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

郭玉闪:三峡工程的代价

三峡工程很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

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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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 Shen:十二月党人,他的爱人,他们的朋友——刘晓波提名前后

1405年的7月11日,郑和的船队由太仓出发,开始了“郑和下西洋”的雄壮旅程。1810年的7月11日,拿破仑的铁骑吞并了荷兰。2006年的7月11日,刘翔在瑞士洛桑以12秒88打破男子一百一十米栏世界纪录。相比之下,1993年的7月11日,唯一可记的事情是苏格兰爱丁堡的某实验室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只转基因公鸡,代号LY8-1 ,而这样的事情未免也太琐碎了。那就让这个故事,像《万历十五年》那样,从无事可记无话可说的一天开始罢。 1993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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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帝国掠影(九)

五、民德与民智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走马观花一番便能下结论的,只能说说靠不住的肤浅印象。 上次我说起医院的黑暗,讲述了我所了解到的白衣魔鬼虐人害命诈财的猫腻,说那不是政府而是弱智魔鬼们造的孽。Wopper-Junior网友对此话似乎很反感,陈大夫也不同意,他认为,只要政府把医院收归国有,把医和药分开,不要让医院自负盈亏而是变成真正的福利机构,则这丑不可言的弊端即可消除,所以,说到底,还是政府的责任。他还说,若是让基督教会去管理医院,则医院一定会变成真正的救死扶伤的机构。 陈大夫所说当然有理。虽然我讨厌基督徒在网上传教,几乎成了偏执狂,但并未因此抹杀良心。对教会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做的大量好事,本人历来高度肯定,多次指出那些“帝国主义文化特务”比中国人自己还爱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还盼望中国富强,比中国人自己更知道珍惜中华文化遗产,比中国人自己更爱护珍惜中国人的性命。没有他们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则中国绝无可能在较短的期间内便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总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则带来了文明。中国如今最大的悲剧,就是只认识到了第一点,从而放弃了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抵抗,因而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却仍然顽固坚持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最主要的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观),使得中国至今还处于野蛮状态。其实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还真有剥削中国人民的意味(尤其是在一个蓄意制造“低人权优势”的中国政府的主动全面配合下),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到底能从中国抢走什么,老芦迟钝,还真想不出来。 但问题是,就算政府会让教会去管医院(纯属做梦),那也绝无什么好结果。中国人的本事在于“洋为中用”,无论什么好东西都能让它获得鲜明的中国特色。 国内的教堂布道我也曾去参加过一两次(不是上那儿去做礼拜,而是去“考察”),在门口便目瞪口呆:那教堂是新修的,十分漂亮,比国外大部份教堂都漂亮,然而两翼的厢房却是非常阔气的商店。为了查明它们与教会的关系,我特地进去询问服务员,人家告诉我,那些商品虽非教堂的财产,房舍却是从教会租来的。这在全世界大概是独一份儿吧。据我所知,西方教会当然也有房产,但一般是租给贫民,有点像中国的所谓“廉租房”,其实还是属于善行。至于租给商店去牟利,好像在《新约》里也说过,据说那阵子的教堂成了商场,以致耶稣愤怒地冲进去把摊子掀翻了。倘若他老人家生在今日中国,只怕是千手千眼也掀不了那么多。何况他还没能掀翻一个货柜呢,恐怕立即就要让保安逮捕了。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信徒泪满襟。 牧师的布道我也曾耐心聆听过(NND,我在国外都没有这些闲情逸致),讲授的完全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位年轻女士的布道最动人,居然告诫信徒们,买东西就得买名牌货,若想节省就对不起自己,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衣服鞋袜都是名牌,因为上帝并不反对人们享受,云云,令我眼界大开,觉得物质气味如此之浓的基督教,便信了也无妨。 当然比起来,基督教会可能算好的吧,佛道寺观更糟糕,开办的目的完全是搂钱。高昂的门票就不用说了(教堂好歹还不兴收门票,当然,那里面也没什么看头, 西方名教堂照样卖票),一旦踏进山门,立即就被人缠住,拼命向你兜售香。据说杭州的寺庙最糟糕,和尚会缠着你去抽签,而那些判词都很糟糕,目的是引起你的恐惧心理,于是你为了消灾免祸,便不得不花钱请和尚替你做法事消解。此外还有若干狗屁东西以高价出售,它们之所以能卖高价,据说是和尚曾经对之念过经(所谓“开光”)。我家有人就曾从泰山背回一块什么“泰山石敢当”来,据说那是“开过光”的。 这大概就是当基督徒的好处,我这可是从太太那儿学来的。去参观寺庙时(对了,这次还看见江泽民前总书记为云南丽江黑龙庙题的匾额,上书“护国佑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大概也就只有他这么干。由此可见我党如今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就是实用主义),每逢被人缠住,我便声称:“我是基督徒,教义规定不能搞这些活动。我是来参观人文景点的,不是来参加你们的宗教活动的。如果我参加这些活动,死了得下地狱。”到后来我干脆自称穆斯林,反正“芦回回”也当了多年了。 扯远了,我只想说,如果医院让教会去管,即使不变得更黑,只怕也是天下乌鸦。那个国家的溃烂是全面的,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无药可医。 至于将医院再度收归国有,让“医”与“药”脱钩的设想,也不可能解民于倒悬。陈大夫可能忘记了当年的公费医疗是怎么回事。我在回忆录已经介绍过了。先慈87年病重时,奸相朱镕基尚未当国,国家尚未实行医改,医院还未变成现在这种纯商业公司,大多数人还享有劳保。