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长平: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查报告出来了

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之后,由卢晖临、郭于华、潘毅三位学者牵头,两岸三地20所高校60多名师生组成联合调研组,对富士康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研,目前已经写出了报告,将在下月初发布。我看到了报告的部分内容,也和潘毅见面做了交流,感触良多,因此做一个预告,建议媒体关注。 同时,重贴当时写的两篇文章,权当是提前写的读后感。前一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标题为《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我想说的是在当下的社会情状中,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都在非人性的处境中痛苦挣扎。后一篇发表在《新闻晨报》,我说的重点是富士康采用极权主义的办法来解决极权主义造成的问题。这在师生们的调查中得到了可怕的证实。 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 长平 我曾经采访过珠三角的一些中小工厂的打工者,跟他们的普遍遭遇相比,富士康这种“正规”企业,不仅不能算是“血汗工厂”,而且是令人心向往之的好去处。在媒体将“血汗工厂”这个标签贴在它身上之后,富士康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这几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人们替它喊冤。 我被反复地告知,这家企业遵纪守法,规范管理,薪酬较好而且不拖欠。更重要的是,它的巨型厂区有很多人性化的设施,比如篮球场、网球场、俱乐部、露天电影等等。这就是身处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中的好处:一些正常的状态,几乎就要让人感激涕零了。 这种包容和赞扬压制了人们对这类企业中非人性化因素的观察和批评。今年以来,半年时间不到,已经有十个打工者在这里跳楼。我们至少应该想想,在这个较好甚至非常好的工厂里,都有那么多人处在生死边缘,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富士康固然比很多中小工厂做得要好——据我所知也不尽然——但是它和那些工厂有很多不可比较的地方。毕竟,它的一举一动,都关涉到动辄几十万人的利益。而且它作为一个资本巨鳄,拥有超大的市场权力,同时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也拥有很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对它投以更多甚至更严厉的关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有心理学专家对媒体说,跟全国平均自杀率相比,富士康的跳楼发生率不算高,甚至还有些偏低。这种貌似学术的观点,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首先,发表这些意见的专家是受富士康公司的邀请,前往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拿人手软吃人口软”,言行须格外谨慎,才能取信于人。在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就匆匆发表意见,不像是专家所为,倒像抢媒体公关的饭碗。其次,全国平均自杀率也太笼统,意义不大。按人口平均也许如此,按地理面积呢?按年龄分布呢?按收入划分呢? 大众媒体可能更关心自杀者,但是作为心理学家以及企业和社会管理者,更应该关心在这背后更广泛的问题。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都没有以自杀来了结生命,但是很多人每天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活。是怎样的企业文化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如何能够活得有尊严? 香港社会学者潘毅女士在《中国女工》一书中,深入地剖析了这些打工者的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她并没有选择自杀事件来研究,作为重点分析的例子是一个女工的尖叫和梦魇。由个体的痛苦出发,她勾勒出一幅底层政治中的抗争图景。那么我们在为“十连跳”而感慨的同时,也要关心在那个巨无霸的工厂里,还有多少尖叫和梦魇?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是新生代民工心理健康问题;但不仅如此,也是劳资关系问题;也不仅如此,借用潘毅的研究来说,这是由国家、资本和父权制共同构建的社会状态。比如,富士康的保安可以暴力惩罚员工,几乎取代了警察对社会治安的执行权力,这就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了。又比如,在美国有女工起诉沃尔马性别歧视,而且把个体官司打成了集体诉讼,也就是160万名女工同时索赔,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集体诉讼成立,这在中国富士康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有,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法律上承认并帮助了资本对中国劳动力的临时性使用。更不用说,打工阶层的公民权利被广泛地忽略之后,他们在工厂里只有一个单调的身份,遇到问题时几乎看不到身后的社会,也就没有机会把目光越过工厂的围墙看得更远。 这些社会情状使得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的深渊,群体性地变成心理病患者。至于是否如同潘毅及其他学者分析的那样,这种孤独也将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以及这种包括尖叫和自杀在内的反抗方式的社会效果,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观察。 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长平 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这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她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自由思想、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为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从五台山请道士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但是,政府在资本面前的“亲商”姿态是公开的,一时难以改变。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长平的最新更新: 长平:我愿意把我的恐惧说出来 / 2010-09-02 14:42 / 评论数(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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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着骆驼的臭虫:“权力之媒”与“制度之恶”:一种针对极权主义的理解

在这里,不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都有反思与忏悔的公民责任。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如何能够恪守基本的道德良知并相应做出某种有效地不合作甚或抵抗姿态?这些业已成为了民主国家公民教育所讨论的内容。可是在现今仍然处于极权或后极权状态下的国家,公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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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9月07日的日记

