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 信報轉載 】一、剛被任命為發展局局長的陳茂波，甫上任便有如火如荼的「劏房事件」，陳局長雖然以太太為擋箭牌，但事態的發展，令人不由不想起近來（也許是從來）內地頗為流行的dingzui（頂罪）（見 八月二日Slate.com 及 同日《華爾街日報》 ），在事實俱在輿情抨擊之下，梁振英政府難防不失。香港經台風吹襲，殘枝斷木還未全面清理，天災導致港海膠粒漂浮帶來食物鏈中毒的恐懼又正浮現，可謂百事蝟結，亟待處理，可是，行政長官梁振英卻於七．二九近十萬人遊行的一周後亦是他上任後僅一個多月，便休假去也！ 周日離港現身於泰國蘇梅島前，行政長官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曾於當天早上渾汗落區，為剛開始實施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兩元坐巴士計劃「拿」威吶喊，向坊眾宣揚這項在很多人看來是小恩小惠的「德政」。這個由上屆曾蔭權政府啟動的福利項目，新政府以提早一個多月推行而心滿意足，認為民生無小事！新聞處的公告，形容計劃很受受惠者歡迎，而行政長官因此「鼓勵」老人家外出，擴闊生活圈子，享受更充實的晚晴。然而，電視所見，道旁長者並非人人稱頌，不少且認為「兩元搭巴士」優惠並不實惠，因為他們行動不便，低票價難以成為「出街」的誘因；還有人埋怨政府沒有具體說明計劃詳情，使他們付車資時，不知所措，雙重付費，得不償失……。 二、 國民教育爭論沸騰數周，口才便給的行政長官，一直三緘其口，直至七．二九大遊行後二日，才堆起燦爛卻有點異樣的笑容開腔，否認設立國民教育科有「洗腦」的意圖，強調那不是現屆政府「突然強加推行」的政治任務；而為了釋除公眾疑慮，他將督促教育局把科目中「當代國情」的參考教材上載教育局網頁，他有信心民眾看後，自當解開所謂「洗腦」的疑惑。梁氏沒有響應遊行群眾要求撤銷國民教育科的呼號，重申該科有三年「開展期」，各校可自行決定哪一年試行，不會硬性規定今年暑假後全面實施；亦不設置指定教材，讓學校老師及辦學團體有充分時間，以開放的態度授課。換句話說，全港中小學將按照原定計劃於二○一五至一六年度全面推行。 梁振英履新一個多月，是非不絕、醜聞不斷。人事任命與僭建及劏房之類的蜚短流長，聽之不屢。國民教育可說是新班子接手後所辦的第一樁「正事」，本應為顯露其管治才能的「第一炮」，可惜相關表現，令人非常失望，沒有丁點兒心到、口到、力到的誠意和承擔。若非形格勢禁，受制於「西環」或被迫不盡不實，那就只能說明其斷事不明、行事軟弱、毫無章法，極像一入「政」路便馬失前蹄。 令人嘖嘖稱奇的是，舊政府定下的「兩元優惠」，梁振英坦然受之且有得色；但同樣是舊朝遺物的國民教育，何以梁氏卻有劃清界線之意！幾位步出上周二行政會議的成員，對民間罷課呼聲的響應是膠板一塊的「無需要」、「無必要」，言不由衷之外，言詞敷衍亦極顯然。「梁營」大將挺梁尚如此乏力，遑論其他以插科打諢為登高望遠的「老左」了。新政府的所謂一心一德、迎難而上，若從國民教育事件訴諸人前的反應看，其能量與伎倆，適足以反映梁班子只是一個庸碌無能的小集團，不敢百般作孽，已算港人萬幸！ 三、 在非人治的地方，政策的連貫性至為重要。當年董建華以不提「八萬五」便算有關政策已不存在的「笑話」，曾令群眾（尤其是政務官）嘩然、訕笑，因為他把個人無常的意願與必須始終有序的公共政策混淆。香港向來不是領導人說了便能成事的人治社會，政策的啟動和改動，須由當局提請、議員議決投票通過，然後立法頒行；一旦實施，則不管誰人當權，都要奉行無誤，若圖改變，便要把不同主張，再經上述程序，或重來或刪改，卻萬萬不能在群眾流露不滿時，主政者為「俯順民情」，對相關政策予以惡評，推說此為舊任留下，與新班子無涉！一個有擔當的政府首長，具有承先啟後、一以貫之的責任，那是不可或缺的承擔。梁振英這回提到擬定國民教育是上任政府的決定，即使沒有諉過前人的意圖，亦不免流露了其對行政長官的本分和法治社會重視程序認識的「弱視」。這是不容小覷的謬誤，因為其背後隱含違背香港法治傳統的人治意識。 四、 當政者不僅要有接下「火棒」的肩膀，且要瞻前顧後，知所因應。體會到前任政府「所托非人」，「慷慨地」資助了教聯會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編撰、出版《中國模式》手冊，由於內容有不少偏狹失實、「左、窄」堪悲，把眾多教師、家長和學生看得目瞪口呆，近十萬老、中、青、少、小的港人在有被「洗腦教育」的陰影下，走上街頭。以香港人的一般水平，不會輕易被一些罔顧事實、不求客觀的劣質歪理所誤；看看這類內容，筆者以為與其說是怕被「洗腦」，毋寧說港人擔心後代「被蠢化」而發出怒吼！ 看來，受委托編撰《中國模式》國情教學的相關人等，其實是想在公民意識里，滲進一點黨化教育，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是否需要黨化教育，本應慎重商榷、廣泛咨詢，不該鬼祟行事。退一步看，日趨強盛的中國由共產黨領導，回歸十五年後，權力來自北京的特區政府，向莘莘學子灌輸一點歌頌中共的知識，並不為過（惟這樣做不合現代社會准則，將另文說之），但基本數據不能出錯更不可偏頗，可是，有傳媒人（ 如潘小濤 ）指出，這部教學手冊連中國政府系統架構圖中的從屬位置亦顛倒。如此一本政府出資、派給全港學校的教學手冊，怎能原封不動交到老師和學生手上！ 貫徹自由開放信念，筆者連黨化教育亦可接受，不過，相關課程必須像宗教科目，不是必修而是選修；公開考試亦不在必須合格範疇。教育任務是增人知識、開人心智、拓人視野，把一些不盡不實、封閉愚昧的文宣廢料當作教材，其實才是此次令公眾氣不過來、令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蒙羞的底因。