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寸土寸金的三亚，有几个镇长是海南人？   在各地网友的热烈支持下，我的“ 走遍中国 ”计划于 1 月 1 日由海南省开始。长达 20 天的海南之行，原本要与当地网友就国际旅游岛、房地产、“小政府大社会”特区改革等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探讨，但正如我 20 天竟然没有看到海南出太阳一样，另外一种“阴霾”始终笼罩着我的海南之行。那就是我从海南当地人中感受到的他们与在海南的大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位海南干部对我说，在海南官场，几乎所有的正职与稍微有点油水的肥缺，都是外来干部的，海南干部顶多会作为花瓶被提拔到某个位置，绝大多数永远是配角。另外一位在政府工作的网友一口气给我提供了某厅所有正处以上干部的名单，最后告诉我说：海南本地人竟然只占了 6% 。虽然无法证实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可我前后接触的近百名海南当地人，凡是谈到这个话题，几乎百分之百是抱着一种强烈的反感的态度。当然，官场里的对立更严重，民间的相对好一些。有一位文昌人对我说：谁当干部都一样（贪），我倒没所谓，就是苦了咱们海南干部，永远提不上去。   虽然在三亚时间比较短，我却也没有摆脱这个议题带来的阴霾。我总共只接触了三亚两位当地村民（我租了其中一位的面包车），从他们两位口中得知，他们的镇长都是从大陆来的“外地人”，这让我有些意外。回到海南后，一位前来见我的当地网友说：就他所知，三亚绝大部分镇子的镇长都是大陆来的。   我当然也无法证实他说的是否准确，如果这情况属实，镇一级的领导都由外地人担任，当地人被排除在外，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一情况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以前听说过广东一些镇的经济利益太巨大，一个镇长的政经权力相当于内地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于是就传出了为争夺镇长职务竟然惊动了中央领导。但就我后来了解的情况，广东的镇级领导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三亚这些年的地价与房价创造了世界升幅最大的记录，这里取代珠三角成了“留着奶与蜜的地方”。利益的驱动，集合权力的运作，在我曾经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结出了新的果子……   海南的干部都是哪里来的？   作为一名曾经生活与工作在海南的“大陆人”，我要实话实说， 20 多年前从北京调到海南时，连无知的我也有一种感觉：相比较而言，海南干部的“素质”比外地来的确实稍差一些。   可这一差别很容易解释：海南总共才 600 万人口，一下子从地级市升级为省，人才自然有些断裂。加上你动不动就用 13 亿人口的大陆来对比 600 万人口的海南岛说事，他们的“素质”能高吗？   建省的时候，从大陆各地调来了大批的干部，占据了所有的正职与重要岗位，但提拔上来的海南当地人也不少，尤其是几乎所有的职位的干部都一视同仁地“官升一级”，加上当时在副省级职位上的就有好几位当地人以及在海南居住多年的大陆人，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20 年后的今天，海南当地官员的数字比例反而有下降的趋势，绝大多数正职与重要岗位依然是外地干部占据，有些甚至是刚刚调来不久的。   我党使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各地来的干部“支援”海南，有何不妥？听一下一位当地政府官员在给我的信中透露的情况吧：大陆来海南做官的干部是有规律可循的，海南最高领导人从哪里调过来，接下来的几年，就会有他家乡来的大批干部像抗战胜利后抢夺胜利果实似地纷纷来海南“摘桃子”。他说，如果我需要的话，他可以提供详细的干部调迁地域与时间表给我。我说，那些人事档案可能涉及“机密”，你别给我，你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吧。   一位海南老知识分子对我叹息，海南当地有点文化的人大多有一种正被大陆人“殖民”的感觉，他甚至问到了，台湾被“殖民”的时候，高山族人有什么特殊待遇吗？澳洲殖民者又是如何对待土著的？香港殖民地的第一把手都是英国人担任吗？   这些话听在我耳朵里怪怪的，心里也很不舒服。虽然我是大陆人，虽然我是一名曾经在海南工作的大陆人，虽然我大概也被这位知识分子归属于那批“殖民”海南的干部中的一个，但从内心深处，从我的价值观与为人处世的理念来说：我是一名海南人。   也许有人会说，海南是中国的美丽宝岛，为了治理好，发展好，从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陆调派干部过去，有何不可？我并不反对冠上“国际”字眼的旅游岛开门吸引人才，但如果经过 20 多年，当地干部的的“素质”不增反降，甚至弄得连镇级干部都需要引进，说得过去吗？   “干部异地做官防止腐败”是一个过时的措施   除了“素质”论之外，另外一个说法是“干部异地做官”是我们国家使用干部的既定方针，主要是为了杜绝干部在自己家乡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搞地方保护主义等等。按照这个规定，内地的地级市一级的各部门一把手一般都是另外一个地方来的，当然，所谓外地，也大多是来自本省的其他地方，可海南就不同了，几乎所有的一把手都是外省人，而且，这一趋势正在向下蔓延，三亚的镇长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说到这里，本人要严正声明：我对任何一个地方来的领导，不管你是省长还是镇长，都不存在任何偏见，从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调来的领导，其能力有可能确实比当地人要强一些（毕竟你们是几千万人的大省里脱颖而出的），可是，在用人与治理上，不仅仅是能力与政绩如此地简单的事，还有更加重要的正义、公正与公平。   