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

老虎庙 | 华陵:2011年末留给中国的问号……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华国锋 , 华陵 , 林牧 在南行“南水北调探秘行”的半途,我的计划中加入了一个临时项目,即对赵紫阳故里的访问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60805956.html。同样,在此行“西去长安”之旅,我又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项目:访问华陵。“华陵”是山西交城当地百姓对华国锋陵墓的简称。这样就有了一部关于“华陵”的纪录片的拍摄计划。 当然,记录赵紫阳和记录华国锋并非概念相同。如果简单诠释一下的话,需要再拉进一个人来说事,那就是林牧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642690.html。林牧曾任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以及被开除党籍之前任国家科技局局长。林牧对自己有一句最经典的总结“我是奔着自由民主去的延安”(原话大意)而后的林牧直到七十高龄还屡屡被秘密绑架。亲友悼念会上的电子屏上被无理去掉“先生”“悼唁会”的字样,仅剩“林牧”俩残缺文字滚动。林牧的一生被学者称之为“林牧现象”http://24hour.blogbus.com/logs/42273399.html,即脱出来的最早,最彻底,亦代表了相当一批人士。赵紫阳与华国锋则依然循迹“主旋律”轨道,或囿于大局,或受制于“党性”而谨慎“修正”“改造”,最多也不过主张阶段性地,渐进地实现真正意义的个人主张。尽管这已经很是了不起,但从根本上是有别于林牧的。当然,以上述两种说法完全针对于华国锋又嫌不准了。华国锋则是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之下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这还只是表象上的,其内里依然不能算是“背叛”或侈谈“革命”。这就导致了对毛的密旨承袭,浓浓地封建意味为他的那几年浓妆艳抹。“两个‘凡是’”以及对个人崇拜作风的延续,直至“红星养鸡场”事件的毕露等。华国锋直到去世之前两袖清风的隐士风度,除表现出了对待政治的无奈外,似乎更多的是对“过往昔”流逝的耿耿于怀…… 如此严格一看,林、赵、华虽同属一个“现象”,却各自另有不同。这也将是这一部华陵纪录片要反映的关键。 下面讲述一个插曲,是在拍摄华陵纪录片时所遇。 片子里计划在交城街头随机邀请若干个交城男女对着我的镜头唱那首《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期待结果有六:其一、痛快地开唱;其二、不会;其三、唱的是文革版的那首;其四、唱的是传统的那首;其五、关注歌唱者的表情;其次,大概会有什么意外发现。和预料的一样,我的五个预言被一一兑现。 更多的人唱得还是那首传统曲词的,且唱得很动情、无辜;其次唱得多的是文革版的那首。所谓“文革版”的词是这样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在美/交城的大森林/驻着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之所以唱文革版的人也较多,从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另以妇女居多。还记得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到四人帮后,人们在喜庆之余第一想到的就是:该挂华主席的像了吧,满大街果然就有了这样的印刷品,学校教室的墙壁上从此以马恩列斯毛华排列。接下来人们立刻想到的就是毛主席有个《东方红》,那华主席该有个什么歌呢?《交城的山…》这首传统民歌自然就派上了用场,并且被改了词,仅保留了原曲曲调。首唱者又以权威郭兰英担当。中央乃至文化部的沉默即代表了意见。 街头歌者的表情也很是耐人寻味。年轻人多以为是电视台在制作娱乐节目,所以环顾四周,大概看看是否有人偷拍,甚或以为会有什么奖励。结果最多的是不唱,大概是没有看到所期望的。他们会说:“是老歌啦,不会!”我便追问:“是歌唱华国锋的。有啥感想?”回答多是“是名人,别的不知道。”“国家主席出在咱交城了,不简单。”也有大概是外来务工卖菜的说“不晓得,好像是个名人,中央的,干啥的不知道……”此人年岁约莫27或30,操四川口音。 最令我尴尬的是相当一部分人面对我的邀请表现出十二万分地警惕“干啥?为什么要唱?”“唱了给钱吗?”“你录它干吗?”“你是记者?拿记者证看看,我唱。”有一个饭摊子上的老板甚至说要肖像权,要稿费…… 在交城的拍摄进行到第二天,计划拍摄的是一位出身交城的老共~产~党~员,计划问题有三。其一、是否见过华国锋;其二、评价华国锋;其三、对华陵建制的如此宏大发表感想。事情并不像邀请唱歌那样顺利。原因有几个:老干部年岁过高,身患疾病,难以系统回答问题;第二是老干部总是拿刚刚出版的一本“革命回忆录”来回答我的问题“那里面都写着呢。”对此我很无奈。正打算告离,老干部的女儿回来了。老干部的女儿约莫四五十岁,见我的第一句是“你是谁?通过组织了吗?”接着又向我要记者证。我认真地对她解释:一、我是你老爸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老干部,是他介绍我来的;二、作为口头讲述,你爸爸的录音是要引起你们儿女的重视的;第三……没等我说完,老干部的女儿忽然自暴身份:“我就是市委宣传部的……” 当那女人说出自己的身份之时,我知道我的采访就算正式结束了,而且我清楚那是毫无半点回旋的机会的。因为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一位党干。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是个人人自危的组织,倘若在这里坚守一生,那他必然会得谨小慎微而又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组织生活的原则,拿现在话说:是潜规则。阶级斗争的意识是永远悬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斯利剑。 在交城的几日,我的拍摄并不顺利。临走的那天,我再次去了华陵,在爬完了那几千层陵前台阶后,专程查看了那副镌刻在华陵背后的千字仿摩崖石碑上的文字落款。没错,在结束部分清晰记录着这是“中共交城市委、交城县人民政府”所立。 对华陵的建立,因其宏大而众说纷纭。中央放行了,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交城人又各有所表,而老乡的亲切则溢于言表,网络呢,有更多的意见在左右。总之,都是一种态度的。这些态度在2011年末留给中国一个问号……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西去长安:骑行者刘成义(02) / 2011-11-28 08:43 / 评论数( 2 ) 我是山东人 / 2011-11-26 16:11 / 评论数( 1 ) 谁来修缮贤良祠 / 2011-11-23 22:43 / 评论数( 2 ) 西行长安之:南拒马河(01)[附小纪录片] / 2011-11-19 06:28 / 评论数( 5 ) 华山“申遗”何以屡战屡败 / 2011-11-12 13:07 / 评论数(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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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华国锋 , 华陵 , 林牧 在南行“南水北调探秘行”的半途,我的计划中加入了一个临时项目,即对赵紫阳故里的访问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60805956.html。同样,在此行“西去长安”之旅,我又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项目:访问华陵。“华陵”是山西交城当地百姓对华国锋陵墓的简称。这样就有了一部关于“华陵”的纪录片的拍摄计划。 当然,记录赵紫阳和记录华国锋并非概念相同。如果简单诠释一下的话,需要再拉进一个人来说事,那就是林牧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642690.html。林牧曾任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以及被开除党籍之前任国家科技局局长。林牧对自己有一句最经典的总结“我是奔着自由民主去的延安”(原话大意)而后的林牧直到七十高龄还屡屡被秘密绑架。亲友悼念会上的电子屏上被无理去掉“先生”“悼唁会”的字样,仅剩“林牧”俩残缺文字滚动。林牧的一生被学者称之为“林牧现象”http://24hour.blogbus.com/logs/42273399.html,即脱出来的最早,最彻底,亦代表了相当一批人士。赵紫阳与华国锋则依然循迹“主旋律”轨道,或囿于大局,或受制于“党性”而谨慎“修正”“改造”,最多也不过主张阶段性地,渐进地实现真正意义的个人主张。尽管这已经很是了不起,但从根本上是有别于林牧的。当然,以上述两种说法完全针对于华国锋又嫌不准了。华国锋则是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之下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这还只是表象上的,其内里依然不能算是“背叛”或侈谈“革命”。这就导致了对毛的密旨承袭,浓浓地封建意味为他的那几年浓妆艳抹。“两个‘凡是’”以及对个人崇拜作风的延续,直至“红星养鸡场”事件的毕露等。华国锋直到去世之前两袖清风的隐士风度,除表现出了对待政治的无奈外,似乎更多的是对“过往昔”流逝的耿耿于怀…… 如此严格一看,林、赵、华虽同属一个“现象”,却各自另有不同。这也将是这一部华陵纪录片要反映的关键。 下面讲述一个插曲,是在拍摄华陵纪录片时所遇。 片子里计划在交城街头随机邀请若干个交城男女对着我的镜头唱那首《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期待结果有六:其一、痛快地开唱;其二、不会;其三、唱的是文革版的那首;其四、唱的是传统的那首;其五、关注歌唱者的表情;其次,大概会有什么意外发现。和预料的一样,我的五个预言被一一兑现。 更多的人唱得还是那首传统曲词的,且唱得很动情、无辜;其次唱得多的是文革版的那首。所谓“文革版”的词是这样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在美/交城的大森林/驻着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之所以唱文革版的人也较多,从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另以妇女居多。还记得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到四人帮后,人们在喜庆之余第一想到的就是:该挂华主席的像了吧,满大街果然就有了这样的印刷品,学校教室的墙壁上从此以马恩列斯毛华排列。接下来人们立刻想到的就是毛主席有个《东方红》,那华主席该有个什么歌呢?《交城的山…》这首传统民歌自然就派上了用场,并且被改了词,仅保留了原曲曲调。首唱者又以权威郭兰英担当。中央乃至文化部的沉默即代表了意见。 街头歌者的表情也很是耐人寻味。年轻人多以为是电视台在制作娱乐节目,所以环顾四周,大概看看是否有人偷拍,甚或以为会有什么奖励。结果最多的是不唱,大概是没有看到所期望的。他们会说:“是老歌啦,不会!”我便追问:“是歌唱华国锋的。有啥感想?”回答多是“是名人,别的不知道。”“国家主席出在咱交城了,不简单。”也有大概是外来务工卖菜的说“不晓得,好像是个名人,中央的,干啥的不知道……”此人年岁约莫27或30,操四川口音。 最令我尴尬的是相当一部分人面对我的邀请表现出十二万分地警惕“干啥?为什么要唱?”“唱了给钱吗?”“你录它干吗?”“你是记者?拿记者证看看,我唱。”有一个饭摊子上的老板甚至说要肖像权,要稿费…… 在交城的拍摄进行到第二天,计划拍摄的是一位出身交城的老共~产~党~员,计划问题有三。其一、是否见过华国锋;其二、评价华国锋;其三、对华陵建制的如此宏大发表感想。事情并不像邀请唱歌那样顺利。原因有几个:老干部年岁过高,身患疾病,难以系统回答问题;第二是老干部总是拿刚刚出版的一本“革命回忆录”来回答我的问题“那里面都写着呢。”对此我很无奈。正打算告离,老干部的女儿回来了。老干部的女儿约莫四五十岁,见我的第一句是“你是谁?通过组织了吗?”接着又向我要记者证。我认真地对她解释:一、我是你老爸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老干部,是他介绍我来的;二、作为口头讲述,你爸爸的录音是要引起你们儿女的重视的;第三……没等我说完,老干部的女儿忽然自暴身份:“我就是市委宣传部的……” 当那女人说出自己的身份之时,我知道我的采访就算正式结束了,而且我清楚那是毫无半点回旋的机会的。因为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一位党干。