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

联合早报 | 王一鸣:暂不入室

王一鸣:暂不入室 (2011-10-1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萌萌节感想 [人物面对面] 杨炼个体诗学的星系星图 [中国政情] 缅甸凸显中国“无正义外交”的尴尬 [人民币汇率] 中国允许外商用人民币投资 ● 王一鸣 尘点沙   “我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严冬。在那纯白的仪式里,雪与风正婚配着;在暴风雪的土地上,我的父亲建起了房屋。我要保持我的贞慎,恪守他的习惯和风俗。”   加拿大诗人吉勒·维尼奥特(Gilles Vigneault)诗歌《我的国家》中的一段,被我试译成中文。写这篇专栏之前,我正阅读我的“生日礼物”——友人寄来的吉勒·维尼奥特的诗集。愈发觉得那几句在此时读起来更有感触,而日前在与家人谈到有关生日的电话里,让我以小小惊讶却又异常平静的心情意识到:咦,今年竟没有被问及“婚事”呢。   其实,这之前的每个生日,接到母亲或父亲从国外打来的电话,除了祝福我生日快乐,更不忘对我关切一句:“最近恋爱谈得怎么样啊?”唉,那言下之意真是昭然若揭——“要不要赶快结婚成家啊?”电话这端的我,是可想而知的一番表情,先闭上眼睛,再提气上胸,说:“我目前还是没有结婚的想法。”这个答案我说了至少有三年,没想到在“奔三”的生日里,我不用再重复这句话!我想暂且享受这份轻松,不去探究父母到底是一时厌倦了追问、还是默许了我的决定。   在华人社会中,像我这样已介适婚年龄的青年人,个人的婚恋并非是游离出社会人伦秩序的单纯两人小天地,虽然早已甩掉了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枷锁,但恋爱和婚姻此刻仿似更被桎梏于家庭与社会的伦常之中。   依然记得在中国念中学时《政治》课本里读过根本不懂的一句:“人们的一切活动脱离不了社会生产实践”,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对此做出了庄严的解释:“人总是作为现实的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总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使得人成为现实的人”。我小时候的理解是:“睡醒吃喝,上课放学,都得听社会的吧,可能也包括以后找对象、生孩子。”   但“社会”是谁呢?他/她长什么样子啊?我为什么要听他/她的……几乎是童年的头脑里从未有过的疑问,现在反思起来,那绝对是一种“幸运的无知”(blissful ignorance)。   没想到,后来在我母亲的口中,“社会”有了听上去很具象、实际上更抽象、但好在让我搞懂了的“化身”,母亲曾经反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别人都结婚!”“社会”终于现形了——“别人”!   以中国人为代表的华人观念中,结婚总是与生子相连,而成家生子除了是承接宗祧,还有为自己将来防老的考虑;只有一男一女结为夫妇,两人有了孩子,才能称为真正的家……这些观念在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头脑中得到了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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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陈宇昕:后现代神明

陈宇昕:后现代神明 (2011-10-1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萌萌节感想 [人物面对面] 杨炼个体诗学的星系星图 [中国政情] 缅甸凸显中国“无正义外交”的尴尬 [人民币汇率] 中国允许外商用人民币投资 ● 陈宇昕 小生之言   乔布斯过世那天,惯性起床便摁开电脑,我望着面簿上满墙的R.I.P(Rest In Peace),才发现苹果/乔布斯对我身边的朋友竟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犹记得3月日本海啸发生后,自己面簿上也随处可见哀悼之词,但当时更多的是对生命消逝的同情同理,而今次人们对乔布斯的却是如此亲昵的追怀。   乔布斯被尊为改变人类生活的伟大发明家、企业家、创意家,他同时也是抗癌斗士,传统教育体制的叛逆者,没有一样不足以成为人们的楷模。   乔布斯是教主,以一种拜物教为隐喻,继续被书写,他的传奇还在延续。拜物教是消费社会的典型商品拜物逻辑,毕竟商业文化与宗教之间有着同型异构(homology)的关联,人们通过购买苹果、使用苹果来实践苹果所代表的创意与优雅,以此区别于人。   而拜物教需要仪式。   乔布斯每每走在展台上推荐新苹果产品时散发的那种魅力,一颦一笑无不牵动苹果迷、普通苹果用户、甚至非用户的神经,就像聆听一场场神圣庄严的仪式一样。随后便有人彻夜排队,抢先购买新产品,成为能够体验最新科技概念的第一人,并接受店员的鼓掌与欢呼。也只有这样,仪式才能顺利完成,因为仪式总是双向的。   乔布斯罹患胰腺癌后,苹果股价更与其健康挂钩,可见其个人影响之大,教主之称实不为过。   乔布斯如今已被并列在爱迪生之后,足让诺贝尔奖得奖的科学家们黯淡无光。但乔布斯似乎商业气息更重些,少了一丝科学家的终极关怀。   乔布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成就便是触屏手机的行销与研发。行销方面就是我前文提及的拜物教仪式,至于其研发,首先就得提及苹果手机的简易操作,就连两三岁小童都可以从容掌握。我身边不少妈妈级亲友,下班后到家,孩子见了兴奋不已,乍看是多么温馨的场面,却原来孩子是要讨苹果手机来玩,讨不着要哭要闹。这些妈妈级亲友们也顺势把手机递给孩子,兀自办自己的事情,像是极其自然的亲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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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张从兴:中华民国在逻辑上存在否?