四不象的中国 —兼为当局指路   一 或问:当今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或社会?东海沉思良久,答曰:四不象耳。   它名义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呢,社会主义一向有名无实,正如某网友所说: “真正的社会主义谁也没见过,因为迄今为止地球上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当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算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他国家更谈不上。按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同一性质的社会,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的社会。”   名为社会主义,以前是国家主义的变种和极权主义,现在则是特权专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质,都是最没文化没道德没公平没正义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早已被架空,被猫论摸论、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及和谐论 之类架空。至于“无产阶级专政”,亦早已异化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专政。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今唯有“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下来了。说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地下有知,只怕要气得活过来。   说中国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或社会,那简直是讽刺。这么说,孔孟程朱历代大儒地下有知,只怕要气得活过来。儒家道德既不存在于官方,也不存在于民间。 这个贫富极端悬殊、官民矛盾激烈、两极严重分化、良知普遍泯灭、黑恶泛滥成灾的社会,哪有丝毫儒家味道,相比之下,倒是港台新加泰日本韩国还残剩着一点儒风呢。   与以前特别是文革相比,当今执政党对儒家确有一定的认可和利用。但这种认可实在太局部太有限了,其尊重度和诚意度远远不如满清政府呢。   当然,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 —-只能叫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西方的制度优势和文化精华一直遭到最严密的排斥,西方的物质主义、利益主义、宗教蒙昧主义以及各种负面的东西倒是变本加厉地引进来了。   四不象的政党,四不象的社会,四不象的中国。   二 这个四不象的中国,只属于一小撮特权阶级和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 所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非是要坚持专制主义,坚持特权统治,坚持剥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尊严、自由、人权和民主权利。   这个四不象的中国,对于金字塔顶的一小撮极少数,它是乐园是天堂,对于被统治的、金字塔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和黑暗。他们实质上已沦为亡国之民甚至亡国之民都不如 —-如果说回归之前的殖民地香港的民众也属于亡国之民的话。   这个既 背弃中华文化又 架空了 马克思主义的 四不象的中国,让我想起 杨雄评价秦朝的一段话。杨雄曰: “秦之有司负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负圣人之法度,秦弘违天地之道,而天地违秦亦弘矣。”(《法言寡见卷第七》)   秦朝的官吏违背了秦的法度,秦的法度已又背了“圣人之法度”(儒家学说),秦朝全面背离“天地之道”,天地也就全面违背了秦朝的愿望(让它二世而亡了。)   现在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马列毛之法度”违背了儒家的道统,“今之有司”和今之领导又违背了“马列毛之法度” —-将马列毛主义架空和虚置了。当然,架空和虚置马列毛主义是好事,这种变化值得我们鼓励和 首肯 ,也值得当局庆幸。中共之所以勉强维持到今天而没有象秦朝那样二世而亡,主要奥秘正在于此。   三 或问:如果象某些左派所说,“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好东西发扬光大起来,行不行得通呢?   东海答:照样行不通,更加行不通。原教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有一些好东西,改变不了它们原则性、根本性的“不好”。就像法家一样,根源处是坏的。   就像杨雄所说:譬如弹奏琴瑟,如果采用郑卫的调子,即使让舜时的著名音乐家夔来演奏,也不可能奏出箫韶那样的效果。(杨雄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诸琴瑟郑卫调,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箫韶矣。”(《法言寡见卷第七》)意谓:承袭法家的思想和制度,很好地实行它,能够“致平”(达到太平之治)吗?杨雄答了这段话。)   那样做才是最坏的选择。相对于“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革时期,架空和虚置马列毛主义,进而提出改革开放猫论摸论三个代表,进而利用局部儒家,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论,抬高孔子地位,“输出”孔子学院,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尽管步子进得极其缓慢,尽管当局是对儒家利用极其恶劣、“尊重”极其有限。)   当然,只要马克思主义占据宪法地位,不论是“发展”、架空和虚置它还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究是不行的。   四 如果说“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极左,全面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为极右,那么,在儒家仁本主义指导下汲取民主制度精华,则堪称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在意识形态上返儒家文化之本,在制度建设上开民主自由之新,反本开新,重塑民族尊严,重造中华辉煌。这是最适合中国的希望之路、“成功之路”、光明之路。   除此以外的任何道路,都是小路、偏路、岐路、黑路乃至绝路,例如,极左路线极其错误,完全是黑路绝路,行不通;极右路线相对较好,也是小路偏路,不良于行。正如我在 《政改为什么这样难》 一文中所指出:“ 没有儒家文化的奠基、指导,没有具备基本道德的社会土壤,别说开不出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花,勉强开出了,也会劣质化乃至异化掉的。”   自由派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为普世价值,温家宝总理及刘亚洲将军都比较认同这些普世价值(作为体制内人物有此见识且公开表达出来,尤为难得。)但他们都有所不足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也是普世价值,而且具有更高的普适性。   当今中国需要“输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但也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警惕文化上的自卑自弃自我贬低和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是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工具性价值,仁义礼智信则从人之本性出发,统领个体和社会,圆摄道德和政治。仁本主义在政治上完全可以统摄和涵盖人本主义以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   先进的制度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良好的道德又有助于先进制度的建设并不断优化。因此,在仁本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设起来的民主制度,可以更好地吸取西方民主的优势而拒绝其不足和弊端;在普遍树立起良知信仰和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的社会,制度方面纵有不足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流弊,并可以得到及时的修补和改正。   但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机会用事实证明,仁本主义具有更高的普世性,从而有资格向西方输出我们的价值观,在儒化中国的基础上化成天下。 2010-9-6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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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中国正在进入“权力死海”

