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中国如何应对“反华势力”？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 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谢云巍

枉顾 人 权 的政权，也不会真正去维护主权！ 今天谈谈钓鱼岛，今天只谈钓鱼岛，今天只能谈钓鱼岛。当然，我早就想谈谈钓鱼岛事件，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有一位年轻人对我说：为什么 中 国 的知识分子，尤其是 自 由 主义知识分子，一涉及到军事与外交，一说到保钓，就集体失语呢？ 这话不假，到军事论坛去浏览一下，到外交博客去看看，到保钓人士中去走走，你大概很难看到一个 自 由 主义者，正好印证了 自 由 主义者是没有国家、要 人 权 不要主权的一伙人，难怪有网友得出了结论：谈 人 权 的那些家伙，都是洋奴，是汉奸，是爱国主义者的敌人。 果真如此？实在是太缺乏历史常识了。西方列强从始至终的意识形态里都少不了 自 由 主义思想， 自 由 主义更是渐渐成了整个现代西方国家的主导思想。如果 自 由 主义就是卖国的，就是以主权换 人 权 的，那么，你又看到有几个受此思潮控制的国家，为了 人 权 而牺牲过主权？你看到几个西方国家的领土在缩小？日本也是一个崇尚 人 权 、 自 由 与 民 主 的国家，它什么时候在钓鱼岛的主权上退让过？ 与此相反的倒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俄国陷入一战的泥沼之时，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列宁告诫俄国工人与士兵不要去前线打仗，不要为沙皇卖命，不要保卫俄国，最好能够让俄国在这场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失败，让外国军队把俄国打败——只有这样，俄国布尔什维克才有机会推翻沙皇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种“以主权换政权”的模式下建立起来的，建立之后，苏联的人民又付出了 人 权 。 这种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再次重演。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 中 国 的时候，同样有一批人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借助外敌侵入的“大好时机”培植自己的武装力量，枪口对内，互相消耗，并伺机摘取“熟透了的桃子”。这样做的也并不是 自 由 主义者！他们一心为了政权，枉顾主权，甚至把大量的领土都拱手让人，以换取外国势力对自己政权的支持与资助。这是否可以解释一些青年网友的疑问：那些真正出卖主权、践踏 人 权 的统治者心目中有另外一个“权”需要保护——不经过民众选举的政权。 得人心者，得天下！ 我还听到一些网友在议论南海问题与钓鱼岛撞船事件时，竟然怀念起毛泽东时代，说什么如果他老人家在， 中 国 就能硬起来了，就没有人敢欺负 中 国 了。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毛泽东在位时确实很硬，但那只不过是他一个人的“硬”，并且都是关起门来，由他一个人对全 中 国 人的“硬”。毛泽东时代的 中 国 ，什么时候“硬”出过国门？ 就拿钓鱼岛来说，像所有有争议的领土一样，一旦被某一个争议中的国家先发制人地据为己有了，你再想拿回来，就得发动一场战争。那么，钓鱼岛是什么时候落在日本人手里，又是哪一个 中 国 领导人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呢？最近的一次正是在1971年的毛时代。 当时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可那时的 中 国 ，从上打下都被文化大革命折磨得奄奄一息，不但没有能力出海保钓，即便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量。当时为了建立中日关系，以及拉美国抗击苏联，几个亿每天在家里闹着要解放全人类的 中 国 人眼睁睁地看着钓鱼岛沦陷，竟然连一个屁都没有放。这就是一些人怀念的毛泽东时代的“强硬”。如果你不服气，不妨再去查一下 中 国 南海那大大小小的岛屿，都是什么时候被争议中的他国所占领的，看看当时的 中 国 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当然，还有外蒙古，还有东北大片的土地…… 对于这种已经被他国占领的有争议领土，包括钓鱼岛与南海上众多的岛屿在内，我们可做的实在有限，除了外交斡旋，不停宣示主权，以及捷足先登地去开发、霸占资源之外，就是化愤怒为力量，在扎扎实实地发展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同时，更要发展壮大我们的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随时准备未来的某一天，在经济、军事与外交领域同对手较量。 然而，有多少人看好这“未来的某一天”？且不说我们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单单是与经济体制不相符的政治体制、绝对权力造成的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已经足以随时把 中 国 打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状态；说起软实力，我们除了大把的钱还是钱，而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老百姓的钱。 