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马列极权两相依 或问：“特权主义与马列有无关系？”   东海答：当然大大的有。马列主义必然导致专制而且是恶性的专制 —-极权主义，一种特别恶劣的特权主义。斯大林、毛泽东们那种现代极权之恶，不仅非古代儒式的君主专制可比，而且法家的君主专制也望尘莫及。   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镇压工具等等，都是马列核心或重要理论，滑向极权是这些理论的必然逻辑，并已为大半个世纪、大半个地球的政治社会实践所证明。   马列特殊的人性观（马列将人性归结为阶级性，不承认人性有超越阶级性的普遍之善，接近性恶论），也是其特殊的专制体制的推手之一。单纯的 性恶论不一定但很容易导向专制，而且一旦导向专制，必然是最坏的专制。   法家反对礼治、德治的理论依据就是性恶论。法家认为在“好利恶害”的人性论面前，仁义德教无济于事，只有严刑酷法才能奏效。秦朝的暴政就是法家造的孽。 基督教的原罪说接近性恶论，开出西方中世纪漫长的黑暗，良有以也。   当局从革命党进步为执政党，从极为严酷的极权进步为相对开明的威权，是对马列主义相当程度的“背叛”的结果。（当局美其名曰“发展”。根本处抛弃了违背了，猫论摸论不争论都出笼了，马列理论大厦就坍塌了，还谈何发展？）但是，只要马列仍被坚持为“指导思想” —-即使是名义上，中国的政治就无法完成从特权向民权、从党主向民主的根本转型。   在中国，只有以儒家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顺利、良性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型。 2010-10-32010-10-3东海儒者余樟法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作者： 李文倩  |  评论(0)  | 标签: 幸存者 , 反思 , 见证 一 如果未来的学者要编写一本简明历史词典，并要求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个世纪的话，那么对于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而言，“革命”一词是最合适的词汇。即使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宏阔视野出发，我们也可以发现，人类从来没有哪个世纪如二十世纪样如此大规模地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并为这个神圣而令人迷醉的闪光语词而陷入“血与火”的狂想乌托邦之中，搅动起经久不息的血雨腥风。革命是迷人的，是诗学的，因为它代表着理想、纯真、神圣等一系列的美好词汇；何况在革命的背后，尚有一个壮丽而崇高的许诺，人造天堂指日可待。但革命又是脆弱的，大半个世纪之后，随着世界革命的退潮及极权统治的相继垮台，“革命”彻底沦为一个丑恶的象征，成了一种“原罪”。以上描述，自然只是一个大致的勾画，并不涉及具体的世界“革命”论争；而具体到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尽管早就有“告别革命”的高亢呼声，但仍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而对于历史事实本身的正视，是进行这种辨析的可靠起点——老右派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以纪实手法书写他所亲历的历史，为我们进入历史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口。 中国的“革命”实践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这样两条：一、“血统论”；二、“敌知识”。所谓“血统论”，它本身包含着这样的逻辑：即血亲伦理是第一性的，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具有参与公共政治的基本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血统论”部分地否定了人的社会属性，是奴隶社会的某种残留物。而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血统论”不仅未得到足够的消解，反而以一种更为变本加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在“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然的革命逻辑。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来的文化“贵族”在此时变成了红星闪闪的“革命子弟”。《格拉古轶事》的作者张先痴，其父为国民党高官，因此尽管他本人曾将革命看得极为“圣洁”，“不相信共和国的天空会有乌云”，但他的这一出身，还是为其以后的历次遭难埋下了最深的祸根。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当我们听到某右派说：“我要是一个字不识就好了！”[1]的时候，自然不会感到太多的惊讶。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敌知识”的倾向，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本人的价值取向。应该说，在一个总体上比较民主、健康的社会环境中，执政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尽管有相当的影响力，但绝对不可能左右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而在极权主义国家，独裁者因为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其个人取向就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毛泽东本人的这种“敌知识”的倾向而言，一位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村小老师许长久说：“自古农村就缺文化，尊敬秀才也算一种割不断的传统吧。毛主席清楚这个，所以动不动就下乡搞农会，与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身上肯定流着乡村秀才的血，在农民中过得自在，在臭老九中就不自在，因为他们吃着五谷杂粮却瞧不起农民。”[2]这个说法，从总体上讲，应该是恰当的。