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中国改革如何破局？ 来源:中国经营网  时间： 2010-11-08 11:09      我们选取三位背景各异的公共知识分子，目的也在于不同理念交锋、碰撞所带来的想象力，重启“问道于民”之路。   　　 问道于民 　　向前看，就是向后看。 　　俄罗斯知识分子赫尔岑这句话今天读来尤有深意，遗忘历史往往意味着背叛当下。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已经推进32年。三十年前的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席间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也被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列举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随后的几年，邓小平也多次重申，“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十年后，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可谓不俗，不乏“中国模式”与 “北京共识”等域内境外喝彩之声。然而，随着改革推进深水区，普遍受惠的“帕累托改进”时代行将远去，各类利益集团博弈更为激烈，各界对于改革的期待日趋多元化，全方位铺开改革仍待推进。 　　2010年并不轻松，从年初两会的“国进民退”大讨论到9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各界深化改革的呼声与反思日渐增多，尤其是对于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尤高。此刻重温邓小平上述讲话，正当其时。 　　9月，胡锦涛主席在深圳的讲话中也表示，“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其间思路与两年前纪念三中全会30周年的讲话一脉相承：“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 　　一个月之后，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一句话引来广泛注目：“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公报中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也无不透露出极强的改革意识。作为一次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发展确定方向、谋划蓝图的会议，这些无疑表明：改革开放将在这个人口占世界1/4的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把时段拉长，向上追溯，以长远的目光看，我们可以借鉴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来定位我们当下的历史坐标。他认为，从秦始皇将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可谓中国政治社会制度两千多年前的第一次大“转型”，历经二三百年之久而延续下来;秦汉模式到了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时期，又因西方文明挑战而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顺利的话也需要两百年，那么从1840年开始计算，到2040年或许可以走出这一“历史的三峡”。 　　改革之路，其修远兮。唐德刚先生早有言在先，“转型”涉及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往往激烈而痛苦，甚至是惊涛骇浪，过了“三峡”之后，则是扬帆直下，海阔天空。 　　屈指算来，历史尤在三峡之中，然而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也成为新的焦点。正如胡锦涛主席此前谈及的关键所在：“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 　　值此之际，《中国经营报》特约杨继绳、周瑞金、陈志武从不同角度来定位我们当前的改革坐标，杨先生为我们阐释了30年改革的不同路径，剖析权力与资本媾和的深层次逻辑;而周先生则借助辛亥革命10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为我们勾勒了全面改革的蓝图;陈先生则从金融这个更为技术、中性化的工具入手，论证了何谓以自由看待发展。 　　我们选取三位背景各异的公共知识分子，目的也在于不同理念交锋、碰撞所带来的想象力，重启“问道于民”之路。30年过去了，公共空间进步或许正在于此间：个人与国家之外，尚存社会;东方与西方之间，均有自由;左派与右派之上，还有常识。   杨继绳：警惕“权力市场经济”   　　杨继绳无疑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传奇，他撰写的30多篇调研报告曾获得中央领导人重视。现如今，不求闻达天听，自称满足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的“三胡”生活的杨继绳对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体察。在他看来，转型中国的最大障碍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的权力市场经济，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正是它的具体表现。 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 　　 《中国经营报》： 新中国成立61年也可以分为很多阶段，尤其是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不同，后三十年是以改革为主，你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处在什么状态？ 　　杨继绳： 中国改革的特点很多，我认为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型改革。中国的改革过程实际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过程。而这个政府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还是改革以前的，是没有经过改革的。 　　我曾用两句话来比喻中国改革：“在正在航行的船上修船”，“站在旧的基地上破旧”。前一句话的意思是，既要把船修好，又要保持一定的航速，更不能把船搞翻，这就不能把所有需要修理的设备统统拆掉。而后一句话则是说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有了新的立足点，才能够再挖掉原来的立足点。这就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原因。 　　在邓小平看来，体制转型不能失去领导，无政府的体制转型一定会造成混乱。如果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那么，在改革需要加强领导的时候，领导机构却送进了“修理厂”，那只能是无政府的改革。 　　由没有经过改革的政府在改革整个过程保持控制力。由此，政府变成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将要改革的对象。政府这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使制度创新过程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常常成为改革的障碍。正是这个悖论，使中国的改革遇到了重重困难。 　　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这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来说，政府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但是，改革的对象怎么会组织人去改革自己呢？一个人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外科大夫能为自己开刀吗？中国的改革恰恰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中。 　 　《中国经营报》： 2010年8月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30周年，当前对于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少人都认为改革动力不足，你认为根本性原因何在？如何进一步屏蔽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掣肘？ 　　 杨继绳： 我认为中国政府主导型改革已经派生出如下特点： 　　一是政府和市场相互博弈，改革不断“扭秧歌”。要顺利实现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必须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利益的刚性使得政府的行为和改革目标相扭曲，政府利益和社会利益很难取得和谐统一。政府有些行为不是按照改革的目标行事，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政府的行为扭曲，就造成市场混乱；市场混乱，政府又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或治理整顿，这样又强化了旧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市场配置资源，就需要政府让渡权力。政府让渡权力，就会有利益损失。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博弈。所以，改革左一步，右一步，进一步，退一步，像扭秧歌一样。 　　二是现在的改革难以触动原有权力体系的利益，而且原有权力体系里的人借改革的机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改革会伴随利益重新分配，在原有权力体系里的人站在有利地位，会获取巨大利益。也就是说，原来“大锅饭”的“掌勺者”在这一场利益重新分配的盛宴中，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和亲属的碗里多添了菜。 　　