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袁伟时 | 寻找历史的脉络

寻找历史的脉络 —— 答记者杨鹏   (一) 问: 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作为晚清史专家,能否从专业研究角度说说,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这场剧烈的变革前也应该有“小震”吧? 答: 从 1895 年开始,革命派一再发动所谓革命,前前后后有十几次,但大部分是很小规模的军事冒险,都失败了。规模最大的是 1911 年 4 月 27 日的黄花岗起义,可以讲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使用的经费占了孙中山所筹集经费的 40% 。过去多数武装起义由地方会党或新军主导,伤亡不小,比较大规模的是广州倪映典的那次新军起义,死了 100 多人。但这次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不少是留学生,也有会党的人,尽管孤注一掷,结果还是失败。这就是说,要是一直这样搞军事冒险,不一定能够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清政府本身的失误造成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问: 清政府错在什么地方? 答: 最重要的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 1910 年开始有 4 次很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各省的民意机构 —— 咨议局出面领导示威请愿,而且各省地方官员和驻外使节也上书朝廷要求开国会,实行改良。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了,将原准备要用 9 年的期限提前 3 年,于 1913 年开国会。正常来讲, 9 年不算太长,再提早 3 年只有 6 年就更短了,而且这是 1911 年做出的决定,到 1913 年实际只有 2 年。时间上不是太长。那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机会转瞬即逝,清政府没有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做出应有的决定。在实际行动上, 5 月 8 号宣布成立所谓“责任内阁”, 13 个成员, 8 个满族, 1 个蒙古族,汉族剩下 4 个,以前各部尚书是满汉各一个,现在相比反而少了。这就激起汉族上层和整个士绅、商绅阶层的不满。   问: 清政府还是不肯放权。 答: 核心在哪里?就是一个基本观念:这个政权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在皇上、在朝廷?原来宣布预备立宪草拟的《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是主权在皇上、在朝廷,所以国会也好,其他各方面也好,都是咨询性的,无论立法、司法,最后大权都在皇上。也就是说,立足点还是没有转过来 , 没有从主权在皇上转变成主权在民。这条不变,其他要改就很难。   问: 那清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呢? 答: 保路运动,也是个大问题。 1911 年 5 月 9 号,成立皇族内阁的第二天,清政府就下令将民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不但侵犯了私有产权,而且违法了。因为闹得最凶的川汉铁路公司是依法登记成立的,铁路干线的产权完全是合法取得的,一下子收回,补偿又很不合理,民众当然反对。一反,清政府就派兵镇压。 9 月 7 号,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前一个多月,成都 32 个请愿民众被打死,官逼民反,保路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一打就是一个多月。实际上,武装起义在 9 月 7 号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和武昌起义汇合起来。所以说,辛亥革命爆发不是偶然,很多因素汇合起来,和平改革、和平转变在关键时刻就变成必然了。再加上清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民间老早就有光复汉政权这样的思想基础。   问: 有说法是,革命派也不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就像他们曾派人刺杀出洋考察大臣。 答: 确实是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历史上不起大作用。因为即便有人想阻止,但当时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是向立宪这方面前进的。而且预备立宪确实也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迈出去。比如,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宪政资料,也在民间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登记选民、进行宪政教育等等都做了。过去清政府没有编预算,后来预算、结算、登记选民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你不能讲它是假的,这是清末新政的功劳。但就是在关键时刻迈不开,激起了汉族、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本来他们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现在转过来,至少不反对革命了。革命一爆发,他们愿意和革命力量联手,实现整个政权的转换,那就大不相同了。   问: 改革失败引爆了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出现大的流血事件,比较平稳地过渡,被称为一个“好的革命”,你觉得呢? 答: 对,流血牺牲也有,包括陕西打了一下,江浙打了,杭州打了,南京也打得比较激烈,上海不算激烈。好些地方打了一下,但总体来说还是和平移交政权。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商会、商团、咨议局领导人的作用很大,商会有自卫力量,他们和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下子将政权转移了。而且,不少地方的总督和巡抚本来就认为应该实行改革,形势一变,认为移交政权理所当然,多数也不反抗,所以战争范围很小,损失相当小。   问: 有资料说,清末民初有近 1000 个商会,士绅阶层以及商会等民间力量的努力,是不是革命温和的一个重要因素? 答: 应该讲那是决定性的。上海就很明显,上海革命派有两方面势力在策动,一方面是李燮和,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民间武装帮会和新军有很大的作用,另外一派就是陈其美那派,这一派比较接近孙中山,帮会势力比较大,陈其美本身就是青帮的大头目。除了这些革命派,当时掌握上海整个局面的,是由一个上层商人选举产生的李平书领导的自治政权,它实质上是由上海总商会控制,上海在政权转移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和流血牺牲,他们的作用很大。他们召集开会,与革命派商量成立新的政府,李平书出任民政长,实际上日常的城市运作由商人管理,陈其美他们管军事。广东就更加明显,完全是商会操控了,商会决定宣布独立,当时两广总督张鸣歧最初还犹豫,想保持跟朝廷的联系,但在商人力量推动下,他不得不接受宣布独立,自己则逃跑到租界 —— 沙面躲起来。其它各地几乎大都是这样的。总之大势所趋,民间力量起了很大作用。   问: 你前面也提到了曾主张改良的地方官员,这些人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答: 武昌起义后,外国领事马上承认这是交战团体,也就是列强表明采取中立立场,跟当时咨议局领导人汤化龙的作用有关系。汤化龙因为连续请开国会失败,对清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当时新军将领黎元洪不愿意和革命派合作,革命派又推不出有威望的领导人来掌控局势,就请出汤化龙协助说服黎元洪接受都督的任命。同时,汤化龙也和各国领事联络交涉,发出通电给各省咨议局,得到各地支持,一下子局势就稳住了。