张从兴:中华民国在逻辑上存在否? (2011-10-1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萌萌节感想 [人物面对面] 杨炼个体诗学的星系星图 [中国政情] 缅甸凸显中国“无正义外交”的尴尬 [人民币汇率] 中国允许外商用人民币投资 ● 张从兴 摸象窥豹   由于适逢辛亥百年,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最近又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好不热闹。   先说仍然保留“中华民国”国号的台湾,马英九总统在“双十讲话”上向大陆喊话,呼吁对岸“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决意角逐下任总统大位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公开提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所谓新观点。   至于在1949年建政时,就已决定不再沿用中华民国,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国号的大陆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私底下怎么想不得而知,但肯定不能公开承认“中华民国”仍然存在,套用吾友蔡逸儒上周五在《天下事》发表的《一中三解?》一文的话说,就是“只能当成过去式,不能当成进行式,只能默认,但不能承认,只能斜视,但无法正视”。   本文无意偏袒两岸任何一方,只是想从推理的角度来讨论中华民国在逻辑上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马英九发表“双十讲话”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呼吁两岸“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这虽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北京已经多次提及,但中国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周志怀认为,胡锦涛所谓的“终结两岸对立”,实际上就是要终结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个观察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这其实就是胡锦涛本人在2009年除夕讲话的原话。若再往前推溯,2005年连胡会联合新闻公报也有“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的内容。   由此可见,把两岸现状定位为“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应该是大陆政府的正式立场,同时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立场。   尽管两岸已经硝烟不见多年,但形式上还是处于内战状态,因为无论是当年在战场上见真章的国共两党,还是1949年后分据两岸的大陆和台湾政府,至今确实没有签署过正式结束内战的和平协议。大陆政府正是基于此,才把两岸现状定位为“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近年来数次呼吁台湾当局和大陆展开政治谈判,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准乎此,则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在逻辑上中华民国还存不存在?   当年那场内战是在中华民国期间开始打的,如果说内战还在延续,中华民国也得继续存在,才符合逻辑。反之,若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分界点,认为当时中华民国已经不复存在,内战也必须在当年结束才符合逻辑。再说得白一点,总不可能认为1940年代的国共全面内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打的吧?所以,若要把两岸现状定位为“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就很难否认中华民国在逻辑上并非不存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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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新潮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一. 潮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结尾,曾自述心境:新潮未还,心潮跌荡。老友心细,看到后特地来电询及“新潮未还”之意。那么本文就从“新潮”谈起,来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夫。 看到“新潮”二字,联系前文主题,通常的直觉就是指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所卷起的新潮,包括其中异军突起的《新潮》月刊。我们若往前看,《新潮》之为杂志,其实还另有一番渊源。