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

　　布罗茨基的回忆是从他和他父母在列宁格勒分享的那一间半屋子开始的：父母一间，他自已半间，一道书架为他挡住了一切。而这个“小于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成长的世界，甚至书架上摆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奥登的肖像，都奇迹般地预示了他的未来。 　　而我们“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运却没有给予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当然，我们或许也不具备那种惊人的才赋。我自己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当我回顾过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艰难的努力，以从事一种自我辨认。 　　在收到一个杂志的约稿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现在，既然约稿的主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诗歌地理”，那我就从我来到北京谈起。1985年5月，我从湖北一个山区师专借调到北京诗刊工作（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被发配到那里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和我的大学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在武汉上学期间，我也来过北京两次，我至今还留有那时在长城和圆明园废墟间的留影。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来北京必上长城（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那时都会背诵江河这样的诗：“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晃动着几千年沉重的锁链……”），也必到圆明园的残墙断柱间去凭吊一番。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悲壮，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时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 　　具体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时我每天从新街口马相胡同的家中骑车到虎坊桥诗刊社上班，虽然我对官方诗刊的那一套并不怎么认同，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也使我有机会为诗歌做一些事情，这就行了。对于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种拿腔拿调的“皇民文化”，我这个外地人也很难适应，常常有一种“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北方干燥，多风沙，而一旦下雨，胡同里那些老槐树焕发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最美丽、动情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东西。1979年早春，当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北岛、芒克他们刚创办的蓝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探索上的异端姿态和挑战性，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下，我们武汉大学和全国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创办了一份刊物《这一代》，我是它的诗歌编辑和文学评论编辑，也是它的最激进的一员。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联系，也准备在第二期上转载《今天》的诗歌。我们有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如张桦、张安东等，也在《今天》与《这一代》之间来回穿梭，一时间颇有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由于过于激进，《这一代》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不过，夭折也有着它的意义，使它获得了我们都没预料到的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回看我们办的这份刊物包括我那首发在上面的惹起很大麻烦的《桥》，我现在肯定会感到幼稚（其实，《桥》写出后不多久，我自己就不再提它了），但我依然感到庆幸，那就是我们正好赶上了文革结束后那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正是那个年代赋予了我们那样一份诗歌冲动和和精神诉求。诗，被禁锢的诗，地火般涌现的诗，如雷霆般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隆隆滚动的诗，它对我们的唤醒和激励，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到北京后，这一切慢慢沉淀下来，我和今天派诗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实际上的接触。在大学时代，我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就有联系，记得有一次在顾城情绪低落期间我给他回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极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意义，他在回信中这样说“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评价你的吗？他说你是中国的别林斯基！”顾城他爸即是老诗人顾工。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那时的兴趣已转向了现代主义，一册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尤其是那上面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的诗，不知被我读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后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田晓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杨炼住在中央党校，我那时很喜欢他的诗，也和他一样相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时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在他家里，他爱给我们展示他当年一次次穿着长风衣从党校图书馆里“顺”来的“战利品”（书），还慷慨地借给了我他珍藏的台湾出版的叶维廉的译诗集《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的复印本，并嘱我几天后一定要还。顾城则爱给我们讲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还诡秘地告诉我他的名诗《一代人》乃为梦中所得（这句话刚出口，他又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说那两句诗本来放在一首长诗中，后来他单挑出来，并加上了“一代人”这个题目。江河则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个胡同里，离我们家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带上两个大苹果，有一点朝拜大师的感觉。在江河那里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不仅了解了他们那一拨人的经历，他对艺术的见解也使我颇受益。只不过江河人很精明，谈事论人也比较刻薄，这和他的诗风有很大反差。不过对此他也无所谓，那时他最爱对我们谈的就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 　　在北京这拨诗人中，因为种种原因，北岛要难以接近一些。还在上大三时，我来北京，听北大的黄子平讲到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发表屡遭挫折的事情，我听说后，就把它带给湖北的《长江》丛刊，并极力给他们做工作，后来《波动》的未删节本包括马德升的配画全部在该刊上刊出。因此我来北京后，北岛在他位于前门西打磨厂胡同的家中请客，那晚他本来要和他的画家妻子一起参加一个聚会，他让黄锐陪着去，他自己则亲自掌勺，并叫来杨炼、顾城作陪。我很感动。北岛在这方面没说的，可以说他总能给人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他在那些年也的确顶住了、承担了很多东西。