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是个人人自危的组织,倘若在这里坚守一生,那他必然会得谨小慎微而又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组织生活的原则,拿现在话说:是潜规则。阶级斗争的意识是永远悬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斯利剑。 在交城的几日,我的拍摄并不顺利。临走的那天,我再次去了华陵,在爬完了那几千层陵前台阶后,专程查看了那副镌刻在华陵背后的千字仿摩崖石碑上的文字落款。没错,在结束部分清晰记录着这是“中共交城市委、交城县人民政府”所立。 对华陵的建立,因其宏大而众说纷纭。中央放行了,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交城人又各有所表,而老乡的亲切则溢于言表,网络呢,有更多的意见在左右。总之,都是一种态度的。这些态度在2011年末留给中国一个问号……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西去长安:骑行者刘成义(02) / 2011-11-28 08:43 / 评论数( 2 ) 我是山东人 / 2011-11-26 16:11 / 评论数( 1 ) 谁来修缮贤良祠 / 2011-11-23 22:43 / 评论数( 2 ) 西行长安之:南拒马河(01)[附小纪录片] / 2011-11-19 06:28 / 评论数( 5 ) 华山“申遗”何以屡战屡败 / 2011-11-12 13:07 / 评论数(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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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 | 赵昕:中国非暴力民权运动的新起点

——临沂“7.20”抗争纪实与思考 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即意味着有意识地磨难。它不是说要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行恶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唯有遵循这条人类的法则,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不公正的国家相对抗,以维护自身的荣誉、信仰和灵魂,为将来这个不公正国家的崩溃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础。——甘地 1、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出生命的光华来临沂沂南县东师古村盲人维权者——光明之子陈光诚及其家人的悲惨遭遇牵动着千万良知人士的心灵:分别长达189天的非法软禁、89天的非法拘押,无数次的绑架、恐吓、辱骂和殴打,一批批的律师、维权人士、记者、志愿者被暴力阻扰和殴打,甚至连李劲松、李苏滨律师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也被暴徒们连人带车掀翻、砸打。尤为荒唐的是,就连美国外交官员前往山东临沂看望陈光诚家属,也险些遭到暴力殴打——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陈光诚夫妇勇敢地揭露了临沂当局非法暴力野蛮计生的丑恶真相! 约翰福音讲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爱与公义、正直与诚信的光明之子。人如其名,虽然儿时的不幸导致了光诚双目失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内心深处光明与诚信的蓬勃生长,这生命就是光、就是爱,就是自由、就是诚信,就是公义、就是真理。陈光诚笃信:只要每个人都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一点实事,只要每个人都为整个世界发出一点光来,这个世界将充满了爱与光明、公义——我常常在思考,上帝拣选一个盲人做他的光明之子的真义,如今却藉着陈光诚的话语豁然开朗:我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到,因为我们被猪油蒙了心,做了权势和私欲的黑暗奴隶。虽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盲人陈光诚一样活出生命的光华来,做这世上的光和盐,黑暗无力拒绝光照,黑暗就会被驱散,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 中国古语说:知易行难,行胜于言。没有行动的言语是苍白无力的,尤其是在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先生正面临着违法施暴者以正义和法律的名义进行非法审判的时候。非暴力抗争坚持不报复地忍受痛苦和打击的力量和勇气,但当时局要求说出全部真相和相应行动时,沉默就是纵恶,坐视就是怯弱。作为现代公民主体意识,天赋人权与公民权利,不仅仅只是倚靠言语来表达和论述,更需要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和捍卫。现代印度之父圣雄甘地也清楚地表述道:“在我看来,没有一种直接的积极的行动, 非暴力就是无意义的。” 正是抱持着这样的信念,信奉非暴力主义、主张积极抗争的各地勇士们,一行近20人兵分多路,突破重重障碍和围追堵截,先后于2006年7月15日至19日,到达了临沂市沂南县城,为7月20日(原定陈光诚案开庭审判日)的中国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拉开了序幕——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即将面临的必然是暴力、抢劫、抓捕与谎言,必然是强权侵犯人权、野蛮挑衅尊严,必然是以法律的名义强奸法律、以正义的名义强奸正义,必然是以我们的流血受难对抗强权的流氓无赖,如此而已。正如印度的“食盐进军”运动、美国的民权革新运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所曾经遭遇的一样。 2、“7.20四部曲”之一:抢,你们侵犯了我们的肖像权! 在原定开庭日之前,有近二十多位各界人士从北京及各地赶到沂南,准备参加庭审旁听。19日上午去沂南法院时还得到答覆:我们这地方小,不用办旁听证,你们明天直接来就可以旁听了。可是到了下午15:30,我们再拿着身份证去法院办理旁听证时,沂南法院刑事庭的王、于二审判员就告诉我们,因检察院补充侦察和证据,陈光诚案开庭审判临时延期了。由于无法联系上律师证实此一消息,大家决定明天还是照常去沂南法院交涉申请旁听。 2006年7月20日星期四,乾坤朗朗,万里无云。一大早起来,大家就分头赶赴沂南法院。早上八点十五分左右,我和李海、陈青林、邓永亮四人到了法院门口,听莫之许介绍说:李劲松律师和另外一位律师进去交涉,正在落实到底开不开庭。我们十几个人,包括高智晟律师、孙文广教授、李海、莫之许、陈青林、殷雨生、刘京生、马文都、姚博和邓永亮、李金平、杨宽心、赵昕、姚博等,以及从山东各地赶去的几位不知姓名的陈光诚支持者,就在门口等他们。 此时,法院大院里已经停着许多黑色轿车,门房处站着几十个法警保安;而门外左侧和四周,已经或集中或散布着六七十名便衣人员,布控严密;在法院大门的右侧人行道边上,则安安静静地坐着二、三十名陈光诚的盲人朋友,他们都是来参加陈光诚案的庭审的,许多盲人朋友如邵宝光先生一样,甚至从远达200里开外的路程赶过来,令人感佩不已。更外围处,则四处站立着两、三百个当地百姓,或近或远地旁观着,见证着即将在光天化日下疯狂发生的野蛮暴行。 在沂南法院的庄严国徽下面,我们每个人都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及“盲人 陈光诚 自由”字样的“光诚衫”,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高智晟律师外),意在以实际行动捍卫宪法明确赋予我们的公民权利。这时,有朋友拿出相机开始拍照,几个身穿便衣的抢劫疑犯(其中一人中午还在沂南开发区派出所充当了讯问警官)就凑过来了,喝令“不许拍照”。我们质问他什么身份,他们回答是“当地百姓”;又问他为何不许拍照,他们回答:“这是法院门口”;再问他凭哪条法律不允许我们在法院门口拍照,他们就答不出来了,只好讪讪地暂时退去。等我和高智晟律师、孙文广教授到人行道上和盲人朋友们聊天交流时,长达一个半小时、六个回合的公开抢劫和野蛮暴力就正式开始了: 殷雨生【此处赵昕记忆有误,摄像机在我手中,但雨生立刻扑过来保护我】兄弟拿出摄像机拍一些镜头,结果这帮便衣暴徒一下子冲过三、四十人,跟殷雨生说“有没有拍到我们啊”,还没等回答,他们伸手就开始抢那摄像机,殷雨生就非常顽强地紧紧抱住,死死不放,这个借来的摄像机很贵,将近一万块钱。我们每一个人都扑过去把他们拖开,因为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抢劫,我们必须去保护我们的私有财产。十几个人轮班扑上去,每个人都被一次又一次推倒在地,殴打摔伤。我因为右腿膝盖刚刚愈合(曾在四川被暴徒打至膑骨骨折),使不上力,几跤摔下去,感觉又像骨折了一样,几天都在痛。高智晟律师和其他志愿者一样,不断地被一把一把推倒在地。他不断爬起来,不断被推倒、按翻在地,有一次几个暴徒把他推倒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出租车上,他正好摔到引擎盖上,幸好那辆出租车立即刹车了,不然的话非常危险、后果难料。 由于雨生兄弟的勇敢无畏,第一回合经过大家近十分钟的激烈抗争,才由一个穿蓝色T恤的抢匪最后得手(就是仅存的照片上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暴徒),把摄像机抢走后笑着跑到马路对面,如获至宝地献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指挥者。而这时,我正被几个暴徒压在离雨生只有一米的马路中间,又好笑又好气地看着抢匪暴徒们的猖狂得意劲头。八点五十分,我们退到人行道上,几个人开始打110报警,等候“人民警察出警”,行使一个纳税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 然后,我们又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法院门口进行无声抗议,那帮家伙又冲过来,抢砸另外一个相机。他们看见我背着包,冲着我就过来了,打了我脸上几掌,把我鼻子打出血来,衣服上四处染着鲜血。他们在我身上又打了几拳,把过来保护我的李海、陈青林推开,然后开始抢我的包,把包的带子两端都抢断了,我赶快递到车里去,他们才没抢走。包里的相机在争抢过程中摔在地上摔坏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拿着石头准备砸车的那个暴徒在打我之前,还用山东话说了一句:“你怎么打人呢?!”然后才动手开打的,由此可见他们对我们的非暴力抗争了如指掌,精细到已经准备了包括录音录像在内的栽赃方案。 接下来的冲突一次又一次地间歇重复着:抢邓永亮的手机,抢拍照的相机,抢李海的背包、拦截围攻我们欲意离开的汽车、抢高智晟手里的汽车钥匙。每次那帮暴徒抢匪扑过来抢东西、打人,我们就竭力保护那个兄弟和物品,他们又疯狂地把我们一次次的推倒和按翻在地,直到把那个目标物品抢走。 这时,经过一番交涉,高智晟律师和邓永亮进入法院大楼,前去和律师们见面,落实是否开庭的问题。很快,他们就一起出来了。李劲松律师告诉大家:法院已经出示了推迟开庭的书面通知,他即将返回北京。我们决定既然已经报警,那就再等20分钟。警察再不来,我们就直接到公安局报警、控告警方不作为。 围观的群众中,这时有些人凑上前来,私下里跟我们讲:“今天出来抢摄像机、厮打你们的这些人,是穿着便衣的公安干警,许多人还是刑警大队的。”莫之许一听非常高兴,禁不住脱口而出:“原来没有黑社会!” 等到九点半,我们看十数次110报警后警察仍然不作为,就决定离开法院门口的施暴现场。这时暴徒抢匪又围了过来,举着石头堵在高智晟车前不让离开,威胁说“如不交出相机休想离开”。高律师稍微开一点,这些暴徒就疯狂砸车、踹门,把坐在车里的72岁高龄的孙文广教授惊得心脏病都快发作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孙文广教授拿起手机,拨通了他的学生、临沂市委书记李群的手机。秘书谎称李群正在开会,在听了孙教授很长的慷慨陈词后,称一定会转告李书记,请他亲自给孙教授回复电话。当然,衣冠禽兽李群书记的电话没有等来,孙教授等来的,却是一个声称要打断他腿的凶狠男子的恐吓电话。 当时的施暴场面非常大、非常混乱,间歇性持续达一个半小时以上。用高智晟的话来说: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最大的群体性暴力场面。马文都形容:这是六四以后他所经历的最大暴力镇压。