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日记

吴国光:《陈希同亲述》导言

这是又一份来自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直接见证人的历史呈词。本书的重要性,尽在于此,不言自明。谈话人陈希同,一九八九年时任北京市市长、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一九九二年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一般认为,他对一九八九年的事态发展负有相当责任。然而,陈希同的政治命运,在天安门事件仅仅六年之后就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一九九五年,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位的陈希同,被当局指控犯有贪污受贿及玩忽职守罪,随即被开除中共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并于一九九八年七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二零一一年, 年届八十一岁的陈希同,在北京昌平小汤山疗养院C301室,自一月份起到二零一二年一月份,先后八次接受了本书作者姚监复先生的访谈。本书即是这些访谈的记录整理稿。 所有这些访谈,内容十分集中。陈希同主要谈了两个问题:第一,陈希同否认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镇压中扮演负责角色,着重澄清他本人从来不知道自己被任命成为北京军事戒严指挥部的“正指挥”;第二,陈希同否认对他的贪污罪指控,多次辩解、说明了“贪污礼品”和在“豪华别墅”享乐、渎职等罪名的事实真相。同时,这些访谈还涉及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江泽民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些活动。 总的来看,这些访谈作为陈希同的一家之言,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在政治上,这则构成了一篇巨大的翻案文章:陈希同要同时洗清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中的罪责和后来中国官方所指控他的贪污、渎职等罪名。那么,陈希同所说,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真实呢?如果他确实透露了某些政治真相,那么,这对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又具有什么样的涵义呢?下面,我将对比研究陈希同访谈与其他相关资料,分两个方面来探讨上述问题。其中,在天安门事件和陈希同腐败案之间,我更为关注的是前者。因此,以下的讨论,集中在有关一九八九年的历史真相及其政治含义上,较少涉及一九九五年陈希同腐败案。 一.关于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 陈希同在访谈中重点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中的身份和职责问题。他没有正面回忆当年的事情,而是针对《李鹏六四日记》驳论。陈希同说,多年之后,看了这本《李鹏日记》的影印本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在此之前,包括在一九八九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过他这个重要任命。陈希同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挥戒严”;“这个指挥部的具体地点,我这个正指挥也不知道”。 此事事关重大。我们知道,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是六月三日夜间、四日凌晨北京军事镇压的准备和前奏,而这场镇压致使至少数百人丧生;这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务院总理李鹏意见分歧的关键,而这种分歧直接导致赵紫阳立即失去所有权力并在此后长达十六年内丧失人身自由直至去世。对此,《李鹏六四日记》“5月18日”一则记载:“下午三时,召开戒严会议。北京军区周依冰司令员报告,决定派五万兵力,20日晚以前进入北京。决定成立戒严指挥部,北京市长为指挥,司令员为副指挥。”  而在同一则日记中,后来增加的那部分文字,却没有提到周依冰,仅说是杨尚昆通报了调动兵力情况。这里不厌其烦,再引原文:“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召开戒严工作会议,我和乔石、尚昆同志参加。尚昆向我们通报了调动兵力情况。为了协调整个戒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戒严指挥部,由北京市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正、副指挥。”  上述两段文字所载,应该就是陈希同在访谈录中所要否认的。 谁是谁非?陈希同表示“有机会时”要当面问李鹏这些问题。中国作为宣称中的法治国家,应该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两位前国家重要领导人就此展开公开的法庭对质。在这个机会没有到来之前,我愿意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就此有所探讨。我将首先引用两份资料:一份就是《李鹏六四日记》——在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书未果的过程中,来自北京的官方压力证实了此书确系李鹏所著,虽然其中的历史记载真伪与否有待各方研究;另一份则是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辑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一书(以下简称《北京平暴纪事》),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应属北京市在事件当时所提供的官方资料。同时,我还将参考其他相关资料,试图多方查证李鹏与陈希同的说法哪一个更为准确。 查《李鹏六四日记》,在“5月18日”之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戒严指挥部,亦有多处将北京市和戒严指挥部并提,并多次记载了周依冰在戒严中的一些作为。例如,5月20 日,根据周的请求,李鹏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运送沙河部队2000余人到达北京火车站的命令;5月21日,“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进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5月29日,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确定乔石分管戒严指挥部;6月3日,“下午四时在勤政殿,由乔石召集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场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6月3日整个晚上”,“戒严指挥部周依冰和罗干秘书长(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吴注)等则在人民大会堂”云云。但是,在整部李鹏日记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陈希同的名字,而前引5月18日日记也是唯一一处提到北京市长的地方,此后在涉及戒严指挥部时再也没有提及北京市长,也没有第二处讲到所谓“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就连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这件事,李鹏在日记中也只字未提——关于这件事情,我在后面将另行专门探讨。 