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中国模式前不见古人后没有来者   童大焕     中国模式的四大历史背景   中国模式的发生有四大历史背景，每一个背景都不可复制。第一大历史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从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的博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篇文章——《经济真相——三十年经济负增长》。文章引用了多方面的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是处于负增长的。 “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 1966 年为 381 斤， 1976 年为 383 斤，比最高的 1956 年 409 斤分别低 28 斤和 26 斤，食用植物油人均 1966 年为 3.5 斤， 1976 年为人均 3.2 斤， 1956 年则为 5.1 斤。从穿的方面看， 1966 年棉布人均消费量为 20 尺， 1976 年为 23.7 尺，而 1956 年则为 29.2 尺， 1968 年每人平均只发 9 尺布票。从住的方面看，一五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百分之 9.1 ，而文革中只占百分之 4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 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 1.9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1978 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杨继绳《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 《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这样说：“十年之间一共损失高达 5000 亿元，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 1979 年，我国全部国营企业（包括工农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建筑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4892.5 亿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当于败掉了全国亿万人民三十年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份家当。” 《大动乱的年代》也有如下评论： 1977 年 12 月 20 日 ，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经济收入就损失人民币 5000 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全国三十年固定资产的总和。 这里不包括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砸抢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算上被毁掉的不计其数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个损失将变得无法估量。如果谁有这个精力和兴趣，可以研究一下改革三十年来对文革造成的文物损坏修复所投入的资金，看这个资金总额有多少。 ……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成绩一览表单位：亿元 　　历年固定资产　　＋ 4892.5 　　朝鲜战争　　　　　－ 62.5 　　大跃进　　　　　－ 1200 　　历年援外　　　　－ 1201.4 　　文革　　　　　　－ 5000 　　──────────── 　　经济总和　　　　－ 2571.4 从人为导致的经济倒退，到让百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安居乐业，正常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那种“拨乱反正”带来的经济增速，想不高都很难。这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一样，不见得是因为中国有什么独特的灵丹妙药。 第二大历史背景是人为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快速的补课效应。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二元身份体制，严厉阻止农民进城，甚至在饥荒时农民进城讨饭都不被允许。更有甚者，为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我们还搞出了逆城市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违背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自然会遭到规律本身的报复，它导致了两个严重的且都是不可逆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一是使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被过度开垦，加速了荒漠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前半个世纪，我国的荒漠化面积增加了三百多万平米公里，达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之多。二是大量农民在非正常年份饿死。《中国青年报》到 2010 年才有一个报道说计划经济时代有上百万人逃往香港。 城乡二元身份体制，就好比是一道江河上人为拦住的大坝，制造着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落差，为后来的城市化积蓄了巨大的能量。落差越大，势能也越大，一旦放开后农民进城的力量也越大。因此，我们也不必惊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农民不顾一切地进城、进城、再进城，给中国城乡带来了多么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代，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住宅投资都极其匮乏。市场经济，特别是 1998 年以来的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及人口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流动，使住宅需求迅速扩大，国人的住房观念和住宅市场全面复苏。房地产市场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当下的支柱产业，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2010 《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指出，中国近 20 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业膨胀发展。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既是对过去重生产轻生活及反城市化、逆城市化补课的必然，但在另一方面，这样的补课终有完成之时，这样的产业结构缺乏长远的竞争力。 第三大历史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第四大历史背景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低货币化生存的人们，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能够接受低工资低福利。