她创刊于1904年5月,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为日本文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杂志。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纯文学作家,几乎全在《新潮》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这里起步,成名成家的。如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吉田健一、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即便要论中国“新潮”之缘起,也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再往前追溯。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展开保皇,立宪与革命之东京论战,激辩“路在何方?”时,已经屡屡提及“新潮”此意,即如1915年的夏末,胡适在美国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刻(且终其一生再无大变),就曾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而大家熟知的中国现代的《新潮》月刊,则是在1919年元月创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只不知此《新潮》,是否其灵感就来自日本的彼《新潮》?毕竟当时北大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健将,可都是章氏门人,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在年轻时,在彼邦时,当然不免受过原来那份《新潮》杂志的影响。要数本国《新潮》骨干人物,当数当时尚为胡适学生之傅斯年与罗家伦,傅斯年更为主任编辑。后来两位学生为了做先生,先后赴英国及美国留学,所以自第2卷第5号起,改由周作人先生为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与孙伏园四人为编辑。《新潮》共出版了12期,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 潮涌 我们今天来看《新潮》,只觉得她作为一份学生刊物,实在是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启蒙潮流,开《国民》,《觉悟》,《湘江评论》等学生刊物风气之先,应该是风头甚健,一时之选。其实当时她的处境,却并不如后人想象中好。比如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之一,《学衡》主将吴宓,他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诬蔑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在《新潮》创刊不久,就曾相当激烈的表达反对态度: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没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坄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吴宓日记》II,第91-92页) 吴宓先生尽管言辞激烈,毕竟是痛心于新文化运动那种“全盘否定”,不惜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弃之不顾的绝对姿态。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场“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可以商榷之处(请参看《走出五四》一文),即便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人,日后不也是回心转意,逐渐向故国深厚的文学学术传统回归了吗? 胡适先生虽然和陈序经先生一起,在三十年代提倡过“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我们却不可忽略他醉心国学的另一面。姑且不论他在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的开荒之作,或是对《红楼梦》,对《水经注》的终生热情,只要看看他在国外演讲或学术交流时,不断对外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现代价值,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胡适如毕加索笔下之《亚威农少女》,不再是焦点透视的,二维的,静态的,乃是立体的,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单一绝决——即如适粉们津津乐道,喜爱拿来和鲁迅比的胡适的情感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全然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挽联语)。可以说他也是风流一世,余英时已经由其日记考证中找出若干蛛丝马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读台湾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 当然,就对待传统思想的复杂态度而言,这也要看到胡适的思想背景。