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404文库】阳光时务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5)  | 标签: 毛泽东 , 历史 , 大饥荒 , 真相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提要: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文/ 沈达明 2011年9月29日,由香港大学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所撰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年-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在香港出版面市。没有发布会,没有签名售书,但这本书的悄然上市,令内地与香港学界及知识界极为关心。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大饥荒,是一场史无前列的人类浩劫,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还停留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认识里。 历史的真相总会浮出水面,短则数年,长则数十载。虽然官方的档案文献至今仍未曾全部开放,但不少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官方资料和田野调查,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深入的研究。 九十年代初,中国当代史学者丁抒在《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增长与死亡数据推算,中国大饥荒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人。 同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学术论文《合作化和1959-1961中国农业危机》(Collev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认为3000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比较可信,承认大跃进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灾难。 2008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丶历史学者杨继绳,出版了颇受好评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向读者展示了大饥荒中,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事例,并援引官方资料,全面分析了大饥荒造成的各种破坏和它的制度原因。杨继绳在书中,依据官方记载与官方记录的人口消长数字,推测出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600万人左右。 在海外,香港南华早报记者贝克(Jasper Becker),在1996年出版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是西方最早基於大饥荒当事人访谈的英文专着。在此之前,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全面分析了大跃进的起因丶经过和结果。他们都认为大饥荒受害者不少於3000万。 冯客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在中国《新档案法》公布後,他和助手一共访问了河北丶四川丶河南丶安徽丶山东丶湖南丶浙江丶广东等城市和乡县的二十多个地方档案馆,参考了一千多份档案原本,并记录了许多大饥荒幸存者的回忆。 冯客根据各地政府部门的数据,推断出大饥荒总共造成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数字,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所做的国务院内部调查数据相吻合。冯客特别指出,在这些被害人之中,6%至8%的人,也就是至少有250万人因为遭受非人道的酷刑或枪决而死,这完全是有意的屠杀。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於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冯客总结道。 本书的出版人丶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对《阳光时务》称,此书对大饥荒的历史研究颇有价值,因为冯客用大量第一手珍贵材料,分析了所谓浩劫,除了千万人头落地以外,对於中国的政治丶经济丶社会丶人口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摧毁。 例如,大跃进造成有的省份高达40%的民房片瓦无存,还有的省份森林树木甚至被砍伐过半。仓促中兴建的水坝和河运,也同样灾祸连连。毛在大跃进的巨大失败後,曾一度心灰退出日常决策,但後来又无法容忍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左倾政策的调整,遂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毛式独裁体制下,人性的丑恶一面完全被激发出来,虐待丶强奸丶滥杀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接受冯客访问的所有施暴者都表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不打,你就要被别人打」。大饥荒时代的红色恐怖,一点不亚於之前的反右和後来的文革。 与《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後》作者迈斯纳(Maurice J. Meisner)的观点不同,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冯客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特意强调,大饥荒的祸首虽然是毛泽东,但他手下的周恩来丶刘少奇丶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许多关键时刻都支持了毛,都对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毛泽东的大饥荒》受到西方出版界的好评。中文版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网络上也引起争议。面对有人对本书的客观性和学术价值的质疑,冯客以其他有关大饥荒的着作缺少关键数据和资料为例,表示学术性应该看是否拥有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冯客意借此书,揭发这一切的人间惨剧,是由从上到下进行的走向共产主义的极端实验造成。他说:「现代社会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原载《阳光时务》第4期 www.isunaffairs.com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属於我们 / 2011-10-03 19:10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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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时务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10)  | 标签: 时事观点 , sul , grande , balzo , 毛泽东的大饥荒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 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客丶出版人鲍朴 采访: 沈达明 面对中国当代历史中的大黑洞,有人回避,有人否认,也有一些人坚守历史家的良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将这场被遗忘的惨剧真相揭发出来。