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问题只是，你选择参与还是选择缺席，做公民还是做臣民。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一样，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的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我们很不希望“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被国家用行政手段过滤掉，然而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不可能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改变其运作方式，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幻想；我们同时也知道，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在制度化的虚伪中长期运转的，总有一天，它会耗尽动力，出现凝滞，积蓄出另外一种动能，那时候离结局也就不远了。

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而和毛泽东对应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通过这“四个垄断”，政权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

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听听，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