即来自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本身,就属于较为温和,理性的英美经验论。这个思想传统,注重的是在旧的老树干上,发出本时代的新枝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离。其中蕴涵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觉延续和尊重意识。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论及杜威时,也明确他为“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在这一点上,现代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译本名为《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提出了相当公允的评析: “胡适对中国优越文化的研究,其态度纯粹是批评性的,但绝对不是轻蔑的。他不相信中国的过去没有珍贵的遗产传到现在,同时也深信找到适当的历史先例甚为重要,因为那必然大有助于使“”的态度与方法,便于自外洋输入我国文化。他坚持对过去必须有充分适当的了解,他也坚持此一了解,必须以客观冷静之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估价之后,始能获得。然而,他不赞成引用传统以衡量对新观念的去取及其是否在中国所处之新时代有其用处。他对于纯由感情(而非由理性)出发而保卫传统的人,大不以为然。比如以译小仲马《茶花女》和狄根斯作品出名的林纾(琴南),林反对废止古文,他说“”吾知真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在1919年,胡适写文章说,新思想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应当反对盲目遵从古代的标准,要以输入新的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为科学方法才能使中国人对古代有正确的了解,这种正确的了解才能是中国长存于世界。胡适在1917年自美国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公认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随后数年,在他诸多成就之中,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还有很多很长的白话小说的考证批评,几篇清朝思想家研究,还有几篇有关佛教对中国思想与社会史的论文。”(参见第五章《中国与西方》,P137-138) 三. 潮涨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吴宓的反对新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无论是民国以来,先后自沉的梁济(梁漱凕先生父亲),王国维;或是欧游尤其是欧战后一改前论的梁启超,及他的学生,主编《学灯》及《解放与改造》的张君励,张东荪等研究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杂志》之主笔杜亚泉,钱智修;又或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乃至后来的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他们所护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自身价值。何况很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往往进退失据,狼狈中却见出一个时代的苦闷。 考诸杜亚泉之于新文化运动,视之为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显然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单纯的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转化与调适。在调适论者看来,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为,不是去争夺“旗手”的荣耀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现代文化事业上的多项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有国人自办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专业词典《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继续空洞乏味,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硕果长存。(参见《杜亚泉文存》,许纪霖先生所作跋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又如国社党的“二张”,张君励在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毫不客气的封为“玄学鬼”,同时又堪为中国宪政之父。尤其是张东荪先生在三十年代和叶青打的社会主义论战,其中表现的理论深度和远见卓识,更是超过今天许多自夸的体制内民主派:“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详见左玉河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二章六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而据戴晴女士为张东荪先生写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我们知道在1949建国大业,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时,毛失去的那唯一一票并非他谦虚而没有投自己一票,而正正是张东荪投下的。