1949 年建国后，中央一直在海南实行“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据说毛泽东当时就规定了海南人不能任一把手。就我自己在海南生活的经历，结合对台湾、澳大利亚这些“大岛”的了解，我感觉到，生活在岛上的民众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以及总体的思维方式，确实与生活在大陆上的人稍有不同（也有人讽刺为“岛民”意识），而这种不同绝不应该被看成是“地方保护主义”。海南人善良、内敛以及与世无争，这一性格常常让他们成为某种强势力量的受害者。   胡主席在总结 2010 展望 2011 年重要报告中说， 2011 年的工作重点放在打击贪污腐败，纯洁干部队伍，这是民心所向。但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就拿我党长期使用的“异地做官”来说吧，在历史上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确实行之有效。例如，几十年前，你被突然调到另外一个县城当书记，你人生地不熟，两地交通不便利，连通信都需要一个星期，你确实很难一下子就熟能生巧地去贪污腐败、搞女人。可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通信便利，交通发达，迁徙自由……   再用所谓“异地做官”来防止贪污腐败，官员们都笑了。在“走遍中国”调查各地情况尚未启动之前，我就收到好几封来信谈到“异地做官”造成的奇特腐败现象：正好利用异地做官，把当地民众不熟悉的自己的亲戚朋友弄到所在地承包生意、占尽便宜、突击提拔等等。再说，你有政策，他有对策，那些做官的早就沆瀣一气，与在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做交易，互相给对方的亲戚朋友好处，这种交换反而让外人看不懂，还以为他们大公无私。这些腐败情况，如果不是异地做官，大家都乡里乡亲的，互相认识，可以互相监督，你反而有所顾忌，不敢胡来，可这样一“异地”，老百姓都被糊弄了。贪污腐败在这种“异地做官”的幌子下更是上一个台阶了。   回到海南。我记得 20 多年前建省大开发时，这里还有一些当地“富翁”和“暴发户”，可现在呢，据一位当地朋友告诉我，现在都是清一色的大陆富翁，难道海南人都不懂得发财致富了？当然不是的，因为一把手与有点油水的职位都是其他地方来的“父母官”，那么，在权钱勾结的时代，能够做生意赚钱的人，自然就不是这个岛上的六百万海南人了。   中国实行的“异地做官”做法是和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做法都背道而驰的，在一个拥抱了现代价值观念的文明国家，你如果要当“父母官”（竞选当地领导人），你是当地人的胜算要大得多，即便你不是当地人，也要赶紧提前到当地找房子、“迁户口”，可中国正好相反，常常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是另外一个地方“一纸调令”调来的，中央一边要求各地官员要了解民情，要熟悉阶层，一边却非常担心你太熟悉基层，和他们腐败成一片……我常常看到电视上的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了解民情，他们看上去都好像外星人一样，和当地民众格格不入……   其实在当今资讯发达交通便利与迁徙自由的时代，一个官员是否能够贪污腐败，和他在家乡或者外地当官毫无关系，不信你去查一下，中国迄今查出来的贪污腐败分子，有几个是在家乡贪污腐败的？对于海南来说，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位海南人，我眼中的最大的贪污腐败，就是这种用人的贪污腐败！   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最好办法就是制度上的权力制衡，以及群众、媒体对政府官员们有效的监督。如果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能够像温总理昨天在接见访民时说的“ 政府不要怕人民批评，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 ”的话，贪污腐败自然会大大减少。   杨恒均 2011-1-26   “ 走遍中国 ”系列之一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走遍中国 ”计划已经正式启动，第一站选在了海南的三亚市，就在天涯海角的沙滩上。选择海南，一是因为这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有象征意义；二是因为我是“海南人”，我的户籍还在海南。海南也是我在大陆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加上这里有我的亲戚朋友，可以公私兼顾，节约了开支。   从海南启动“ 走遍中国 ”，当然应该先谈谈我念兹在兹的“海南模式”，例如国际旅游岛，三亚的房地产热、“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等等，都是我一直关注的。尤其是我混迹于海南当地人，对于他们的现状与感情世界也比较清楚，他们中始终存在着对上面派领导走马灯似地主政海南的不满。加上来当官的、来买地赚钱的、来贪污腐败的绝大多数都是岛外人士，海南当地六百万民众有可能沦落成“原住民”（可又没有台湾、澳洲等地原住民的特殊待遇与政策优惠），尤其是一些农民在开发大潮之下土地被买走、弄走与骗走之后，今后怎么生活？都是一个大问题。和海南当地人聊天，我们一起长吁短叹，大家都觉得我原来是一名“海南人”。希望在未来“走遍中国”的日子里，我会在祖国的各地找到归属感，找到家乡的感觉。   只不过，刚刚启动的“走遍中国”的第一次讨论主题并不是“海南模式”，因为正如这里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来来去去，至今也没有弄出一个“海南模式”。这次网友和我的互动中，更多的是提到近日炙手可热的“重庆模式”，以及有人要用“重庆模式”来贬低的“深圳模式”、“广东模式”。   “深圳模式”：发展就是硬道理   “深圳模式”是 30 年前小平同志首创的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是“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真实反映。自从建立了特区，短短 20 多年时间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高速发展的记录估计至今没有被任何一个城市打破。之后虽然陆续出现了“浦东模式”、“温州模式”等，可基本上都和“深圳模式”一脉相承，或者说，换汤不换药。这种模式的特点：讲究效率，相对开放的市场，比较自由的经济，加上政治上有限度的思想解放。   应该说，“深圳模式”虽然没有推广到全国，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循着这个思路与方向在实施。深圳、上海与温州只不过走在全国的前面。然而，“深圳模式”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盛行，民众的不满日增，近几年经历了“民工荒”、买不起房到富士康跳楼事件，“深圳模式”渐渐失去了光环，“不缺钱”的“深圳模式”缺少了点什么，是公平正义，道德水平，还是文化与精神？   而且，当我们站在改革 30 的十字路口，恍然悟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深圳模式”根本无法复制，谁也学不来，深圳只有一个。   “浦东模式”也好不了多少，疯狂拆迁、胶州路大火、杨佳案、冯正虎、钓鱼执法、用高房价与对外地农民工的歧视保持上海的人种纯洁性等等，都让“浦东模式”成为花瓶一个。至于“温州”，这些天大家提的最多的不是它的模式，而是那位惨死车轮下的钱运会……   这些事件加到一起，人们不禁要问，“深圳模式”出了什么问题？是一开始就走错了路？还是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时我们却失去了方向？“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还是“硬道理”吗？经济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蛋糕也做大了，社会却越来越不公，民众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增加，部分底层民众的生活甚至不升反降？   问题出在哪里？   “重庆模式”：民生才是硬道理   难怪这个时候，“ 重庆模式 ”会横空出世，重庆的领导人薄熙来同志适时提出了一个口号：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   按照推出“重庆模式”的智囊们的解释，“重庆模式”主要是指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以“ 唱红打黑 ”为主体的社会治安整顿和精神文明建设、公租房规划、户籍制度改革为标志的城乡统筹发展，和以建设内陆大开发战略高地为战略的包括重组国营、民营、外资三驾马车、优化经济结构等内容（来源：乌有之乡）。   翻阅支持与主张“重庆模式”的智囊们的著作与发言，你会发现，他们始终强调的不是“重庆模式”中一些改善民生的经济措施，而是“（重庆模式） 重在 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设 ，是运用毛主席大公无私的思想对那具有‘腐败性的传统文化’的又一次荡涤”（徐维国语）。   “唱红打黑”、“重在文化改造，重在精神建设正是“重庆模式”的精髓所在，也正是“深圳模式”所欠缺的重要一环。   我们知道，“深圳模式”是在小平同志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之下“摸石头过河”建起来的，但那场“思想解放”绝对是有条条框框的，并不是没有底线的，当快要碰触到一些红线的时候，“思想解放”鸣锣收兵、草草收场、半途而废的。可以这样说，这么多年来，无论说到“深圳模式“，还是“浦东模式”、“温州模式”，我们满眼都是经济、市场、发展、效率，这些东西确实让大多数人富裕了，城市也发展了，国家也更强大了，但是，这些模式都不包括支撑人类最最核心的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内容。你什么时候听说过经济发展水平直逼世界最发达国家的上海与深圳，在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上有与中国其他地区有太大的不同？   这就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深圳模式”的致命弱点，也是“深圳模式”难以为继，根本无法推广到其它地方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深圳模式”还是“浦东模式”，都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发展措施，一种提高效率、快速圈钱与积累财富的方法与手段，在政治与思想、精神层面，根本称不上一种“模式”。正因如此，当迅速崛起的“重庆模式”不但以其发展民生的经济措施，而且以其“唱红打黑”的政治思想模式挑战“深圳模式”的时候，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说得清“深圳模式”是个神马东西，更不用说奋起辩护了……   汪洋的思想解放与温总理的深圳讲话   看出“深圳模式”（或者“广东模式”）这一致命弱点的显然有很多人，否则，三年前来到广东执政的汪洋书记，就不会一到广州就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汪洋书记看到了广东的困境，表面上是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其实是政治思想观念束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汪洋大力提倡思想解放，就是要赋予“深圳模式”以政治、文化与精神的内涵，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广东各地出现了诸多体制改革，有东莞的“腾龙换鸟”、广州的财政公开、顺德大部制改革与深圳的权力制衡试验等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思想解放依然是风声大雨点小。   