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

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不幸的是，即使是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也没能让当权者多些畏惧心。翻看李鹏的三峡日记会发现，“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原来是因为这天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中坝方案；可见，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和当初三门峡一样，依然是谁官大谁有份量。用不懂水文水利乃至工程的政治人物来做决策的最大依据，这是李鹏为首的政府高层官员决策三峡工程时犯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李鹏日记里还记载着1990年王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挂念，但唯独不见对黄万里先生的任何记载。事实上，作为曾经成功预见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果的大科学家，黄万里先生拥有着崇高的声望，可是，这样一个行内权威在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里，不仅仅没有被吸收进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甚至官方对他完全视而不见，黄先生自80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六次写信给中央主管官员，包括钱正英、江泽民等，阐述三峡大坝不可修的道理，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忧虑三峡工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黄万里先生一度考虑要将国务院告上法院，直到临终前黄先生都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连遗嘱都在交待对长江的治理之策。 　　 　　三峡官方很多人包括潘家铮、蒲海清等都曾先后表示说，反对意见对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似乎在三峡工程上反对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明显虚伪的话还一度四处流传。其实，且不说他们对黄先生的完全漠视，即使是李锐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重量级身份的反对者，在表达意见时也遭到了“组织待遇”。李鹏在1996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天，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另外，在1998年4月25日他去看望生病的肖秧（主上派的主要人物，曾当过重庆市长、四川省长），提到：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审议通过期间，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对四川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四川。这里的“做了不少工作”，显然也是要求这些反对意见要从大局出发。 　　 　　所谓从大局出发，说的直白点，就是可以置科学于不顾：即使李鹏在日记里记载着他在各个地方发表科学治水的讲话，也不表示他对科学真有什么敬意。李锐在回忆文章里提到，1986年开始的历经两年多的三峡工程论证，是由水电部门一手操作的一言堂，“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比如黄万里先生与李锐这两位最著名的反对者都被排除在外。讨论蓄水位时，最终选择的方案是领导在开始就授意的175米蓄水方案；泥沙试验，1988年7月，按1954年大水大坝蓄洪至175米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做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最大的九龙坡港区和朝天门港区的淤积很严重，再经两年尽量排浑也冲不掉；原在码头附近的深水主河槽已被淤塞，而主槽移到对岸去了。长江科学院同时也做这个试验，与北京水科院的结果很相似。但是在以后几次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汇报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泥沙试验所得出的严重淤积情况。”（陆钦侃等2004年） 　　 　 　1 　　 　　可是，客观规律并不会因为领导讨厌就自动消失，黄万里先生对三门峡的预言已经是一个例子；在三峡工程上，黄万里先生反对的更激烈，因为在长江上建坝后果比三门峡更严重。长江三峡工程与黄河三门峡水库一个巨大区别是，淤积三门峡的是悬浮在水里的小颗粒的泥沙，可以设法用水冲出水库，而长江除了泥沙外，还有沿河床移动的砾卵石，按黄万里先生的估计，重庆以上长江砾卵石夹底沙的年输移量约有一亿吨，修坝蓄水后这些砾卵石一粒都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后就会堵塞重庆港。 　　 　　三峡公司的工程师却不承认这一点。2003年潘家铮接受卢跃刚采访时对黄万里先生的估计嗤之以鼻，认为黄万里先生既没有把观点发表在什么负责任的论文里，又没有什么可靠的观测或者实验可以佐证，似乎黄先生这个在学术上最有份量的反对者只是在胡闹。事实上，黄万里先生关于长江砾卵石输移量的见解都发表在《水力发电学报》上（1993年，1995年），而且他还“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他对三峡砾卵石淤积的意见是专业且不容忽视的，相反，潘家铮的傲慢和虚伪则表露无遗。 　　 　　三峡大坝在经历数次实验性蓄水后终于在今年（2010年）10月26日蓄水至175米，所以黄万里关于三峡大坝的预言也许将很快可以得到验证：如果黄万里等专家关于三峡泥沙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当水库蓄水到175米时，库区回水将上达重庆，若遇到大洪水，河水携带的泥沙能把重庆淤积变成死港，而且嘉陵江也会因为淤积而抬高水位从而使重庆处于水灾的威胁之中。 　　 　　担心三峡大坝会被砾卵石迅速淤死，这从八十年代水电部门极力推动三峡大坝上马开始就已经屡屡由专家提出，但却几乎完全被官方轻视或者忽略，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组织的正式的工程论证都一再把黄万里这样的专家排斥在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工程争议太大，所以政府先后组织了两次论证，第一次在1983年，由国家计委牵头，最后定的方案是蓄水150米的低坝方案，第二次是水电部组织的论证，前后历时两年多，得出的方案是蓄水175米的高坝方案；1992年最终拿到人大通过的是第二次论证的方案，而在这两次论证过程中，黄万里的观点都没有得到尊重和重视。 　　 　　其实，对于工程应该如何论证黄万里先生也自有非常专业的观点。黄万里先生在1993年《对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文章里提到，拦河修坝是否可行，首要的问题是对工程环境作分析，其次才是工程本身的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具体在三峡大坝的可行性问题上，首先需要分析长江宜昌以上河床演变机理，从而推断在长江建三峡大坝是否会发生砾卵石淤积库区，如若无法事先弄清楚砾卵石问题，则三峡大坝断不可修，也毋需再作后续的工程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 　　 　　所以，长江砾卵石的输移量和库区是否很快淤积才是三峡工程应否上马的最关键问题。也正是出于对泥沙淤积的忧虑，从九十年代三峡工程开始动工，已经木已成舟之后，在无法停止工程建设的情况下，一批老专家转而求其次，多次上书要求按低坝方案建坝，或者至少把水位定在低水位（150、160米）。1998年，陆钦侃、徐洽时等一批水利专家写信给江泽民与李鹏，要求把水位定在160米，把省下的钱用于上游工程（李鹏以不耐烦的口气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件事情）；到2004年6月，三峡已经蓄水到135米后，陆钦侃又一次联合300多名专家上书紧急建议，“三峡蓄水到156米后，一定要先停下来，不要贸然蓄水至175米，否则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包括上游洪灾和重庆港淤积”。 　　 　　