如果這手冊是坊間出版商的成品，家長、老師和學生可不加理會，不聞不問；但此手冊是政府資助派給全港學校參考的教材，真可以當作沒有這回事嗎？實際點說，學生考試若以事實卻不符教學手冊的內容作答，會否被扣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豈不等於說政府在推行愚民政策？ 港人難以容納未來德育課程缺德失實以偏概全的教材，行政長官梁振英一方面說他理解並認同市民對香港核心價值的高度關注，一方面卻不肯撤走那些罔顧教育尊嚴、絕非事實的黨私蠢見，反而要把它載上教育局網頁，美其名是以廣布周知可釋群疑，那是何其荒謬的邏輯—香港雖是小地方，到底是現代化城市，港人斷不會坐視一些足以侮辱港人心智、讓人拿來當笑柄的廢料進入學校！ 綜觀梁振英就任行政長官一個多月的施政，其政治能量實在令人擔憂（北京再次選錯人!?），在競選中出現的誠懇和力度，經他在僭建問題上遮掩拖拉，經林鄭月娥對僭建的態度親疏有別以至連累被其視為最可信任的正直同事陰溝翻船，再經公民教育處理失當以至陳局長的劏房有道，在在可能為梁政府帶來更多變量。筆者對梁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愈來愈戒懼。

【 信報轉載 】「中國模式」是個常見常用的詞彙，然而界說涵義，言人人殊，耶魯大學金融學系學者陳志武就此立論著書，書名卻是《根本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就像陳志武教授，蔡東豪同樣信奉市場經濟，認為中國開放後的經濟民生飛躍向前，完全得力於自由市場的核心價值得到中共認可，過去全面領導經濟的國家機器還騰出空間和「戲份」讓人民分沾，這種改變釋放出驚人的生產動力，擺脫一窮二白的困境。 可惜為山九仞，嚐到經濟甜頭後，只有二三十年歷史的國內中產，既滿足於高增長帶來的生活改善，也滿意於集權領導一言九鼎的「辦事效率」，對於進一步健全市場的公平競爭、法治基礎和資訊流通等，皆淡然處之，毫不積極，遑論對民主制度的索求。「市場」受政府人事而非明確政策的規範，官商合作與官商勾結的區分，關鍵往往不在乎法律標準，而是仰仗的官員是否仍然當權！ 明白經濟增長能磨滅「思變」之心，維穩高於一切的集權政府，遂以大量投資，推動增長，把資源錯配和跡近浪費的弊端視作等閒，中國此一「Grow out of the problem」的招式，以作者看來，實不足以Grow out of the problem（p.57）！政治領導的掌控意志與市場的無形之手相比，前者的手愈伸愈長，後者則「得些好意便回手」，形成官方壟斷的產業，通過併購而大事擴張，民企與個體戶生意則相形失色。作者對中國過去十年八年間這種「國進民退」的逆向走勢不以為然，因此疾呼：「我不信！」 不信又怎樣？綜觀天下，中國畢竟仍是世界有數潛力無限、龐大活躍、很多機會、同時也布滿險阻的市場！蔡氏曾為分析員、傳媒人和金融界業者，其專業識見，不難贏到人們對其觀察和分析能力的信任，高喊不信中國模式，極其量只是開場白的sound bite！ 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的現役總裁，國內市場再不健全，只要有生意可做，蔡東豪還是要廁身其間，不斷打拚，盡其所能，追求實惠！結集當中，環繞他在國內外營商的探索見聞，才是最值得細味和參考的精華所在。 國內近年時有民企老闆遇害自殺的消息，民企日子難過，以Tony之見，最大壓力，不是來自中央——「相對於地方政府的極權管治，中央政府猶如一個北歐民主政府」（p.21）；為什麼「人民大翻身」了那麼多年後，源自封建社會的「山高皇帝遠」、「唔怕官最怕管」、「伴君如伴虎」等等的情況，還是那麼鮮活地逼到人前？享有民主的歐美國家，人民何嘗不也狼狽不堪？接二連三的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使他們對政客的庸碌無才，同覺氣炸，可是除了認命，似乎也只有接受現實而別無選擇（新選出的政客一樣難有作為）！相對之下，經濟還有增長的中國，人們便不會貿然為掙脫壓力而生「非份」之想了。 沒有選票的牽制，技術官僚原本可以憑其專業能力、心無旁騖地挑起管治的責任，香港當年看重文官制度，用意亦不外於此。可是技術官僚的專業判斷永遠敵不過貪腐的敗壞，國內的地方政府，由於官員並非民選，根本不必顧慮各方爭議，但是貪官污吏卻把原來該以專業知識為基礎的程序扭曲，自把自為，正道迷失，決策生誤，百病叢生。香港回歸以後，負責「領軍」管治香港的，在作者筆下，是由「阿爺」、公務員和從政者合成的「騎呢鐵三角」，就像分工不清、管理脆弱的商業機構，業績難看，自不待言。過渡十五年來，香港管治乏善足陳，有如鬼魅纏身，群眾之於「領軍」三方，絕非真誠的服務對象，而是受用聽命的「附庸」之輩。尊重獨立人格的自由社會，人們可以是其是非其非，可以開懷無懼不偏不倚地表達意見，一旦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附庸，便身不由己，言難由衷。一日未有通融共識和迎合情理的社會秩序，一國兩制有意保留殖民地管治那些推崇法治、尊重制度、重視程序、奉行能者居之的銓敍考核和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等等的優點，便逐一出現破敗的跡象。 縱使不信中國當前的國進民退，蔡東豪卻十分肯定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前提是從計劃經濟走往市場經濟，雖然她所走的，不是一條平穩直達的康莊路，過程有快有慢有進有退，但是取向清晰，目標不移。反觀香港回歸以來的變化，倒真凌亂得深不可測，五十年不變的原意，如今是否已經出現因循怠政而「走樣」？急於興革的行政長官會否忽略程序、人事和職業官僚的謹慎作風而把港人向來珍視的質素棄如敝屣？ 