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香港雜評 | 林行止:梁氏圓謊有一套 曾氏並非無建樹

【 信報轉載 】一、「政敵」唐英年被揭發私宅僭建令民望逆轉的最大受益人、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竟然亦有僭建問題,雖然當事人近數天來做了大量「解畫」工作,但縱觀整件事,筆者只能說唐英年圓謊能力太差。一個不擅長不善於說大話的人,退出政治圈未始不是好事! 香港是個地狹人稠而政府有巨額盈餘的現代化城市,「無殼蝸牛」(近百分之五十市民住於形形色色的政府物業,其比例不多;當然,「不多」不等於不應關注)問題當然要盡早解決;有瓦遮頭的人,則莫不希圖在狹窄及昂貴的空間,打造一個安樂窩;而於原有基礎上,在不影響本身及他人安全,不致有損和不會妨礙等情形下,設法增加一點「實用面積」,正是「安樂」的起點。長期以來,港英和特區政府對此眼開眼閉,若非如此,新界丁屋焉能成為一片「摩登高樓」;市區樓宇亦充分利用空間,露台陽台被改為房間或洗衣房或雜物室,肉眼所見,比比皆是,可說非常普遍;如候任長官準官邸的玻璃上蓋花棚、密封儲物室以至員工休息間等圖則所無的違章建築,則不多見,而「不多見」的根本原因在這類豪宅數量相當有限,不是住豪宅的人特別守法。 英國人世故、幹練、看穿人性且老於管治經驗,許多立法,因此都留有餘地,以建築條例而言,「立例從嚴」,那意味在建築過程中,若有官商朋比為奸出現偷工減料情況,只要事態不過分不太嚴重,建築物的安全性並無問題,這是廉署成立前香港貪腐之風熾熱但期內落成的物業極少在有效期內成為危樓的底因。在這種情形下,普通大廈存在不影響建築結構的僭建物便無處不在;豪宅則在獲批入伙紙後再進行額外違章工程。這種現象,可說早已積非成是……。如今政府要按章辦理、秉公辦事,相當部分業主由是無法「安居」,這又豈是政府的本意?! 政府立法規範地產發展,主要是就地積比率、高度限制、樓宇安全、衞生設備及物業管理着眼,發展商和業主做好這些工作,政府便有穩定的地稅和差餉收入。過去數十年,香港物業市道蓬勃發展的其中一項要素,便是官民都根據這種規則行事。 現在政府尤其是七一後新政府的首務是使港人「安居」(此為社會和諧之本),加速興建政府物業以縮短合資格「無殼蝸牛」上樓之外,對僭建物業的處理,亦要有「新思維」。較早前筆者的「特赦說」,由於未符公平原則,相信不可行;退而求其次,現在提出下述三項建議,供大家參考。 ①物業安全問題不能放鬆,任何觸動樓宇結構性的改建、加建,以致高度阻礙視野、影響日照以至空氣流通等,應予優先處理—強行拆除。 ②可仿效機電工程署定期派員上門檢查電力安全的做法,由有關部門派員逐家逐戶檢查樓宇安全(工作量較大工作性質較複雜,可酌量向業主收費),若有影響物業安全的違章物體,馬上着令業主拆除;那些不妨礙建築安全及對他人沒有影響且建造於新例前、不影響不妨礙他人的輕微更改,應酌情予以寬免。 ③因為人力問題,當局可鼓勵市民「舉報」,但投訴者本身必須同時是受「害」者(如僭建物影響其景觀),否則當權官吏便很易成為政客、傳媒或其他好事者的「打手」。 回說梁宅的僭建,粗略遠觀,均與物業安全無關,「罪」不致「拆」,不過,梁氏曾就僭建事件猛力攻擊對手,由是扭轉了京意和民意,如今看來,這對唐英年並不公平;有人已就此事向廉署投案,看來對梁氏的走馬上任並無影響(北京斷不會因此「小事」〔即使證實梁氏在此事上「講大話」〕而換「馬」),惟非死心塌地挺梁的港人從此對他不再給予「疑中留情」(benefit of the doubt)的偏袒,是理所當然的。 一個誠信被部分市民懷疑的行政長官,未來施政必會碰上更多這樣那樣的麻煩。 二、 雖然被貪小便宜醜聞搞得灰頭土臉,但胡錦濤主席七月一日「親臨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的演說,少不免會嘉勉曾蔭權七年治港成績;為了貼近香港民情,胡氏大概亦會像溫家寶總理一樣,當着行將退任的曾蔭權和宣誓就職的梁振英,指出為官要清廉奉公!事實上,曾氏治下的香港,從大多數民意看,可說乏善足陳,比如堅尼系數微升(貧富差距不僅無改善甚至惡化)、港人最珍惜的新聞自由退化,而決策性官員徇私舞弊貪腐醜聞愈揭愈多,曾氏在多次民調中的支持度跌至「谷底」,特區政府的威信亦蕩然無存,均可說是曾氏管治的缺失。 然而,在國家的高度看,這些都是小事,從大處着眼,香港在國家的支持下(主要是○三年溫家寶總理帶給港人的CEPA、二○一一年副總理李克強來港宣布的「三十六項挺港措施」—可惜無一項與促進自由民主有關),經濟在風雨飄搖的國際環境下,表現得尚算不錯。