若只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泥沙问题一片光明。2007年底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表示，库区泥沙来量下降，水库排沙比高于设计预计值，特别是2006年和2003年，原预测入库泥沙量为每年5亿吨，实测仅2亿吨，说明来沙量减少，而排沙功能已达到设计要求。潘家铮则保证“三峡水库是淤不满的”，“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似乎确认三峡水库淤积问题已经解决，三峡完全可以快速提前蓄水至172米或175米。 　　 　　可是，正如四川社科院专家鲁家果所分析的，“2003年水量偏枯，2006年是枯水年，四川、重庆大旱，水库又正在蓄水，如以这二年观测数据来推断今后入库泥沙量，难免以偏概全。只有经过一、二次较大洪水，我们才能较确切地判断河床推移质卵砾石及底砂对库尾淤积的严重程度。”另外一些专家，比如老地理学家金绍绸认为：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再次出现的话，库尾将淤积数亿吨泥沙和卵石，中国最重要的内陆港口重庆港将成为死港；还有国务院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成员荣天富，也曾明确说过，三峡蓄水175米以后，由于泥沙淤积，重庆的九龙坡港和朝天门码头都会出现断航。2006年2月，地质专家范晓作了一次三峡之旅，发现长江左岸一条支流乐天溪口已经被泥砂淤高成一大片滩地，溪流几乎被堵死，淤积的泥沙有20米厚，而“在重庆主城区汇入长江的嘉陵江，就是一个放大的乐天溪”。 　　 　　重庆政府对三峡蓄水后港区汇淤积显然也是有认识的，所以才在2003年开始动工建设寸滩港。而且2004年三峡大坝蓄水一周年时，南方周末记者赴三峡调查时，重庆市交通委计划处副处长李昌均还曾对记者表示，“重庆港区淤积正逐步变成现实，重庆港区肯定是会淤掉的”。 　　 　　对此，三峡总公司也并非全无意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2004年的报道，“前任总经理陆佑楣曾对重庆方面说过，如果实在不行，三峡总公司可以出几个亿，把重庆的九龙坡港口搬到条件更好的寸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副总经理曹广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三峡公司主要打的算盘还是多蓄水，多发电，用发电收入来补助重庆挖淤。越快蓄水到175米就能越快获取更多的收入。这只要简单算一笔经济账就很清楚。三峡大坝每多蓄6立方米就可以多发一度电，当蓄水位从156米升到175米时，水库总库容从234亿立方米增加到393亿立方米，可以多发26.5亿度电，按三峡电力平均0.25元的售价计算，三峡开发总公司就可以多获利6.6亿元左右：而且按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毕亚雄的说法，“水库的水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置换，重复利用。三峡利用完这些水，还可供紧接的葛洲坝电厂使用。因此，实际增发电量还远大于这个数。”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陆钦侃、李锐等老专家不断呼吁低水位蓄水，实际发生的情况依然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三峡大坝一直都处在加速蓄水的状态，原来的计划是2003年135米蓄水后四年，即2007年蓄水到156米，然后根据对库尾泥沙淤积实际测量结果以及移民的具体进度确定175米蓄水的时间，初步暂定为6年的观测时间，也就是在2013年蓄水至175米。事实上，2006年10月份，三峡大坝就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156米位蓄水；随后三峡开发总公司又在2008年初宣布，今年要完成第四期移民，并实现蓄水至172米或者175米，2010年10月，大坝蓄水至175米，比原计划整整提前3年！ 　　 　　一旦三峡工程完成蓄水175米，那么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泥沙问题上就完全失败了，剩下的只能由时间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否会像三门峡水库时不幸言中。如果确实不幸言中，黄万里先生已经在数年前去世，不用亲眼目睹灾难后果，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灾难，长江断航、重庆被淹、四川洪水…. 　　 　　2 　　 　　除了泥沙淤积外，三峡工程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尤其在蓄水位不断增高之后，出现了包括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根据《财经》记者的采访，“三峡二期蓄水后，2003年前11个月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就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其中7月13日凌晨发生的千将坪大规模滑坡更是一场大悲剧，大约2000万立方米体积的土石倾泻而下，导致24人丧生；地质灾害的出现并非出乎意料，八十年代水电部主持论证时有专门小组对滑坡地震等做过测算，但结论是：10万平米以上的崩滑体共有260处，不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可我们仅从2003年一年实际发生的崩滑数量都可以看出当年水电部论证时的谬误之大！另外，经记者采访报道出来的，还有水库污染、生态破坏、大坝碍航、移民生活无着落等等问题。水库污染的严重程度也是事前没有料到的；而水库修成后会形成的黄金水道以及开发性移民的优点都是三峡主上派事前夸下海口的，如今和他们说的恰好相反，三峡大坝船闸已经成了长江航运的障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去三峡，发现“在2003年下半年197天试通航中，有积压船舶的天数高达119天，其中，船舶等候时间最长的为5天5夜”。 　　 　　至于移民问题就更严重了，财经文摘的记者到三峡库区调查时，记录了一段可以代表多数移民心声的一段话：“如果地质风险，上面会考察，这里不能住人，就搬走了，危房就加固，整修。关键是人民生活问题，大坝移民影响到了人民的生存。现在老百姓没法生活，接连不断上访，个人的，集体的，随时都有。我给国家算了一下，移民搬迁户均不足一万，安置一个人，人均不足八千元。所以我们三峡移民就依靠上访，但是上访就被镇压，多次镇压。”从移民的反应看，开发性移民并没有把移民移富，相反，移穷了；客观的说，当年力主上马三峡工程的，包括李鹏、钱正英等，都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不断强调，但现实是，移民工作的难度不是靠一厢情愿和一点决心就可以完成的；李锐曾说过，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最大的问题，超过了地质灾害，新安江水库修好都快50年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对记者表示：“2006年3月我担任重庆副市长，记得当时接受任命时，组织上对我说，三峡工程的关键在移民，移民的重点在重庆，三峡移民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坦率地说，我压力很大”，事实上，重庆能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它所要承担的移民工作，有李鹏日记为证，他在1996年8月1日里写道：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把移民的担子由四川省转到重庆市的身上。 　　 　　移民工作长期而复杂，充满了各种变数。比如移民数量就大大超过了计划数。根据鲁家果先生的核算，“截至2006年底重庆库区计划移民95.13万人，其中城镇63.6万人，乡村31.5万人；实迁人口102.3万人,其中城镇67.88万人,乡村34.47万人（以上均不含安置人口）。如加生产安置20万人（乡村已安置8万人左右）与2007年及以后移民15万人，仅重庆库区移民总数将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余人”；三峡百万移民将来会如何演变，也许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才能看清楚，但总的来说，实在不容乐观。 　　 　　