我们看毛泽东本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此说大致不差：他一方面对知识分子恨之入骨，制造“阳谋”为其罗织罪名、进行毫无人道的精神和肉体摧残（张先痴本人的经历很具典型性）；另一方面，他又劝工人农民要“学一点哲学”，要读《红楼梦》，而且一遍还不够。 二 写作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具体的书写行为，更重要的是，写作者通过写作这一行为，在“倾泻”写作者情感积蓄的同时，建构一个可能的世界；在通过写作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人类文化所创造的意义、价值等得以保存。具体到一个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中，写作具有同样的功能；而在一个充满了苦难的社会中，作家的写作行为则不仅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更是一个公民的公共行动，它使历史之恶得以显明，并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拒绝中重建价值基座。正如刘小枫所说：“苦难记忆既是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亦是一种历史意识。作为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释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3]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一书，则不仅仅是为历史留存资料的问题，它更直接地切入了我们这个充满谎言、随意涂抹历史的时代，为死者呐喊，见证历史之恶与荒谬；同时，也使现实之罪得以凸显，在价值虚无的时代重申人本身的价值。 《格拉古轶事》的写作，是幸存者的写作。有关幸存者，徐贲在《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一文中说：“‘幸存者’是遭遇过死亡和苦难的人。死亡并没有使幸存者成为‘殉道者’或者‘烈士’，苦难也没有使幸存者成为‘英雄’或者‘反叛者’。幸存者是那些经历了死亡和苦难，而既没有成为殉道者、烈士，又没有成为英雄或反叛者的人们。当他们是‘受难者’的时候，幸存者被死亡和苦难扭曲了人性。他们因此丧失了信仰，经历了道德堕落，从人沦落为非人。幸存者曾经是人性废墟中的活尸体，他们的沉沦构成了对邪恶和苦难最直接、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见证。幸存者是那些努力从死亡世界重返活人世界的人们，是那些向活人讲述死亡世界故事的人们。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对世人说，‘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4]也就是说，幸存者的写作，不可能是一个道德完满者的写作，而只能是一种“低调”的书写。幸存者不可能站在历史之外，对他人进行“无情”的道德审判，而将自己描绘为一只洁白的“鸽子”。对此，作者在书中有这样的申述：“事实上在那种人为的灾难面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我也检举过别人，甚至检举过好朋友，当然也就伤害了被检举者。聊可自慰的一点点也仅仅是，我从来没有捏造事实嫁祸于人，应该说这只是做人的起码要求，而在那污水四溅的年代，它竟然像似一个优点，有理由对这个现象进行深思。”[5]毫无疑问，在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而且正如作者所言，需要对其进行“深思”；但在此我要指明的是，那种拒绝为自身的历史罪责承担责任的写作，是历史之恶的另一种延续，根本不配得到任何的同情与泪水。而与上述那种浅薄的写作不同的是，张先痴的写作，具有极强的自我反思意识： ……那些被杀者的尸骨和鲜血，把我们这些苟活者羞愧得无地自容。[6] 坦率地说，我这辈子当的时间最长而又得到上面认可的‘官’就是劳改队的班长。在任期间，本人也曾可耻地以权谋私，我顺便在这里向当年在我极权统治下的众犯表示歉意。[7] 作者通过写作这一公共行为，坦陈自身的“羞愧”与耻辱，不仅表达了自身的道德歉疚，更为挽回人本身的尊严，唤醒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良知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而这，也是为一个健康社会的到来奠定价值基础的必要开端——自然，这一“召唤”需要得到更多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应答”。 三 在荒谬的时代里，人性本身的善与恶在瞬间彻底暴露，甚至到了让人惊心动魄的地步。在《我被“枪毙”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作者写到了“三张冷酷无情的脸”：“……我从那三张冷酷无情的脸上，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而这种丑恶已经变成了使无数人日益堕落的瘟疫，它正威胁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8]在全书中间，作者对人性之恶的批判还有多处。 但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是有不少人坚守做人的底线，并尽己所能为受难者提供帮助；而正是这些人，以及他们身上所承载的美好价值，给了受难者们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支撑受难者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的存在，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善良光芒，其魅力无穷无尽，他们的光辉将与日月同在。”[9]作者“出逃”至天津时被“抓获”，在看守所遇见了善良的张局长，这让作者追思不已：“40年过去了，我也垂垂老矣，想起张局长，仍然心潮澎湃。这决不仅仅因为他牺牲了一顿早餐，或是那件回到四川在看守所伴我度过漫漫冬日寒夜、几乎救了我性命的棉衣，而是在他身上，我感受到的一位中国老人的正直和慈祥，它象和煦的春风，温暖了我冷得发抖的心房。”[10]还有刘干事：“二十多年又过去了，早已退休的刘干事也已过了古稀之年，他决不会想到我一直尊敬他的善良正直、怀念他的音容笑貌，因为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他却象一盏人性的明灯，在我眼前发着诱人的光亮，引诱我希望，引诱我等待。”