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勃兰特一生与恐惧打交道 　　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年－1992）是一个私生子，本名Herbert Frahm，他的亲生父亲John M.ller 在他出生一个月后，就离开了汉堡，他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母亲（Martha Frahm）和继外公（母亲的继父）一路艰辛把他养大。他的继外公（Ludwig Frahm ，1875–1935）是他的第一政治父亲，受外公的影响，他193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黨，开始他的政治生涯。该黨1931年与德国社會主義工人黨联合，而被希特勒纳粹政府禁止。 　　極權刚刚建政时，非常恐惧，因为極權还不稳固，所以特别惧怕异己声音。 　　德国社会民主黨被禁止后，勃兰特只好流亡到挪威，但是，他私生子“不光彩”的身份，经常被政治对手抓把柄，而被诬陷和攻击，他坦然面对。勃兰特的一句话“恶言不伤人，伤害的是恶言者自己”，成为名言，至今德国媒体还经常引用来说明，给别人抹黑，担心自己变得越来越黑。 　　在流亡的日子里，勃兰特为狱中的朋友卡尔.冯.奥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 – 1938 ）提名诺贝尔和平奖。1936年，冯.奥西埃茨基获追授诺贝尔和平奖，而两年后的1938年，奥西埃茨基逝世，希特勒纳粹政府竟然剥夺了勃兰特的德国国籍。 　　勃兰特1969年—1974年任联邦德国总理，他的生命在纳粹制造恐惧中成长，但是，他并不仇恨“敌人”，而是以带罪之心做赎罪的努力，1970年的华沙之跪，引起全球瞩目，促进东西阵营和解，为此他在1971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勃兰特华沙一跪后，他对媒体说：“仅仅送花圈，是不够的。跪下，释放了心中的恐惧。” 　　極權对未来的恐惧 　　纳粹極權为什么这么害怕，并以最残暴的手段打击和鎮壓獨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呢？因为極權对未来有恐惧。 　　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发自本能的、源于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体验。害怕是现在进行时，面对一个具体的对象；恐惧则是将来完成时。与焦虑一样，恐惧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是无边无际的。说白了，恐惧就是“越琢磨越可怕”，也就是说，恐惧针对未来和不可知的事而发生。一头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照样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对未来有忧虑。 　　獨裁者为什么恐惧？原因在于獨裁者对自己的未来有忧虑，担心自己的政权不牢固，甚至担心丧失政权。 　　我在《懦夫》一文中说过“杀手其实是懦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生存，都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你把他先杀了，说明你胆怯，你心虚，觉得按照游戏规则，你玩不过他，所以单方面终止游戏规则：“我不跟你玩了，我先把你干掉！” 　　同样道理，强制失踪也一样：“我玩不过你，就让你失踪！” 　　極權摇摇欲坠时，更加恐惧，更加害怕异己。 　　弗兰克在《安妮日记》（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中见证：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警察闯入了他们的隐密之家，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在黨卫队长官斯巴鲍华的带领下，当中总共有至少三个德国警察的成员。屋里的人都被货车带走问话。其他所有人都被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基地，被盘问了一整晚。同年8月5日，他们被转送到拘留所，一个极度挤逼的监狱中。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认为，極權主义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制造恐惧。如何制造恐惧呢？就是依靠实际权力的隐秘性。那些真正拥有权力的机构，往往是隐秘的，给人一种神秘感，比如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机关，是最模糊最神秘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模糊”者制造恐惧，也是利用“模糊”的法律，来施展恐怖的手段，达到明确的目的。 　　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这样的一竹竿“法律”，足以打翻整船人。 　　警察没有向家属出具其被带走原因的任何书面文书，没有办理传唤、拘留等法律手续，没有按法律要求通知家属。如果官方有确凿、足够的证据，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按照不模糊的法律程序将其拘留、逮捕？难道先将人抓起来，然后“审出”证据来？ 　　当心！打翻了整船人， 你自己也没船了。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4-21.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极权者的恐惧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谴责与制裁是没有国界的 (1) 论思想专制政策 (0) 秦制千年到红朝 (14) 砖制不灭，永远会有“彬彬”变“要武” (0) 独裁者的危机在独裁者自身 (16) 独裁神话终结　历史重新开始 (0) 比甲流感更恐怖的是多数人暴政 (1) 极权之下的现代性人文颠覆 (0) 最凶恶的绑架者 (0) 新极权主义是如何炼成的 (0) 搅乱中国的幕后黑手——变相世袭制 (5) 帝王心理与文字狱 (0) 对中华文明伤害最大的专制帝王 (4) 失败使人聪明起来 (0) 古往今来话“犯上” (1) 卡扎菲倒台的必然与其根源 (1) 从“圣诞老人”卡拉季奇被抓说起 (4) 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0) 中国的“专制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0) 中国是专制还是民主取决于传媒的争夺 (2) “多数人暴政”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真命题 (0) 2025，中国将成“楚门的世界”？ (3)