3 　　 　　所有围绕三峡大坝产生的问题，在三峡大坝一米一米的增高中也一点一点的累积。究竟中国社会为三峡工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很难追问，却又是任何一个关心三峡工程命运的人都会不由自主追问的问题。 　　 　　当然，三峡工程带来的全部代价是不可能统计的出来的。但是，工程本身需要花费的直接成本，在工程开始之前可以预估，在工程开始之后则可以直接统计；所以如果关心三峡工程的代价，可以从工程预算与工程决算开始谈起。 　　 　　工程预算，在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修建三峡工程决定之前，八十年代两次论证都提出过。第二次由水利电力部主持的论证会上提出的工程预算是当时争议的焦点，这个论证会从1986年6月开始持续了2年8个月，中间经历了共10次论证会议；1988年在第九次会议时，水电部论证小组按“坝高185米，蓄水位175米，施工期32年（1989年-2020年），2000年发电”的大坝设计方案提出了一个预算方案：按1986年底价格计算，工程静态总投资共361.1亿元（根据能源部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在第九次论证会上的发言，其实静态投资预算里还有一个经营成本58.31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419.4亿），其中枢纽工程投资187.7亿，水库移民赔偿110.6亿，输变电投资62.8亿；而在考虑了物价上涨和部分投资利息后，动态投资总额应该为：934.5亿。 　　 　　这个预算一公布就遭到了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陆钦侃等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他们一起发表了《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与建议》，其中专门提到静态预算361亿的估算不足，理由有：第一，87年88年物价上涨幅度很大，用86年的价格计算低估了静态资金；第二，少算了库尾淤积带来的治理费用和移民费用；至于动态预算934.5亿元，比较这群老专家算出来的结果就差的更远了，算法是由乔培新（曾担任过人民银行副行长）提供的，他在静态预算361亿的基础上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每度电不同还款额度以及不同期限的贷款年限来计算，如果贷款利率按国家优惠价，那么动态投资额在787亿~3203亿之间，如果按基建投资利率算，那么动态投资总额在2861亿~5843亿之间。 　　 　　在1989年第十次论证会上，也是最后一次论证会上，水电部论证小组对这些老专家的意见几乎全盘否定，在能看到的材料里（《三峡工程的论证》，潘家铮等，1990年），唯一一个能支持这些老专家部分观点的是交通部三峡工程航运领导小组顾问的石衡，他在第十次论证会发言上提到：“报告中静态投资用1986年价格为361亿元不合适，预计1989年才提出可行性报告，建议调整改用1988年价格为基础，然后按分年投资和物价上涨指数逐年计算，累计后为总的静态投资，可能大于报告中的673亿元，该多少即多少”。他发言里说的673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第十次论证会上将（在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经营成本等都计算进来的数据，如同第九次论证会一样；这些对公众“隐藏”的数据，在以后按1990年价格、1993年价格计算的预算里也同样没有出现。 　　 　　难以获取真实准确的数据或资料，是回顾三峡工程预算历史时一个显著的困难；我们只能从那些在论证会上发言人说的一些蛛丝马迹里推断出一些内容来，比如我们可以知道水电部论证小组用世界银行也使用的Gesp数学模型来计算比较不同三峡工程间的优劣；我们也可以发现水电部门对外宣传的预算和实际数目存在着差距，他们对外宣传的预算费用一直都没有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成本，但实际上第九次和第十次论证会上最终的静态投资数目都还包含了其他成本，也因此总静态投资数目超过了他们对外公布的数据，难怪乔培新先生接受李树喜采访时所说的（见《长江长江》，戴晴主编，1989）：总投资概算埋伏太大！ 　　 　　其实，不要说可行性报告里计算三峡工程花费的细节了，当时，那些反对三峡上马的人即使只是想要传播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困难的。1987年，《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影响广大，将对三峡工程的讨论从专家圈扩散到了社会，这本书因为主要汇集的是“反上派”的言论，因此在出版之前如果没有出版社编辑据理力争，肯定就被领导（按黄万里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此领导当是李鹏）禁止了，主管论证部门的甚至“宁愿出资收买全部（3100册）新书，也不准让新华书店公开发售”；可见，虽然一直号称要在三峡工程上民主决策，实际上三峡“主上派”的盖子捂的有多紧！ 　　 　　预算上的埋伏，还有一段历史可以说；按1986年价格计算的三峡工程361亿静态投资总额，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论证时是官方关于三峡工程预算的标准说法，官方的第二个标准说法是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预算案，“工程静态总投资按1990年价格水平计算为571亿元。其中，枢纽工程投资298亿元，水库移民投资186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87亿元”，从法理上说，这个方案是最具权威的，但事实上，这个预算方案被官方提及的次数最少。因为很快，到1993年10月29日，也就是离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提案一年多点，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在梅地亚宾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1993年5月的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库区移民安置三项费用加起来，总投资（静态投资）是954亿元人民币”。 　　 　　从1988年到1992年再到1993年，三线工程静态总预算从361亿升到571亿再升到954亿，几年内就将近翻了两番。而物价指数，按国家统计年鉴的数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86年到1993年，累计上涨不到2倍（1.9倍多点），如果这些预算变化里没有埋伏的话，只靠物价指数是无法把361亿变成954亿的。 　　 　　第三个预算中的枢纽工程静态投资500.9亿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1993年7月份批准的，水库移民搬迁与安置400亿元的静态总投资是在1994年11月批准的。这两项都是以1993年5月末价格计算的，合计总投资有900．9亿元，折算成动态投资总额应该是2039亿；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预算数字是三峡官方从94年开始对外的唯一标准说法，而且每次都会强调三峡工程结束时动态投资能节省200亿，即使从94年到200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标准说法也从来都没有换过。 　　 　　如果仔细检索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标准说法最初是三峡总公司第一把手陆佑楣说的；李鹏在三峡日记里1998年10月18日这天，记录了陆佑楣向他做的关于三峡工程投资情况的汇报：“三峡工程动态总投资为2039亿元，其中静态900亿元，物价上涨749亿元，支付利息389亿元；由于物价和利息降低，可能节省出200亿元”。 　　 　　之后，2000年三峡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当时是副总）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三峡工程的投资包括两方面：一是枢纽工程的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500.5亿元，另一部分是移民搬迁费用，静态投资为400亿元。整个工程共需要静态投资为900.9亿元。这是按1993年的物价水平预测的。……到目前为止。工程投资完全控制在初设概算之内。如果宏观经济状况不发生大的波动，到2009年大约只需要1800亿元，即可完成三峡工程建设，比预计的动态投资少200亿元左右。” 　　 　　