在建国后不久张即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除了他本人的傲骨难驯,也同这一票有莫大关联。 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当中,甚至一些人还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结果彻底的倒向了专制。这个矛盾现象,在梁漱凕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既为孔孟儒家全心辩护,同时至死对“评法批儒”,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毁灭殆尽的党和毛持正面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从孟子开始,中经王莽,张居正,直到近代康有为,都曾引经据典,“托古改制”,可见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的包容与多变性。同样的原因,往往由于此种多面特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诠释下传统也变得面目全非,如同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欲见(像秋风先生,哪怕没有也要自己生造一个出来),而不见其所不欲见(如新儒家身上普遍存在对传统专制社会的美化倾向)——而又各各自以为已然得其全貌,再不容旁人置喙。或如新儒家之全盘肯定,或如陈独秀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若能跳出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窠臼与现实政治的羁绊,那么很明显,新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东西文化从隔绝到接触,到交流,到融合与创新,必然有一个相激相荡的过程,对此我们在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中,都曾经看到过。当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奠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更为顺畅,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冲突,都集中在制度转轨的那个短时期内。一旦制度转型成功,传统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日本,台湾,在欧洲大陆,都是如此。 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却是命运多舛,花果飘零。除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包容性,以至泥沙俱下,首要原因,当然要归诸社会制度的严重滞后,以至在泛政治化的强力干涉下,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之间难以相容,彼此冲突。而传统文化中最专制,最黑暗的那部分,反而沦为当代专制的奴仆与帮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牵连整个传统文化成为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对象,也就毫不出奇了。也难怪在贾祖麟先生看来: “胡适在梁启超的一派新传统主义者的意见中所发现的危险是,他们使中国远离了西方及西方的文化,而事实上,西方文化却正在迅速演变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者得到安慰之时,会鼓励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欣然自足。胡适埋怨说,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以来,大多从来未曾出国门一步的老人,都欣然色喜喊道:“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么说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和他的同派就满足了拥护东方文化的虚荣心,也加强了东方的反动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宥于固有陈见,同时秉承自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浓厚,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他们空谈民主启蒙,却主动将自己隔阂于启蒙对象之外,隔阂于公共政治之外。从一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各自为政,散乱难聚,始终未有具体的组织,也因此从未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胡适一生理想,便是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民主体系落实到中国来(他归国前的《别叔永,杏佛,觐庄诗》中,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可是他“暴得大名”后,多次面临有利的政治时势和干政,组党机遇,但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和清名,为了做一个谏臣,始终踌躇不前。