舉其犖犖大者,曾蔭權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登台,時恒生指數在一萬四千點水平,昨天以約一萬九千點收市,總算是穩定上升;更重要的是,期間營造了有利內地國企民企來港集資的市場氣氛,去年它們的集資額三百五十四億(美元.下同),前年更達六百七十八億,香港已成為內地企業「生意走出去資金收進來」的重鎮,中國對香港的支援,肯定獲充分甚至超額回報!至於人均GDP(PPP美元),曾氏治下成績甚驕人,二○○四年僅在三萬元水平,一○年已近四萬六千元,今年相信又上層樓;而最具代表性的物業價格,據「環球物業指南」(Global Property Guide),過去十年來,香港平均樓價一共升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台灣八十七點七五、新加坡七十五點九四),地產有價,雖然「無殼蝸牛」苦不堪言,惟其為經濟旺盛的指標,舉世公認;香港樓價升得高,正是經濟生機勃發的明證。 上舉這些具體數據,在在說明曾蔭權無為而治對香港經濟利多害少,而香港經濟繁榮,正是北京政府所欲見。換句話說,董建華「被腳痛」後,北京為香港換班,於匆忙中總算沒揀錯人。 可是,大部分香港人(如果民調的代表性真實可靠)對曾蔭權的觀感,與北京政府有天壤雲泥之別。這也許正是中港之間的深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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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林行止:檢討聯滙有必要 自殺之說難推翻

【 信報轉載 】甲、金管局前任總裁任志剛剛好在一周前以中文大學傑出研究員身份,發表題為《 香港貨幣體制的未來 》(下稱《未來》)的論文,全面詳細地剖析了行之有效的聯繫滙率,他認為實施近三十年,這種制度已到了考慮應否易弦更張的時刻。正如凱恩斯的口頭禪:「先生,請告訴我,當數據(現實)改變時,我的看法除了隨之而變,還能怎樣做?」非常顯然,任氏亦是看到「今時不同往日」,才有感而發,不惜打倒昨日之我。 「眾所周知」,筆者是反對把港元與美元掛鈎的不識時務「死硬派」,二十多年來寫過數以十計評論,《未來》提及的論點,筆者大都觸及,只是未及有龐大研究資源(相信不少來自金管局內部報告)的任氏的深入而已。在金融動盪的時候,筆者每提應檢討七點八聯繫滙價,必會招來當局(有時甚且是任志剛本人)的「絕不考慮脫鈎」的回應,腔調與身體語言均斷釘截鐵。對於聯滙的看法,筆者與任氏可說從南轅北轍到如今的不謀而合,真是意想不到。筆者「抱殘守闕」,觀點未變,變的是已「退食」的「任總」! 這些年來,國際金融數歷風暴和危機(海嘯),與港元掛鈎早呈大弱勢的美元及美國經濟,亦捱過「偏高」及通縮的日子,然而,香港在此風風雨雨動盪不已的環境下,均能不動如山,經濟特別是物業市道且有驕人的表現,當然與滙價穩定有關,但更具決定性影響的是,香港與中國的經濟聯繫已明顯地比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密切,加上北京對香港的「利益輸送」,在在構成香港金融安定經濟不敗的關鍵因素。 當一九八三年實行聯繫滙率時,中國貿易佔香港貿易百分之十八、美國則為百分之二十;二十八年後的二○一一年,前者已佔百分之五十強而美國則退至百分之八弱。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美國則在增縮之間浮沉。與高增長中國的關係日趨密切,香港經濟有可觀增幅,便不足為奇。 港元與美元掛鈎,雖令港元兌美元非常穩定,惟香港因此失去了貨幣政策的主導性與獨立性,那意味金管局無法藉調控利率以冷卻過熱的經濟或向過冷的經濟「送暖」。顯而易見,當前香港通脹偏高,便是聯滙的消極副作用所致;而當局對此絕非視而不見,只是形勢比人強,美國一再「敦促」人民幣升值而後者亦果真有序地升值,與中國經濟關係密切(大部分食物及日常用品從內地進口)的香港遂有通脹壓境之痛。香港已陷入經濟隨國際市場強弱而盛衰、沒有獨立貨幣(利率)政策、貨幣滙價(除了兌美元)疲弱不堪及通脹已高且有惡化之勢的困局中。 上述情況非自今日始,何以任志剛現在才「登高疾呼」?筆者的看法有三。 第一、官員有向市民說謊的習性,這是形勢所逼及政策需要不得不爾(見J.J. Mearsheimer的小冊子《Why Leaders Lie》),並非他們天生是「大話精」;任氏在任時,應該有多次需要改動七點八的客觀環境,但任氏為捍衞政策,只有違背良知昧着良心說不。 第二、任氏現為瑞士聯合銀行(UBS)的受薪董事,該行有否買賣港元「認購期權」(call option)以圖在聯滙脫鈎升值時從中漁利?UBS似應有所公布。