然后是2001年的三峡总公司副总郭涛、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对媒体透露总动态预算将节省200亿，控制在1800亿之内；2002年郭树言、李永安又对媒体透露工程动态预算“1800亿以内，节省200亿”；直到2006年，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副总曹广晶还在对媒体透露同样的消息，而媒体似乎得了健忘症，依然孜孜不倦的报道“据三峡总公司透露…”一个十年前就定调、十年内一再重复的标准官方消息。不得不承认，三峡官方的宣传政策做的非常好；三峡工程从94年施工到现在也经15年了，三峡总公司居然能把工程实际决算情况捂的严严实实，而对外则唱高调与表功并举，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为国家节省了200亿投资的口径，可惜，这样出色的表现反而让人无法相信它的真实性。 　　 　　三峡官方1800亿预算说法中，最蹊跷也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整个输变电工程投资预算居然完全消失了，似乎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没有输变电工程这一回事。但事实上，在92年人大通过的预算方案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有87亿元，占总投资的15%；到93年的预算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已经大幅增长为275.32亿元（也是按93年5月份价格计算的静态投资），突破92年人大预算的幅度甚至超过了整体预算突破的程度，而到2007年底整个工程全部完成，官方宣布的最终动态投资额为395亿元，折合为静态投资则为322.75亿元，超出93年预算47.43亿元，超出92年人大预算235.75亿元，是92年国家正式批准预算的3.7倍！这么高数额的投资，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三峡官方对此的辩解是三峡总公司不负责输变电工程建设，问题是，当年为了论证三峡工程应当上马，同样是这一批人，大谈三峡工程对缓解国家电力紧张的重要作用，强调发电是三峡效益的重要一部分，那么把三峡的电往华东华中电网输送的工程怎么可能不属于三峡工程的一部分？怎么能不计算进三峡的总投资里？又如何能推卸的掉呢？三峡官方一方面将静态总投资高达322亿的输变电工程剥离出来，一方面又大谈特谈三峡工程比原预算节省了200亿，这样打埋伏、耍花枪，也未免太不把全国人民的智慧放在眼里了。 　　 　　虽然三峡官方遮遮掩掩，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建设提案后，在安排输变电工程如何建设方面的变化依然有迹可寻。李鹏日记在1994年9月13日里记载着他与邹家华、郭树言（时任三建委副主任）、陆佑楣（时任三峡公司总经理）等决定“把输变电工程列一专项，建立一个全国电网建设公司来经营”；随后，国家电网建设总公司于1996年6月18日正式成立，1997年更名为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不过没过多久，也就是1998年12月，就撤销并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分公司，到2002年12月，又重新成立为国家电网公司；不管这个公司前后怎么变化，反正三峡输变电工程是完全托付给它负责建设了。 　　 　　4 　　 　　国家投入到三峡输变电工程上的钱，也属于三峡建设基金，是从属于三峡建设基金的一个专项资金，叫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按照《三峡电网建设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电力加价征收的建设基金中有两部分属于电网建设基金，一是三峡工程第一批发电机组投产受益地区每千瓦时电加收6—8厘，二是四川省和重庆市每千瓦时电新加征的3厘钱（这部分钱专门用于三峡电站至四川、重庆的送变电工程建设和前期工作）；在资金管理上，虽然三峡电网建设基金由国家电网公司具体使用，但是受三峡建设委员会领导并负责。 　　 　　作为专项基金，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是不能随便挪用的；不过，在官方编制的三峡输变电工程大事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1998年1月份，也就是三峡二期工程刚刚开始之际，李鹏、邹家华决定将1997～1999年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的基金调剂给三峡枢纽工程和移民迁建工程使用，2000年、2001年再返还给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就是后来的国家电网公司）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水电部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时，在资金筹集和财务分析上说的头头是道，打了很多包票，其中之一就是三峡工程投资依我国国力完全可以承受，并列举过多种融资渠道；可从工程实际建设情况来看，在三峡工程开工三年多，资金筹集就曾陷入到困境中，甚至需要挤占输变电工程的钱来保证枢纽工程与移民的进展，导致1999年电网建设资金不足，只好由电网公司尽力设法向外方融资。 　　 　　 　　 　　从三峡工程建设年鉴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在三峡工程开工前几年，直到1999年，三峡建设基金的征收都不太顺利，地方电力公司还是颇有抵触情绪的，而且因为工程遭抵制使得向国外贷款也不太顺利。另外，通过李鹏日记里的记载，也能隐隐猜到三峡移民工作在开始时并不太顺利，腐败严重，而超支不少，比如，1997年12月4日，他这样记录：二期工程投资原计划720亿，要增加80亿元，郭树言说移民可能要增加一些。 　　 　　由于整个工程一直都是不透明运作，工程决算的实际真相我们很难得知。不过，可以肯定，尽管三峡总公司对外一直宣传1800亿的说法，对内他们应该另有一本账。三峡工程著名反对派，戴晴女士就曾提过另外一个数字，她在96年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信里提到，“1995年秋，当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从技术的角度看工程已不可逆转时，三建委副主任、三峡工程投资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回答朱熔基副总理对总投资的询问时，所报数额为￥6000亿”（戴晴在另一篇文章《三峡工程蠹虫》提到的陆向朱镕基汇报的时间是1997年）。 　　 　　为了让项目通过，采取开始时报比较低的预算，等到项目开工木已成舟时又不断追加预算，这种项目被人们称为钓鱼工程；钓鱼工程这种事情我们并不陌生，当年葛洲坝工程，1970年开始时的预算是13.5亿元，随后1974年由于工程质量过差，不得不将概算增为35.56亿，到一期工程结束，二期工程开始时（1983年）又一次将工程总预算增加到48.48亿；李伯宁曾辩护说，第一次预算是文革产物，不能算数；可是，第二次将预算增加是八十年代的决策，而且超出预算的比例高达36%，这绝非小事。 　　 　　三峡工程在八十年代就被人批评将来会成为钓鱼工程，三峡总公司将工程决算实际情况捂的这么紧，而对外又一直只说为工程节省钱，动机之一应该是想避免被视为钓鱼工程。可是，如果陆佑楣向朱镕基汇报的6000亿属实，那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钓鱼工程！ 　　 　　即使三峡总公司否认6000亿的说法，他们也无法否认，三峡工程确实引发了许许多多他们控制不住、也掩盖不了的问题，包括移民增多、库区污染、地质危害等等，而治理这些问题都需要大笔投入，典型的比如清库费用，工程预算里是没有这笔钱的，可是水库污染又必须解决，结果到2000年时，钱正英和张光斗跟三建委要求追加投资3000亿元用于清库，只此一项就超过了工程预算总费用，而如果所有类似的追加费用最后中央政府都不得不去满足的话，那三峡工程不就是一个典型的钓鱼工程嘛！ 　　 　　2005年，戴晴女士在北京做公开演讲时曾感慨道：“大家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文物保护没钱，中央追加（30亿）；水库清库底没钱，中央拨款（一期50亿）。移民由当地安置改外迁，要填多少钱？巴东新县城整个搬迁，要多少钱？发电机从26台增加到32台，钱哪里来？升船机上马，又要花多少？…1980年代我们就说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三峡工程必是个不断要挟的钓鱼工程、无底洞，15年过去，已经得到证实。