《北京平暴纪事》是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的活动为主线之一记载当年官方口径的资料书。但是,其中没有记载北京市长当时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指挥”。查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三十日逐条记载,陈希同名字计出现十五次, “北京市政府”更被多次提及,也有多次北京市政府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并提——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里使用的都是“戒严部队指挥部”,比李鹏所使用的“戒严指挥部”说法多出“部队”二字,明显是专指军队;第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说法首次出现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深夜有关活动的记载中,六月三日之后则密集出现。 与《北京平暴纪事》类似,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一书(以下简称《五十六天》),也没有成立戒严指挥部和北京市长陈希同出任指挥的记载。在5月18日至6月9日的逐日记载中,陈希同的名字出现三次,一次是5月20日签署《北京市政府令》宣布戒严地区,一次是在示威群众的声明中作为反面人物被提及,再一次是6月4日晚上发表广播讲话。  “北京市政府”也多次出现,亦多次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并提。和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书籍一样,这里也有“部队”一词;区别在于,“戒严指挥部”要到6月3日的记载中才首次出现。 目前尚难以论定其资料的权威性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说5月18日下午杨尚昆主持了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成立戒严部队指挥部”,“戒严指挥部由(刘)华清、(迟)浩田和周衣冰组成,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  这里也没有提到陈希同或北京市长出任戒严指挥部指挥一事。 综上所述,李鹏所说北京市长即陈希同担任戒严指挥部正指挥一事,迄今只是单一信息来源,得不到其他相关资料的佐证;相反,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其他各类资料,所导向的结论都是支持陈希同对于李鹏的驳斥的。因此,在没有新的可靠资料出现之前,可以认为,陈希同就一九八九年自己不知道曾经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的说法是可信的。 反过来看《李鹏六四日记》:此书整理成书应该是在2003年(李鹏为此书所作后记,落款为“2004年1月12日”),那个时候陈希同早就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阶下囚了。在这种情况下,李鹏明显地采取了避开陈的名字的做法,全书完全不提“陈希同”三个字。对比一九八九年当时的官方资料,这说明李鹏日记采取了一种不尊重历史真实的态度。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在李鹏处处回避陈希同名字的背景下,他为什么偏偏在所谓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的问题上要让陈希同隐晦地出现一次?本书访谈者姚监复先生认为,李鹏这样做,是要用北京市长的名头,来掩盖“六四”军事政变的实质。这个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姑且承认李鹏没有编造任命北京市长陈希同出任戒严指挥部指挥一事,那么,在没有进一步的权威信息出现之前,暂时的结论是:第一,即使当年确有任命陈希同担任“戒严指挥部指挥”一事,做此决定者本来就没有对此很当真,因此很可能没有正式通知本人,更没有广为传达,只是决定人把这个决定记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了;第二,“戒严指挥部指挥”一职即使曾经存在,也应该属于虚职,北京军事戒严的指挥权实际上属于国务院、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北京军区。  二.关于一九八九年北京市“谎报军情” 当然,陈希同没有出任或担负所谓“戒严指挥部指挥”,并不等于说,陈希同对于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运动中中共当局最终采取血腥的强硬路线不负有任何责任。正像前文所引的两部中国官方编辑的相关书籍所记载的,天安门运动当时,示威学生和群众就对北京市领导人强烈不满,特别是不满北京市对于当时情况的汇报,一般认为这些汇报促使邓小平在4月25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 对于人们认为北京市领导人“欺上瞒下、谎报军情”,  陈希同在本书的访谈中主要做了两个辩解:第一,他认为“邓小平的政治判断能力极强,资讯来源和管道很多,是不会被欺骗和上‘谎报军情’的当的”。陈希同并借用赵紫阳的话强化这种说法。第二,陈强调,作为市长,自己“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  那么,陈希同所言,是否可信呢?对此我们可以照应上述陈的两个辩解来分析:首先,北京市是否确有“谎报军情”?其次,如果有,那是谁的责任? 从本书的访谈本身看,陈希同并没有直接否认北京市领导人在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期间有过“谎报军情”的作为。根据其他相关材料,在一九八九年当时,对于高层情况有一定了解的人们,普遍认为北京市领导人曾经向中央和邓小平提供了不真实的情况,从而导致天安门危机。据北京市方面的官方资料《北京平暴纪事》记载,5月17日,游行群众从台基厂北京市委门前经过时,高喊“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  5月18 日,北京市属新闻单位的100多名新闻工作者,到北京市委“请愿”,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人民交待‘请战’真相”。  5月22日,首都知识界上千人到北京市委门前示威,呼喊“李锡铭、陈希同,制造动乱的帮凶”等口号。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人们的这种普遍认知。其中,北京市属新闻单位从业人员的请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所处位置使他们有可能了解一些实情;他们为什么使用“请战”一词来描述北京市领导人对待当时民众运动的态度?这也是值得重视的史实。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主持日常编务的副总编辑陆超祺,在《六四内部日记》中,仅在4月15日到5月15日事态前期发展的一个月内,就不下十次明确纪录了他所知道的北京市领导人对学生采取强硬敌视态度的作为。  他有一处记录,揭载了前述北京市属新闻单位工作人员所散发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请战”真相》的传单内容,其中“揭露(了)北京市领导人在这次学生运动中的不光彩的表演”。根据陆的记载,这份传单提到,北京市领导人对四月份学生运动有分析和汇报材料,并“请战”要求中央授权部署对于学生运动的“反击”;还提到市委、市政府在学潮中制定并实施“不准向学生供水、不准提供食品”等。  