去年九月中旬,有美國對沖基金增持港元「認購期權」後公開「唱好」,指二○一五年是改六港元兌一美元的「最適年頭」(見去年九月二十日本欄〈聯繫滙率不變 投機港元熾熱〉),瑞銀是否亦插上一手(「坐盤」或客戶),港人有權知道。 第三、筆者向來認為任氏為港府第一能吏,一周前他「重槌出擊」,掀起政海波瀾,滙市亦受影響,可見他在金融界依然舉足輕重,而他的「喊話」,似乎有未來梁振英政府若因應情勢改動七點八,與梁氏「政見不同」的任氏便是「先知」;仍希望在社會上保持知名度的壯年退休官員有一點Vainglory的存心,可以理解,不足為奇。 不過,把任志剛的應該考慮脫鈎說成是在行政長官競選中體現出來的政治敵意的伸延,則頗為牽強;看有關人等對任志剛的指斥,予人以為了「維穩」,本港已漸失理性議事的和諧。一項行之近三十年的政策,在經濟環境大變(香港經濟已全面倒向內地)之下,自有嚴肅認真檢討之必要;當然更不可把真正關心港元進而香港經濟前途的人發表其研究心血,亦視為來意不善「搞破壞」的陰謀! 乙、 在二萬五千多名香港市民自發上街籲請北京政府徹查「六四硬漢」李旺陽究竟是「自殺」或「被自殺」後,本港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至行政長官,紛紛對李旺陽死因表示懷疑並要求當局查明真相;已決定不留任的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罕有地對此政治事件表態,他不相信錚錚鐵漢自尋短見之說,對李氏無留下片言隻字遺書,更嘖嘖稱奇……。這種看法,獲多數港人認同。 香港群情激動,迫使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不得不表示「已向中央反映港人對事件的關注」。據中通社香港消息,由於「境外有關媒體和人士對李旺陽死亡事件的關注」,湖南公安廳「除委任省外權威法醫鑑定機構驗屍外,又組織有經驗刑偵專家作進一步調查。」法醫的驗屍報告已證明「死因無可疑」;「刑偵專家」的調查有什麼結果和何時公布,港人當然茫無頭緒,一般相信公布之期在胡錦濤主席蒞港之前。這種假設,意味調查結果肯定推翻較早前經「省外權威法醫」證實李旺陽死於自殺的驗屍報告,等於說李氏被邵陽市大祥區公安人員赤裸裸謀殺或錯手(在虛弱病人身上用力過猛)誤殺。然而,不管李氏死亡的性質,內地維權人士和港人對李旺陽「被自殺」的推斷完全正確。 不過,筆者不以為事件的發展會這樣「順暢」及合港人心意,以如此一來,內地地方公安以至「權威法醫」威信和聲譽掃地,事涉政府權威,影響極為深廣;況且李旺陽屍體成灰,這次俯順香港民情的調查,即使當局全力以赴,亦因無憑無據而難有能取信於人的結論;若否決前議,豈非等同指出涉案的公安和醫家合謀說謊,欺騙世人,政府公信蕩然,而這種惡果竟然是給部分香港人迫出來的,真是豈有此理!想到此處,筆者以為湖南省公安廳完全推翻邵陽公安局說法的可能性不大(對內地政府的具體運作情況,請讀昨天本報丁望在「中國21」專欄的剖析)。 國家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主席蒞港,有冤要申有話要呼叫的港人多的是,雖然申冤者示威者肯定無法見胡主席一面,他亦不會知道有「十萬簽名」這回事,胡主席可能回內地看新聞讀「內參」才知道有港人上街抗議……。由於港人希望「上達天聽」的訴求太多,上街「歡迎」胡氏的人數不會因為有關當局認同港人對李旺陽「被自殺」的判斷而稍減(個別人大政協改口說內地公安公正公開英明則大有可能),橫豎都有大批港人衝着國家領導人上街示威,等於反口說李旺陽「被自殺」只有消極影響(滅了內地公安、法醫威信)而無積極效應。這種考慮很易令港人為李旺陽之死「平反」的希望落空! 開明有識之士以為,香港可以成為中國的「共鳴板」(Sounding board),即香港人對國事接近普世價值的反應能夠上傳北京,令決策者了解真象進而作出切合民情、與世界輿情接軌的決定,李旺陽事件便是顯例。可是,這不過是一廂情願(有人會說「自以為是」)的想法,於大權在握的當權者看來,依照香港民情辦事等同喪失權威,讓一貫正確的黨蒙上會犯錯的陰影,且等同被香港民情牽着鼻子走,此例一開,如何善了,因此即使有關當局會「自我檢討」,清除「枯枝」,亦不可能公開認錯。 李旺陽事件的終局亦可作如是觀。但願筆者的看法不符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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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林行止:曾氏「坐石」有悔意?不知取捨終「爛尾」!