然而白衣弱智魔鬼们照样有本事发财。他们和附近的旅馆联手,把它们改成“分院”,分院的收入就不上缴,完全成了医院的黑金库。病人入院第一件事,便是问你是自费还是公费。若是公费病人,他们就拼命给你开药,却把那些药物贪污了,拿去卖给自费病人,所得便装了腰包。弱智魔鬼们就连人血都敢吸。那阵子人血是商品,医院的血源主要是农村中大量的卖血者。需要输血的病人若是自费,他们就少收你的钱,但不给发票,所得便被他们贪污了。陈大夫建议改回去,除非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否则无非是又改成过去那样,能杜绝医院的贪腐么?而若是改成全民免费医疗,只怕百姓立即就要发动轰轰烈烈的人民看病战争,光是医疗费用就能让政府财政破产。 我在《文明真空》文中说,过去的中国是“上诈而下愚”,现在则是“上下俱诈”,成了不折不扣的丧德之邦。不光是政府会坑人民,人民同样会坑政府。前天老太婆才跟我说,她跟她的髪小通过话,那人正准备去住院。我惊问(我和老婆子当年是一个厂的同事,她的髪小也是我的同事):何病?答曰:没病。没病为何去住院?朋友们都去住了,她一个人无聊,也准备去住。住院成时髦了?不是,是去“吃医保”。现在国内开了一种医院,是专门“吃医保”的,开在郊外,其实就是度假村,疗养院。大伙儿约好一道去住,院方为防上面来查,也装模作样地开药挂盐水,但“医生”一走,“病人”就自己拔掉,在“病房”里打麻将,打腻了就出去玩,野餐什么的,据说很有意思。那这种医院能赚什么钱?具体原理不知道,反正这种医院就是专门开了钻医保的空子,迎合低收入阶层的低消费疗养的市场需要的。 所以啊,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国人现在唯一的信仰就是拜金主义。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彻底丧失了羞耻心,什么道理都不讲,什么面子都不要了。政府可以蛮不讲理地拆迁,甚至动用黑社会抢劫“钉子户”,以此逼迫人家搬走,而百姓以高于国外的价格买房产,竟然只能买到70年的使用权,那所有权仍然是政府的,因此任何时候政府都可以以“征地”为名,将你从以天价买来的房子中赶出去。政府连这种下作无耻的烂事都干得出来,上行下效,还能指望公民诚实无欺? 我这次回去的最强烈的感觉,便是普通百姓不再抱怨了。犹记93年回去那次,所有的人都在骂,骂政府,骂社会风气,骂拜金主义,骂人欲横流,骂道德沦丧。骂得我不胜其烦:老邓南巡讲话刚发表,政府摆明了要走资,国家好不容易从李鹏的鸟笼经济死胡同里挣扎出来,尔等还有什么不满的?莫非要倒回去过毛时代的穷日子才称心如意? 但这次回去却再听不到这类抱怨了,大伙儿似乎学会了一个真理:愤世嫉俗什么意思都没有,不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狠命地捞,鸡有鸡路,鸭有鸭路,悠悠万事,捞钱为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政府与百姓在道德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换言之,政府用自己制造出来的烂污社会环境卓有成效地改造了全民,以致无论再怎么烂污的事体,百姓都已见惯不惊,安之若素,说不定还有三分羡慕。 如今国内的骗子已经与时俱进,实现了高科技作业。我曾在一家银行屋顶上看到大幅的电子告示牌(就是那种会行走的灯光告示),“温馨提示”大众提防骗子,说是若您接到催款单或是催款电话,让您把欠下的水费、电费或电话费交到某个帐户去,那一定是骗局,万万不可相信,云云。这提示不但温馨,而且非常实在。我姐就多次接到这种催款电话,她的老同事也如此,以致她后来跟老朋友打电话,对方根本不接,因为那是一个陌生号码。 最绝的是,我一次在网上跟朋友笔谈,我先给了他我的手机号码,接着那朋友便问我是否带够了钱,他可以赞助我两千元,要我给他个银行帐号和户名,他把钱打进去。我收到那信息后不久,手机就响了,一看是条短信:丘国光,中国工商银行帐号XXXXXXXX。我于是问他,刚才那短信是不是你发过来的,他莫名其妙,说没有啊,我于是转述了那短信的内容。他立即说,那人是骗子,大概通过黑客手段看到了咱们在网上的笔谈,以为那手机号是他的,又看到他要转钱,马上便发了那短信。若那手机号真是他的,则他就会以为丘国光就是芦笛(他不知道我的真名),想都不想就会往那帐号里打进两千元去。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连称好险好险。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我才回去时,就有人反复叮嘱,用卡取钱千万要小心,在输入密码时,务必要用手牢牢罩住上方,让谁都无法看见你按的是哪几个键,盖下流台湾人发明了一种高科技手段,能在取款机上安装什么设备,不但能测出卡上的电磁识别号码,而且能用微型摄像头把你输入的密码摄下来,过后便能复制出一个信用卡或银联卡,将你的钱提空。我开头还照办,但后来觉得这实在无法忍受——用手遮挡得密不透风,连自己都看不见数码,还知道按哪个键?于是也就没这么干了。好在我后来查了一下,似乎也未被盗窃。 在这种大环境下,刚回去的海外赤佬必然是猪头(阿拉伯上海人说的“彘头”),只有被骗的份儿。光是买东西,咱们就老是无法适应“除了火车票之外,无任何商品是明码实价”的国情。从飞机票开始,什么都可以讲价,而且砍下来的价比例并不小。这说明整个第三产业都有很大的诈骗成份,它不是按“成本加利润”的“普世价值观”来制定价格的,而是按“成本+利润+诈骗”来制定价格。所谓“砍价”,能砍去的最大值就是诈骗份额。 这说的还是正当生意,按国内标准来说根本算不得诈骗。在云南丽江旅游时,有个四川骗子缠住我们,说只要20元就能用面包车拉我们到三个景点去,而且他们还能帮我们逃门票。所谓“逃门票”,就是绕过收门票的地方进入公园,这样游客就不需要花钱买门票。为了让游客相信自己不会吃亏,她还声称等我们玩完了,再收那20元,于是大家便同意了。到后才发现,那地方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园,没有门票一说,只有卖旅游票的,旅游节目是在茶马古道骑马,以及在拉市海乘船,票价每人380元。大伙于是跟那售票的砍价,砍到了300元。次日我们才知道,咱们是刘少奇主席说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吃小亏占大便宜”,正经旅行社组织的同样节目,只收120元,骑马走的路还比那长得多。所以,对于真正的诈骗团伙来说,上述“砍价能砍去的最大值就是诈骗份额”的定律并不成立。 当然,那四川骗子也没有完全撒谎,“逃门票”之说也不完全是虚构。丽江黑龙潭门前就有些人专门干这种事。那公园门票80元(要么是60元,记不得了,称为什么古城维修费),但后门无关卡,只是游客不知道而已。于是有的人(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就在大门前兜揽生意,告诉你她能带你逃门票,只要一半价。如果你怀疑那是骗局,她就让你先去查明门票价是否真是那么多,而且保证带你进去后再收钱。那票价当然如她所说。若你想省钱,自然会回去找她,她就带你从没有关卡的后门进去,然后再向你收钱,十几分钟便能挣40元。 当然,不能说这些人是诈骗,人家出卖的是你不知道的信息,跟新闻报刊卖钱似无本质差别。问题是,那公园为何不杜绝这弊端,以致带人“逃门票”居然成了一种职业?我阴暗心理发作,免不得要怀疑那是公园工作人员的故意安排——从后门半价进去而不买票,自然也就不存在财经查帐问题。 即使是正经的旅行社,也未必能与诈骗完全脱了相干。