特别是在“4月27日”一条,陆超祺在写到《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激起学生和民众更大反抗的时候,直接说到,这“是北京市委、国家教委向中央和邓小平提供不真实情况,导致中央和邓小平决策不当造成的”。 一九八九年时担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的张万舒,对此也有多处类似记载,并提供了一些宝贵、翔实的资料。根据他的记载,4月2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对首都大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由于有‘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破坏,整个活动出现了升温转向的趋向”。张万舒用将近两页的篇幅,直接征引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文件,文件中判定学生“反动言论公开化”,“行动有纲领,活动有组织”,并决定“采取戒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在“4月25日”一节,张万舒记载,上午十时,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召开各部部主任会议,传达了当日上午八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对于头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的传达。根据这份记载,4月24日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由李鹏主持,首先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的汇报。李铁映汇报了近几天全国学潮的情况。“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作了主体汇报”。作为资深记者的张万舒,还记下了所传达的陈希同汇报的具体内容,其中讲到学潮“是党内外、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并说“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表面上是对准李鹏总理的,实质上是对准小平同志的”。陈希同还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议,要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  在“4月29日”一节,张万舒还纪录了新华社社长穆青把郭超人和张本人找到办公室来,传达了胡启立的一段“份量很重”的话,而他们三位新华社领导人当时议论了这段话,认为“很大可能”是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给中央某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那里”提供了片面的信息。张万舒特别指出,这些信息和哪怕是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们所掌握的情况也有不同,而后者比较注意“客观全面”。 不必引用更多的史料了,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份学生运动初起的阶段,北京市很可能上报了与新闻单位所掌握的信息不同的资讯,认定这次学潮的矛头是针对邓小平的。这样的资讯是否会影响邓小平决策,我们后面讨论。 在本书访谈中,陈希同指出,“我作为北京市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关于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查《李鹏六四日记》与《北京平暴纪事》等书,可以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确实从头至尾在这场巨大政治风波中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根据我们对于中共党政关系的了解,陈希同所说也言之成理。不过,从前面所引用的材料中,特别是张万舒4月25日的记载,我们看到,陈希同曾经“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学潮情况作了“主体汇报”,而根据张的记载,汇报的调子与代表了邓小平看法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调子是一致的。反过来,陈希同在本书访谈中却说:“北京市领导参加中央会议,我是市长,一般不会由我先讲。关于学生运动情况,一般由市委书记李锡铭或者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汪家璆汇报,而不是由我汇报。《六四真相》讲的我汇报情况,不真实。”  对比前引张万舒,陈希同的说明比较无力。总的来说,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同意陈希同所说的李锡铭在所谓“谎报军情”问题上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这并不能排除陈希同的责任;迄今,除了陈本人的访谈,其他相关记载,都指向陈希同在当时向中央汇报情况的过程中扮演了活跃的、重要的角色这样一个结论。 三.关于当时的决策体系和信息传递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作为市长,陈希同同时也是中共北京市委排名第一的副书记;而根据中共所谓集体领导的原则,中共北京市委在那个阶段的所有重要决定,陈希同应该都有参与并负相当责任。这也是我们难以得出陈希同在“谎报军情”问题上没有多少责任这样的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了解,所谓“集体领导”,常常不过是个说法,而中共各级党组织的运行实际上往往是书记一人凌驾于同级党委会之上。在北京市上报学运情况这个问题上,究竟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希同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尚有待更多的历史资料方能揭晓。如果情况属于后者,即书记一人专断,余人无权置喙,则不仅陈希同的责任将得到重新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根据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规则,这也将支持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有关政治改革的诉求。为什么这个党的公开说辞与实际运作相互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别?作为执政党,用这样虚伪的公开说辞来掩饰其实际的权力垄断,是不是蓄意欺骗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欺骗人民的执政党和这样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人民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就像一九八九年北京示威学生和民众所要求的那样,岂不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合宪? 这种违章(即违反中国共产党章程)、违宪(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决策体系,也出现在中央层面。陈希同在访谈中强调,是邓小平对于当时形势的独立判断,而不是北京市的情况报告,导致了对于群众示威的“动乱”定性。