另外一位看到“深圳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并站出来呼吁的正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在特区建立 30 年之际来到深圳，提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提出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之后又在连续七次的讲话中促进政改、提倡普世价值。可惜的是，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民间，反映并不热烈。最后又是一个不了了之。   我看到有一些知识分子竟然这样评价温总的讲话：这个时候高谈阔论政治体制改革，谈普世价值，谈民主自由与法治，有什么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不公，普通人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拆迁自焚屡次发生、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等等，你不来解决，却奢谈普世价值？怎么能指望人家来呼应你？   呜呼哀哉！殊不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所出现的那些问题，如果不是靠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靠回归到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又如何奢望某个领导人来施行仁政？希望某种在这个种变态与滞后的政治文化与思想框架下的修修补补来解决问题？   “深圳模式”以致“中国模式”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有些人就认为这种模式错了，应该改弦易辙，这个没错，错在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学习世界先进模式学错了，而不是因为我们恰恰放弃了最应该学习的那部分造成的。   这件事我已经说过多次，已经说累了。中国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促进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之后，就被叫停了，从那时开始，我们几乎全盘地吸收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后来又照搬过来市场经济，只要“发展”就好，只要“高效率”就要，这也没有什么错，“高效率的发展”无可非议，它让中国富强了，让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的提高。   然而，在引进世界各国先进的经济模式与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我们摒弃了与此相伴相生的先进的思想与普适的价值观。什么自由民主与人权，我们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却只把资产阶级剥削人的方法，自由得允许权钱交易的市场单方面引进过来。绝对的权力加上绝对的自由市场，结果，我们看到的是，绝对的权力在绝对的自由市场里享受到全世界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及的“超级自由”，一种损害民众人权，剥夺广大民众民主与自由权力的那种极少数人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深圳模式”的失败之处。   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么睁眼看看周围的世界吧。如果说学习西方造成了贫富差距，你看看西方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的贫富差距更大？如果说，社会不公正是自由市场与普世价值造成的，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个拥抱市场经济的国家比你我生存的社会滋生了更多的不公？如果说，经济高速发展就造成了高房价与民众看不起病，我忍不住又要弱弱地告诉你：知道我每年去澳洲几次干吗？我是去免费看病与买有政府补贴的药品的。因为我的收入不高，在那个国家，穷人看病是不要钱，买药有补助的，与此相反的是，大富大贵的人，以及工资收入较高的公务人员则需要掏自己的腰包看病买药……   你想要社会公平，你想要公平正义，想要活得有尊严，有一条可走，就是用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缺了一条腿的“深圳模式”（以致推而广之的“中国模式”），可这条路涉及到彻底的思想解放，涉及到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并不好走，于是一些人转而寻求“重庆模式”。   重庆的经济改革值得鼓励，政治模式则是一种倒退！   重庆的薄熙来同志针对“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得到一些学者肯定，应该说，从单纯的经济发展与只讲究效率，到重视公平，关注民生，应该是一种进步，值得鼓励。可有一些“重庆模式”的支持者就此借机诋毁“发展是硬道理”，则是不顾历史事实了，请问，没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发展，重庆用什么来关注民生？有些人不是至今都认为毛泽东是关注民生的吗，那么，毛时代的普通民众有几个是有隔夜粮与多余存款的？