20年前，2000万苏共党员、两亿多苏联公民心向何方？他们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捍卫苏联共产党？眼睁睁地看着、甚至积极参与摧毁将近百岁的苏联共产党？！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苏共濒临死亡期间的一些历史镜头中去寻找。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 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公布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名单，其中包括内阁总理帕夫洛夫、秘密警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等。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长长的坦克纵队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这座大厦因其白色的外墙而获“白宫”这么一个有人爱之有人恨之的别名。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1991年8月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宣告了苏联的解体风云突变。11点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其成员犯有国事罪，其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对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指示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在“8·19”政变的非常时刻，政变当局和反政变当局都向人民发出了呼吁。关键就看人心向背了。下午1点，白宫外面就役集了几万名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赶来支持和保卫俄罗斯政府的人。稍后，他们开始在毗连大厦的街道设置路障。示威者还一度占领了靠近克里姆林宫墙的练马广场并举行了群众集会。雨后的莫斯科大街上，到处是被市民团团围住的坦克和装甲车，有的热血青年爬上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大喊大叫与士兵对峙。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叶利钦站在一辆装甲车顶部向群众发表演说的镜头。作为改革派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支持叶利钦，号召“所有反对极权主义东山再起的人”对政变当局进行非暴力抵抗。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伯朝拉等地区的煤矿工人决定自8月20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以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这时，地方领导人的态度影响也很大。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指出本共和国内没有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季斯抨击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军事独裁，号召人们“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从8月20日上午开始，莫斯科就有5万多名游行者在白宫旁聚集。 ——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在群众大会上谴责了政变，并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 ——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来的某些武装部队已宣布抗命，决不向市民开火，决不向叶利钦开火。另有6个支持叶利钦的陆军营将从列宁格勒赶到白宫。此外还有一些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退伍军人得到武器，几小时内就有2500名武装人员参加到由10辆坦克和500名空降兵组成的保卫白宫的防线中来。 ——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发表声明，宣布本市不实行紧急状态，指出苏共莫斯科市委企图另立自己的政府，在坦克的保护下夺回在市苏维埃和市长选举中失去的权力，这是追随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宪法叛乱。他建议市检察长执行俄罗斯总统的法令，立即对莫斯科参与叛乱的所有机关和个人提出刑事起诉。 ——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在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列宁格勒的局势完全控制在合法政权机关手中。在会上发言的大企业代表、教会的代表、作家和军人代表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列宁格勒市和州的内务局局长还在会上发表声明：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支持合法的俄罗斯政府和市政府。 ——爱沙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告爱沙尼亚独立，爱沙尼亚政府声明支持俄罗斯领导人关于政治总罢工和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梅里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政府已于今天给他们各国目前在国外的代表授权：一旦苏军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共和国就立即在海外组建流亡政府。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已有70％的地方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支持叶利钦。俄罗斯一些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呼吁通过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特种部队拒绝执行违宪命令：此时此刻，克格勃正在部署由其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白宫并将叶利钦等11名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其它尖端武器的现代化部队，其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攻占白宫的命令时，知道大厦的保卫人员对“阿尔法”小组是无法抵挡的，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此举必然导致平民大流血并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将不执行这个命令。”尔后，进攻的时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由8月20日凌晨3时改到18时、22时，再改到21日凌晨3时。“阿尔法”小组20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等威胁，但仍然无一从命。