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清末立宪，说白了就是一场耍嘴皮子的立宪。没有军队，一切都是白扯。几个爱新觉罗的后裔，坐在哪里喝喝茶，耍耍嘴皮子，成立个皇族内阁，这个国家就变好了？嘿嘿，我反正是不信。     清末立宪不靠谱，君主立宪不可行   文/王斐弘（北京电影学院）     辛亥百年，俺写了篇文章，说辛亥是个好革命。推翻皇权，建立亚洲共和国。刘艾琳博士看了以后，留言对我说不靠谱，说如果革命党人给满清多留一点时间，那就会出现东方的君主立宪。 这个论断不新鲜。在一百年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时候，摄政王也这么苦口婆心的对汪精卫说：你要有耐心，要给我们时间，让我们立宪。     汪精卫回敬：“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以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 汪精卫这话，说得文艺点，就是权力之根本，在于军队。套用老毛的话，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手里有枪，谁就是最高统治者。谁想牢牢掌握住政权，谁就得把枪杆子握在自己手里。 军队，是国家机器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体制公众权利的最高来源。现代西方政府成立的标志，也都是以军队国家化为前提的：华盛顿当了大统领，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军权交给议会，立志不做皇帝，美国才能建立宪政制度。无论哪个总统上台，军队都听总统的。这就是掌握了军权。 刘艾琳博士很反感一点：革命必然导致流血。流血是不好的。 事实上，倘若你要搞真立宪，必须也要流血，甚至流的更多。比如说现在玩立宪玩的最好的英国，《大宪章》是诺曼男爵用剑逼着英王约翰签的。查理一世是克伦威尔带着新模范军把他送上断头台的，单单一个马斯顿荒原战役，就死了多少人。如果只单靠几个议员递个请愿书通过个法案就能搞宪政，也就轮不到克伦威尔们粉墨登场了。光荣革命倒是不流血，但玛丽不是赤手空拳上岸的，背后是一万两千个精锐士兵的支持。     至于刘艾琳博士喜欢的威权统治下由专制向宪政的完美过渡，大概说的是日德那样。说日本是“君主立宪”，这个词不靠谱，叫他们“军主立宪”还差不多。 日本天皇原来怂的一腿，因为军权在幕府将军手里。后来萨长土肥的维新党发动倒幕运动，废藩置县，建立了威权的维新政府。自己地位太低，就拉出原来的那些天皇大臣来充门面，跟武昌起义一个样。也就是盖盖章，给前线士兵发一发御用香烟，一天吃一顿饭号召大家买军舰什么的。日常事务无非就是签字，批准，调节调节海陆军的冲突。整个日本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军人手里。 普鲁士也是这样，前身是一个条顿骑士团国家。团长是国王。国王背后是容克地主。所以有那句名言“其他国家拥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这几个搞君主立宪的国家，之所以搞的算个人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一个从属于中央政府的庞大军队。 满清政府有没有呢？ 绿营看大门都看不好。蒙古骑兵死了几万，砍死了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八旗军更不用说了。天天熬鹰遛鸟，捧戏子玩蛐蛐，好吃懒做，四处闲逛，阅兵的时候，一齐步走就顺拐。满清政府觉得应该有一只从属于自己的武装，花了大笔的银子给他们买了克虏伯大炮，毛瑟步枪，一打仗，革命党人拿着喇叭一宣传：我们不虐杀俘虏，我们善待你们。八旗子弟高高兴兴地排队上缴武器，开开心心地回家斗蛐蛐，只留下朝廷上那个小寡妇在那里流泪。 朝廷自己的中央军不好了，那就任由地方大员填补权力真空。太平天国，捻军，一次次冲击着满清的权力，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让清朝颜面扫地，地方大员以剿匪的名义，取得了独立的财权，军权，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则让广大知识分子离满清越来越远。至于那个可笑的满清立宪，说的倒是很好听，立宪的内容倒也很不错，甚至一些直接被国民政府写进自己的法典，一句话，除了清末立宪没法实施以外，看上去真的不错。 清末立宪，地方权力的膨胀是它一辈子也迈不过去的坎儿。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的杀不死，任由他坐在自己的亭子里钓鱼，让满清很头疼。载沣为了收回兵权，任用铁良等一干满清亲贵，希望重掌兵权。可惜，满清贵胄的腐败懦弱无能已经渗入骨子里，他们一没有手腕，二没有智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袁世凯逼宫当影帝。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之所以号令不行，甚至毫无威信，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军队。