有人估计6000亿已经打不住了，一个“体制内人士”告诉我，戴老师，你说一万亿，只少不多”。 　　 　　是的，从三峡工程开工到现在，快15年过去了，国家为三峡工程多付出了很大代价，即使这些代价至今还无法全部算清，但也不是三峡总公司“节省200亿，总投资会控制在1800亿”这样一个拙劣的说法可以掩盖的住的。 　　 　 　5 　　 　　多年以来，对三峡工程预算的关心甚至质疑，自三峡工程开工以来就一直都不乏其人。直到最近，2008年两会期间，来自重庆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程贻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三峡工程现在接近尾声，应该向全国人民交个账。 　　 　　比较明确追问三峡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的是林培榕，他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老百姓应当有知情权——就三峡工程总投资超预算与潘家铮商榷》，不仅谈到三峡总公司宣扬1800亿预算的谬误，而且还提到三峡工程在移民费用与环保费用上的节节攀升。按他文中的估计，三峡工程最终移民费用要花掉800-900亿，远远超过92年人大批准的预算186亿。在环保费用上的投入也是当年预算所没有，但是林培榕指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所的透露用于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的393亿元资金，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而且为了治理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问题，未来肯定还不断需要新的投入，林培榕称之“防治是无休止的，投钱更是无止境的。” 　　 　　给三峡工程算账，直接目的是要讨个明白，看看让全国人民付出这么大代价的工程究竟值不值。事实上，即使不考虑三峡工程上马后钓来的追加投资，只从纯粹水电工程的角度判断，三峡工程的造价也是昂贵的，这一点即使是极力为三峡工程辩护的人也不敢否认。 　　 　　八十年代，在水电部领导对三峡工程第九次论证扩大会上，能源部电力规划设计院规划处处长、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将三峡工程与可能的替代方案，也就是长江支流上的水电工程（溪落渡、向家坝、构皮滩替代方案）作了一个比较（在88年版本的预算基础上），他承认：“其它地区有些水电站就电站本身而言，技术经济指标优于三峡工程，如，平均单位千瓦投资为1301元（三峡工程为1687元），平均单位电度投资为0.25元（三峡工程为0.355元），这些电站如果只在四川、贵州开发应用，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能源开发项目。”但最终他论证三峡工程更优越的方法是把输变电工程的费用一起计入，认为三峡工程的地理优势使得总成本会比这些替代方案更低；而事实上，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三峡输变电工程最终耗费的投资远超过开始的预算。 　　 　　黄万里先生对三峡工程造价也有非常专业的发言，尽管他曾强调只要三峡泥沙淤积问题没搞清楚，就毫无必要开始后面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包括经济可行性。他先后数次致书国家领导人，其中至少两次谈及三峡工程的经济评价。他在92年三峡刚通过人大投票时致书江泽民等新的国家领导人，谈了四点反对三峡上马的意见，其中第三点是：“三峡坝工经济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美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 　　 　　93年，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的信里又写道，“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循着黄先生的观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在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电力工程项目造价》里，2006年新建水电工程造价单位造价为5754元每千瓦，其中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为3871元每千瓦，按国家标准，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以上的称为大型水电站；其中大于75万千瓦的为大I型；三峡工程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如果算上地下机组则总容量为2240万千瓦，属特大型水库，即使按官方报告的预算1800亿计算，每千瓦造价为8035.7元，如果不计入地下机组，单位造价更高为9890元。相比2006年国家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3871元每千瓦，三峡是它的两倍有余了。 　　 　　这还没把三峡工程前期论证费用计入。一般来说，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与设计费用花费不菲，黄万里先生在《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一文里提过一个比例，即可以占到工程造价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三峡工程造价巨大，当年又引发了那么大的争吵，前后经历了两次规模巨大的论证，论证费用肯定比之一般的工程论证要大不少；可惜，这方面数据从未曾公布。唯一报道过的是八十年代末水电部主持论证时花在泥沙论证上的费用，在樊云芳等写的《三峡工程论证始末》里提到，“泥沙论证小组最后的论证结论是：情况已清楚，问题可以解决。而每个字的论证代价是100万元”，也就是共花了1100万元。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1986年8月开始水电部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合作做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为这个可行性研究加拿大政府出了1300万加元。可见，八十年代中国政府花在三峡工程的论证上的钱至少过亿。 　　 　　如果再把三峡工程开工后带来的其他各种治理成本以及工程超支的成本一起计入，把因三峡工程开工而挤占掉的其他水电工程能产生的效益一齐计入，那么，这个工程相比长江支流上的替代方案就更昂贵、更不可取了。当年，在这些治理成本与超支成本都被主上派用一堆保证和证明掩盖住时，李锐等老专家就已经指出，一意孤行上马三峡工程将对国家水电开发造成严重的挤占：“1979年我复职后在水电部工作期间，体验过葛洲坝工程对其他项目的冲击和影响。当时，由于葛洲坝工程吸走了大部份水电建设资金，结果许多急待开工的水电项目(如龙滩等)就只好靠边站了，许多在建工程也都因投资紧张而拖延工期。所以，在三峡工程上马前，我曾预言过，一旦这一大工程上马，水电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因为，三峡工程一开工，国家就没有钱投资其他的水电项目了。电力部有一位管水电的副部长，当时并未重视我的这个预言，等到三峡工程一上马，他才意识到，李锐说中了，水电建设真的没钱了。所以，他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风力发电上去了。”（李锐：《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 　　 　　更严重的是，三峡工程吸引走了水利部门对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的注意力，98年长江大洪水过后，黄万里先生对失责的水利部长钱正英有极其严厉的批评：“查水利部于1980年7月30日由钱正英签发上报国务院的（80）水办字第80号文《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对长江中下游作出了近十年（l980~1990）防洪部署，主要为：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抬高，以扩大洪水泄量；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上述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应在1990年完成，但因实施不力，完成很差。