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尽管如此，上一次俄国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档独裁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帝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分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西方专家对于苏联崩溃的始料未及，或许部分出于一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想作祟——称之为反反共产主义——它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柔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作为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或许是全美国最专于俄国历史的学者，他也称这场革命“始料未及”。1993年，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他发表了关于苏联死亡的论文集，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于是可以理解的是，这种集体性误判可以被毫无风险的被纳入一份心理档案中，分类在奇怪和变化无常的社会科学之下，随后便被遗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一种认为苏联会继续延续其目前状态，或是至多会开始冗长的衰退的假设，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结论。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到1985年，该国GDP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但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年。同时，自法兰西大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作即将爆发革命危机征兆的预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平。虽然此后增长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过不到9%而已——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可的数据。 期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从1980年的66美元跌至1986年的20美元每桶（以2000年价格衡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说，这当然是个打击。然而，按通胀调节后，在世界市场上，1985年的油价要比1972年昂贵的多，这一价格水平高于整个1970年代的三分之一年份。与此同时，苏维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过2%；经通胀调节后，其工资水平在接下来五年中继续增长，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在1987年之后的辩论中，虽然为了维持帝国而付出的巨大财政负担成为主要焦点，但阿富汗战争的成本本身却并不过分：1985年其花费估计约在40到50亿美元之间，与苏联的GDP相比，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当意识到潜在的昂贵竞争的征兆时，里根提出主动战略防御的思想具有决定性——但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完全了解有效部署空间防御武器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此时距离军事上的挫败还差得远。同样，对苏联领导人来说，1980年波兰工人的和平反苏起义是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件，同时也是对其欧洲帝国的动摇，但到1985年，团结工会看上去已经式微。对于每隔十二年在东欧大陆承担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兰——苏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且毫不顾及世界舆论。 换句话说，无论在其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当时的苏联都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顶峰。“我们倾向忘记这件事”，历史学家亚当.乌尔姆后来指出，“在1985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当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1985到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业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 ，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好，有尊严的生活吗？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只需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在这次会议上，他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曾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1989年，在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回忆道，担任十年驻加拿大大使，并于1983年返回苏联之后，他感觉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就要发出怒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   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倒上。 戈尔巴乔夫那个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则，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这位第五代苏维埃领导人对于政权的恢复力显然更有信心。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的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击者曾回忆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末的对话，“我们应该在桌子上挥拳”，他做出握紧拳头的样子。“一般来说”，总书记讲到“可能会这样。但这不会令人感到愉快”。 在克里姆林宫之外，这种理想与观点对于俄国革命带来的促进甚至更加明显。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开放的热情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据另外一位曾与他共同规划激进改革选取的目击者回忆，他预感“大量变革已经蔚然成风”。实际上，这种呈现在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预期如此强烈，并逐渐增长，对他的政策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突然间，这些理想被物质化，成为点燃革命的结构因子。 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是整个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木桶上的钢箍”，此时正在迅速弱化。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 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档独裁通知，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六个月后，一次全饿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顷刻之间，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教育”成为“文人的行当”。 因此，这是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或者用塞谬尔.约翰逊的话说，“真理教师”们手中，这些人包括：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学家伊格尔.卡尔雅美琴和亚历山德拉.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里.瑟宇宁、尤里.车尼琴科、伊格尔.