未来的较量，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的较量，软实力甚至胜过你各种“强硬”的武器与手段，失道寡助，你再强再硬，能够与世界为敌吗？而软实力，却可以征服世界。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人心？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 中 国 人的心？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世界热爱和平人的心？我们不妨观察一下钓鱼岛事件中的“人心”吧。 虽然网络上不乏爱国青年，要打要杀，可和以前明显不同的是，理智思考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关心没有几个 中 国 人真正见过的大洋中钓鱼岛，他们也仰望星空，但他们更关心身边的拆迁，关心子孙后代生活的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关心海南岛的水灾，他们关心自己为什么无法在网络上打出“钓鱼岛”三个字的个人 人 权 ，甚至超过他们关心钓鱼小岛的主权……人心向背，是决定任何领土之争的关键，得人心者，得天下，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钓鱼岛？ 到了全世界开始对 中 国 说“不”的时候？ 再看看世界的“人心”，这是我最感忧虑的。实事求是地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 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 中 国 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 中 国 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 中 国 学者，以及 中 国 当 局 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 中 国 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 中 国 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我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 中 国 土地？你看看马路上跑起来还像一部车的东西，有哪一款不是欧美与日本的牌子？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 中 国 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 六 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 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 中 国 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作为一名一直观察国际问题的学者，这些年虽然把视线转向国内的民生与 人 权 ，但我隐约感觉到，一个说“不”的时代可能会到来——注意，不是 中 国 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 中 国 说“不”。从这次南海问题，到钓鱼岛，到XXX，我们看到了一群失去了耐心的西方国家，看到了一圈冷漠甚至充满敌意的邻国，看到一个随时准备对 中 国 说“不”的世界。 回顾过去三十年，世界包括西方主要国家，对 中 国 还是基本友好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欢呼过 中 国 的改革开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又惊叹于 中 国 的高速经济发展，虽然不时有些小摩擦，但都能挺过来。主要原因是他们一面鼓励 中 国 开放与发展经济，对他们自己也有利，另外一方面是他们寄希望于 中 国 的渐变，而当 中 国 的“变”与“不变”都出乎他们的预料的时候，他们从紧张到沉思，从沉思到制定对策…… 这些年往来于中外之间，我能感觉这种敌意的加深，预感到世界对 中 国 说“不“的日子在迫近。当然， 中 国 人是无惧任何外来压力与威胁的， 中 国 人不是被吓大的——可问题是，正是越来越多的 中 国 人也想对社会不公、绝对权利与缺乏 人 权 说“不”，这才是最最严重的……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死路一条！ 我忧虑中的世界要对 中 国 说“不”的时代，是否已经到来了？我们如何应对？也许有人说要迎接挑战，甚至准备穷兵黩武，随时来一场世界大战，在所不惜；有人说，继续韬光养晦，在国际上低三下 四 ，把老百姓的血汗钱洒到海外去搞宣传，买软实力；有人说以不变应万变，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只要国内不出大乱子，挺过一天算一天，反正有钱赚的快点赚，赚到钱后赶快转移…… 也许，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这办法不但可以保卫我们最小的海岛——钓鱼岛，还可以保护我们最大的岛屿——台湾岛，还有海南岛，以及每一寸土地，这办法就是古人已经说过，放之 四 海而皆准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如何得民心？习近平副主席说，权为民所赋。温总理说，人民对 民 主 与 自 由 的渴求与需要是不可抗拒的……他还在短短的时间里，先后七次阐述了从普世价值，到政治体制改革，到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体制。活路不是没有，只有抛弃一人一党之私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中 国 才有希望……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死路一条！ 杨恒均 2010-10-9