南京国民政府，只是个各方势力均势下推出的空头政府。政权最后落到手握北洋精兵的袁秃子手中，不是众望所归，却是水到渠成。军队是袁世凯和地方军阀的私属而非统一于中央政府的国家军队，宋教仁等的宪政梦想也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至于后来，黎元洪之所以是虚位总统，因为军权在段祺瑞手里。至于护法战争孙中山之所以失败，还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军队，所以才痛定思痛，创立黄埔军校，创立中华民国革命军，由南到北，一路打过去，逐渐统一中国。 清末立宪，说白了就是一场耍嘴皮子的立宪。没有军队，一切都是白扯。几个爱新觉罗的后裔，坐在哪里喝喝茶，耍耍嘴皮子，成立个皇族内阁，这个国家就变好了？嘿嘿，我反正是不信。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现在来看，有君主立宪倾向的国家，君主都是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出现的。英国是国教领袖，泰国有佛祖，中东信真神阿拉。满清呢？满清有没有一个宗教来统一所有人的信仰呢？满清皇帝站在哪一种身份来领导大众呢？萨满祭司？还是佛教信徒？信安拉？还是信孔子？就算皇帝有自己的信仰，民众呢？宗教在清朝平民间的受众，其实很小。很多人也根本不懂教义。不少人今天在五台山上拜了一圈菩萨，明天就找个道观去拜老君。昨天拜的佛他也不认识几个。民众没有宗教仪式，皇帝缺少宗教领袖气质，你很难靠他来引导大众，走向团结，走向宪政。     （采编：麦静；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帅教官的政治学：极权主义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恐惧的国度，更是一个美学的国度

读了笑蜀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谈陈光诚事件的文章，我想说，当局胡作非为源自权力的傲慢，公民的抗争至少提醒当局，这个国家有人敢反对它；如果依笑蜀所言，体谅和迁就当局，只会助长权力的傲慢。不受制约的傲慢权力，什么疯狂事都可能做，每一个公民都可能被当作陈光诚对待，包括体贴当局的笑蜀先生。 （ 原文 ） 看陈光诚不是为救助他，而是自我救赎，尝试反抗，尝试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克服内心的恐惧，学习爱一个因正直而遭受暴政迫害的人。极权主义要摧毁人性。公民在反抗中，富有温情和包容心，意志也越发坚强。在反抗中，人成为人，获得做人的尊严。 （ 原文 ） 知识分子有一种危险，把自己揣摩到的“圣意”，作为必须迁就的既定事实，在此基础之上来思考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绕弯回避了问题。 （ 原文 ） 高文超 @gaowenchao 在推特

司马南的“引蛇出洞”在宣示什么 作者：菁菁远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9 0:29:41 阅读量：106次 　　宣示效忠是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它只须你表明立场即可搞定。尽管这种表达在形式上可能多种多样，但指向的目标必须明确。而有一种效忠就有所顾忌，因为它效忠的对象是强权，这种纠结的事情就很难搞定。因为强权早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回收站”，你再恢复它就与丑恶有关了。但大权在握者从不会承认自己拥有强权，总要把“人民主权”挂在嘴边行苟且之事，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想效忠强权就是个技术活了。 　　司马南是个聪明人，尽管他是威权体制的崇拜者和捍卫者，但却不得不将自己伪装成“为民粹代言”的角色。用这种曲里拐弯的方式来宣示效忠强权，这是他一贯的伎俩。司马南终归是司马南，他的办法是在“维持强权的托词”和“唤起民粹的思想武器”中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极端民族主义”，再用自己多年练就的嘴皮子来旁行征博引，这也就让效忠强权的言论和行为披上了正义的“羊皮”，达到了既为强权唱了赞歌，也为草民说了人话的双重效果，这个“一石二鸟”的技法已经让他玩得出神入化了。 　　司马南是个极权主义的歌唱者，他深知民族主义是“伤不起”的，也就顺势拉起了这杆大旗，不断放大“美国阴谋论”，从而为他的理论找到支撑。他的所有观点，其实质是排斥普世价值，不赞同中国进行民主化的改革，反对有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出现在体制上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正是这种体制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而“中国奇迹”则是“中国模式”的结果。 　　事实上，我从不反对“美国阴谋”的存在，国家利益至上是每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其实，美国并不是一味地反对独裁专制的，与之相反，有时它还是独裁者的坚定盟友。