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作者: 杨支柱    2012-02-29 13:18 星期三 晴 　　 　　杨支柱按：据《齐鲁晚报》2月29日报道 “28日上午,德州三八路岔河桥西头南侧出现了多具婴儿尸体（报道中一位目击者称“丢弃的弃婴数量近10个”）,有的甚至被扔到了马路上,派出所民警和热心市民见状,将分散多处的死婴归拢到一起,填土掩埋。德州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称,已介入调查此事,关于事情的进展会及时通报。”何必浪费钱财去搞什么伪调查呢，这样的事全国各地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哪次的调查结论是可信的？懒得评论了，转旧文若干篇。 　　 　　 　　 　　忘不了济宁光复河边的21具尸体 　　 　　 　　 　　杨支柱 　　 　　 　　 　　2010年3月30日晚上9点，济宁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济宁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宫振华称，光复河边发现的21具尸体均来自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该医院太平间工作人员朱振雨、王治军私自收取家长费用100－200元后违规处理尸体，已经被治安拘留。 　　 　　这大概是可信的。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胎儿和婴儿是怎么成为尸体的。 　　 　　一起疑点重重的特大丑闻，就这么迅如闪电地结案，处理轻得像抚摸，这是为什么？连挖个深坑都嫌费钱的太平间承包人，会浪费太平间的冰柜将尸体积聚半年或一年吗？如果这些尸体是短时间内产生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让大量的婴儿或胎儿在一家医院里集中死亡？这些胎儿和婴儿的性别比如何，是否存在性别鉴定后堕胎的违法行为？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冒出那么多大月份堕胎的？如此集中的大月份堕胎，知情同意书是不是都是孕妇本人签署的？须知济宁的“计生风暴”可是出了名的，不信你在“百度”上输入“济宁市计划生育”七个字搜一搜。 　　 　　2009年5月10日，有网友在重庆市大渡口李家沱大桥下长江边上发现19具尸体，全是4—7个月左右的胎儿。巴南区卫生局一位负责人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如此大的引产量在大医院都达不到，更不可能是诊所。他们已经彻查了区内医院，都没有如此大的引产量，怀疑是上游冲下来的。”（2009年5月14日重庆晨报） 　　 　　一句“怀疑是上游冲下来的”便将这么一个特大案件搪塞过去，警察不再追查，媒体也不再追问。但是既然如此大的引产量在大医院都达不到，何以在“上游”的某家医院就能达到？常识告诉我们，河水只会把上游某家医院抛弃的“医疗垃圾”冲散，而不会把多家医院的“医疗垃圾”冲到一起！中国的常识告诉我们，虽然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有如此集中的大月份流产，但是在“计生风暴”则不过是家常便饭。 　　 　　2009年6月23日上午，在襄樊市鱼梁洲沙洲整治工程第十标段，一辆大铲车一铲铲出一堆遗体和残肢。当地警方确认这些遗体和残肢来自襄樊市中心医院，并完全接受了医院自己的说法，称这些来自“难产死婴和三无人员的遗体及伤员截肢”。无论是2009年6月24日三峡晚报首次报道，还是6月25日新京报的报道，都说是2具女士和6具大月份胎儿尸体。但当我的文章《对襄樊8具无名尸体来源的猜想》在网上广为流传之后，襄樊警方硬是把两具女士变成了一具男尸和一具女尸（见7月8日新京报报道《襄樊抛尸事件背后的殡葬利益纠葛》）！ 　　 　　更早的2005年1月10日，西安市临潼区岳沟村二组村民在麦田里发现10具大小不一的胎儿遗体，其中2具为足月胎儿遗体，报道同样称“疑为是个别医疗机构在引产、流产手术后违反规定乱抛弃医疗垃圾”。（2005年1月11日深圳晚报） 　　 　　究竟还需要多少批胎儿和婴儿不明不白地死去，被当作“医疗垃圾”抛在河边，才能引起我们良心的颤栗! 　　 　　为什么曝尸河边？ 　　8具无名尸体来源再质疑：移花接木，变性手术？ 　　对襄樊8具无名尸体的来源的猜想

