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歐羅問題未完未了，有關國家政壇將相繼發生巨變，目前種種尚未有定案的救援穩定可能「違約國」的策略，在筆者看來，俱為權宜治標之計；而歐羅會否解體（有序或失序？），以至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經濟會否陷入「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或「惡性通脹」（great inflation ），仍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階段。 歐羅面臨分崩離析，早有跡可尋，英國歷史家、《文明世界》（今年四月下旬本欄詳介）作者富格遜去年二月十日在《金融時報》撰文，便指出當時已露敗象的歐羅很快出事：「這將由雅典開始，很快傳播至里斯本和馬德里；任何以為歐洲國債危機的影響局限於歐洲的看法都是錯誤的，因為那肯定不僅僅是地中海（沿岸諸國）的問題，而是西方世界共有的問題，其衝擊無遠弗屆，其嚴重程度必在投資者意料之外！」年來的發展果然給他言中。面對這種不安定不明朗的前景，看看數個躋身「發達國家」之林的歐羅成員國如何步上「近破產」之途，也許是不錯的主意。 一、 路易斯的《回旋鏢—在新第三世界旅行》（M.Lewis: 《Boomerang – Travels in the New Third World》），果然甫出版便躍登《紐約時報》非小說類暢銷排名榜第二名，看其後勁甚強，料晉升榜首之期不遠。和去年的《空手道高手》（見去年八月下旬本欄「淡友功在市場」系列）寫一眾在「金融海嘯」中逆市或一早洞燭跌市將至及時果斷採取行動而大有斬獲者（大淡友）的事例不同，《回旋鏢》（有關國家貪腐顢頇自食其果的含義）寫的為在旁觀者眼底是一些愚昧可笑幼稚的人，其所作所為令若干「先進國家」如冰島、希臘、愛爾蘭以至美國加州兩個城市聖荷西和Vallejo陷入財困如今形同第三世界窮國的愚事愚行；此外，對國家財政極健全、人民人人謹慎理財的德國，何以會於當前這場未完未了的歐債危機中受重創，亦有深層觀察與鞭辟入裏的分析。這本書因為文筆生動活潑且寫的皆為真人真事，雖盡是反面教材，卻具備有益有建設性的特質！ 路易斯「新窮國之旅」的第一站是冰島。該終年不融雪的蕞爾小國，雖然只有不足三十二萬人口（參考數據，本港將軍澳區人口四十萬），肯定是○八年華爾街引爆「金融海嘯」的第一個受害者，且其金融危機影響遠出國門，令人對此小國另眼相看。冰島原為世外「冰源」，於聯合國二○○五年「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中名列榜首，意味該國生活質素世界最佳；可是好景不常，○八年十月六日，她因為無法償還到期國債（開二十一世紀「國債違約」先河）而實際上等同破產，是年該「指數」排名驟降至第十七位（仍高於香港的二十一位）。債務危機拖垮冰島，把冰島人害慘了（其實是自作自受）。 立國一千一百多年來，冰島人捕魚賣魚食魚，一向是個經濟平穩呆滯生活安定平淡的漁業社會，其經濟略呈生機，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政府把 海域內的魚類「公有化」—— 原文Privated the fish，當然是私有化，事實是政府把海域內的魚收歸國有，然後按照「公平原則」（根據過往的捕魚記錄）以配額形式分給漁民，即先把未被撈捕的海中生物公有化後再私有化，從此冰島漁夫領悟到可把未捕海魚提前「折現」的竅妙，且慢慢學會買賣捕魚配額證（ 有如八十年代前本港的紡織配額炒賣） — 配額證既可私下交易， 亦可把之按給銀行……。 冰島金融業可說始於海魚配額證。 