1987年8月7日水利电力部又由钱部长签发了（87）水电计字第313号文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执行情况的报告》，要求推迟至1995年完成此项任务。但是到1998年大洪水来临时此项任务仍未完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不少专家强烈呼吁先做好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再兴建三峡工程，作为水利部长是怎么想的？是否存在“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在作祟？很值得深思。l980年所定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以防御1954年大洪水为标准。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水比1954年小，如能按照所部署的培修加固堤防和落实分蓄洪措施，完全可以安全渡过这次洪水，不会那样被动而酿成那样巨大的水灾损失。由于对培修巩固堤防不重视，1998年洪水时长江中下游堤防出现各类险情73825处，经广大军民奋力抢险，还造成淹没耕地354万亩，受害人口23l万人，死亡l526人，倒塌房屋212万间。如果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能如期完成的话，本应可大大减少灾害，此岂不值得反思吗？” 　　 　　 6 　　 　　然而，最可怕的是，江河长流，岁月推移，我们依然还要为三峡工程继续付出代价；当年论争中对立的双方陆续老去，留下的这个大坝和因大坝引发的一大堆问题，只要没到最后最坏的结果出现，只要人们希望减少或者延缓大坝可能带来的灾难，人们就得继续为它付出。 　　 　　潘家铮在2007年岁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了一些妖魔化三峡工程的国外媒体，并且说：“…作为我个人，三峡工程耗尽了我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现在这个工程被人们形容为妖魔、炸弹、一库酱油，心里很不好受，我希望这些先生们能够客观地报道中国，中国人民欢迎朋友们的批评和监督，哪怕讲得重一点，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请不要‘妖魔化’。” 　　 　　应当说，由于三峡工程对中国至关紧要的程度，即使存在对立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妖魔化任何一方。三峡工程不仅仅耗尽了潘家铮等大坝建设者半辈子的精力，更耗尽了像黄万里这样杰出的科学家的大半辈子；可是，在过去的历史里，对黄先生、对李锐、对陆钦侃等专家观点的压制，比外国媒体对潘家铮等的“妖魔化”程度来的更严重；这种压制，不仅仅消耗了这些专家宝贵的才华，而且也给三峡工程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避免妖魔化的一个恰当方法，是要给与各方观点公平论争的平台，既不能用组织原则和纪律性要求反对方闭嘴，也不能强迫所有对三峡工程开口评论的人必须有主流眼光，也即陆佑楣所说的在肯定三峡工程巨大贡献的前提下讨论三峡工程。在当下三峡工程已经建设的情况下，避免妖魔化更重要的方法是要透明化，把多年来被三峡大坝建设者们藏的严严实实的信息与公众共享，包括八十年代的可行性报告、工程历年的实际决算、库区治理的实际投入等等都公诸于众，把三峡大坝给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也一一清楚的向人们展示，而不是多年如一日的说工程只会花1800亿，会节省200亿这样的谎言，或者指责批评者对三峡工程的妖魔化。既然潘家铮等自信三峡工程没有大错，又怎用担心别人错误的挑战呢？而且，既然选择了在三峡工程上耗尽后半辈子，又怎么会没有信心公开一切，让人相信你的贡献呢？ 　　 　　当然，在这一切尚未到来之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寻找真相，在宛如一堆碎纸的公开材料里复原三峡工程总代价的整个图案；和我们国家的转型一样，这件事情既难，又只是开始。   来源： 郭玉闪 链接： http://blog.163.com/guoyushan_vip/blog/static/57001660201011314453717/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399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35岁的万宝成出身红色家庭，在群体中不算突出。 他是被特定的时代环境制造出来的 “ 敌人 ” 。 1993 年大年初三，大夥闲得无聊， 就在一场大雪里袖手交流案情。我是有心人，专挑万宝成问， 虽然此前我已对他 “ 了如指掌 ” 。 据传闻， “ 反革命 ” 这个罪名要取消了，这意味着 “ 平反 ” 的历史已不复存在 ── 欠账不还， 赖账到底一一这就是与经济接轨的中国特色的后极权主义。 　　老威：在这座监狱的六四反革命中，您的职位算最高吧？ 　　万宝成：不错，坐牢之前，我是某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 　　老威：是吗？真有点奇怪。您对政治兴趣很浓？ 　　万宝成：谈不上。我在行业里出类拔萃， 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很熟悉， 每次下发的文件我都要细细揣摸，《人民日报》 社论与行业报刊更是每天必读，这叫不叫对政治感兴趣？ 　　老威：你说呢？ 万宝成：这叫工作习惯，也叫当官的基本功。跟着方针政策走， 避免出格犯错误。至于政治嘛，不关老百姓的事，尽管运动一起， 大家的热情高涨。弄出了问题，就糟糟懂懂被关了进来。 在这儿的六四反革命中没有精英，没有体改委， 更没有赵紫阳的智囊团，犯案前，大家不过是普通人；教师、 大学生、工人、打工仔、副乡长、税务员、记者、社会青年， 还有作家，还有一个技术高中的学生，人狱时未满 18 岁。 李鹏发明了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叫 “ 社会闲杂 ” ，我看差不多， “ 人民 ” 是抽象的， “ 社会闲杂 ” 才是具体的。按理说， 听党的话就该叫人民，不听党的话才堕落成社会闲杂，可在学潮中， 党有两个声音，把人听迷糊了。如果不发生六四， 大家不过终日碌碌无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生儿育女， 恐怕一辈子也捞不上当政治犯的机会。 　　老威：您是不是觉得挺冤的？ 　　万宝成：既然爱国爱成了政治犯，就没谁感到冤。不过， 有点恍若隔世。说实话，啥叫颠覆国家？啥叫西方民主？ 过去我想都不会想这些，连在报纸上读到类似字眼， 也会下意识地跳开；至于民主墙、魏京生，更像火星那么遥远。 可一坐牢，生活中远与近的位置一下就颠倒了，现在， 银行离我比火星还遥远。   　　老威：您是咋个犯案的？ 　　万宝成：您没看过我的《判决书》？ 　　老威：所有的《判决书》都大同小异。特别是反革命的《判决书》， 更像文革大字报， “ 反动 ” 啦， “ 气焰嚣张 ” 啦， “ 阴谋推翻 ” 啦， 甚至还有 “ 狂吠 ” 之类的兽化字眼。涉及到犯罪情节， 三言两语就完了。您好像是弄了一张传单？ 　　万宝成：《六四目击记》。 　　老威：您 “ 目击 ” 过六四？当时您在北京？ 　　万宝成：我到北京出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对方拖延， 我就亲自去催还。本来可以派信贷员去，但考虑到当时正闹学潮， 市面混乱，还是由领导出马慎重些。 老威：四川的贷款放这么远？ 万宝成：他们在四川的公司撤了，收缩回北京。总之， 我是 5 月底乘飞机去的，这可太不识时务，因为北京市面人心惶惶， 那家公司里也只有值班的人，据说领导都到天安门爱国去了。 我公务在身，无心凑热闹，就在翠微路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 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十字路， 每天都有市民和学生在窗外来来往往，黄昏时， 就东一堆西一堆地聚会，互通消息。解放军快进城了， 有人说三十万，有人说二十万，夜深人静， 总能听见万寿路方向一阵又一阵机器轰鸣的声音。 四川的位置还是太偏了，到了我们市，就更偏，闹学潮， 顶多是游行，反官倒反腐败的标语口号满天飞。 与市委派的人对了半天话，大夥也就散了。可一进北京， 气氛就紧张多了，大兵压境。人们还成群结队朝天安门去， 这就是真革命，其它地方，走过场而已。小道消息越听越离谱， 甚至有出动空降部队的传闻。我这种死脑筋，肯定不相信。 我爸爸是老八路，对党忠心耿耿，我多少受了他的遗传， 既然周围的人都疯了，我就闹中取静，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业务书。 就这样熬到六月三号晚上，街上的市民越聚越多，整个宾馆全空了， 连服务员也上街。有人站在台阶上发表演说，要拦截军车， 不准解放军进城去镇压学生。