我倒是觉得一个网友的形容更贴切些: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美式橄榄球赛,所不同的是,双方所抢的不是球而是摄像机、相机、背包、车钥匙,不是在球场上而是在法院门口马路上,我方十余人而对方却多达五、六十人,对方使用有限度的暴力殴打、推攘、按翻,我方却身体力行非暴力主义,只是拉开那些明火执仗的抢劫犯,自然每次都是寡不敌众了。 3、“7.20四部曲”之二:抓,你们涉嫌扰乱了交通秩序! 九点三十五分,正当抢匪暴徒拦阻我们、在马路边上僵持不下的时候,报警后一直毫无作为的着装警察终于姗姗迟来了。而且一来,就来了七、八辆,连同各种各样没挂牌照、没有警车标志的公安、国保的车停在了马路的中间,很快就造成了交通堵塞。甚至有民用的过路车辆准备绕道行驶,也被便衣人士拦路堵住,喝令原地呆着不动。我正好听见一段有趣的对话: 民用车辆司机:“干嘛,前面堵车,我绕道走还不行吗?” 不明便衣人士:“让你别动就别动,哪来这么多废话!” 明明抢匪暴徒们就在这地方站着,还拿着石头堵在高智晟律师车前,还在继续悍然作恶行凶,还在继续推攘非暴力的志愿者们,可是警察根本不抓、不闻、不管、不问,只是在个别暴徒动作太过分了的时候,轻轻拉上一把,示意:“正在拍摄录像呢,悠着点”。我四处一看,果然看见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士扛着摄像机,正在不停地变换角度进行拍摄工作。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暴徒们更是心领神会,让出了一些关键位置来配合拍摄工作。至于这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士拍摄是否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他们就不管不闻了。 因为被抢劫了摄像机和手机的莫之许、邓永亮坚持报案,要求警察抓捕那些依然还有峙无恐地呆在现场的抢匪们,警方深感狼狈,很快地就假借带他们到派出所“做笔录”的名义把他俩哄上车,直接拉走了。我们一看他俩落单,也要求警察抓走这些依然拦着汽车的抢匪,好让我们离开去寻找同伴。但是警察依然置之不理,似乎在等待录像取证工作的完成,等待着上级命令的下达。 果然,一直耗到九点五十五分,在车牌号为:鲁Q80008、鲁Q80010、鲁Q80016、鲁Q80058、鲁Q80068等等帕萨特高级轿车上,下来了一些看似官员的人,一个个脑满肠肥、膀大腰圆。其中一个50多岁的矮胖子和一个50多岁的矮瘦子站在法院门口观察、商量了一下,就歇斯底里地大喊一声:“抓,这帮人涉嫌扰乱了交通秩序!”只听一声令下,从刚才开来的大小警车里立即扑出四、五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几个人对付一个,把还滞留在现场的非暴力维权人士强行押上了三辆警车。我听到身后的李海先生在愤声反抗:“别动我,我自己走!”我瞬时间明白了,他们在拷贝!他们这是图谋象对付被当局严加看管的盲人陈光诚先生一样,欲图以“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的名义,栽赃嫁祸于志愿者啊! “太拙劣、太没有创意了!”我正对李海说着话的时候,从车上看见一个主要抢匪突然一把从高智晟律师手中抢去汽车钥匙,还对老高说了些什么。紧接着,就把老高一个人单独押上一辆警车,连车也不让他管就开跑了。后来老高告诉我们——他这是在说:放心,一会儿我们会把车子开还给你!据老高说,这个抢匪暴徒后来真把车子开到了盘问他的派出所,只不过车子已经被仔细搜查过,车里面的钱和一些东西已经不翼而飞了。 孙文广、李海、陈青林、刘京生、殷雨生、马文都、赵昕,我们一行七个被押在一辆面包型警车上。大家在车上照样有说有笑,几个人忙着收发信息,倒是显得坐在前面的警察非常紧张不安。车刚刚开出不远,立即就停在了马路边,下去四、五个警察拦住了过往的民用车辆,在大路上就进行盘查记录。我们中有朋友猜测是在检查外国记者,有朋友跟警察开玩笑地说:“你们真辛苦,抓了我们还要顺路执行公务。”可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这是在搜集证据,准备以“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像栽赃陷害陈光诚一样陷害我们啊! 车到沂南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先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大办公室,也不出示什么证件,就让我们在那呆着,等候上级指示。我们倒水的倒水喝,上厕所的上厕所,研读宪法的读宪法,倒是使看守我们的警察一阵忙乱。一个小时后,已经接到上级指示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七个分开,一个个单独讯问。 非常有意思的是,讯问我的两个警官:一个王德X、一个陈西X,一看都是熟人——原来19日晚上十点半就是他俩带着人到圣贤居酒店盘查我们的身份证的。我一见他们就哈哈大笑,轻松地跟他们打招呼说:“又见面啦!”他们也是多年的老警官了,这时倒显得不好意思起来,讲了很多客气话,说了半天才讲清楚是领导要他们这么干的,我们“涉嫌扰乱交通秩序”,堵了好长的车,连带嫌疑犯到法院出席开庭的警车都进不来了,如此等等。我开门见山,质问他们为什么在我们报警四十分钟后才赶来?为什么抢匪暴徒不抓,反倒抓我们这些依法申请旁听、被抢报警的公民?至于扰乱交通,那是你们的抢匪把高智晟的车堵在马路边了,怎么不抓他们反抓我们?为什么你们的七、八辆警车停在宽敞的四车道大路上堵塞了交通,反倒责怪我们堵塞了交通?他们非常尴尬,作为人的良知、作为警察的职责,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是“执法犯法、栽赃陷害”,只好无力地辩解说:因为你们十几个人都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上衣,沂南老百姓没有见过市面,看热闹围观,结果就造成交通堵塞了。我看他们面有愧色,想起甘地的话语:“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也就不为己甚,表示大家都是中国公民,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职责,应该可以互相理解和尊重,如果上级非要“欲加之罪”,哪又“何患无辞”?!你们愿意记录就记录吧,我可以把今天的真相告诉你们。但是如果你们窜改了我的谈话,哪我可是不会签字的。果然在后来,由于我坚持不签字,他们只好把窜改我话语的地方又按我的意思修改回来了,并由我主动要求盖红手印,这才签字了事。坦率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盖红手印盖得这么欢畅,直盖得四页纸满处都是,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真相记录。 就这样,当地公安局抢匪不抓、暴徒不抓,偏偏把受害人、报警人抓到派出所,就以栽赃陷害陈光诚这样一个被他们严加看管的盲人“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的笨拙手法,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非法拘禁近四个小时,给我们做完笔录后,才先后于下午两点左右把我们送回圣贤居酒店,还我们以人身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警察跑到讯问我的屋内来聊天。还有一个女警察在我的建议下,跑去拿了一大口袋肉包子给我们吃,可惜我们都实在没有胃口,辜负了他们的美意。其中一个还乘着没有人的时候对我说:“也许你们的行动会促进社会进步呢,这不是哪个当官的就可以一口否定的事情。”尤可见,体制内不乏良心人士!这从我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北京警察、外地警察中,这从“六四”后许许多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都可以见出公道人心来。我衷心期望,在坚持真相与正义的同时,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不忘和解、宽恕待人,彻底摆脱仇恨的捆绑和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因为,七、八千万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没有明天,我们也就没有明天,我们共同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没有明天。 4、“7.20四部曲”之三:打,你们穿着光诚衫就要打! 下午两点半,同去的志愿者除了几个先行离开以外,被抓到派出所的十二个人终于在圣贤居酒店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聚齐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闹非凡,都在讲述着今天上午和中午的“非常遭遇”,都为朋友们的非暴力优越表现而感到无比自豪。简单吃点东西,临时商议取消看守所和县政府之行后,我们即刻启程,前往陈光诚所住的东师古村看望光诚太太袁伟静和孩子们,以及东师古村的其他受害村民家属。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面临的会是什么,我们清楚地知道东师古村村口暴徒们已经猖狂以待。但是我们不能不去,我们不能不去表达我们对无辜村民们的关爱与支持,我们不能不去表示我们对无耻强权和野蛮暴力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我们不能坚持正义而来,却带着遗憾和屈辱回家。 莫之许、邓永亮和我打了个出租在前面带路,高智晟律师和网友五岳散人(姚博)开着私家车在后面跟随,再后面就是长长的一大串跟踪车队了。一路上,机灵的出租司机很快就发现了形势不对,不停地问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车辆跟随。当我们耐心地告诉出租司机盲人陈光诚的光荣事迹和惨痛遭遇后,他痛心疾首,表示也听说过陈光诚的故事;当我们告诉他前面、后面跟着的十多辆车都是公安和国保的跟踪车辆时,他又惊慌失措,不停地说:“乱套了乱套了!”当我向他保证到了地方后,他可以把车停在安全地方,再由我们走路到村口去,他才暂时安定下来。苛政猛于虎,当地的老百姓是多么害怕公安呀。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我正在车上发短消息:“我们正在前往东师古村去看望陈光诚家人和孩子的路上,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天父所造,都有人性和良心,我们只求对光诚的亲友乡亲说一声,也对看守他的人说: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爱你们……”算是给朋友和暴徒们各打一个招呼。这时,很意外地,我接到了陈光诚可敬的妻子袁伟静女士打来的电话:“赵昕,你们到哪里了,我一定要抱着孩子到村口去迎接你们!”我告诉她:“我们一行十几个人正在前往东师古村的路上,很快就要到了,伟静你千万不要抱着孩子出来,怕伤着了孩子”。伟静坚持要抱着孩子出来接我们,并辩解说只有她在,暴徒们才不敢打得太狠。我当然不同意,在我再三的请求下,她依然毫无畏惧地坚持要出来迎接我们。是啊,男儿有泪不轻弹,讲到最后,我确实是感动的泣不成声了。车后坐着的莫之许和永亮无声地递给我一些餐巾纸,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后来我们才知道,伟静在和我通电话后,立即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女儿从家里奔往村口,一辆无牌黑车将她拦住,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强行把她拖上车,和小孩子一起又被抓走了。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任何证件,就把她强行带走,只是在六点半快要把她往回送的时候才对她讲,是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扰乱交通秩序罪”依法传唤她,要求袁伟静签字。袁伟静说:“你们的程序违法,我绝对不签”。抓走后不到十分钟,我们十几个志愿者就到达东师古村了。很明显,当局故意把她抓走,是要使她无法见到全国各地的维权志愿者,从而无法得到任何精神和物质的人道主义帮助。 由于出租司机不熟悉东师古村,我们在开过东师古村约500米后,才发现马路南边的村口早已站满了五、六十人,而后面众多的跟踪车辆也已停了下来。我请出租司机赶快停车,下车一问,这是营后村,才知道真是到站了。跟朋友们商议后,由我和莫之许、邓永亮第一拨,殷雨生、李海、李金平第二拨,其他志愿者第三拨再上。孙文广教授由于72岁高龄了,今天已经被折腾得疲惫不堪,就留下来看着车辆。于是,我和莫之许、邓永亮带上要给袁伟静的圣经、捐款和物品,肩并肩地一起向东师古村方向、迎着那几十个猖狂以待的暴徒走去。走到半路,才发现殷雨生兄弟也跟来了,因为他实在放心不下我们几个。路上,我顺便问了问马路边微笑着看着我们的一些村民:“前面就是东师古村村口吗?”村民高兴地回答说:“是啊是啊!这些土匪等着打你们,你们怎么还要来?!”