国家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在直接通往白宫的各条街道上共有16条由混凝土、卡车和重型设备组成的路障以及由2万名志愿者组成的人墙。人墙中有站者、坐者、卧者，甚至有人跪地请求坦克上的军人不要向自己的同胞开火。8月21日凌晨2时，一支由十几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试图强行通过一条公共汽车路障时开了火，造成三人死亡和十馀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接着，内务部的装甲车再次冲向路障，但还是被人墙挡住了。钢铁的装甲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冲破和碾碎血肉的城墙，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他们颤抖了，他们被血肉之躯软化了，终于退却了。 世界舆论担心的大规模流血事件重演的情况终于没有发生。 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拂晓，三名死难青年的热血和关于海军、空军不支持政变的消息又一次唤醒了整个莫斯科城的良知，白宫依然屹立的身姿终于压垮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们的神经，形势急转直下，政变当局开始土崩瓦解了。清晨，首先是国防部最高权力机构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小时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从莫斯科撤走一切军队，取消头天晚上开始实行的宵禁。 ——11时15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白宫开幕。白宫周围的人群比前两天的还多，人们在牧师的带领下为当天凌晨的死难者默哀。叶利钦发表简短讲话，他已将俄罗斯境内军队的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19时35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停职并由亚纳耶夫接任其职务是非法的，要求亚纳耶夫立即撤销其命令及关于紧急状态的决定。 ——20时10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他同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苏联总统告诉他，这些天他在他的克里米亚别墅里完全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正常。在评价国内局势时，戈尔巴乔夫称其为“右翼军人政变”。 ——20时17分，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鉴于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为存在着犯有国事罪的证据，苏联检察长已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 ——21时28分，塔斯社播发戈尔巴乔夫发表的声明，说他完全控制了国家局势，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戈氏与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共和国的总统通了电话，他们一致谴责了政变，并说这场政变由于民主力量的坚决抵制而破产。 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只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闻风自杀。享寿三天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志未酬之际便夭亡了。 政变者直接目标无非有三：一曰，为了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挽救旧联盟的生命；二曰，为了阻止国内改革的发展；三曰，为了阻止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改革派靠拢，迫其向保守派倾斜。这也就是亚纳耶夫19日傍晚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会归队”的潜台词。但政变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旧联盟的解体，随着8月21、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独立，独立浪潮很快从波罗的海三国波及除俄罗斯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政变不但未能阻止改革的发展，反而加速了国内改革向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加速了被激进改革派救出险境的戈尔巴乔夫由中派立场倒向激进改革派的立场。总之，动刀子的结果事与愿违。 苏共威信扫地：“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这无异于自杀。戈尔巴乔夫恢复苏联总统职位的第一天，即8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告，宣称：一些苏共党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委员，参与了“企图”发动政变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背着党的领导人秘密进行的。然而，同一天，宣布退出苏共中央的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揭露苏共在撒谎。声明指出，8月19日至20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来自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确凿地证明苏共中央书记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和决定。其中一份文件是秘密通告，上面有这样的内容：“鉴于实行紧急状态，请采取措施，使共产党员参与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纳扎尔巴耶夫说：“正是这些行为使苏共中央书记处威信扫地。它与普通党员相对抗，违背了人民的真正需要和利益。”原先政变当局对民情的基本估计是戈氏改革政策不得人心，如今实际情况则是政变不得人心。政变组织者、参与者臭不可闻。而这位前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声明则使处境本来十分艰难的苏共一下子落到令人冷齿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8月22日继续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反对苏共的气氛，就可想而知了。到中午12时叶利钦讲话时，广场及附近街道绿地都已挤满了人，各国记者听得最多的口号便是“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人民代表、著名眼科专家费奥多罗夫总结“8·19”政变教训时对记者说“戈尔巴乔夫拆掉了苏联专制政权的牢笼，但并没有捣毁苏联共产党这个产生专制政权的‘动物园’。