饿死几千万人不正是发生毛氏高唱与民同甘共苦的时代？   重庆因地制宜重视民生的一系列措施值得鼓励，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系列经济改革是在一个老工业区的直辖市进行的， 有专家认为，重庆“新经济政策”是靠政府“八大投”（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支撑的，以庞大的国资为后盾，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产业大跃进模式。无论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项目，还是户籍改革，要长期运作下去，需要雄厚的资金。重庆模式是否能够持续是个问题，要推广到全国，就更成问题了。   还有重庆学者指出，重庆模式不可复制和推广到全国，主要是因为重庆有薄熙来书记和市长黄奇帆这样的强势人物相互配合，新政是在绝对权威之下推动的。“唱红打黑”不是这个模式的附属物，而是灵魂与主导，没有“唱红打黑”，那些经济政策也难以实行。 曾应邀去过重庆三次的司马平帮先生认为重庆是“强人政治”，有了强人才能带动人民做事情。薄熙来崇拜毛泽东，能整段整篇地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而毛泽东一生充满挑战但从未被任何挑战所压倒。（司马平帮）   说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重庆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模式，这也是“重庆模式”从一开始就有别于“深圳模式”的。而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讲，“重庆模式”中的唱红打黑，以及薄书记的一系列做法，确实是文革毛泽东时代的缩小版。然而，迄今为止，“重庆模式”却在山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毛的文革却造成了全国性的灾难，原因何在？很简单，第一，“发展是硬道理”给中国以及重庆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否则，你何来廉租房与全民医保？鄙视“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庆，用什么来关注民生？其次，是重庆的规模，大家不要忘记，类似于重庆的模式在“南街村”与“大寨”这种地方都取得过局部的成功。但如果要推广到全国，绝对是天大的灾难。   有人说，现在同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我们国家富裕了，如果再来一次人为的平均主义，来一次强权下的“公平正义”，以及绝对权力主导下的“改善民生”，普通民众都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不错， 1949 年时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全民公有制确实让普通民众享受了几天“当家做主”的滋味，但后来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呼吁公平正义，都急于缩小贫富差距，但用什么方式方法，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手段与政策的问题。是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办法，还是用倒退的办法，这也不是重庆或者深圳等某个地方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重庆模式”从政治与思想层面来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倒退，而它的迷惑性就在于这种政治上的倒退同经济上的一些得民心的措施结合在一起，让很多人迷糊了。   各位，历史上由皇帝老爷与掌握绝对权威的人布施仁政并在一个时期以及某个地区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事件，多如牛毛，结果只不过是你的祖先被一次又一次玩弄而已，中国也始终没有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汪洋 2007 年主政广东后，“广东模式”浮出水面，广东模式就是“深圳模式”的推而广之。很有意思的是，汪洋主政广东与薄熙来主政重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而两人都在主政的地区很“给力”的打造一种新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为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单单从这一点上讲，我对薄熙来与汪洋两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赞赏。至少，他们比那些为官一任只知道明哲保身、闷声发大财的官员要强得多。   就因为这两位领导人的相似之处，我最近被反复问到的问题就包括：“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最大区别在哪里？是殊途同归，还是南辕北辙？   我想，如果一定要指出两人营造的模式最大的区别，我就只好从自己切身感受出发。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让我们还是从政治入手。从政治文化的层面讲，一切“模式”，归根结底涉及、处理与解决的始终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这个问题。无论是“发展”，还是“民生”，也说的是民众与政府的关系。   我们说，薄熙来用“民生是硬道理”代替“发展是硬道理”获得了支持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强调的是“人”而不是“发展”。