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低工资、低地价、低环境成本、低利率、低保障。刚开始从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的人们，虽然拿的是很低的市场工资，但再低也比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所以民众普通能够接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猛然发现，原来资本所得和政府的收入所得要比他们的劳动所得高得多。如果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罢了，问题是此时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名义上的国家保障已经全然瓦解，而巨额资本和政府各种收入所得已经从全方位提高了社会生活成本，反过来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因此，不管是他们明白了真相也好，还是现实的生活压力逼得他们被迫“自卫还击”也好，要求更高的工资回报、更高的土地和房屋价格、更高更公平的社会保障、更高的环境补偿和生命健康保护，都是“中国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必将终结中国模式本身。 中国模式是在特定、畸形的、不合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发展特征，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受到其内在缺陷的严峻挑战，更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科学、合理模式。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和力量支撑   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或曰本质，就是政府成为市场要素价格的主要制定者，为了国际和国内竞争的需要，将土地、资源、环境、利率、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要素资源全面压低，形成“低要素、低人权”的价格优势，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它的基本力量支撑，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发展到后期，则是以经济建设和“维稳”为中心。这个发展态势，已经很明显地看出，中国模式发展到后来，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官与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乃至于不得不通过“维稳”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顺利进行”。 张五常教授用很清晰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了中国模式的运行规律和逻辑，在他 2005 年写下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里，他的一个重要观察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一带，其激烈程度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难见到。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所采用的依然是一种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 显然，它们是为地方经济增长而竞争，因为只有地方经济搞上去了，地方财政收入才会增加，同时地方官员的政绩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张五常提到的一个要点是，中国政府于 1994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产品增值税。由于这个税种的税收在整个政府收入中占比最大，是各方政府最为看重的。这个税率是 17% ，各个地区的县可以从该税抽四分之一，也即 4.25% ，其余的归上级部门。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投资者达成的是一种分成合约，投资者拿到是产品增值的 83% ，县地方拿到其中的 4.25% ；另一方面，地方与上级部门达成的也是一种分成合约，县以上各级部门（包括中央）拿到的是产品增值的 12.75% 。但问题在于，这个适用于全国各个地区的税率是不变的，而且县与上级部门的分成比也是固定的。 在中国的地区间竞争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以及位置较为偏远的地区也要与发达地区进行竞争，但分成比不变，它们就缺少了一种竞争手段。 但是张五常发现，原来县可以将给投资者的土地价格变为负值！尽管分成比不变，地方政府之间缺乏一种市价准则而竞争不起来，但加进地价这一调整变量之后，地区间竞争所采用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市价准则了。经验上看，地方政府不仅可以免费提供土地，也可能会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俗称“交钥匙工程”），或者将投资者上缴的若干年税收再返还给投资者，等等。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还会大力投资建设公路、公共绿地、电力设施等。与企业间竞争类似，地区间竞争采取的也是一种价廉者胜的市价准则。 由于这种市价准则是运作在全国 2860 个县之间，因而这种竞争的程度以及广度可想而知。这样去看，在如今的中国大地，不仅有着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运作在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价准则，而且还有一个运作在各个地区政府间的市价准则。这种地区间竞争不仅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带动了传统层面的人与人以及企业间的竞争。这种运作在地区间的市价准则在任何一个国度都不曾发生过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着如此快速的财富增长了。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最简单明了的解释就是政府公司化。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仅可以将土地价格变为负数，也可以压低当地的环境、劳动力、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价格，形成“廉价环境、廉价劳动力优势”，形成“以资为纲”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发展格局。 这样一种竞相牺牲环境、牺牲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势必形成自掘坟墓的最终效果：牺牲环境势必要由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长久埋单；牺牲劳动力势必牺牲内需市场，尤其是牺牲未来最宝贵的社会创新能力。 (待续)         