当时湖广总督是满族人 瑞 澂 ,原来就带头上书请开国会,要求实行改良,所以不可能坚决地跟革命派战斗,于是跑到军舰上去了……   问: 清政府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但你曾评价说推翻帝制其实不算大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 答: 有没有皇帝,这个实在不算大问题。辛亥革命真正的功劳,在我看来有两方面,一,一下子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建立起来,虽然很不完善,甚至还有很多违法的地方;二是公民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实现了,人们这个时候可以自由发表各种各样意见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样情况就变了。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收获是这两条。经济上没有什么大变化,延续清末新政的市场经济制度。     (二) 问: 清末民初,中国人寻求一种自救求生发展的新模式,当时面临着几个出路,立宪和革命就是两个路径。清政府错失了一次改良机会。但,现在也有人形容孙中山像个铁路扳道工,始终坚持将形势扳到革命一边。 答: 他“扳道”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因为老是想将权力掌握在革命派手上,没有把焦点放在民主法治等制度的建设、巩固方面,这直接影响后来国民党革命道路的选择。比如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本来可以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当然法治也有困难。上海是陈其美那一派掌握的,将凶手武士英毒死了,指使他的行凶的应夔臣则越狱跑到青岛去了。当时开枪的凶手在拘捕期间居然死掉,袁世凯方面不可能在上海将凶手毒死,这些都是控制上海的陈其美干的。   问: 谁是真凶和主谋,本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搞清楚这桩历史迷案。当时上海检察厅都向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发了传票,在此情况下,发动二次革命是不是鲁莽了? 答: 二次革命不应该搞,应该不断追究。假如追究下去,即使不能把赵秉钧、袁世凯赶下台,但至少可令他们在政治上很孤立。这是一个错误。   问: 二次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答: 实际有它的必然性。革命派就是希望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国民党没有决心成为反对党,去监督袁世凯执政,或者变成参政党,和袁世凯结成联盟,共同执政。袁世凯也提议联合执政,国民党不接受,只想自己执政,这个太脱离实际了。   问: 这是不是意味着和袁世凯决裂是必然的? 答: 本来通过选举转移政权,是民主社会的常态。问题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权转移以后,一个政治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承不承认政治的现实 —— 当时,袁世凯是最大的实力派,他接受共和制度,国内外都认为能够稳定大局的就是袁世凯,这就是现实。承不承认?原来达成协议,总统归他做。这样一种态势下,抛弃原来的协议另搞一套,想把权力马上夺回来,人家当然不干。   问: 革命派不愿意面对现实? 答: 临时政府成立后,并不甘心与袁世凯和谈。因为在之前他们一直在和日本人谈判,要求借钱。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人赶快借出 500 万,我就坚持下来;要是不借 500 万,我就去和袁世凯和谈。结果钱没借到,袁世凯那边协议却达成了,要把总统位置让出去。因此他们很不甘心,老是想将权力夺回来。   问: 中国历史上多有造反以改朝换代,是不是这种“传统”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辛亥革命? 答: 这个讲法有一定道理。把这次革命看成改朝换代,换人做皇帝,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领导人完全不同于那些改朝换代的农民领袖,他们其实也想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但有一种心态:革命的多疑症。老是感觉别人不可靠,只有我是革命的,代表民主,代表共和,其他人不是。当然,这也是各国革命的通病。这里面牵涉到政治家的水平。怎么做对民众最有利?他们没有想透,没有彻底理解清楚,这是由当时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决定的;也说明当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成熟。虽然那些人,包括草拟宪法文件的人,基本都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但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民主和宪政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理解透彻。   问: 当然,按民间说法,革命不是吃客吃饭,好像夺权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袁世凯不应该妥协。 答: 过去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妥协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反而是过激了,而不是妥协不对,不应该。辛亥革命是三派力量联合的结果,妥协是非常正常的,政治本来就经常需要妥协。为什么孙中山会被抛弃?各地绅商原来和革命派合作,后来把国民党看成“暴民专制”,就不再合作:再这样搞,我的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们要求现在就是要稳定。也就是说,我要求稳定,你就不稳定;我要求整个社会实行民主,实行法治,你就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国民党、孙中山看不到这一点,结果大家反对他。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一个多月就全军覆没,脱离群众是主要原因。后来长期翻不过身来,就是被资产阶级抛弃了。   问: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辛亥革命其实可以分前后两阶段? 答: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努力值得尊敬,特别是黄花岗那些烈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精神是非常伟大的。但革命后,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袁世凯北洋势力也有破坏民主法治的行动,但更大的失误还在于革命党这方面。它没有及时转变为民主政党,反对党或参政党,换句话说,革命党成功以后不能一直是革命组织,必须转变。   问: 该怎么评价这种革命党人的这些失误?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失误? 答: 辛亥革命后,有关经验没有被正确总结,一再宣称要革命,革命以后还是要革命!没有总结为什么法治制度不能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能确立。很明显,《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局变乱的一个根源,因为当时《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解散议会的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本来应该互相制约,而当时国会是在革命派支配下,那个国会很腐败,议员受贿成风,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曹锟贿选,根本就不好好干活,十几年连宪法都没制定出来,直到曹锟要当大总统了,才匆忙通过。   问: 也有人说还有个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工农? 答: 这个论点很荒唐。当时,工农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所谓民间武装,有些是绿林好汉,有些是当地自卫团、保安团。这些组织很多土匪气很重,到处杀人、抢劫、奸淫;有的报复剿匪的武装力量,杀人很残忍,当街生劏,挖取心肝炒来吃;当时的报纸白纸黑字记载得很清楚。