二、 到了九十年代初，冰島詩人奧特遜（David Oddsson, 1948-；冰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九九一至二○○四年任總理︹應為自由世界在位最久的政府領袖︺，○四至○五年任外長；○五至○九年任央行行長；○九年迄今為冰島暢銷日報總編輯）當選總理，受回流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畢業生的影響，對佛利民的學說大為折服，決心進行「經濟改革」……。冰島太小，貨幣學說派不上用場，但大市場和自由放任的學說則照搬如儀，冰島人民遂享有最大的自由，同時稅率下調，實行全面自由貿易，把僅有的少數工業私有化，○二年連銀行亦私有化。在進行這連串改革期內，奧特遜從不接受傳媒訪問，亦沒有向國人解釋改革的理論根據（他是否充分理解這套理論的利弊與可行性，至今仍不清楚）；他似乎很忙，但據說他不是埋首工作而是自閉於簡樸的辦公室內寫詩（冰島文的詩似沒海外市場，筆者無法在英語世界找到他的著作）；直至冰島陷入國債違約危機，政權易手，新政府馬上免去他央行行長之職。 冰島「佛利民化」期內，適逢美國以低息手段刺激經濟期，美元和多種西方貨幣利率拾級而下，與外界仍處半隔絕的冰島利率則高企十五、六厘水平，高息之下，經濟平平穩穩的冰島貨幣克朗（Krona），遂對大部分西方貨幣升值。在這種情形下，有什麼比借外幣購進克朗更佳的營生？答案是沒有。這樣做除可賺息差，還有滙價的甜頭，真是「財息兼收」，因此「炒外滙」成為冰島的全民活動。本來，以冰島人細眉細眼的買賣，贏虧皆不足道，但二○○三年，高盛與摩根史丹利見有機可乘，高調成立分行，引進形形色色的衍生工具，冰島投機潮遂一發不可收拾。從這些「投資銀行家」身上，冰島投機者學曉「錢生錢」的硬道理，即錢不一定要投資在有生產力的工商業上才能賺得，亦非「有魚斯有財」，炒賣物業股票和外滙是更佳的發財捷徑。冰島人於是大量舉債，借進低息貨幣，然後在本國進而海外投資，他們購進比華利山、倫敦、哥本哈根和奧斯陸的物業、挪威和倫敦銀行、丹麥航空公司甚至印度電力廠……，至二○○七年，冰島人的海外投資，比○二年增五十倍！期間環球資產在負利率之下大幅升值，大部分參與這場遊戲的冰島人自然感覺良好，雖然所賺只是賬面而非實際利潤，卻已過盡億萬富豪生活癮，他們購私人飛機、棄漁船購遊艇、買海外第三間度假屋……，除了以百萬美元聘請名歌星Elton John去冰島在一個生日會上獻歌兩首必須支付現金，其餘種種，當然都是向銀行融資。 岔開一筆， 不求甚解的讀者也許以為名著（曾三度搬上銀幕） 《 冰島漁夫》 （An Iceland Fishman，1886 年初版）寫的是冰島的漁夫，事實不然， 據小輩相告， 本書是作者洛蒂（Pierre Loti, 1850-1923）以「印象畫派的筆觸」，描述法國東北部世代相傳的漁夫每年夏季赴「天涯」的冰島海域捕魚的艱辛歷程。他們出海捕魚，一去大半年，千百年來年年如此，由於長期逗留在冰島海域，遂自稱「冰島漁夫」。在作者筆下，這批朝夕與無常大海和嚴寒天氣搏鬥的漁夫，勇敢、從容、履險如夷、合作無間、「迎難而上」；捕魚歸來則盡情轟飲、溫馨柔情。 「冰島漁夫」指的是那位一去無回新婚太太連年在碼頭苦等的漁夫動人故事……。《冰島漁夫》與冰島有關與冰島人無關。在路易斯筆下，冰島人有勇無謀、魯莽衝動，私生活並不檢點，「冰島漁夫」沒有半點《冰島漁夫》的影子！ 三、 「以魚立國」的冰島，直至現在，興建樓宇「打地基」，尚須經過有關部門證實該地盤地底沒有小精靈（Elves） 盤踞， 才能動土。普通常識早已指出人世間沒有妖魔鬼怪、地底亦沒有趣怪逗人尤其是小孩喜愛的小矮人。在十五世紀以前，地底有小精靈，是北歐人的共識，十五世紀「黑暗（愚昧）時期」後，當然成為「神話」現在卻仍被充分利用，於今處處可見此小怪物的塑像，成為吸引遊客的旅遊「景點」。但冰島人食古不化，建屋仍要取得當局發出的「此地地底無小精靈居住證書」，而證實地底沒有即根本不存在的小精靈（Certifying the nonexistence Elves），雖早成例行公事，有關當局仍煞有介事，要派專人實地勘探一番後才能定奪。