例如上述到茶马古道骑马游览,那价钱虽然公道,可惜所谓“茶马古道”整个是骗局。据知情者说,真的茶马古道根本就不在拉市海附近,但旅游局为了方便安排旅游路线,便人为地把茶马古道“搬迁”到了那儿,以便增加吸引力,否则光是个拉市海,除了候鸟光临的季节,根本就没有什么游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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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相龙:回顾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中国金融》杂志已创刊60周年。60年来,《中国金融》为宣传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促进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发挥了重大作用。应《中国金融》编辑部之约,我写了这篇纪念性文章,以示对《中国金融》创刊60周年的祝贺。     1997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设立跨区域分行;成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党组织实行垂直领导:加快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商业化改革步伐,改变金融企业的混业经营: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这次会议的召开和《通知》的贯彻落实,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     1991-1995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认真贯彻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我国也积累了一系列重大风险,特别是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风险,有些地方还出现存款“挤提”事件,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制定一系列重大政策,通过改革和整顿,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努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1996年8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对财政,金融、粮食、就业安全的汇报。中国人民银行就我国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成因和化解措施作了认真汇报。截至1996年6月底,我国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本币贷款余额为3.4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为8400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75%,有的银行实际上已是资不抵债。全国城市信用社亏损面占20%,农村信用社亏损面占44.7%,不少农村合作基金会纷纷倒闭。人寿保险也存在到期不能足额给付的隐患。从当时总体情况看,中国不会出现大面积支付危机。但是,如对上述风险不再加以控制,中国迟早将会出现系统性、较大面积的支付危机。这次会议重点是排查金融风险,评估金融风险对全局的影响,尚未讨论和决定化解金融风险的重大措施。     1997年2月19日,江泽民同志召开会议,再一次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有关化解金融风险主要措施的汇报。中央领导在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吸取当时阿尔巴尼亚、俄罗斯因社会乱集资造成“挤兑”风潮,引发社会政治事件的教训。会议决定筹备召开一次全国性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全面增强党政高级领导干部和大型金融机构领导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意识,制定若干措施,通过深化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集中化解主要金融风险,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当时,中央领导分析,一些党政干部干预当地金融机构业务经营,造成严重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不熟悉金融法规和金融基本知识。因此,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编写金融培训教材。后来人民银行编写和出版了《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江泽民同志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批语。1999年1月,中央召开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专题研修班。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召开会议,听取监察部副部长冯梯云同志代表监察部、人民银行汇报恩平市少数地方领导人违法干预金融活动、造成严重金融风波的调查报告。广东省恩平市金融机构在市领导直接指挥下,高息揽储,账外经营,大建水泥厂,使贷款造成巨大损失,导致有关银行、农村信用社发生两次支付危机,迫使有关银行总行调度大量资金保支付,造成约100亿元损失。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在该市发生第一次支付危机时,中央领导已派人调查处理,但有关责任人并未受到处理,又导致第二次支付危机的发生。这个事件令中央领导震惊,促使中央制定对全国金融系统党组织实行统一集中领导的措施。   1997年2月19日,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当时东南亚尚未发生金融危机,可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方面有着高度的敏锐性和战略眼光。1997年7月1日开始,东南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使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倒退10年,有些国家相继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导致国家领导人更换。