作者: 杨支柱    2012-02-29 19:31 星期三 晴 　　 　　杨支柱按：张明和夫妇本是农村户口，退伍、入学（瑞安市卫校）返乡后仍是农村户口，在生育第一个女儿后五、六年再生一个男孩是符合计生国策的，但是依惯例仍需缴纳3000元罚款，他当时并怨言。张明和虽然91年12月就填了集体工转全民工的表，但并未批下来，93年3月生育第二胎的时候仍然是农村户口，直到孩子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才批下来。但旋即被以“超生”名义查处，扣发1994年年终奖700元，责令写检讨3份，给与警告处分，他仍无怨言。直到1998年因同一生育事实被苍南县政府发文开除，他才忍无可忍，踏上了慢慢上访路——这当然是一条不归路。 　　许多公公知识分子说什么遵纪守法就没麻烦，完全是放狗屁。我第一个女儿出生时我都39岁了，我太太也快35岁了，都是初婚未育，只因为我太太当时户口不在北京，为了拿到“生育服务证”也受尽了折磨，这折磨包括在北京买房的条件，也包括证明双方终身未育的琐碎并且是侮辱性的踢皮球程序。 　　这位写信的张明和先生把他的信访信寄给我已经好多次了，但是表达不怎么清楚，连标点符号都错误百出，又未见其他材料，想替他修改也不便。但是为了不再浪费时间一遍遍地看他的信，我今天还是鼓足勇气把他的两三封信进行了简单的裁减合并。 　　 　　 　　苍南县人民政府信访局、县卫生局、金乡卫生院： 　　 　　信访人张明和54岁，原在金乡卫生院合同工，住浙江苍南金乡镇凤仪街119号。 　　 　　信访请求： 　　1，1994年7月8日被金乡镇计划生育二胎罚款3000元现在也称社会抚养费。 　　2，收回被县卫生局行政处分的检讨书三份。 　　3，收回94年底被金乡卫生院年终大会上公开通报宣布生育罚款年终奖700元。 　　4，赔偿利息另加精神损失费8500元。 　　5，担负损失晋级费30000元。 　　6，负担赔偿失业费13万元。 　　7，负担养老费10万元。 　　8，恢复我公职。 　　 　　事实和理由： 　　我叫张明和今年53岁,爱人吴玉平今年51岁无业。我们都是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五一村村民农业户口,我78年高中毕业,同年入伍当兵在37301部队四年,退伍后被按置在新城乡保健所工作（乡村集体），84年结婚，88年2月3日我们生育一女，产后我爱人自动到金乡保健所妇产科做结育放环术，放环后因对身体有不适应症状，时常出现下腹部异物感，出血、疼痛、白带增多等，为了身体健康在产科许可情况下重新取出结育环，我们夫妻每年这样的生活中，爱人难免每一次怀孕要进行人工流产术，经济要付出，健康又要受到摧残，痛苦不堪可想而知。 　　88年初我在金乡中心卫生院医学临床实习，88年6月在瑞安市卫校三年学习毕业了，被金乡卫生院留用任内儿科临床医生,平时我是靠自己努力勤奋业绩收入拿的工资，从没有享受其他人的待遇，也没有经过县卫生局批准进入的，这是等级制度决定的。 　　91年12月原金乡卫生院会计宋信秋，拿一张表格给我提，说全民单位集体人员有县卫生局批准进来的可以转正你试试看，就这样我也填了表格，92-93年金乡卫生院集体工其他人员都已经转正了，唯独我还是没有转，好心人叫我到卫生局咨询一下，勉强的去问了卫生局局长王刚，结果说这是历史决定的，没有你份，再问卫生局副局长吴正树兼人事科长也说没有，考虑到可能我到全民单位，没有经过县卫生局批准的缘故吧，是的这是历史决定命运我放弃了。 　　93年因金乡卫生院内部内讧我独自离开医院，回到新城乡或者家里开自己的诊所，开了三个多月，这时我爱人又怀孕了，干脆生下结扎免得每年接受流产的痛苦，这合情合理的选择，也符合农村生育政策，生育已经超过6年，这是全中国农村百姓中生育存在的普遍现象自然现象。此时也正巧遇上金乡卫生院书记余庆国和李永光（已经逝死）来到我家，要求我继续帮助上班，我这个人也很爱面子，再想今后自己也需要积累临床经验，第二天我去上班家里也开着诊所，我已经错误的走在十字路口交叉上。93年10月我爱人在金乡卫生院生育第二胎，94年5月爱人在金乡卫生院做结扎手术。 　　94年金乡镇计生办派人口头通知，我是正常生育，在金乡卫生院我是借用的想走就走，据我了解金乡镇计生办不管你家生育间隔几年，百分之90要你划款这是一贯强制性。后来由金乡卫生院李永光出面，叫我带3000元给他，最后又由李永光给我带来一张划款单据（此材料在卫生局）。 　　94年8月我又被好心人提醒叫我到县卫生局打听一下转正的事情，这次去问卫生局人事科科员吴再嵰查后说已经批了，要到了人事科科长吴正树那里问听说我已经批了，而他对我说批了吗不晓得查查看噢有了有了，从提表格到咨询然后打听又放弃又离开又上班共花费4年时间，机关单位执行办事效率态度我不敢多言，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抹不去的事实真相。 　　