值得一提的是，冰島在世界廉潔榜上排名第十一位（得八點五分；參考數據，香港得八點四分，排名第十三），廉潔度不低，但據在該國設廠的美國鋁業（Alcoa，全球第三大；冰島的地熱不能出口，需要大量能源的工廠因此移船就磡在該國設廠）發言人透露，由於該公司受美國法例規限，不能「以賄賂疏通有關官員」，結果設廠申請，因為「地底小精靈問題」，足足搞了半年後才獲「該廠址地底沒有小精靈居住證書」。拖了這麼久，並非冰島政府故意刁難Alcoa，而是公事公辦，尋找根本不存在地底的小矮人，不是易事，一般從入紙申請至獲批出證書，需時三個月至半年不等。冰島保留這項「古法」，反證了冰島尚未完全現代化，以這種半落伍半開化的社會，冰島突然要大搞「財技」，引進華爾街式的衍生工具，銀行大鬧人才荒、金融業大混亂，不難想像。 正因為外行，冰島銀行在審批貸款上固然烏龍百出，獲銀行巨額融資而在世界各地找尋投資機會的冰島投資者，對大部分所投資行業更可說一無所知。路易斯舉了兩個現在令人不敢相信的例子。其一是一名二十五歲便當漁船船長的人，三十歲那年放棄本業，改行當投資銀行家，因為後者遠較出海捕魚容易賺錢，他的工作是「說服」昔日同行的漁民以三厘息借進外幣，兌為冰島克朗，然後存入冰島銀行收十六厘息；這樣的工作，誰不會做!?問題是人人優為之結果令「信貸泛濫」，造成嚴重的後遺症。其一是借外幣套克朗之風大盛，冰島銀行「水浸腳目」、信貸寬鬆，除了融資本土投機，把物業及股市炒上九重天（ ○三至○七年，美股翻一番，冰島股市漲了九倍；期內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樓價平均升三倍），還鼓勵進而融資海外投資，其中最轟動的一宗收購是購進創立於一九○七年倫敦投資（英國稱商人）銀行Singer & Friedlander（其客戶包括外滙大炒家索羅斯）……，該行行政總裁Tony Shearer 見公司控制股權易手，馬上飛雷克雅未克拜會新老闆，希望聽取指示，作為推廣業務方針；哪知幾位冰島股東對投資銀行半竅不通，說話言不及義，簡直不知所云，這位ＣＥＯ見聲勢不對，擔心戀棧不走會壞了名聲，回倫敦後馬上請辭，而這家百年老店果於被收購後九個月倒閉。歷史悠久的銀行清盤，國會要「聽證」，Shearer 侃侃而談，議員老爺口呆目瞪，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四、 二○ ○八年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玩完」引起的「金融海嘯」，第一波便把「冰山」融化，冰島人集體「凍僵」，不在話下。本來，以冰島這麼小的島國，其榮枯與島外世界無關，但由於在炒賣熱火朝天的幾年，受克朗十五、六厘的吸引，多家外國銀行購進巨額冰島高息債券及存入巨額現金賺取息差，忘卻便宜莫貪的古訓，墜進貪變貧的窠臼而不自知，其中損失最重的有德國銀行二百一十一億、荷蘭三億零五百萬、瑞典四億、英國投資者一共三百億（法人及個人投資者二百八十億，退休基金、醫院及大學校產基金共約二十億【其中牛津大學五千萬】）……。冰島債務違約引致金融危機，銀行資金枯竭，這些海外投資者面臨龐大虧損，尚幸當年只有冰島一國出事，英歐政府和銀行仍能設法補救，與冰島政府達成長期還債協議，以英國為例，先由政府撥款救急，令投資者逃過一劫。 路易斯的著作所以有「讀趣」，是他見一般記者所未見，舊聞因而常帶新意。以冰島而言，《回旋鏢》便有數點他處未之見的物事。第一是基督教路德會是「國教」，冰島嬰孩呱呱墮地便自動成為路德會教徒，人民當然有改奉其他宗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但須以書面向政府申請；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資格成立教派（cult），而所有教派均可享受政府的信仰津貼；第三是路易斯翻閱冰島電話簿（哪位記者會這樣「無聊」！），發現全國只有九個姓氏，而這些姓氏皆以父名為前綴，在父名之後加兒子（son）或女兒（dottir；女兒在北歐諸國不是datter 便是dotter） ， 即以某人之子為姓， 如父名Jon，子姓Jonsson，女姓Jonsdottir（中間的s 是屬於之意），以冰島只有三十多萬人，可說是九姓同居（小島）的大家族。