在筹备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又多次研究,要吸取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要充实和丰富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审议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   面对国内外金融发展的现状,根据党中央一系列会议精神,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同志直接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参加,反复研究讨论,起草了《通知》。经中央一系列会议审议,形成了提交大会讨论的《通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制定的化解金融风险的重大措施     1997年11月17日~19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省长(主席、市长)及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行长、副行长;证监会、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和大型金融机构负责同志,中国人民银行省分行行长和国家大型金融机构部分分行行长、分公司总经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17日上午召开大会,温家宝同志主持会议,朱镕基同志参加,由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主要领导就会议文件有关部分作说明。17日下午和18日上午讨论《通知》,18日下午朱镕基同志讲话,19日下午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讲话。     朱镕基同志在讲话中,系统地分析了当时我国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产生原因,召开这次大会的必要性,深刻地阐述了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设立跨区域分行和建立中央金融工委、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党委的必要性和实施原则。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要从政治的全局的高度,从党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增强做好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自觉性和使命感。他指出,这次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对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的完善,是我国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制度创新。这些改革的出发点和主要目的在于,使人民银行能够更好地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国有商业银行健全统一法人制度,并加快商业化的过程。这归根到底是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就是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种改革,借鉴了国外的经验,考虑了我国的国情,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贯彻了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重要方针。李鹏同志在讲话中指出,《通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金融要适当集中一点。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是国家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和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机构,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地方不得干预,金融调控权在中央,不应在地方。另外,也开了一条路子,允许地方办地方性银行。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积极讨论《通知》中提出的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重大措施,并提出一些修改和补充的意见。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通知》,提出贯彻和落实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要实现的目标,即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为此,《通知》提出15条措施。我将这些措施归纳为下列五个方面。     一是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设立跨区域分行,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跨行政区设置,是党中央、国务院很早就提出的原则。198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其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原则上按经济区域设置”。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为总行的派出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当年底,国务院公布的《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也提出“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这段时期,由于国家要集中力量治理通货膨胀,这项改革被推迟进行。吸收国外经验,考虑到人民银行职能变化,特别是吸取那几年地方政府少数领导干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带来的危害,中央决定推进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     二是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委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长期以来,国家大型金融机构党的组织关系在地方,地方党委在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少数领导借口“党票”在地方而干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受党中央委托,主要负责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金融系统的党的建设工作,不领导金融业务。