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也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美学上级”的感觉。记得下一次见面，他骑车到新街口马相胡同我家，送我一本油印诗集，那时正好杨炼也在，北岛便谈到了他前不久同艾青在电话中“绝交”一事，艾青说“别忘了你在我家吃过饭”，北岛说“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后来不知怎的又谈到了江河，那时杨炼还有点和稀泥的意思，“朋友嘛”，他嘻嘻一笑，没想到北岛这样回了一句：“这样的朋友，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冷冷的一句，听得我不寒而栗。 　　我要说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北岛“肩抗黑暗的闸门”、对中国诗歌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他们那一代人，作为诗人和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不复再现的一代。但是，这只是就诗和他们曾体现的“诗歌精神”而言。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里借用诗人柏桦的一个说法），权力和权力斗争，还有“唯我独革”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像毒素一样渗透到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了？人们与他们所反抗或厌恶的东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对于这些，当然不会有回答，有的是北岛自己在那时的一句诗：“大伙都是烂鱼”（见《青年诗人的肖像》）。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 　　话再回到80年代中期，正当“朦胧诗”在与诗坛“保守势力”的角力中刚刚站稳脚跟时，“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烽火四起了。我在诗刊（那时我在作品组，具体分管华东片诗稿和外国诗），经常收到这类刊物或宣言，似乎空气中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那时“圆明园诗派”的大仙经常到我家来“侃诗”（我家那台十四?寄档づ坪诎椎缡踊?褪峭ü??潜本┣嗄瓯ㄌ逵?钦叩纳矸莶怕虻降模??淮嗡?詹渭油暌桓鼍刍岬轿壹遥?患?婢托朔艿靥傅奖钡涸谏厦娼不埃?旅嬗腥送蝗缓?ldquo;打倒北岛”，并说把北岛“吓了一跳”。我问是谁喊的，他说是刑天。刑天也是圆明园诗派的一员。这一次刑天舞干戟了。 　　接着，徐敬亚他们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约稿也来了，虽然我支持这种倾向，但我本人没有参与。说实话，我对这种“集体兴奋”有点兴奋不起来。文革时期因为父母出身不好，我连红小兵也入不了，这倒也好，从此形成了我内向的性格。记得我从小还在小本子上抄有“小动物成群结队，狮子独往独来”这类“外国格言”，看来它对我毒害甚深。我虽然不是狮子，但我却渐渐认定了诗歌是孤独的果实，是一项个人的秘密的精神事业。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感到最亲近的是冯至，他翻译的里尔克的一句诗，多少年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因此，一次黄翔带了六七个人闹哄哄地到了虎坊桥诗刊社，像红卫兵大串连似的，我给他们递上了水，但说实话，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一次廖亦武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到我家来，嚷嚷着要吃回锅肉，好，我带他们去买，但对于这路豪杰，我只是以礼相待罢了。我既不“结党”，更不想“入伙”。后来见到有些诗选或论述也把我的诗划入什么“第三代”，对不起，如果说起“代”，用欧阳江河的话来说，我也只能属于“二点五代”。更确切地讲，我什么“派”或“代”都不是。 　　80年代属于我的“练习期”或“成长期”，我知道我还有更远、更艰巨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自己更沉潜一些。如果要做什么事，我也只是想为一些年轻而优秀的、不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认可”的诗人和诗歌做一些事情。凭心而论，80年代的诗刊是它办得最好、最开放的一个时期，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邹狄帆、张志民、邵燕祥、刘湛秋以及王燕生、康志强（她是严文井的夫人，他们俩口子一直支持青年诗人的探索）、雷霆、李小雨、唐晓渡、宗鄂以及后来调入的邹静之等编辑，都为诗歌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对一个“主旋律”的刊物来说，它受到的牵制太多，做很多事情都比较难，而且那时人们对诗的认识也在那个“份”上，比如我曾在诗刊送审过海子的诗无数次，我记得只通过了一首。还有一次诗刊作品组为1986年度“青春诗会”提名，我提了韩东、翟永明等，在场的另一位资深女编辑拿腔拿调地问：“这个翟永明是谁——呀——”。 　　但有眼光和勇气的人总是有的，1986年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荫柯来信，约我编选一个青年诗人诗选或先锋诗选，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约在诗刊评论组的晓渡一起来编。我们一起确定了名单和编选体例，并分了工，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最后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门西河沿街196号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定了稿，并确定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这个集名。记得在定稿时，我和晓渡对欧阳江河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一诗还有些担心，担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过，但我们还是决定不抽下这首诗。因为晓渡主要从事批评，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比较合适，他最后也就同意了。顺带说一下，在这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诗选中，我们并没有编入自己的诗。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这本诗选在1987年出版后，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当时的诗刊常务副主编刘湛秋特意把晓渡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们注意“倾向问题”。这个自由派副主编说得并不是那么认真，而我们依然是这个“倾向”。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好在一切又“没事了”。诗会按原计划进行，我随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关组织诗会。荒凉而开阔的山海关，以满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苹果树迎向整个大海的山海关。记得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是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那个年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暴雨下冲向海里游泳的情景，一张张灌满雨水的嘴中发出“啊——”“啊——”的声音，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的海滩上当即作诗：“满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那一天我们在白天参观秦皇岛市玻璃厂，晚上我和他去彻夜看护一个生病住院的女诗人。夜已很晚，我们仍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他就在那上面写下了诗的初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他的这首诗本来叫《在玻璃工厂》，我认为“在”字有点多余，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时欧阳江河嘴快笔也快，最爱讲的玄学话题是“蛇的腰在哪里”（讲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阵哈哈大笑），最爱谈论的是??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为不愿意听他“布道”，郭力家拒绝开会，整天穿着喇叭裤和尖头皮鞋在外面溜哒，我看他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怎样和欧阳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并没有发生。 　　