再充分发动工农,全国变成一个大屠场。当时的民间武装,工农结合就是这个水平,再发动就会天下大乱。   问: 民国初期也在尝试转变,比如制定宪法,但似乎没有多大作用。 答: 制定宪法,需要各方共同商议,各方都能接受,才有办法施行。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制定了一个“天坛宪法”,完全脱离实际,没有通过最后的立法手续,不能生效。《临时约法》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规范各方的行动,国会胡作非为的时候,行政根本无能为力。而行政权之间,总统府和国务院还有“府院之争”,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临时约法》本身规定就非常含糊。   问: 民初宪政试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也是前无古人的一条路? 答: 问题是,那时世界上已经有经验,民主已经是世界范围内逐步推行的制度,你还走错路!而且,当时这些人大都是留学生,知道现代政治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在中国传统的角度讲“前无古人”吗?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先行者,但不是中国的古人,国外有大量经验你就不吸收,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问: 说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及袁世凯,现在也有人总结认为如何处理与袁世凯这样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 答: 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这点是没疑义的。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他不是“窃国”,因为是通过合法程序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第二,他最初也做过很多工作,也想尊重原有的政治架构,但国民党一直在企图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夺回来。比如制订《临时约法》把袁世凯手脚给捆起来。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袁世凯当选第二届临时大总统,立即制定《临时约法》改为内阁制,用革命派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将权力夺回来。这等于把袁世凯架空,袁世凯当然不干了。   问: 曾是清末新政的积极推行者,算是体制内进步力量,但袁世凯让人记住的更多是“称帝”中的那个丑角形象。 答: 袁世凯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在“称帝”这点。他也践踏民主,也不遵守法治。但他基本的错误,是将三权分立架构给摧毁了,将国会这条线给摧毁了,这是很大的错误。   问: 那又怎么评价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孙中山? 答: 可以分两个阶段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有很大功劳。一方面,他作为革命旗帜,革命领袖人物,提出一套理论,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筹款,有人计算过,以孙中山为主筹集的经费有 58 万银元左右, 40% 花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他犯了好多错误,主要是发动三次战争,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二次革命;第二是袁世凯死后发动护法战争。护法战争本身不合法, 800 国会议员他只拉了 200 多人,不够法定人数,所谓护法并没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当时国会确实有很大问题。比如,一战,中国是应该参战的,参战才能收回我们的利益和主权,但孙中山、国民党坚决反对参战。背后他接受了德国人的钱,发动护法战争,拉拢海军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都用的这个钱。这个有确实的史料,德国外交部有档案,另外蒋介石日记也有。第三,就是北伐战争。他接受了苏俄的支持,接受苏联给钱、给枪,给军事顾问。实践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变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你说这样的战争对还是不对?   问: 历史人物,大都存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局限性。 答: 特别他本身还有接受中国专制传统的一方面。 1914 年,他草拟一份《中华革命党章程》,里面要求所有党员宣誓“服从文一人”,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这条,结果造成国民党分裂。中华革命党本来就是小众的小团体,到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它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反袁的旗帜掌握在进步党手上,蔡锷、梁启超才是旗手。到国民党改组以后,党内很不民主,有反对意见的都开除,一大帮人,有些是国民党元老,然后在党章写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就是一个人能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凡有民主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不要神化某个领导人、某个领袖,否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问: 孙中山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答: 他的继续努力,就是想搞武装,搞北伐,要动刀动枪将权力夺回来。   问: 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虽然革命总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革命”不能被频繁使用。这可能也是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留下来的启示? 答: 社会转型,成本最低的是逐步改革,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民众有革命权但那是最后手段。不要沉迷于革命,不然社会转型的代价太大。革命不是正常的社会进步方式,暴力是不正常的现象。   (三) 问: 清末以来一直的主题是救亡图存。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了。 答: 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学西方,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文明,然后是怎样吸收现代文明。基本上就这两点。鸦片战争以来 170 年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清末鸦片战争后 60 年花在这上面,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又有 30 年, 170 年中间有 90 年是在辩论要不要接受现代文明,剩下 80 年,是怎么学西方的问题,清政府学了 10 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学了 27 年,一共 37 年。抗战八年,内战三年,去了 11 年。共产党也有 30 多年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明。   问: 但当时思想领域的碰撞似乎还是集中在小众层面,对于底层百姓影响不大,与民众有点脱节?而不像美国建国之初那样大规模启蒙底层民众,就像至今被津津乐道的《联邦党人文集》。 答: 基础不同。美国老百姓的文化基本来自英国文化,而中国从精英和民众全部都要接受新的东西,在制度领域用新的文化代替传统文化。