【 信報轉載 】一、行政長官曾蔭權雖然僥倖地(十八票贊成二十三票反對)避過被立法會動議要求他辭職一難,但他濫用公帑「豪華外訪」以及接受富豪款待等事實,將為他盡忠責守的漫漫公僕生涯留下惡名!曾氏是公認的稱職公務員,搖身成為政客卻缺乏從政的認知,以「打好這份工」的心態走馬上任,遂如一般精於計算的受薪者,盡享公司提供一切福利以至不放過任何「界外利益」的便宜事。可是,政治任命的身份要求他作為政務官、公務員以至全體人民的表率,可惜,他的作為予人以若非與富豪飲食遊宴(事發後曾氏說他曾按「市價」付款,希望日後廉署公布有關調查結果時能查明東道主有否提存他開出的支票)便由納稅人付鈔供他享樂的印象。 非常明顯,在五月底終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完成《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之前,行政長官豁免於《防止賄賂條例》(當年立法會討論行政長官應否納入「管制」範圍時,遭京官強力反對,以地方立法管不到北京的命官。北京反對,此間建制派當然否決如儀,結果曾蔭權成為真正「冇王管」的行政長官),意味曾氏的「作威作福」是法例所容,無法入他以罪,但他必然因而失去港人尤其是他的舊同袍公務員的敬重,他的「政治人格」,因此淪為我國古已有之的罷(音疲)民。《周禮.秋官》:「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這即是說,罷民是一些言行乖張甚至胡作非為卻不致觸犯刑法的「不良分子」,當局不能把這類知法而未犯法(在法律邊緣游走)的人繩之以法,但不給他們嚐點苦頭,便無法杜絕惡行且有害社會風氣有損世道人心,因此有一種寓教化於責備的準刑罰,命令他們坐在稱為「嘉石」的有紋理(「可以思其紋理改悔」)大石上示眾(坐石時間視其惡行程度深淺短長不一)。這種強制性的處罰,與今日的「社會服務令」相去不遠。曾氏近日受港人交相指斥,公開要求他辭職之聲此起彼伏,且民意跌至「谷底」,以至他噙着淚水當面向港人認錯(曾氏私下仍呼冤,說他外訪威風十足的排場只是照足前任,顯見其淚水欲滴並非由誠信推動),顯見「民意譴責」的效用有如「坐石」! 據古制,「罷民坐石」後若不知悔改,便會被關進目的在「聚教罷民」的「圜土」(土牆圍成的圓形建築),此時罷民須脫帽去飾物並接受監督勞動……。曾蔭權貪圖飲宴玩樂醜聞被揭發後,取消已在計劃中的赴日本等地「訪問」豪華遊,顯示他表面知錯有悔意,還算是知廉恥有道德,因此毋須「圜土」伺候了。 曾薩權出身警員之家,加入政府後工作勤謹、奉公守法,步步高升,仕途一帆風順,可惜渾忘「大夫無私交」的古訓(也許他根本不知道,而他似乎亦未讀李彭廣教授的《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見本報六月四日網站陳景祥的〈曾蔭權未得「教車師傅」真傳〉〕,其好與豪客遊的本質,官至七百萬人之上時仍不知收斂,終於闖下令他灰頭土臉的小禍事,印證了「竊鈎者誅」(Little villain’s oft submit to Fate)這句古話的正確性! 二、 據本報六月一日紀曉風在「獨眼香江」的說法,曾蔭權的「外訪住宿似跟董(先)生先例」(這正是曾氏至今仍滿肚冤屈的原因),「曾隨董規」仍遭物議,當然與曾氏不知避嫌多次接受豪富邀請遊宴有關,不過,更重要的是,北京並沒有打算援引安置董建華的先例,在曾氏卸任後委任他當「國家領導」級官員。曾蔭權治港雖乏建樹,惟與董建華比較,並不遜色,在這種情形下,中央何以厚董薄曾?筆者的看法可分述為如下三點。 甲、雖然「皇恩浩蕩」,令曾氏官至他意料以外夢想不及的高位,但其便宜盡攬的貪婪(「貪到七彩」)本性不因加官晉爵而稍改,明知一切皆拜中央政府所賜,卻不肯放棄英國皇室頒贈的爵士銜。在特區當決策性官員和政事顧問性質的行政會議成員,先決條件是放棄外國護照(港英時則須入英籍),改(只)持特區護照,以示對中國和特區政府效忠;有英國貴族勳銜的人,即使因為現實需要暫時交還英國護照,其接受英皇賞賜向英廷輸誠的本質不變。試想,已經全方位崛起的中國,還會委任這類人做國家領導人嗎?曾蔭權若能於獲委為行政長官後即放棄爵位(作為「謝主隆恩」的具體表現),北京官場便是他卸任後繼續發光發熱之地,沒有嚴格限定名額的人大政協必有高位安插,更有可能當上愛國天主教會高層(為日後有需要時領導香港愛國教會的伏筆)……。這類職位當然俱乏實權,卻出入有專車接送、警車開路、小官伺候、保鑣簇擁,足以滿足大多數人特別是喜歡耍官腔擺排場的曾氏。可惜爵銜誤了大事,而此爵銜,在鬧出這場「貪曾風波」後,即使在英國亦無人理睬甚至遭白眼了。 乙、非常明顯,在委任他為行政長官前,京官曾應承曾蔭權和香港一樣保持五十年不變,這即是說,他既可以保留爵位,亦可以保持天主教教徒身份,看着北京對「五十年不變」有序地收緊,曾氏不但抱住爵位不放,連天天上教堂亦不變。在大權在握的無神論京官眼裏,曾氏真的太不識時務—曾氏應作起碼的一小點「讓步」,別再那麼公開地天天上教堂,改在「府中」祈禱、於人不知不覺間去教堂找神父「懺悔」,難道效果(如果有的話)便不一樣? 曾氏有疑問便上教堂祈求神示,「政治絕對不正確」,以他的「政治身份」,他應聽從北京的吩咐而非上主的旨意(且天上的上帝和地下的皇帝許多時「意見不合」),是十分顯然的。可惜他無此覺悟。試想,如果他當上京官,會前會後都要去天主堂祈禱、接收神示,老共會有什麼想法?! 上教會是信仰自由地區人民的權利,曾氏當然有這樣做的絕對自由,可是,這不僅無法取悅「地上主子」,亦令人不由得想起《馬太福音》裏這段話:「耶穌告誡說,你們禱告時,不可像偽善的人,喜歡在會堂裏或十字路口站着祈禱,故意讓人看到……。」曾氏天天乘座駕上教堂,是習慣且以曾氏的標準只是「輕車簡從」,應無「故意讓人看到」的存心,但在大多數老百姓眼裏,行政長官確是天天招搖過市上教堂! 丙、這點也許無關宏旨,卻有必要一提。 中央最終棄曾,與其「北京後台」權勢因為「換屆」而式微多少有關;不過,只要甲乙二項事實不變,再強勢的「北京後台」亦保他不了的。 最後,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如果北京有意起用卸任後的曾氏,所有的「醜聞」便不會出現,縱使出現,亦絕不會愈掏愈臭,當然更不會有廉署跟進而是小事化無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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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林行止:無形之手指向迷津?