现在看来，山海关的相遇和相聚，的确预示了诗歌后来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我想正是因为在那里的交流，陈东东后来有了创办《倾向》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写作”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种与“第三代诗歌”有所区别的说法，在这之后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 　　也正是在山海关期间，我抽空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取回了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样书，记得欧阳江河拿到这本书后就读里面张枣的诗，边读边赞叹“天才！天才！”在这本诗选中我们选了张枣的《何人斯》、《镜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诗，在编选过程中我还写了篇读张枣诗的随感《朝向诗的纯粹》（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歌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这是关于张枣诗的第一篇评论。张枣很高兴，到处给人看，包括给北岛看（这是北岛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张枣已出国，我时常收到他那有着一手绢秀字体的信，落款是“你的枣”。有一次他回国（应该是1987年冬），来到前门西河沿街二楼上我家昏暗的屋里，一进门，我放上了音乐磁带，他一听“啊，柴可夫斯基！”然后就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了。我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的那种感情。说实话，我也真喜欢那时的面目清秀、裹着一条长围巾的张枣。但后来因为我回绝了在一件在我看来很严肃的、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去做的事情上给他帮忙，我们的关系从此疏远了。

前言：  诗人海子去世20周年祭日——2009年3月26日，我坐在开往海子家乡的火车上，同一车厢，还有诗人西川、诗人大仙和作家张驰。西川作为最广为人知的“海子挚友”，在这个日子口儿编纂完1000多页的《海子诗全集》，宣布：“海子10周年祭完成了诗人的神化，20周年祭将完成诗人的经典化。”大仙和张驰，则在海子自杀那一年，一次醉酒之后，怀着弑父的冲动朝老一辈诗人发出吼声：“你们的时代结束了！最能代表新时代的诗人已经诞生，那就是海子！”这是诗歌江湖里的小辈压抑之后的爆发，也是偶然的、狂妄的、最终竟然实现了的预言。现在，这二位年届半百，大腹便便，在餐车喝多了酒，一个问另一个：“你说，为什么我现在对生活还有点兴趣，对文学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另一个沉默许久，打起了鼾。   火车在黑夜里前行，掀开窗帘，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突然间不是很确定它将驶向哪里，只知道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抵达。也许我们也掉转了方向，逆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驶去。   那个时代，海子是欣喜若狂、有着自豪幻想的诗歌青年中的一个，他又在青春期的末尾，以25岁之躯躺在火车慢行道上自杀。这就像他诚实坦率而激动人心的诗歌最后的签名，也是他被神化的开始。这个为诗歌壮烈牺牲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过分简化但吸引人的幻想——伟大的诗歌并非出自特殊的历史环境及诗人的努力，而是一个永远停留在青春期的天才自然流露的情感。他自杀的时刻，又逢美学理想和生活风尚改变的关口，也是更广大改变的征兆， “海子死了”，成为一座诗歌的界碑、一个理想主义完蛋了的标志、一个用死亡祭奠青春的传奇。   那个时代，又导引出我们今日所在的这个时代的一切，可它本身却在今天令人匪夷所思。那时的行为、趣味、禀赋，如今已经难于想象；那时追寻的梦想如今已经烟消云散；那时的         历史也已经被新的历史抹平。那个时代距今不过20年，很多人都曾亲身经历，回想起来却像隔了200年。那个笔名为“海子”的诗人的时代。   正文：   “海子的村庄睡得更沉”   穿过一条香樟树丛里的乡村马路，在一湾池塘边，海子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他一度赤脚在田野里玩耍，偷吃邻居地里的茭白，像只耗子；他也在麦子收割后的夜晚，眺望被一把火烧成焦黑的麦茬地，感受“苍凉”，就像后来他写下的诗：“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现在又是三月里，这个位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的村落，查湾村，是黄色的。田畦里的油菜花开了，汇成一片，倔强地朝向天空，吸收天光的亮。村里的青壮男人都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子和母亲，一个典型的皖南村庄，独处寂寞的家乡。油菜花像是乡村一年一度长出的壳，有着唐突的穿透肺腑的鲜艳。   因为一场春雨，天冷下来，海子的母亲、75岁的操采菊生起了火桶——一种皖南农村独有的取暖工具，木桶有个突出的沿，内里点上炭盆，人坐在桶边，脚伸在炭盆上烘烤全身。她腿脚不大灵便，得用手搬着一只脚才能跨进桶里，看我一旁哆哆嗦嗦，招呼我也坐进去。我们腿挨着腿，雨啪啪打着屋檐，屋子昏暗幽静。她从床沿摸出一本《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您读海子的诗？”“是的。以前不知道海子在写什么，他出事后，我就开始念他的诗。”   她翻动诗集，开始朗读开篇一首《阿尔的太阳》。她乡音浓重，读得缓慢认真，时常停下来辨认字词，诗集被翻得卷边乌黑，生僻字旁还工整标注了简单的同音字。她又连着朗读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亚洲铜》，每读完一首，都像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长松口气。她又翻到《给母亲（组诗）》，边读，边停下来说说她的理解：   给母亲（组诗） 风 风很美　果实也美 小小的风很美 自然界的乳房也美 水很美　水啊 无人和你 说话的时刻很美 你家中破旧的门 遮住的贫穷很美（风美，水美，就是我们家这么穷，他也觉得美啊） 风　吹遍草原 马的骨头　绿了（这说的是他自己，马是他自己，就跟那个“以梦为马”的马一样） 泉水 泉水　泉水 生物的嘴唇 蓝色的母亲 用肉体（捂住自己的胸口） 用野花的琴 盖住岩石 盖住骨头和酒杯 云 母亲 老了，垂下白发 母亲你去休息吧（他让我去休息，可是他现在休息了，我还在人世） 山坡上伏着安静的儿子 就像山腰安静的水 流着天空 我歌唱云朵 雨水的姐妹 美丽的求婚 我知道自己颂扬情侣的诗歌没有了用场（他早就打算好了，所以都没有用了） 我歌唱云朵 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 和一切圣洁的人 相聚在天堂（他现在上了天堂，他幸福了） 雪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指地上的一只板凳） 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妈妈的屋顶 明天早上 霞光万道 我要看到你 妈妈，妈妈 你面朝谷仓 脚踏黄昏 我知道你日见衰老（她摘下毛帽，让我看她的白头发） 语言和井 语言的本身 像母亲 总有话说，在河畔 在经验之河的两岸 在现象之河的两岸 花朵像柔美的妻子 倾听的耳朵和诗歌 长满一地 倾听受难的水 水落在远方（他去了远方，再也不回来）   海子的父母住在一栋“历史的房间”里。既是一栋普通的乡村住宅，77岁的查正全和75岁的操采菊晚年相伴生活于此；又挂着上书“海子故居”四字的大匾牌，承载了海子纪念馆的功能。私人和公共记忆在这里互相区分又混淆。小院里的香樟树、红漆长条凳、小桌上招待来客的茶水和零嘴、大门上“好日子舒心顺意，美生活幸福平安”的对联……，都平常而有生活气息。村口却有个旅游景点常见的指路牌（标注“海子故居”），查湾村的村民已习惯把它当成标志建筑。“海子故居”里单辟了个小房间，存放着海子的藏书、照片、遗物、诗歌、朝拜者的题字……，它们来自外面的世界，填充着“历史的房间”。   最开始它自成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次来客的到访，每一次被观看，“历史的房间”都会被唤醒一点点，散发出你可以闻得到并且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气味。老两口逐渐缩小了，从肉体到精神，他们好象借住在这里，从不大门禁闭，永远欢迎来客，静静并排坐着，行使纪念馆管理员的职责，感受“历史的房间”散发出的气味。   “我一生修了8回屋！”说起来，查正全骄傲又无奈。“海子故居”正是这第8回。并非海子居住过的老房子，2004年重新翻修，格局保持原样，花了5万多块，用的《海子诗全编》的稿费。查正全一人雇了个包工队，盖了整整大半年，硬是在凹地里起了一栋屋，到现在水泥地板下还悬着空，全村可找不出比这更气派、更敞亮的了。这么费劲是为什么？“老有人来看，咱不能破破烂烂让人笑话。”   老爷子瘦削、苍悍，身体由内而外勃发着个性与倔强，又被克制在骨骼里，既不显露怯懦，也不施加怜悯。他有超强的生存能力，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裁缝、插秧高手、乡村小卖部老板、豆腐店店主，他也是不容置疑的家长。偶尔，他怒气冲冲地踏进堂屋，用土话大声吼叫，就像沉着冷静的人受尽苦难后暂时的无所顾忌。他尊贵、自负，从没被打倒。他的腰板笔直。   操采菊背有点驼了，有一年摔了一跤，腰锥错位，一直没治好。