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 和 …. 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享有承认还是不承认权力合法性的神圣权利,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可以进入国家的政治进程,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权力者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媒体在民间,他没有国家宣传机器可以用来欺骗人民遮掩腐败为自己歌功颂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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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宪法中的权威主义

总结出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六个基本特征: 一个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单一的政党,有组织的恐怖,传媒垄断,武器垄断和经济管制。 毛泽东的一生共捣鼓出两部宪法,一部是1954年制定的,但这部宪法并不真正为毛所喜欢,而是在自由和民主力量尚有一定压力下不得不妥协的产物。另外一部就是1975年宪法,这部宪法才是毛泽东所理想的宪法。毛泽东在1975年几乎消灭了一切反对力量,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想法变成国家的最高法律。在1975年宪法中,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一种有组织的恐怖。因此我们可以无疑问地认为1975年的中国宪法是一部极权主义的宪法。党作为毛泽东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极权主义的牺牲品。   1976年湖南人毛泽东终于死去了,四川人邓小平很快掌握了最高权力,他决定对毛泽东一些极端教条的做法进行较大的调整。1982年邓小平对宪法做出了一些修改,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终于在法律上取得了统治地位。虽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在宪法中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已经不太重要,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时代的国家不再试图控制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仍然不可撼动,但开始强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性,以一种隐晦的语言承认其它党派的合法存在和功能。有组织的恐怖虽然并未消失,但不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再像毛泽东那样把阶级斗争作为常规武器来滥用,而只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最后的武器来进行威慑和使用。同时,1982年的中国宪法承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的经济自由开辟了法律的空间。党对媒体的严格控制依然存在,但媒体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有了更多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公民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和建议权等公民权利在宪法中首次获得了承认或有了更重要的地位。   公民权利在1982年中国宪法中的数量和重要性虽然都有了增长,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程序法的保障。我国宪法对国家利益、秩序和稳定的偏爱依然远远胜过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公民被要求遵守宪法和法律,而对宪法和法律却没有发言权。立法机关和以前一样,只是执行党的意志的工具,远远不是什么最高权力机关,同样,政府、检察院和法院也完全听命于党的旨意。   在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统治下,权威主义宪法下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尚能维持,但随着邓小平的辞世,中国的腐败、贫富分化、法律失败和社会混乱日益加剧。中国的宪法面临着真正的转型,从权威主义走向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的宪法意味着国家的真正主权应该掌握在民选机关手中,而民选机关应该建立在定期和自由的选举基础上。民众应该有权自由结社,民众代表必须真正掌握国家权力,而不只是给独裁者的决定披上合法的外衣。任何人和任何政党都不能当然地和永久性地垄断权力。权力的轮替应该通过和平和合法的方式,缺乏轮替的政权必然导致腐败,暴力更替政权往往带来独裁。民主主义在今天还意味着宪法必须真正维护公民的权利,尤其是对政府持异议和批评的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的权利。任何政党、国家机关和个人都必须真正地生活在宪法和法律之下,法律至上是国家、政党和民众的生活准则。民主主义的宪法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基石。   中国宪法正在面临艰难的转型,道路将漫长,需要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政府丑闻》RSS广告: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UseSSH,为个人提供私密匿名网络访问! http://bit.ly/usessh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http://bit.ly/Yes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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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总汇】民族主义

二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国家医保局称农村“退保潮”的情况“不准确”,网民:“不是退,是不交,交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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