借「蘭桂坊之父」盛智文不獲領匯股東支持，未能連任非執行董事一事，作者輕輕帶出香港企業管治文化在質與量方面起了值得注意的變化，他提到國內企業對獨立董事的規限，更為嚴謹，而證監與港交所的監察與管理，功能有否鬆懈？那是一個包括筆者在內的港人極為關心的問題。財經界似乎是中港最有共通語言的領域，蔡東豪卻藉着上海地產的「股票空手道」一案，指出國內的商業社會文化佈滿陷阱，連只是提供專業服務的香港法律界資深人士，也未必具備足夠的警覺性而終至失覺失誤而陷獄。 像在國內山寨貨與盜版之間的磋議，作者對香港的未來，也感矛盾。結集有一文題為〈我信唐英年〉（p.95），不過，信又怎樣？香港人迎來的，是他感到〈陌生的梁振英〉（p.85）。生意人永遠追求生意，是利己利人的人間實惠，那與有抱負的政治領袖一樣，他們並非沒有為國為民的存心，可是一入權責傾斜，缺乏制衡、理性沒有用武之地的社會，造福社會的再好意願，也有可能換來事與願違的人禍。 無論是在政界、財經界或工貿界，蔡東豪高舉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是開明、是法治、是理性、是一絲不苟的專業精神、是持之以恆的謹慎管理、是用人唯才，是能者居之……。很多香港人都有差不多的理念，蔡東豪以文字寫下他的見解，從實例說明事有成敗的關鍵所在，希望香港未來是循理性的方向發展。 這是一本仍存真摯的香港人所寫的好書。

【 信報轉載 】一、美國佐治梅遜大學經濟學名教授（去年被《經濟學人》稱為「著作被談論得最多的經濟學家」，今年初被《外交政策》選入「環球百大思想家」）高雲，近年的二三本書，筆者均在這裏介紹過（最近一次應該是○九年七月的「自閉經濟不容忽視」系列），他的新作《一個經濟學家去午餐—六項「覓食」新準則》（T. Cowen:《 An Economist gets Lunch-New Rules for Everyday foodies 》），從英美傳媒的大量報道看，這本書又引起廣泛興趣；這種反應不難理解，以如此有系統地從經濟學及運籌學原理（如Production Function、Meta-rational及Behavioral element等等）品評食肆和食物，似乎還是第一次。高雲喜歡在不知名小館子晉食（他接受傳媒訪問都假有地方特色的風味餐館進行），既享口腹之樂，復可深入民間、觀察世情，並以經濟學家的慧眼詮釋萬象，其著作因而甚受普羅讀者歡迎。 由於他經常外出用膳（本來以為這是他和當律師的太太不懂廚藝不得不爾，哪知在頁二四三以下十數頁他詳細記敍他在家大排自助餐宴請六十親朋而全家〔太太加二女兒〕入廚烹調及他如何在Costco買食材的詳況），且是「大膽食客」，什麼異國口味的東西都試。據書中自述，近二十三年來，他趁走遍八十餘國，「講經濟」之餘，順便大快朵頤，嚐遍有當地特色的風味美食（和不美食），且把「食經（晉食經驗）」撰文在其飲食網站 TylerCowensEthnicDiningGuide.com 發表，讓他在知名經濟學家冠冕上再加一頂「白色高帽」。和所有胸懷祖國的愛國人士一樣，食遍數十國的高雲，認為維珍尼亞的家鄉菜最可口！ 二、 高雲雖然花了相當篇幅說中國菜—四川、湖南和廣東—但他既未來過香港亦不曾去過中國，所得經驗，主要是得自美國各地的唐餐館及他去過的國家的「唐人街」。他對新加坡的「大牌檔」情有獨鍾，着墨甚多，且讚不絕口；他指出它們各有特點，均甚可口，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大廚兼經營者（不一定是持牌人）的必然結果。盈利全歸自己，做菜便全力以赴，因而色香味俱全（是否對你的胃口是另一回事）。利潤誘發工作潛能，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香港的大牌檔亦無例外。 經濟學家利用所學剖析飲食業（說餐館經營似更恰當），確可令讀者受益，然而，這只是在形而上層次而言，在形而下的務實層面，高雲雖然「好」吃，其品味卻不一定為知味食家認同。就中國菜餚來說，他的有關論述，華人泰半不會接受；他知道中國烹調精深多樣化，不易了解，因此事事請教他的博士生、來自上海近郊的Rong-Rong（榮榮、容榮？），但她顯然不是美食家，這從她認為duck feet為上菜可知，中國菜似乎只有鴨掌（duck web）、雞腳，何曾有鴨腳？即便有鴨腳，亦不可能是佳餚。 在香港老饕眼中，高雲基本未進入中國烹調的堂奧，肯定不是中國菜合格的「食評人」。他在各地講學授課之餘，食過幾間當地食肆，當中自有不少是他鍾情的中國飯店，但作為匆匆過客，他顯然只是淺嚐，以「老外」對中國飲食文化的認識，又能嚐出什麼？這樣，他的評論便可能很偏頗甚至膚淺；沿此路進，他對其他國家菜餚的品評，讀者亦不必太認真。 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高雲對中國超級市場的蔬菜非常欣賞，他如數家珍列舉十數種大概要讓移居美國的老華僑才知道的菜名，而花樣繁多的青菜，全部由新澤西、新墨西哥以至德州農場供應，因此新鮮翠綠，令他食指大動；高雲對一共有六種白菜（bok choy）大感驚奇，但究竟是哪六種，他卻似未寫出；他說食雲吞（餃子）應加豉油和辣椒油，配以白菜更「無以尚之」。中國超市令他大開眼界的還有各種動物內臟和「急凍牛鞭」（frozen beef pizzles）；他對雞腳鴨舌燻鴨燻雞亦大感興趣，但他未見「豬胎盤」（pork uterus），似有憾意；究竟此為何物，原來是越南名菜的食材，高雲露這一手，旨在表現其「食識」廣博。 高雲在中國餐館上花了不少篇幅，這固然是他喜歡中國菜，亦因為唐餐館數量眾多，開遍世界各地，富國窮國大國小國皆有，無處不相逢，談飲食自是少不了中國菜。目前全球有多少中國飯店，相信很難估計（遑論統計），但僅美國便有四萬三千餘家唐餐館（約每三間才有一間麥當勞），不由你不注意；六月四日《洛杉磯周刊》（Laweekly.com）訪問一位不會用筷子、不會說華語但「食過六千餘家中國餐館的大衛．