陈希同还说,邓有他自己的信息渠道。这里,关于陈希同所述邓小平的角色,可以有很多疑问。首先,如果邓小平不是从北京市委、市政府获取关于北京情况的权威资讯,那么,在北京市,是不是还存在一套乃至多套其他的资讯系统?鉴于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并不掌握同样的资讯,那么,难道上述资讯系统单独对邓一人负责?如果是这样,则这些资讯系统,在什么程度上是合法的,又在什么程度上是非法的?我认为,这对于了解中共政治实际上究竟怎样运作,是很重要的;对于确定一九八九年事变的性质,也是十分重要的。其次,陈希同在访谈中暗示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对于学生运动的定性,应该是邓小平判断其性质在先,而北京市上报相应的情况报告在后。换句话说,下面的所作所为,其实并不是对于实际情况的反映,而是体会邓小平的“上意”所割裂、扭曲、乃至捏造的信息,用来迎合并支持邓小平的政治判断。  那么,邓小平主观地做出“学生运动是动乱”这一判断的背后,究竟是何政治意图?这种判断,又是通过什么人、什么渠道,怎样传递到包括陈希同在内的北京市领导人和其他那些或者合法或者非法的资讯搜集系统的?鉴于邓小平当时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不担任党和国家其他行政职务,尤其是并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什么包括陈希同在内的这些高级领导人要接受邓的或明或暗的示意,并不惜扭曲现实而迎合邓?解答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共政治和一九八九年的历史事件,也是极为重要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重点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治信息传播问题。我们看到,编造情况、编造新闻,作为中共的一个传统,这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期间非常集中地表现了出来。篇幅所限,这里仅举三个编造新闻的案例。第一个例子:4月19日,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说学生“冲击中南海”,要新华社作公开报道。根据当时的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记载,新华社在现场的记者根据目击认为没有发生学生冲击中南海这样的事情,认为“这样违背事实的稿子不能写,新华社更不能发”。当时新华社国内新闻部编辑一致反对发这样的稿子。但是,《北京日报》刊发了这样的稿子,新华社后来予以转发。  第二个例子: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加追悼会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陆超祺眼见,“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主要是青年学生,约10万人左右,从纪念碑到大会堂之间坐得满满的”。但是,新华社的报道说,广场上只有万余学生。作为资深新闻工作者的陆超祺的感想是:“真是瞪着眼睛瞎说”。  第三个例子:新华社4月26日播发京沪综合各界对“四二六”社论反应的新闻各一则,当时负责《人民日报》日常编务的陆超祺判断,这两则都“是按照领导意图编造的新闻”。  这三件事情,发生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以此推想,在从胡耀邦去世到六四镇压这长达五十多天的时间里,有多少对事件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报道,其实根本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扭曲和编造! 不仅新闻报道,当时还有很多文件、讲话、社论等,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发生过重要的作用,往往是激化了矛盾并最终导致巨大悲剧。然而,根据目前还很有限度的信息,已经知道,不少这样的文件和文章出处暧昧。比如说,新华社4月20日评论员文章《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发表之后连当时党的高级官员都感觉“杀气腾腾”,惹得“各方反应都很强烈”,  可以说是舆论激化矛盾的第一炮。然而,据张万舒记载,这篇文章是胡耀邦治丧办公室新闻组组长、兼任新华社副社长和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徽组织人撰写的,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事先不知道,以至穆青震怒:“以新华社名义发表评论员文章,为什么不让我看?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这篇文章,“虽然以新华社的名义发出,但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一致不承认是新华社的,甚至说是‘新华社被强奸的产物’。”  无独有偶,一周之后,同样的情节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演,《人民日报》员工群情汹涌,要求公开澄清《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社写的,不代表报社的意见。 另一个重量级的例子,是陈希同在本书访谈中所提供的。我们知道,陈希同在一九八九年被广泛认为是北京镇压的执行者之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以国务委员、北京市长的身份,“受国务院委托”,于6月30日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然而,在本书访谈中,陈希同称,“那是人家写好了的材料,指定我去念的”; “这些报告(包括向市民的广播讲话——吴注)在讨论时,我没参加。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上面布置的。向北京市民讲话,用北京市长名义。向人大作报告,不好用北京市长名义,就用国务委员名义。我是照本宣科”。  这样看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府的国务院,面对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所递交的关于这样一件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正式报告,其实是相当儿戏的。很多冠冕堂皇的报告人,根本上就是“要我读,我就念”的傀儡。 “人家写好了的材料”,这个“人家”究竟是谁?查《李鹏六四日记》,竟然只字未提这个报告。既然是“受国务院委托”,为什么国务院总理的相关日记对此讳莫如深?包括这样一个最高级别的政府报告,不仅也没有采用所谓“实名制”,而且同样也是出处隐晦,来历暧昧,那么,为什么中国公民偏偏需要认真对待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可以认为,或者陈希同或者李鹏,至少其中一人,也许两人同时,在国务院提交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的报告一事上,涉嫌犯有“渎职罪”。甚或认为,至少在那一阶段,有人非法劫持了中共党政系统,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虚与委蛇加以搪塞——这也正是姚监复先生所说的“军事政变”的表征之一。 四.中共政治的扭曲与荒谬:讨论与总结 通观本书,我们看到,在中共政治制度下,公共权力的结构和运作处在一种高度扭曲的状态。