同时,相应成立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各国有银行、交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党组改为党委,对本系统的党的工作和干部工作实行垂直领导。     三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商业化改革步伐。“通知”指出,必须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完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强化统一法人制度。为此,从分支机构设置、经营自主权、人事干部、会计核算等五个方面提出改革措施。提出改进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办法,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的省级分行(分公司)都要与省会城市的分行(分公司)合并。这次会议的重点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尚无条件讨论对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四是严格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坚决改变金融企业的混业经营。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曾批准交通银行试力、全能银行。90年代初,我国曾经试行大型银行成立附属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综合经营。这些改革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经济过热的推动和金融监管的缺失,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导致大量信贷资金违法违规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集中了巨大金融风险。面对我国当时现实情况,这次会议提出严格执行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原则,所有的银行不得再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投资,不得直接经营信托,证券、保险业务。要求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和所有商业银行一律要与所属的信托、证券、保险公司和其他经济实体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信托投资公司应真正办成受托理财的金融机构,一律不得办理法人委托存贷款以外的一般存贷款业务。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不得吸收个人存款和企业短期存款。城乡信用社必须坚持自愿入股,民主管理,是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     五是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清理和查处各种违法违规经营,化解金融风险。要按国际惯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完善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分类和考核办法,对已发生和新出现的不良资产,要分别计算、考核和处理。要通过增加资本金和减少不良资产,把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国有商业银行要力争在3年内使不良信贷资产比例,平均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除在上海、深圳外,其他地方不再设立新的证券交易所,清理和撤销在北京、天津、武汉设立的证券交易中心和报价系统。鉴于农村合作基金会存在的风险和已建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会议决定不再设立农村合作基金会。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的贯彻落实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997年12月8日下达通知,成立全国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12个专题小组。专题小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领导担任组长,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领导参加,集中力量研究金融改革和整顿的具体方案,负责协调方案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各专题工作小组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制定下发了19个整改方案,有关部门也配套制定了实际措施,确保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的贯彻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调整在1998年底顺利完成。1998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调整方案,撤销原有31个省级分行,成立天津、沈阳、上海、南京、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西安9个分行。人民银行营业部办理北京市有关中央银行业务。另设重庆营业部,办理重庆市人民银行业务。以上分行行长人选由人民银行党组提出,经中央领导审核同意。同时,调整新设跨区域分行以外省会(首府)城市人民银行中心支行的职能和职责。1998年11月18日,全国第一家设立的人民银行跨区域分行——上海分行宣告成立。     大型国家金融机构的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顺利完成。1998年,国家大型金融机构成立系统党委,对分支机构党的建设实行统一领导。