冯客作为一位欧洲学者,就在中国做着这样的工作。他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查阅到重要的官方档案和文件,并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冯客 问:你为何对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主题感兴趣? 答:2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民国时代。一点点的,从05丶06年开始,我发现越来越多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资料被档案馆公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机会。这是一个出於实际的考虑。另外还有一个考虑:既然出现了这些资料,作为历史学家,怎麽能绕过这个害死上千万人命的中国历史上的巨大黑洞,去继续做历史研究?所以(做此研究),是出於实际上的和道德上的两个考量。 问:你如何计算出有至少4500万人在大饥荒中失去生命? 答:我没有精确的数字,算出精确数目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必须注意,至今每一步估算都是基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公布的官方统计。然後,历史学家丶人口学家,用这些数据估算出1200万至3000万人。上海的曹树基用官方公开的地方「县志」,算出3200万(《大饥荒:1959─1967年的中国人口》——编者注)。但我发现,档案馆内的截至到1961丶62年数据,包括由公安局丶省委以及很有权力的调查组编辑的资料,与政府公开的数据有极大的差距,相差至少达50%。基於非常细节的研究,我认为3000万或3200万应提升到至少4500万人。 问:研究大饥荒的惨状丶死亡数字的多寡,有什麽特别的意义? 答:本书中的最大发现之一,是频繁的暴力所扮演的角色。(听到)「大饥荒」,你以为是人们因没有食物而被饿死。但是本书发现,许多的人实际上是被打死,是被折磨死的。这是本书最重要的发现。也就是说,人们饿死和人们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人们饿死是没有足够食物,但当有食物,故意的不给他们,人们被饿死,这等於是谋杀,大规模的屠杀。根据一些报告和观察,在四川某些地区,高达60%到80%的人口遭受到不配给食物的惩罚,而导致死亡。 问:你是否同意,毛泽东的大饥荒与世界历史上其他人为造成的灾难的不同之处,在於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并不是有意造成的?     答:不,(大饥荒)绝对是人为有意造成的。有时看起来似乎是无意的。什麽是真正的意图?他(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制度, 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他推动极端的合作化,他要求其他人,像周恩来,要遵从他。 1958年,周恩来不得不进行了三次的自我批评,因为他根本不认同大跃进的主意。周恩来不得不在所有党政领导人面前进行三次自我批评,这是很大的羞辱。不仅如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宣扬暴力是光荣的。他说的很清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认为暴力是好的。 不谈毛泽东,在村庄,许多人被饿死,因为不给他们饭吃。这些受害人是谁?你会发现,有很好的理由说明他们为什麽很坏。他们很坏因为他们是富农,或因为他们是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孩子,基本上属於所谓的「黑五类」。他们被挑了出来,(死亡)并不是随机的。所以,在毛泽东建立制度丶和地方干部定出具体的铲除一些人的目标,这之间有一条直接的关系。这里面有许多明显的意图,但是非常的复杂。 问:你如何鉴别文件和数据的权威性? 答: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你对权威性的疑虑,说明数据有可能被造假。伪造数据是非常困难的。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亲眼见到了原始文件,不是复印件。我可以看到上面的签名丶封印,可以从纸张分辨出它有年头了。 另一个原因是,文件从来不是单张,有可能几张复印件,甚至上百张。比如,一张送到省委部门,一张送到公安局,一张送到中央。你可以找到的文件从来都不只一张。 这就是为什麽很难摧毁这些文件,也很难造假。 问:有人认为你的写作比较主观,呈现证据之前遍提出评判,不符合学术标准,你怎麽回应这种批评? 答:是否具有学术性要基於你所使用的材料。本书95%的资料来自中共的档案。我倒希望看到有一本书能有这麽多第一手资料,但还没有。另外,我基本上让这些档案自己说话,我不去干扰,不在上面做评论,我让证据自己说话,读者自己去评断。 我尽可能的保持客观,和资料保持距离。批评可能是因为本书是写给大范围的读者群。为什麽?因为主题太重要,而不能只留给一小部分专家做研究。因为这些专家花了20年丶30年时间去写一个主题,做出的成绩太局限了。这本书是讲述涉及人民和中国的大灾难,关系到全世界人的利益。这是20世纪三大灾难之一,另外是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古拉格,所有人都应该拿起这本书读一读。 问:你对其他有关大饥荒的中文着作,比如对杨继绳的《墓碑》有何评价? 答:我对杨继绳很尊重,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他的书不太好读,我还没见过有人把他的书全部读完的。《墓碑》有两大册,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总是同样的故事:有人饿死丶有人饿死丶有人饿死。《墓碑》还有个问题,总是关於毛泽东。 杨继绳毕竟是共产党员,和其他人一样,总想将毛泽东跟党分割开。但我的书写得很清楚,第二位是刘少奇,第三是周恩来,第四邓小平,他们都在关键的时刻给了毛所需的关键的支持,推动了大跃进前进。很明显,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应为所发生的事受到责怪,或只责怪一个无人负责的体制。就像纳粹德国和苏联的例子,责任远远不止最高位的某个个人。 鲍朴 问:您为什麽选择这本书出版?本书有什麽特色? 答:这本书是很有特点的。我选这本书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他的材料是根据他去查那些中共档案,省市级的,还有地级的。这些档案,以前没有做综合的审视。他把它综合起来放在一本书里头,这就是很好的。 研究中共的历史,档案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另外一个很好的来源就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同样有问题,就是这个材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就要这些历史学家去把它重新研究审视,然後写出书来。 