结果丧失了真正参与政治,民主救国的宝贵时机,到最后只有悔之晚矣。以至有学者推论他在1962年中研院会议上猝然去世,和他晚年眼看《自由中国》被禁,雷震等人入狱而无所作为,故而心怀歉疚有很大关系。 反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极端对立化,两极化的批判思维,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广大学生青年,为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蔓延,为国共两党大力吸引培养党国,党军人才,提供了危险的思想储备和社会土壤。尤其是当局借以起家的群众路线,在“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等乌托邦口号背后,其实隐藏着远比儒家学说更严酷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某个虚幻的社会群体,其自命的代表和先锋队可以为所欲为,将每一个个体都贬低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其惨痛后果,国人至今深受其害。 当人们出于保国保种的现实需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再也无所顾惜,对传统信仰再也无所敬畏的时候;当新文化运动后期如胡适后来叹息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偏离了其思想启蒙的主流,抛弃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步入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迷狂时,就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也难怪后来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期,当暴力革命压倒思想启蒙,一党专制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那么也就埋下了中国日后苦难的导火线。终于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峰。 而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今日的新老毛左们,虽然同样有着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但他们竭力为之辩护,不惜一切维护的这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是完全的黑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保存的东西,谈不到任何正面意义。对着刽子手单方面的讲宽容,讲理解,如同胡适当年讽刺的“为盗贼上条陈”,实在是对自己苦难同胞的残忍,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如果说捍卫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那么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千方百计为当前的极权体制辩护,就实在让人齿冷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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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 | 廖亦武:亡诗人——与海子邻居孙文谈

廖亦武:亡诗人——与海子邻居孙文谈     老威:您是海子的邻居吧? 孙文:应该算。当时我住海子楼上,是整幢楼唯一与他有交往的人。海子相貌平平,但性格内向,对于沉迷于诗歌幻觉的他来说,邻居是不存在的,就是整幢褛也形同虚设。    老威:您写诗吗? 孙文:我不写诗,我是学工科的,后来做了海子的同事。我喜欢和艺术家交往,因为这种交往没负担,不带功利目的。你瞧,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同贵州的诗人、画家混,他们非常朴实,与海子有共同之处。你认识马哲吗,就是腰扎草绳子,朗诵起诗就斜着肩膀朝天上窜的那个。海子的个头与他一般大小,但性格两样,王子与乞丐吧。这是不恰当的比喻。    老威:您经常与海子一起玩?    孙文:也不经常,就是喝酒的时候在一块。我们都穷,只偶尔下馆子,多数还是买点下酒莱在家里喝。海子的房内非常简陋,就桌子、床,还有个小收录机。有段时间,他墙上贴着女朋友的照片。其它全是诗稿。写着诗句的便条,整理就绪的手稿和到处堆放着的打印诗集海子是从安徽农村考上大学,并迷上写诗的。在他的老家,也许几辈人,几百年也没出过一个诗人,因此和所有同样经历的孩子一样,他写诗也和读书一样刻苦。他渴望发表,渴望得到诗坛的承认。这是很感人的。他留校,分在校刊编辑室,应该算一份清闲的工作。可海子一天到晚都在忙。我没见过这样写诗的,亡命得像牛犁田一般趴在桌子上。自从1985年,他就半年一厚本诗, 《土地》、 《太阳》、《遗址》,全是天马行空,浑沌初开的事。你感觉这人不是用手用脑,而是煽着巨大的翅膀用鸟嘴在啄诗。昌平这地方,也没个玩的,也没个去处,可打印社还有几个。海子经常自己掏钱打印诗集,然后一大捆一大捆地朝外寄。现在的市场眼光,觉得不可思议,但80年代就极正常,各地的诗人都这么干。海子工资的一半,就用来干这个。另外还得拿出一部分寄回家里。