94年11月县卫生局派纪检科老薛和李明对我进行调查，他们又拍照谈话又笔录回去，过几天传我过去结果要求我写检讨书，写了三份检讨书（现在材料在卫生局）。95年2月在金乡卫生院召开年终大会上，宣布因我生育扣除我奖金700元（时任院长施可搜）。 　　98年县政府要求全县开展单位计划生育清查，我如实申报，98年11月县卫生局又派纪检科李明等三人对我进行调查，谈话记录要了几张孩子的照片和金乡镇计生办划款单据，大概问了二十几分钟结束，98年由苍南县政府发文开除（据说当时苍南县计划生育全国倒数第二原因）。 　　这样轮翻多次反复对我行政处理，严重缺乏行政程序。尊敬的领导，像苍南县及卫生系统中53岁人生育二胎以上有的是，他们大部份中经历并非比我复杂，还有乡保健所这些人员大部分家有二胎甚至二胎以上，但他们也没有变化，现在改制成什么全民单位，他们的命运比我好，想想这合理性公平吗？ 　　我有以下疑惑，一，我们都是农村户口，二胎间隔6年，符合国家政策；二，如何理解有划款，写检讨书，又划款，最后又开除四个程序。 　　 　　此敬 　　苍南县政府信访局、县卫生局、金乡卫生院 　　 　　信访人；张明和 　　2012年2月21日 　　

作者: 杨支柱    2012-02-25 07:59 星期六 晴 　　 　　杨支柱 　　 　　据新疆媒体报道，今年78岁的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博斯坦村村民艾姆拉汗•赛排尔妈妈养育的9个子女全都大学毕业，其中2个博士、2个硕士，她和她丈夫同时还把她姐姐3个自幼丧父的孩子养到高中毕业。她的23个孙辈中又出了3个博士、3个硕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称她为“英雄妈妈”、“幸福妈妈”。 　　不止一个网友把这篇报道推荐给我看，这很好理解，因为赛排尔妈妈的故事和张春贤书记对她的赞美扇了我一贯反对的“少生快富”论一个响亮的耳光。 　　一些网友指责张春贤书记忽视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一些人批评计划生育指标控制优惠少数民族对汉人不公，其实从赛排尔妈妈本人的故事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赛排尔妈妈的小儿子1998年从新疆大学毕业，应该是1975或1976年出生的，那时全国农村的计划生育都刚刚起步，何况是在新疆这样的边远地区。整个80年代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平均高达2.4，这意味着农村半数以上的人生了3个孩子。赛排尔妈妈的9个子女生23个孙子女、外孙子女，平均不到3个，跟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正相吻合；由于属少数民族，其中即使有“超生”的也是几个别。赛排尔妈妈和她的儿女并非违反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模范，只是中国农村教育子女特别成功的模范。 　　如果赛排尔妈妈的孩子出生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即使政策允许生3个，她还有9个孩子属于“超生”，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她姐姐的孩子并不是孤儿（母亲在），收养是要记入她自己的生育数量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有人能“超生”9个孩子，因为每多“超生”一个孩子罚款都要加倍，更不要说可能扒房牵牛了。即使她敢“超生”9个孩子，在经过计生罚款或征收相当于夫妻年收入之和若干倍的“社会抚养费”9次之后，恐怕她家的东西掘地三百尺都卖光了，全家都得喝西北风，或者沿街乞讨，哪里还能让儿女都接受高等教育？连小学也上不了。 　　就算退一步假定赛排尔妈妈是违反计划生育的模范，她能够把9个孩子送上大学，还不顾自家困难把姐姐3个自幼丧父的孩子养到高中毕业，何等英雄！其实是更英雄！如今苦尽甘来，那么多儿孙事业有成，孝顺自己，又如何不幸福？也许张春贤书记不便公开表彰她了，但心里怕是仍会赞她为“英雄妈妈”和“幸福妈妈”。其实，根本无需让这么多孩子都上大学，在中国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就凭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收养3个自幼丧父的外甥，就凭使12个孩子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她也称得上是“英雄妈妈”和“幸福妈妈”了。