這個家族現在顯然生活在愁雲慘淡之中，因為全體家族成員或多或少要分擔冰島男人在「金融業」上投機失敗的損失！ 早在十年前的二○○一年二月，麻省理工經濟學系出版的學報《 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發表題為 的論文，兩位作者從多方獲得三萬五千多個家庭的結構（性別、年齡及工作性質等資料）和股票交易紀錄，進行仔細分析後，得出男人買賣頻密程度遠遠高於女人（這與「傳統」智慧的說法相反），在男人之中， 未婚者「亂炒」（traded less sensibly）的程度尤甚於已婚者，而已婚男的炒賣則較女性尤其是未婚女活躍。論文的結論是女性不在場，男性更衝動更不理性，因此進出股市全無法度。冰島當年炒得飛沙走石，「外因」已如上述，「內因」則為女性幾乎絕跡投機市場！據路易斯的粗略統計，在二○○五年，男女絕對平權的冰島，只有一名女性出任銀行決策層高職，這位Kristin Petursdottir 說投機市場是「鱷魚潭」（Pools of sharks），不宜女性，因此女性只在商業（零售）銀行工作而不涉及炒業。如果當年冰島女性積極投入炒業，冰島的財困也許不致那麼嚴重。 五、 同樣面臨「國債違約」即國家可能破產危機的希臘，政府負債纍纍—包括公務員退休基金在內的總負債一萬三四千億（歐羅．下同）—的主因，除了利率偏低信貸泛濫導致重大資源虛耗等西方國家通病之外，希臘本身的毛病更罄竹難書，比如福利太好、公務員人數太多且俸祿太高（希臘公務員平均薪津較私營部門高三倍而且每年出薪十四個月），一般人不「納糧」以至國營事業管理不善等，在在為致命傷。 路易斯引述的數據顯示，希臘國營鐵路局去年營業收入（主要來自客、貨運的車票和收費）在一億水平，是年員工薪津四億左右（平均每名員工年薪六萬五千，為全球之冠），加上間接成本約三億，真是虧蝕纍纍。事實上，希鐵虧本，蓋有年矣，只是去年特別厲害，落台不久的財政部長S.Manos望着希鐵的收支賬，仰天長歎，曰：「讓全體希臘人免費乘搭的士，所費比經營希鐵還化算！」希鐵虧損這麼大，原因不外效率低及冗員多（二者互為因果、相輔相成），這種情況是希臘—其實是全球—國企普遍現象，比如該國官立中學的教員與學生比率，比歐盟區平均數高四倍，可是，教師這樣多，不等於實行小班教學，而是很多教師經常「不在校」（他們的「正業」是當補習教師!?），而他們不會因此受「良心譴責」，因為希臘家長有替在學子女請補習教師或上無處不在的補習學校的「傳統」，經驗告訴他們，只有如此，學生才能真正學點東西（actual learn something），教師缺課因此心安理得。希臘教育經費「多而無效」，現在已是世界知名了。 令希臘政府瀕臨破產的，除了欠下外債四五千億之外，尚肩負八千餘億應付未付的退休基金，即是說，政府要履行承諾支付公務員及其他合資格人士的退休金和派發種種福利，要籌措這筆巨款，真是談何容易；以如今國庫不只空空如也且欠下巨債，這筆人人翹首以待的退休金將從何處來？諸神都不知道。 希臘的退休支出何以這樣龐大？答案很簡單，符合「已盡力」（arduous）即已完成「工作使命」可以退休頤養天年的年齡，男性在五十至五十五歲之間，女性則一律五十歲便合領取退休金資格；更有甚的是，希臘退休隊伍不僅年輕化且幾乎涵蓋社會各層面工作人口而逐年膨脹，所以如此，皆因在民意訴求下，議員不斷提出增加納入退休法的新行業，而代議士為了選票，這類議案很少不能成為法案。迄去年底，受上述優厚退休法保障的職業達六百多種，你想像得出的行業都包括其中，令外人嘖嘖稱奇的是與公共服務完全無關的理髮師、侍應、音樂師和廣播員……都可以「食長粮」。私人企業已成功把照顧員工退休生活的責任推給政府！「食指繁多」而收入有限且不斷萎縮，希臘財政不出問題才怪。 