前几天在香港机场逛书店，看到整整一大片书架上，足足有四十多本新书，几乎全部都是揭秘中国政府、政务内幕、领导人情况的，顺手翻了几本，发现这些揭露的“内幕”如果放在西方国家的话，你都可以到政府档案馆去查阅，在中国却成了“秘密”，养活了一大批书商。这几天，我又到了海外，结果碰上的“专家学者”满嘴都是有关中国高层会议与人事安排的“内幕”，大多是推测与瞎胡扯，不觉感叹道：一个不透明的中国政府，造就了多少变态的“专家学者”啊……于是，想到了胡锦涛主席提到的“知情权”。   在胡主席提到的“四权”里，“ 知情权 ”是放在另外三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之前的，那么，什么是“知情权”，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呢？   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民主自由国家引进过来的，最早出现于欧洲与美国。但大家不要误会了，“知情权”这么重要的民主原则与公民权利，并没有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是民主国家的宪法赋予民众的。至少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宪法中都没有这个耳熟能详的词语。   就拿美国来说，“知情权”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法律正式认可的，当然，在这之前，民众以及新闻工作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揭露与揭秘政府行为与档案，民主的理念中也始终有“知的权利”这个说法。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认为他们选出的政府做事当然应该公开、透明，可是，在现实中，在没有法律保护公民“知情权”的情况下，要做到真正知情，实在是有一定困难的。   美国以法的形式彰显公民的“知情权”是从“联邦资讯公开法”开始的，这部法 1966 年获得通过， 1967 年开始执行。签署这部法律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肯尼迪遇刺后的继承人）赞誉这部法律“让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能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   有了这部法律和没有这部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你去政府查档案，询问会议结果与决议之类的，他们会告诉你：无可奉告。你如果再问，他们甚至会把你赶出去，怀疑你问这些东西的动机，甚至威胁要告你妨碍公务。有了这部法律，你就可以去要求政府公开相关资讯，他们如果问你，你要这些资料干啥？你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无可奉告。——即便你“无可奉告”，他们还得乖乖地向你奉上你索要的资讯，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可见，要想落实公民的“知情权”，首要要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也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的行为。可是，有了法律就万事大吉吗？当然不会，美国公民（尤其是媒体人）的“知情权”并没有因为这部法律的颁布就得到了保障，知的权利甚至没有因此而扩大，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有决策我有对策”，大家知道，再公开的政府，也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例如涉及到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人事细则、法律调查等等，就不能完全公开，而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尤其是国防部与国务院，正是利用这条法律后面附加的“九条例外”大做文章，弄得那些想去查阅政府档案的记者焦头烂额。   不过，美国媒体记者与活跃的公民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从来不吃“嗟来之食”，更不会对政府公布了保障他们的知情权的法律感恩戴德，他们知道，如果你不去实行，不去推行，不去探寻法律的边界，把自己的权利扩张到最大限度，那法律随时会成为政府用来对付你的双刃剑。于是，我们看到过去四十多年里，美国人常常拿这个法律作平台，想要跳得更高和更远。你说国防部的一切都是保密的，那好，就有记者出来挑战你，要求你公布国防部每年用于给士兵购买擦屁股的卫生纸，一共花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是否有收回扣现象？这你总能公布吧？   没想到，国防部连这个也找到了保密的理由：你要是知道了一个人每天用多少卫生纸，又知道了我们一年给各个驻地的士兵供应多少卫生纸，两个数字相除，不就知道了我们某个基地的驻军人数？