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不敢养孩子，说什么养不起，其中以城市青年比例较高，以独生子女比例尤高，各地不时爆出多少双独夫妻放弃二胎指标的新闻和自愿当丁克的新闻。请问你们的经济条件，跟赛排尔妈妈当年的处境比起来如何？ 　　赛排尔妈妈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消费其实是极富弹性的，穷人家3个人的饭4个人吃，富人家1个人用的钱5个人花，在一个父母恩爱、兄弟姐妹和睦的氛围中，并不至于影响身心健康，孩子成才与否跟家庭贫富没有必然联系。连一棵树都不是施肥越多长得越好，何况是具有复杂社会性的人！ 　　赛排尔妈妈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人的劳动能力是大有潜力可挖的，而养孩子是挖掘这种潜力的最大动力。 　　即便如此，赛排尔妈妈的9个孩子都上大学、3个样子女读完高中，对多数人来说仍然近是难以想象的。靠赛排尔妈妈和她丈夫的勤劳、节省恐怕都解决不了这么多孩子的温饱，更无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报道显然抹杀了12个孩子中那些年龄较长者的功劳，其中包括三个养子女。我父母只生了3个孩子，我就深受大姐的恩惠；何况赛排尔妈妈养了12个孩子！赛排尔妈妈的小儿子出生时，她的大儿子已经二十三、四岁了，加上收养的3个，至少有4个已经是劳动者了，也可能有5个或6个劳动者了。没有哥哥、姐姐的帮助，年过半百的农民夫妻不可能把后面几个孩子送上大学，更不要说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事实上养12个孩子降低家庭生活水平的摊薄效应跟养活6、7个孩子的摊薄效应相同，不同的仅仅是艰苦奋斗的时间延长了。 　　赛排尔妈妈最了不起的地方还不是9个孩子上大学本身，而是9个孩子上大学背后的兄弟姐妹关系！兄友弟恭，赛排尔妈妈的孩子们富有家庭责任感是显而易见的。有家庭责任感未必有社会责任感，但过于自我中心连家庭责任感都没有的人是不可能有社会责任感的。赛排尔妈妈的贡献不仅仅培养了9个大学生，还培养了12个孩子的爱心和责任感，维持了一个和谐家庭。如果赛排尔妈妈夫妻不和，如果赛排尔妈妈的丈夫因为害怕养更多孩子而强迫她堕胎或者干脆红杏出墙，如果亲生的孩子排斥收养的孩子，如果收养的孩子怨恨养父母的歧视（尽管未必歧视），如果哥哥、姐姐嫌弟弟、妹妹出生摊薄了自己的家庭财产份额，只要这几个如果有一个成立，哪怕12个孩子减少到5、6个，赛排尔妈妈的日子也要难过得多，更不可能有那么辉煌的养育成就。 　　报道除了忽视赛排尔妈妈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还极力贬低赛排尔妈妈的文化程度，说她只读了初中毕业。不要忘了，78岁的赛排尔妈妈的同龄人中，女孩读到初中毕业的，不比现在的女硕士多！俗话说，“父高高一个，母高高一窝。”不仅仅是身高，也包括智慧。孩子们都是在母腹中孕育的，在妈妈的怀抱里长大的。然而可惜的是，现在的知识女性普遍“以事业为重”，甚至以个人享受为重，像赛排尔妈妈这样拥有博大母爱和卓越持家能力的，已经无处可寻了。 　　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定会说，天下绝大多数妈妈不可能像赛排尔妈妈这样富爱心、懂教育，如果妇女们都像赛排尔妈妈这样生孩子，那就会文盲充斥责，并且很快让中国人满为患、让地球不堪承受。首先这句话里包含着知识（其实是书本知识）歧视，一对父母在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福利的条件下能够依靠自己的爱心和勤俭培养出12个身心健康、富有家庭责任感的体力劳动者——即使他们都是文盲，也是对社会莫大的贡献。其次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像赛排尔妈妈这样能生、能养。在初育年龄比现在差不多小10岁、没有避孕手段、政策和文化都鼓励生育的古代社会，妇女平均也只生6、7个孩子，但是养活到能够生育下一代的大概也就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孩子成为自食其力、传宗接代的成人和孩子夭折（在经济上这意味着生产了废品）相比，无论对于家庭还是对于国家、社会，都是合算的。埋怨没有避孕手段的时代生孩子太多（大量的知识混子都在几十年如一日地指责“文革”前和“文革”早期中国人生孩子太多），本质上是埋怨孩子没有夭折，只有被计划生育意识形态高度扭曲的人，才会这么弱智和没有人性。 　　