她有张又薄又软的脸，嘴巴闭起时，皮肤似乎飘在肌肉上，好象一枚被风吹起的玫瑰花瓣，或者是大草垛上覆盖的黑色塑料布，风吹雨打让它失去了光泽和弹性，薄薄的表面还生出了许多气泡。她所承受的精神打击更明显一些，就蹲在她的肩头，让她那么安静、缓慢、审慎。她时常被两种情绪左右：收拾海子遗物时，那只娇黄色的绒毛小狗能叫她笑起来，那是海子工作后买的，老大不小了，还玩猫啊狗的，那长不大的老小子呦；转头铺整盖在沙发上的蓝格床单，海子生前用过的，她又神伤地嚅喏：“东西在，人却看不见喽。”   2009年春天，海子去世20周年祭前夕，一个自称“卧夫”的长发男子来到查家，北京人，是个“做出版的”，他替一位叫“世中人”的北京老板前来重修海子墓。“卧夫”和“世中人”均为化名，他们怎么都不肯透露更多信息，留下1万元，又张罗着组织一次诗歌圈的“海子去世20周年纪念诗会”。怀宁县政府得知消息后介入进来，“卧夫”和“世中人”退出。   盛大的祭奠活动从这个“历史的房间”开始，一口气来了3、400人，北京诗人代表团、安徽文化名人、各地大学生、记者、还有县领导。20年后，海子的父母再一次见到西川，操采菊一把抓住他的手，眼睛温润地端详——胖了，胡子更密了，还斑斑驳驳夹了白碴。她就像看着另一个儿子。查正全却是礼数周全不能挑出半点不是的主人，外套一脱扔椅子背上，抖擞起精神张罗来客。他们不像想象中称呼海子的本名“查海生”，而是随着众人改口叫“海子”。这时候，“海子”不是个儿子，而是个神话中的主角。   1989年，查正全与操采菊把海子的骨灰从北京领回家。按查湾的习俗，“提前归来者”不可立即入葬，必须先暂存在临时的墓中。1992年，海子的骨灰才入土，坟冢矮小，前端却镶嵌了两樽佛像——一樽释加牟尼，一樽绿度母，都是海子1988年9月去西藏时从玛尼堆拾回来的。前方墓碑竖刻着铭文：“显考查公海大人之墓”，这是按乡俗，假借海子的后辈为他立的碑，称他为“显考大人”的，是当时正咿呀学语的海子的三位侄儿。   海子墓坐落于查湾村北的一处乱坟岗，海子在长诗《太阳·大札撒》中写：“我戴上麦桔，宁静地死亡/这一次不是葬在山头故乡的乱坟岗上”，他恰好没有逃了这一谶语。   查正全和海子大弟弟查曙明花了两个月重修了墓碑，保留原来的坟冢，水泥外壳砌在上面，加宽了，小碑前又立了块巨大的花岗岩墓碑，上刻“海子墓”。它在山岗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幅陵园气派。祭拜仪式开始前，看热闹的村民头顶毛衣，坐在坟边的水泥台阶上晒着太阳。县领导致了词，将海子置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陈独秀的家乡这一背景中，“打响海子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品牌”；海子父母在闪光灯包围下向墓碑敬献花篮，老两口神色紧张，一言未发，始终紧紧攥着西川的手。   高河中学朗诵队高声朗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太阳当空直射，诗歌在坟岗上清透辽远。此刻好象才是祭奠活动真正的开始，纳凉的、蹲地上抽烟的、闲聊的、拍照的，都肃穆起来，仿若突然意识到，诗歌与诗人不该被遗忘。可这仅仅是祭奠仪式中，“海子死了”的又一次强调和闪回，它发生在与诗歌相距甚远的安徽农村，在外面的世界，诗歌极少被朗诵，诗人渐渐不再发出声音。关于死亡的记忆太强烈了，远远比死亡所夺去的生命的记忆强烈得多，海子的诗人形象已经逐渐消褪，“海子死了”却仍然茁壮的活着。就像每个季节都会收获的水果，或者一份有着稳定收入的公务员的工作。那一刻，每个人好象都重温和理解了他的死亡。   “不理解。”对于海子自杀，父亲查正全的回答只有这又快又短的三个字。他不愿谈论再多。只有母亲操采菊不经意的轻叹——如果帮他在家乡找份工作，如果让他去南方下海经商，如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1989年下半年，海子父母觉得读书无用，让另外三个儿子全辍了学。大弟弟查曙明已经三次参加高考，最小的查舜君，初中没毕业。三兄弟已近中年，现在分别在合肥、西安和北京打工，卖点体力，做些小买卖，生活拮据。   海子的母校，也是三兄弟的母校，傍晚下课的高河中学操场上有场篮球赛。学生阵阵呼哨围了个水泄不通，操场后身，曾经是海子上课时的教学楼，早已拆尽，起了栋规矩、簇新的小楼，过去已经无迹可寻。突然有学生认出了西川，人流如同蜂群从操场边涌过来，索要签名。没人识得人群外的查曙明，他就像个长篇大论的手稿被甩在外面的句号。他继承了查家矮瘦敦实的身形，皮肤黝黑，憨厚得有点腼腆，生活的重压又盘踞在他身上，好象永远不会散去。他叹了一句：“我们的命运全改变了。”   “我本是农家子弟”   1964年3月26日，海子出生在父母的婚床上。那是只年代久远的香樟木海棠雕花床，结婚时打制，有50多年历史，红漆斑驳，又蒙了一层灰，好象是从更遥远的年代流传下来。老两口至今还睡在上面。诞下海子时，操采菊已经31岁，前头有两个女孩，因为只叫了接生婆没请医生，一个2岁夭折，另一个只活了7天。海子出生时，村里的赤脚医生来了，捧起这个男孩，接下来的几年，又头碰头捧过3个男丁，分别是大弟弟查曙明，二弟弟查训成，小弟弟查舜君。查湾村有个说法，头胎的男孩命硬，既和家族中其他人犯克，又将亲属的精气独聚一身。   1984年，海子第一次向家人展示他写的长诗《但是水，水》，读者是大弟弟查曙明。  “你这个没人要，还不如写点小说，赚点钱。” “那我就写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写成小说，赚了钱，给他们在高河镇买栋大房子。”   海子父母的爱情故事，恰好与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巧合，小说里写：“诗人母亲对诗人父亲的伟大爱情，不正是对她父母那种平庸而规律生活的浪漫反抗吗？她这样一个富商的女儿，却选择了那个一文不名的工程师。”操采菊，她这样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却选择了那个一文不名的裁缝。   19岁那年，操采菊梳俩麻花辫，有种生命力旺盛的美。她在茶厂做工，生了副好嗓子，擅长黄梅调，是厂里文工团的台柱子。那年排演《卖货郎》，她反串男角“卖货郎”，得了县里的二等奖。四处巡演，到了缝纫厂这一站，遇见查正全。他小时体弱，13岁就学裁缝，20多岁手艺已远近闻名。“我就图他有个手艺。”50年过去，操采菊讲起当时的爱情，只这淡淡一句。苍老掩藏了他们的情感，在外人面前不显露一丝亲昵，可他们之间的依赖与恋慕甚至比他们相遇那天还要强烈——他们定了终身，不顾家人的反对，私奔了，徒步从怀宁走到临县祁 门县 ，走了5天5夜。   海子还是个孩子时，是个漂亮的圆脸小男孩，皮肤光洁，脸颊宽阔，神情温柔愉悦。查家属于吃苦耐劳的一类，与当时全中国的乡村家庭一样，熬过严冬、饥饿、超负荷的劳动，做父母的天经地义的认为，吃饱，并能活下来是首要的，聪慧、敏感、浪漫，都与生活无关，如果有，那就是意外的恩赐。   不知是不是有一点随母亲，海子带了些与荒芜粗糙的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特质。他爱干净，穿着父亲缝制的的确良小套装，背一小布包，里面装着毛主席语录，是个孩子头儿，在街上跑了一整天，鞋上一点泥巴都没有。念过私塾的操采菊老早教他识字，随手抄起手边一本《安徽文学》，就教他念起这四个字。他喜欢看连环画，《西游记》、《三国演义》，看完了就拿一芭蕉扇再讲给小伙伴听。他爱唱歌，常唱一首小调：“毛是毛泽东，东是东方红，红是红太阳”。生产队组织演《智取威虎山》，他立刻被选中，上台客串了个小兵。 5岁那年，查湾村的“背诵毛主席语录”大赛上，海子作为个头最矮、年纪最小的选手，登台背诵毛主席语录48条；下半年他就被牵着手坐进了查湾小学的课堂。10岁跳级转入高河中学。1975年，高河中学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并没因文革停课，改造河道、半工半学倒一样儿没拉下，海子的中学同学李智提起初中升高中的一道考题：“24小时等于多少分钟？”他们所获得的最大教益，是读书，可以离开乡村。海子留给李智的校园形象非常模糊，仅仅是“年纪小”，“不偏科”，唯一的插曲来自查正全，高二时平衡文理科人数不均，海子被转入文科班，查正全的倔脾气上来了，训斥说：“是不是你学习不好才被转班的？”   半年后他以怀宁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了给家里挣1工分，那天海子做工上了树，村头有人喊他考上大学了，他蹭蹭爬下来，一口气跑到几里地外的高河中学。家里的欢庆仪式极为盛大，请来了街坊邻居和远房亲戚，杀了头200多斤的老母猪，“来的人比今天都多呢！”查正全至今仍很骄傲。那年海子15岁。   李智师范学院毕业后，留在高河中学做语文老师，他面临着全中国中学语文老师都曾必须应对的问题：向学生讲起选入课本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究竟说它是乐观还是悲观。李智坚持说那是首积极向上明媚的诗，却也要解释老同学的自杀。1989年1月28日，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海子保留着回家乡探望同学的习惯，却也没什么好聊的，那天夜里呆到很晚，李智推一自行车，沿乡村小道把海子送回家，还途径了后来海子埋葬的乱坟岗。天气料峭，风吹得人脸疼，至于说了什么，在记忆里已经模糊，李智说，他从未真正了解已经是“城里人”的海子。   与家乡的隔阂也渐渐渗透，那是种被风吹得四处翻滚，却发现根并没有拔断的感觉。他与父母，弟弟，很少交流，好象有许多话讲，又只有小事可以讲起——就算已经在北京上了班，他还是爱干净，假期回来，硬要在家里开的豆腐店那扇大锅里，烧上一锅开水，爬进去，洗个热水澡。他安安静静，喜欢在冬日寒冷的天气里，找个有太阳的地方坐下奋笔疾书，操采菊问他：“你都工作了，干吗还那么用功写？”他答：“你不懂。”   李智随身带着一张海子的黑白一寸照片，他还执意要讲讲他所理解的海子自杀的原因：“源于社会现实与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冲突。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崇拜毛主席，心红眼亮，海子到了北京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他选择山海关卧轨，既有献身国家的意味，也是愤慨和无奈。