应当禁止苏共参政，不把共产主义改成人道主义就不允许苏共活动。” ——流产政变已使苏共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曾经召开莫斯科市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动员党员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被捕了。据报导，他是在市委全会结束后在老广场溜跶被群众认出来，押进出租车，扭送俄罗斯检察院。 ——威严地屹立在克格勃门前几十年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雕像被15000人围住，最后终于被推倒了。尔后许多天，有很多人用斧头和各种工具在那里敲纪念碑的底座，以便取一块石头回去作纪念。 ——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叶列梅宣布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当局决定拆除党中央大楼前的列宁塑像。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大楼被没收并“移交给国家”。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今天宣布脱离苏共。 ——雅库特共和国议会决定把苏共的建筑转给地方苏维埃，该共和国的苏共报纸转为人民报纸；将共和国的国家管理机构和护法机关非党化。 ——8月23日这一天，苏联有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或实行非党化。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并掀起推倒马克思、列宁塑像和革命纪念碑的高潮。面对群众唾弃、威信扫地的现实，苏共自身也束手无策。 8月24日晚，戈尔巴乔夫与几位亲密助手举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磋商后决定，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他还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而且授权各地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接管党在全国各地的大量财产。 针对戈尔巴乔夫的声明，苏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们显然应该接受困难的、但在目前是唯一可能的自动解散中央的决定。”它同时请求苏联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允许苏共再开一次中央全会，以便决定善后事宜。但这最后一个愿望也未能实现。苏共中央只好决定解散中央机关，留200人善后。 8月29日，苏共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于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 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93年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 只要真正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世人不难看出，苏共之死，并非死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是死于失去民心。在两大势力都向人民伸出求援之手时，人民从容地作出了选择，唾弃了苏联共产党。 （转载自颜昌海凤凰博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原始意义上的极权社会已经愈来愈不适应于社会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社会的新形势、新问题倒逼的压力，一方面也是统治集团自我调整的需要。作为极权主义的继承者，威权主义在上个世纪下半叶，逐渐出现历史舞台。 第一代的极权主义以苏联、纳粹德国为代表，可以列入同一阵营的还包括红色高棉，军政府缅甸，古巴，朝鲜以及中美洲的军政府国家。这些国家具有的共性可以用一些关键词来概括：“集中营”，“老大哥”，事无巨细的“国家计划”以及整齐划一的“整体规划”。在这类国家，统治者以意识形态维系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问题不容挑战，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老大哥”，以“老大哥”为首的决策核心，以及下属行动组织，包括党组织，情报部门以及强力机关，作为一个从上到下的具有极强执行能力和缺乏灵活性的金字塔组织形式，来完成对广大民众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自发的力量被压制到基本消亡的程度。任何民众的团体，哪怕是与政治毫无相关的文化艺术团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监视和控制。尽管宪法上常常明文规定了结社自由这项权益，但民众自发形成的结社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民众只被允许以缺乏个体面孔的形式出现，在缺乏个性表现的大型集会上，民众被组织成方阵，在欢呼声中走过主席台接受检阅，这些民众不会被任何人记住，除了“老大哥们”几个不多的人，即使是此类活动的组织者和秩序维护者统统面目模糊。在这里，民众的出现只被作为对执政集团执政满意度的证明，而这种证明事实上也是假造的。 因此，在第一代极权统治下，民众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群，只有需要他们提供资金、劳力甚至献身的时候，统治者们才会想起这些处于低层的默默无闻的团体。在其他时候，民众的福利、权利甚至人身安全乃至生命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原因即在于统治者群体对他们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力具有相当的自信。即使民众因为暴政成千上万地死去，他们的地位也不会有任何动摇，即使外界批评如潮，他们的统治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此，在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可以发生惨绝人寰的饥荒，60年代的中国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却对执政者丝毫没有影响。 单纯采用暴政的政权是无法持久的，长期维持统治的政权肯定会使用刚柔并济的手段。极权主义国家往往具有一元化的思想体系作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识形态。无论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在广大民众中都被相当程度地接受。在政党内部还会有类似“文胆”或者“参谋”性质的人物进行思想体系的构建。