只有天晓得他的日子怎么过的。当然偶尔也有稿费,但是太可怜了。80年代,海子的知名度还比较低,现在连篇累牍吹他的评论家,过去根本就对他不屑一顾。那时候,大家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在”朦胧诗”、 “第三代诗”或”口语诗”,海子与这些都不搭界,所以,哪怕谢冕这种比较全面的诗评权威,也从没有在文章中提过海子这个名字。海子平时沉默寡言,然而一喝酒,就滔滔不绝,他的乡音挺重,话说快了就令人不太明了其中的意思,好在我这个听众比较没个性,说啥都点头。海子就吹得更欢了,有时还站在床上对我打比方。只是有一次,我忍不住同他争起来。我是为他好,我认为当前出名的诗人都挺入世的,而他的诗却出世得非常远,方向有问题。这下惹祸了,他跳上跳下缠了我一晚上。    老威:您不太了解情况。其实在80年代,海子在四川还挺有名的,几乎所有的地下诗刊,如《现代主义同盟》、 《汉诗》、《中国当代实验诗歌》都推出过他的作品,包括我当时办的文化馆刊物《巴国文风》,也头条登载过他的《龟王》、《初恋》等六篇寓言。外省诗人能在现代诗歌的圣地”延安”有此出息,也算绝无仅有。    孙文:民间刊物顶什么用?又没稿费。    老威:四川与其它地方不一样,这儿解放前有袍哥,这种黑道传统延续到80年代的诗人这儿,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学江湖。在江湖上走动的人,是不屑于与正统文坛合作的。你若是”招安”,他没准哪天黑道性子发了,就会反出朝廷。事实上,80年代的许多诗人,都满足于在地下诗刊发表作品。因为”江湖”比” 朝延”更有吸引力,更实在。流浪诗人马建、郁郁、万夏、李亚伟都曾在我家免费食宿多天,来的时候一拱手,报上大名,出示某江湖朋友开的路条,就安营扎褰了,走的时候还得把酒饯行,奉送路费,开路条给下一站好汉。可惜海子没赶上好时候。孙文:海子也到过”延安”,可结局是什么?1988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坎,这年,他怀揣几万行诗,绕了大半个中国,他这辈子从未走这么远,虽然在诗中,他已抵达了银河系,太阳诞生的瞬间。他歌颂过屈原,把自己看作是屈原在几千年后的化身,可是屈原是极其人世,极其政治化的,这是被报国无门所造就的诗人。而海子的国比屈原的国更大更虚无,也更不堪现实的打击。他在外”游历”几个月,回到昌平后,人都瘦变形了。我看得出来,他没找到知音。当然回想四川之行,他竟哭了起来。你说得不错,四川诗人有袍哥习气,你到哪儿,得一一拜码头。成都的小街小巷众多,比八阵图还复杂,海子没出过远门,在灰蒙蒙的环境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自己神交已久的某某人,不料对方虽然推崇他的诗,却不会把赞词挂在嘴边;四川诗人自我感觉好,不会在乎任何人,因为诗坛的三大主要流派 “整体主义”、 “非非主义”、 “莽汉主义”都出自四川。海子遭冷遇,或者被某个码头的舵爷上课都是意料中的事。可在作品中多次称王的海子受不了,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既然不能像列宁同志说的那样,”凭国际歌找到同志和朋友”,那就只有坐在街沿上,面对异乡的街景流泪的份。几万行诗从离京开始就一直在他兜里,几个月了,从北到南,在诗人像农民起义一般纷纷揭竿而起的年代,竟没谁提出要看他那以东西方的历史渊源为背景的宏伟史诗。一位成都的非非诗人曾请海子喝酒,并趁着酒兴,当面夸他的史诗才能,称之为中国独一无二;海子闻之欣喜若狂,立即引为知音。不料几个月后,这人在小报上发表文章,把海子奚落得一无是处。海子沮丧极了,他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可以说,此次旅行为他日后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老威:您的意思说,四川应该为海子之死负一定责任?    孙文:向灵魂投毒是比较高级的谋杀,虽然在法律上不构成证据。前不久,你们四川的那个”鸟巢”学者,不是自称是死者的朋友及知情者,写几万字的悼念文章,挣稿费吗?其实他和海子八竿子打不着。不管你吹嘘现代诗的延安也罢,黑道江湖也罢,总之,我对四川人没一点好感,太势利太肉麻了。    老威:我也肉麻吗?    孙文:对。    老威:您好像在替海子出气。如果您是西川或骆一禾,那种与海子同宗同源的诗人,我就和您干了。除了通过两封信,我又没见过海子……罢了,难得您这么心疼他。 孙文:他死了五年多,谁会料到这么多不相干的人会冒出来捧他,掀起”海子热”。有些小青年还奉他为鼻祖,到他的出生地去寻根,北大还举行过不少纪念活动。女大学生们,一提他的死,一提骆一禾、戈麦的死,就潸然泪下。还有死在前头的朱湘和老舍。我不管这种前仆后继的自杀传统光荣还是耻辱,我只知遭海子生前如果得到目前的+分之一的热闹,就不会自杀了。他想得通吗?与他同种路数的西川上中央电视台?他才二十几岁,怎么可能看透爱情、荣誉这些东西?那次游历,他还专程去过西藏拉萨,那儿神圣而清澈的风光,与他的”大诗”相配。然而,海子却没留意种种圣迹,他愚蠢地爱上一位女诗人,人家已有孩子丈夫,从年龄上几乎可以做他母亲了。他撒着酒疯追到人家的卧室,结果被赶了出来。丢丑呵丢得不值,若遇上90年代的小报记者,早把这花边新闻炒得沸沸扬扬了。海子不能沾酒,一沾就失态,与平时的老实巴交形成对照。有一次,朋友招待他泡酒吧,他见有人唱通俗歌,就按捺不住要朗诵诗,还缠着老板要用诗稿付费。搞得朋友们都挺尴尬,只好把他硬拖出来。人年轻,当然不习惯孤独,不习惯穷,但许多人都在熬。写诗的前几年,也没见海子有什么反常啊,可后来,他有幻觉了。这种幻觉一旦进去,就不容易退出来:几个朋友的高度评价,仿佛不断向烈火浇油。他的诗越写越大,越写越远,这虚幻中的激情使他抛弃现实。这方面,我承认他是想象力的大师,可这种想象力和凡人没关系,凡高超前,然而他的画是直接在每个人的眼前爆炸,你来不及思考,就被过分的光芒所刺痛。海子称凡高是他的”好哥哥”,凡高教会他想象却没教会他”承受苦难”。苦难是地里长出来的,海子才二十多岁,还来不及长出苦难,长出苦难的孪生姐妹——对人类无怨无悔的爱,他的想像力是空的。诗是要人读的啊,而读诗并不是人的第一生理需要。