[11] 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作恶者难逃罪责，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而那些充满了人性光辉的“好人”，的确值得赞美。因为当一个社会陷入总体性的黑暗与恐怖时，正是那些坚守人之为人价值立场的人们，对极权专制构成了最尖锐的挑战。黑暗时代一旦结束，当整个社会需要重建之时，“好人”们所坚守的价值自然会成为最牢固的精神地基。面对这一幕幕历史悲喜剧，人们总会说：人性是复杂的，绝对的善与恶构成其基本内核的两极。或者用文学化的语言说：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并且认为，惩恶扬善是维护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手段。这自然是不错的，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当我们面对一个个不透明的个体时，我们如何对这种恶或善进行鉴定？而且还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当我们把人类最美好的价值希望寄托在人性本身蕴含着善这一可能性时，是不是过于脆弱，过于不可靠了？作者在书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想起小时候在安徒生的童话里，读到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凄惨命运，我相信许多读过这个童话的人都和我一样，曾经为那个在雪风中颤抖的女孩流淌过同情的泪水，但人类之间的相互摧残却依然如故。”[12]同时，我要继续指明的是，既然有些人是“好人”，而另一些人是“恶人”，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应该把整个社会交由“好人”去管理，而我们自己则坐享其成？甚至可能还有更极端的想法，即那些所谓的“恶人”，我们是不是应该除之而后快？我不能在此提供任何有效的论证，但我要追问的是：纳粹的极权统治与种族屠杀，是否与上述思路有着内在的关联？ 问题的解决或许还有另外的思路。但如果我们跳出人文主义的规定，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时，则有可能获得另一番启示，正如王晓华在《在有限和无限之间——有关信仰问题的读书札记》所说的：“上帝之博爱绝不仅仅在于爱所有人，更在于爱宇宙中的任何事物。信仰绝对无限者不是为了获得偏爱，而是将万物本已进行的归属上升为意识。在信仰无限者的途中，任何种类的精选神话都将消亡，在大地上涌现的将是与万物同样高贵的个体。这就是信仰的终极意义和最高境界所在。”[13]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这个世界，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人）！ 结 语 作为人本身的恶习之一，我们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总想表达一己的价值判断；对此，我也不能例外。 作者张先痴在书中多次宣称，“我有咬文嚼字的恶习，即便大难临头，仍然咬嚼不误。”[14]出于对词语的绝对敏感，作者在书中对一系列“进化了的汉语词汇”进行了语用学分析，比如有：“迫不及待份子”、“组织”、“组织上”、“明确关系”、“历史复杂”、“过礼拜六”、“阳谋”、“封闭学习”、“非正面新闻”、“看不顺眼份子”、“顶风作案”、“难友”、“组织起来”、“非法写作”、“非法传宗接代”、“光荣虫”（虱子）等。因为作者在书中有细致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也正是通过对这一系列历史语汇的细致分析，展示出张先痴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使《格拉古轶事》一书成为一份思想性文本，而不仅仅是为历史留存一份纪实材料。 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有着太沉重的创伤记忆，因此如李亚东所说：“噩梦像蛇一样，静卧在心的冻土里。一旦你要回暖，它就蠢蠢欲动。”（《与高尔泰先生谈信仰》）这种噩梦般的经历，在深刻伤害了作者本人的同时，也内在地伤害了此书的写作：外在的社会批判多，内在的描写相对少（《恩恩爱爱与凄凄惨惨》一文是作者情感投入最多的，因此也是书中最好的一篇文章）；文章总体剪裁较少，叙述也不够从容、细致。当然，这种从文学出发的批评，对于这样一份思想性、历史性的文本，似乎过于苛刻了。 2009-6-8—9 注释： [1][5][6][7][8][9][10][11][12][14]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第150页、21页、314页、137页、170页、28页、84页、156页、100页、31页。 [2]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292页。 [3]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39—40页。 [4]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227—228页。 [13]载《书屋》2006年第1期，第27页。 发表于2010年9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http://www.yhcqw.com/html/kwgnew/2010/925/109251742313I0BD8040549FE8AHH0243GI.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李文倩的最新更新： 论勇气 / 2010-10-03 23:41 / 评论数( 0 ) 傲慢的前提 / 2010-10-03 23:34 / 评论数( 0 ) 玩弄概念 / 2010-09-30 21:59 / 评论数( 1 ) 青年的孤独 / 2010-09-28 20:16 / 评论数( 2 ) 规训与美学 / 2010-09-27 22:30 / 评论数( 1 )