第二个就是他不光给出这个材料,他提出的一个史学的观点,那麽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有人认为就是留下研究记录就可以了,还有人认为,还要提出历史的观点去总结丶去归纳。我认为,冯客先生这本书,不光是给出你材料,他还做了归纳。他的史学观点,就是大饥荒在中国现代史它的地位如何。 第三个特点就是他这个书包括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饥荒给我们理解就好像有人饿死,但他描述的一场浩劫实际上影响到高层政治丶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问:您认为本书的出版对历史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答:最近出版的党史二卷,大概承认大饥荒死亡1000万,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进步了。(死亡)数字呢,也说明一些问题。但我个人认为,到底是死了1000万,3000万,4500万,性质是一样的。关键是要正视这个问题,要把问题的性质讲清楚,有个共识之後,对今後有帮助。 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两场浩劫,刚才冯客先生讲到,其实饥荒死人更多。它的整个程度和规模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什麽饥荒写的人少?知道的比文革要少?我认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这些人包括了城市里的精英。他们最後回到社会生活当中去,回来以後,有很多处在掌权的位置上,因此对文革的反思比对饥荒反思深刻得多。那麽,这就是这本书在今天的意义。 作者小档案: 冯客(Frank Dikotter),荷兰籍历史学家,曾任教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为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他最新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获2011年度英国约翰逊(Samuel Johnson Prize)图书奖。 原载《阳光时务》第4期 www.isunaffairs.com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0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属於我们 / 2011-10-03 19:10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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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辛亥百年的价值迷失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辛亥百年 , 价值迷失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全世界的华人社区届时将会有各不相同的纪念活动。在笔者看来,关于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是必须要讲明白的。 一、两个民国和两个国民党 研究民国史最重要的是要区别两个民国和两个国民党。 第一个民国,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在清政府方面的袁世凯和隆裕太后,立宪派方面的张謇、伍廷芳、唐绍仪、赵凤昌、熊希龄、汤化龙,革命政权方面的黎元洪、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李燮和、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所缔造的至少在字面上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即使袁世凯称帝时号称的中华帝国,也是在法律上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孙中山、黄兴等人1913年撇开自己参与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发动号称是“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是对于中华民国及其宪政制度最为严重的违法背叛。 第二个民国,是孙中山和蒋介石在苏俄方面的武装操纵之下,通过北伐建立起来的由国民党专制训政的不再承认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南京政权。这个新政权虽然沿袭了中华民国的国号,其国体事实上已经是彻底颠覆中华民国的中华党国。蒋经国晚年在台湾实行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对于第一个民国的制度回归。 第一个国民党,是宋教仁1912年在北京建立的主要从事议会选举的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革命党,是对于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最为直接的否定和败坏。到了1919年,在中华革命党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孙中山重新组建的中国国民党,已经不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议会政党,而是不择手段地夺取政权并且要包办垄断国家政权的专制政党。 二、普世价值的混淆拒绝 就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来讲,最为根本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对于工商文明社会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蓄意混淆与拒绝承认。早在孔子宣讲等级森严的农耕文明的《论语》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已经初步确立了工商文明的价值规范。简单说来,人类社会第一位的文明价值,是个人主体的意思自治和财产私有。第二位的文明价值,是发生交易行为的两个人以及多个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三位的文明价值,是在城邦社区的公共生活领域里逐步完善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协商的法律程序,或者说是三个人以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第四位的文明价值是国家政权层面上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也就是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这种价值观念是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第五位的文明价值,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的大同博爱。第六位的文明价值,是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平衡的和谐相处。 对于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最为典型的混淆抹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第二讲”,其中讲到“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在文明社会的价值谱系里,国家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法人组织和法人实体,它既没有从事精神创造的脑袋,也没有从事男女性交的器官,更没有自由迁徒的双脚;自然谈不上只有个人主体才可以拥有的意思自治、财产私有的自由人权。