维诺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达莫维奇，记者耶格尔.亚科夫列夫，列.卡尔平斯基，费多尔.波拉斯基，以及至少两打其他人等。 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1987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 为了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开放，但只有在改革开放能够从“内心”改变人民时，它才可以被拯救，这种逻辑的迂回性质看上去似乎并无问题。鼓吹这套逻辑的人们似乎假定，这个国家的救赎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让人民摆脱无法逃避的精神沼泽来实现，两者密不可分，别无他途。当务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曾深入研究法兰西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指出，与革命爆发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权倾向于减少压抑。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人民或许“痛苦较少”，但他们的“感觉被放大了”。 像通常一样，托克维尔一语中的。从美国开国元勋到雅各宾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革命者本质上是在同一个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要寻找尊严，需通过自由化和公民权，俄国改革毫无例外的也触及到这一敏感点。就像《红十月》等杂志后来发表鲍里斯.叶利钦在坦克上的照片作为俄国革命的象征一样，阿拉伯文的互联网页也成为展现开罗塔希尔广场。突尼斯卡斯巴广场，班加西街头和叙利亚小镇上革命运动的象征。把语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边不谈，他们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通。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的失业”，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要地方当局对他遭到殴打负责”。在班加西，叛军以大规模演唱开始，“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及，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群众们“全部自发组织起来，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愿意被剥夺自由，也不再愿意被他们的领导人羞辱”。1991年在莫斯科，他也参与了报道。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经济增长介于百分之二到八之间。随着石油价格高企，本处于动荡边缘的利比亚也享受到类似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尊严和自尊。除非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国或迟或早的动荡感到惊讶——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当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传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运转。就像在俄国一样，这很可能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诺言的一个重大障碍。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从此之后，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俄国改革的行吟诗人们曾经发出的热情警告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俄国似乎再次进入发起另外一场俄国改革的时点。虽然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这个国家的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1980年代的水平。 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知识分子潘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流传。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 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分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添加新评论 相关文章：    《苏联秘密档案》-第一章 卡廷惨案（3）    斯大林笑话集13则－给赫鲁晓夫的信    《苏联秘密档案》-第一章 卡廷惨案（2）    九十年代的苏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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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到：尽管近期打压加剧，但或者警方镇压收效甚微，或者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社会的不满，总之中国社会远远不平静。恰恰相反，一些历史旧账也被重新翻出来。比如关于毛泽东，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曾在四月底的财经网上发表文章，呼吁是到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时候了。 此后，新毛主义者们试图让他闭嘴，又上演了一出偶像崇拜的旧戏。在这个长久以来对外一直显示出高度一致的社会制度中，另一个不和谐的征兆，就是“人民日报”五月份发表的一系列具有新意的社论。这是一些给公共事务“去意识形态化”观点而写的辩护词，倡导应在公共事务中尊重多元化和表达权。在公民运动领域，社会学家于建嵘，已经取代艾未未而成为了中国网络上的领军人物。他是利用社交网络组织公民投票的倡导者。 “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幽灵虽然使安全部门极为恐惧，但仍然让位于一场社会破裂。胡锦涛主席在五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中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而这次会议的议题正是在报纸专栏中反复出现的“社会矛盾凸显”，表现形式为被拒绝的上访者的引火自焚和复仇谋杀，或者“群众事件”，即示威游行。政府2008年奥运会以来的头等大事“维持社会稳定”，使得那些粗暴镇压的老手段再次盛行——所有不稳定的因素都是政治上的“颠覆”和“反革命”—— 而这又一次使人对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时规划的法制社会建设提出质疑。 这种手段如今受到批评，被认为是过于简单化，会产生反作用。于建嵘是提倡“积极”维护社会稳定的人之一——这是他在给党政干部开的研修班上试图宣扬的观点。这种温和的进步主义观点也是党内开明的一翼所提倡的，尤其体现在最近比较说理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和温家宝总理的演讲里。 这种观点也基于一种对形势的评定——即是，以维护不合时宜的政治路线为借口，这种新极权主义有利于强大的利益集团。此外，自由派力求展示出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尤其要利用有效的制衡力量。 作者指出：这场一直被强大的共产党所压制的关于政治改革的辩论，如今是不是已经无法回避了呢? 学者张木生最近在宣传他的新书时声明“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这本书重新探讨了刘少奇所推崇的“新民主主义”。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惊人，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但由于缺少真正的法制社会，他们还是苦于无法使他们的既得利益获得保护。同时，在农村，那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推动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运转的工人们，也已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坚定地投入维权。 作者最后指出：无论穷富，中国人对于地方权利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极端不信任感正在滋生。一位城市基层人大代表竞选者最近说：“当人均GDP越过一个台阶时，人们肯定会有超出物质需求的其他渴望。他们需要参与那些与他们切身相关的事务。” 22年前天安门事件之后，以放弃政治权利为代价换取生活水平提高的所谓“经济增长契约”已经到期。