我们也高兴地回答说:“就是知道这些土匪无法无天地对付老百姓,我们即便被挨打也要来声援你们、支援农民啊!”在马路边上,在房屋背后,在树林背后,我看见了乡亲们真挚和期待的目光在炯炯闪亮。 很快地,就到达暴徒们守候着的东师古村村口了。我跨前几步,走到这伙为了蝇头小利出卖灵魂的人群面前,微笑着问他们:“请问这是东师古村吗?!我们来看望袁伟静和乡亲们,给他们带点东西来。”说着我扬了扬手里拿着的圣经和捐款。这帮暴徒突然躁动起来,纷纷喝令道:“快走快走,就是不许你们进村!”我们又据理力争,无奈是对牛弹琴,没有什么效果。这时我只好说:“大家都是人呐,能不能变通一下,干脆由你们转给陈光诚家人,我们就可以不进去了?!”可是无人敢于答应,只是一个劲催着我们“快滚”。就在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者越众而出,黑幽幽的脸上闪着一对凶猛动物般的招子,一边疯狂地猛推我们,一边发号施令:“把他们轰走!”于是,几十个暴徒们行动起来,开始从东师古村村口把我们往停车方向猛推。我猛然间观察到,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这几十个暴徒全部都是男人,其中居然有上午在沂南法院门口抢劫施暴的许多暴徒。 暴徒们一边凶狠地推攘我们,一边连捅带打,把我们四人往停车方向驱赶了几百米,我们也不停地回身营救落单的同伴。在经过一辆从北京跟踪而来的无牌汽车时,我清楚地看见车里的国保朋友们咧着嘴大笑。我和莫之许也乐了,冲着他们猛地挥挥手,又往后指了指,请他们看看我们可爱的中国到底是何等模样。可是一过警车和百姓较多的地方就不同了,就在离我们停车处不到百米处,只听见一声狂叫:“打!砸他们车!”,暴徒们“轰”地一声,就像一群疯子一样,开始肆无忌惮地施暴起来,兵分两路对付我们四个和第二批赶来接应的李海、李金平。只见暴徒们连抓带打、又撕又扯,把志愿者身上穿着的光诚文化衫就在身上撕成碎片,邓永亮被按在地上,很多人身上被抓伤。我挂念着孙教授和汽车的安危,边往回跑边冲着后面的人喊道:“快把车开走,他们要砸车!”没有一个人动,高大律师正镇定自若地请大家在路边吃西瓜呢!这时我看见出租司机正在慌忙启动汽车,只好赶快请心脏不太舒服的孙教授上车,保护他离开百米距离,我再下车观察情况:很快地,志愿者们除了姚博太胖穿不了光诚衫外,就只有我穿着沾染鲜血的光诚衫和孙教授身上穿着的一件光诚衫了。有几个暴徒看见我们俩在观看,又疯子一样朝着我们追来,吓得出租司机一边咒骂这些强盗流氓“疯了”,一边赶紧招呼我俩上车,又带着我们前行了一、二百米。这时前面跟踪我们的一辆江苏牌照的车还想阻拦出租汽车,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追来的几个歹徒已经不追了,正在路边大喘粗气呢! 很快撕完衣服,暴徒们开始卖力地掀抬高智晟律师的汽车,高智晟和大家一样上身光溜溜一丝不挂,冷静地和大家一起抱着手站在旁边观看。据朋友们后来描述,可能正是高智晟律师和志愿者们的冷静从容,虽然身上满是他们的爪印和瘀血,依然面带微笑和悲悯地看着这帮暴徒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作恶,才使得他们掀了半天掀不动,干脆喊“放下”了!据老高自己讲,他当时看了一会,看他们实在掀不动,干脆对暴徒们说:“你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你们的上级再掀不迟?!”最后他们中的一个头领模样的人喊“放下”,这伙暴徒才放下车来,开始轰志愿者上车。刘京生描绘道:“暴徒们把邓永亮脑袋给打得在车上直恶心,我看他那样够呛。马文都腿也打伤了。我们看那伙人追过来,就迎上去想跟他们交谈,只听一个人喊‘把他们的汗衫全撕了!’,那些人伸手就拽着我们的领口,“嚓”就撕了,现场志愿者的文化衫全给撕了,我和另外几个人是被摁在地上撕的。我们所有人都保持理性,如果当时我们有一个人还手,当场就能把我们打死在那。整个过程警察就坐在后面闪着警灯的车上看笑话。” 是的,即使是真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无法让甘地彻底放心满意。可是就在中国临沂,我们做到了!我们曾经在“援助陈光诚志愿者致中国公民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承诺,在通往正义的道路上,如果我们面对阴谋,我们将报之以真诚;如果我们面对野蛮,我们将报之以文明;如果我们面对暴力,我们将报之以彻底的悲悯。同胞们,请支持我们,请关注陈光诚,关注一个盲人维权者正在承受的苦难。”是的,我们也说到做到了!在一条短信中我写道:“昨天打,今天打,明天还打!今天打我,明天打他,后天照打你!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一个人被迫害,所以人都不安全!我们现在尊重许志永、滕彪等维权律师的意见,在营救陈光诚中,坚持地方化非政治化原则。但是一旦律师们在临沂又再次被打了,那么,我们只能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去主动受难、挨打。” 是的,2006年7月20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所有的志愿者都坚持了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并始终怀着巨大的勇气和悲悯的情怀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的确不是怯弱者的无力行径,她是勇敢者的最高德行,是爱与公义、勇敢与无畏、宽恕与文明的集中体现!记得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曾经在诺贝尔和平奖答谢辞里谈到:“以暴力对抗暴力,再没有比这更软弱愚昧的事情了!”我们自豪,因为中国终于也长出了非暴力的绿芽! 当天被打得最严重的,上午是负责拍照并用身体死死保护摄像机的志愿者殷雨生兄弟,下午是准备进村看望陈光诚亲友和乡亲们的四川维权人士邓永亮。当然,我们不是临沂暴力计生案件中光天化日之下被无法无天的暴徒野蛮侵犯的第一批志愿者,也绝不是最后一批:据报导,陈光诚救援团成员7月20日是第六次被打。之前的五次是:2005年10月4日,许志永博士、李方平、李苏滨律师到山东临沂看望陈光诚,李方平、许志永被殴打;2006年6月22日,程海、孟宪明律师等3人在前往看守所探视因陈光诚事件遭到关押的其他村民,遇暴徒推攘、厮打;2006年6月23日,李劲松、李苏滨试图进村与袁伟静见面商谈取保候审事宜被殴打;6月27日,李劲松、李苏滨在进入村口时被纠缠殴打,车辆被砸、连人带车掀翻;7月10日,胡佳先生在村口看望袁伟静时被殴打。 有所不同的是,当我们这些志愿者在一个离东师古村不远的地方下车交流的时候,大家互相检视着,只见多数人光溜溜的上身上,到处是一条条爪印和瘀血,竟然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伤心。也不知道是谁开了个玩笑:“噎,高律师身上满白的嘛!”大家一起看老高,只见他白生生的上半身红一块紫一块,都忍不住哈哈地乐开了!正是这种坦然而超脱的心态,使得这些非暴力的勇士们即便刚刚经历了一天的强权暴力,依然写出了《记一次快乐的旅行》、《脱光了多好》这样的精彩文章,倒是令许多朋友慕煞,大呼“下次去叫我”。 5、“7.20四部曲”之四:跟踪恐吓,以见不得光的方式! 规定动作完成。依依惜别后,我们兵分三路,决定班师回营了。老高和莫之许他们那两路自然有跟踪车辆伺候,李海先生、孙文广教授和我一路,乘坐出租汽车去搭乘长途大巴赶赴济南,自然也少不了山东警车前呼后拥:一辆跟踪车辆挂着江苏的车牌,一辆跟踪车辆没有挂任何牌照。我们停车小解他们也停,我们畅快了他们也依然憋闷着;我们下车等候长途时,他们也下车卖桃子,我们一上长途大巴车,他们又狼狈不堪地桃子也不要了,跳上车赶紧追将上来。我不禁深深哀叹,奴役人有什么好处啊?连自己也不自由,成为奴役者的奴仆了。 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车辆行驶速度过快,江苏牌照的跟踪车辆竟然把村民的一条可怜的看家狗给撞伤了。呜呼哀哉,同类相残!竟然又忍心置之不理,冒着村妇的恶毒咒骂继续追赶!我忍不住替那条看家狗可怜起来,想央求出租司机停车,可是那出租司机又恐惧又后怕,耽心起我们下车后,是否会遭到打击报复的事情来了。他顾虑的也有道理,本地本县人,谁不害怕这些虎狼成群的掌权者?果然,在我们下了出租车后,立即就有一个便衣跑去找他,讲了些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见那出租司机连连点头,似乎是答应回头到什么地方坦白交待。 就这样,这些无牌照和假牌照的跟踪车辆一直跟着长途大巴上了高速公路,出了临沂市地界,才慢慢地消失在我们的眼界中。其他朋友也大抵如是,充分享受了这种见不得光的跟踪保护模式。当然,高大律师除外,他的待遇比较特殊。 可是,见不得光的岂只是跟踪盯梢!前前后后,在山东受到威胁恐吓的就有陈光诚夫妻和亲人、其他村民和家属、李劲松律师、赵昕、孙文广教授。 同案被羁押村民亲属受到压力,不敢到法庭上去旁听。因为公安局明确告诉他们,如果参加旁听的话,只能加重他们被羁押家人的处罚。 李劲松律师于2006年6月22日在临沂依法工作时接到一个死亡威胁电话,他正好录下了音,作为证据提交给了相关司法部门。 赵昕于2006年7月18日22:35:41,接到一个死亡威胁短信息,来电手机号码为139-8137-8733:“你们一家人去死、、、?因为你们心不好!”非常奇怪的是,我的这个手机号码是刚刚才买几天的新号,是什么样的人物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很快查知我的新手机号呢?更加可笑的是,这个要残暴杀死别人全家的人,竟然还有脸指责“你们心不好”,似乎他倒是一个心肠柔软善良的好人!愿上帝引领、保守我们,也宽恕这个“好人”,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孙文广教授于2006年22日晚上10时半,接到一个声音凶狠的男子的恐吓电话(来电手机号131-7644-7423): 来电:“你是孙文广吗?” 回答:“我是。” 来电:“你小心点,你这小子,再出去胡转悠,我打断你的腿!” 回答:“你是哪的?” 来电:“不管我是哪的,你再出去试试看,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恐吓电话让孙文广教授家人很害怕但没吓着他本人:“陈光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理应给他声援和支持,此次沂南行达到了让当地知道很多人在关心陈光诚的目的,也给陈光诚家人送去一些温暖,这种活动今后还应当做。” 我们非常感动,无言以对。看着孙教授得知高律师一行已经离开山东直接回京时的若有所失,看着孙教授硬是挺着疲累交加的身心为我们忙出忙进地张罗,我们只能默默地祈求上帝,祝福这位饱经风霜而依然挺拔的老人,一定能够看到他一生的梦想与追求成真的那一天,我们再欢聚在一起,为前辈快快乐乐地祝寿。 在济南短暂停留了两天,拜会了一些师友同仁后,我们就分别启程从山东返京了。回到北京,也许胡佳“夫妻双双被软禁”的特殊待遇,正等待着我们呢。 6、对中国进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的几点思考 19、20日,当陈光诚全国救援团一行人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文化衫出现在沂南大街上时,市民有的鼓掌,有的竖起大姆指。也许,陈光诚案的最后庭审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政府与一个盲人的战争”在人们的心中胜负早有分晓。那些临沂普通的老百姓和盲人朋友就是最好的见证。 A、出发前我们就作了充分沟通和探讨,要在中国大地上身体力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抗争,我们说到做到了。2006年7月20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官方和民间共同纪念的日子:这天,我们国内的民间非暴力勇士正式穿着光诚衫,举着宪法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勇敢无畏而又充满悲悯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堂堂正正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中国民权史上又有了一个新的点滴积累。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不求推翻颠覆什么东西,只求脚踏实地的点滴渐进、适度改良,遵循宪政民主主义的道路,以自我的牺牲舍己、受难流血作为成本,和体制内外的进步力量一起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和平宪政民主转型事业,并最终通过真相与和解运动,达成“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有赢家没输家、共同拥有明天”的最优建设性社会进步模式。 B、许多非暴力运动的民间反对者,尤其是国外流亡的朋友草率论断道:在中国实行非暴力民权运动完全不可行。理由归纳起来很简单:说印度、美国、南非、其他国家有非暴力土壤,而中国没有这个文化土壤;说中国共产党是个没有底线的妖魔,大英帝国、美国、南非还是有文化和宗教底线的;说中国大陆现在没有新闻自由,而其他国家拥有新闻自由。