由於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援助希臘的條件是她必須削減赤字，在經濟衰疲稅入不增反降之下（希臘人並沒有納稅的習慣，資本家與專業人士〔尤其是醫生，希臘醫生為避稅一律只收現金；如稅局公事公辦，「知情人士」指全體希臘醫生都得坐監〕），削減赤字等同撙節公共開支，而要達此標的，無可避免地必須裁冗員、減薪金、削福利（包括提高退休年齡及減少退休金等），在在關乎人民的切身利益、觸動希臘人的神經，近來他們天天發動全國罷工，由於福利受惠者這麼廣泛這麼多，等於說大部分人均是既得利益者，希臘上街罷工人數因此動輒數以十萬計、搖旗「拉布」吶喊，聲勢浩大，甚為壯觀。 希臘的公營醫療制度百孔千瘡、漏洞百出，其人均醫療支出為歐盟之冠，但醫護工作惡名遠播；希臘醫護人員工作態度之劣，「先進」國家罕見。不僅傳媒常有醫生和護士大包小包地把公家的醫物甚至紙巾尿片等帶回家或轉售給街角小商店的報道，由於醫院國營，醫生和護士及所有員工都是公務員，而在希臘，沒有公務員不貪污（在二○一○年國際廉潔指數〔Corruptions Perception Index〕上與中國同列第七十八位），因此病人求診不向有關醫護人員「送紅包」，便可能無法獲得合適的照顧。中國一黨獨大，貪腐情況十分厲害，人所共知，然而，希臘號稱民主—且是民主之母—國家，在貪腐上竟與之同級，其貪污之普及，不問而知。 六、 在二○○八年年底，希臘爆發了一宗曠世醜聞，成為民望低企的政府的催命符，由於醜聞牽連太廣涉及資金太多且成為國際新聞，新政府不能不「認真」處理，雖然愈掏愈臭，卻迄今並無下文，惟這宗賤「賣」國家資產的醜聞是希臘陷入財政絕境的前奏！ 這宗醜聞發源於東正教域托佩蒂修道院（Vatopaidi Monastery），它位於希臘第二大城Thessorloniki的Athos山麓，這一帶共有興建於十世紀前後的二十間修道院，為希臘的宗教聖地；域托佩蒂規模最大亦可能歷史最悠久。千百年來，修道院集結的Athos山麓，不准女性進入（據說苦行僧有虐打女人的惡習），至今仍保持此「清規」。 域托佩蒂的上百僧人，上自住持下至打雜，過的都是苦行僧的生活，但它代表的不再是東正教的神靈聖潔，而是官商勾結大本營，因有「希臘貪腐之魂」（Soul of Corruption）的別稱；此一稱號，促使路易斯不辭跋涉，千里迢迢造訪並與僧侶們過數天三同（同住同吃同祈禱）的清苦生活。 根據他近距離的觀察，此修道院充滿神秘且有點神化。這裏的苦行僧凌晨四時起床，各司各職，做修道院的一切粗工細活包括種植糧食蔬菜、「舉炊」及清潔工作，「公餘」每天誦經十小時；其伙食是每周有四天日晉二餐，第五天有三餐（頁六十七，作者說他們一周晉十一餐，但其他二天是否不晉食，未見說明），千篇一律的食物全部自種自給，不假外求。僧人不分階級在膳堂晉食，粗糙的銀盆盛着收成自修道院園圃未煮未切的洋葱、青豆、青瓜、番茄和甜菜（beets），這令僧人的「食相」與猴子相似；另一同等貨色的銀盆則放着僧人用自種小麥磨成的麵粉烘成的麵包，既無牛油亦無果醬，捨此之外，「冷冷清清」的桌子上便只有數瓶清水；而甜品是從後園樹上取下的蜂蜜（honey comb）和醬糊般的橙味雪芭（sherbet-like的物體，Sherbet的主體是牛奶〔內地因此譯牛奶凍〕，惟此處的不加牛奶），無魚無肉無飯無麵條，而且「餐單」天天不變，苦行僧真是名副其實。按照常理，天天如超瘦時裝模特兒般晉食，僧人不可能不瘦如枯枝，可是，現實是他們之中，尤其是住持和他的助手（財務總監？），都是大腹便便的「肥佬」。路易斯認為即使他們吞下大量營養豐富的蜂蜜，亦不可能如此。路易斯後來在住持助手那「硬件」（房間）簡陋破舊但「軟件」（電腦電話傳真機一應俱全）先進的辦公室中，看到大量文件檔案及巨型裝的維他命Ｃ丸，但這只能補充營養而非增肥之物。 七、 域托佩蒂是希臘東正教的主教堂，為那些過度享受已厭倦俗世物質文明的達官貴人巨賈尋求靈性慰藉之所，那些自認罪孽深重的人，特別是雅典的政客，每年都會抽空來此崇拜並希望獲得靈魂的救贖，這裏的僧人為接待這批貴客而各有各忙。令路易斯百思不解的是，這些身無長物兩袖清風長冉垂胸好像終日服苦役「勞改」及誦經的苦行僧，竟然有時間有餘閒去設計榨取國家財富，從物業發展中累積了以十億美元計的財產！ 