你看他留的大胡子，又密又长，马克思什么样儿，他就什么样儿。”   1986年-1987年间，海子在《诗人叶赛宁（组诗）》中写： “我本是农家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在一个黎明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一起陷入情网 但是为什么 我来到了酒馆 和城市“     北京：诗人诞生   1979年夏天，海子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报到，临走前一天正好赶上查湾村放露天电影，演的《铁道游击队》，父亲查正全用全村都听得到的声音对他说：“今天你看火车，明天就坐火车喽！”海子从合肥火车站出发，穿着父亲缝制的崭新中山装，拎着母亲做的花布棉被，查正全掉泪了，海子看不出一点伤感，对未来跃跃欲试。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新生，学校还有些应接不暇，宿舍不够用，一个班30多个男生10几个女生，都住一间大平房里。同班同学刘广安第一眼瞅见海子，他混在兴奋嘈杂铺盖床褥的新生里，如果非说有什么特别，个头真小，年纪也小，几乎是个孩子，还有他的花布棉被在一群绿色的行军被中十分扎眼。法律系课程松散，教材也不齐备，大伙憋着劲儿看书，考古、哲学、文学、诗歌……找到什么看什么。   80年代的大学校园显然不提供社会经验，连职业技能也不训练，他们本能地获得训诫——进入高超的、脱离现实的学识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以希腊、德国、法国、美国的思想传统为传统，那些新移民，就像入伍的新兵一样，两手空空，脑中无物，他们最好的老师是他们自己，找衣服穿，找东西吃，找智力上有限却五花八门的供养品。刘广安说，大学四年让他变“老实”了，同窗都是各地状元，都有点自负，又十分上进，到了三、四年级，便各领了风骚。他本也写点诗，看过海子的诗后，“不好意思写了。”   1983年，海子剃了个光头。已是大四，他只有19岁，娃娃脸，架了副眼镜，总被当成小孩，就像他日记里写的“我过早失去童年”，又有了与年纪不相称的老成持重。大约为了挣脱那个令他不满意的孩童的壳，他随着同宿舍的同学把头剃了，有人去找他，一排光头从晾晒的裤子里钻出来，海子是个头最小的那个。   那一年北大组织了一次校园诗歌朗诵会，能装1700人的礼堂，站的站挤的挤涌进了2000人。诗社也遍地开花：龙头老大是中文系的“五四文学社”和《未明湖》，还有《启明星》、西语系的《缪斯》、政经系的《窗口》、图书馆系的《学海》、法律系的《钟亭》……海子既不登台朗诵，也不加入社团。   《钟亭》创办人、法律系的陈陟云第一次见海子费了些周折。绕过热闹纷繁的信息集散地“三角地”，海子的宿舍在38楼，位于校园西南角，偏僻幽静，楼道里兜兜转转，拐了好多弯才找到。同宿舍一同学在门口给海子刻蜡纸，帮他油印平生第一本诗集《小站》，收录了海子1983年写的15首诗。正是这本诗集引逗陈陟云到访，诗歌让他认定了海子是自己人，同在法律系又叫这关系近了一层。没想到是那么个腼腆羞怯的小个子，话不多，仿佛一个远离喧闹与中心的隐士。可《小站》后记里，海子又引用了惠特曼的一句诗：“陌生人呦，假如你偶然走过我身边并愿意和我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他写“我期望理解和交流”。   北大时常“流窜”来一些各地的“天才诗人”，83级中文系的藏棣接待过一些，大吵大闹牛气烘烘。还有几位合印一本《西风·沉诵·太阳节》，癫狂傲慢，慷慨激扬，宣布要打破一切传统，在废墟上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殿堂。海子在侧，总安安静静来，闷声不语走，如同配角，非常不“诗人”。   在许多人的回忆里，骆一禾的形象更鲜明：面目清秀，身形挺拔，声音很轻，又时常引经据典颇具气势，老穿着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贴着兜、掉了色的那种，脚踩一双蒙了灰尘的白球鞋，好象从远方跋涉而归，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他来自79级中文系，“五四文学社”骨干，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小站》让海子结识了他，接着是81级西语系的西川，和79级中文系的老木，后来被戏称为“北大四才子”。   他们年龄都在20岁左右，海子最小，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写诗和在写诗的时候活着，有一种刀枪不入之感——看不出这世界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们。有时会去五四操场边的“燕春园”喝酒，毕了业挨家聚会，也不嫌麻烦跑去海子所在的昌平，谈论的无非是读书与写作。骆一禾侃侃而谈，是话语中心；老木有点要跟他呛着干；海子听得多，说得少；西川，作为20年后唯一的回忆者，“总是回忆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样子。”他们谈论黑格尔，讨论康德的翻译，憧憬但丁的《神曲》：“天堂、地狱和炼狱三章，我们一人写不出三个，那就三人各写一个。”他们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小宇宙，那里的空气是温暖、潮润而不流动的，就像一间从早到晚关着窗户点了煤气炉房间里的空气。聚会又会以“集体睡觉”作为结束，多半发生在昌平海子的宿舍，一个歪在椅子上，另外三个横倒向一张单人床，第二天中午再被穿透轻薄的蓝色窗帘的阳光晒醒。   总与骆一禾作比，海子更加内向，可能有点乡村青年的羞怯，可他爱干净，不邋遢，只是会把白色的汗衫洗染成花的，旁若无人穿着，透着野小子的执拗。在西川的工作室，让他讲点更记忆深刻、更惊心动魄的友谊故事，他想了半天：“友谊就是平淡的，没什么戏剧性。打个比方，友谊它就是有人睡我家脚臭得要命想把他赶走，可海子干干净净，平易可亲，使人想跟他呆在一起。”   那时候他还被称为“查海生”，他骄傲的诗歌理想暂时蛰伏，他不够疯狂，过于谦逊，在回忆画面里近乎透明。被叫做“海子”，是后来的事了。   “在这城里，有我的一份工资，一份水”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刊做编辑的海子，像许多80年代青年一样接受了时代在他身上的复制，既没有选择权利，也不必担忧未来，校园生涯结束了，社会生活拉开序幕；作为一个头脑嗡声作响的诗人，他又习惯了这样的猜测：昌平隔绝了诗人期望交流的灵魂，增添了诗人的孤独。昌平位于北京东北侧，安放着几座皇帝陵园和一潭水库，偏远静谧，1984年-1989年，20岁-25岁的海子在这里度过。   1983年夏天，一帮人先被安置在“大钟寺大队”。现在已成为北京三环路边的繁华地段，那时候挨着乡政府，小巷子一拐，一排猪圈对面，正是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宿舍。气味扑鼻，当然闻着闻着也就习惯了，宿舍顶棚上从早到晚趴着黑压压一片苍蝇。大热天也喜欢穿长袖衬衫、走路喜欢脚拖拉地的海子，拎着水壶到宿舍顶头打开水，与新同事相遇、结识。   海子是唐师曾在政法大学的第一个朋友。他也来自北大，“爱国卫生委员会”开会时，见到了那个趴在桌子上萎靡不振的圆脸校友。“不是开玩笑的，真有这么个组织，‘爱国卫生委员会’”，唐师曾说：“每个科室都要派一个刚毕业分配的大学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负责打开水、扫地、点炉子，一度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寄托在暖水瓶上，如果有谁拎起暖水瓶是空的，那简直如芒刺背。”由己及人，唐师曾直觉海子也有点懦弱，不会来事儿，北大毕业也没用，会写诗也没用，爱拍照也没用，社会鲨鱼的大嘴已经张开，把你吞下去，灭掉你的锐气。   1984年，他们被一辆大巴拉到了昌平，校领导踌躇满志站荒地上给他们讲规划：这里盖教学楼，那里是图书馆，一直盖到山脚下。这群年轻人心不在焉地听着，学校没盖好，他们倒先住下了。西环里的住宅区是昌平早期的楼群之一，六层红砖小楼，白漆点缀，依山而建，高级又气派，15号、16号两栋楼被买下做教工宿舍。两个人住共用两室一厅，再有一人常住城里，那就一人独享。海子几乎独自享用着15号楼302，比起挤大宿舍的同学，住筒子楼的同事，舒坦得多，第一年做教辅工资45元，第二年升助教工资56，既无需争取，也没有悬念，既不多也不少，商业文明和市侩作风的城市巨龙还没开始发育，多挣点钱、多花点钱的欲望不会对任何人起作用。   一群“文艺青年”在食堂里熟识起来。他们是北大诗人海子、华东政法诗人吴霖、爱画画的孙理波、还有住海子楼上的常远，他的本领是“人体特异功能”。海子年纪最小，个头不高，被当成腼腆好玩的小兄弟。他有口音，叫孙理波不叫“孙”而是“森”，还给吴霖说过一个有关家乡怀宁的歇后语：迎风撒尿——怀淋（宁），在他读起来，“淋”和“宁”是同一个音。起初在校刊发表诗歌时，海子用了个笔名“扎卡”，没过多久，便自称“海子”，取意青海的高原湖泊。   在孙理波看来，海子算得“时髦青年”。他们总相伴去看电影，海子订了电影杂志，喜欢〈乱世佳人〉，迷恋嘉宝；时不常听点卡篷特的磁带，看到孙理波画油画，海子也试着来上几笔；他的打扮看不出乡村青年的痕迹，整洁朴素，偶尔露花俏，有一次穿了件红毛衣，在一群黑灰蓝中很扎眼，校领导在班车上隐晦地表达了意见。他们看〈等待戈多〉，喝时兴的果子酒，喝到兴起走在路上大声吹牛，傍晚溜达回宿舍，瞥见副食品店门口摆摊卖菜的老农，突然对那平常景色生出些异样的感觉，海子嘟囔：“别以为我们荒诞的生活才是生活，你看，粮食和蔬菜，这才是生活。”孙理波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的那句“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正来自于此。   可他的创作过程还是神秘的。在昌平蜗居的5年是创作的高峰期，就像一只桔子，他没办法把自己从里往外全翻给人看，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布满凹洞的圆壳。