一般情况下，“老大哥”会以该思想体系的构建者或者继承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对思想体系的进一步演绎和创造有时也会被整个思想体系所整合。广大被统治者群体对该思想体系的制定和相关政策的执行缺乏根本的影响力，有时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当然，在强力组织的暴政下也缺乏最基础的抵制手段。因此，民众所能够做的只有服从，放弃个体的思想，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缺乏性格的个体加入到“集体”的合唱中，为了服务于一个被认为是更重大的目标，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无论那个目标是共产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 有了以上对社会绝对控制的前提，那么异议人士的遭遇就不足为奇了。在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下，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对现实不满者，不管是出于利益受损还是政治观念相悖的原因，当这种人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其中必然会出现有勇气和能力行动的人士。在如何对待此类人士的问题上，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解决方式，其中极权社会的方式很简单。拥有集中营和特务警察机关的统治集团，在对待完全不对等的思想“犯罪”者的问题上，绝不会采用怀柔的方式，只会用类似流放、监禁乃至暗杀、处决的最终解决方式。《古拉格群岛》中对此有最为生动的描写。 这样，统治集团控制了广大沉默的服从的顺民，处理了异议人士，他们不会像贵族那样看重荣誉，也不会像民族主义国家那样强调归属感。他们依靠恐怖和服从，辅以意识形态的思维控制进行社会的全面控制。在统治集团内部，他们对这个思想体系也具有相当的认同感，有时为了捍卫某种理论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家庭乃至生命。这些特征与我将在下文中提到的威权主义社会有共通的地方，却又不完全一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辅以意识形态控制的刚性统治逐渐不满足于社会的发展，随着民众生活空间，特别是经济空间的扩大，极权主义社会逐渐转型为威权主义，试图用更多包含怀柔的温和半刚性方式来满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这种模式尤其以新加坡作为代表。

威权主义可以被称为极权主义的温和形式。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下，占有绝大多数社会权利和国家财富支配权的统治集团尽管有时与极权政体一脉相承，但其实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于领导人本身。在极权社会中，领导人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在统治集团内部对整个组织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即使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假如忤逆了“老大哥”的意愿，或是被领导人视为潜在的挑战者，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压。无论是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还是表面上共和国的主席，一旦受到“老大哥”的迫害，纷纷无丝毫还手之力。斯大林甚至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不但杀死了托洛斯基，也杀死了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列宁时代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活了下来。但是在威权社会中，最高领导人断然不会具有如此重大的权力，在最高集团内部隐隐有制约的机制防止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一人独大。从邓以后，中国的主席缺乏军方的背景，其上位不是依靠本人的政治斗争手段，而是依赖于更高层的指定和多方力量的妥协。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往往只是一个平庸保守的技术官僚，而一位锐意变革、个性鲜明的候选人，哪怕是在地方上一时间权柄遮天，甚至成为媒体的风云人物，也不可能得到集团内部有发言权的大多数人支持。因此，与“老大哥”们相比，威权主义的领导人不仅缺乏个性，而且面目模糊，同时正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权力的获得和保有其实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只会因循守旧避免政局和经济的动荡。也正是因为缺乏魄力，他们的决策需要考虑更多方的利益，需要权衡各种团体的不同诉求，最终决议的内容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而是兼顾了各方能量大小的利益分配方案。其实他们是最根本的保守派，害怕革命甚至超过民众本身，因为害怕改变于是拼命强调和谐和稳定，如果不是被造物的鞭子抽到脊梁上绝不肯改变自己的一根汗毛，因为他们明白，一旦形势改变，自己的地位必将不稳。由于害怕失去权势，他们更加倾向于做好“太平管家”，保证自己任上不出事，哪管自己的激进货币政策会给下任带来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 不仅最高领导人魅力不在，作为立党之本的中心思想体系也在发生嬗变。曾几何时，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到苏俄的共产主义，年轻人们对信仰矢志不移，并致力于理想的实现不惜抛弃年轻的生命。组织的领导人往往是思想体系的缔造者（至少是名义上），也坚信自己的理想终将变为现实。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整个思想体系逐渐虚化，有些不为当局所喜好的内容，几经改变，最后仅剩下形式上的东西，意识形态的大厦被其中的住户们掏空了。当领导者们在自诩思想体系的进一步伟大创新的时候，其所谓的重大创新其实和他们的政府一样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公信力。普通人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或者先进性教育如同《毛选》一样放在指路明灯那样的地位。人民用事不关己的态度看待这些所谓的思想体系变化，知道这些东西只是几个文人炮制出来换取施政合法性的手段，换汤不换药又缺乏生命力的内容即使是被吹捧手弄进了党章，也难于得到正常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在现今阶段，任何强制推进虚幻的口号式创新只会招来群众的反感。 执政组织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并不像极权社会那样要求全体民众的服从——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威权社会的建立依赖于大多数人的沉默和合作。