大体上说, 90 年的辩论中,不断有人把现代文明说成西方文明,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旗帜来抵抗现代文明。   问: 辛亥革命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看来,为什么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似乎没有真正达成共识? 答: 这个不奇怪。精英阶层在分化,民众也分化。民众要求稳定,要求改革但又要求秩序。精英阶层分化很厉害,反对接受现代文明那股势力就用爱国主义装潢实际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大家。加上中国人一向有两个思想包袱:一个是文明古国,老子“祖上”原来很辉煌的;另一个,中国人是深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弱者,是受苦受难的民族。这两个包袱压住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不能冷静地去想:我怎样接受现代文明?   问: 这是为什么? 答: 一个社会的思想走向,受精英阶层的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下,辩论很重要,精英阶层的辩论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民众的行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一定要有所选择。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精英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多数人比较冷静,那些极端的东西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   问: 总体上说,社会在辩论中前进。都说是理越辩越明,还存在哪些需要继续辩论的方面? 答: 中国启蒙的方向在于,必须将大量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在民众当中普及。要承认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知识、思想文化的“洼地”,还要吸收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结晶,是人类优秀文明汇合起来形成的,我们还是要吸收这些东西,让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在中国进一步普及、落实。比如,私有财产不能侵犯,有矛盾打官司不打架,官员要受到监督,这在我们还是个问题。   问: 现今艺术圈、文化圈正流行、泛滥着一种娱乐历史、消费历史乃至虚假的历史主义的风气。作为历史学者,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觉得国人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 答: 过去大家对历史都不太清楚,现在历史知识大普及,而且大家各讲各的,不完全按照一个调子。那就是还原历史。在这个多元的努力下,人人都有凭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言,在比较里面,大家会知道,哦,历史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个很好。当然,人对历史的认识总有个过程。除了历史教科书的正统观点,现在通过影视剧来了解历史,甚至相信影视剧也无所谓,公众接触、阅读下去,混乱产生疑问,进而追寻真相,慢慢就能在比较里面学会自己判断、理解真相。   ( 发表于2011年10月8日《华商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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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杨鹏:中国的“特权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 (编按:此文根据杨鹏先生2007年4月15日在北京“中国的市场经济研讨会”上发言整理。) 特权市场经济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受到很多启发,但有些朋友的讨论偏离了今天的会议议题,我还是回到会议议题上来,即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特征?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我们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验去形成判断。一想到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情况,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官僚的特权,这些特权既表现在法律之中,也表现在政策之中,更表现在官僚的个人意志之中。官僚的这些有形无形的特权,在极大地影响整个中国市场的运行状态。形成这样的判断,不是出于什么理论观念,而是出于正常的经验观察和体会。这样的经验事实,赤裸裸地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概念去准确描述呢?吴敬琏先生曾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意思就是官僚权力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所指的大意是清楚的,说我们虽然有了资本的力量,但官僚权力对资本运行有很大的影响。但细想起来,选用的概念还不算太准确。为什么呢?“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本的主义”,这在中国还没有实现,中国还谈不上真正进入了“资本主义”。“权贵”这个概念中,“权”指有权力的官僚,但“贵”指什么呢?在过去,“贵”指的是贵族,有爵位的,血缘贵族或军功贵族。在西方,“贵族”这个概念,不仅指其地位高,似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或气质的特点。而贵族作为一个有血缘、军功或文化的历史传承的群体,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没有贵族,那些官僚,似乎难以与“贵族”这个概念统一起来。所以,“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我认同吴老想说的意思,但还是觉得这个概念的抽取还不算太准确。吴思老师是概念抽取的高手,他抽取过“潜规则”和“血酬”等重要概念。最近他在不同场合谈“官家主义”,他认为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官说了算的“官家主义”。如果用“官家主义”来概括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也不是很妥当,毕竟中国还是有了资本,有了自由交换的市场,有了全球化的开放经济,官权仍然很厉害,但也并不能为所欲为,受市场力量和规则的很大制约。看来,“权贵资本主义”也好,“官家主义”也好,在选用概念上都有一些不十分贴切的地方。什么提法才更好呢?我也没有想得太好。总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传统的政治特权与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纠结在一起,权力的坏东西和市场的坏东西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坠落,权力的好的方面和市场的好的方面被压制了,共同难过。我们用什么更妥当的提法来描述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恐怕叫“特权市场经济”更妥当一些,病根就在“特权”两个字上。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更准确的提法。 我姑且先用“特权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要理解“特权市场经济”这种状态,我们就得有一个参照系,我先把“特权市场经济”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查看,看看到底是不是人类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现象。