有一年从贵州来了位狂放诗人，听过海子大名，颇有兴致地提议去游览十三陵，在大红门，海子留下了日后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阳光下他伸展双臂，头高高昂起，帽子捏在手上，阳光穿透他在地上留下阴影。孙理波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他说，也许叫人失望，海子生性内向，不擅表现，这姿势是那位狂放诗人的主意，海子学样来了一张。20年后，狂放诗人早不写诗，被捕了两次，出家做了和尚，传说中练就神功：7天7夜暴走而不歇脚。   尤其因为自杀这样的结局，当人们回忆起来，不免会去强调那些当年发生而在今天看来预兆性的、狂乱的、一定会引发不幸的事情，却极少谈论那段时光的其他特点，比如欢乐情绪、无忧无虑、毫无顾及的自由，用孙理波的话说——他强调了好几遍——“小日子有滋有味。”他把海子分成了“诗人海子”，和“同事小查”，后一种身份，可能难于发现他的灵魂开出的到底是小白花还是小黄花，却易于察觉这个年轻人，连带的，还有他们这一群人身上平凡的、转瞬即逝的欢乐。   他们就那么住在昌平的西环里，在免费供给的两室一厅里，带书架、书桌、床、教研室随便搬回来的发黄的木头椅子、还有用电丝弯好的电炉，桌子上摆着昌平本地产的二锅头，或者果子酒，兴致起了还能煮杯咖啡。那是一个个愉快的傍晚，平均每周在海子，或者孙理波的房间聚会三次，毫不扭捏地朗诵他写的诗，谁也不会对这些诗感到厌烦或者大加评论。海子会一面用床单擦眼镜一面发出“恩”声表示赞许。“这首诗写得够好，可以再朗读一遍，”常远会这样说。有个叫马琛的，常远的朋友，他用职业演员的歌剧男中音朗读海子的诗，他认为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朗诵得更好的。有一天下午，我拨通了已经在广州做教授的马琛的电话，他即兴给我朗诵了一段《悼总理》，80年代著名朗诵艺术家林中华什么腔调，他就什么腔调，一点都不夸张。   小武第一次出现在海子宿舍，大伙揶揄他：“行啊，有女孩儿了。”那年海子20岁，小武是外语系大一新生，身材玲珑、活泼伶俐、通得人情世故。关于他们的相识，有个甜美的传说：海子上课问学生喜欢哪些诗人，小武站起来答：海子，引来哄笑和一段恋情。没有人确认这个说法。在他们相恋的1983-1985年，海子创作了数量惊人的愉快的爱情诗——“一匹跛了多年的/红色小马/躺在我的小篮里”，“我们合着眼睛共同啜饮/像万里洁白的羊群共同啜饮”，“两片抖动的小红帆/含在我的唇间”……烦扰也许像甜蜜一样不为人所道，有个同事记起政法大学发生过一起跳楼事件，小武得知后万分紧张，误以为是海子。临近毕业，他们分开，她去了南方。   在海子仅记的3篇日记中，1986年11月18日他写：“我一直就预感到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一生中最艰难、最凶险的关头。我差一点被毁了。……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   大约前一天，傍晚，海子与同事孙理波坐在政法大学从学院路开往昌平的班车上，车子破烂，窗户呼呼漏风，在初冬凛冽的空气中开了一个多小时，临近昌平时，俩人已经冻透了。拐过昌平的标志“李自成像”，郊区城镇临近，却是一片漆黑，全城停电。海子骂了句：“真像座鬼城！”在政法大学教工宿舍——昌平西环里，二人像行李一样被卸下，孙理波提议干脆去他屋里喝酒聊天算了。街口，他们在副食店买了几瓶昌平本地产二锅头和果子酒，配上几只羊蹄，吃的时候才发现，黑灯瞎火的，羊蹄的毛都没蹄干净。越发感到颓丧，闲聊到11点，海子郁郁离去。第二天一早，昌平下了当年第一场雪。几天后，海子对孙理波说：“那天你救了我一命。我本来打算干掉自己，喝了点酒回去就睡了，第二天起来看到外面白茫茫一片，突然就不想死了。”   之后出现了小刘，一位昌平文化馆的朴实女子，她到西环里参加了几次聚会，便经常留在这里洗衣做饭，时间不长，又不见再来，孙理波问起，海子敷衍说：“她总想成家。”   1988年末，政法大学青年教师悉数搬离西环里，住进新建的学校宿舍。那群文艺青年恋爱的恋爱，成家的成家，海子每逢春节回家，父母都催：“该谈亲了。”他闷声不答。孙理波也忙着结婚，新房刷墙时，找海子帮忙，向来温和有礼的海子拿一滚子，墙上没滚两下，怒了：“以后有这种事别叫我！”孙理波感觉唐突，事后一想，海子大概不想接受这个小团体的疏远与解体，几个“文艺青年”都忙着应付生活，青春的假期就要结束了。   有天深夜，孙理波想到北京城里还有些牵挂的事儿，班车又没了，辗转难眠，正好海子敲门，他突发奇想：“咱们走去北京城吧！”他们上了路。拐过“李自成像”，踏上乡村土路，军都山像鬼影子一样立在身后，还有些奇怪的鸟，看不到却听得到。海子走在后面，拖拉着脚，扬起灰尘。走到一半，他们在西三旗附近找了个路灯坐下歇脚。灯火绚烂的北京城已在眼前，海子投身其中时，抬起头仿佛看到一只闪光又压抑的巨龙腹部的鳞片，在远处观察，又觉得巨龙覆盖了整个天空；越来越远的昌平则灯光星星点点，在这个年轻的诗人眼中，真说不上来，是安详还是寂寥。 信仰与宗教： 对神秘主义的迷恋   “海子的目光不聚焦，与你四目相对，却觉得没有在看你，而是穿过你，投向更远的地方。他的目光散漫、迷茫，他又在人多的场合不急着成为话语中心，更像‘性格诗人’，游移不定，心不在焉。”   这是海子留给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最深的印象。从表面上看，海子还是那个没有过多强烈倾向的小伙子，他沉默寡言，举止有点笨拙，然而有时候——而且准是在跟谁单独面对面的时候，他会突然特别爱说话，举止急噪，动不动就笑，那兴奋又会像它突然出现那样，突然很快地消失。可作为诗人，他起了些变化。   唐晓渡1982年起在《诗刊》担任编辑，到1986年，一度诗歌投稿一天要装5麻袋，十几个编辑按行政区划分来审读。同年，深圳与安徽的两家报纸发起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有如现今的“超女”，民间诗歌青年倾巢而出，在这个诗歌集会上，展示了由100多位诗人组成的60多个“流派”。西川回忆，那时候各路诗人都有个如同《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联络小本，到处都有总舵主，走哪儿都得拜山头，诗人的“江湖气”仿佛又更容易获得真正流氓的“赏识”：一次“圆明园派”首领黑大春流落青岛身无分文，拿身上一根宽皮带在火车站卖，来俩地痞叫嚣不能在他们的地盘做买卖，给他带了回去，黑大春以为要挨顿揍，结果大哥出面，一听说他是个诗人，请吃了顿饭，皮带买下，给了笔路费，护送到火车站回北京。   唐晓渡是“官方”的人，又与民间诗人颇多交集，既融入其中又在一旁冷静观看。在他看来，海子应时而生：诗歌与诗人诞生的环境，既不能太沉静，也不应太嘈杂，那正是80年代，不被政治左右，也缺乏商业操控。文艺思潮爆发出了压抑后的巨大力量，如同日夜不息的盛宴，诗歌成为其中最敏锐的时代触角，吸引了最优秀的年轻人。“诗歌界优秀的头脑太多了。海子是优秀中的一个，他很独特，却也不是一下子闪现出巨大的天才的火花乃至火光那个。”   海子的诗歌创作被分成两部分：1983年开始创作的抒情短诗，和1984年开始创作的长诗，其中包括未完成的〈太阳·七部书〉，前一类宛若“人间少女”，有母性水质的爱，后一类却是“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转向父性、烈火般的复仇。诗人藏棣说，海子的诗总体而言，有种对中国古典文学文人气的不信任和抵触，在诗学论文〈一份关于诗学的提纲〉里，海子痛斥中国古典文化，批驳他们缺乏信仰与宗教。海子除了他所享受的青春之外，还需要信仰和仪式，仅仅有诗是不够的，他需要超出诗的东西，一种能让他顶礼膜拜的超越物质世界的象征。   他选择了太阳。他崇尚梵高，他给太阳神殿树起12根柱子，他写：“沉闷的心脏打击我！露出河流与太阳/我漠视祖先/在这变异的时刻在血红的山河/一种痛感升遍我全身！”他高兴地知道波斯人、埃及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古老民族都崇拜过太阳，他熟记那些太阳神的名字，在这些宗教中，太阳又通常代表着繁殖力：太阳使小麦和桃花生长，太阳带来生命。“对生命的讴歌、对生命的热情，还有一些悲伤和真挚，是海子的诗最可贵的地方。”   1988年8月8日，唐晓渡对日子记得很清楚，他前往西藏参加诗会，在拉萨偶遇已经云游了半个多月的海子。诗人一平与海子同行，俩人背着大包，讲起一路蹭火车的经历，十分欢快。一平讲，有时海子也叫人吃不消，夜里在小旅店抽烟，把被子点着了，差点被人赶出来。他们在拉萨途径玛尼堆，每人都拾了些碎片，惟独海子一定要背两尊巨大的石头佛像，唐晓渡劝他，六字箴言自有深意，不过是个象征，不必劳神背这么重的东西回北京，海子坚持说他那两尊佛像有特别的故事。他对藏域文明与神秘主义有着偏执的迷恋。   西藏之行还有个小插曲。海子结识了正在组织诗歌节的一位西藏女诗人，她已成家，且小有名气，第一天初谋面，海子就表达爱意，西藏女诗人当他是个小孩，向朋友抱怨了一下，视作儿戏，几天后，海子又深夜到女诗人家喝酒，入夜要求留下，女诗人愠怒着把他撵走。海子的友人猜测，这大约反映了他对雪域高原的迷恋，野小子的执拗劲儿说上来就上来。也许带了一点西藏既可接近又不能参透的心情，海子离开了西藏，同时期写下这样的诗句：“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他说：在这一千年里我只热爱我自己……”   海子的诗歌创作理念与骆一禾相近，他们曾经谈论写作如同一个黑洞，那种燃烧生命式的写作、“赤道”式的写作，总会不由自主被吸进黑洞。他写作的长诗〈太阳·七部书〉便寄托了他意图在诗中寻找信仰，暴烈与燃烧的激情。他景仰诗人歌德，而歌德的〈浮士德〉从容写了60年；他又将情怀寄托于荷尔德林，写过诗学文章〈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这位生性浪漫的德国诗人晚年发了疯。海子高速工作，一天能写几百行诗。海子去世后，骆一禾在纪念文章〈海子生涯〉中写：“他的生和死都与〈太阳·七部书〉有关。在这一点上，他的生涯等于亚瑟王传奇中最辉煌的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这个年轻人专为获取圣杯而骤现，惟他青春的手可拿下圣杯，圣杯在手便骤然死去，一生便告完结。”   