执政者需要民众的支持胜过民众需要统治集团的领导，因此，掌握群众一直是维系统治的关键部分。要掌控群众，首先需要让他们相信反抗是没用意义的。众所周知，个体在面对一个组织的侵犯时候，是无力反抗的，特别是侵权者的直接施害者与被侵害者一样，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西方国家，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行业协会保护被侵犯人的权利，而在中国，司法受制于政法委，同时尽一切努力阻止独立协会的建立，因为只有原子化的个体所组成的一盘散沙的社会才是最容易治理的。在这种条件下，个体悲壮的抗争会立刻被官僚部门和专政机关所粉碎。反复为传媒炒作的悲情故事一方面损害了执政者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普通人加重了他们无力感，让人们相信，政府和党是不可战胜的。既然反抗是无用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仅仅是如何在现有体制下生活得更好以及尽可能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哪怕在这个过程中会损害到他者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然陈旧的意识形态已遭扬弃，新的思想体系尚未建立，于是物质至上和犬儒主义甚嚣尘上，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更不能与他们的祖辈相比，他们不会为某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举行游行罢课，甚至焚烧政府官员的府邸；更不会为女大学生遭到美国士兵侵害而义愤填膺（此事实情至今尚无明了）。对于如今的年轻人而言，如何在现行体制中谋求一个更稳定的职位才是最重要的，而自由民主，受制约的权力之类，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哪里有福利、奖金以及保障那样具有直接的说服力。于是，年轻人们扎堆报考公务员，为了在权贵和富人的夹缝中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拼命挤入现行体制，也就不那么让人奇怪了。 假如只有武力压制，任何政权都不会比秦王朝更加长久，只有同时提供必要的社会产品才能够保证江山不变色。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极端恐惧，统治集团试图用物质上的进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注脚，换取民众对执政团体的支持，至少是不反抗。从这一点可以推导出，经济形势的稳定直接影响着政局的稳定，只有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才能够保证江山稳固。执政者必须将部分的社会财富用于保障那也被时代远远抛在后面的贫民的基本生活，才能够保证不被民众推翻。因此，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政府不但会出去世界各地寻找廉价的资源，甚至用考核的形式要求下层官僚保证经济形势的稳定。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大多数人生活条件有了全面的改善，这成为广大群众拥护其统治的基础，为此甚至不惜放弃了自由民主的理念，也放弃了对政府本身的监视。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民众有意无意的忽视而消失不见，而在阴暗处持续的发酵，随着近年来社会阶级分层的过程基本完成，用物质改善作为赎买公民政治权利的方式逐渐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社会的不公比比皆是，而民众对不公正的忍耐力也在下降。因此，执政党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发展方式改变，本身也是对新形势的一种适应，民众的不满逼迫着政府提供它本来就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对安全、医疗还有正义。这些公共产品非但不会增加社会财富，甚至会消耗社会财富，因此政府本身是没有动力做这些事情的，只有在受到压力感到威胁的时候才会稍微进行有利于民众的财富分配方案。因此，优秀的政府和政府管理者不是像“青天”那样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公民通过法律和制度逐步训练出来的。 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从心底里害怕一切未在控制之中，由公民所组成的团体，特别是为了非利益的目标团结起来，为信念所感召的团体。因为后者是难以用物质赎买的。在法律手段无法行得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将众人组织起来，个体是无法对抗一个严密组织的。而在条条大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小民只有走上表演跳楼或是自焚抗争的悲情道路了。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只有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只有出现了能够代表群体利益的团体，才能集合个体的能量，整合成一股官方无法忽视的力量。专制制度不会允许结社自由，不许大家通过集资的方式合法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普通人倾向于搭便车，找不到一个能够具有代表性的个体出面与官方进行谈判。记录89年64事件的一部纪录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广场上人头攒动，领导前去和学生对话，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认真进行谈判的人，所有人在打断所有人，长时间对话无法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学生们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加之对方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也不愿妥协，最终酿成惨剧。因此威权政府害怕一切团体，特别是组织严密，拥有信仰的团体，因为组织内部已经没有了信仰。由此，地下教会，非政府组织甚至音乐团体，统统成了假想敌。 在对异议人士的处理方式上，威权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软化。威权社会采用威逼和利诱的方式对待异议人士，打压自不待言，用地位、财富和名望吸引了一大批缺乏操守的吹鼓手为自己造势和寻找政策的理论支持。但无论如何，直言批评者获得了更大的容忍，一般人不用再担心会在深夜被带走。尽管异议人士始终受到打压，但是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未经审判枪决（尽管刑讯逼供和强制失踪始终存在）。