首先,名义与职责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不在其位者可以拥有绝对权力;重要职位(比如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新华社社长等)则可以虚有其名,占据这些职位的人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不仅可能没有权力决定,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晓。其次,信息(即对于社会现实情况的认知)与判断(即相关的政治决定)之间的关系扭曲。往往不是根据社会现实作出决定,而是有了决定之后臆造现实。这样的决定,因此往往形同儿戏,因为它没有现实根据,而是出于某些人的主观臆断;决定的目的,更不是服务于公共治理,而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权力考量。再次,由于上述扭曲,则在重大公众事务与个人随心所欲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状态。上文清楚显示,对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重大决定,那些决定者本人却视之如儿戏,草芥人命直如常事;而这种态度和行为,轻说也属于严重渎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这里,作为曾经接受过新闻学教育并具有新闻从业经历的政治学者,我要特别提出政治运作的信息流通问题来加以讨论。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信息流通好似机体的神经,对于这个机体的正常、健康运作起着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共政治运作中,信息流通被高度扭曲。除了前面已经谈及的一些相关例子比如邓小平如何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之外,本书还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例子。一个是,陈希同讲到,“有次在主席台上,李先念向我透露,中央决定戒严”。  那么,究竟陈希同该不该知道这个决定?如果不该知道,那是很荒谬的,因为要在北京戒严,居然连北京市长都不应该知道;如果应该知道,难道这样非正式地“透露”一下就具有合法效力了?那也一样很荒谬。更有甚者,李鹏对于赵紫阳的指控之一,就是说赵向鲍彤透露了戒严的决定;  而鲍彤当年与陈希同一样是中共中央委员,鲍同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秘书。那么,为什么李先念这样告诉陈希同(这已经得到陈的证实)就不是泄密,而赵紫阳把据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的戒严决定一事告诉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秘书(这还仅仅是指控),就要被控“泄密”呢?  再一个例子是,在访谈中,陈希同不断并多次强调:“我不知道”。对于当时的高层政治分歧,他说“我不知道”;对于某领导人当时的作用,他说“我不清楚”;“上面有两个司令部,我不知道”;甚至自己为什么转眼成为阶下之囚,他也说“我不知道”。在当时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层中,作为国务委员,陈希同排名大约在第二十几位,  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一市之长。我们可以问:如果这样一个人物对于当时的高层政治也是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么,这样一个人民共和国,究竟广大人民还能知道什么呢?又怎么能够“当家作主”呢?在中共政治运作中,究竟什么人可以知道什么信息,试问有没有章法? 谣言满天,据说是当时政治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明显也是政治信息的流通出现问题的表现。如前所述,政府利用官方媒体直接编造谎言,这在当时例证极多。那么,这是否属于造谣、传谣?事实上,在政治高度不透明(本身身在高层、名列国家领导人的陈希同,尚且不知道高层政治的情况)、媒体为政府所操控的制度下,政治谣言一般出于四个来源,即民众传说政治情况、精英透露政治信息、政府公开制造谎言、当局暗地散播谣言;而就内容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关系来看,所有这些谣言又可以分为四类,即:述说未经权威证实的真相(其中也许有细节出入)、在信息来源受限的情况下了解到了片面的或经过扭曲的真相、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臆造不合真相的信息、在明知真相的情况下编造不是真相的谎言。其中,就来源看,来自当局和与当局相联系的谣言源头,占了四个之中的三个;就内容看,至少前两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第三种,都是整个社会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民众缺乏知情权的产物。而中国社会信息不公开的病根,今天来看,既不是因为信息技术落后,也不是因为民众素质低下,而症结在于专制政治制度。 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当局及其内部的不同人物、派别和组织,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散播流言,或虽然掌控媒体但却以“不作为”、不报道来面对关于重大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从而纵容谣言滋生与传播,然后又借口制止谣言来变本加厉地实行媒体与网络控制,大肆剥夺民众对于公共事件的知情权与发言权,更是一种恶劣做法。从最近的、仍在发展之中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不难看出两个方面:一个是,许多开始时候的小道消息,后来往往得到证实,这说明民众探求真相的愿望与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政府不去顺势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已属违章违宪;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许多确属谣诼的流言,很难想象是那些没有接近高层政治之便利的平头百姓所为,更多的倒像是当局之人趁机把水搅浑,误导舆论,愚弄民众,有所企图。一个掌握乃至垄断了媒体的政府,却常常要靠造谣来运作,何其荒唐乃尔之甚也! 的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荒唐、荒谬的政治画图。本书的主人公,曾经是一个荒谬的市长,因为据他自述他在市长任内不了解本市上报中央政府的信息简报,甚至作为市长而签署本市历史上唯一的军事戒严令也是如同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行动;他也曾经是一个荒谬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他作为全国排名二十几位的实权人物而完全不知道这个国家的领导层在如何运作,甚至作为中央政府委托的报告人,在向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报告重大事务时,根本事先没有参与这个报告的讨论和形成;然后他又成为一个荒谬的犯人,  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夜之间从中共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跌落为这个党的阶下之囚,也不承认那些对他的犯罪指控有任何事实与法律根据,结果成了一个据说“一分钱也没有贪污”的贪污犯。