赛排尔妈妈的产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首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她这么强的生育能力。其次，赛排尔妈妈如果所遇非人，嫁的不是特别喜欢孩子的丈夫，她肯定不可能生这么多孩子，即使不离婚，恐怕丈夫也睡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譬如贺子珍就是一个生育能力超强的女人，但她和毛泽东的孩子竟然只有李敏一个。再次，如果赛排尔妈妈不是生活在低成本的农村，她也不可能生养这么多孩子。那么多孩子需要多大的房子养啊？谁帮他们照看啊？须知屋里到处是电源插头、外面到处是汽车的城市高层建筑不但比农村的土坯房贵出几十倍，威胁孩子生命安全的因素也多得多，还不算猖獗的拐卖儿童犯罪！黄炎培先生生养了13个孩子个个成才，中华民国的人口增长并不快。英国、美国、以色列都有一些生十多个孩子的家庭，政府还需要鼓励生育。极少量这种的存在不但对于生育率影响甚微，而且增加了家庭结构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多样性——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城市生活极大地降低了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避孕手段的丰富使得这种意愿很容易实现。晚婚晚育又大大降低了妇女的生育能力，甚至连男人的生育能力也在迅速下降。丁克和同性恋，好像似乎也比以前多了。社会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妇女会生出太多孩子，而是妇女不愿生出或不能生出足够的孩子，危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像赛排尔妈妈这样的妇女，已经成了濒临绝迹的大熊猫。 　　 　　新快报2012年2月25日发表时删节较多 　　 　　 　　

作者: 杨支柱    2012-02-24 16:18 星期五 晴 　　杨支柱按：一个大多数人不愿生第二胎或养不起第二胎的民族，灭亡是迟早的事。 　　 　　 　　北京晚报2012年02月22日第35版 　　 　　 　　 　　 张卉 　　 　　 调查发现： 　　 　　 大城市人生育意愿很低， 　　 　　 农村人生育意愿也很低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许多人口口声声说想要老二，政策允许的话他们真的会生吗？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对江苏六县20727名18岁至43岁的育龄妇女做过生育意愿的调查。令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即使政策允许，很多人出于现实压力的挤压，也会放弃要老二，那些能合法要老二的家庭，最终真要了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她原以为城乡在生育意愿方面存在很大差别，没想到县乡一级的生育观念也早已摆脱了多子多福的色彩，很大程度上开始和大城市趋同。 　　 　　 要两个最理想 　　 　　 要不要很纠结 　　 　　 2007年1月，第一轮调查结束郑真真首次看到数据时，感觉难以置信——这两万多人中，理想子女数和生育意愿数量均为“1”的占34.87%，两者均为“2”的占40.6%，而22.9%的妇女认为有两个孩子最理想，但是自己希望只生一个孩子。同年的6月，郑真真的团队又回到原地对200人进行了抽样访谈，回访结果表明，很多人表示理想的子女数是2，但说到自己要不要第二个孩子时会犹豫：表示需要考虑经济承受能力、自己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帮着带孩子等因素。 　　 　　 这和郑真真的同行在几个大城市所做的调查结论一致。绝大多数受访对象表示：幸福的家庭应该有孩子，这一点是绝对的，但至于要不要第二个孩子，考虑的因素就多了。虽然每对夫妻在考虑要不要老二时，都会提到经济，但经济因素实际上是很灵活的、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因为无论是收入高的还是收入低的调查对象，都会表示自己经济条件“还不够好”，郑真真认为，这代表了年青的一代希望自己的人生质量不要因为要老二有太大的变化。 　　 　　 