如此等等,似乎也有一点道理。可是,这些非暴力的反对者们就是提不出一个解决方案,即便是高喊“暴力革命”者,也不过是空想加寄托于政变而已。倒是香港的张三先生提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口号:“没有革命哪有改良?!”恰恰相反的是,“没有改良哪有革命?!”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无一不证明着这个宇宙真理:一个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恰恰是在一个点滴积累的过程中,一个大多数人思想进步过程中,一个负面成本逐渐累积的过程中,缓慢实现的。试问,没有百日维新、慈禧新政、立宪运动,哪来的辛亥革命?!走向共和、成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不是又推翻了一个大皇帝,起来了无数小皇帝吗?!没有公民社会一砖一瓦的建设性贡献,哪来的现代宪政民主大厦?! C、非暴力反对者的上述理由其实也经不住推敲:说中国没有非暴力的土壤,难道其他实现和平转型的国家就真的全有吗?中国不也有许多“不合作”、“和为贵”的宝贵资源,加上大家共同努力引进非暴力的文化和宗教资源,我国逐渐弥补这个缺陷还是大有可能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妖魔化也是一个共产党化的思维模式!共产党也是由共产党员个体组成的,也有人性与良知,也不是铁板一块,否则就很难理解共产党中出了象赵紫阳、胡耀邦、李锐、胡绩伟、顾准、林牧、鲍彤、任仲夷、高山、方觉、戴晴等等这么多共产党人反对自己的专制政党和元首,甚至成为了民间的反对派良心。妖魔化共产党、诅咒化共产党未必能造就一个新中国!民间力量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七、八千万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没有明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没有明天!共产党还有三大法宝呢:枪杆子、党组织、统一战线;我们放弃枪杆子拿来了非暴力,党组织目前时局还不成熟不宜再试,统一战线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好好运用?!此一时彼一时,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底线,倒真是一个故事!我们应该看到,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人民在变化,统治者也在新陈代谢,总是在一代一代权威衰减,一代一代思想开放。要说杀人,当时的大英帝国杀得不多吗?南非当局杀得不多吗?翻翻历史书看看,最起码比六四惨案杀的人还多,手段还更加血腥残忍!人家能够进行非暴力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人家能够进行真相与和解运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人家有新闻自由我们没有,确实不错。可是我们已经身处21世纪,我们有互联网人家还没有呢,我们可以在一瞬间让全世界知道真相人家还无法想像呢!更何况,新闻自由也是早晚的事情,外国电台、外国电视的节目不是已经在全国各地的上空飘扬吗?收听敌台不是已经没有人管了吗?能够接触到自由信息的人不是一天天正在增多吗?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信息柏林墙的封锁,关键在于如何清醒认识真实的今日社会,关键在于如何维护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工农兵学商干”的公民权利,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融入主流社会,扎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石!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历史地解决若干重大社会问题,如何摆脱个人兽性的奴役和仇恨的捆绑,成为我们的祖国真正建设性力量的一份子。 D、非暴力抗争的民间反对者,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极权主义”时代,无权者必然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即便是执政掌权者也不得不遵循一些“法治规则”与“普世价值”,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如此。正如赵晖先生所敏锐地指出的一样,这次临沂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没有黑社会只有国家黑社会主义,没有暴徒只有恶质化政府,没有更坏只有更脏。中肯地说,一方面中国确实在产生更多的不公平不正义,一方面随着整个世界的进步和精英的新陈代谢,必然在水涨船高地整体进步着。我去年初在北京看守所时,看到了许多八九年我在监狱时无法想像的可喜变化:打骂少了,人权多了;程序进步了,管教和气了;少年与成人分开了,朗朗读书声多了。虽然积重难返,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点滴进步着。此次临沂之行,许多人预计会抓捕关押,甚至劝一些志愿者离开,但是虚惊一场,没有抓捕任何人;许多人预计会大动干戈,会打残打伤维权人士,但是虽然动手了,却只限于个别暴徒的野蛮动作和抢劫、撕衣,并没有真正大打出手;许多人以为敌对双方一定横眉冷对、剑拔弩张,其实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人,大家都在乐哈哈地,互相揶揄和开玩笑!这就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虽然专制机器仍然在凭着惯性运作着,依然在时时表现他冷酷血腥的一面,但是他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牢牢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他自己也觉得力不从心了,只好或装做表面凶恶吓唬人、或低眉顺眼讨好你了!所以我们在大力揭露后极权的丑恶嘴脸时,也应该实事求是,以真实对抗假丑,以阳光对付黑暗,以宽恕对待仇恨,不要不择手段,反对魔鬼自己也变成魔鬼,重蹈了共产党的老路和人类的无数悲剧。并且,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来看,短暂的疯狂与倒退并不可怕——没有疯狂哪有灭亡,没有倒退哪有进步?! E、非暴力抗争可细分为积极抗争和消极抗争两种:积极抗争由具有牺牲舍己精神的少数勇士去担当,中国也不乏这样舍生取义、心怀天下的德义之士;消极抗争就可由每个觉醒了的普通公民去身体力行,如穿衣、吃饭、关灯、佩戴特殊饰物、悬挂特殊装饰、某时到某地、随时讲真话、种种不合作等等,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和风险,只要宣传动员得力,也会产生巨大和长远的果效。譬如某小区在一个约定特殊时间一起关灯半小时,冲击力如何?无声的中国才是最强音。 万物互相效力,万事自有定时。只要我们都发出光,就会有光辉的明天!让我们一起来领会圣雄甘地的以下话语,并以此作为本篇结束语吧——“非暴力像活动中的镭。无论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肿瘤的生长就将无声、平稳而又永不停息地发挥功效,直至将有病的机体组织完全转化为健康的组织。同样,一点点非暴力也会微妙无声地发挥效力,并在不知不觉中使整个社会日新月异。” 2006年7月23日至26日于北京──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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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

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 进入专题 : 学术立场    ● 曹锦清       一、改革开放后影响三农问题及现代化进程的四个关键点          1、1982年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个改革的意义大家都很清楚,这里就不详说了。     2、1998年在中西部一些地方实行退耕还林、还湖、还草,标志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     这意味着中国近几百年靠过度的垦荒、围湖造田以增加粮食产量的生产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再也不必靠挤压空间来寻求粮食增产,终于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提高单位亩产。陕西、山西、江西等省大面积实施,国家有补贴,亩产提高,吃饭问题解决。     据现代人测算:明朝的耕地约为8亿亩,清代约为16亿亩。这增加的8亿亩耕地,主要就是靠西北、西南、中南等地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向高山高原要地所 得,洞庭、鄱阳等湖泊面积因此逐年锐减。明清时期,美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传入中国,对我国粮食生产、土地开发和人口再生产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尤其是对养活更多人口功不可没。这是中国人为解决吃饭问题所采取的两种方法,但都没能真正彻底的解决该问题,直到1998年才找到–提高单位亩 产。有一种说法:国民党之所以败,就是因为土地到了极限,养不活太多人,败掉了。总的来说,1998年的农业政策,虽有一些问题,但总体执行不错,意义深 远。     3、2006年废止农业税,农民的负担全面的退出,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得到缓解,这堪称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在中国古代 (冷兵器时代),农业供养着小政府、为数有限的军队(主要是吃饭)。到了晚清、民国(热兵器时代),随着政府不断地膨胀、人员扩大,军队数 量激增(不只是吃饭),战争赔款巨大,农民的负担持续加重,最终导致了中共领导的农民战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的革命与马克思等人所倡导、宣扬的革命有 很大差别,实为一场彻底的土地革命—农业反对工业、农村反抗城市的运动。     中共执政后,动员全国搞工业,但由于国内常年战乱,旧中国工业 基础薄弱,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极为匮乏。50年代,经过土改、农 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运动,国家成为了所有农民的大地主,“税租合一”,然后利用城乡“剪刀差”,通过剥夺农民获得资本积累,投入工业化。需要注意的是建 国后的工业化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而发展重工业尤以军事工业为重点,这样的投入不进入市场,有去无回。总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成本是由农民垫付和承担的。     2006年农业政策的出台,无不得力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例如: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以惊人的增长的速度超过8万亿,成为全球第二。其中中央政府4.2万亿,60%向中西部倾斜,重点投向县域经济、新农合、义务教育等。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减免了农业税,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的“三农”问题已应“时”而生,摆在了我们面前。     4、2008年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新阶段。     鸦片战争后一路的民族衰退,直到到1928年国民党定都南京,我们以为可以止跌回升,但1929年爆发了中原大战,到1930年全国才表面统一。 1930-1934,国民党剿共,用了四年时间把共产党赶到了西北。