与海子住同一栋教学楼的常远仿佛对海子有先天的吸引力——他自大学起研究“人体特异功能”，身边群聚一群神人，传说中他更是法力高强，人称“常大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年后再见到常远，他在中国政法大学司法考试部的半地下室办公，研究与“人体特异功能”一脉相承的“法制系统工程”。一位平常的中年人，时常被两种情绪左右：自称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多年，受到过钱学森的接见，辉煌一时；又坚决不承认自己懂得气功，更没有教授过海子，“要说气功大师，海子才是大师。跟他比，我是一，他是十。”1979年起气功亦是社会风尚，神州大地遍部特异功能者，毛泽东去世后，更有戏称“神没鬼出”。政法大学那帮年轻教师受常远影响，也几乎人人打打坐运运气。海子对特异功能或气功的兴致，也许源于对神秘主义的迷恋，一位同事撰写的文件里写：“海子涉猎甚广，博览群书，所关注的领域包括东西方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法学、系统科学、数学、逻辑学、语言学、美学、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理论物理学、心理学、佛教密宗、道教、历史……”常远说海子无师自通，练功的热切无人能及，时常深夜练功，用手在水面上运气以验证功力，天刚破晓，还能见到他在小山的水塔边打坐。   诗友们都知道他练气功，也是值得理解的事。这个诗人，仿佛可以通过这种途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引唤出诗中要表达的幻象。他大概经历过这样一种折磨：气功练到某种程度，他给自己和别人造成了才气得来不费功夫的错觉：词句从他笔下涌出来，双关、隐喻、神话传说……；可过不了多久，他的欢乐情绪就会和一些执拗混合在一起，接着又是狂暴的写作，和接近绝望的忏悔，这种不断反复的过程中，他既没有时间来写他的诗，也没有空闲修改手稿。   海子去世68天后，1989年5月31日，28岁的骆一禾去世，鉴定书上写“用脑过度，造成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随后不久，老木移居美国，来信渐少，精神越发癫狂。只有西川还留在北京，有条不紊地整理手稿、编纂诗集、做教授、写诗……。而诗人与诗歌，越来越如同“80年代的游魂”。   美国小说家约翰·契佛的小说〈苹果世界〉里，有那么一伙5人组合的诗人小团体，其中一位开枪自杀，一位跳河自杀，一位自缢，一位死于震颤性癫痫，剩下的一位奋力反抗自毁的预言，活了下来，还很长寿，依然在写一些歌颂光明与天空不可剥夺尊严的诗歌，可是有一天，他感到一种邪恶的诱惑……在西川的工作室，我对他讲起这个故事，他沉思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我想，我也有没绷住的时候。”西川说海子有时像住在他的身体里，在他游移不绝的时候，在他不再感到激动的时候，那个野小子就冒出来，猛力推他一把。   西川还是继续讲过去的事。“北大四才子”凑在一起常喝酒，骆一禾和老木有点酒量，海子酒量不行可架不住爱起哄，只有西川不喝，几杯下肚，都东倒西歪，留下西川一个人收拾残局。命运的安排好象复制了这酒局上的分工。西川至今仍滴酒不沾。   时代的晚上   1989年3月25日，海子自杀的前一天，他清晨6点半坐上了从昌平开往北京市里的班车，穿着那件被校领导批评太花哨的红毛衣，外面套着灰夹克，背包里放了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还有几只桔子。他也许依然感到“肺要坏了，嘴里充满着烂苹果的味道”。这是一星期前，他到《诗刊》编辑部找唐晓渡时说的一句话，当时海子坐沙发上闷闷不乐，觉得北京的诗歌圈子真有些霸道。   1988年冬天，唐哓渡与诗人芒克、杨炼等组建诗歌团体“幸存者俱乐部”，将北京的〈今天〉诗歌圈和圆明园诗社聚合在一起，邀请人名单中有骆一禾、海子和西川。骆一禾以一封长信婉言拒绝了，信中大意为：诗人确实应该为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但是我天生不喜欢进入到任何一个集体，我更愿意一个人独立的读、写、想，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参加了，希望俱乐部越办越好。“北大四才子”中的老木急了，他跑到〈诗刊〉质问唐哓渡为何不邀请他，唐答：“幸存者俱乐部”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权力机构，不过大家志同道合造一个氛围。俱乐部每月一聚，每次集中讨论一个人的作品，大约第三次讨论到海子时，因为“长诗”的创作理念起了些冲突，大都认为海子的长诗不够丰满，缺少足够的支撑点。起初还比较讲风度，诗人多多说着说着起了意气，一句“你们这些年轻人，说你们不行就是不行！”海子急红了脸，匆匆离去。   事后，这成为海子难于融入北京诗歌圈的佐证，再加上早前他还受到过“北京西山批判”，在四川旅行时也遭遇一位四川诗人的讥讽，海子仿佛始终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   海子到达学院路后，步行去西直门火车站坐火车。好多人努力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是那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三月风光；也有人坚持天色阴沉，周围散发出一股沉重的气味，在不幸即将来临的时刻，飘着蒙蒙细雨。路上他碰见了骑自行车上班的西川母亲，她远远看着海子，不大敢确定，没有打招呼。她蛮喜欢这个年轻人，每次到家里做客，都干净有礼，她还觉得他长得“俊”。海子的目的地是河北山海关，作为北京周边少有的慢行火车道，那里已经有过几次卧轨事件。有所准备的人才会了解：躺卧在火车头前往往被顶着走出去好远，慢行道不同，火车缓缓开过，躺到两截车厢中间。有一次，海子跟昌平诗人苇岸讨论怎样死去才有尊严，苇岸说上吊太难看，海子说最体面的死法是从飞机上往下跳。   大约10天前，政法大学的同事搞了一次聚餐，海子喝醉了，第二天一醒，就怀疑自己醉后讲了许多不当的话——有关他和初恋女友小武的事情。他觉得这是对小武的伤害，难以自我原谅。根据《海子评传》推论，已嫁到深圳的小武打算移居美国，那阵子回到北京，与海子告别。依据是，2月份海子的创作里频频出现有关海洋的意向：《献给太平洋》、《太平洋上的贾宝玉》……，还有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的最后一位恋人，直到海子去世前夕才为人所知。她是政法大学的一位女教师，已经成家，她在不被知晓中陪伴海子走完人生，有张流传广泛的海子照片，印在〈海子诗全集〉的书脊上：他眼睛半弯盯住镜头，手举在半空，愉快地笑着。照片正是那位恋人所拍。   海子自杀前一个星期，孙理波生了个儿子，整个星期都没在昌平住。最后一次见面，他刚把自行车停在教学楼门口，海子走出来，拿一沓表格，神情颓丧，还象以往那样，走起路来脚拖地，嚓嚓作响，抱怨说：“他们评讲师，也不告诉我一声。”孙理波安慰他几句，也不是有谁故意要排挤，评讲师拿表格全靠自己盯着，他觉得海子太心不在焉。海子邀他回屋聊会儿，他拒绝了，家里还有儿子哇哇乱叫等着照顾。孙理波没想到这是最后的谋面：“海子说，我曾经救过他一回。那一次，假如我陪他说说话，也许还能再救他一回。”   海子3月25号中午抵达山海关。（地貌，实地考察一下）他在街上闲逛，太阳炽热，他只吃了几瓣桔子。   回头再看，才发觉那是最后的告别。3月11号，海子和骆一禾、老木来到西川家，仿佛往常一样谈文论道：骆一禾是话语中心，老木要跟他呛着干，海子缄默不语，西川面目模糊。街上已有些蠢蠢欲动的味道，老木是骨干分子，走哪儿都带着保镖。他很快因政见不同与骆一禾吵了起来。在那不甚愉快的回忆里，海子好象只说过一句话：“你们城里人想到乡村的麦田，总以为生气勃勃，你要看夏末麦子收割后的田野，只剩下烧黑了的麦茬，那是‘荒凉’。”   3月25日凌晨3点，海子在宿舍里喊了声“我不行了！”。单元楼里的几个同事赶到他房间查看，敷衍走同事，他写下了“不是遗书的5封遗书”。几次提到“幻听”、“折磨”、“昏迷”，他写：“从上星期四以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因为暴徒常远残暴地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引起的。然后他和孙某又对我进行了1个多星期的听幻觉折磨，直到现在仍然愈演愈烈地进行，直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就是造成我的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   海子失踪了两天，3月26号，政法大学校方打开了海子宿舍的门。房间明亮干净，蓝色窗帘依然微微透光，书架整理过了，7卷本印度史诗〈罗衍摩那〉摆在书桌显眼处，没来得及修改的手稿，都被塑料绳捆成小捆，放在从家乡带来的小木箱里，摆得一丝不苟。捆扎的塑料绳被仔细编成了麻花辩的样式。5封“遗书”放在抽屉里。   常远急了。他被要求立刻写出一份交代材料，他也祈盼尽快找到海子，“把这件事情彻底澄清”。他写：“这些年来，我在与海子的整个交往过程中，关系一直很好，我从未与他吵过一次嘴，也从未与他闹过任何别扭。”自杀消息传来，常远本打算也去一趟山海关，被同事按住，学校通知他“不许外出，随叫随到”。4月的精神鉴定会上，常远解释说，也许海子练气功走火入魔，脑子里出现幻象，把这幻象强加到了他的头上；可他也又坚称海子绝对没有精神分裂。“有一次他大叫屋子里闹鬼了，我和马琛过去一看，一面墙上的唐卡突然飞到了另一面墙上，地上的椅子咔咔抖动。不是幻象，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海子最终被鉴定为“精神分裂”。   海子躺到火车慢行道之前，把外套脱了，叠好，放在一旁，下面垫着书包，里面有最后一封遗书，他否认了前5封“遗书”，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在后来不断衍生的神话里，海子肠胃里仅有的几瓣桔子成为太阳的象征。神话里说，桔子在他手上，不偏不倚被火车斩为两半，就像海子的身体一样。   学校接到警方的电话时，已是26日深夜，电报迅速发到安徽：“海子病重，父母双方速来。”海子的父亲查正全说，这叫“骗”。