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 原文 首发于《华商评论》，原标题《启动特别调查：或是追问真相的宪法路径》，为《华商报》记者杨鹏对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的专访。本文原定发表于7月30日的《华商报》评论版上，因河蟹禁令，夭折。】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7.23动车事故后，针对此前救灾中存在种种问题，舆论普遍怀疑由铁道部主导的事故调查可能具有的公正性，希望有更高层面的独立第三方介入事故调查，而有学者更公开呼吁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由此，继孙志刚案中学者提请全国人大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之后，宪法尤其是规定了“特别调查程序”的第71条再次被激活而成为公共话题。追问事实真相的宪法视角，可能是彻查高铁事故的视角之一。 本报为此专访了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 特别调查程序：万事俱备，只待启动 华商报 :宪法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国外宪法对重大事件的争议，一般是怎样规定的？ 张千帆 :在代议制国家，官员任命要经过议会。而我们国家关键官员的任命都需要经过人大，所以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由人大出面监督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当然，许多国家的宪法也未必特别规定这一权力，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议会或人大自然具有的权利，即对重大事件进行调查。我国也是通过宪法赋予人大这个权力。 华商报 :那么宪法71条的立法本意应该是什么？ 张千帆 :一些重大的调查要超越政府部门利益，启动独立调查，这是各国都通行的一种方式。行政机关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会有渎职行为，或者本身就侵犯了公民权利，很难保证调查能超越自身利益。比如温州高铁事故这样的事件，现在看来，是需要一个独立的、超越一些部门利益的彻底调查。 华商报 :那么从法理上来说，动车追尾这一重大事故，应该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吗？为什么？ 张千帆 :我觉得这次动车追尾事件，完全符合启动宪法第71条规定的“特别调查程序”的条件。不过在我国，实际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成立过类似的调查组，尽管某些地方人大曾经使用过这个调查权，但不是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 华商报 :是的，在地方层面上，湖南永州、辽宁兴城市都有曾有“启动特定问题调查”这种人大监督方式。 张千帆 :虽然全国人大尚无启动的先例，但我觉得，对于高铁追尾这样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铁道部现在显得非常强硬，不愿意披露某些关键信息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介入调查，不仅合适而且必须。 华商报 :怎么确定哪些事情适于这个调查程序呢？ 张千帆 :当然，宪法不可能那么明确地规定，对哪些公共事件的调查可以启动这个程序，对此也不可能有非常明确的构成要件。实际上，在中国，这更多是一种政治性决定。 比如说，如果规定条件是“严重影响了重大的公共利益”，那这就是个非常宽泛的条件，如果作为一种法定条件的话，必然需要区分和界定如何“重大”、如何“严重”，这样反而不好操作，就不可能发挥实质性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宪法虽然规定有特别调查这个程序，但如果民主程序不是非常完善，最后很可能也会让规定变成一纸空文。 华商报 :现实层面上，启动这一程序的技术困难在哪里？ 张千帆 :技术困难可能在于，人大在这方面的程序不是非常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详细规定究竟由哪个机构来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往往可能没有说法，不了了之。启动事件调查程序，本身可能是政治性决定，但也要有个明确的具体程序。比如，收到了公民提请之后，应该由哪个机构来发挥作用或者要考虑进行调查，但现在没有这样的具体规定。 华商报 :此前全国人大尚未开启过特别调查程序，这次前景可以期待吗？ 张千帆 :我个人比较悲观。近几年的事件都表明，全国人大一般不会采取主动行动，更可能会把公民的意见和问题反映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作出某种回应，孙志刚事件就是这样的，城市拆迁条例也基本是这样的，都是公民提请全国人大要求做出某种行动，最终由国务院或者某个部门来回应。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已不可考 从宪法到宪政：宪法要进入现实生活 华商报 :宪法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过学界认为，中国宪法并未完全司法化。能否回顾一下宪法司法化在中国的命运？ 