長話短說，域托佩蒂的「高僧」在九十年代初期，看到在保存古物古建築的藉口下，向「有關當局」申請撥款把這座年久失修殘舊不堪修道院翻新的機會，首先向歐盟的文化基金申請「重建歷史遺產」的資金，稍後則向西班牙政府索得二十四萬美元的補償（據說中世紀西班牙軍隊曾對該修道院大肆破壞）；與此同時，「高僧」們與來修道院崇拜尋求贖罪祈福的巨賈和政客「培植」了密切的人際關係。 不知是巧合還是刻意安排，僧侶在該院地庫發現一紙十四世紀希臘國王把該國北方一個湖泊送給該院的「地理」，而這個久被遺忘的湖泊，在數十年前已被政府劃為「自然保護區」，屬公共財（Publicgood），這豈非等於政府非法褫奪該修道院的業權！一九九八年開始，域托佩蒂修道院派員前往雅典辦交涉，要追回該湖泊產權或政府必須換地賠償其損失……。以後的發展不難想像，政府顢頇無能，官員又不想得罪決定他們靈魂是否得救的僧侶（They want them to take their confession），因此大慷國家之慨，前後一共撥出七十三幅官地，包括雅典黃金地帶及奧運會場館等，總值十億歐羅，作為交換。拍賣這些土地物業，不僅費時且可能拖垮市場，該修道院遂在投資銀行家的協助下，把「換回來」的土地、物業，組成「域托佩蒂物業基金」並發行股票，如此這般，域托佩蒂便從零資產變成擁資約二十億美元的財團；此時謠傳主事的數「高僧」在瑞士有秘密銀行戶口，而有「高僧」向路易斯打探一些美國投資顧問「是否可靠」……。 域托佩蒂的復修工作似未開始，或已開始但進展難以肉眼測度。而從種種同樣肉眼難見的蛛絲馬迹，讀者從字裏行間，意會這些表面繼續清苦修行的僧侶，不少已在華爾街有投資戶口！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一 、 四年一度的區議員選舉，已於十一月六日晚十時三十分結束，七日凌晨四時公布的結果，顯示投票人數達一百二十萬零二千人，為歷屆最多；而登記選民與投票率之比為百分之四十一點四，較「賽前」預期為佳，但比二○○三年的百分之四十四點一略低。 此次區議會選舉有八百三十九名候選人（包括十七名現任立法會議員）角逐三百三十六個議席，結果顯而易見，就是民建聯大獲全勝，無論在當選比例及當選人數上，俱佔鰲頭；民主黨元老略有所失而新星頗有所得，表現不俗，總方面看，成績不算太差；新民黨選情未見突出，惟初試啼聲，總算不負支持者期望……。其他各黨派的成績乏善足陳，稱得上一敗塗地的，當然是派出六十二人參選的人民力量，只有一人當選，近乎全軍覆沒，完全得不到選民支持，連在灣仔扎下群眾基礎的麥國風，就是因為打着社民連的旗號而輸給亮起爭取民主唾棄激烈抗爭厭惡粗口爛舌的白韻琹。 其政經主張在成立初期頗受中產階級認同的公民黨，這回也很慘痛，這與其以為「佔領道德高地」使領導層中有人崖岸自高（民選政治的致命傷）不無關係；事實上，公民黨在為港珠澳大橋不符環保條例而興訟以至力爭外傭居留權上，的確突顯了特區政府行事罔顧合法程序或在鑽法律漏洞的缺失，該黨若及早提出並訴諸公論，讓輿情作裁決，當局便能就此作出調整，即使不惜逆民情一意孤行，後果亦當由其承擔；但是公民黨卻選擇於「最後關頭」採取法律行動，雖令法理彰顯、政府難堪，卻讓港府有藉口說其不顧後果、勞民傷財，亦予政敵以「公民禍港」大事攻訐，敗壞選情！ 二、 有一個必須釐清或糾正的「名詞」，就是把行政長官口中「親疏有別」的親政府黨派稱為「建制派」，而其他政治上比較獨立、與政府保持距離的，則籠統歸納為泛民（不能歸類的少數是獨立人士）。如此分類，固有分化之意，且易生混淆。事實上，無論是區議會、立法會選舉，都是建制內的政治活動，是認同立法會通過、政府（包括北京）認可的官定競選制度，因此全部參與者都是建制中人。有一時期，若干激進分子聲言不參加這類被稱為不公平的政治選舉，那些政治組織及個人，才能稱之為非建制派。 如果上述的簡單陳述不致遠離現實，那麼，參加議席競逐的各黨派及獨立候選人，都是建制派！當然，建制派不等於必須「同聲同氣」，有正言有異見有高音有低音，他們的發聲都是為使建制在服務港人上臻善臻美。