【信報轉載】 現代經濟學奠基者 達爾文取代史密斯 一、 美國康尼爾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拔.法蘭克去年底又出版*一本極具啟發性的書:《達爾文經濟—自由、競爭和公共利益》(R. Frank: The Darwin Economy-Liberty, Competition, and the Common Good),對阿當.史密斯揭示、自由經濟學者奉為圭臬、現在本港無人不知的「無形之手」(Invisible hand,內地譯「看不見的手」),提出質疑;對於筆者來說,這真是晴天霹靂、茲事體大,因此雖曾在本欄提及「達爾文經濟」,卻遲遲未敢寫「書評」。 在本書序言中,作者這樣寫道:「我對我的預測有信心,一百年後,經濟學家極可能認為經濟學的智性奠基者(intellectual founder),是達爾文而不是史密斯!」史密斯的現代經濟學之父地位,是經濟學家的共識,法蘭克是學有所成的自由學派經濟學者,雖然他的強項為以懷疑史密斯人是理性經濟動物(homo economicus)為理論基礎的行為經濟學,但達致這項「大不韙」的結論,仍然有石破天驚效應。 什麼是「達爾文經濟」?可從這本書的封面圖像談起。圖像很簡單,兩隻「旗鼓」相當的麋(駝鹿)※,觝角互撞,這是野生動物紀錄片常見的鏡頭,何奇之有?這的確不是奇事,但法蘭克從此平常現象,質疑連串經濟學的根本命題,不由你不追讀下去。 麋的生理特徵是有一對長可達四呎、重超過四十磅、龐然交錯有點像枝椏橫生的巨角,據達爾文適者生存論的演繹,這是駝鹿萬千年來受「爭女」這隻「無形之手」誘導不斷進化的結果。據達爾文的說法,角為公麋最有用、最具雄性徵象的「武器」,角愈大擊敗(撞退)對手的機會亦愈高。在不講求法理情或情理法的動物世界,角大者「食色」兼得,這意味「如無意外」,大角的麋,在族群中無論是覓食或與異性交配,均有絕對優勢。 公麋的角愈大愈有利,為了獨佔「花魁」,數萬年來,公麋為一己私利—傳宗接代把基因世代相傳,其角在進化過程中慢慢增大,以至形成現在大得成為負累的巨角;交錯巨角最長可達四呎,角長在三呎以上四呎以下的麋更比比皆是,電視所見,一百數十隻巨角麋聯群為覓食為爭取與母麋交配而爭風喝醋的「群觝」,蔚成奇觀。 可是,大角雖然在「情場」上佔盡先機,但公麋為此付出沉重甚至致命的代價,這即是說,當牠們遭遇食肉獸尤其是天敵豺狼襲擊時,求生本能必然驅趕牠們逃進茂草密林,因為草木的掩護,牠們有較高逃生機會,哪知巨角導致牠們輕易受雜草樹枝纏阻,失去在叢林中無拘無束地奔跑的自由,且大大降低了牠們奔走的速度,由是無法逃避成為食肉獸大餐的厄運。這個例子,清楚說明追求私利的結果不僅無法達致公益且會造成「公害」。這與史密斯鼓吹的人人追求私利會造福社群的立論完全相反。 和大部分脊椎動物一樣,公麋亦是雜交動物,據達爾文的觀察,有的公麋和多隻母麋交配,有的與此無緣,「終身不娶」;而「交配」次數多寡,與其角的大小成正比。從生物學角度,生有一對龐然巨角的麋,其基因廣披、開枝散葉、子孫繁衍;角子比較小的,由於屢戰屢敗,無法獲得「美人歡心」也可說是失敗的弱者不獲崇拜英雄的「美女」青睞,便有斷子絕孫之虞! 二、 套入經濟學原理,麋的大角是故經濟學名家赫舒(F. Hirsch)所說代表身份地位的「正確位置」(Positional good),它帶來的行動不便,令大角兼具nonpositional good的特性。換句話說,對於麋來說,大角利弊兼備。其利當在有極高機會與眾母麋交配,有助其基因傳之久遠(庸俗但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是滿足其性慾),但它因此令公麋不易「避難」進而禍延陪伴公麋左右的母麋和小麋,等於整個麋群很難逃脫食肉獸的撲噬。動物的思維能力(如果有的話)遠遠不及人類,一切聽憑「自然」,亦可說不能掙脫「無形之手」的擺布,為了爭取交配機會,其角逐年增長,結果雖有所得卻必須付出慘重代價;更嚴重的是,這種追逐一己私利導致角的呎碼愈來愈大的進化,終令整個群體受害!這裏應該再作一點說明(顯然有點累贅但有必要反覆闡明),所謂「追逐一己私利」,是指麋的角比同輩大才有交配優勢,適者生存的衍變,令麋角不斷增大(現在最長四呎重四十餘磅,仍在慢慢增長,千百年後,麋角可能大至令角主走不動,雖然牠因此在交配上無往不利,巨角卻同時成為致命的重負,果如是,麋很快便會絕種,因為這種頭重身輕的身體狀況,食肉獸不論奔跑速度快慢,都有機會大快朵頤,把大角麋當點心),意味其負重日增,以至對「族群」的生存有負面影響甚至會招惹滅族的風險。 