将“特权市场经济”放在人类或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上,我发现它一点不特殊,并不是今天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外国不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它也一样是古已有之,而且还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的常态。 死人抓住活人 中国自秦朝建立以来,就进入了一个君主官僚的市场社会。君主官僚政治权力高度一元化,同时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化并自由买卖,多数商品自由贸易流通。但在这个市场经济中,朝廷通过支持官营工商业,垄断了最有利润的经济行业或者经济行业中最有利润的环节。汉朝“文景之治”,是君主制下高度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经济。大家只要读读《史记》中的“贷殖列传”,可看出当时的工商业是多么的开放和自由竞争,而且私有财产并不受官僚随意侵夺。汉武帝上台后,转变了“文景之治”的“清静守法,无为而治”的国策,积极有为,开始兴办官营工商业,以行政暴力打压私营工商业,官商就垄断了盐铁等高利润行业。政治特权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一元化特权垄断,二是有利润行业的官商特权垄断。这么看来,今天中国社会的状态新鲜吗?一点不新鲜,与汉武帝时候有多大差别呢?我看不出来。如果说全球化与世界贸易,那时候也一样是开放的贸易。读读史书,我看到无论在政治结构还是经济结构上,我们今天与汉武帝时候没有多少差别。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道理,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都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历史变化,所以真是“无历史”。 大家再想想,国民党当年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是很新的概念,但在国民党治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跟今天中国的差别似乎也不大。追求“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和追求“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打得你死我活,但最后哥俩却殊途同归,回到了政治一元化下的特权市场经济这条路上来。当然,要说中国“没有历史”也不完全对,毛泽东算是创造出了历史。或者说,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变革是在毛泽东时代,他硬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跟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结构上完全不同,如同中国历史忽然发病一样,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了,最后中国又回到秦制。毛泽东自己都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但放远一点看,毛泽东的历史创造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结构,我怎么看都与周朝的经济制度没有多大区别。毛泽东一生骂儒家,最后又落到儒家的理想陷阱里去了。中国古人们留下的历史的模式,不管穿上什么新衣服,用什么新的称呼,里子仍然如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死人总是悄悄伸手牢牢抓住我们的心,有点恐怖吧!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最大的不满当然不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满,而是对政治特权的不满。这个政治特权超越了市场自然秩序和规则,随时用暴力来划分市场格局,来强制分配资源,法律和政策,只是政治特权之手玩弄扭曲市场自然秩序的工具。这就是中国今天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也是二千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大家无论从那个角度的不满,其实都是对覆盖在市场之上的政治特权的不满。竞争不公平、司法不独立、没有工会、没有足够的转移支付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所有这些毛病,归根到底就在“政治特权”这四个字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政治特权”也是自古就有,“权贵资本主义”自古就有,“官家主义”自古就有,“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有人说,中国过去没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保护,与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等因素是相联的,其实这是今天人们心中理想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保护、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这些东西,针对的对象就是政治特权。大家想要的是一个没有政治特权的市场经济。今天的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 有时候我感到很困惑,历史的精神就这么有力量?看到历史传统对百年来革命者们的无形的支配,我们要小心起来。我们今后要解决的,恐怕不仅是换一个宪法的文本这么简单,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宪法文本的改变,也需要支撑新文本的新的文化精神传统的建设。 曾锦春:特权市场经济的活标本   我今天带了一个报道,报道的是中共湖南郴州市原副书记及市纪委曾锦春凭手中的“双规”权力敛财的故事。曾锦春受贿3000万元,不明财产5000万元。他赚钱的办法是:1、他给企业发“私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的铜牌,一个铜牌40万,你不交钱就“双规”你。2、控制矿山:借矿山安全整顿,把矿山抢到自己人手中,把不是自己人的“双规”或赶走。3、控制法院:决定经济案件的裁决,吃了原告吃被告。法官不听话,就把法官“双规”起来。4、控制行政:交通局、税务局、烟草局等行政机关的领导,不听话就“双规”起来。5、控制公共工程:市里的公共工程项目,他千方百计弄到自己人手上来干。 我还注意到,他把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共40多个人安排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把政府办成了他们家族的私人合法暴力特权公司了。中国法家讲“尊尊”,是说要忠于皇帝。中国儒家讲“亲亲”,要照顾亲人。看来曾锦春是只讲“亲亲”不讲“尊尊”的。曾锦春直接用政治暴力和特权来抢夺市场和资源,把政治家族化,也把经济家族化了。这个最近才发生在湖南的故事,是否能多少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特权市场经济”的特点呢? 在中国的古代皇权社会,政治权力是属于皇家的,政治所有权很清楚,政治权力是私有财产,家国一体。官僚不过是皇帝的经理人,代理人,官僚腐败,是在损害皇家的家国大业,皇家岂能容你?皇家当然要看好自己的私有政治权力。今天的制度下,公共权力是谁的?是主权在民吗?人民从来没有选举过自己的政治领导。官员都说自己是给党打工的,党是谁?只能说谁在台上那天,他就是党,不在台上,就不是党,党就是这个台了,这个台很抽象,没有人格化。谁会为这个台努力自觉地监督官僚们呢?动力严重不够。比起过去的皇权社会来说,维护政权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动力机制严重不健全。过去的皇权制约死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约还没生出来,我们处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昏暗之中。 “特权市场经济”继续往下走,大家都会很清楚结局是什么样子。