到了1935年、1936年,这是两年最好的时期,但日本人不“答应”,它们完全知道 国民党的统一对它们意味着什么,所以1928年东北易帜后东三省的日本军官已经迫不及待了,1931年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成立了伪满政府,1935年又发 动华北事变,把势力扩大到内外蒙和整个华北,接下来就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开始。日本人第二次中断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当时的国民党可 以看成是守护这个民族崛起的一份子,但是不是很成功。日本这次又把我们打到过去了,这个“过去”可以说一直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中华 民族起死回生的关键点,也是日本人的一场赌博,如果赌赢了,我们也就完了,但是他们赌输了–1945年无条件投降。我们趁这个机会,第一次遇到了最好的 外部环境,就开始崛起了。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看明白了国共必有一战,接下来有了皖南事变,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的结束。因此 从近代一路衰落到崛起,真正的崛起是从1949年开始。     整个近代100多年来的中心任务就是重建一个现代性的国家,这个现代需要打一个引 号。要重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任务不只是传统上的维持稳定,传统国 家的唯一任务就是治平天下,没有发展的任务,而一个现代国家既要有治平,又要有发展。这个发展在中国的意义上来讲就是现代化,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工业化,而 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就是重工业化。因此,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相反,先发展重工业,再发展轻工业。1949年开始崛起,先是国家形态的建立,然 后全力以赴的进行工业化建设,而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自于贫弱的农业、农民。          二、中西关系的变动与学术立场          近代以来主导中国思维的关系是中西关系,所以开端我们就把中国和西方放在中西文化比较里面。     这个比较从严复开始,严于1895年开始在天津时报发表文章,后来一直延续到梁启超、五四学人等。中西关系的格局决定了古今关系的基本格局,整个近代 思想史的中心主轴围绕着东西、古今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凡是中国在近代史上每一次现代化改革的失败,都会引起对传统的进一步否定,传统(古)就开始下降。这 就意味着每一次改革的失败殖民程度就加深了,也是西高东低的全面加深,西方更高了,中国更低了,这是一个规律。古今东西的基本格局—-屡战屡败,屡改 屡败,决定了现代中国被越压越低。中国越低,西方越高,随之古代也被越压越低,对古代就越是鄙视,很多人认为传统应该对当代的基本结构负有全部责任。在这 样的一种民族下滑的紧迫时期,近代以来所有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实现变革。这个很短的时间就是抛弃过去,割断与传统的联 系,我们民族只有未来。换言之自严复输入进化论以来,中国就从一个原来面对着过去背对未来的国家开始一百八十度的艰难转身(不是华丽转身),最后变成背对 着过去面对着未来。     这个未来有两大特点,一是未来的目标是西化,未来意味着西化,现代化要在西方化的目标引领下实现,二是未来极短,而不是 无限的向前延伸的。这个未来对 康有为来说是八年时间,康认为通过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八年就可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1918年孙中山制定建国大纲就已经提到四大建设:第一大建设是心理 建设,我们称为文化建设;第二大建设物质建设,就是我们的经济建设;第三大建设是社会建设;第四大建设就是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孙中山是先进的理想主义 者,他的未来是十年。毛泽东五十年代提出十年到十五年要赶英超美,因此他的未来是十年到十五年。大跃进失败后,1961年毛泽东痛定思痛,认为没一百年不 行,所以毛的未来最后是一百年。这个判断现在看来是比较准确的。1964年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1962年到 1965年修养生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5年到2000年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到2000年就是未来。邓小平复出以后要把这个追赶时间拉 长,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第三步是2030年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到4000到 5000美元。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比较谨慎的。     整个近代我们都是在按照中西关系来思考问题的。鸦片战争前夕,我们认为自己在这里,西方在那里, 而西方以为他们在这里,我们在那里,两方看的都不一 样,但西方看得比较准一点,我们是虚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逼着我们要平视(平等的看待)他们。《北京条约》中有一款规定:东西方是主权平等的国家,清 廷官方不准使用“夷”来指称西方。当时我们到底应该平视还是应该仰视西方呢?根本没搞清楚,总之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中西关系决定了中华民 族比其他民族更焦虑,因为我们要在很短的未来要追赶上去,原因可能在于中华文明历来悠久强大。印度可能就没有这个焦虑,比较有焦 虑感的是土耳其,因为它原先一直优先于西方文明,1500到1700年奥斯曼帝国时期,根本瞧不起欧洲国家,西方人到奥斯曼帝国做生意都称为贱民。但现在 土耳其却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它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东方还是西方。日本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脱亚入欧后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西方国家还是 亚洲国家了。鸠山由纪夫想回到亚洲来,但美国不让它回来。这些问题要放在整个历史背景下才能解读它。总之,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归根到底是地位的演变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只有未来没有过去,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有她的优点也有它巨大的弱势。民族主义本身要有传统文化的滋润,要用民族文化来完 成民族共识,如 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滋润就是断腿的、残缺的、不完整的民族主义。割断联系的缺点已经暴漏出来了,但它的优点是如果不割断联系、不向西方学习就不可能完成中国 的现代化,这是个基本的事实。那么割断联系后只有面向未来了。这个未来有两大特点;第一是面向未来就是面向西方,一是不得不如此,二是有问题,这两个同时 存在;第二就是这个未来的时间很短,前面提到的几个领袖人物的未来都比较短,只有邓小平比较现实,分三部走,现在走在第三步上。     2008年 美国“引领”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又引发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而中国成功的化解了这个危机,08年、09年平稳的度过了基于这个事实引 发了一个判断:中华民族应该重新审视在中西关系上所处位置。国内有两派:一派是主张中国模式,认为我们有实力了,可以与西方平视了,甚至可以俯视了:另一 派(多数派)认为不能放松。多数派里面有谨慎派和唱衰派之分,唱衰派认为现在的发展都是虚的,问题太多(污染严重、贫富分化、腐败等),代价太大了,现政 权将来必将垮台,民主国家还要重建。这个唱衰派在史学界里面占主流,经济学界占一部分,政治学界占主流,法学界也占很重要一部分,社会学界各一半。总之。 学术界也分派,分为自信派,不那么自信派,谦虚派,丧失信心派等等。     回顾这六十年,复兴不可阻挡,我们要确立这个信心。中华民族要重新回到 她曾经拥有的亚洲位置,这个趋势不可阻挡,这个目标一日不实现,中国的知识分子 向前的思维运动就不会停息,这是近代告诉我们的。因为近代的使命就是富强,而且以强为中心,以富辅强,第二步富强并重,将来就是以富中心(强的问题解决后 便会以富为中心)。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崛起过程中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已接近完成,接下来是更为艰难更为重要的第二步工业化。第一步工业 化从输入发达国家的技术装备开 始,从洋务运动一直到现在,这也是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概无例外的选择。前三十年的技术装备主要来自苏联,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国际市场装备对中国开放,中国可 以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输入六七十年代先进的装备和技术,有的是直接引进的,有的是合资引进的,有的是西方投资引进的。这些装备和中国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的 产品既满足了国内需求,又铺天盖地的满足了全球市场需求。但这个过程也伴有阵痛、非常残酷:无数和老装备结合的工人阶级基本被淘汰过去,如上海有四十五万 纺织女工全部下岗;东三省更是残酷无情的淘汰,九七年、九八年、九九年这三年每年以一千万人的速度淘汰。这个过程实质上是输入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装备和中 国众多有知识而勤劳的劳动力相结合,产生大量廉价产品,再输入到西方,既满足了国内需求,进口地带需求,又完成了出口导向,这是全世界都没遇到过的。西方 人无法判断这个事情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弊,如果以亚洲四小龙为标准来衡量是有利的,但是这是在大国的崛起,因此情况不同了。现在中国有近2.1亿劳动力在大 农业(农林牧副渔),2.8–2.9亿在第三产业,2.1–2.2亿劳动力云集在装备制造业里,这么多劳动力进入制造业产出大量的产品简直不可思议。 但这种情况在一百年前就有人预测过。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福来华考察很多年,著有《变化中的中国人》,该书第五章预测了中国的工业化,“你看中国人如此众多, 如此勤劳,如此恋家,如果给以适当的教育,并于西方的技术相结合,将会产生大量的廉价产品返回到西方。到那时西方富裕的工人阶级吃什么去?”这本书是 1900年出版的,到今天刚好一百年,被他言中了。也正如马克斯所言“廉价产品是摧毁所有万里长城最尖锐的武器,它摧毁一切”。同时因为中国国土辽阔人口 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滞留的时间比西方估计的时间要远远多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美国淘汰到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最后到了中国沿 海,现在转移到中西部。目前沿海地区的GDP普遍增速下降,而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内蒙等中西部省份的GDP却在快速增长,与沿海地带形成强烈 反差。     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以引进装备技术为核心,到目前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是更为艰难的第二阶段,即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的先进装 备制造业。这一阶 段估计要二三十年,因此今后二三十年是重中之重。