冷战时，罗斯福就这样形容过尼加拉瓜的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他也话是婊子养的，但是我们家的婊子养的。” 　　倘若说民主法制是美国欲搞垮中国的秘密武器，这是没有什么现实逻辑的。真实的逻辑有可能是这样的，当我们把“威权”当成自己的核心价值时，民意与官意不断冲抉激荡，美国才会顺势而为制造内乱来击垮中国。但这里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在内部，是官意没有顺应民意的结果，何况一切主动权一直就掌握在我们执政者的手上?由此看出，“美国威胁论”现在已经被司马南们当成“绝不”的“挡箭牌”了，一提及政治体制改革他不是抛出民族分裂，就是抛出国家动乱。但他丝毫不提腐败和不公将导向的结果，也不认为革命是绝不改革孕育的怪胎。当然，他并不是这一论调的始作蛹者。 　　披上了民族主义这个铠甲，举起“美国威胁论”这个“挡箭牌”，司马先生自以为就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战士了，居然学起了毛伟人“引蛇出洞”的把戏。11月15日，他发表了这样一个微博：“刚才西安交大的一个小网友问我，怎样理解北大教授孔和尚竟然‘骂人’?我答，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啊，很深刻，你的阅历不容易理解。请注意，这个理论体系有两个招牌，但其内核是一样的。”他故弄玄虚地将这两个招牌称为“三妈引蛇出洞”和“‘曲棍操’引蛇出洞。”，并补充说：“伟人说过：毒草只有出笼才便于铲除。” 　　孔庆东的“三妈的”被他美饰为“曲棍操”，其骂人行为被他理解为“引蛇出洞”，孔庆东的破口大骂就被他演绎成充满正义的爱国行动了。那么这个“蛇”和“毒草”也就不仅指南方的那个报纸和它的记者了。看来，孔和尚所谓的“汉奸”和“带路党”就是司马南要引的“蛇”，但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权力独大的当下，“汉奸”和“带路党”可不是想当就当的，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岂不枉然? 　　孔庆东也在事后说，他的“三骂”不过是个火力侦察，有意让“汉奸媒体”对他“ 进行‘反革命围剿’”，让他们自我暴露。而遭孔庆东辱骂的南方报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11月14日接受山东《济南时报》专访。曹林华表示，“我根本没来得及提问。我刚介绍完身份，他就来了句‘我不接受你们《南方系》采访，去他妈的!’然后把电话挂了。”据曹林华说，孔庆东在微博上炫耀的“三妈的”(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都是他意淫的。在微博“炫骂”两分钟后，孔庆东发短信请求谅解。看来，司马南和孔庆东的唱和确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引蛇出洞”是毛泽东在“反右”时使用的一大计策，1957年1月他的《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明了这种意图，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 　　这一切已经表明，司马南已经将自己视为中国最高权力的代理人了，他们的做派俨然是代表一种势力来抓“蛇”的。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而其根本原因是民主少一“点”。在这种现实下，如果司马南们充当“警犬”来为主子守在洞口抓“蛇”，这洞里却不见得出来他意淫的“蛇”，因为这个“蛇”是他们虚构出来的。结果倒极可能出来个集真正的“汉奸”和“民奸”于一体的主子，当然还会飞出一颗来路不明的“子弹”。那么到时候，你做烈士的机会都没有了，充其量也就是个误打误伤。 　　司马南对孔庆东惺惺相惜，这已经不是一天的事情了。他对孔庆东的骂人上升到了“讲政治”的高度，这倒沿习了我党的优良传统。但他无外乎是强调孔庆东政治正确，对此，他在微博上说：“讨论孔庆东骂人的问题，应该在‘政治阵营对决’的层面展开讨论。“‘骂汉奸’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骂人’，汉奸是有所指的，就是当今以文乱国的买办文人。” 　　由此可见，司马南与孔庆东的想法如出一辙。至于谁是“汉奸”，他却没有指名道姓。我真对他的这种说辞感到无耻，中国目前已经到了“民奸乱华”的时代，何谓“民奸”，就是化国为家的窃国者们。我们知道，“人民主权”是中国政权的本质，但我们的人民在哪?而你们动辙拿“汉奸”的帽子乱扣的对象，却没有一个具备当汉奸的资本和权势。当然，如果按照司马南的逻辑，他这种阻碍实现“人民主权”并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的疑似“御用文人”，是不是应该叫做“民贼”?抑或是 “民奸”和“民贼”的最忠实朋友? 　　我承认，司马南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样本有很多是真实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观点的正确。