国家与公民个人以及纳税企业、地方政府等法人实体之间的文明关系,只能是依照平等契约和契约平等而限权分权的宪政关系,而不是“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之类无偿奉献的单向专制关系。只有真正讲明白了这些并不十分复杂的普世性的文明观念和文明价值,辛亥革命100年来一系列混淆抹黑甚至于拒绝承认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反文明、反人类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骗局,才有可能以适当的方式彻底杜绝。 三、文化大师之我见 1912年5月20日,孙中山的亲信、《民权报》记者戴天仇,也就是后来的戴季陶,以《杀》为标题发表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上海租界巡捕把戴天仇带到法庭询问之后,罚了一笔钱就把他交保释放了。假如今天的大陆中国人把这篇文章里面的姓名改换成最高级别的某些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不可能在正式的报刊上公开发表,等待他的也必然是被秘密失踪或者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恐怖后果。从这一点就可以反过来证明,民国时代是有比较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的;但是,无论是国民党方面的戴季陶,还是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没有明确党派归属的鲁迅、周作人,都没有充当尊重和珍惜中国历史上最为稀缺的新闻出版自由。到了1949年之后,曾经享受和利用过新闻出版自由的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胡愈之、罗隆基、储安平、周作人等人,要么充当了新闻出版方面的帮凶杀手,要么充当了政治牺牲品。总起来说,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的自由过度和自律不足;或者说是文化破坏有余而法制建设不足。 1913年5月22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针对因宋教仁惨遭杀害而引起的政治动荡,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可以止矣》,其中撇开当时的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及前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主张以国民党方面的蔡元培(孑民)和进步党方面的张謇(季直)为总统候选人。他对于蔡元培的评价是“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蔡元培自己在1916年12月18日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另有自我健全的经典表白:“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思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好,要首先检讨的是自己的缺点,而不是把罪责推卸给其他人。这与国民党执政以来只允许自己革命而不允许别人反革命、只允许自己动手打人而不允许别人反动反击的单向维度的极端专制思维,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精神,到了1924年的时候被从英美等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徐志摩、陈源、石瑛、王世杰、丁西林、周鲠生等人形容为“费厄泼赖(fair play)”的绅士风度。这样一种文明健康的精神追求,到了鲁迅笔下却被妖魔化为充当帮凶的“正人君子”。鲁迅动不动就把自己不喜欢的本国人形容为狗与猫的反人道态度,反而受到国共两党所煽动操纵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的热烈追捧。鲁迅身边最为亲密的孙伏园、李小峰、高长虹等人,转眼之间就变成遭受打击的对象。就连与鲁迅婚外同居的女学生许广平,在《奔月》里面也被化身为遭受后弈愤而射杀的奔月嫦娥。30年代躲藏在上海租界里“保卫苏联”的鲁迅,留给中共的更是一张把相互敌对的潘汉年、周扬一派人与胡风、冯雪峰一派人一网打尽的天罗地网。 传统中国是一个严守身份等级的农耕文明社会,现代工商社会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蔡元培和胡适等极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流的文化大师,就在于他们真正明白并且坚守了这些普世性的自我健全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像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那样的纯粹学术人,反而在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传播与坚守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只能算是第二流的文化大师。像梁启超、鲁迅尤其是1949年留在大陆的梁漱溟、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等人,无论他们写下了多少文字、宣讲了多少道理,他们在历史拐点上反复表现的大都是公然违背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自我败坏。不能因为梁漱溟、马寅初、钱端升、罗隆基等人遭受了一些政治上的挫折与打击,就把他们反文明的自我败坏神圣美化为什么大师。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缺乏法政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系统知识的文化名人,连最基本的历史脉络都没有看明白,却到处宣讲“民国范儿”。他们所张扬的显然是陈独秀、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田汉、郁达夫、胡风等人身上最低层次的自我败坏的“民国范儿”。而不是蔡元培、胡适等人身上体现出的与普世价值正常接轨的自我健全的“民国范儿”。就今天来说,大陆中国最能够被称为大师的文化人是贺卫方。尽管他偶尔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他对于现代工商文明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的法学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最明白也最准确的。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民国时代的蔡元培和胡适。除了贺卫方,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师还包括袁伟时、章诒和、何方、杨继绳、张思之、江平、资中筠、杨奎松、秦晖、茅于轼等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并不逊色于民国时代的文化贡献;他们所承担的政治压力和社会风险,却远远超过了号称是白色恐怖的民国时代。