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已经提了十几年,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已经提了七八年了,其实没那么容易,这是个艰难的过 程,但这个过程已经启动,最优秀的事例就是高铁。我们引进了日本德国法国的技术,然后让出一部分市场给他们,在此基础上进行重组吸收创新,花了五六年,达 到世界第一,现在也可以输出了。它给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像高铁这样的先进装备制造业需要我们依靠举国之力去发展突破,进而赶超西方。如果我们完成了重点 领域的先进装备业,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现在上海宝钢用的是日本的技术,上海金山石化还是日本五十年代的老装备,因此总体来说,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处于落后 阶段。这方面的追赶由于牵涉到整个中国工业化程度,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不可抑制的启动了。等到这个过程完成以后,中国 工业化的骨干也就建立起来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加以判断,中国目前的崛起是执行了近代的遗嘱,执政党也应该执行这个遗嘱。政党是为了实现目标 的工具。这个伟大目标是整个近代百年的命 运,执政党有利于这目标的实现,我们就支持它,违背这个目标就否定它。今后二三十年是考验我们民族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年份。在目前来看,向现代化倒退的可 能性还依然存在,因为确实出现了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这些问题很有可能导致现代化中断,所以我们不能乐观透顶。作为一名学者对待这种可能性要怀着居安思 危的态度,把它夸大反映都是应该的,但不应该由此而把整个前途看的一片漆黑,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应有信心。     总之,我们要判定民族的未来,确定民族的立场,这是整个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     社会科学表面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实际上是立场问题,这里的立场指的是民族的立场。这个立场可以判明当代中国在东西方比较当中、在全球关系当中处于什 么样的位置,更决定着我们对未来寄予什么样的希望。近三十年来总的来讲经济增长,社会相对稳定。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快速的社会转 型,引发的那么多的问题,同时还基本保持经济增长,社会相对稳定,这个成绩不能被低估。我们要在肯定这个成绩的前提下来分析它的弱点缺陷。我们可以和日本 的起飞(从明治维新到1990年)、美国(从内战以后到1962)、德国(1870到1914)做一下比较,也可以和第三世界的印度、巴西等国比较。美国 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它在快速的工业化转型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区域差异分化,城乡分化,农业的利益过多的向城市输入,农民大规模破产,甚 至在土地如此无限供应的情况下到1890年佃农制竟然大规模的恢复(按常理美国是最不应该形成地主佃农制的国家,因为土地是无限供给的);其次,美国当时 出现了严重的党政腐败问题,1890年代的美国两党腐败透顶。          三、中西—古今关系的重估与文化自觉的命题          这三十年总体来讲,取得了近代一百年来没有取得过的成果。近代百年以来我们屡改屡败,到今天才重新找回了自信。这种自信要求我们重新去评估中西关系, 评估古今关系(由五四学人建立起来的),重新评估新文化运动(不是说新文化运动判断错了,而是说它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中国成长了)。     我们先要把立场(态势)建立起来,立场建立起来之后看什么都可以。千言万语只有一条,中西关系的变动影响我们民族综合国力的提升,这个提升带来的意识 形态的变动意味着文化自觉(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核心就是民族自信。中华民族的自信丧失的太久,这三十年唯一一次给我们提供了自信的机会,促使我们从精神 自我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一定底气,但是这个底气还不足以支撑我们,真正获得底气还需二三十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完 成,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当我们真正有了这个自信,相信知识界一定会产生领袖似的人物,改变知识格局,因为立场改变了。这个时代到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做好准备,不要陷入过多疑问里面,也不要过度的悲观,游移不定,要为它做到精神准备。这一天万一来临而没有精神准备是不行的。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文化的崛 起,而文化崛起就是文化的自觉,自觉的背后就是自信。费孝通晚年重读了从梁漱溟、钱穆、冯友兰到先秦著作之后,发觉自己对传统文化评价过低,提出了要重新 评估传统文化。并且形成了一个新差序格局的理念。这是因为他晚年认识论发生变化了吗?不,是立场发生了变化,某种情绪发生了的变化。这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态 度发生的变化,中年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的变化,但主流的还是自由主义趋势,小流是马列主义趋势,这两种趋势有高度合一的趋向,但民族的趋势没有从根本上建 立起来。     现在已经到了重新审视中西关系、重新审视我们与传统的关系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重新审视当代的经验,否则的话具体的实证调查 无效。在调查的过程 中完成文化融合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这背后一定有一个立场的变动,立场变动之后所有的经验都可以重新打量。这个变动就要求对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保留 一种警觉和悬置,对中国的经验、历史要有尊重、同情。近一百年来,尤其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经验被西方中心的话语贬斥到西方理论的注释里面去了。所有论 文的理论都来源于孕育西方,而经验材料却来源于中国,中国经验材料成为西方理论证明其正确与否的一个注释。这种情况将会被全盘颠覆过来,西方的理论要成为 我们中国经验的参照,作为我们的注释。所以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来解读中国的当下。西方的理论及其概念,凡是可以充当分析中国经验的,可用则 用之,不可用则废之。近百年的白话文运动,主要是沿着西化方向前进,大量的西方语言进入了我们的白话文,现在已进入日常语言了,但对于这种西化运动最好保 留一种警觉。凡是那些能够得到有效指称的西方概念,不管它是什么来源,我们一概加以使用;凡是那些概念指称有所偏离的,我们加以修正,重新解释;凡是在中 国得不到任何支撑就把它悬置起来。总之,让中国的经验作为主体,把西方的经验都作为理解中国的一个有效资源。因为中国十三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国土,五千年 文明,这三大要素构成的中国是不能被西方小国理论所解释的。西方十九世纪崛起的国家都是小国(包括美国初期),这些率先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产生的理论对中 国具有参考意义,不具有决定意义。包括十九世纪为了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都要谨慎的加 以使用。     总之,要尊重中国的经验。对西方规范性的概念(有关价值)要谨慎加以使用,不能说西方的概念都是普世的。把中国的经验变成西方待改 造的资料(即按西方 的标准来改造),这种情况应该被终止。但是价值可以参考,这个价值也必须是建立在中华民族自身的现实需求、遭遇里面。当然,传统的价值在现代也是有其意义 的。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十三亿人面临的社会转型,所遭遇到的问题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数量也就是新的质量,因为数量无比庞大,就形成 新的质的东西,这个希望大家真的要注意。     在当代大学里面,专业与名利联系在一起。每个学者都要搞点名搞点利,要养家糊口,这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它仅此而矣。它仅是一个学者在一个无限多元的学 说里争取学术地位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专业化不能否定,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专业化本身所存在的片面性。专业化就是片面化,对工科来讲可以,对文科来讲 “不大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因为文科作为整个民族经验的一部分,与其浑然一体而出现,所以综合的、历史的研究是必要的。这需要我们吸收各门学科的一 般知识,而这些知识都要经过中国经验的检验。     以上通归为立场问题。有了这个立场,我们再谈具体研究。每个人在复杂的中国面前,切割哪块经验 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都是可以的,但总的来讲,学者要以思 想守护民族。思想一定是民族的,不是个人的。所以学者不过是把现有的知识输入到自己的大脑里面,经过一番思考形成自认为比较好的知识再输出来而已,一定是 民族的遭遇苦难问题刺激了我们去思考。所以在这意义上思的最高境界就是理解,是理解当下,思的最高的价值目标就是守护这个民族。而这条被当代的市场化、个 人化解释得分崩离析,民族不再成为一个实体,我们也失去了一个精神价值的归属地。民族就是世俗的上帝,没有上帝的民族崇拜民族。为什么崇拜呢?因为那里的 “活”有着意义。你至少要假装满街的男男女女都是民族实体的一份子(是同胞,事实上虽然还要处处提防着)。有了这个假设就一定要珍惜,这样会激励着你去思 考。你为什么要去思考呢?如果仅仅是为了评什么东西,就是对心身的一种残害,这样太累太痛苦了,是一种身心的煎熬。我也有个人的图谋,也有争取自身利益最 大化的动机,这些我都不否认,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思想者,如果你要思考就必须以天下国家作为研究方向,这也是自古以来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士大夫心中没有上 帝,只有三个神。第一个小神是“家”,这是绵延不绝的家,不是三口之家;第二个就是“国”,第三个是“天下”。家国即使都灭了,还有天下,这也顾炎武晚年 的遭际。当前我们要关注自己的民族,关注这个就是对天下最大的关怀。     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不应过多的陷入了哀伤的气氛,陷入对自身 利益过多的考量之中。回首这六十年,看这三十年,十六大以来,总的来讲,这个政 权还在守护这个民族。它还是想调节各阶层的利益矛盾,比如城乡关系尖锐之后,它就提出以工业反哺农业,把农民的负担全部的取消;给中西部财政倾斜等。当然 有一些问题处理的比较艰难一些,如房子问题,党政腐败、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等,这些都可以研究、批评。但是,在把前面的立场问题解决后,这些问题都可以研 究。就会看到文章里有“气”,骂了还是乐观的,你看五四学者对当时政权骂得一塌糊涂,但是里面都有“气”,总体的氛围还是乐观的,批判一个文化就是希望它 能重建一个好的文化,他们没有悲观。现在是一个大发展时期,有些人迷茫,甚至悲观,估计是大的社会转型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心里不适调。1870到1890 是美国的大发展时期,这个镀金时代被称为“强盗大亨时代”,1890 年以后称为黄金时代,黄金时代还有一个说法是“扒粪’时代。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快速工业化建设当中产生了一般性的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均,城乡区域差异扩大,政治方面腐败透顶等。