群情激昂，除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场面我还没碰见过。也许您不相信，这时我依然置身局外， 早早就上床了。 　　夜里，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戒严令已播了好多遍， 可人们不管这一套，把街口都扎断了。我把窗户关上，刚一熄灯， 就见玻璃上映出了火。 　　此时我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服了一颗安眠药。 　　不晓得是不是做梦，总之我是听见了枪声。 我这辈子简直想不到解放军会开枪射杀平民， 装甲车会向着人群撞过来。文化革命的两大派武斗， 也是群众之间打来打去，乌合之众，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都缴枪。 出动正规军就不同了，他们的对手应该是美帝苏修蒋家王朝， 不应该是爱国的老百姓。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服务员敲门打扫房间，一进屋，就惊叫起来。 　　她说先生，亏您还睡得着！我起身问怎么啦。她指着窗户说， 玻璃全碎了。原来有颗流弹射进来，把床对面的墙也钻了个大洞！ 　　我庆幸自己命大，如果我昨晚趴在窗台看热闹， 很可能就血肉模糊地躺在这儿了。 据说有人在十几层楼上向下探了个头，就换了一弹，当场呜乎。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当局外人么？ 老威：热血冲上来了。 　　万宝成：胸闷得慌，可血还没上脑门。直到我又向窗外瞄了一眼， 就这一眼，政治犯当定了。 　　老威：您忘了您是行长？ 　　万宝成：狗屁。路口全是扣着钢盔的野战部队，隔几分钟， 就有一辆装甲车冲过街口。我刚好瞄见， 一个解放军在喝令一个小伙子站住。小伙子一慌，拔腿就跑。 解放军单臂顺过冲锋枪，哒哒哒地一梭子，小伙子一个前扑， 就爬在地上不动了。这一幕，我想我的八路父亲也没见过。 　　我呆在那儿，还是服务员把我拉回床沿。她叮咛千万别胡乱瞅窗外。 当兵的杀红了眼，非常时期被流弹打了活该。 　　是的，子弹可不认您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副行长。我坐在桌边， 拔出笔，摊开纸，就这样写了。我以前都是写总结、汇报和计划， 就这一次，我把我亲眼见到的难忘的一幕写了下来。 我写得文采飞扬，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我天真地想， 政治与我无关，但共产党员应该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长期做经济工作，我晓得哈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我写了一千多字，工工正正地誊写在一张纸上，取名《六四目击记》 。我偷偷找地方复印了一百张，在回程的火车上，沿途散发。 虽然当时全国像兵营一样，随时可能被盘查， 但我是经济领域的干部，不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 我休息了好几天才去上班。生活照旧，表面啥也看不出来， 可我心里有鬼。 　　过了一个多月，没啥动静。我想大约是群众对六四屠杀都有看法， 敢怒不敢言，所以没人捡了传单去告密。唉，国家的事， 哪个说得清是非？ 我自己不顾死活地弄了《六四目击记》， 可在学习北京平暴的中央文件时，作为领导，我还得带头表态，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银行没职工参加游行， 我们还受到上级表扬，颁发了奖金。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 所以，中央文件定性六四为反革命暴乱，大家通过学习， 也就统一了认识。 后来我差点把干过的事忘记了，但警察不会忘记。终于有一天， 大约是 8 月份，行长约我谈工作。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他， 还有两个陌生人。行长说，万宝成， 把你干过的事老老实实向政府交待吧。我打了个寒战， 本能地装糊途；我干了啥事，行长您还不清楚？不料行长一闻此言， 急得面红耳赤，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我，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后来我才晓得，国安警察早已顺藤摸瓜到我市， 把我列为重点嫌疑人施行暗中监控。谁都不相信我会粘政治， 批捕前，市委开会讨论时，第一书记还毫不客气地挡驾： “ 不可能！ 万宝成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父亲是老八路，跟我同一年的兵； 而他本人 18 岁就入党，忠心耿耿，把经济工作干得红红火火。 他是在我鼻子尖下长大的，他绝不会干反革命勾当！ ” 其它领导也纷纷发言，替我担保，有人甚至说： “ 这娃娃正是上升时期，你们莫又弄一柱冤、假、错案， 毁了人家前途！ ” 国安局的人被大家批得沉不住气， 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会议桌上，包括笔迹的对比签定， 住京宾馆服务员的证词，铁路沿线拾得的传单，等等。 事实胜于雄辨，大家都哑了。在十分难堪的气氛中， 政法书记签字批准了拘捕。 　　事已至此，我只能全部供认。幸好我没同案犯，案情也相当简单。 但是我觉得自己无罪可认，因为我目击过的事实千真万确。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至书记，下至行长， 还有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都纷纷出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我认罪，要我承认造谣， 或者听信坏人挑唆，编造了这个诽谤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无耻谎言。 这咋行？ 　　 ” 我对审讯员说： “ 我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 我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人格来担保！ ” 审讯员说： “ 你已被开除了党籍。 ” 我说： “ 还没接到通知。 　　 ” 审讯员说： “ 落到这一步，还死脑筋！你认个罪，争取个态度吧。 ” 我说： “ 共产党员的态度就是诚实。 ” 审讯员说： “ 一派胡言。 ” 我说： “ 当时你又不在北京，你才是胡言，你根本没资格审这个案。 ” 审讯员气坏了，说： “ 万宝成，你以为你还是银行行长， 有权有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 ” 我说： “ 我又不是贪官，你何必吹胡子瞪眼？ ” 他说： 　　 “ 你是经济案就好了，有人会保你，将来还有翻身之日； 你沾了政治，就彻底完蛋，懂不懂？你不认罪， 你的老关系都不好为你活动。 ” 我说： “ 瞧你那副小人得势的样子！ 你社会经验倒丰富，就是文化太低，不懂这政治上的罪， 是不好轻易认的。我承认我造谣，就等于自己朝自己头上扣尿盆子。 ” 谁也说不倒我，最后，政府方面搬出我爸爸。这招太毒太损了， 它彻底摧毁了我对现在这个党的多年的信任。我的案发后， 爸爸气得浑身哆嗦，叫了一声 “ 短命娃儿！ ” 就栽倒了。中了风， 经抢救，半个身子瘫痪，可脑子还清醒。 公安局把他的轮椅推进审讯室外的放风院。我一见， 就忍不住扑上去，抱住爸爸放声大哭。我家有两个姐姐，我是独子， 又是行业尖子。他的骄傲，他晚年最后的希望和荣誉全在我身上。 万宝成这个名字，也是 57 年宝成铁路通车时， 他特意给刚诞生的我取的。表面意思是纪念宝成线通车， 内里的意思却是愿我如铁路一生顺畅。 警察一见我哭，以为他们的策略奏效了，就乘机劝说：认了罪， 啥事也没有。轻轻松松地陪一陪老人家，他的身体就逐渐恢复了。 万行长为本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将功补过， 定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从轻，甚至可能免除刑事处罚。 在哪里摔跟头就从哪里爬起来，市委书记都说了，您是一时受蒙蔽， 全国受蒙蔽的领导干部远不止您一个。我们欢迎您回到人民怀抱， 还干您的老本行，于党于国于家，都能兼顾。 　　我爸爸边听边点头，还吃力地抬起手点着我说： “ 照组织说的办。 ” 　　我激动得大声说： “ 爸爸，您清楚您儿子是咋样的人！ 我从您身上学到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一是一，二是二， 从不弄虚作假。共产党咋个能逼迫它的党员承认莫须有的罪呢？ 诚实犯法么？ ” 　　爸爸说： “ 党叫干啥就干啥，没二话可讲。 ” 　　我说： “ 那张传单写的是我亲眼所见。 ” 　　爸爸说： “ 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就不看。 ” 　　我反问： “ 我看了我不该看的？ ” 爸爸说： “ 看了，看了又咋的？反革命暴徒，都该死。 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红色江山，难道能这么丢掉？ 难道能让国民党、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你好好想想，屁股， 是不是坐歪了？坐到敌人那边去了？放松了世界观改造， 放松了政治学习，危险啊！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老老实实， 接受处理，不管是啥结果，回家来，还是，还是我的儿子。 ” 　　见爸爸满头大汗，我不忍心再争辩下去。那拨警察如释重负， 竟要当我爸爸的面录口供。我提醒说： “ 这不合法律程序。 ” 　　老威：您没熬到底吧？ 　　万宝成：我只能承认我的行为使党和国家的威望蒙受了损失。至于 “ 捏造事实，传播谣言 ” 之说，纯粹是对我人格的诽谤。萧斌犯 “ 造谣罪 ” ，判了十年，也许是因为他夸大了天安门伤亡的人数， 我又没说 “ 血流成河 ” 。不行。这个官司绝对没完，将来六四平反， 我还要反告他们，古代有 “ 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 的成语， 而现在呢，你连看州官放火也不行，更莫说点灯了。 　　老威：您被判了几年？ 万宝成：四年，《判决书》上还注明我有认罪的态度，从轻。 真是胡扯，清清白白的一段历史就被弄脏了。唉，坐牢前， 我还以为反革命就像小说里写的，一小撮，尽干坏事， 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料进来溜一圈，真相大白，所谓 “ 政治犯 ” 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 网友吴水     推荐 （摘自廖亦武《中国底层访谈录》）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 [通吃 http://like-chilli.blogspot.com]

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停摆。主管经济的李鹏、姚依林都很僵化保守。于是邓小平想起了朱镕基。九二年南巡后，官员们集体学习邓小平讲话，谈心得体会。朱镕基语出惊人。他说：“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不少人觉得这话大有问题，打小报告给邓小平。殊不知邓小平闻言大表赞赏，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 其实，朱镕基这话并不新鲜。早在86年我还在北京时就听到这样一则故事。那时深圳特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很多老革命见状忧心忡忡。他们问：“这还叫社会主义吗？”于是一大帮理论家赶快解释，说这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还是将信将疑。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这下，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上面这个故事表明，那些看上去对经济改革持保守态度、关心姓社姓资的老革命们，其实他们在乎的并不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他们在乎的是共产党能不能保住政权。他们担心走资本主义道路会危及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这种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打倒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起家的，就是靠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掌权的，如果共产党明确宣布自己不问姓社姓资，如果共产党自己就回过头去搞资本主义，那不是等于说共产党革命搞错了吗？那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赖在台上继续它的一党专政呢？ 共产党很明白这层道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它都非常强调要分清姓社姓资。因为它知道，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 1989年6月16日，六四过后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谈话。谈到六四，邓小平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还说：帝国主义西方世界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 直到1990年年底，邓小平还在大力强调姓社姓资。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和江泽民等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讲到搞社会主义，要防止复辟资本主义，并把这一点当作坚持共产党专政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的理论根据。邓小平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 如果以上面这些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准，朱镕基说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资本主义，只要是共产党干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明显就是违反邓小平讲话精神的，自然就有离经叛道之嫌。可是朱镕基这番话是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之后说的，那就正中邓小平的心意。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不问姓社姓资，对意识形态问题不争论。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会改变调门呢？ 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原来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杀和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共产党政权已经失去欺骗性，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人民的事都干出来了，还说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还说自己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谁信啊？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补社会主义外衣已经不可能，同时也没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倒不用怕了。现在反而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无所忌惮地引进更多的资本主义了。 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要说朱镕基把问题“讲透了”。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敢于启用朱镕基当总理。 朱镕基上台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大改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看上去很好，曾经一度也赢得了很多自由派人士和西方世界的一片赞誉。但是由于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是在六四后的政治背景，是在政治改革被封杀，专制权力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改革走入歧途，并且日益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 下一次讲话，我将以国企改革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