麋以大角稱雄,海象則以體重見勝;雄性海象體重可達六千餘磅,比雌性的重四五倍,大家常見笨重得「抬不起頭」的海象在海灘上以肥頸互「扭」、以鈍牙亂咬,有時長達數小時才分勝負,失敗者通常渾身是血、頹態畢呈,落「荒」而遁,得勝者便得以從心所欲與眾雌海象交配;由於海象並無利爪利齒或利角,牠們只能以體重壓服「情敵」,結果一如麋角,海象的體重亦愈來愈重,以至有的重近三噸,連移動(遑論走動)亦很艱難,因此成為鯊魚及其他食肉禽獸的最佳獵物。 受「無形之手」的驅動,不僅動物不顧消極副作用地發展「優勢」,以致最後反噬其身。顯而易見,麋和海象的進化,滿足了牠們之中強者的性需求,但因此而貽害「蒼生」,連累整個獸群輕易地成為天敵的盤中餐。更有甚的是,由於集中全身精力發展其性徵,等於分薄了發展其他身體機能的資源,結果麋角大得成為奔跑的負資產而海象則頭腦簡單且四肢不發達……。 三、 跑馬抽鞭要限制 盲目競賽伏禍端 人類社會亦有這種現象,而且後果更嚴重,有幸的是,和赤裸裸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不同,人類在數千年前已建立了管治建制,文明社會的演變可說是對強者的約制進程,雖然這樣做很易過猶不及,妨礙自由的放任發揮,扼殺了不少創意和生機,然而,整體而言,卻使社會有序,同時能夠在比較公平的環境下向前。主辦方程式賽車的機構對發動機馬力有嚴格規限,若無限制,馬力可能「無限大」,車速可能超過噴射機,但出事機率相應增加;同理,不久前英國賽馬會規定騎師鞭打馬匹的次數,因為抽打愈頻馬匹速度愈快,結果人人狠抽馬匹,把馬匹打得遍體鱗傷甚至死亡的「意外」便經常發生。 汽車失事(車毀人亡)和打死馬匹(虐畜)固然不可忽視,更重要的是,無限制地加強馬力和抽打馬匹,對大局並無積極影響,因為人人要做到最好,不同汽車的馬力可能處於同一水平而抽打馬匹的次數不可能相差很大,在這種情形下,沒有車手和騎師有絕對優勢。事實顯示,盲目地追求速度的結果是車手和騎師處於公平狀態,因為馬力及鞭打次數同步上升而且可能處於同一水平。這種情況便和軍事競賽一樣,當國國都有用不完的核武成為「軍事強權」時,彼此導彈相向,意味這些國家在軍備上耗用了巨額金錢後在軍力上處於平等地位……。眼前的例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她們在導彈試射上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巴基斯坦試射後印度跟進,印度試射後巴基斯坦「照辦煮碗」,結果她們都成為「導彈大國」,在「武功」上勢均力敵,彼此不敢輕試對手的實力,結果有先進導彈等於沒有,因為派不上用場,遂造成重大經濟浪費。達爾文對因為受「無形之手」引導的競爭會造成重大經濟資源浪費,早有預見。 軍事競賽虛耗了大量經濟資源,使可用於福利、教育和醫療以及基本建設如輸電供水及現代化公路等的資金相對減少,這等於窮兵黷武是建築在犧牲人民福祉上(印、巴便是現成例子)。如果先進的軍備足以令有關國家在國際事務上予取予攜(其是否公義,價值觀不同的人有不同結論,姑且勿論),那麼,在軍事上的投資遲早可獲相應的回報。可是,與動物世界不同,在人類社會,類似最大角麋鹿和最巨型海象的國家,昭然可見,但無法從心所欲、為所欲為,這即是說,當大部分有科技有財力的國家不顧一切地發展尖端武器時,此中被公認的「最強國」,亦因擔心會被報復而不敢主動動用武力,這等於彼此充其量只能怒目而視、捲衫捋袖、作勢動武、不斷「軍演」,卻因為沒把握足以「制人」而不敢「先發」,結果是各國坐擁沒有實際用途的軍火庫和數以十萬計未曾上過戰場的軍隊(這種「冷戰」時期的遺物,如今有變本加厲之勢)。武備科技化和作戰方式網絡化,在在需要受過正規高深科學教育加上長期訓練的人操控,培訓開支不菲,這意味維持一支龐大、與時並進的現代化軍隊,經濟成本甚重。 法蘭克認為各國加入軍事競賽的後果,導致有關努力互相抵銷(Mutually offsetting efforts),差不多等於他們在這方面的投資全面報廢。這種等於「無形之手」失效的現象,在現實社會俯拾即是。法蘭克所舉的其中一個港人比較有興趣的例子是住宅面積。在七十年代,美國的平均住宅面積在一千四百呎左右,至○七年已增至二千三百呎,住得比前寬敞不等於物質生活改善或心情愉快,因為業主幾乎毫無例外因為供樓而做了「屋奴」,營營役役,為每月供款而工作,由於收入追不上樓價升幅,不少甚且因而沒有財力購買最新最實用的日常家庭用品(或因此令債務百上加斤)。房子愈住愈大,一方面固然是受「同儕效應」、「參照群體效應」的影響(友人、同事、親戚搬住大屋〔駕名車、子女入讀名校〕,你心癢難熬亦要跟進以免有「給比下去」的心理負擔),一方面則是名校皆設於「高級住宅區」,送子女進名校是饋贈後輩使其終身受用的最佳禮物,正常(心理及收入)的雙親都會這樣做,結果是樓價被炒高了,但能進名校的適齡兒童不及半數,這又是一種明顯的資源浪費。 