甚至于,对他的审判也是一场荒谬的游戏:法官不允许他讲话,宣判时不让辩护人出席 ——而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荒谬还没有到此结束:入狱时,陈希同指控中国法庭是“法西斯法庭”,中国是一个“法西斯国度”;  而在“以罪犯的名义放出来”之后,  继续“接受监狱式的吃喝住行的待遇”时,  他却不能不讴歌当今的“德政”、“仁政”。 还有太多的荒谬,并不止在陈希同身上。比如说,根据陈希同的说法,赵紫阳“不是正式囚犯,也没有正式判刑”,但根据本书作者姚监复的观察(姚先生在赵紫阳晚年曾经数次探望幽囚中的这位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比赵“更自由”——囚犯还有“正式”不“正式”之说?判刑还有“非正式”判刑?这显然也是“法治中国”的天下奇闻;不是囚犯的,比囚犯还不自由,这是不是也很荒谬?太多这样的荒谬,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去逐一指出了。归根到底,陈希同访谈录处处都在显示中共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荒谬和荒唐。 最后,我想说,本书具有一定价值,但要以此直面历史则还远远不够。其中一些欲言又止之处,我在前面的探讨中没有机会一一深究。比如说,陈希同谈到:“学生(经过)劝说后回去了,怎么后来又回广场了?”  我相信这对分析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是一个重要关节,也相信陈希同了解更多的真相,只不过他目前选择不做进一步披露。又比如说,陈希同透露,“邓小平作出戒严、清场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陈希同又怎么知道邓的这种“不容易”?总的来说,和读者一道,我愿意感谢姚监复先生的努力,也欣赏陈希同先生的合作,他们因此给人们呈现了这份别人的叙说所难以替代的历史资料。但是,如果本书多有让读者失望之处,那也是不奇怪的。访谈确实已经记下了陈希同对自己被定罪和被判刑的控诉,但并没有记下他对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系统回顾和历史反思。但愿陈先生在历尽沧桑之后,能够继续接受采访,或者自己拿起笔来,详陈真相,真正做到“历史无欺”。 2012年5月3日,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吴国光,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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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评论 : 从陈希同新书剖析六四平反可能性

陈希同新书封面 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撰写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引发外界纷纭评论。 外界对该书最大的关注,是这本书记录了因贪污罪服刑而目前保外就医的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为自己的贪污罪喊冤的同时,称他在镇压六四中的作用被夸大了。 对话录的作者姚监复周二(29日)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陈希同和他在2011年1月份的第一次谈话中就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否认自己贪污,另一个是他是否在六四时“谎报军情”,欺骗了邓小平。 姚监复先生告诉陈希同,他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赵紫阳回答,如果邓小平会受欺骗,那就不是邓小平。 听了姚监复的话之后,陈希同表示完全同意赵紫阳的回答,也就是否定了由于他谎报军情而导致邓小平做出镇压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决定的说法。 这本对话录中记述,陈希同认为,当时如果处理得当,就一个人都不应该死。 对于官方报道的六四当天死了好几百人,陈希同表示感到难过,并说,许多事情现在还不清楚,但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陈希同还在对话中申明,自己在1989年5月并不是《李鹏日记》中所说的“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 《李鹏日记》是一本据称由198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六四期间的日记手稿集成的书,原计划2010年6月在香港发行,但后来被禁出版。 据后来透露的版本中的内容,李鹏在日记中称,是当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下令让军队进京,并在北京实行戒严,而他自己则是被人用阴谋推到了镇压的第一线。 李鹏被公认是镇压六四民运的最大刽子手之一。近年来,一些像李鹏和陈希同这样的被认为与天安门血腥屠杀有直接关联的人,开始就六四内幕撰文著书。 外人无法知道李鹏和陈希同以及其他类似的人物是否希望推诿或撇清自己的责任,但外界猜测,这种现象是否显示中共内部已经有反省当年做法的迹象。 1989年的六四民运已经过去了23年,现在当政的中共领导人中已经没有或很少与当年的镇压有直接关联的人,而下届的新领导层和六四的关系就更远了。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和海外民主人士对平反六四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前不久还有媒体报道,中国现总理温家宝也曾提出重新评估六四。 所以许多人相信,随着中国因经济发展带来的与国际社会的更多接触,以及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中共领导层重新定义六四这样的群众运动,应该不会是太远的期盼。 但《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的作者、曾经采访过赵紫阳、鲍彤、胡绩伟等前中共高官的姚监复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认为,六四在近期内平反没有可能。 姚监复先生说,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因为六四上台的,如果为六四翻案的话,江泽民的执政就不合法,他指定的接班人,包括现任中国领导人也就都不合法,所以六四不可能近期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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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元凶陈希同为己辩护,当事人批其观点