因为他早已经在表明态度前预设了一种立场，这以后的旁征博引不过是为他的立场服务的。他所选取的样本是个别的和局部的，也就无法支撑他的结论。但这种表演却有很大的迷惑性，这是激活民粹主义的最好方式。对此，司马南想必已经玩得很专业了。以下就是他的一个精彩的表演： 　　据最近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前美国驻华大使现美国总统候选人洪博培在CBS访谈节目中透露：“我们应联系我们在中国内部的支持者和盟友，他们是年轻一代，互联网一代。在中国有5亿的互联网用户和8千万博主，他们会带来变化，这样中国就会走向下坡路，而美国将有机会崛起，并重新赢回制造业。” 　　如果这个视频是真的，也不过是洪博培以曾经的驻华大使的身份向国民承诺，他有能力让美国崛起，让中国衰落。手段是利用“互联网一代”，将中国引向下坡路。当然，这是一种竞选语言，它与美国对外政策并不是一回事，美国是选票政治，他们的每一个参选人都会使出自己的绝招来吸引选民。另外，对于这一言论的解读，目前还莫衷一是。但司马南似乎已经将其所谓的“change”按照自己的意图替换成“reform”进行翻译了，这自然会变为他宣传“美国危胁论”的新武器。于是，他在11月17日连续发布了六个微博，揭示了陈光诚案件的背景及对艾未未的看法。看来，司马南还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事实上，“政治体制改革”或“改革”是不是在英语中能用“change”来表示，这本来就是个小儿科。我注意到司马南引用时将“change”翻译成了与“改革”相近的“变革”，这是有意而为之，那么把它翻译成“革命”又做何解读呢?是否可心解读为因当政者拒绝改革而引起革命?那么我们为何不早作打算呢?难道这不是你司马南们造成的么?当然，我一直强调我不反对“美国阴谋”的存在，但我反对一个人将“美国阴谋论”当成自己言语体系的骨架。司马南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美国阴谋”支撑，它的言论也就成为一地烂肉。 　　想了解司马南，一条微博足够。这就是他11月17日的一条微博：“2011年11月初上海地区演讲，节选137分钟。演讲中对‘毛左’被妖魔化作了澄清，对今天的文化现状提出批评，对党的十八大代表人选提出10条具体建议，对带路党的嘴脸做了揭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必然性做了充分阐释，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做出乐观预测，对‘马克思主义重庆化’的重庆模式给予具体肯定。”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司马南不过是个伪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不过是他的一个面具和言论支点，他是现体制的忠实维护者，是对绝对权力进行顶礼膜拜的信徒，他的真面目应该是一个极权主义者。 　　当然，这种人普遍都有底层情怀，在言论层面充满道义，但却由于缺乏对理想实现途径的严格探究，从而否定制度和体制的决定意义，转而把理想的实现寄托给清官明君，用古典道德来替代制度和体制。其结果是美好的理想只能沦为一个口号，而当谎言被戳穿后，只能用暴力来维护统治，这样的人是异常可怕和丑恶的。但持这种主张者，在目前民粹化的中国还是很有市场的，这也是孔庆东和司马南们受追捧的深层次原因。事实上，它也是我们没有彻底清算“文革”的结果。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1月9日刊发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官酒瑞《制度是信任的基石》一文，指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由此看出，这一文章是有广泛的针对性的，不知道它是不是司马南们“引蛇出洞”的结果。 　　司马南的“引蛇出洞”是一种宣示，它宣示效忠的对象当然是强权。既然如此，他的主张往往会绕开现实权力，以“捏软柿子”来聚拢民意。这在他的“对党的十八大代表人选提出10条具体建议”中已经表露无疑。他的“司马10条”是针对党代表的，谁都知道中国的党代表处在一种什么地位，在现在的体制下，代表不过是一种荣誉一种名份。而司马南唯独没有对中共各级官员的任命提出什么条件和建议，看来他的提议不过是在哗众取宠而已。当然，通过他的“10条具体建议”，我们也进一步地了解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司马南的建议中有两个标志性的条目，一是“凡经证实‘公开诋毁毛泽东主席’者一票否决” ;另一个是“凡公开拥护西方普世价值者一票否决”。由这“两个凡是”可以看出，司马南确实要代表一种势力清理门户了，但他清理的原因和前提是，他对党已经有了一个性质上的判断，这就是共产党是“毛主席党”或“毛主义党”。 　　由此看来，司马南宣示效忠的是一体两面：效忠强权与效忠毛主席的高度统一。我旗帜鲜明地反对司马南“坚决地站在强权的立场”上说话，但也誓死捍卫他表达立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