陳」（David R Chan，顯然是華〔粵〕裔）的當地會計師，他「食唐餐」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五一年，不過，他保存有關紀錄（店名、餐牌及收據）的「編年書」，始於他擁有第一部電腦的一九九○年；迄今為此，他光顧過的唐餐館，一如文題所示，已超過六千間（主要在洛杉磯地區）；陳大衛的「食評」，可以不理（客氣地說當然是「可參考」），但一個人吃過數千間中菜食肆，足顯中國餐館在美國開遍大城小鎮的盛況。 中國餐館多如牛毛，高雲不感意外，因為中國各地都有具特色的家鄉菜，而內地、香港、台灣以至新加坡菜，各有創新、各擅勝場，迎合不同口味以至宗教信仰以至不同族類的顧客（許多中國飯店的主顧以老外為主），生意都過得去。有需求便有供應—約二百年前的賽伊定律（Say’s Law），不是早有定論嗎？—唐餐館因而愈開愈多。 三、 就憑他「食遍世界」的經歷，高雲指出中國菜做得不錯的國家，依次為坦桑尼亞（其首都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有一中國餐館，做「道地且很辣」的菜式，應為四川或湖南菜吧，唯未記店名），以次為印度、加拿大（他在溫哥華吃過北美最可口的「點心」）及馬來西亞。 新加坡不入「四大」，有點意外，以本書第十章〈在各地尋找佳餚百科〉中，對富中國風味的新加坡「熟食中心」（大牌檔〔hawker centre〕）的烹調，推崇備至，這些「熟食檔」客似雲來，高雲認為其一是新加坡人稅後收入不錯，有外膳的經濟條件；其一是政府限制土地用途，保障了有關土地價格不會被地產發展商炒高，沒有年年大幅加租的壓力，熟食檔價格合理，大眾因而樂於光顧。這兩點道理倒真有點道理。 新加坡菜以海產和河鮮為主，因為該國兩大少數民族印度人不食牛肉而回教徒不食豬肉，這兩種主要肉食需求因此都有局限，廚人便專攻魚蝦蟹了。 高雲不把新加坡菜列為中國菜，亦有其看法，因為印度的影響不容忽視，他以「咖喱魚頭」為例，指出咖喱源自南印度、魚頭當然是本地海產，但「吃魚頭的意念來自中國」（印度人只吃魚肉）；新加坡另一名菜「辣椒蟹」，更是典型的多元混和（fusion）菜，以其主材料為中國豆板醬、馬來辣椒、印度濃且稠的厚醬，再加西式番茄汁……。多元混和的菜式，舉世皆然，且自古便如此，並非新奇物事。高雲指出意大利菜用不少番茄，它源自美洲大陸，而亞洲各國多以辣椒入饌，它的原產地亦在美洲。這些菜式，高雲認為便是多元混和的鼻祖。 至於中國菜做得差勁的國家，高雲認為有「五大」，依次為意大利、德國、歌斯達黎加、阿根廷及智利。何以至此？高雲以為與她們有極佳的本地菜有關，這點見解可能大有偏差，除了意大利，其餘四國的本地菜，當然各有特色，但極少（簡直從未）見知味食評家推荐；她們的本地菜，在食慣中國美食的人來說，即使不至味同嚼臘、食難下嚥，卻肯定離「美味」遠甚。高雲說德國中菜用太多粉而醬料淡而無味；中國麵在意大利煮法如Pasta（粗幼不一的意大利麵條，傳由馬可勃羅從我國帶回的麵條「改良」，但筆者多年來曾作過「考據」，考出「老馬」從未到過中國!?）加豉油；十九世紀末期移民哥斯達黎加的華人後代，已忘卻怎樣做中國菜，如今除了「雜碎」和「炒飯」，恐怕已少有其他可以一食的菜餚；智利又如何，高雲竟漏而未記。讀者在本書若有新發現，請勿吝賜教！ 高雲對包括美加及拉美在內南北美洲諸國的「唐餐」，似不大恭維，僅推荐溫哥華及加州各大城市郊區的中國飯店；大體而言，高雲對美洲「唐餐」並無好感，唯一例外是巴拿馬，他認為其首都巴拿馬市是南北交通要衝，包括華商的萬商人來人往，酬酢應酬較多，對食物有較高要求，有像樣的中國飯店以滿足華商自奉宴客的需求，不足為奇。 四、 高雲這本書內容龐雜，把那些天南地北的資訊貫穿起來的，是由無形之手主導的市場經濟。 美國菜—這是筆者杜撰之詞，主要是指形形色色的「快餐」（無論什麼食物都澆上芝士醬及番茄汁，這種飲食習慣因此亦稱cheeze whiz文化），其特點是簡便廉宜，不僅人人食得起，還因此省卻許多「煮婦煮夫」上街市和入廚房的麻煩，而受薪者外膳則不必在研讀餐牌、點菜、等上菜以至慢食欣賞「美味」這麼虛擲光陰（法國人，也許可說歐陸人一小時午膳時間〔令你恢復元氣之餘，還可和同工或友人聯絡感情〕，美國人視之為不可饒恕的罪過）；不少美國人的午餐以至晚膳，都是一手執叉、匙或提「即食」食物，一手拿飲料罐或翻閱「文件」同時專注於電視，一心數用，善用世上最寶貴的時間，難怪有一段時期美國經濟蓬勃興盛。 美國人這種不講究美食的習慣，據高雲的分析，主因是一九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禁酒（Prohibition）令賣私酒成風引致，因為賣私酒利潤遠比餐食為高，餐廳飯店便專注於賣私酒而不必在烹調上投資，結果廚藝無所進步甚且落伍，食客亦慢慢習慣了，菜餚遂傾向求飽而非求美味；這點解釋，筆者不能接受。首先是，不是所有餐館都賣私酒；其次是禁酒期一共十三年，在人類飲食史上，不過彈指之間，哪能改變一國的廚藝？高雲又指美國的排外法案（從十九世紀末至一九五二年才正式終結），令外國廚藝無法隨移民進入美國，窒礙了美國餐飲吸收多采多姿的外國烹調術及引進千奇百怪的食材，因而不能發揚光大；這種立論亦極牽強，因為排外法案不是禁絕外人入境，不過是嚴格篩選、諸多設限而已，換句話說，如果美國市場有需求，什麼「異國口味」的菜餚都有供應。還有，高雲說大部分美國食物是「大碼兒童食物」，而「兒童食物」以簡單清淡和偏甜為主調，結果供成人消耗的食物亦如此；對此筆者亦不能認同，道理很簡單，如果成人不喜歡兒童食物，食品公司還有不設法改善出品的質素嗎？