同鼻孔出氣會使政壇單調無生機，各自表述才足以顯示香港確是民主社會。親政府的政黨沒有獨佔建制派的專利！ 三、 在競選活動白熱化階段，環觀形勢，不少政黨領袖、候選人以及政論家，都擔心投票人數不足，因此積極號召選民不應登記而不投票，泛民還為此成立臨時組織，致力鼓吹選民投票；他們這麼積極，當然有自利目的，因為經驗顯示選民投票比率高對泛民候選人有利。 這回選舉投票人數創下新高，可是，「額外」的選票似乎為民建聯囊括，在「五區公投」及「遞補機制」上各走極端的民主黨、公民黨及社民連，都佔不到便宜。這似乎清楚說明大部分香港選民對合理化的民主政治已死心。受殖民地教育薰陶的香港人，大都是有奶便是娘的現實主義者，更有甚的是，他們大部分都是現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這意味維持現狀對他們有利；回歸十五年，北京雖然在政治上寸步不讓，但香港人仍享有高度的發財（或虧損）自由、法治基本上得以保持、言論和示威自由更大放異彩；還有，特區護照令港人有高度的旅行自由，回鄉證則讓絕大部分港人有「回家」的自由。當然，作為自由社會一份子，香港亦有種種不公平不合理有待改善改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痼疾，然而，比較之下，香港絕非不可居，甚且是值得戀棧藏富之地（沒有遺產稅的地方已不多見）。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去爭取北京不願見不允許的高度民主……?! 甘心接受攀梯登月式民主的民主黨此次成績不惡，足以顯示選民對西方式民主的訴求，已不若公民黨及社民連殷切。香港人的現實、短視，甚至可說物質生活享受消磨了他們謀生賺錢以外的志氣！一句話，高近百分之四十二的投票率，與其說反映了選民民主意識提高，毋寧說為了維持經濟和社會現狀而投票。如果高投票率預示港人致力追求民主以至推動民主普選行政長官，則民建聯何以會如此風光？ 沒有公民黨，香港無法站在法治的高峰；沒有社民連，香港的民主政治不會受到廣泛注意，而民間的怨氣怒火更無處宣洩。換句話說，公民黨和社民連，都不是沒有功勞於香港，不過從這回選舉看，他們已失去相當多選民的支持，這固然是公民社民的失敗，更是香港可能漸漸在自由世界中淡化褪色以至失去國際大都會光環的先兆！ 四、一方面明知已無可為而又要力爭真正民主以吸引「民主派」選民；一方面明白北京鐵板一塊且不易相處而不得不虛與委蛇。民主黨已淪為悲情政黨！ 在目前香港政治大氣候下，民主黨有如中了英國人所說的「莫同之叉」〔John〕Morton’s Fork；莫同是十五世紀末期坎特伯利大主教，他認為富人固有錢納稅，窮人省吃儉用、亦有錢納稅。以此為王帝老子強徵暴斂解脫），意為左右為難無法擺脫困境因此必須面對現實設法應付橫逆。民主黨已被「莫同之叉」擊中；在爭取真正民主上，民主黨左右不逢源，她已筋疲力竭，尋且已作出妥協，成為力求維持現狀的政治（及一點點經濟甜頭）既得利益者！

一、 當今大部分西方國家都有財政赤字之困，所以如此，皆因先使未來進而未來沒有的錢令入不敷出長期化有以致之；導致「入不敷出」的原因之一，為福利開支超逾納稅人能夠負擔的「上限」。 福利是資本主義社會「必要之惡」，因為它是挽救資本主義社會免毀於農工革命的「撒手?」。鼓吹資本主義的人，認為撥出部分稅入，以不同名目、形式，「利誘」受薪者尤其是低入息工人和農民，希望藉之安撫他們的怨氣、平息他們的怒火，農民不造反、工人階級不上街不搞工潮，社會和諧了，資本主義便能持續發展、資本 家才可繼續發財。由此觀之，福利確是勞資「兩利」的辦法，問題出在資本家致富的野心無限大(貪婪無厭)，要賺更多的錢，因為他們從財富累積過程中獲得無窮樂趣，遂力爭減低稅率(說資本家刻薄壓低工薪之說不易令人信服，以在自由社會，工資由市場而非企業決定)，甚且不惜出錢出力支持、培植認同此主張的人從 政，結果是稅率拾級而下—以美國為例，五十年代初期艾森豪威爾當政時個人入息稅最高稅率百分之九十以上，現在企於百分之三十五水平。 