1998年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批准设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同志任书记,设副书记两名,国家大型金融机构党委书记为中央金融工委的委员。     增加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剥离不良贷款,明显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1998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国务院提出的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充实2700亿元资本金的方案。具体做法是,把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3%降为8%,各家银行用置换出来的资金购买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财政部用所筹资金为4家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从1999年4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批准设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从4家国家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共计13939亿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1000亿元。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的资金来源,一是人民银行把再贷款5739亿元从有关商业银行划给相对应的资产管理公司,二是有关资产管理公司向相对应的商业银行发行债券筹资8200亿元。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组织贷款质量五级分类试点。1999~2001年,4家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运用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法反映不良贷款,2001年4家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到25.4%。从2002年开始,银行监管部门按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法公布4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此后,为支持4家银行上市,国家又通过多种方式为4家银行剥离大量不良贷款,加之银行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加强,这几家银行的资产质量已达到世界水平。     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在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中,对无法救助的各类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坚决实行清盘关闭。同时,由人民银行有条件地对地方适当借款,用于支付被关闭金融机构支付自然人的存款,以维护社会稳定。1999年6月,四川省农村合作基金会支付不了农民的到期存款,直接危害四川农村稳定。经研究,由国有商业银行借给四川省20亿元保支付,同时抵充银行应纳地方的营业税。6月底,经国务院批准,改进对四川融资保支付的做法,由人民银行向有关地方贷款,保证对自然人的存款支付。同时,由中央财政从中央向地方转移资金或从税收返还中扣还。1999年11月,国务院制定了管理办法,明确对人民银行再贷款的借、用、还的责任。人民银行共向地方贷款约1600亿元,已收回约700亿元。经过几年的整顿,关闭了海南发展银行和几家城市商业银行,关闭城信社137家,关闭中国农村信托等信托投资公司111家。2.8万多家农村合作基金会,一部分并入农信社,大部分由地方政府负责清盘关闭。在政府适当救助下,我国关闭了大量资不抵债金融机构,既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又化解了长期积聚的风险。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公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对违法乱办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按“谁主管,谁整顿;谁批准,谁负责;谁用钱,谁还债”的原则进行了清理。到2001年底,全国性的金融整顿工作基本结束,实现了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3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的目标。     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下召开的,会议重点是加强中央对全国金融系统的集中统一领导,防范和化解历史累积的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次会议为5年后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点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制改造创造了条件。200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面总结和充分肯定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的金融工作,明确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任务和措施。这次会议是在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情况下召开的,会议重点是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从2005年6月到2010年8月,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先后上市,市值位居世界前列,为中国金融在世界崛起创造了条件。1997年和2002年先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中国金融史上的光辉篇章。       作者: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戴相龙 来源: 《中国金融》2010年第19-20期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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