老早就有人发现，现在的中国学人，即使身为一个学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上，可能是专家，但文化素养却不怎么样。中国文史哲的教授们在跟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交往中，发现人家多半能做几首律诗，往来应酬，但是我们的教授却做不到，强撑着做一首，也是张打油的嫡传，难免贻笑大方。 我们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但对方怎么样，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因为别的学科的书，基本不看的。即使本学科内部，也是画地为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学为例，不惟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界限分明，就是中国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书，做清代早期史的不问晚清史，做民国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捞过界。据说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规矩。一代一代往下传，谁坏了规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视之。据说，文学研究和哲学界，也大体差不多的状况，总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即使学术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圈子，就是聋子和傻子。 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 理工科之间的沟通交流现状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阂的现状，却令人吃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大学都在致力于打通文理，原来的理工农医院校，都在大办文科。但在教师层面，文理之间的隔阂，却深不见底。理工科的教授，不仅是看不起，而且鄙视文科教授。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清华工科的教授，每当走过他们的办公楼的时候，都会蔑视地说声：卖狗皮膏药的。连法学这种当下的显学都看不起，更何况那些无论如何没有用的文史哲？原来强大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大抵有同一个感觉，每每感到他们被理工科的同事们视为累赘，吃白饭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师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学文科的人怎么还能混到饭吃。 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即使学历史的我，当初求学过程中，也经常会因涉猎较广，被前辈训斥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在传统上，教授往往被视为书香门第的，但现在的教授家里，却往往没有书。 当然，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 唯技术化的倾向，跟1952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要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按我们的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这是一种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学风，理论没有人理会，即使是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研究，也只重在所谓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上。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但做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很长时间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 这样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学工、学农，思想道德教育。唯技术主义在实践的神圣性面前，简化成了怎么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还残存的一点文化素质的成分，就荡然无存了。不仅美术、音乐教育没有了，连历史地理课也从中学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们，除了简单的数理化、语文、政治之外，什么都不用学。即使数理化，也充斥着阶级斗争、水渠、堤坝计算这样超级实用的内容。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全部封杀。文革后期虽然为了配合政治斗争，解禁了少量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民的文化禁锢的状态。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是酷爱读书之辈，能读到的，也相当有限，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惟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在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不要说文革不会再来，不要说法西斯主义不会复兴，只要土壤肥厚，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重演。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不仅开脱而且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http://view.news.qq.com/a/20101001/000015.htm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