美国之音记者: 陆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新世纪出版社 《陈希同亲述》一书封面 被认为是六四镇压元凶之一的原北京市长陈希同,最近谈到六四问题时说,他不应为镇压和流血事件负责,他说,邓小平应负责,而他“只是傀儡”。但有六四事件当事人认为,陈希同尽管不是镇压的决策人,但他对事件有不可推托的责任。 *陈希同:六四本不该死人* 美国之音张楠 姚监复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资料照片) 中共老干部姚监复最近要在香港出一本书,主要内容是他采访82岁的陈希同谈六四等问题。当时在北京担任市长的陈希同,在书名为《陈希同亲述:众口铄 金,难铄真》的访谈录中说,他不是当时戒严指挥部总指挥;他给上面写过报告,但只是奉命行事;决定镇压的是邓小平,自己只是傀儡;他没有谎报军情,邓小平 不可能被欺骗;作为市长,他今天也为诸多市民死亡感到难过;他说:假如处理得当,“一个人都不应该死”;他的贪污罪属于欲加之罪,他是权力斗争牺牲品;他 今天仍然坚持其看六四的基本态度。 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当年亲身参与六四,或在那次事件中失去亲人的当事人,他们都认为陈希同在那次事件中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 *丁子霖:陈希同自有其罪责* 美国之音张楠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丁子霖 (资料照片)  原大学教授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在六四当天失去了他们的儿子蒋捷连,他们二十多年来,一直要求政府给六四死难者适当赔偿,起码在政治上给他们平反昭雪。 作 为“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和组织者,丁子霖和其他母亲们20多年来一直不懈努力,希望六四真相大白的这一天早日到来。丁子霖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陈希同 在书中承认如果处理得当,就不会发生造成“几百人”丧生的六四流血事件,这也许符合事实,但是,她认为,陈希同自有其罪责。 丁子霖说:“陈希同有陈希同的罪责。作为当时的北京市长,他和李锡铭在学生绝食的时候,他们给中央报了一个每天的大事记。我亲耳听到传达的,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给中央的报告,是不是还有一个当时教委的何东昌。他们三人狼狈为奸。” 六四过后大清洗。陈希同主持的北京市委向中央和人大提交题为“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全国发行百万,从性质上给六四事件拍板定案。 丁子霖认为,当时北京政府高层和中央政府高层,各自有能够做出决策的授权,陈希同不可能调动军队,这点她深信不疑,但是都往已经不在人世的死者身上推也是不行的。 *天安门母亲20多载求真相祭奠亡灵* 23年来,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成员一直寻求政府追究六四镇压者的责任,讲出六四镇压真相,并能够给予赔偿。如今,她们至少确认了两百多名死亡者名单。但是丁子霖表示,到今天政府也不肯满足他们的诉求。 *江棋生:陈对六四有责 虽非开枪决策人* 因 八九民运而坐牢的原人大博士生江棋生如今是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他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陈希同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明在六四镇压民主运动时的确是冲锋 在前:“我觉得他(陈希同)当时应该是冲在最前头的这么一个人。当然要我说句公平话,在他前头还有李锡明,比他更厉害一点儿。当然我相信陈希同说的是实 话, 他还的确不是所谓的李鹏把责任推到陈希同头上,陈希同在决策过程中不可能是那么一个角色。” 江棋生当年积极参加了八九民运,是高校学生对话团副团长,六四开枪镇压后被捕入狱坐牢一年半,六四10周年前夕因呼吁悼念六四死难者又被判刑4年。 江 棋生说,这23年以来他一直在思考六四事件,并且因为这件事的牵连,他没有退休金、没有基本医疗保险。而且,护照、港澳通行证都不准许签发给他。江棋生 说,没有医疗保险,他就打兵乓、游泳,收入少,没有钱吃大鱼大肉,他就清淡饮食。但是,六四这个案子是一定要翻的。江棋生希望,这个日子不会太远。因为, 六四是一个压在历届政府身上的包袱,而且越压越沉重。 *天安门死难者众,谁该负责?* 而政府方面,至今没有任何人公布真实的死亡数字。原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说: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原国防部长迟浩田来美国访问时也重复了这种论调。陈希同这次对姚监复说,“事实上,那天死了好几百人。”这是中共当事高官首次披露这个数字。 *邓家人:天安门事件是悲剧,应集体负责* 陈希同把责任推到邓小平头上,而邓家人并不如此认为。邓小平小女儿毛毛(邓榕)九十年代中曾对到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说,六四开枪是“迫不得已”。邓榕后来到美国访问也说六四事件是个“悲剧”。邓小平的女儿画家邓林2007年在香港电台上说,六四事件应“集体负责”。 中国当时说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成了“动乱”,后来又变成了“风波”。 *陈子明:陈希同才是“黑手”* 因 六四事件被说成是幕后黑手的北京学者陈子明,六四后被捕坐牢多年。他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陈希同当时处在“关键位置”上。北京市委一直打报告、内参,多半 是“片面”的。“从不反映事情全貌,只要一个人说打倒共产党,他就可以说,这个运动是打倒共产党。陈希同给邓小平报告,延续这种做法。” *吴仁华:陈希同负有“主要责任”* 而 六四当事人、北京的大学老师吴仁华也对美国之音说:陈希同不是傀儡,而是“主要责任者”。“从学潮一开始,他就派人在学生大字报里断章取义收集材料,甚至 派人去贴大字报。他们不断把这种东西送交给李鹏,然后由李鹏提供给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非常明确,就是要采取镇压方式,要坚决把学潮压下去。” 六四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李鹏日记”中说陈希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总指挥。陈希同否认,不过外界对陈的所谓总指挥角色并不在意,而是关注陈是否承担在六四事件中的责任。 1989年春天,改革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逝世,引发北京高校学生参与的一场学潮,并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6月4号清晨,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大街上武力驱散抗议学生和民众,导致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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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RFA独家:袁木首次六四表态: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六四难属促道真相

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前夕,当年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星期三回答了本台记者的电话访问。在被问及六四事件及近期的《陈希同亲述》一书时,他说是高层的事情,电话里说不清楚、三言两语讲不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通过本台敦促袁木说出真相,为时未晚。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袁木在6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称,“只死了23位学生”,他的名字从那时起,广为世人所知。继去年出版《李鹏日记》后,今年再有关键人物借出书,撇清六四责任,曾被以贪污罪判刑16年的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即将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中,否认是“首都戒严部队正指挥”,更否认当年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导致部队镇压群众。