那可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绝密啊……   这种对“国家安全”的解释一旦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当然就遭到了的美国民众的一致嘲笑，结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大多是记者）不停地站出来挑战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国家安全”底线，终于，连国务院与国防部也招架不住了，只好也开始政务公开，趋向透明，结果，公众终于在媒体上看到了国防部某个水龙头的采购价高达 1000 美金，一个马桶盖的采购价是 400 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与民众对“知情权”的推动给我的启示是，政府不能只靠“仁政”来取信老百姓，必须得靠法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民众呢，有了法律还不够，还要去使用法律，用法律来对付政府，来保护自己。   胡锦涛主席之所以把“知情权”放到其他三权至上，并不是它最重要，而是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公民缺少了“知情权”，就根本无法谈什么“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你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去参与？你什么都搞不清，又如何去自由表达？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又如何去监督？   中国的政府的政务公开这些年有一定的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政府需要立法，完善规章制度，公民也应该主动督促、推进、甚至挑战政府，要求他进一步公开政务，打破各种黑箱操作，以此扩大公民的“知情权”。   杨恒均 2010-10-6  

看到台湾一位学者谈论“五识”教育，提到上面这个五个“识”，甚合我意，这里借题发挥一番，把我对这“五识”，也是对自己为人处世与做学问的标准做一个注释。   人要有“ 知识 ”，这是毫无疑问的，知识来自于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现实中的经验与教训。鉴于我们的教育在很多方面还不尽人意，有时甚至扮演着提供错误信息、扭曲你的人生与世界观的角色，所以，我认为获得知识的最主要途径是阅读。尤其对于年轻人，阅读是最、最重要第一件事。   积累了一定书本与现实中得来的知识，你就需要有一定的“ 常识 ”。为什么把常识放得比知识还高？原因很简单，没有知识的人并不可怕，我们可以靠“扫盲”与补习来纠正他，可那些有意或者无意罔顾常识的人，才真让你受不了，他们也是黑白颠倒与指鹿为马的一群人。一个普通的人并不需要搞清登月火箭的原料构成与 DNA 的结构图这种知识，但他得知道基本的善恶与美丑这些常识。对于青年人交朋友与寻找另外一半，我的建议是，对方没有知识不要紧，但对于那些分不清常识的人，最好离他（她）远一点，有时知识并不能挽救他，那是世界观的问题。   一个人只有在拥有了一定的知识，懂得辨认常识的时候，才能更上一层楼，拥有自己的“ 见识 ”，这见识就是你自己看问题的观点，你的思想与世界观了，这是一个学者与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我常常遇到一些年轻人，由于知识有限，连基本常识也分不清，一见面就想发表一通“高见”，弄得你不听也不是，听也不是。当然，更让你难受的是一些很有知识的学者，却一点“见识”也没有……   有了上面三种“识”，你就是一名有学问、有看法的人，一般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了。大多数有学问的人，也就永远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无法上到更高一级的那个“识”： 胆识 。胆识就是在你拥有了知识，也分清楚了是非曲直的时候，，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勇敢地表达、甚至去实施你的“见识”。一个人哪怕学富五斗、观点超前，可因为种种原因，却闷声发大财，到了该出手的时候，连个屁也不敢放，这种人，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关于胆识，大家还要分清楚一点，“胆识”可不仅仅是大胆，更不是“有勇无谋”。“胆识”必须是在前三个“识”之上的“有胆”，一个无知的人，一个连常识都不懂的人，一个毫无个人见识的人，他即便再“勇敢”，得到一些人暂时的喝彩，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甚至会贻害无穷。   最后为什么还加了一个“ 赏识 ”，而且放到了更高一个层次？原因很简单，拥有了前面四个“识”的人，缺乏的往往就是“赏识”，结果，让他们在人格修为、在事业奋斗与理想追求上，功亏一篑。   大家在人生路上踽踽独行的时候，都有偶遇他人“赏识”的时候，请问，你是什么感觉？我相信，有时他人的一两句“赏识”，往往成为你继续走下去的动力，造就了你的一生。当然，我这里的赏识，不是指人家对你的赏识，而是你是否懂得“赏识”他人，包括赏识那些比你强的和那些不如你的，赏识你的朋友与对手，你的表扬者与批评者，甚至你的敌人……   生活中不难碰上，那些拥有了“知识”、“常识”、“见识”，尤其是“胆识”的人们，往往都有高傲与目空一切的缺点，他们失去了“赏识”他人的能力，结果很简单，不会赏识他人的人，肯定很难再进一步，久而久之，他们也不再被他人赏识。你想，一个孤家寡人，一个脱离了普通人的“伟人”，即便“有胆有识”，又能走多远呢？   赏识他人，就是我迄今为止得益最多的一条法宝，我把它送给你，尤其是青年朋友。   杨恒均 201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