出”的学术走向。读书本该是一种心灵的活动、思想的激荡，然而在大多数博士生的长期“读书”生涯中，读书却并不是一件得其所趣，本该“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自得，反而演变成了一种机械式的摄取。等博士生们毕业后成为了学院里的教授，学问是有了，但知识结构却狭窄片面，只有分析而没有联想，只有技术而没有文化，只有实证而没有批判，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政治伦理、文化形态等问题也缺乏应有的信念和投入，“专家没有了灵魂”(韦伯语)，那就会成为“一根筋”和“工具人”。 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十分厌恶那些只具有“技术专家气质”的社会科学家。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曾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缺乏人文修养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对人类理性尊重的价值指引了他们生活”的人，属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术专家”。在米尔斯看来，人文精神和价值信仰是激发社会科学之想象力、“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的关键。而现今，“科层制的气质渗透入文化、道德和学术生活领域”，这种实用主义横行、功利主义作怪的状况是社会科学的重大灾难，技术专家式的学者们因其实用性取向不仅远离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也远离了社会学的思想力与行动力。 米尔斯的批判并不仅仅于局限于社会学，当我还在香港的大学里工作的时候，就曾深感到米尔斯笔下所谓的“科层制的气质”对于思想、理念无孔不入的侵袭和束缚。我所在的学校每年最自豪的成就，就是在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中又前进了几位。指标压力之下，博士、教授们都成为了论文生产线上的机器，一项课题可以就其中几个变量的异同颠来倒去翻炒出好几篇论文。更为甚者，这条论文生产线也讲究专业化分工，在某一社会科学系，有位副教授最为擅长统计运算，被奉为镇系之宝，因为系里但凡有其他教授的论文牵涉到复杂的统计分析，就好像装配某一重要零件一般，都必须交给他来做。他每年也因此会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但迄今鲜有一篇具有影响力和创新力。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僵化，正是得囿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人文底蕴这一本为内核的因素。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人文修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知识自主性的分量，是因为我更加看重学者的公共责任。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他并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之内，他也应该是一个行动者，应该关心政治，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时将自己的思想力投入到社会议题之中，去参与、去批判、甚或去改变社会运行的可能性，从而带动起大众，或者说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认知和思考。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学者，必然会秉承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米尔斯语)。 http://view.news.qq.com/a/20100801/0000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