中国人渴望政治参与。  作者：小田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在前一阶段有关左派右派的讨论中，我从中思索到一个问题：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专制人格。专制人格是专制政治的必然反映。专制人格是一种双重人格和分裂人格，一方面既对上位者表现出奴性，也对下位者表现出狼性，对上谄媚，对下欺凌；另一方面，说谎欺骗，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即使有的人并不愿意说，可必须还要说。 　　这样一种人格，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其实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进行培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种教育下养成了或多或少的专制人格。 　　它首先表现在“灌输”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上。 　　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出现基本同步，秦代就出现了专制教育的萌芽。秦所尊奉的法家尊君、重法、以吏为师、奖励耕战，一切文化学术都不要了，最后就是焚书坑儒，中华文化差点断裂。但人们往往不大清楚，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教育模式也与先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正与儒家本身的变化一样，成了维护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比如，汉代将《礼记》和孔子为代表的教学相长、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反对强加于人的教育思想[1]，转变为“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教育模式。智效民指出： 　　中国直至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的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个赫胥黎是那个写《天演论》的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化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种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凌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2]。 　　中共建政后所建立的斯大林模式，加重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这种专制化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由于特别地重视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必然采取种种政治化的手段，如强调服从、划一、歧视、惩罚，鼓励和培养告密、效忠、欺骗、言行不一、对上谄媚和对下欺凌。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思维僵化，理念腐朽，崇拜威权，循规蹈矩，追求权贵，践踏同胞，蔑视道德，突破底线。 　　人们常常惊讶文革中何以会出现那样残暴丑恶的现象，甚至在亲人之间也充满着告密、揪斗和污辱，说它是人类耻辱之极也不过分。其实也不奇怪，这正是我们的专制政治教育的结果。 　　今天，这种专制教育仍然在继续着。让我们再次以大学为例。 　　作为人类文明堡垒的大学，本来最应秉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大学不但成了思想的屠宰场，而且成了专制接班人的训练营。今天的大学，仍然在着力培养着专制制度的红卫兵，哪怕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一个学生蒋方舟，在百年校庆时《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蒋方舟的感觉是极其敏锐和准确的，这种令她“毛骨悚然”的东西，就是极权主义。 　　不独清华，那个思想好像更加自由的北大，其实在思想划一上毫不逊色于清华，比如它公然决定要对思想偏激的学生“会商”。李敖当年访问北大演讲时，一位学生当着北大党委书记的面揭露，北大规定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讲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就要被褫夺教职。后来，北大也发生了学生告发老师的事件。据说北大已经在学生当中建立了一支“信息员”队伍，专司告密[3]。可叹的是，这些举报自己老师的学生往往极其真诚，他们真的是认为老师讲得不对。 　　清华北大的教育专制化仅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乔新民说： 　　假如教育不能开启民智，假如教育就是一言堂，假如教育就是强行灌输思想，假如教育就是控制舆论，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迫害。很可惜的是，中国当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迫害[4]。 　　这时我想起了米塞斯早在66年前的论述。他面对当时一党专制下的俄国和德国，总结说：“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占上风的产物。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而在新的专制下，“在今天的俄国和德国，大学是一党制的主要堡垒。不但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哲学，而且所有的知识分支、艺术和文学，都受到管制，或是像纳粹说的那样统一思想。[5]”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 　　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青少年已经被牢牢地绑在了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机器上。从十分幼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就是政治组织的成员。从摇篮到坟墓，所有的公民都是那架一党制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要毫无异议地服从。不允许任何“私人”组织或集会。官方机构不容忍任何持不同意见者。这就是官僚体制乌托邦的现实。[6] 　　从米塞斯充满历史感的回顾与论述，我们看到大学里的专制教育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多么重大而久远的影响。他笔下的这两个国家，不但继承了德皇和沙皇的专制传统，并且在一党制也就是官僚专制下，发展到法西斯纳粹和斯大林恐怖。 　　虽然中国的教育已经不像奥威尔的《1984》所描绘的那样令人恐怖，但是德热拉斯53年前对苏联模式的描述也还是这样的真实： 　　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识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王霄注：指公民的恐惧与对官僚阶级的忠诚）。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佣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说到最后，所有报纸都是官办；无线电及其同类的东西，也都如此[7]。 　　这样的活动还促成一种结果，就是阿伦特所指出的，消除人的道德人格。一旦人失去了道德人格，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这部死亡机器当中的一个零件”，而这时人仅仅是一个“零件”——“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了。 　　消除人的道德人格，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教人撒谎。 　　中国官僚阶级自己是必须撒谎的，对此德热拉斯已经有详细论证。其实所谓谎言，无非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自己的领导多么英明。《1984》告诉人们，为了维持统治，老大哥是用了多么大的气力来撒谎和圆谎。同时，官僚阶级也必须在全社会造成撒谎的习惯。 　　2009年，中国一些媒体发起一个特别的行动：让人们回忆自己一生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撒谎习惯。众多的读者参加了这个活动，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小学三年级就已经学会撒谎和必须撒谎。无独有偶，近些年人们也陆续发现，中国的各种版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充斥着大量有违常识、远离真相的谎言，尤以语文和历史教材为甚。这些谎言，有些是为“美化”世界、拔高人性，有些则是为意识形态添砖加瓦。