在诗中是神,在现实里,他却需要凡人的荣誉和爱情。昌平是不毛之地,又没名胜没名人,海子住这儿算最大的名人,所以,除了几张烂熟于心的面孔,没人专程赶来喝西北风。在寂寞之中,海子也练过气功,结果由于方法不当,练出了幻视和幻听。    老威:你见过海子的女朋友吗?    孙文∶远远地瞅过几眼,好像是黄昏散步回屋,女孩走前面,他落后好几步,低头吊在后面。海子腼腆,女朋友一来,就照面也不打。当然,也可能是关系不太牢靠,他不愿意介绍。女孩在城里读书,他们平时见面也不容易,只有放假会到昌平呆几天。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分手了。听说这女孩是一位评论家的表妹,崇拜海子,因为她的引荐,海子在内蒙的《草原》和《诗选刊》都发表过不少长诗,其中追念屈原的诗剧《遗址》很受读者喜爱。看来,真正欣赏他的还是蒙古人,其中有个叫阿古拉泰的,至今还在呼和浩特当编辑。    老威:这女孩是海子的知音吧,真可惜。    孙文:女孩的表兄也是海子的知音,前几年,也去世了。这冥冥之中,有一种捉弄人的力量,仿佛海子和他的知音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他们提前走了。这是另外一种人生。    老威:海子临走前你见过吗?    孙文:那天很早,他就来敲我的门,一声不吭坐在哪儿,然后站起来告别。我说:”告什么别,你又不是不回来。”他说:”我要出远门了。”声音怪怪的。我本能地打了个寒战,可仍没意识到会发生什么,就问: “你想调回城里吧?”因为那段时间他老往城里跑。我听说芒克、杨炼和唐晓渡他们搞了个”幸存者俱乐部”,印了刊物,还搞过大型的诗歌朗诵会。北京是首都,什么都挺正规,包括这种民间性的自由组织。海子与芒克、多多、杨炼相比,只能算小字辈。但他还是定期大老远地跑去,参加作品讨论。有一次,大伙对他的几部长诗进行批评,口气武断了点。他嘴笨,辩驳不了,只好抱着他的命根子闷闷不乐地回昌平,失魂落魄了好几天。我感觉,这对他的打击比四川之行还大。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诗人们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四川的袍哥诗人锐气不减,北京的芒克、多多、林莽、一平、杨炼、田小青也写出了数量可观的长诗,比资历,比才气,比活动能力,谁又在谁之下呢?这很不好 评判,至少那个时代在北京的评论家没作出评判。这显然动瑶了海子的信念。他在诗中写道:”与其死去,不如活着!”而现在他凭什么活着?天下这么多自命不凡的诗人,何时才能出头?这是我以后才想明白的,而那天早上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走。那是1989年3月26号,天气晴朗,海子身穿白衬衣,蓝裤子,肩挎一个军用书包,发也是新理的。我从没见他如此整洁过。我站在窗前,目送他在人流中穿行。他太显小了,像个去春游的中学生。我不知道他已经将遗嘱留好了,除了整理好的2⒁多万字的诗、散文、小说和日记,还有一张特别声明的纸: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接下来的细节许多杂志都披露过,他搭车于当日下午抵山海关,并在最后一班归程车开走之后,独自在站台徘徊了儿个小时,并沿着铁路朝郭家营方向走。天色渐暗之际,一列货车缓慢地过来。他让到一边,然后从列车的中段钻入,顿时被车轮碾成两截。 老威:你参与了海子遗物的整理吗?    孙文:我虽然是海子的邻居,但不是你们诗歌圈的人,因此无权接近海子的遗物。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后来,那场风波开始了,大伙都冲动起来,忙着游行、上街,诗人之死就显得平淡了。当然,诗人们也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许多人还捐了款,但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大伙去做,况且,海子毕竟是小字辈,号召力远不及北岛、芒克。    老威:你参加过海子的悼念活动吗?    孙文:参加过一次,小型的,也就是校内几个同事。当时海子的母亲来了,一个农村老大娘,已经气糊涂了,见着我们就下跪磕头,我们急忙扶住,凑了一笔钱给她。唉,太惨了!海子本名查海生,家里世代务农,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北大毕业又分在京城工作,这一下,全家的精神寄托都成泡影了。这海子!临死也不想想家中亲人会怎样!    老威:海子的死对你有没有影响?    孙文:开始没感觉出来,因为凑热闹的场面太多。随着岁月的流逝,日子还得像从前那样一天一天地捱。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楼下曾经住过一位叫查海生的诗人,小个子,大眼睛,两道浓眉。他留平头时,有点像日本的留学生。唉,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他说他要出远门,我习惯性认为他准会回来。现在,他啕房子已经住了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可能再串门去找他了,这种损失别人体会不到。海子不回来,昌平也就没意思,我不久就搬回城里了,离圆明园不远。    老威:去年顾城杀妻之后,也自杀了,倾刻间,海内外掀起了”顾城热”。有的文章把顾城之死和海子之死进行比较,认为……    孙文:我评价不了这种事。我同海子是邻居,天天见面,尚且不知道他要去死,我怎么可能了解顾城呢?他死在外国,风景如画的新西兰,比海子浪漫多了。可他干的事不太浪漫。他得到女人的爱太多,一旦别人不像过去那样百依百顺,他就受不了。如果把顾城得到的宠爱,得到的机遇分丁点给海子,他至今还欢天喜地地活着呢。就是死,也没有公平可言——我是俗人,只能说这种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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