三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公共权力越位参与市场交易、左右市场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牟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 　　也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但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不确切。“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很模糊，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才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所以，我写文章很少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最主要的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 第三次争论还在继续 　　 《中国经营报》： 你亲历了很多次改革思潮的交锋，也记录了很多历史，能谈谈近些年的思潮和过去的有什么异同？ 　　杨继绳： 改革就是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冒犯，原有意识形态必然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利益得失会使不同看法碰撞，其过程就是思想撞击的过程。邓小平说“不争论”，但争论从改革之初就存在，一直贯穿整个改革过程。    　　在近三十年持续不断的争论中，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81~1984年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搞产品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结论而告终。第二次高潮是在1992年前后，争论焦点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而告终。自上世纪末到现在，特别是在2004年对国企改革的争论白热化，就进入第三次争论高潮。第三次争论高潮的社会背景是，老百姓中存在着一种不满情绪。以这种不满情绪为基础，争论双方有一个共识，都认为改革的路走歪了。一方认为，改革向右歪了，歪向了资本主义；另一方则认为，改革向左歪了，歪向了权力市场经济（也有说成是权贵资本主义）。说向右歪的人们认为，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是指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向左歪的人们认为，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 　　第三次争论高潮有以下特点：第一，前两次争论高潮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指责改革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内容，进而批评改革的现实。最近这次争论的高潮是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基础，由对现实的批评进而上升到对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批判。也就是说，前两次争论是传统意识形态和改革现实的撞击，最近的争论是不同阶层利益表达的撞击。 　　第二，前两次争论的主力是思想理论界，是左派理论家和改革理论家的争论，而当前的争论有广泛的群众参与。 　　第三，前两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报刊等纸质媒介，这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在网络媒介。 　　第四，前两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主要是老一代人，这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当中有一批年轻人。 　　第五，前两次争论每一次持续两三年，这次争论持续时间已有六七年了，目前还没有退潮。 　　对那些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对改革的批评是利益受损后的倾诉，是对不良社会现象的谴责。 　　对那些持左派观点的青年来说，他们是出于对底层群众的同情，他们想当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想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们是从抽象的道德出发质疑改革的。他们不懂得改革以前中国的状况，不了解改革中艰难探索、选择的过程。他们还吸收了国外“后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把批判后现代社会某些问题的理论武器指向中国当前社会。用“后学”的武器来批评中国改革，是时空错位。 　　在质疑改革者当中，的确有一些旧体制的卫道者。这些人表面上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实际上，他们是以群众中的不满情绪为依据（不再是像前两次那样以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为依据），由质疑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上升到质疑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从而全盘否定改革。 　　《中国经营报》： 今年“两会”之后，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成为众望所归，不过不同阶层之间的断裂却日渐明显，有学者甚至总结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那么你认为当前的最重要的改革共识应该是什么？如何建立？ 　 　杨继绳： “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我不敢苟同，化者，彻头彻尾之谓也，我看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中国当前有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某些基层地区存在的官民矛盾。官民矛盾主要表现在权力缺乏制衡，劳资矛盾主要表现在资本缺乏驾驭。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就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 　　针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地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中国现在也有权力监督体系，但是这些监督力量都是内力。外力制衡就需要更完善的民主政治。 　　而现代的民主制度也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 “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中国经营报》： 经济危机之后，重提“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的舆论很多，你如何归纳中国模式呢？你刚才也谈到中国改革是由政府主导，这种模式存在什么隐患，有什么亟待改进？ 　　 杨继绳： 从整个制度层面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当然，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这一点没有不同的意见，问题是威权政治要不要改。有人认为威权政治体制不要改动，这就是要保持我上面所批评的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不变。如上所述，权力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机，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权力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说，“中国模式”就是以低价劳动力和低价资源、低价环境成本为条件，制造出价格低廉的商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因此，GDP增长较快，但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资源和环境受到损害，中国的技术水平也不可能提高。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要保持中国的现状，就是不要政治改革，就是力图阻止势必要启动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经营报》： 经济改革之后，政治制度改革成为焦点，你一直表示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推进，同时也多次表示寄希望于党内民主，渐进性改进也成为主流共识，这几点之间应该如何实现有效互动？ 　　 杨继绳： 改革议程中最迫切的任务我上面已经作了回答，即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且有风险的任务。 　　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特别是执政者更有责任。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社会失去控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混乱、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所以，防止社会失控是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一旦失控，就会进入“远离平衡的状态”。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是各种力量均衡的结果，不是按照某种政治理想设计而建立的。权势利益集团只有感到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妥协。所以，发展民间民主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讲坛进行公民教育，唤醒公民责任感，这是一件艰苦长期的工作。     更多关于“权力市场经济”内容请看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