教科书传达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维。以谎言为常识，必然会播下欺骗的种子。2010年，中国一些民间团体正式质疑小学语文教材教人撒谎，同时社会上热捧近百年前民国版本的教科书。人们对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其意义不止于教科书。 　　当然教会人们撒谎的不仅是教科书，老师不撒谎吗？政府不撒谎吗？谁不撒谎呢？中国的父母教育孩子，很矛盾：一方面要让孩子诚信，但另一方面又要教会他们如何在中国生存。两难之下，还是生存重要。于是撒谎作为生存的基本本领，不但很小就会，而且成为一种人格特征了。中国是双重人格最严重的国家。我们自己双重人格，我们也在教育孩子双重人格。2007年，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说明陈水扁为什么必须判刑的道理，那就是可以让台湾的每个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不会有双重道德的困惑。而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双重人格。 　　中国从小学开始的教育，从来没有公民教育。所有试图加进这一教育的改革，都被官僚阶级叫停了。而民国时期，这一教育还是有的。中国官僚阶级的政治意图，就是对学生极权主义人格的培育和公民人格的灭杀。后果就是，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学，基本养成的是潜在的法西斯人格。如果他有幸终于从知识掌握和独立思考中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但是他的人格中已经烙下太多的极权印迹，这使得他即使投身于民主斗争，也在许多时候表现出极权主义者的行为特点。 　　无巧不成书。在清华热热闹闹搞官庆的时候，媒体曝光了武汉一位“五道杠”的政治神童。舆论面对这位一脸官气、一口官腔、一身官派、一副官样的儿童，惊呼“官僚化”戕害青少年(笔者特别强调，这个孩子本身是无辜的)。其实这并不奇怪。清华和武汉的小学教育本质都一样，不过是在一场接力赛中，武汉的小学和团组织跑了第一棒，清华接过了第二棒而已(中学是第二棒)。更应该令人悚惕的是这位12岁的儿童的狂妄：“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要让“中华独霸于世界”！李承鹏说感到震撼，“后来知道，拉登年前确实留下遗嘱，已在东方找到转世灵童，实现夙愿。”李承鹏没有开玩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确是在培养恐怖分子。 　　我有一种看法，专制是人的兽性的残存，而民主是人的文明的产物。专制是先天就有的，民主是需要教育和训练的。虽然民主成为现代文明人的特征，但在人性最阴暗最本底的角落，专制比民主更有基础，它天然地具有一种调动人的愚昧本性和掌握民心的巨大优势。只有深刻了解人民大众情绪和心理特征的政治业者，才会理解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如下规律： 　　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群众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这种极权主义运动，不但会吸引人民大众，而且会吸引精英。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人魅力是极其重要的。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因为“社会问题倾向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人，接受他伪装的样子，因此伪装成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受到信任。”[8] 　　这种情况，更由于中国东方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因，加大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困难。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困难，真正让它成为社会现象即出现权威与权威崇拜的，却是历来的统治者的把戏。“权威与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专制国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不断地向民众制造权威、楷模和学习榜样，蓄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等级。[9]” 　　如果说毛泽东把列宁开创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搞个人崇拜的一套发展到极致，那么新时期后的中国官僚集团仍然玩弄着这个把戏，虽然不如毛泽东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他们虽然思想贫乏，却腆然妆扮，似乎在思想史上，在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代代有理论，人人有思想，而且必须写入宪法，以护卫下台及身后的利益。领袖也是核心，是国庆游行方阵中的画像，是歌曲中的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在人民这边，公民还是臣民？对于中国人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左派而言，显然还是后者。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的一种极端双重性格：要么完全温顺，要么铤而走险；要么是良民，要么是暴徒。与这种意识相关的，是人民政治能力的下降。我们看到了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那些动物复活在中国。即使在中国有限的民主实践中——如基层共同体的民主选举与民主参与，听证会和某些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中——他们仍然表现出冷淡和先热后冷，以及腐化（贿选）。 　　“在专制制度中呆久了的人民，其实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猛回头。只能希望他们先能给民主一次机会。[10]”但是谁来给你民主的机会？如果你自己不争取，谁能恩赐你民主？还是成龙先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也许我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气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说得不无道理。 　　[1]儒家创始人认为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论语》中有56个学字，在《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出教字出现的频率。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教诲。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 　　[2] 智效民：《自由是最好的教育》。随笔，2008年第3期。 　　[3] 我们已经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最近的如北大教授夏业良。见bwA2010：《北大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天涯杂谈，2010-11-10。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027754.shtml 　　[4]乔新生：《中国大学是自由思想的屠宰营》。博客中国，2010-6-27。http：//www.blogchina.com/20100627961046.html 　　[5] 米塞斯：《官僚体制》，76～77。 　　[6] 米塞斯：《官僚体制》，85。 　　[7] 德热拉斯：《新阶级》，120。 　　[8] 阿伦特：《极端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6，页400-410。 　　[9]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10]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xq2010: 甲：你在哪工作？乙：安全局。甲：哦，安全局是干什么的？乙：我们负责揪出对国家不满的家伙。甲：你的意思是…还有人比较满意？乙：这些人不归我们管，管他们的是纪委。 @lzaiting: 1966年，他自杀身亡。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写过大量讴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不过致他于死地的罪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手持舆论冲锋号，却成为文革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他是: 邓拓 @jishunx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