从自杀的宇航员到人兽杂交，为什么这些世界上的极品暴君要在他们书中写到这些骇人听闻的东东，且看本文细细道来。 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  作品：迷幻意识流 当涉及到文学上的成就，四面楚歌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最出名的是他1975年的政治论文 《绿皮书》 ，其中规划了利比亚民众国政府的制度基础，而且它是所有利比亚人必读的“宝书”。对于那些寻求探索这位独裁者内心深处思想的人来说， 《逃向地狱》 会指引你入门——但你必须能要克服那些语无伦次的意识流散文，一位评论家 形容其 为“聱牙佶屈，像未消化的文学反刍物” 。 《逃向地狱》是一本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合集，但大多数读者发现它甚至缺少基本的情节或内容。其中最离奇的一个故事叫做“宇航员的自杀。”它讲述了一个长期滞留在太空的宇航员返回地球后，无法适应正常生活，并最终自杀的故事。它更像是一本 儿童读物 。另一篇名为“当你看到新月时要封斋”，对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诺曼将军宣称伊斯兰联军斋月发生日期的做法 既赞誉和又讥讽 。（斋月传统上是由伊斯兰学者判定的）  他的一些文章并不总是跑题。卡扎菲对都市腐化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充满仇恨，在书中予以抨击。评论家 指出 ， “在他的道德观中，环保，传统和开明之间的相互依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对沙漠中贝都因人的生活赞不绝口。他真的 恨这个城市 ，因为：  这个城市是这样子的：它的居民遭受着压榨，对它的建造者来说也是一场噩梦。它迫使你改变你的外表并抛弃自己的价值观，你和城市一个德性，缺乏色彩，没有品味….这座城市逼迫你听命于那些陌生人，呼吸都要受制….小孩的情况比大人还糟。他们从黑暗中来，又到黑暗中去….一栋栋房子都不是家——只不过是一个个洞穴。 昨天曾经有一个小男孩在那条街玩的时候被轧死了。去年那条街上，一辆超速的汽车把一个过马路的小女孩撞得四分五裂。他们把她残碎的四肢归拢到她母亲的衣服里。另一个小孩被职业匪徒绑架，几天过后，他们在她家门前释放了她，只是此时她的一个肾已经被偷了！另一个男孩在一次玩耍中被邻家男孩装到了一个纸箱里，不小心被车碾死。 难怪他更喜欢呆在沙漠中的帐篷里。 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  作品：寓言体情色小说 当美国正筹划发动攻打他的国家的时候，萨达姆侯赛因在 战前数周里 一直忙着自己的文艺事儿——写一部描述古代部落反抗外族入侵的历史小说。这么淡定的作家恐怕在煌煌文学史上也无人出其右。萨达姆的小说处女作– 《扎比芭与国王》 ,在2000年出版，其后又出版了三篇小说： 《坚固的城堡》 （2001年）， 《男人与城市》 （2002年），及 《恶魔之舞》 ，该书可能恰恰在美国入侵前夜时完成，后来被他的一个女儿携带出伊拉克，他的小说在伊拉克很受欢迎（尽管读者可能是被逼的），《恶魔之舞》甚至被 译成日语 。 《扎比芭与国王》,他的首部小说，是匿名发表的，但舆论很快就指出萨达姆可能是作者，这本小说成了畅销书，被伊拉克媒体大肆吹捧，伊拉克国家剧院还根据小说改编了一场音乐剧，被 推崇 为该国的”有史以来最宏大制作”。 该小说是一本寓言体爱情小说。故事发生在一千零一夜时代的伊拉克，讲述了一个美女，扎比芭，疯狂的爱上了一个名叫阿拉伯的国王，而后教他有关伊斯兰的事情，还教他如何治国的故事。扎比芭粗暴的丈夫可能影射贪婪的美国对伊拉克这个无辜国家的入侵和掠夺，无独有偶，小说中的国王阿拉伯与他的创作者有着相同的出生地——提克里特（位于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河畔，在首都巴格达西北方140公里，是萨达姆的出生地） 萨达姆的文学成就毁在他夸张做作的散文上，沉醉于粗言秽语，肆意将他的政治敌人在小说中描绘为大反派，英译本中频繁的使用“混蛋”这个字眼来形容魔鬼的丈夫，里面还有一段关于兽交场景的怪诞特写： 即使是野兽，在它想与人交合时，也会去顾及他的意愿。在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山里，或在那山区附近一个村庄里，当一只母熊掳走一个牧羊人后，它不也在讨好那人吗？那只熊把牧羊人放在一个洞内，让他面对现实，对母熊所表露的欲望作出让步，不得不与它交合。那头熊还给牧羊人弄来长在树上或掉在地下的核桃，晚上到农家去偷奶酪、杏仁和核桃、葡萄干，送给那牧羊人吃，让他高兴，以便得到他的宠爱。 该书的英文译者 认为 里面的熊指的是俄罗斯。 现今，感谢凭借电影《波拉特》成名的英国讽刺家兼演员萨莎·拜伦·科恩，好莱坞将很快将《扎比芭与国王》改编成电影，科恩将在片中饰演国王阿拉伯。这个独裁者于2012年5月辞世， 被冠以 “拥有传奇故事的一个独裁者，拼死确保民主永远不会到这个他对压迫钟爱万分的国家。” 萨达姆的写作生涯并未随着美国的入侵而终止， 被判死刑入狱后 他还继续着他的诗句创作，他的诗 《解脱》 被认为是临终绝笔： 所有的子民啊，我们从未让你失望 在灾难浩劫中，我党统领天下 但为我国我民，我已献出魂灵， 艰难时局，可我血至贱， 遭受袭击，我们从未卑躬屈膝抑或折腰求荣， 但是对于敌人，我们仍然尊重……….. 独裁者：金正日  作品：革命电影评论 如果北朝鲜的宣传靠得住的话，那么他们敬爱的领袖一定是世上最多产的作家。金正日号称写就 1500本书 ——而这仅仅是在他的大学期间，他的代表作包括1974年的 《论戏剧的艺术：对话文艺领域的创造性工作者》 ，1983年的《 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主体思想的旗帜下前进》 ，还有1991年的 《以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永不消亡》 ，在他一生中最著名的电影评论可能就数 《电影艺术论》 了，1973年出版，亚马逊网站上有售，价格27.5美元。 据作家迈尔斯（出版过一些有关朝鲜的书籍）称，金的书实际上不是用来读的。“这个国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公民被要求通过阅读和背诵来学习一部独裁者的著作，”迈尔斯说，“在朝鲜，人们更多的是通过阅读来了解这一独裁者的生活。如果你真的向北朝鲜人问起金正日著作的内容，他们基本上一无所知，这个问题会令他们很难堪。” 《电影艺术论》呼吁一次“导演实践中的革命性变革”，要点包括：“如果人物在特定情况下的表现是出于编剧心血来潮，而非由他们自身意志和信念所决定的，那么他们看起来就不是活生生的人，就不会引起真正的情感共鸣。”他的另一本书， 《电影和导演》 ，描述了主体（思想）与导演之间的联系，贯穿于这本书中的是他一向的行文风格：即对极权主义乏味费解的反复强调。 在电影导演中，基本要素是将直接参与电影制作的艺术家、技术人员、制片方及后勤人员协调一致，和谐作业。这是主体性导演体系的本质要求。这一体系是我们的导演体系，其中导演成为这个创作组的总指挥，通过整体的创造性的工作，采用协同一致的方式，在优先服从于政治工作及重点突出与电影所反应民众的合作的基础上，毅然推进电影制作。这一导演体系体现了认为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的主体思想的根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点，也完全符合电影创作的集体性质和导演艺术的特点。  金正日的书主要是其集权制度的文字标本，适合在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展出。 “如果这一政权制度真的言之有物，那么它可以简明扼要，直接表达，”迈尔斯说。“但当这一制度空洞无物时，那么就会流于这种无聊乏味，华而不实的风格。” 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 作品：格鲁吉亚田园派诗歌 约瑟夫斯大林在因谋杀千百万同胞而恶名昭彰之前，这位苏联独裁者是当地一位著名的格鲁吉亚派诗人，他的诗作辞藻华丽，歌颂了大自然和工人阶级的英雄。 