筆者以為美國菜百碟同味，並不講究烹調，根本原因是「食家」求飽求快求廉同時視下廚是厭惡性工作，因此人人做遠庖廚的君子有以致之，而美國人對飲食所以不苛求，在筆者看來，主因是十八世紀中葉開始的移民大部分一窮二白、無錢無時間考究精美飲食，而土著（紅蕃）根本食不知味；到了二十世紀，力求經濟高增長掛帥，美國全民追求高效率高生產力，用於入廚的時間更少、消耗於美食上的時間有限，廚藝便停滯不前了。 美國人對餐食的隨便，還可從本書第二章透露的資訊獲得證明。美國的連鎖旅館「假日酒店」（Holiday Inn）在六十年代崛起時，為了節省成本和讓食物「一體化」，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食物由芝加哥的食物供應中心供應—該中心把急凍食物配運全國數百酒店，不難想像這類食物有多「可口」。更有效率的是開遍大城小鎮的美國「名店」Tad’s Steakhouse，供應急凍的雞肉、帶子（扇貝）、牛扒和馬鈴薯，「上菜」後食客自己動手把之放進置於桌上的微波爐……。這種千篇一律絕無「鑊氣」的食物，美人甘之如飴，店家亦就不必在廚藝烹調上動腦筋（連廚房都省掉）。如此因循下去，麥當勞和家鄉雞便無法不成為美食了。 五、 食客為什麼會光顧某家食肆，即食客認為此食肆的菜餚（及服務等）物有所值，主要是憑顧客本身的經驗和食評家的介紹，但一來餐館多如恆河沙數，你不可能一一嚐遍；二來在這個典型的商業世界，食評家之言不一定客觀，以公信力少受質疑的米芝蓮而言，被其評為頂尖食肆的名店亦未必對你的胃口；高雲對被大部分食評家評為世界第一（已蟬聯三年）的哥本哈根Noma，便食不出所以然（my meal there bored me）……。不過，高雲對之雖無好評，筆者仍想「不辭跋涉」前往一試。 在「經驗不足」及「食評不能盡信」的局限下，有什麼方法可以預知一家食店是否提供「美味佳餚」？高雲這位「入世經濟學家」，一如書名所示，定出六項準制，筆者摘其要者，簡介如下。有一點必須提醒讀者的是，以高雲的標準，每客最低消費五十美元的便是高級餐廳（fancy and expensive restaurant）。 Ａ、在高級餐廳你應點那項在菜牌上看起來毫不吸引或聽起來並不開胃的菜式。何以故？高雲認為那些形容詞華麗的菜名很易「華而不實」，而那些菜名單調、粗糙很難引起食欲的，則肯定比較可口，因為非如此不能躋身此一「有份量」的餐牌之中！還有，菜名簡單的菜式，許多時是大廚的拿手好戲—菜名沒有特色，可能是因為廚房太忙負責人不希望太多食客點這個菜。這種見解雖有新意，筆者卻不盡同意，為「招牌菜」起個令人「震撼」的名字令其大賣，有何不可，廚房因此太忙不正是東主的希望嗎？不過，筆者亦曾碰過菜名非常花巧的菜式如warm Boston lobster served on a bed of arugula drizzled with aged balsamic vinegar，菜名夠花巧了罷，卻是不知所謂的貴價菜。高雲的看法因而可以參攷。 Ｂ、食客縱情歡笑，寓食肆為社交場所，這樣的餐廳，知味食客最好避之則吉；在飽食微醺的情景下歡樂今宵，並無不妥，問題是許多食肆在刻意營造一種有利於搞好人際關係、男女約會和朋輩轟飲作樂的親和氣氛上投下巨資，難免會疏忽廚藝的精進，結果開業不久便倒閉（香港亦有過若干這類餐廳、酒吧）。光顧這類餐廳的食客，不少其意不在品嚐美食，店家因此不必亦不會在烹調上花工夫。這類食肆提供的食物，最佳的評語是ＯＫ而肯定與Yummy無緣。 Ｃ、光顧食肆的最適時期為開張四至六個月，以此刻一切上軌道，廚房固不會因手忙腳亂而「失手」，「樓面」人手的配合亦已順暢、不致「倒瀉籮蟹」而慢客；更重要的是，在新張期內，店方為了獲得食評家的好評，會事事講究、全力以赴；過了這段「黃金期」，開業前高薪聘請來指導廚政的大廚既可能對他訓練出來的廚師有信心而本人放慢手腳，亦可能另有高就甚至找到投資者另開新店，加上食評的吹捧令它像社交場所甚於享受美食的飯店，因此目的專注於食的顧客，最好另覓食處。當然，因歷史悠久尤其是東主兼大廚的老店，另當別論，這類店子為保「清譽」，必會精益求精，令菜餚永遠適合某種食家的口味。 Ｄ、顧客經常充塞着如雲的美艷女郎，雖然十分「養眼」（eye candy），卻是食物走下坡的先兆；當然，許多美女是知味食家，問題是隨着美女而來的必然是意不在食物的男士，這即是說，只要美女如雲，不管食物定價是否偏高及食物是否可口，男士必會蜂擁而至。面對這種景況，店東便不會選購最佳食材和聘請一級廚師。不難想像，美女顧客常駐的餐廳，很少是供應美食的好食肆。 Ｅ、除了公務上的應酬，最好別光顧市中心的餐廳，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此間租金太貴，結果要不是食物可口但太昂貴便是平凡的食物但收費奇高。眾所周知，租金是固定成本（fixed cost），即不管營業狀況如何，租金是每月必付的支出，那意味着，為了減輕成本，店東可以採購次等食材、聘請非頂尖廚人和用兼職的侍應……，店東撙節各種他有辦法控制的開銷以求存，是應有的做法，只是無可避免地，這類食肆的「出品」和「服務」，日走下坡，很快便少人光顧而結業！高雲說有一半以上的餐廳因為無法承擔租金重壓而於開張三年內關門大吉，他沒說哪個城市，相信是泛指所有的大都會。香港的情況似乎沒這麼糟，中環的食肆「換招牌」的速度肯定沒那麼快；不過，食店若生意興隆新租約的租金必然「與時並進」，唯這不僅限於餐廳，什麼性質的商舖的遭遇都如此。 非常明顯，要找價錢合理的美食唯有向郊區尋覓，在香港這種「小」地方，這樣做問題不大，在外國大城市便比較困難和不一定化算，因為有額外汽油（或的士車資）支出，而且還有時間成本要攷慮，因此往郊區（或偏遠地方）覓食並非善法。大概是了解這種困境，「流動廚房（餐廳）」（Food Truck）在美國頗為流行，這種提供因為不必付高昂租金而食物售價較低的「小巴」（改成大廚房），在固定時間（通常是用點心及用膳時間）停在指定地區（通常是住宅區），生意是否興隆，價廉之外，當然還要看食物是否令顧客感到物有所值而定，由於「流動廚房」通常是東主夫妻拍檔，利潤全歸私人，其烹調及服務便不會太差！