那么，我们不能只停留于口号，让我们深入看一下“重庆模式”中的“人”与政府关系。   我想，最能突出的莫过于“唱红打黑”，唱红是薄熙来提倡的，打黑更是政府强势主导的，一个“对付”的是普通民众，另外一个对付的也主要是以民众中比较强悍的“黑社会”为主。这就是重庆模式的本质：用红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对付不听话的少数人民。   再看看汪洋主政广东的这三年，非常巧合的是，三年来，我大多时间都住在广州，对汪洋的新政当然是近距离观察。有意思的是，自从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几乎每年一次与网友交流，以及每年两会等在各种政府部门会议的讲话，汪洋书记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面对广东民众“发号施令”过，更没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广东人民（当然包括我在内）。他一方面同网友平等交流，另外一方面却向官员声嘶力竭地灌输执政理念，他的很多讲话，都能够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的经典（例如诸如“官员认为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等等）。自始自终，汪洋始终避免扮演一个“教导”民众的导师角色，在广东的民间，你几乎听不到有人会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庆，民众常常提起“我们的薄书记”……   是的，有些深刻的东西往往就存在于表面，我自己这种漫不经心的观察恰恰揭示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最大区别。我已经说过，我对薄熙来与汪洋两位“敢为天下先”的领导人都很赞赏，我也很不愿意在这里加入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出“对与错”的评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下三十年的历史，至少在这个层面已经检验了“重庆模式”与“深圳模式”的优劣。   毛泽东主政的前三十年，正是一刻也没有忘记用教育人民的方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用打击“阶级敌人”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唱红歌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为什么要唱红歌？因为统治者在骨子里认为民众太愚昧，需要教化、需要引导，于是用这种唱红歌的方式来统一思想，来改造文化，来纯洁民众的精神……只有民众的思想统一了，他们才能够集中力量为民众办大事，办好事！呜呼哀哉，历史残忍地告诉我们，有几个当权者在统一民众的思想之后，不是把民众像猪狗一样愚弄来愚弄去？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最大的成果是自由，普通民众先是获得了经营自留地的自由，包产到户的自由，做小贩的自由，又进一步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上的自由，又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层面，从而在民主与人权上，也有了前三十年无法比拟的进步。虽然，这期间也不停地有人想要统一思想，想要用某种口号与思想来束缚中国老百姓，但总体来讲，中国人在思想空间也获得了较大的自由。近几年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更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政府与官员不是用来教育民众的，而日益觉醒的民众反而有义务与责任来“教育”政府，教导统治者如何执政，如何为人民服务。我们原本以为由统治者扮演精神导师的角色、动不动就让人民去唱红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模式”的希望与出路：民主才是硬道理！   从“发展就是硬道理”到“民生才是硬道理”，从“深圳模式”到“重庆模式”，中国的问题始终如邓小平所说，是一个左与右的问题，他主张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他也知道，最主要的还是反左。在中国，左是政治正确的，所以，“重庆模式”乍一推出，就罩上了“唱红打黑”的护身护，而“深圳模式”与“广东模式”得以升华的“思想解放”，却躲躲闪闪，犹抱琵琶半遮面，至今也不知道要解放什么。   其实，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到今天，人类发展到今天，“发展”早已不是硬道理，“民生”也不是硬道理。当今的中国，民主才是硬道理。所谓民主乃世界潮流，他包含的自由、法治与人权理念，也涵盖了“发展”与“民生”在内。“民生”重要，但却不能靠皇帝老爷来保证，更不能靠投机分子来弄几个便民措施一蹴而就。无论是“发展”，还是“民生”，决定权都应该掌握在民众手中，这就是民主的精华，也是发展不失去公正，民生不被忽悠的唯一保障。   中国模式的出路与希望就在于我们拥抱自由、法治、民主与人权的价值理念，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听，其他的路要就是死胡同，要就是死路一条。民主，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杨恒均 2011-1-16 　海口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走遍中国”计划启动于三亚之滨）                                            （老杨头在三亚西岛上“被”照相一次^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