现实压力太大 　　 　　 放弃老二计划 　　 　　 为了确认这些生育意愿最终是否落到了实处，三年后的2010年1月，郑真真的团队再次跟踪调查江苏六县，调查的结论非常有意思：那些当初说不要老二的，绝大部分果然没有再生，只有2%的人改变主意生了老二；那些曾表示打算生老二的，只有43.8%说到做到，履行了意愿；这个数字让郑真真非常惊讶。这说明，“不生”的计划基本落实，而“要生”的计划离真正落实还有不小的差距。 　　 　　 此外，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过去人们总是预测，假设政策允许，90%的人会生第二个孩子，但对符合二胎条件的妇女的调查（占总样本人数的34%）却显示：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她们理想的子女数只有1.7；自己愿意生老二的只有1.5，即使假设所有妇女最终都落实了生育计划，平均生育的子女也只有1.3，也就是仅有30%的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妇女最终生了二孩，远远达不到意愿生育的子女数（1.5）。郑真真表示，理想子女数、生育医院和生育计划是逐步接近现实的三个层次，也显示了现实压力之中人们对生育意愿的妥协，当理想照进现实，那些符合生育二孩的独生子女们，在努力地寻找个人生活质量和要老二之间的平衡点，“在中国，养孩子的压力都在家庭身上，我们还不是一个育儿友好型社会。”郑真真如此解释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的逐层递减关系。 　　 　　 选择生育二胎 　　 　　 多为情感需要 　　 　　 而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马小红直接针对北京20至34岁的独生子女展开调查。2006年和2008年分别获得了1000份左右的问卷，其中20%为双独家庭成员。调查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无论城乡，1孩生育成为生育意愿的主流，50%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理想子女数为1孩；其次，无论城乡，已经有1孩的家庭只有28.4%的城市被调查者和39.2%的农村被调查者表示愿意要第二个孩子；第三，双独家庭中，只有26.9%的城市双独家庭和36.3%的农村双独家庭明确选择生育二孩。而无论城乡，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是子女成长、天伦之乐等家庭情感需求，而不是经济养老和政策原因。最后，无论城乡，都没有明显的男孩性别偏好。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的调查结果与江苏、上海等地的调查结果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不仅大城市的生育意愿很低，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也很低。 J167 　　 　　 　　

　　杨支柱 　　 　　 　　 　　广东网友张先生来信，建议发起一场“妇女抵制定期妇检”的“惹麻烦”运动。他说：“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育龄妇女必须定期到计生部门检查，一旦不去就会来找‘麻烦’。如果所有育龄妇女都抵制去计生部门检查，不但可以节省自己的时间，维护自己的尊严，还可以有效地给那些怀孕妇女一个缓冲和保护期。这种不作为的抵制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定期环孕检比齐奥赛斯库的月经警察还糟糕得多。旨在禁止堕胎的月经检查警察还可以勉强说是为了胎儿的生命牺牲母亲的自由，定期环孕检则完全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是政府对妇女身体如同对自己财物一般恣意的支配。另外，强制公民“为国家多生宝宝”虽然同样侵犯个人利益，但强制“少生孩子多养猪”同时还构成对人“类”尊严的蔑视。 　　 　　有中年妇女居然把未婚姑娘被迫每年检查四次证明没有怀孕说成社会福利，我很怀疑这些人到底是妈妈还是老鸨？ 　　 　　这几天我会到我的网易、腾讯、新浪、搜狐、天涯微博来个每日一推。但是光网上说说恐怕难以形成实际的运动，还得有人挨家挨户搞串联，还得有记者报道计生对拒绝检查的非法处罚，包括罚款、不给“准生证”、不让孩子上学。串联不要搞得太大以免政府敏感，我看限制在一个村委会、居委会的管辖范围内为妥。具体操作就不是我擅长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