由於小食店開遍橫街陋巷，而且「服務街坊」營業時間很長，「流動廚房」在香港不易流行。 Ｆ、經常聽說某醫院的餐廳「食物不錯」，這是可信的，但說其提供「美食」，則肯定與事實有距離；基於正常人不會為了美食而去探望住院的親友，醫院因此不會在這方面投資。醫院為方便醫護人員和探病者而設的餐廳，以符合衞生條件供應營養師認可的健康飲食為原則；還有，由絕大部分人在無可選擇下不得不光顧醫院餐廳，等於醫院餐廳壟斷此一市場（所謂captive market），顧客必然自動上門，一切便不必那麼講究！ 賭場的飲食又如何？由於賭場附屬的餐廳與賭注之間有經濟學家所說的「交差津貼」（cross-subsidy）作用，因此大都提供美食，拉斯維加斯眾賭場在八十年代聘請一級日本廚師，目的便在吸引日本賭客；九十年代在則專注於「唐餐」，而且有昂貴食材（乾鮑和魚翅）充足供應，目的不言而喻。 在經濟學家眼裏，賭場所做一切，目的都在吸引賭客落注，其提供美食（許多時且是場主請客），因此有如餵雞的飼料，即是以賭場津貼食肆進而誘使食客「破財」的商業模式。 六、 如今談論飲食，若不強調應以環保為依歸，便會被斥為不關心地球生態、禍延後代，高雲當然有見及此，但他從不反對基因改造食物。他指出有機種植妙不可言，人所共知，只是地球人口正向百億大關邁進，有機糧物能否養活這麼多人，實是一大疑問；筆者向持此看法，並曾多次在本欄論及。不過高雲更進一步，認為要環保可從改善生活習慣做起，比如多吃沙甸魚（因此少吃其他可能「瀕臨絕種」的海魚），以沙甸捕之不盡因而吃之不絕；其他類似的魚產還有鯖魚、胡瓜魚（smelt，像香港超市所見的多春〔卵〕魚，筆者有在溫哥華近ＵＢＣ淺海一網數百尾的經驗）、鯡（青）魚（herring）以至淡菜（青口）和蠔；其他有利環保的辦法還有少用白糖、自己動手洗碗碟、減少廚餘以及減少駕車購物……。力主有機種植的狂熱分子當然另有主張，他們以為目前世界糧產已太多，因此不必用大量化肥「催谷」糧食；當今所以仍有大量飢民，並非糧食不足，而是他們沒有購糧的財力，讓這些人「富起來」以求溫飽，才是正道。這種見解當然不為經濟學家同意，因為有機種植肯定會導致糧食短缺，而令窮人「富有」，孰能致之？唯慈善家厥克臻此，但世人哪來這樣無私的善人？無論如何，要使世上人人溫飽，大家應向前望，尋找可以增產的新方法。發生於上世紀四十到七十年代的「綠色革命」（發起人為美國農業經濟學家波洛格〔N. Bolaug,1914-2009，一九七○年諾和獎得主〕；高雲認為世界第一次「綠色革命」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利用農耕科技、改良品種、擴大灌溉系統、現代化管理、人造化肥及殺蟲劑，令糧產倍增，促使以億計窮人免於飢餓……。高雲認為惟有再來一次「綠色革命」才能養活愈來愈多的人口，此說雖不為環保分子諒解，卻是解決餓荒的最佳辦法。問題是如今氣候驟變、天時不正，再把糧產倍增，尚有待農業專家的努力。

【 信報轉載 】一、回歸後「土共」勢力大盛，筆者偶然用上這個本非始於筆者的詞彙，令港共大老深痛惡絕、 口誅筆伐 ！ 大地養育之功有賴土壤，土有生機厚德之寓意，讓港共冠上土字，應是「過譽」，只因遣詞用字，有時不免耍點花樣，不知不覺便用了。事實上，「土共」之好壞、賢與不肖，因人而異，一班打着「愛國左派」旗號的港共，他們是否真的愛國、是否真的左傾，不必去驗證真偽。從大體上看，他們把「國民意識」放在「（香港）公民意識」之上，正是妨礙「兩制」順利推行運作的關鍵。 香港之所以要有保障「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小憲法，冠冕堂皇的道理可說半天，但說破了就是香港在英國治下的公民權責與內地有明顯差距；為免港人雞飛狗走，安撫疏導他們對生活方式可能大變的恐懼，於是「特准」港人保持有別於中國國民的權責，保留港英行之多年且證實相當有效的行政主導和法治精神。 十五年過去了，香港的行政主導與法治精神雖不至隨風而逝，卻已形神不一。董建華引入半部長制，由政治任命的政客主導政策，改變了文官系統主導的舊貫；而曾蔭權以「打工仔」（白領階級）的心態治港，心存「伙記」與「老闆」的關係，一念親疏，視諂媚中央、討好港共為支撑他作為行政長官的力量，香港管治便在港人眼底下失公失正！ 「土共」成了治港棟樑，他們在港英治下受過排擠、多經抑壓，基本上失去參與政事的公平機會，因而嚴重缺乏這方面的歷練與素養；一旦「翻身」，雖然機會來了，有所施為，卻不等於有恰如其份的好作為。成為建制中人，他們對不合理的議政機制視作當然，反而充分享受這種為他們「度身訂做」的優勢。在選舉事務上，他們有點像歡場中人，把選民奉為飲食男女，拉票方式，與賄選只有一線之差。 二、 國有國情，推行國民教育，本來無足非議，但是港共當中，水平不足的，遍地開花、俯拾皆是；他們以為自說自話、把自己亦未必相信亦可能並不透澈理解的觀點，大事鋪陳，便能說服港人，事實當然並不如此。不過，輿論雖則嘩然，卻莫名其妙地指其「洗腦」，那實在太抬舉了，那些若非欺人便是自欺的「愛國左派」，不過是親身穿上「皇帝的新衣」罷了，何來為港人「洗腦」的能耐？ 愚昧可笑的說法，入信者少，但是容許這些毫不尊重事實和非理性言論自在生滅、不加批駁，香港便會變成一個愈來愈虛偽、愈來愈不真實（遑論誠實）的社會；連說實話亦淪為「其心可誅」的異類，香港將成什麼世界。「其心可誅」是吳康民先生讀七月三日本欄後對筆者的「評價」（如沒有版權問題，老編也許可把吳校長的大作上網）！ 行政長官梁振英雖然公開表明他過去、現在和未來都不是共產黨員（在競選造勢大會上他作此宣布，贏來與會者謝天謝地原來你不是土共的轟然歡呼，真是咄咄怪事！），港人將信將疑，其實真的是港共又有什麼大不了？若無乖離公道，土共與非土共的港人，享有對香港事務的同等「話事」機會，那是大多數港人可以接受亦樂見的；可惜，港共並沒有參透兩制精神，以身為「愛國左派」便可凌駕他人，尤其對「非我族類」的泛民人士的建言主張，一律視為異端邪說，有理沒理，全部反對。