际此,本台星期三致电现年84岁、从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袁木,在谈到《陈希同口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要厘清历史责任时,他以“电话里说不清楚”,不作进一步回应。 记者先从他的身体状况谈起:“现在怎么样,身体状况?” 袁木:好,很好。 记者:现在还打网球吗?(袁木习惯每周打两次网球) 袁木:还行,还行。 记者:每个星期打几次? 袁木:不怎么打了,现在这一阵,年纪大了。 记者:您现在退休了平时做些什么? 袁木:休息,没什么太多事情。 记者:最近陈希同有本书,您知道吧? 袁木:哦,我不太清楚。 记者:他口述当年。 袁木:哦,我没看。 记者:他说他不是六四戒严部队正指挥? 袁木:哈哈哈,好好好,再见。 记者追问对六四的看法,他说在电话中说不清楚,三言两语道不明。 记者:人家说他是六四时的“正指挥”,他说不是“正指挥”;说他向邓小平谎报军情,才导致六四事件,他说根本没去过邓小平家。他去过吗? 袁木:我不知道,哈哈哈,我不太清楚高层的事。 记者:已经23年了,您对当年的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袁木:电话上也说不清楚,三言两语也说不明白,他们的事我不太清楚,你别问我,找了解情况的人去问。 记者:您说两句吧。 袁木:好好,谢谢。 六四前袁木曾多次代表政府和学生对话。六四事件两天后,他就此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死亡人数中,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三百人,当中包括23名是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他又在6月17日接受美国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轧伤一个人。” 外界对此强烈质疑,指袁木“歪曲事实、掩盖真相”。至于他所说“只有23名学生死亡”。对此,他的妻子,前光明日报编辑王鹤曾在十多年前告诉记者,这些数字是李鹏当年向袁木转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责任不在她的丈夫。 对此,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周三表示,想通过本台向袁木传话:“我愿意通过你们奉劝他,他现在说出真相,弥补过去自己的罪过,还为时未晚,希望他争取时日。六四屠杀以后,他也是国务院发言人,当时是‘一文一武’,戒严部队是张工,国务院发言人是袁木,是一对骗子,当天他不是六四屠杀主要责任人,但是他有他的罪过,面对北京那么多学生、民众无辜死亡,恐怕不是他哈哈大笑能过的,除非他像邓小平一样,在六四得到公正解决之前撒手人寰,他就逃避了司法追究,否则他也是不大不小的六四屠杀的责任者” 袁木毕业上海复旦大学,1950年1月加入中共,其后在《冀热察导报》、《察哈尔日报》新华社察哈尔分社等,先后从事校对、编辑、记者等工作。1953年被调入北京新华社总社,先后从事新闻工作20余年。 丁子霖说,儿子遇难后,她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同学探望时告诉她:“我的同班同学到我家来慰问我,告诉我是跟袁木的妻子对面对办公室,袁木知道要杀人了,袁木的妻子早早把他们一家避居到安全地带,我想问问他,作为一个人,摸摸自己的良心,这么多家庭的亲人遇难,23年历经艰辛走到现在,他做何感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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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分享一些政治类电子书

一转眼,清明小长假都过了。今天是4月6日,还有不到两个月,就是5月35日了。 俺的《 回顾 六..四 系列 》,也写了快一年了,居然才写了不到一半(尚未写到关键处)。   期间有不少读者来信,抱怨俺连载的速度太慢了。 俺实在愧对各位热心读者!   为了稍微表达一下俺的歉意,最近两天,上传若干政治类的电子书(大都是禁书),放到 ” 编程随想的收藏 ” 这个站点。希望这些书对大伙儿有用。   今天上传的书籍,除了 六 四 相关的,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俺分类列在下面。 要下载的话,请用鼠标猛击” 这个链接 “(需翻墙) ★政治类/历史事件/改革 杨继绳:《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 此书介绍了朝廷高层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长期内斗。作者杨继绳长期在党国的喉舌新华社工作,写出的内容真实且客观。 赵.紫.阳:《 改革历程 – 赵.紫.阳回忆录 》 作为赵.紫.阳的回忆录,对于了解80年代的朝廷高层,很有价值。 袁剑:《 中国 – 奇迹的黄昏 》 “黄昏”一词暗指天朝经济表面的繁荣。此书的价值在于:深刻揭露了天朝权贵阶层对社会财富的掠夺。 ★政治类/历史事件/六 四 张良(化名):《 天.安.门文件 》,又名《 中国 六 四 真相 》 此书的内容有争议。俺觉得,大部分是可信的;少数错误之处,俺会在《 回顾 六..四 系列 》中点出。 香港記者協會:《 人民不會忘記 》 此书是香港记者协会出版,汇总了几十名记者的 六 四 报道。 陳小雅:《 八九民運史 》 虽然此书的名气不大,但是俺在写《 回顾 六..四 系列 》的过程中,也参考了它的某些内容。 李鹏:《 关键时刻 – 李鹏日记 》 此书从保守派的视角,叙述了 六 四 期间高层的动态。在此书中,小李这个家伙处处不忘开脱自己。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 》 此书是朝廷官方出版滴,看的时候要 小心被洗脑 。 ★政治类/历史事件/文革 吴过:《 红卫兵档案 》 详细介绍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兴衰。 《 文革研究 》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书,而是几篇文革相关的研究文章的汇总。 ★政治类/历史事件/三年大饥荒 杨继绳:《 墓碑 –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 杨继绳的背景,前面已经提到了。此书又是一本大部头纪实,足见杨继绳写纪实题材的功力。 丁抒:《 人祸 – “大跃进”与大饥荒 》 书名”人祸”直接就点到了三年大饥荒的要害——根本就没有”天灾”。看完此书,你将更加明白这一点。 ★政治类/天朝的领导人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 延安整风是老毛确立党内独裁地位的关键,高华这本书详细说明了这段历史。 辛子陵:《 红太阳的陨落 – 千秋功罪毛.泽.东 》 此书的名气挺大,以至于某毛左网站把辛子陵列为”头号汉奸”。 王若水:《 新发现的毛.泽.东 – 仆人眼中的伟人 》 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真理部内部的视角)来看毛太祖。 余杰:《 中国影帝温.家.宝 》 此书揭露了温影帝虚伪的一面。余杰因此书而受迫害,前不久移民美国。 ★补充说明   今天比较仓促,仅上传了手头的部分电子书。有些书是扫描版,比较大,来不及放上去。   过段时间,俺会再接再厉,把其它的电子书上传。   如果你想找某本电子书,可以翻墙到俺博客留言,或者翻墙到 电子书页面 留言。俺有的话,会分享给大伙儿。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 编程随想 “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用国外邮箱发信给 help_gfw@yahoo.com 可获翻墙教程 如有其它问题, 用 program.think@gmail.com 联系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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