结局就是大大小小的曾锦春凭借政治特权,垄断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成为中国人民的黑暗主宰。乌有之乡左派们约我去辩论,我讲了“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风格完全是泼妇骂大街,其实没有多大意思,我们真正要关注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改革的前期好而改革的后期有问题?前期是对社会的放权让利,多数人得到福利。后期的改革就是曾锦春这一类特权官僚,他们借改革之名,以合法暴力之手,大规模介入到对市场财富的掠夺和控制上来,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特权垄断的家族力量。老百姓对近年来的改革的不满就是从这儿来的。老百姓不是恨市场经济,是恨扭曲市场经济的政治特权,是恨特权垄断与腐败。 职业平等的历史变革 前面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我们如果要想无历史的中国成为有历史的中国,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政治特权对中国人的控制和压迫。我们有一个理想中的市场经济,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竞争、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保护私有产权、拥有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这是多数人共同的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遇到的阻碍就是政治特权。而且,现在这个政治特权,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庞大的特权经济依靠在政治特权之上,特权政治与特权经济的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治-经济特权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曾锦春与他们在权力部门的亲属及其经济上的各式代理人。政治特权生出经济特权,形成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生出特权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维护特权市场经济和特权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的病根。面对这个无处不在的强大的特权利益集团,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谁能给我答案? 我有一个体会,中国今后的改革所面对的,是确定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合适范围。二千年以来,政治权力在中国至高无上,无所不覆盖,在毛老人家身上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为什么会给吃政治饭的人那么大的权力和财富呢?政治只是一种职业,而且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既不搞科研,也不搞生产,不创造知识,也不生产财富,完全靠生产者和纳税人的贡献在生活。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要给政治工作者如此高的地位,让他们占有如此大比例的资源呢?纳税人供养他们,只是让他们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他们只是纳税人的公共事务代理人员而已。过去儒家说,政治工作者是天命所归,是上天派来当我们的君主和老师的,是我们天生的主子,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骗人的话。虽然我们知道政治工作者其实是没有生产性的,但我们还是给这些不生产的人好大的权力和财富,让他们不断把公共权力家族化,让他们不断把公共财富家族化。为什么?原因就是一条,我们是神经病,我们心智不正常。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就是压缩了政治工作者的权力范围,清除了政治工作者的特权。什么叫言论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别人怎么说话。什么叫宗教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无权管宗教人士。什么叫出版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作家艺术家。什么叫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抢私人的财产。什么叫司法独立,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法律工作者。什么叫经济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干涉经济工作者。什么叫政治改革,就是不吃政治饭的各种职业的人,不再受吃政治饭的人的气,不再由吃政治饭的人统治。所以,近现代的政治变革,本质上是一场职业地位的变革,是职业平等的变革,是从事生产性职业的人争来了与不从事生产性职业者的平等的权利。 职业平等运动,这么简单的概念,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政治权力从高空跌落,吃政治白饭的人从高空跌落,跌到人与人平等的地位,跌到职业平等的地位,吃政治白饭的人从主人变成公务员,政治权力从全面统治社会收缩到只能从事公共服务上来。 自由派与社民派 从长期看,未来中国的政治理论之争,只会在自由派与社民派之间。今天会上的朋友们是有分类的,一部分是社民派,一部分是自由派。现在面对“特权市场经济”,我们都被叫成了“右派”或“自由主义者”,其实我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今后民主政治转型任务完成后,社民派和自由派的分歧也就出现了,这是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底线上的左右翼,我们之间的竞争互动是建设性的。自由派无非更强调自由竞争与产出效率,社民派无非更强调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双方的差别最后主要表现在税收的高低差异上。前者代表竞争力强的人挣钱多的人,后者代表竞争力弱的挣钱少的人。两者的差别,是自由派对权力是警觉的,认为权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社民派对权力则多一些迷恋和信任。自由派与社民派,两者都有社会基础,因为社会就会有竞争力不同的人,竞争中有成有败,有成就大的与成就小的,总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弱者要的是保障,强者要的是自由。 今天大家还在争吵经济学家的功与过,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经济学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法学开始承担这个功能。其实,无论那个学科扮演意识形态的至高角色,都是社会不正常的表现。今后各学科平等了,不同学科的从业者平等了,这个社会才正常。职业平等,就是人格平等,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平等是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也许这是神确定的方向。今天政治职业高于一切,成了特权职业,所以政治家与其他职业的人不平等,这就是我们政治改革着眼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的真正任务。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本文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原文链接: http :// www . chinaelections . org / NewsInfo . asp ? NewsID =108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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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 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愤青越少 原载中国青年报 2010-12-24     最近读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一书,有些想法想一吐为快。     “愤青”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就像飘在空中的云,你抓不到它,等你抓到它时,它就不再是云,而是水滴。它的存在靠聚集,会场,广场,战场,尤其是网络。比如,为爱国而骂人的那些匿名者,是网络愤青,一回到生活中,就是张三李四。     “愤青”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而是一场一场唾沫飞溅 的情绪暴雨,它通常下在匿名网络上,因而其存在具有三种特性:非个体性,非真实性,非持续性。     骂人涉嫌犯罪,诽谤罪或侮辱人格罪,既要谩骂,又不想承担罪责,所以,第一必须许多人一起骂,法不责众,很难追究;第二,必须手里拿着“圣旨”骂,奉旨讨伐,何罪之有?第三,自然是掩藏和匿名,这就是网络的非真实性。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也是愤青存在的非持续性。     没有内邪,外邪(病毒)难以入侵。感染“愤青”病毒的青年,一般都有“内火”,这些内火有些来自成长的烦恼,这是任何人在青春期前后都有的烦恼,精力和能量突然增长了,但倾泻这种精力的出口一时还找不到,于是精力过剩,心火大炽。     著名的反日愤青郭泉曾经对记者说:“我认为我的成长是没有教材的。我有我自己的抗战史。”他还表示,他是属于天马行空的那种性格,做事情从来不跟别人商量。不问可知,我们能从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是狂傲的自大。     其实,这种自大是表面的,是肝虚;掩藏在下面的其实是自卑,是脾湿。和当了弼马温的“齐天大圣”一样,不少感染愤青情绪的青年,除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之外,还有怀才或怀情不遇的愤懑。这些人有的刚进入社会,有的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吃了上餐不知下顿在哪里;这个月住在这里,不知道下个月住在哪里;想爱人,但找不到爱他的人,只好爱国。     杨鹏博士曾说:“人不是天生的愤青,还没有尽过起码的人生义务的年轻人,容易成为愤青。”确实,爱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没有在爱或爱过的人,不知道义务和责任为何物,就会经常处于愤青癫痫病发作状态。爱人,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因为你可能要做早餐,要洗碗,要挣钱买房子,这是爱的义务;爱国呢,似乎只有权利(骂人的权利),没有义务,可以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国家的爱挂在嘴上,用谩骂他人寻求快感,所以被称作“口水爱国主义”。爱国从爱人开始,而不是从骂人开始。如果爱国就是骂人的话,那中国就不再是中国,而是“骂国”。只有在爱具体的人的课堂上,才能学到责任和义务。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给愤青下一个简单定义,所谓愤青,就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负责任的人。     因此,感染愤青病毒的人,既是逃避自由的人,也是逃避自我的人,让自我迷失在临时性群体中。所以成群结队,要动一起动,要静一起静,静如乌云,动如蝗雨。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不负责任的人,也逃避自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难成功,经常失败,社交困难。     由此可以引出对愤青的另一个定义:他们是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人。伴随着他们的是失败、孤独,甚至是被遗弃,不招人待见。我的朋友许洋几年前告诉我,他曾经主持过一个网站,把评论区里风头最劲的网友请来开会,发现他们形容猥琐,言谈磕巴。可以想见,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社交场合获得成功,甚至患有社交恐惧症。这迫使他们躲进网络江湖,用谩骂的唾沫寻求最简单的认同和虚拟的成功,不需认证,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毁灭力量最强、党费(仅限于网费)最低的“政党”——“骂人党”党员。这个党的党员,可以在网络的江湖中用唾沫相互拥抱,相互取暖,但回到生活中呢,就像鱼儿上了岸,更孤独、更寒冷,生活更没有着落,甚至呼吸困难。     愤青的“外邪”是“病态民族主义”,来自两个传染源:一是从腐烂的皇袍上滋生出来的本土专制主义霉菌,另一个从是溃烂的历史伤口里流出来的对外国的极端仇恨。     专制皇权既可能让人反感,也可能让人依附;外国侵略既可能激发你自强,也可能导致你自戕。对皇权是抵抗还是依附,对外辱是自强还是自戕,完全取决于你的头脑和能量。愤青往往仇恨所有比他们强大的东西,比如本国强势群体(也就是所谓精英集团)和世界列强,但对“朝廷”则抱有期望,希望国家干预生活,让福利向他们倾斜。在他们的未来规划里,除了靠国家吃皇粮,别的都不可靠,于是,眼盼“皇恩”,心怀国恨,甚至怀念大锅铁碗,敌视改革开放。这就是中国特色愤青:反贪官不反皇帝,爱国家等于爱“朝廷”,爱战争不爱和平,要民族不要民主,逢中必爱,逢外必反。     有趣的是,国外的“愤青”很少被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所侵害,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西方,走在社会前面,能力超出社会需求,渴望引导社会潮流的人,成为愤青;而在我们这里,更可能是落在社会后面,能力或知识水平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观念还留在过去的人,成为愤青。这是从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的改革时代很容易发生的现象,由于走回旧体制的门还没有彻底关闭,走向世界的门并非对所有人开放,那些被关在市场经济和西方世界门外的年轻人,成为怀旧排外的愤怒青年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打捞愤青不仅是要把他们从骂人或爱国的口水里打捞上来,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从还浸泡着他们下半身的旧体制的残汤剩水中打捞上来。留着退路,又退不回去,人们会逃避,会愤怒;不留退路,只能前行,人们会奋发。不仅打仗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搞改革也要有这种精神。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官方要减少对他们的需求,不要把他们的口腔当作网上水利工程的蓄水池来使用:要灌谁就灌谁,要怎么灌就怎么灌。依我之见,对民主的需求和对愤青的需求正好成反比。投票的公民越多,网络上的暴民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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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才亮 | [转载]持刀捅官1死4伤 晋朔州强拆血战真相