年轻斯大林 的作品十分优秀，被刊登在当时著名的文学期刊里，还被收录于格鲁吉亚派诗集中。据《青年斯大林》的作者蒙特菲奥里所述，这位独裁者的诗作甚至在他上台前就已经成为 小格鲁吉亚派的经典 ——有些甚至自然而然的在小学生中传诵，这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斯大林通常匿名发表）。像在诗作“清晨”中那样，他的格鲁吉亚楼梯式的诗体，热情洋溢的表达着种种诉求，民族主义者对其拥爱有加，被视为是对沙皇暴政的一种抨击： 偎依着紫罗兰姊妹， 火红的玫瑰绽开蓓蕾， 百合花也已经醒来， 她向微风颔首致意。 高高天空有云雀啼唱， 声声鸣啭婉转抑扬， 树丛边夜莺欢欣喜悦， 你听它在幸福地歌唱： “格鲁吉亚，亲爱的，你好！ 我们衷心祝愿你万世荣耀！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知识学好， 让祖国更加美丽更加自豪！” 斯大林的诗是19世纪初具有相当标准的浪漫主义诗歌，传记作家罗伯特·谢伟思（人名）在 《斯大林传》 中这样写道，如果有点儿瑕疵的话。就是 “缺少独创性，”谢伟思说。“我个人并不觉得他写的有多好。他的风格比较平庸，意象很刻板，而且文理还颇为芜杂….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掌权后的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个人的诗歌创作，但他通过其他途径延续着对诗歌的热爱：在20世纪40年代，他把格鲁吉亚诗歌编译成俄文，常诵读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诗歌，翻阅歌德和莎士比亚的诗歌译本，并能背诵惠特曼的作品。据说，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兼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出现在大清洗名单时，斯大林说：“不要动这位来自天上的人” ，“他一直满怀着浪漫主义的憧憬”，谢伟思写道。 如今斯大林的诗歌被未被广泛阅读，但有一个例外值得一提，一只天才的 格鲁吉亚鹦鹉 对他的诗作却倒背如流。 独裁者：萨帕尔穆拉特 · 尼亚佐夫 作品：精神冥想系 有些作家就是他们自己最糟糕的批评者。报道称已故的土库曼斯坦独裁者尼亚佐夫 指导 土库曼青年称，他们要想进天堂，就必须每天读三次他的书。 “一个阅读《鲁赫纳玛》（尼亚佐夫的哲学著作，土库曼语里的意思是“精神灯塔”）的人会变得聪明…而在那之后，他就会上天堂”，尼亚佐夫，也被尊称为 “土库曼巴希”(意即所有土库曼斯坦人的领袖),在一次庆祝土库曼春节的音乐会上这样告诫全国的青少年。 在他的统治时期内，即从苏联帝国解体开始到2006年去世为止，尼亚佐夫确立了对他的某种个人崇拜，将土库曼斯坦逐渐变成，用《纽约客》 David Remnick的话 说，“金正日统治下的朝鲜与《绿野仙踪》中oz国的一个残暴合体。”在尼亚佐夫统治时期，土库曼斯坦的医生不得不宣誓效忠于他，把那年的第一个月命名为“土库曼巴希”，商店和学校的大部分书籍被禁。但是并不包括 《鲁赫纳玛》 ，这本400页的书集合了尼亚佐夫关于土库曼斯坦身份、及哲学历史的诸多思考，是“在创造这个奇妙宇宙的上帝对我心灵的指引和启发下写就的。” 据《鲁赫纳玛》所言，“土库曼斯坦人民曾拥有伟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知诺亚”。 阿拉使土库曼斯坦人多产，并使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加。阿拉给了他们两个特殊的品质：精神财富和勇气。作为一个光明的道路，阿拉也加强了他们的精神能力和心理能力，认识到现实背后的事件。之后，他给他的仆人赐予名称：TURK IMAN。 Türk意味着核心，İman意味着光。因此TURK IMAN，即土库曼斯坦人意味 “由光制造，本质是光.” 土库曼斯坦人的名字就以这种方式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 “无论结果可能是多么奇怪，基本原理必然有现实依据”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亚高加索协会主席弗雷德斯塔尔说， “我认为[土库曼斯坦领导人]觉得那些事情真的在一种危险的情景下分崩离析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可以使国家团结统一的东西。这个文本正是总统本人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指定的工具书。” 在尼亚佐夫统治的巅峰时期，《鲁赫纳玛》无处不在：学校，政府机关，国家电视台还曾独家特别推广这一著作。九月份甚至改名为“鲁赫纳玛”。 如今，这本书对土库曼社会已经不再有曾经的控制力。新兴的财富，特别由输入中国的一条天然气管道所催生的，为这个国家提供了新的凝聚点。 “对这一作品的毕恭毕敬早已成为过去，”斯塔尔说。“虽然到处还有印刷本，但该国已事过境迁。 独裁者：霍梅尼哈梅内伊 作品：神秘的波斯诗歌 霍梅尼可能一直是一位革命领袖，1979年他推翻了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亲手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并任最高领袖，但他也是一个诗人，受到传承几个世纪的波斯诗歌的启发，如被著名的苏非神秘主义诗人 鲁米 所影响，鲁米为人称道的是运用音乐，舞蹈甚至饮酒（尽管它被穆斯林法律所禁止）等方式去创作爱情寓言诗，来表达与浪漫的或宗教的爱情有关的喜悦与渴望。 这只是批评家 不止一次 使用“令人吃惊”这个字眼来描述霍梅尼作品的原因之一，霍梅尼毕竟是一个领袖，一方面肩负着建立一种神权制度的责任，致力于维护宗教上的纯洁性，另一方面也需要 暗杀 萨尔曼•拉什迪这样的作家，拉什迪曾出版一本小说，被认为冒犯了伊斯兰教。 “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的诗歌是一种启示”记者莫因说。“霍梅尼所运用的习惯性象征，引经据典，指代，和其他文学手法，还有像如酒，爱，美，爱人等这类比喻没有一样跟阿亚图拉有关系，相反，在阿亚图拉的统治下，喝酒得挨揍，劈腿得受罚。 但是，霍梅尼的诗句，如死后 首次发表 在英国《新共和》杂志上这首诗，其世俗化风格看上去特别鲜明： 打开酒馆的门，让我们每个日夜都在那里度过， 因为清真寺和神学院使我厌倦，让我深感疲惫。 我撕下了伪善和禁欲的装束， 披上游猎酒馆的外衣，并逐渐意识到。 这座城市牧师的布教对我是多么折磨 于是我在酒林中肆意放纵寻求着解脱 放我去追忆理想中的寺庙 正是酒馆之神的手一直把我唤醒 《新共和》的文学编辑莱昂维希特被此诗的内容和风格所折服。 “鉴于西方社会对霍梅尼的既定看法，这首诗的抒情性及其激进的、不拘礼法的神秘主义思想无疑令人震惊，” 同年莱昂告诉 《纽约时报》 说，“无论从何种角度上看，这位暴君在作品中最终展现出来的是他在宗教上的烁烁才华。” 哈梅内伊年轻时在什叶派圣城库姆的学习生涯加深了他对诗歌和神秘主义的兴趣。在宗教学校，像音乐、绘画等其他形式的艺术被明令禁止。 诗歌 不是学生们，包括霍梅尼，在面对缺乏其他感情抒发途径时，而在生活中用来来表达生命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霍梅尼的一生，他的诗作只是在追随者和朋友们的小圈子里被熟知。他本不该成为诗人。据莫恩所言，古兰经中 “将做诗看作是误入歧途，19世纪40年代，霍梅尼与一位传统主义神职人员产生冲突，由于他热衷于教授并写作神秘主义而被其指责为异端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