如何才能遏阻這種受「無形之手」驅使最後必然導致資源浪費的國家和私人行為?在國家層次,簽訂多邊或雙邊裁軍協議,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的辦法,有效所以加上引號,是其「有效性」因為國與國之間缺乏互信而很難生效,已故美國總統列根就裁軍協議說過一句精闢的話:「信任?有待證明!」(trust, but verify)。由於國國有「軍事機密」,如何證明其履行裁減軍備協議的規定(不符規定的軍備可隱藏於國際觀察員及間諜衛星無法偵察的地方),天曉得。這等於虛損浪費的「軍事競賽」會持續,直至「擦槍走火」爆發滅絕性而可定勝負的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是核戰,過後的戰爭,石頭是最犀利的武器)才結束。這種結局帶來的經濟災難肯定甚於各國在「軍事競賽」上的投入! 自利自肥爭一時雄長的人性不會磨滅,如何才能杜絕上述的「經濟浪費」,法蘭克認為惟徵收「累進消費稅」(Progressive Consumption Tax)可行。本來,抽取奢侈稅亦不錯,只是界定何為「奢侈品」何為「必需品」,必會引起曠日持久難有定論卻會令社會分化愈深的爭辯。 與本港的單一稅率不同,目前西方多國實行的累進入息稅(Progressive Income Tax),稅率與收入同步上升,即入息愈多稅率愈高,以此或可收「公平」分配財富之效(財富由政府再分配);此法的缺失為稅率超過一定水平,稅入便不增反跌,因為高稅令納稅人失去工作賺更多錢的誘因;但什麼稅率是稅收不升反而萎縮的臨界點(即什麼是「拉發曲綫」〔Laffer curve〕的最適點;高於最適稅率稅入便不升反跌),不僅各國稅情有別,莫衷一是,難有「定點」,即在一國之內,此稅率亦難精確釐定。 有這種種如奢侈品與必需品及「最適」稅率不易界定的缺陷,法蘭克認為徵收累進消費稅較可取。他的建議很簡單,納稅人如常報稅,可減免的扣稅及寬免額亦一如舊貫,新稅制是納稅人(以家庭為單位)年度開銷的數額才會被徵稅,當然,所謂累進,即稅率由低而高,年度內花費愈多稅率亦愈高。在累進入息稅制中,當稅率高至百分之百(實際無此可能)時,沒有納稅人會工作,因為其工作報酬全部變成政府的稅收;但行累進消費稅,如果同樣是百分之百的稅率,意味納稅人消費一萬元必須交一萬元稅—如果消費者認為值得並有花不完的錢可以納稅,便可盡情消費,反之,便得撙節開支;沒有這種條件及不願納高稅的人,只有三思而不行了。法蘭克這種主張目的在減少無謂的「軍事競賽」(物質比拚),令資源浪費降至最低,同時藉以鼓勵儲蓄,維持低利率因此有利經濟發展。 如果實施此法,有錢人或因天性節儉或因迴避陷入高稅網而不大事消費,意味他們會留下更多的遺產,法蘭克因而鼓吹應徵高稅率的遺產稅……。 法蘭克想得周到,不過,多少有點一廂情願的味況,實際是否可行?筆者的看法不太樂觀。首先是儲蓄及其他固定入息投資項目,能否保證有高於通脹率的收入?若無保證,何來刺激人們節省開銷增加投資(最保守的方法是儲蓄)的誘因;在各國政府仿效「龐茲騙局」隨心所欲印鈔票救急的條件下,保證投資收入高於通脹,難度極高。其次是,不畏高稅的有錢人的炫耀性消費,大眾若有樣學樣,不管利率高低,社會又會墮進先使未來錢進而未來沒有的錢的惡性循環,這等於徵收累進消費稅的目的失效;若大眾貪圖一點實質收益(利率高於通脹率)而不消費(或遞延消費),則社會貧富或奢華與儉樸兩極化會日趨嚴重,社會愈趨分化,危害愈大。況且如果只有少數有錢人盡情花費,大多數人「死慳死儉」,過比量入為出更慳儉的生活,不作「無謂消費」,社會經濟難免大倒退,屆時便會出現投資不足、就業不足、消費不足、市面蕭條而有關機構(公營私營)付不起利息遑論收益高於通脹的回報。 現代經濟學之父阿當.史密斯的「經濟人」和「無形之手」,成為自由經濟的磐石已二百餘年,可是,如今學者發現它們均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和所有學術一樣,經濟學王國亦沒有王者! *法蘭克的數本書—寫給非經濟學家看的通俗經濟學—筆者都在這裏介紹過,最近是評介其《日常所見物事解惑》,刊○七年七月十三日以後數天(收《次按驟變》)。 ※麋是ELK的中譯,這種「鹿類」盛產於北美和東亞,殆無疑義;可是,讀游修齡的〈麋鹿和中華文化〉(原載《尋根》雜誌二○○五年第一期;收在雲南出版社王子今編輯《趣味攷據》第三冊),則說「麋鹿只產於中國」。初以為此麋不同那麋,看插圖,顯然同為一「物」。