在山海关，他们见到的是冰冻过，整理过遗容的儿子。有张追悼会的照片，海子躺在花簇中，穿一身藏蓝色中山装，脸被抹得灰白，头发往后背，神色，有一点窘迫。他以一种全中国的殡仪馆都极为擅长的弱化个性的方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查正全和操采菊穿着土布棉袄，为防昏倒，被众人架在一旁。   他们在北京只呆了4天，走时带着海子班驳的小皮箱、亮黄色的绒毛小狗、蓝格子床单、行军水壶、绿色挎包……还有2000多册藏书。辗转几次搬家，它们都没有被丢掉。最后一次，海子大弟弟查曙明的儿子、二弟弟查训成的媳妇和三弟弟查舜君，花了两个月为这些书编写序号，再由在文化馆工作的堂姐输入电脑，就像组建一个小型图书馆，四家人里有文化的，都出了力。它们整整齐齐，脊背上粘着小标签，码进“历史的房间”。   “ 海子的死使他成为持久的信仰 ”   坐在那只年代久远的香樟木海棠雕花床上，谈论着海子的查正全与操采菊，至今仍陷在那种迷惑里——在他们的回忆中，这个儿子有个愉悦的童年，看上去平静舒缓的青年时代，即便跟家里不是很亲近，他们也能理解，毕竟他已是个“城里人”，可是突然间他定格在那个遥远陌生叫做“山海关”的火车铁轨上，就像戛然而止的琴弦，他们从未料想也不能明白。而关于这个儿子的记忆，在他去世之后，又奇怪地繁衍生长起来。   1989年夏季，海子去世后不久，“海子故居”来了位叫孟璐君，或者叫东军，或者叫曾照东，或者压根不知道叫什么的年轻人，他自称海子生前诗友，住了几天后，又说是一起练气功的。他在查家住了1个月，临了“借”走了海子藏书6本（包括海子自杀时带在身上的《瓦尔登湖》和《孤筏重洋》）、遗书两封、生活照两张、追悼会照片十几张，押的是他的各种证书：中国作协山东分会文学讲习所结业证、华夏智能气功科学函授班学员证……，每个证件上的名字都不同。至今证书仍押在海子故居内，藏书遗物却再没回来。后来还有位叫胡志勇的，在查家住了半个月，仿佛等待着什么，从美国来了封信，字体清秀，是个女孩写的，内文操采菊看过一眼，大意说海子是为“我们”而死，收到信不要回了。胡志勇拿着信不辞而别。络绎的来客，既显示着海子在外面世界日益增长的分量，也考验老两口的戒备心，他们怀着欣慰和朴实接待他们，又被一次次的欺骗和不辞而别搞糊涂了。“那个胡志勇其实人不错，老头胃出血犯了，还寄药来。”操采菊说。   海子去世几个月，“幸存者俱乐部”在诗歌节上安排了悼念海子的段落，诗人们在一架点上蜡烛的灵车前低诵海子的诗，曾经“批判”过海子的多多，忍不住落泪。西川曾经在〈死亡后记〉中用AB，CD，EFG指代这诗歌江湖中的恩头债主，他既不想再激起波澜，又无法回避那些与浪漫情怀背道而驰的俗世纷争。而自杀，仿佛使海子获得了一种“权利”：“海子死后，他慢慢的不再属于诗歌江湖，他就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海子始终追求的信仰与仪式，也因为死亡而意外获得：“中国人的自信，中国人的自卑，中国人的得意洋洋，中国人的信仰缺失，都要为死亡让步。海子的死使他成为了持久的信仰。”   1990年，海子去世后近一年，〈花城〉上发表了海子的一组诗，这是他第一次在官方刊物上发表诗歌。开篇是一首〈祖国或以梦为马〉：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籍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 这些诗立刻引起激烈回响，海子开始获得更多关注。其中一条评论为：值得庆幸，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么快就恢复了有力的声音。   夹在80年代和92年市场经济盛行之间的过渡期，大学校园与文艺界气氛压抑，海子语言的强度、王位、血、太阳的荣耀、以梦为马的精神、5月的麦地……提供了一种对抗萧条的幻想，阅读海子如同一种秘密的兄弟会，分享一种隐秘的雄性情谊。北京大学教授胡续东就是这么一位：“那段时光令人难忘，海子带来一种悲怆，一直差不多到了网络时代，人才变得油滑起来。”   胡续东说，除了诗歌养分外，海子更准确地击中了后世青年隐秘的意识，这关乎一种情绪，更像是种生活方式：“一条就是背包暴走，海子两次去西藏，之后是青海、四川，以一种强烈的抒情为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重新命名，对更年轻一代很有吸引力，他们每年一到暑假去西藏的去西藏，闯新疆的闯新疆，走西口的走西口，奔走造就一种工夫在诗外的气象。还有些文学青年，在海子身上发现了一个农业文明抒情者的身影，他们正巧在商业浪潮到来前感到无所适从，海子就像有招魂术一样，他们全都开始写‘麦子诗’，在海子身上注入了一种戏剧性的自我投射与自我幻想。还有一拔是90年代早期的文艺青年、摇滚青年、戏剧青年，齐刷刷跟商量好似的读海子，都有点像顾长卫的《立春》里那帮人，一帮在强大的离心力之下，被摔出来的无所适从的人，他们觉得海子是能够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能够让他们看到一种被我们后来称之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怪兽到来之前的，那种个体的文化书写者最后的尊严。”   不仅海子被神化，整个80年代都被神化，有时候它会伪装成全民精神史的形象出现。在胡续东看来，与海子共同走过青春期的那拨人，也许没有后世狂热，却有“更多伟大的同情和隐蔽的认同”。   直到1990年，海子的同系校友陈陟云才得知自杀的诗人“海子”就是同校诗友查海生。1983年海子毕业前，他们在北大五四广场外的“燕春园”匆匆一聚，就着两碟花生米，点了支五星啤酒，喝到晕忽，陈陟云为海子念了首〈饯别——送查海生同学〉：“日光灯也扑打着炫目的翅膀/你就要走了/我们仿佛是两条不同坐标轴上的/两个不确定的数/相遇，一切都还是零……”毕业后陈陟云回到广东老家，从事司法工作。现在已是一位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偶尔写诗，也热中接待来访诗友。诗的感性、真诚与悲悯，在他看来，成为刚性的、冰冷的法律的调和。2008年四川地震时，他被要求作首诗，陈陟云拒绝了：“诗，应该是生活中升华了的东西，唯美的，可望不可及的。我不写地震诗，并不是说我不痛苦，我不担当，而是不能用诗来担当。”   那位宣称看了海子的诗不就好意思再写的同班同学刘广安，毕业后也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不同的是海子教书，他读博士。毕业后留在中国政法大学做法制史教授，这使他养成了不苟言笑的习惯。谈起海子与小武的恋爱，老教授有一点点激动，他叫她“海子的小朋友”，在海子书桌的一面小镜子上看过她的照片：“用金童玉女形容都不为过。海子的小朋友个头不高，轮廓分明，很有异域风情，好象个俄罗斯少女。” 这位发际线已微微向后退去的老同学，果真没有再写诗，他说就算分手曾经让海子痛苦，也促使他创作了更动人的诗句——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名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有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经历过让他迷醉、又使他心碎的初恋”。刘广安啜泣了起来。   海子的四位恋人，如今也近中年，知情人都以“保护她们”的心愿不再提供更多线索。初恋小武，和最后一位同事恋人，都经历了波折的婚姻，至今仍孑然一身。打通西藏女诗人电话时，那头是个讶异的中年女性声音，她几乎忘记了那个20年前在西藏匆匆谋面的小个子诗人，只是简短地说：“海子不该自杀，他和骆一禾，他们都是富有才华的年轻诗人。”   1989年2月，海子曾写下〈四姐妹〉，象是对那些匆匆恋情的惋悼：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空气中的一棵麦子 高举到我的头顶 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岗 怀念我空空的房间, 落满灰尘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 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 我的美丽的结伴而行的四姐妹 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 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 走向月亮形的山峰 ……”    “就好象一群人结伴前行，走着走着，没留神的，突然少一个人。活生生的没了，活生生的没了。”与海子短暂同事的唐师曾感叹。只在政法大学呆了一年多，他就离开了。这位从没停止冒险的摄影师，去伊拉克、探险可可西里无人区、踏进热带雨林、抵达珠峰，每一次都有过赴死的决心。他说，海子总与自行车骑过林荫道，蒙蒙小雨打不湿衣服联系在一起，那是精神干净的青春期，可精神干净不能当饭吃，到处有躯壳在表演，任世界堕落无能为力。“最不应该死的人死了，我们这些懦弱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就此活了下来。”   在西川的工作室，他提起感觉自己身体里住着一群人：“我既是海子的朋友，这么过了20年，回头看，他又变成了一个孩子。我还是他的亲人，亲情就是由好多烦琐的事交织在一起，这里面有个分寸。我不知道我该深入到多深。”他说海子被记住，也许源于他的青春与简单，他的新鲜、纯净、冲击力，尖锐，对语言的霸占……都来自那简单。恰好，80年代也如同海子一般青春简单，也许稚嫩，却有着理直气壮关心时代的悲壮。   “现在，看看，我就是个中年人”，西川拿着一首海子早年写的小情诗《女孩子》：“她走来/断断续续地走来/洁净的脚印/沾满清凉的露水……中年人是什么？就是心里充斥着纠缠、挣扎、复杂的情感，再看到这样的女孩子，不会起什么波澜。”窗外车声嘈杂，人流不息，那里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更富中年人气息的时代。   http://www.bullock.cn/blogs/catnapkun/archives/157773.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