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张耀杰 革命与暗杀:壮志未酬宋教仁 / 2011-10-05 21:19 / 评论数( 0 ) 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调查 / 2011-09-25 22:19 / 评论数( 2 ) 我所知道的民国范儿 / 2011-09-09 10:17 / 评论数( 0 ) 梁晓声先生的原话记录 / 2011-09-03 22:15 / 评论数( 1 ) 关于梁晓声先生“一句话风波”的亲历见证 / 2011-09-03 12:21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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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大饥荒》在香港发行 | 新闻报道 | Deutsche Welle | 2011.09.29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毛泽东的大饥荒》中文版封面 9月29日,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发行。德国之声也将于近期推出本书的音频版.   9月29日,荷兰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在香港正式发行。此书经英文版编译成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 英文版原书早在去年于伦敦牛津大学出版,英文版书名是《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大灾难的故事》(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系作者经过六个月的资料收集,并历时三年多后成书,冯客和助手曾访问四川、河南、安徽、山东、广东等地的二十多个档案馆和许多受害者。今年7月,英文原作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高度赞扬这本书的意义,说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在当时中国各地农村制造一派亩产万吨粮的假象,最终爆发了全国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近年有为数并不多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和研究报告,最为著名的为中国学者杨继绳的作品《墓碑》。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本书作者冯客 《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一书作者冯克出生于荷兰,目前为香港大学讲座教授,冯客先后出版了九本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著作,其中包括《开放的时代–毛泽东统治前的中国》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曾在2009年5月出版《改革历程–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该出版社负责人鲍朴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之子。 “中共必须为这起人类史上最大的人祸负责” 该书作者冯客介绍,他和助手曾大量查阅各省市档案馆资料,但还是有很多资料对其封闭,比如中央档案局的资料并不对历史学家们开放,这部分封锁的资料很重要,却无法在这本书中呈现,所以事实远比本书内容更为残酷。 冯客说:”我跟随这个故事是从1957年开始到1962年,毛的”超英赶美”的计划不得不作出让步,可有上千万人在大饥荒中死于非命,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为此负责,为这起非正常的灾难负责,这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我们可以追究当时的发动人毛泽东,他确实是非常独裁的人,但如果没有共产党内的人去支持他,去实施他的命令,去推动大跃进,大饥荒就从来不会发生。” 冯客认为这段历史中人的死亡还不是最惨重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体系。人先是被统治者变成了工具,人和人之间为了生存丢掉了基本的伦理和文明。在书中他也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人吃人”现象。 “作者对’大饥荒’本身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 出版人鲍朴也向德国之声介绍了此书出版的过程,本来在今年7月香港书展之前即可推出的中文版,因为要查找和确定英文原作中的引用的史料,不得不延迟到9月底发行。 鲍朴认为这本书与其他关于”大饥荒”时代的中文著述相比,从材料来源看是选自省市的档案馆原始档案资料,而以往的研究者更多的是使用县地级的地方志等,该资料是中共本身的档案材料。鲍朴说:”档案资料是研究历史的人最好的材料,除此之外就是当事人的回忆。” 早前冯客也谈及档案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他认为这些资料是可信的,中共作为一党专制的政党,和前苏联一样,他们很重视资料和调查,只是这些资料不能公开而已。 另外鲍朴认为作者考虑普通读者的需要,用更为人性化的笔触去讲述了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冯客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大饥荒”本身,提出了新的史学观点,那就是:”大饥荒”是研究现代史的一个关键,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大饥荒,继而在接下来毛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个事件在历史上是有因果关系的。 “在拥有绝对权力时,就可以造成很多人的非正常死亡” 有关”大饥荒”中死亡人数,一直在学界颇有争议,冯客的这本书指出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4500万。 二十多年前,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学陈一谘根据赵紫阳指示,曾作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为四千五百万。 对此鲍朴认为:”这本书的贡献是材料、史学观点、写法。至于’大饥荒’到底死亡人数到底是4500万、3000万还是1000万,人数的多少并不改变’大饥荒’的性质。” 鲍朴回顾书中引人震撼的章节,比如中共官员在秋收之后先要把粮食征上来,时间要快,不要等农民开始吃新粮时才去征:”这些都是记载在原始资料中,但不会出现在公开的讲话里,当在书中看到这些时,确实感到非常震撼,人在有绝对的权力时,一个决定就可以造成下面人民的生命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种教训是深刻的,必须去回顾。我们对于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来讲,关于文革的作品不计其数,但和文革因果相关的这样一场浩劫,这段历史只有少数的几本书,《毛泽东的大饥荒》是最新的一本,这也还是正在填补空白的一本书。” 鲍朴强调这本书于经历者和未曾经历的中国人来说,都会帮助厘清这段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在中共当局并不愿意让公众知道真正的历史的情况下,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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