“ 仇官 ”和“ 仇富 ”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19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8700起，1999年3.2万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万起，2004年骤升到7.4万起，2005年8.6万起，2006年 … 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被国家吞噬。权力市场经济，继续扩大政府的权威，社会继续被压缩在政府权力之下。一个没有“社会”只有政府的国度，政府直接面对百姓，是一个刚性而脆弱的国度，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度。不进行 政治改革 ，用政府的力量来“维稳”是 …

含泪而歌，泣血而啼（开博5周年感言）  时寒冰     无论身居何方，总忍不住想起故乡那散发着独特芳香的土地：烟雾袅袅中，仿佛一种生命在翩翩起舞，神秘而神圣。童年时，秋耕的时候，我曾跟在拖拉机后面奔跑，翻起的土壤柔软而亲切，亲吻着我的肌肤，那是一种甜蜜万分的感觉。     踏土而行，仿佛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跃动。     风吹大地，宛如一首歌，在耳边，隐隐约约地回响……     等到慢慢长大，我一点点理解了，那片土地中充满的苦难和哀伤。     我不断听人谈起我太奶（父亲的奶奶）的事情。在大饥荒中，她被活活饿死，因为她身材高大，又浮肿，被同样饿得无力的人艰难地拖到沟里，草草掩埋。很多人都被这样地掩埋，没有留下坟头。我的太爷（父亲的爷爷）也是如此悲惨地逝去。去年，我知道父亲的妹妹、母亲的妹妹都是那时被活活饿死的。父亲、母亲讲起往事时的忧伤，让我每每想起都忍不住泪流满面（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真实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悲剧）……     故乡是我记忆中的一曲悲歌。     很多人善良、纯朴、诚实、忠诚、勤劳，但是，他们虽然一生忙碌，却没有尊严、没有幸福、没有安全感……后来，我知道，很多如同故乡人一样善良、纯朴、诚实、忠诚、勤劳的人，也经历过或承受着同样的苦难。     尽管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故乡。但故乡的记忆，已经植入我的灵魂，让我难以释怀。故乡土地上滋生出来的力量，顽强地涌入我的血脉中，涌动不已。故乡之于我，乃是一种难以割舍的宿命，或者，轮回。即使死去，我希望，自己安静地融入故乡的土地，与无数历经苦难的人一起，默默地归还于自然。无论何时，我不会背弃我的故乡，不会背弃我的祖国，不会背弃对良知和正义的坚守。     出身寒微的人，更能懂得穷苦人的这种苦难。     什么才能驱散与无数普通人如影随形的苦难和沉重？     自步入中学，我就开始寻找这个答案。很多人寄希望于一位伟大的人物，以最大的仁慈和悲悯之心对待民众，使人民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心怀这种渴盼的，何止千万？甚至，在我的故乡，曾经发生过无数人被活活饿死的惨剧后，很多人也是带着这种单纯的想法。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是深切怀念毛主席的人，家里至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父母亲谈及过去的悲剧，曾说，是下面的人胡作非为，欺骗毛主席，导致了大饥荒，有人冒死给中央写信，毛主席知道真相后，纠正了错误，对坏人进行了批斗，慰藉悲惨死去者的灵魂。     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欺骗毛主席后，就可以制造出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而不能被及时发现？     是的，因为制度的缺失，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位，因为民众话语权和表达渠道的受限。     即使有伟大人物问世，他逝去之后呢？接替他的人呢？     伟人的离去，往往意味着终结。如果这种前提成立，那么，我们缺少的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中国所缺少的，不是某个擅权的伟大人物，而是一种健全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哪怕是很普通的人，处在管理者的位置上，都能保持整个社会机器的健康运转。无论任何人，处在“公仆”位置上，他的任何涉及公权力运作的行为，都透明于天下，接受民众的监督。即使出现错误，亦可及时纠正。     在这种制度下，一切都以增强纳税人的幸福感为核心。无论任何人，都能平等的享受尊严和保障，都能平等的维护和捍卫自己的权利，都能拥有阳光般的快乐和幸福。     在制度体系崩溃以后，再伟大的人，也无回天之力。试问，假如现在重回旧路，谁还能在摧毁一切制度之后，树立起一人独步天下的权威，而又以一人之力扭转乾坤？即使真有伟人再世，在腐败无孔不入的环境下，他力所能及处，能有多大？他除了哀叹，又能如何？在畸形的制度之下，任何人，都难免步入歧途。很多人渴盼伟人的再现，这种土壤，除了给擅权者建立起专制制度提供方便，让惨剧重现，又有多少积极意义？至于那些打着伟人回归旗号的人，不过是为自己重建专制制度寻找借口罢了。     国人曾未经历过民主的制度，没有过做人的尊严，习惯于顶礼膜拜。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不幸和悲哀。     西方人设计制度的时候，假设的前提就是，人性是恶的，任何人坐到位置上都会绞尽脑汁，为自己谋取私利，而制度的设计者就是要不断努力，完善制度，制约人性之恶，即使恶人坐到领导位置上，亦不得不尽职尽责，而不是戕害民众，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或挥霍无度。有了这样的制度，选择能做到位置上的人变得非常简单，这比渴盼一个伟大的问世要容易、可行得多。     真正伟大的人物，绝不会是迷恋权力、玩弄权术之徒，他应该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样，谦卑、悲悯、包容，愿意以自己对权力、利益的牺牲，主导一个苦难民族的制度建立。这样的人，将是当之无愧的民族之魂。     “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让人民免于掠夺和恐惧，才能让公心和敬畏生命成为普遍的价值观，而这一切都只能源于民主。”这句挂在博客首页的话，是我全部的信念。尽管，一切都非常渺茫，但十几年来，仍含泪而歌。        公平公正制度的建立，从来不能依靠施舍，它需要很多人泣血而啼，汇聚成变革之力。     作为一个平民，我是卑微的，卑微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什么，但是，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心中的热血从来没有静止过。     我是一位很普通的农家孩子，我坚守我认为必须坚守的原则，我做我自己认为正确和有必要做的事情。当我觉得累的时候，会选择离开，平静地走过未来的日子。     很多人，相识的和不相识的，给我的亲人般的关怀，早已深植于我的内心，成为我此生最美好、最宝贵的记忆。无论何时，我都铭记信仰，深怀感恩，为一直默默支持和鼓励我的朋友深深地祝福！     让我们手牵手，彼此鼓励和祝福，一路前行。               于2010年11月30日 链接：痛心的危机   链接：四岁感言： 心中有爱，坚持到底！   链接：三岁感言：写给各位博友 链接：心怀感恩 链接：比朝韩炮击更重要的   链接：美联储印钞，中国物价为何上涨？ 链接：谁知百姓苦——与父母的对话     链接：我的父亲母亲 链接：与弟弟寒玉的信 链接： 贵州助学·感悟 链接：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心中的秘密，永远的疼痛 链接：当忧伤划过灵魂——怀念爷爷 链接：抄家事件——故乡记忆 链接：我的人生感悟 链接：恐惧苦难——《故乡·童年》系列之五 链接：忧郁的欢乐——《故乡·童年》系列之四 链接：神鬼传说——《故乡·童年》系列之三     链接：亲人之死——《故乡·童年》系列之二 链接： 死是容易的——《故乡·童年》系列之一 链接：爱心图书馆捐赠及游嵖岈山（35张照片） 链接：云南二次爱心捐助行动（含30张照片） 链接：三剑客向高房价宣战郑州行感言 链接：云南抗旱救灾感悟（含44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