港共為排擠異見已撒開了左右言論開放的羅網。 筆者對民主步伐過急和政府派發太多「免費午餐」，素有保留；可是，由於民智已開，且是大勢所趨，逆勢而行拖延民主進程的危險更大。「愛國左派」在拖民主後腿上，積極落力，以便包攬政壇要津，令「分田分地」的利益，納入一幫把「匡國康民」叫得震天價響的港共手中；連同「忽然愛國」的投機分子，加上那些也許並無破壞「兩制」存心的「愛國左派」，為要打壓有治港經驗、深明法治精神、敦促民主建構的香港精英，便不惜以「港英餘孽」、「勾結外國勢力」和「借法治之名、行亂港之實」為口實，做一些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事，以為如此便能「滅他人志氣長自己威風」。 三、 梁振英及其副手林鄭月娥所流露的工作拚勁，令人對港政有所憧憬。可是經過董建華、陳方安生的「夢幻組合」轉瞬破滅、曾蔭權的口哨銷聲匿迹，港人看到歷任「前賢」（當然不少人認為「前嫌」更貼切）因不同原因觸礁，「陰溝翻船」、傷心下野，人們對梁振英的「穩中求變」，便不會毫無保留照單全收。事實上，有《基本法》申明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穩中求變」是「變」什麼？ 角逐行政長官的「競選工程」，梁振英的對手唐英年在眾目睽睽之下「中箭落馬」。唐氏大宅有違章建築，在千夫所指欠缺誠信的斥責聲中，我們看到林鄭月娥斬釘截鐵說的「依法辦事」，那與中央領導人殷殷叮囑新班子要「依法施政」的訓示，先後呼應。但當梁氏山頂大宅亦有僭建物時，卻只是「不可原諒的疏忽」；接着新班子的司、局長，或因僭建或因未經有關當局審批而改動物業間隔以至涉嫌不恰當運用房津等逐一被傳媒揭發而「最高當局」並無展示嚴正處理的決心，予人以梁振英政府其身不正，卻有踐踏他人的狠辣。 香港寸土尺金，房子問題不只是貧困人士獨有，「好打得」的鄭司長若不以「法治精神」允公允正、秉公辦事，而是執意「依法辦事」的話，香港將天翻地覆、雞犬不寧，「安居」難言，連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亦大受影響，因為眾多有僭建物業的精英分子不敢出來競選。唐英年的違章建築被過分利用，成為把他打得不能翻身的武器，人們對新班子一樣「藏污納垢」，反彈強烈，在所難免，群眾因此很難從理性出發，商討解決僭建的辦法和檢討審批程序的簡化等，代之是七嘴八舌，有理說不清，群眾天天怒吼，徒顯政府手足無措。 稍明法治竅妙的人都明白，「法治精神」（Rule ofLaw）與「依法管治」（Rule by Law）區分微妙，效果卻有天壤之別。如果香港需要一位像包拯般鐵面無私（？）的大法官，那就是法治的末日。英式法治，經立法局釐定通過的法律條文是一套準則，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天條，像違章建築的相關法律，政府除非發覺、證實建築物成了危樓才會馬上處理，否則執法人員如警察如建築署以至消防處官員，只會在有人因為安全、觀瞻或因妨礙鄰居而被檢舉時，才會依法調查。和所有案件一樣，司法機關會根據控辯雙方條陳的理據因應案情，參照先例作出裁決，完全沒有三權互補的空間。 可是，若「依法治港」，人人依法論是說非，非黑即白，你吵我嚷，真是成何體統？何來秩序？（遑論社會和諧）筆者相信不少心存正直，每以為自己清白如紙的從政人士，一經檢視，難免會有含糊不清的瑕疵。「法治精神」的另一特色是寧縱毋枉，而「依法辦事」的危險在於矯枉過正！ 要把香港管治納入正軌、防止近似「文革式」的鬥爭，港共應該虛心檢討有否妨礙公道，新班子更要清楚「法治精神」與「依法管治」的分別與利害，還香港以平和、包容、公平、公正、永遠取法乎上、追求進步的生活環境。

【 信報轉載 】一、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去月底的民調顯示，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跌至十三年來的六點九九分新低，比六個月前的調查所得低了七點○一分。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表示，三十歲以下的受訪者，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評分，從二○○九年開始下跌，過去半年跌勢轉急……。 梁振英執政，最終會否提高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比率，確是個值得大家關注和深思的問題。 香港回歸之所以有「一國兩制」的構思，主要是安撫當年害怕生活方式有變的港人。在英國人統治香港的年頭，即使意識形態有別價值觀南轅北轍，殖民者仍以種種立法及從殖民官僚入鄉隨俗，遵從華人習俗、傳統，以具體行動體現「港人生活方式不因外族統治而改變」。英國人這樣做，並非對華人或中華文化特別推崇，而是基於實用主義，活學活用波蘭裔英籍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K. Malinowski,1884-1942）所創的人類學功能學派的學說（詳情見今年一月十九日本欄〈功能至上　殖民與龍〉），因為種種文化及宗教現象，都有一定社會功能，意味它們均有作用，因此不管求神拜佛燒香畫符相命看風水，在接受西方文明洗禮的人眼中是多麼愚昧、無稽、迷信，有科學頭腦和不信滿天神佛的英國人亦參拜如儀、信奉有加，華人有見英國統治者如此尊重民俗，對之自然禮尚往來態度友善，且因而相信「生活方式不變」已獲保證，遂與統治者和平共處，英國人的管治便能順暢運用。 