张千帆 :当然，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就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2001年有个齐玉苓案，山东籍学生齐玉苓报考中专，但最后被别人冒名就读，争议很大闹到了最高法，最高法后来专门做出批复，认定“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受到了侵犯。此案被贴上了“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标签，此后学者们也在讨论宪法司法化。 其实，这一案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不仅“后无来者”，没有跟进的案例，而且2008年最高法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所以，宪法司法化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华商报 :你曾说过在，在中国从宪法到宪政有政府和民间推进两条道路。 张千帆 :推动宪法实施的动力既可以来自民间，也可以来自政府。和民间路径相比，官方路径成本更低也更有效，当然也存在缺乏可持续性等局限。 事实上，推动变革之路的原动力很少是少数开明官员，更多是宪法所要保护的普通男女老少。唐福珍、孙志刚事件推动力都来自于民间，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政府在制度上的改革，给公民权利更多的保障。包括这次高铁追尾事故，相信来自于民间越来越多的呼声，也许能够一起推动铁道部的机构改革，这也是民间宪政的一个成果。 华商报 :您曾认为孙志刚事件是宪法之路上的标志性事件。 张千帆 :在中国民众推动的这条宪政路径上，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齐玉苓案两年后发生的孙志刚悲剧。但当时也没有启动学者呼吁的违宪审查程序，国务院自行废止了收容遣送条例。从结果上说，算得上是比较成功的一次。 华商报 :当时违宪审查没有启动，但您后来曾说怀念孙志刚时代的勇气。那是不是说，自2003年以后宪法的司法化或者“落地”并没有什么进展？ 张千帆 :也是有一些进展的，比如说，刑讯逼供、死刑复核、拆迁条例的修改，都是一些进展，但都不是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 华商报 :随着网络兴起，您怎样评价民间在宪法权利方面的参与和推动？ 张千帆 :如今很多普通人开始认识到人大的重要，以及人大代表的权利。这些都在促使宪法可能具备的活力。伴随着人大代表选举的规范，宪法的活力也将逐渐被激发出来。 华商报 :除了71条规定的特别程序，此次事故死难者在宪法中能否找到其它维权的依据？ 张千帆 :公民有知情权、言论自由权、检举揭发的权利。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已经3年了，虽然没接“地气”，但此次高铁追尾事故中也有人坚持申请要求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对于保障有效行使这些公民宪法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公民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更加关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法律实施效果不是很好、法院作用发挥得很有限的时候，这更需要民众对政府部门披露信息施加更大的压力。 华商报 :本次高铁追尾事故中，公众对于事故的原因和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作为法学家，从专业的角度说，真正启动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我们又该怎么做？ 张千帆 :我能看到这个趋势，公民越来越多地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包括利用现代的一些媒体。这些，都会构成社会的进步。 已经做好，却不能出版的样刊… 相关 官员应如何对待媒体监督 谁夺走了温家宝言论自由权？ 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停滞了 百年资政院：中国人自己的国会 © 2011 – INXIAN敬献 – 5个围观群众 – 我也投递! – InStoRE! – 邮箱订阅 – 微博( twitter | 新浪 | 腾讯 )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从政法系到宪政中国，从次法西斯社会到后改革时代，从维权到围观，从NGO到法律救助，从河蟹到草泥马、神马……今天是以行动来表达的，写作也是一种行动表达。任不寐、摩罗、杜导斌、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 波……各自彪炳一时，孙志刚、杨佳……则已经成为英烈，范亚峰、余杰、王怡、傅国涌……在上帝的慈怀里有着卑弱而坚韧的力量，莫之许、冉云飞、谭作人、陈 云飞、许知永、滕彪、蒲志强、夏霖……则一直示范着短兵相接的人生社会正义……这种人格和知识论的一个历史成果，即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宪章运动，一 度检验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心地或仁人志士素质，在08年中国奥运随喜里发声而让官产学扫兴，这个运动迅速被权力定格，成为大国小民时代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