雖然七十年代奇兵突出的「拉發曲?」(Lafer”s Curve)，顯示稅率超過一定高度稅入不升反降，但紙上談稅頭頭是道，實行起來其效應則甚短暫且不明顯；加上富裕階級的寄生蟲所謂「稅務專家」的其中一項重要業務是找法律漏洞為富裕階級設計避稅逃稅的法門，遂令平均而言高入息階層納稅與收入的比例遠遠低於受薪階級(受薪者的入息稅大都是避無可避的預繳稅 即從「糧單」上扣除)。慢慢地，政府的稅入無法應付開支(稅入升幅落於開支增幅之後)，財政無可避免出現赤字；另一方面，貧富不均甚至兩極化，催化了受薪者爭取更多福利的訴求，他們手中的選票令政客低頭，議會於是通過愈來愈多法案，政府不得不大派成本昂貴的「免費午餐」。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早已脫離金本位， 等於政府可以隨意開動印鈔機，在入不敷出的條件下增加福利開支，不肯開動印鈔機的政府馬上會被「暴民」推翻；為了繼續為人民服務，政客唯有不顧「財政後果」大印鈔票「行善」！ 引起筆者縷述這點老生常談「普通常識」的，是看到去周六本報報道〈唐英年倡重設扶貧委員會〉、江麗芬「政局筆記」〈備選黃大仙？〉、餘錦賢「香港脈搏」〈梁振英的三萬五空中樓閣〉以及昨天〈爭取公僕支持 雙英鬥開期票〉的新聞。突然之間，為了爭取在民調中得高分高民望，「疑似行政長官候選人」大慷納稅人之慨，對種種不符合經濟效益卻肯定「草根政治正確」(有助增加民調得分)的「免費午餐」訴求，有求必應，甚於黃大仙；如果在報名截止日有更多人參選，人人向「民意」送大禮，「免費午餐」肯定成為「免費盛宴」。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長官不是一人一票而是由一千二百名欽點各界名流推舉的，這等於說選委會場外的「草根民意」只有裝飾性而無實用價值，可是，饒是如此，未入閘的候選 人的表現已「賽大仙」，不難想像定期競選的西方民主國家政客為了選票對選民會如何慷慨大方。 至此，大家對西方國家大都財政赤字纍纍的原因，應瞭然於胸了。 二、 香港沒有軍事、外交和情報開支，公務員津俸雖然優厚(屈居世界亞軍，多年聯冠為新加坡)，基本設施亦不算差，而政府開支一向維持在GDP百分之二十的合理以至有點偏低水平，因此有擴大派發福利的餘力(這是曾蔭權臨別秋波「大派糖」派得那麼氣定神閒的原因)；然而，「居安思危」，筆者的遠慮是，在爭建公屋以迎合民情的情形下，萬一不久後因物業供應「過剩」或計劃經濟終於釀成經濟災難內地豪客從買家變成賣家，香港物業市道呆滯官地乏人問津，庫房收入驟降便不可免；可是，已納入政策的福利開支不能減縮，為了派發盛宴，香港便得吃老本。眾所周知，香港有「埃及妖後的嫁粧」，錢多得不得了，問題是面臨這種窘迫狀況，加稅(或恢復徵收紅酒稅及遺產稅這類只有有錢人受惠的稅項)加費之聲必甚囂塵上，這可會傷害資本家的「感情」；而此時若出現削減福利的主張，必然萬人上街，爭取「應有權益」，這種情況則會令資本家擔驚受怕。面對如此不妙的現實，資本逃離現況變壞前景不明朗地區的「真理」肯定生效，外資卻步本地集團「走資」成為常象，經濟頓陷風雨飄搖之中。當然，當局有權挪用外儲，但沒有經濟效益地動用儲備，可能動搖港元的穩定性甚至可兌性，屆時便不知如何是好……。 北京遴選治港人選的標準，世人皆知，唯「欽點」何人，則屬國家機密，港人不得與聞(所謂「候選人在你們手裏」，英式幽默而已)，能知「天機」的，只有投票之日已至的非花瓶選委(泛民選委，不過是點綴民主的花瓶)。不過，大家心裏明白，民意只是眾多參考指標之一，因此，當民意與選委之意相悖，後者絕對佔上風， 即「京認政治正確」掩蓋了「草根政治正確」(大家應從「草根民意」貼地的林瑞麟獲高職上吸取教訓)，是必然之事。換句話說，疑似或真正候選人，不可全面無條件無節制地向基層民意傾斜，非花瓶選委的投票意向才重要，而他們獲受權來源耳提面授提點說服，肯定不贊成亂派「免費午餐」。 為了爭取「非花瓶選委」的支持，有意攀登行政長官高位的人，千萬別扮聖誕老人或做黃大仙！