殖民地時代，「愛國」是一般人不願宣諸於口的事，所以如此，皆因立國初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行暴政之故；這是大家不必諱言的民族悲劇，更是未來的愛國教育課本不能「被刪除」的史實。如今中國在中共獨大完全缺乏制衡之下，當然仍有這樣那樣魚肉百姓漠視人權打壓自由民主事故，惟總體而言，中國比前的確大有進步，回歸後「忽然愛國」的人多如恒河沙數，他們亦因而沒有殖民時代靠攏中國者的尷尬。可是，香港仍有相當部分人對內地政治專制、無官不貪及缺乏新聞自由，極度反感，事實上，這種種與普世價值（遑論香港核心價值）相違背的事，令他們不以認同中國人身份為得體（甚且有人喊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口號！）。近來中國強化打壓異見分子的力度，港人與中國身份認同便愈走愈遠。 政治之外，香港人在日常生活的接觸中，亦感受到來自內地的「物質與精神污染」，如環境污染（北風一吹，香港上空便灰濛一片），非理性的言論以至社會失序，吵、髒、亂和爭先恐後等，羞於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港人因此不因中國日益強大和有能力上臨太空下探深海而稍減。中國在經貿金融旅遊等方面給予香港不少機會和利益，可是香港人仍那麼不識趣、不領情；加上由於利潤誘因，香港商界中人起哄式地向北望，政治投機取巧、經濟造假作大的歪風瀰漫，更令理智冷靜之士感到做中國人不是什麼可以自傲的事。這種現實，真的大出北京政府及其在港代理人意料之外。 香港人的要求其實很簡單，大家只希望保持一個有國際視野、誠實、安全和自由的城市；可惜，這種「最低要求」，已慢慢受侵蝕而起質變！ 二、 胡錦濤主席七月一日在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強調「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且經得起歷史考驗證實有效的制度；同時指出特區政府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這種說法，任何理性的港人都會認同。 可是，問題在於，北京派來香港及北京暗裏挑出的管治班子，有否「貨真價實」地貫徹胡主席的「講話精神」，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從這十五年來的發展看，相信認為內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歪風已在香港紮根的人不在少數，因為事實擺明共產黨人都是說一套做一套；在沒有真正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下，香港人只能上街表達不滿，這十多年來遊行抗議如此頻仍，不正反映了治港「影子」和「班子」沒有按照《基本法》或扭曲《基本法》辦事嗎？筆者相信大部分香港人並不懷疑北京已改變在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初衷，只是人謀不臧、所託非人，才令香港成為舉世知名的「示威之都」。 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新政」之一是「落區」，他大概是希望這樣做可讓生活在沒有民主制度下的香港人因此有民主感覺，如此周到的設想（其實也可說很天真）是瞞不了具備現代化政經常識的香港大多數，而這種做法並無新意，只是師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故智（請讀陳景祥的網上文章：〈梁振英，落區再幫不到你！〉）；筆者多次批評曾俊華落區收集民意以為財政預算案定調，是惺惺作態，絕對無法平息民怨，更無可能回應人民的訴求，結果如何，毋庸筆者多說！如今梁振英變本加厲，「親征」之外，整個管治隊伍都要「上陣」，但如此造作，實屬多餘，以港人的訴求，不都寫在遊行隊伍的布條橫匾上和守候在政府行政大樓前狀如「上訪」民眾遞給大官議員的公開信之中嗎？梁政府還是劍及履及馬上做些實事吧！ 然而，「做些實事」的可行性有效性，有待驗證，別說「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成」這種套話，從「梁內閣」的人選看，施政前景不很樂觀。 總方面看，「新人事」雖有若干留任的幹才（和庸才），惟更多是政治酬庸式的委任，民建聯和工聯會等傳統左派組織的精英（他們的標準），滿目皆是，那是難以擺平社會公道的生死門；而用人唯「愛黨（黨港音近實質有雲泥之別）愛港」，兼顧各方利益便談不上了。當然，土共政黨和工會中亦有守正、端正、能幹之士，可是，個別人士的表現，實在遮蓋不了這類政治組織多年累積下來的負能量。而梁振英這種用人之道，亦與胡主席指示新政府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相去甚遠。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一次電台訪問中說新政府不但與人民沒有蜜月期，「連唞啖氣（喘口氣）的機會亦沒有。」不錯，對行政長官住宅的僭建及其沒有誠信等於擅長圓謊的指控，令政府舉步維艱，鄭司長是有感而發。不過，筆者則認為上述種種，皆屬「小事」，「事大」的是梁政府不僅未能予人以力求公義和真誠為民的觀感，且令人留下將會散財（誰人不會）收買人心而不會做大「經濟餅」的印象。只有讓人民相信政府用人唯才，致力建立公平公正制度、實現民主選舉（起碼要朝此方向邁步）同時糾正立法機制失衡，做好諸如此類的「正」事，這個政府才能和人民「共渡蜜月」，重建社會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