2011年08月25日 17:10:05   这个案件我一直在关心。我们律师事务所对于全国拆迁命案提供法律援助的承诺没有变。 原文地址: 作者: [url=href=’http://blog.sina.com.cn/u/2010743584’title=’菲迪美乐’target=’_blank’]菲迪美乐 分享 杨鹏飞 杨鹏飞的分享 当前分享 返回分享首页» 分享 持刀捅官1死4伤 晋朔州强拆血战真相 来源: 五柳先生的日志          从2007年开始,朔城区政府在没有任何拆迁手续,未对拆迁户进行任何补偿安置的情况下,开始对府东巷一带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当地有三户居民被投雷管,引起强烈爆炸,其中一户还引起了火灾,差点出人命。(当事人提供)     山西朔州“6.23”暴力强拆血案,曾经闹的沸沸扬扬、轰动全城。被拆迁户吴学文面对200多人的强拆队伍,和家人为守护家园爬上房顶奋力抵抗,吴面对暴力被逼持刀反击,造成包括建设局长在内的一死四伤的事件。而吴妻乔香莲在案发18小时后,死于朔城区公安分局。     吴学文的辩护律师武全表示,现在这个案件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式,这起强拆案,它所有程序都不合法,当局不让律师会见当事人,由朔城区安排律师给他的当事人,那律师程序不合法;还有他们拘禁吴学文的老娘和两个孩子,这是非法的。包括拆迁、法院、公安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事发后,吴学文的老母亲王先梅和两个儿子吴瑞曹、吴瑞安被当地政府限制人身自由,由专人看管,去哪里都没有自由。包括吴学文的亲戚想见他们,都得经过当地政府批准。     直到8月6日,吴瑞曹兄弟俩才从当地政府的控制中逃脱,近日,吴瑞曹向记者披露了“6.23”事件的真相及他们全家的遭遇。      官员假谈判真偷袭 吴学文拿刀奋起反抗     6月23日中午1点左右,由朔城区区委书记郭连厚带着法院、公安、城管、城建、医院、消防等部门共150人,将吴家团团围住,当时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由于双方未谈妥协议,为了保护家园,吴瑞曹的父亲、母亲、弟弟及71岁的奶奶全部爬上房顶。     吴瑞安为唤醒这些人的良知,他脱掉了下身的衣服,让右腿的假肢和严重残疾的左腿裸露出来。他说:“如果你们还有人性,就不要抢我们的房子。”但这些强拆人员无人理会,于是他将假肢扔到街上表示自己的愤怒。     为了阻止这场可怕的事件,吴瑞曹说:“当时,我含泪把父亲前几日写好的诉讼状双手递到朔城区法院的张院长手中,但他用漠然的态度看了几眼。”这时,郭连厚下令强拆。     一辆装载机开到吴家房屋的西北角,装载机的铲子上面有朔城区城建局长刘志秀、局监察大队队长钟伟共七八个人,准备靠近屋顶。     吴瑞曹再次哀求现场官员不要抢他们家的房屋,现场一官员下令说:“先将这个人收拾掉!”吴瑞曹说:“我被20多个全副武装的法警围着拖到一旁,用警棍把我打晕,反手戴上手铐,把我扔到警车上。”     后来吴瑞曹听家人讲诉:“开始我爸拿刀在那里抗衡,刘志秀上去假意和他谈判,于是我爸与刘握手,握手过程中,刘偷袭我爸,猛的用手掐住我爸的脖子,摁住他的右手,要制服他。当时,有一个官员说:‘打、打死他。’”     “在这种情况下,我爸奋起反抗。他从左腿拔出一把水果刀,连刺刘志秀几刀,刘就倒下了,然后他们一群人围攻、殴打我父亲。当时,我父亲陷入恐慌疯狂的状态,拿着刀乱挥,划伤了几个人。”这群人后来将吴学文制服。     其老母亲之前已被被打昏,乔香莲脸和头部鲜血横流,王先梅全身瘀青。吴瑞曹说:“当时,在房屋的另一边弟弟,被他们摁倒,用不明的液体喷向眼睛,使我弟弟的眼睛失明。”     在这场冲突中,钟伟不治身亡,刘志秀及多名拆迁人员受伤。吴瑞曹聘请的律师武全表示,吴学文没有故意杀人的意思,只是想吓唬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他被迫正当防卫。      全家受伤 乔香莲死于朔城区公安分局     这时,吴瑞曹醒过来了,看到家人一个个被戴上手铐扔上警车。他说:“先是我妈被扔上来,她被打的神智不清,精神恐慌,下身只穿着裤头,衣服被他们打的没了,满身是血;我父亲的伤非常重,全身被打的通红,呼吸不上来,生命迹象非常危弱。”     吴瑞曹痛苦地回忆着,他哭着说:“当时,我非常的惊恐,大声喊叫:‘救救我的父母亲!’他们对我们继续打,最后我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还是呼救他们救我父母。”     吴瑞曹一家被拉到法院,在警车上关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吴学文的情况非常危急,那些人还在审问他“你为什么动手?……”最后,他呼吸非常困难,身体僵直、两眼上翻,他们才把他送医。     吴瑞曹说:“我妈被打的两只手残废,行动不便,左手被打的脱臼,相当虚弱,基本没有语言能力。”     吴瑞曹及母亲、奶奶被分开审讯,他说:“同一个问题做了笔录后,还不断的问,在滴水不进下,这是一种精神折磨。妈妈和70多岁的奶奶被带上手铐、脚镣,进行长时间的审讯。”     乔香莲在审讯过程中,多次昏死过去,吴瑞曹苦苦哀求他们送母亲就医。吴瑞曹说:“妈妈二次晕死后,才让我去看她。当时看到母亲面色惨白,两眼翻白,全身冰冷。”     乔香莲于案发18小时后的6月24日下午死于朔城区公安分局。6月25日上午10点,吴瑞曹被学校看管的领导告知母亲不幸去世的消息,当时,他嚎啕大哭。     大陆有媒体报导称乔香莲死于心脏病突发,吴瑞曹说:“我母亲勤劳纯朴,非常健壮。当时,我妈被他们打的精神失常,她走之前,有段时间比较清醒,她用手指着肚子跟我说‘我肚子痛’,就是脾脏那个部位,我估计,我妈体内的脾脏等器官被打破,导致内出血而死。”     他说:“他们太残忍了,从我母亲逝世之后,不让我们尽一点孝道,死去将近60天,都不让我见一次母亲。”      对吴家人进行全面控制     事发后,王先梅、吴瑞曹、吴瑞安被当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吴学文的亲兄弟想见这三个人都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当地政府有三个小组分别负责控制这三个人,每个组有一名朔城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和一名其他局的副局长或者以上的领导负责,配以几名一般工作人员。     7月2日,河北兴蔚律师事务所武全律师接受吴瑞曹的委托,担任吴学文的辩护律师、乔香莲死亡案的刑事附带民事代理人和吴学文房屋拆迁案的代理人。11日下午17时,武全在朔州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人袭击。     7月11日下午4时许,吴学文的大哥吴学红、四弟吴学师、妹妹吴嫦娥等人在朔州市朔城区西易宾馆307房间,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推打,吴学红还被摁在地上用头碰地。     7月13日上午,在朔城区公安分局安排下,吴学文的大哥吴学红和吴瑞曹见到了吴学文,但被限定不准谈案情经过。他们看到吴学文身体不好,要站起来必须双手支撑着椅子,腰部不能弯,不能活动,眼部还有淤青。     吴瑞曹说:“我父亲受到控制,不敢说话,还极力替政府辩护,要把这些事情掩盖下来,挽回政府的颜面。政府控制了他,让他做我的工作,要我配合政府,把这件事情压下来,答应说给我爸刑期轻判。”     吴瑞曹认为,这根本不可能,这是他们的一场骗局。“当时政府让我们兄弟俩签一个人身自由保证书,说出了事情他们不负责。我想尽办法从那里逃出来,现在我们的邻居大部份都受当地政府的控制、威胁,很多人都不敢站出来说话。”     武全表示,他怀疑朔城区医院给吴学文配以药物,对他进行了精神控制。“现在朔城区政府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强拆房屋是残疾儿子的赔偿金购得     47岁的吴学文是大同浑源人,43岁的妻子乔香莲是大同灵丘人。吴家有个70多岁的老母,大儿子吴瑞曹是朔州职业技术学院二年级学生,小儿子吴瑞安是朔州区第一中学高三学生。     吴瑞安在四岁时出了车祸,右腿脚踝以下截肢。2003年,吴家买了朔城区府东巷的一院平房,这是80年代当地政府修的“干部院”。这房屋是用吴瑞安的伤残赔偿金购得。     吴家位于朔城区府东街71号,有七间房子,大约有120多平方米。中间的三间正房自己居住,西边的三间是门面房,一间出租给理发店,两间自己开商店,一家人靠门面店为生,房屋拥有合法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     在朔州,府东巷属于黄金地段,房价节节攀升,商品房每平方米要价4,000元。强拆前,朔城区法院的何副院长和吴家商议的最后结果是:给吴家一套100平方米的住宅楼和一套商铺,如果补偿款不够购买商铺,由吴家自己出钱补齐。当时,何副院长答应吴家回去向领导请示,然后给吴家一个满意的答覆。但吴家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家破人亡的悲剧。     从2007年开始,朔城区政府在没有任何拆迁手续,未对拆迁户进行任何补偿安置的情况下,开始对府东巷一带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吴家强拆前,先后被人往院子里扔砖头、砸玻璃、砸人,甚至扔雷管。     吴瑞曹表示,他家多次被逼迁,当地有三户居民被投雷管,引起强烈爆炸,其中一户还引起了火灾,差点出人命。       当地民众反映,朔州市朔城区暴力征地、强拆事件几乎天天在上演,近期,在照甚八庄村、东关、北刑家河、张家河村等多地发生了多起强征强拆,拆迁办雇凶殴打无辜村民,伤者众多。市民呼吁关注和介入   上一篇: 国务院上收22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权…   下一篇: 被强拆者挺起腰杆别自焚! 阅读数(180)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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