对贪腐的愤怒是需要的,但单纯的愤怒是不够的,学者们要研究它。它一定是过渡时期的特有产物,因为所有政体都在转型期出现腐败。 印度的腐败特别严重,比我们还要腐败。政体与腐败有关系,但我认为,转型与腐败的关系要远高于政体与腐败的关系。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现在起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要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摆脱出来。由于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导致了文化自我殖民在知识分子中不断强化,在人文知识分子中更为强化。摆脱出来需要民族的发展给予动力,从而实现文化自觉,这样我们将来的研究成果才会更有“气”。我们现在搞的都是洋八股,党八股。从中 央到地方的十二五规划大都是大话、洋话、空话,特别是在学术界,洋八股充斥。最近十年党八股洋八股发展太快了,它祸国殃民,摧残思维。     读书要有一种精神警觉。如果没有立场,没有带着中国经验去读古今中外的书,这是读不懂书的。尼采说过:读书是先读进去,读不进去的人是领不进来的。读 进去,然后领出来;读进去多少,他可以领更多出来。没有这样的自信、自觉和经验,就不能把书读好、读活。总的来说一个立场,一个信心吧,很重要。要以民族 天下关怀为己任去思考问题,如果你对民族的前沿问题有感觉了,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值得思考。    进入专题: 学术立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术规范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1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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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学者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财政公开入手

    10月18日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集中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是自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来,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也是继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央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均被写入了会后发布的公报。   关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公报提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19日下午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政府在文化领域的职能,最主要的是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而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发展公益文化事业的主要来源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   王占阳认为,为保证文化事业财政投入落到实处,应大力发展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的推行涉及政府职能观念的转变。   财政对公益文化投入尚弱   今后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一般地强调公益性文化事业的重要性,而要把这种认识落实到行动中去,主要是大幅增加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特别是增大这种投入在整个财政收支中的比重。   东方早报: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聚焦文化体制改革,其中着重提出了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占阳:这些论述都很好、很重要,今后贵在落实。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一要靠财政,二要靠慈善事业。在美国,慈善事业对于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非常大,这就使得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可以相应削减。但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慈善事业对于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还很少,这就特别突显了政府财政文化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中国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公益文化事业的主要来源只能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   从国内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历史上欠账太多。以公共图书馆数量为例,2010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60个,而2010年县级及县级以上行政区有3223个,这意味着,至少还有363个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还没有图书馆。也就是说,在县级和县以上行政区还平摊不上一个图书馆。其实严重缺乏的不仅是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而且还普遍缺乏藏书等配套资源,这是因为经费严重缺乏。   经过数据比对发现,“十一五”期间财政增长的年均速度为21.3%,同期公共图书馆的年均增幅为7%,仅为财政年均增长速度的1/3,这是不能接受的。   新华社发文指出,“十一五”期间,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从2006年的68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528亿元,年均增长22.2%。但同期财政年均增幅是21.3%,说明前者仅比财政年均增幅略高不足一个百分点,0.9%。   并且,过去五年财政对文化事业投入占财政全国收支的比重是下降的。2006年,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2.16%,到2010年降为1.839%。2006年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是1.785%,2010年降为1.7%。尽管对文化的投入在增加,但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速更快。   2006-2010年五年期间财政文化投入年均增长22.2%,但同期财政对于一些行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倾斜力度都远远大于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如铁路投资的年均增长是46%,城市交通是37.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是28.7%,农林牧渔业是37.7%。这说明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的倾斜力度是很微弱的。   全国文化事业费主要是指日常运转费用。 2010年财政收入达83080亿元,201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322亿元,只占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的0.388%。2010年财政支出是89674.16亿元,全国文化事业费仅占财政支出的0.359%。   不仅比例非常小,还且比例还是显著下降的。2005年全国文化事业费是133.77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0.422%,2010年则降到了0.388%。   再就是文化事业费的年均增幅也在下降:“十五”年均增长19.8%,“十一五”增幅就降到了年均增长19.24%,而且这个增幅还低于财政增幅两个百分点。   还有一个数据,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和深圳市文化局合作的文化蓝皮书——《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其中提到中央财政2005年的文化事业费仅占其支出的0.39%,而1985年是0.52%,1995年是0.49%。   所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还是基建,向基建投资的倾斜力度远远大于财政文化投入的力度。   这说明,今后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一般地强调公益性文化事业的重要性,而要把这种认识落实到行动中去,主要是大幅增加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特别是增大这种投入在整个财政收支中的比重。    要有非常明确的支出规定   文化教育是应该尽早投入的战略领域。文化领域的欠账太多,这意味着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应是较短时间内的大幅度增加。铁路的增长就高于财政支出增长的一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文化事业的支出也应该高出一倍,反过来说,铁路的增长应该降下来。对一个被世界上认为最富裕的政府来说,关键是转变思路。这也是利益分割的问题。   东方早报:那你觉得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应该用在哪些领域?   王占阳:鉴于历年文化欠账太多、文化事业底子薄的现状,这个比重应在较短时间内成倍增加。我认为有四方面应该特别注意:   1.大规模展开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2.大规模充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设施和资源,包括藏书等资源;   3.扩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人员编制。把它作为解决大学生毕业就业难的一个重要途径来看待。这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看法。如果图书馆、艺术馆、纪念馆等建立起来了,会给高层次人才提供很多就业位置。   4.加大中小学的美育教育力度。这是创造文化领域的消费者,也会加强解决更多人就业的力度,现在一般中小学中“音体美”的老师比例较低。   东方早报:你觉得多大的投入是合理的?   王占阳:力度大小要和国家财政状况相结合来判断。我们基础很差,财政很有钱,文化教育又是应该尽早投入的战略领域。文化领域的欠账太多,这意味着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应是较短时间内的大幅度增加。铁路的增长就高于财政支出增长的一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文化事业的支出也应该高出一倍,反过来说,铁路的增长应该降下来。对一个被世界上认为最富裕的政府来说,关键是转变思路。这也是利益分割的问题。   东方早报: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的数值有没有国际参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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