除此大謬之外,有關麋的攷據,甚有可觀。其中有關麋字的形成,頗有啟發性:「麋為什麼從鹿下加米得音?米這個音,有神秘弄不清楚之義,如走路失去方向,稱『迷路』(米加辵成迷)……沼澤地的泥土被麋鹿踩踏成一片爛糊,就叫壤麋、麋田,所以麋發米音的根源即在上述的米義。」這是否意味麋因大角妨礙奔跑,撞撞跌跌容易迷失方向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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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蝗蟲多飛一會

蝗蟲論一出,中港兩邊政府即刻知驚,開始做事,香港好多政黨紛紛支持修法反雙非人,大陸也密密準備關閘。香港是高度擁擠和秩序脆弱的城市,中港族群鬥爭一旦爆發,玉石俱焚,大家無癮。要我們收番蝗蟲論?香港網民沒這麼笨吧?侵佔香港公共資源和干擾公共秩序的陸客,每人背後都拖住一條長長的帝國身影,由於中共用強權操控港共殖民政府,用配給利潤來羈縻香港財閥,用跨境生意來籠絡部分中產,馴服香港的上層階級,令他們不再抗拒中共融合香港的政策。故此,儘管雙非人和水貨客令香港媽媽叫苦連天,香港政府、政黨、社運界和學術界,彷彿收了賄賂,全體鴉雀無聲。蝗蟲論浮出網絡之外,這些道貌岸然的人,便說網民一竹篙大一船人,是希特拉、法西斯,是散佈族群仇恨。連用碩鼠、黃鼠狼、蝗蟲的文學比喻來譴責道德有虧的大陸人,也犯下天條大罪似的。 很多陸客在錯誤的共黨宣傳之下,以為香港一直虧欠中共恩惠,連水、電、糧都仰賴中共「供應」,香港獨力擊退金融大鱷也說成是中共的救護之功,來到香港便顯得財大氣粗,用普通話呼奴喝婢,他們是中共帝國殖民的棋子,憑他們巨大的數量和流量,行使不對稱的權力和財力,掠奪香港的資源,排擠香港平民的生存空間。民主派懼怕中共,社運界扮愛國扮清高,袖手旁觀,香港人是醒目的,香港義人的鬥爭,就只剩下玉石俱焚、一拍兩散的威脅。 由於中港之間是處於殖民宰制關係,香港對中國是弱勢對強勢,故此香港人一定要識得發惡,否則一味溫良恭儉讓,必定被大陸人欺負到底,下場慘淡。總之一句:讓蝗蟲飛,讓蝗蟲多飛一會,直至政府改變政策為止。政府投降之前,呢隻蝗蟲,係香港人的法寶,老虎蟹都唔好放! 正所謂,老虎唔發威都卑人當病貓啦,何況香港只是一隻Hello Kitty!呢次蝗蟲論,只不過是Helllo Kitty 發惡咋,就被香港左翼及文化界誣衊為希特拉、法西斯,有無搞錯啊? 網民說蝗蟲也好,不說蝗蟲也好,這些中港族群衝突是明顯擺在眼前的,是香港平民的真實生活憤怨,產房、關口、火車地鐵、鬧市街頭,日日發生,有了蝗蟲論,只不過令各種存在多年的鬥爭和激氣現象,得到記錄、匯聚和報道而已!讓蝗蟲飛,起碼飛多一陣,逼港共政府做事,逼大陸收番自己的蝗蟲先啦! 我是儒家信徒、孔門弟子,孔子教落,做人要有智、仁、勇,三達德,才可以在世間行仁義。無視香港淪陷、香港平民深陷虎穴的危機,一味高唱道德主義,假扮世界大同,中港一家親,只是鄉愿,是德之賊!蝗蟲之論,是發揮一點政治智慧而已。有腦的,都知道要食住條水,逼政府做事啦! 少了蝗蟲來香港霸佔床位和福利,擠擁香港的市區,抬高香港的物價和地價,蝗蟲論自然消失。只要他們遠離香港,我們香港人沒那個時間去罵那些惡劣行為的陸客的。大陸人是我們的鄰居,所謂不打不相識,如果大陸人因為香港人的蝗蟲論而知道羞恥而改過,我們香港人自會鼓掌歡呼,盡釋前嫌的。 我衷心希望,香港出自意外的、也是有點玩玩的蝗蟲比喻,可以刺激中國大陸的人撫心自問,知道羞恥而改進國民道德。不要一出國門,就醜態畢露,丟盡中國人的臉。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2/12 — 港燦老師:班房裏的中港衝突——從周星馳《國產凌凌漆》說起 2012/02/08 — 华尔街日报:香港悄然走入衰退 2012/02/08 — 中央不會拋棄香港 2012/02/05 — 香港这盘棋? 2012/02/04 — 闾丘露薇:香港的同事怀孕了,居然不够床位生孩子 2012/02/03 — 林行止:孔慶東 郝鐵川 鍾庭耀 趙心樹 2012/02/01 — 今天的蘋果日報刊登的全版廣告 2012/02/01 — 「高登新春唱蝗团」 2012/02/01 — 香港金融业将迎来新一波裁员潮 2012/01/31 — 自由行: 八年盤點,八年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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